重塑美学比较文学论文

美国汉学家苏源熙（HaunSau-ssy，1960—）教授，现任职于芝加哥大学（TheUniversityofChicago）比较文学系，是近年来活跃在比较文学领域的重要学者之一。从学术经历到学术成果，苏源熙一路收获了诸多荣耀，最引人注目之处，来自他在坚守比较主题与创新比较范式上的双向兼顾。具体到研究对象上，这种兼顾又显得格外突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重塑美学比较文学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重塑美学比较文学论文 篇1：

比较文学美法学派内在精神相容性

摘要：随着美法学派争论的终结，比较文学研究者开始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反思并重新认识美法学派之间的关系。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以及理论属性等方面确实存在着分歧。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范式的转型，而文学研究内在规律的一致性，使美法学派内在精神上高度具有的契合性与相容性。美国学派在发展的过程中肯定了法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建立所做的贡献并认同其基本理论框架以及研究的方法。美法学派之间的争论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活力与动力。

关键词：美国学派；法国学派；分歧与认同；精神契合

1958年9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教堂山召开第二届年会。耶鲁大学教授、新批评的领军人物勒内·韦勒克在会上宣读美国比较文学的宣言书《比较文学的危机》，揭开了美法比较文学学者为期十年的比较文学危机之争的序幕。韦勒克认为，“我们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1]也就是说，比较文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方面都出现了全面的危机，这也形成了美法学派界限分明的印象。随着美法学派争论的终结，比较文学的不断发展，比较文学研究者开始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反思并重新认识美法学派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美法学派在不同时期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同范式时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但是其内在精神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与相容性。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并非是简单的完全断裂或融合关系，事实上，“美国学派是在法国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法国学派研究领域的拓展”[2]。

一、学科属性的探索

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属于文学史的分支，这成为法国学派的代表性观点。韦勒克和雷马克反复强调比较文学是审美批评或者是文学研究，这是美国学派的准则。美法学派关于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还是文学批评亦或是文学研究的定性，事实上隐含着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问题。

文学研究包含了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以及诗学诸多内容。“文学史和文艺批评之间不存在着任何界线。即便是文学史中最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判断的行为。……那些否认批评的重要性的文学史家，其实他们自己就是不自觉的批评家，通常是些因袭传统的标准、接受对作家的定评的没有创见的批评家。不求助于批评的原则——尽管这种原则是不自觉地持有的和朦胧地制定出来的——就不能对一件艺术品进行分析、典型化和评价。”[1]在韦勒克看来，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彼此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的核心，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的基础上。文学理论的形成源于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的审美价值判断，对文学发展进程的研究仍然建立在批评活动的基础上，即使历史上有影响力的著作也要依据一定的文学评价标准做出选择。所以文学史家也是文学批评家，他们在书写文学史时，依据评价标准选择文学材料、评价作家作品、阐释文学现象，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探索文学自身发展的进程与规律。

韦勒克的理论与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的观点不谋而合。王向远认为，“梵·第根主张比较文学‘摆脱全部的美学含义’，并不意味着在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完全不要审美判断，那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只是审美判断必须服从于科学的、历史的判断而已。”[3]在《比较文学论》导言“文学批评——文学史——比较文学”中，梵·第根将文学批评引入文学史。读者的阅读根据自己的目的或是趣味或是受教选择阅读书籍，当阅读不断深入，材料积累更加丰富，就摆脱从阅读中娱乐的目的，开始进行鉴别，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评论。个人的阅读与文学批评密不可分。文学史家在特定的作品面前首先是一个读者。因此，“第一个手续便是‘选择’：只有那具有一种价值，一种‘文学的’价值，即艺术的最低限度的，才配得上文学这个名称。”[4]这也体现了梵·第根强调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对象的“文学性”问题。为了避免毫无史实材料主观的文学批评，“它（文学史）重新把作品和作者安置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把作品和作者之可以解释的均加以解释。”[4]文学史就出现了不同形式：传记的形式；目录学或文籍的历史，这是“考证的批评”。另外，文学史还有一个主要的因子就是“接受到的和给予别人的那些‘影响’的作用”。在国别文学史的研究中，模仿和影响的研究已经存在，将这种方法引入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及近代各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开拓了文学批评的视野。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对象虽然包括了文学史的内容，但是其模仿与影响具有跨越国家界限的特点，因此比较文学史独立于文学史之外而成为独立的学科一。

法国比较文学研究与美国比较文学研究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属性的分歧，根本在于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而并非超越了文学研究本质的范畴。因为，“范式是研究人员通过他观看世界的思想之窗。一般情况下，研究者在社会世界中所看到的，是按他的概念、 范畴、假定和偏好的范式所揭示的客体存在的事物：因此，两位研究人员根据不同范式描写相同的事物，就可能出现相当不同的看法”[5]。

1969年当代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在《文学式的改变》中将科学范式观引入文学研究领域，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与历史有着同自然科学答题相近的研究方式和发展过程。文学范式具有一种能力：用新的阐释方法解释并重塑以往的艺术作品并且能使之面目一新，对历史上的过去提出的问题重新发问，也产生不同的答案。据此，他将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划分为三种研究范式：“古典主义—人文主义”“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和“审美形式主义”范式。19世纪中后期，文学批评更加重视文学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研究，特别强调文学产生的外部环境，如种族、时代、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等。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出现以作品为中心的转型，主要以俄国的形式主义和英美的新批評为代表。审美主义批评以作品文中心对文学性的探讨突出了文学内部自足性的特点。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兴起恰恰处于西方文学批评转型的不同阶段。

法国比较文学的兴起正处于文学研究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范式时期，“传统的局限于作家自身创作灵感和风格的研究逐渐呈下降趋势，注重文学的外部因素研究的文学研究范式逐渐兴起，并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文学研究范式”[6]。这种研究的范式并不关注文学作品本身的批评，相反过分地关注文学的外部环境。法国学者对比较文学学科属性的判定根植于这种深厚的文学史研究传统。19世纪后期比较文学的先驱人物布吕纳介和朗松都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历史上类型的进化》和《法国文学史》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和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引入法国文学史的研究。两者都强调文学史的研究必须以客观的事实为基础，探索文学作品的来源于影响的问题，从而精确地认识文学史现象。朗松在《文学史方法》中认为文学史的研究必须利用记载的版次和印刷此书的目录学、报刊上的书评、私人间的通信、个人日记、读者的眉批、会议中的辩论报刊上的论战等事实材料。朗松的实证主义研究对比较文学的确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梵·第根作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集大成者，他的理论中就融合、渗透着其他先驱者的思想因子。居斯塔夫·朗松正是其中一位无法绕开的重要先驱者”[7]。法国比较文学“开始阶段，主要确立和研究事实关系，着重于二元关系（根据X和Y的公式，其具体化可有无穷尽的模式），深究各种渊源和影响——诸如此类的研究方法都被尝试过，已经导致并继续导致一些重要著作的产生。比较文学史学因此有点像是单一文学史学中经过考验的方法的实用性运用，并且超越了它们，也许还带有最终把这些单一文学史学吞并过来的暗藏的雄心”[8]。

然而，随着学界对实证主义的发难与质疑，而法国比较文学研究遭遇了“比较文学的危机”。

美国学派就是在此背景下的诞生的。韦勒克、雷马克等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都出身于新批评学派。作为20世纪前期美国最重要的批评流派，新批评在30至50年代达到高潮，曾一度主宰美国的文学批评界。文学研究进入“审美主义”范式时期。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主张复归文学的思想反映了新批评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审美的具体特性，艺术作品的标准存在是结构、符号和价值三个方面的统一连贯的整体。文学作品是一种独立自在的存在，文学性是其本质。这种观点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得到充分展现：“真正的文学研究关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实，而是价值和质量……因此，我们必须面对‘文学性’这一问题，即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一美学的核心问题。”[9]至于文学史的研究，韦勒克认为，文学史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关注文学作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对它的阐释、批评和鉴赏；一是，按照共同的作者、风格类型和语言传统划分的各组作品考察其发展过程，探索文学内在结构中文学作品的发展过程。文学史不仅是单纯的历史过程的描述，还要与各个时期价值判断的标准密切相连。比较文学的目标是撰写一部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综合文学史。

法国学派处于以哲学思想为指导的文学外部研究时期，美国学派则开始转向文学批评作为独立存在形式的新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直接导致了法美学派对比较文学学科属性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偏向的定位。然而，“……范式的转换绝不是一种范式打倒另一种范式，不是线型的因果替代，也不是全盘否定旧范式，而仅仅是否定或抛弃其中已为现实证明不合理的部分，其中合理的部分理所当然地已包容在新范式之中。这种变革实质上是主因群的移易，是文艺学备要素重新调整，以形成新的背景——突前关系：原先处于背景地位的因素上升为突前的中心地位，而原先的突前的主导因素则隐入背景。”[10]在理论本质上两派并未否定文学研究中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也证明了其一致的精神内涵。

二、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的汇通

一般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分歧所在，集中表现在影响研究的事实联系和文学性问题上。在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重要的研究者有关比较文学描述性的定义中，已经明确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审视不同时期比较文学的定义有助于厘清美法学派在精神内涵上的共通性。

（一）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研究对象事实联系的肯定

法国比较文学奠基之作《比较文学论》运用描述的方法给予了比较文学相对完整的定义。这实际包含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要求：尽可能多地采纳来源不同的事实材料；考察跨语言的具有“事实联系”的文学现象。梵·第根在文中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4]，也就是本国与外国文学之间的联系。他特别强调了事实材料的关系，在跨语言的文学现象之间能够通过各种资料证明的本外国文学之间传播与接受的关系。就欧洲文学而言，他把这种关系分为三类：（1）不同古典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如古希腊与拉丁文学之间的关系；（2）近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所负的债；（3）近代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三类问题最广阔、最复杂，是比较文学的研究重点，其确立了法国的比较文学史建立在事实联系基础上的影响研究。这也得到了美国学者的认可，“比较文学在克服国别文学史所造成的人为的孤立方面，有著很大的功绩。它认为连贯出西方文学传统交织在无数相互关系出蛛网中。这一思想显而易见是正确的（并得到大量根据的证实）”[4]。卡雷和基亚在继承了梵·第根描述性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

梵·第根、卡雷和基亚等法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观点十分明确：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是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其核心是跨国界的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假借。

雷马克在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是跨越国界文学研究。在研究对象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文学关系的研究，在此研究中有交往的关系也有平行的关系；另一方面是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文学与艺术、文学与人文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宗教信仰等。所以，“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超越国境线的文学，就这一点来说，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是一致的”[11]。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都肯定了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是具有跨越性的文学关系。要进行跨越性的文学关系的研究，首先要有一种国际的角度。梵·第根之于本国文学作品放在国际文学史的背景上的研究，韦勒克的整体性研究，比较文学跳出了国别文学、民族文学的范畴。

美国学派的研究者雷马克肯定了法国学者进行文学研究的愿望和影响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根据以往学者的看法，法国学派在意图上也是打算进行文学研究的，只是过于极端地追求可靠性、实证性，损害了学科研究的意义。影响研究不仅仅在使用僵化的实证方法一味堆积事实材料，这只是显示研究者博学的才华，毫无其他意义；而应在探究了彼此的影响与接受之后，进一步认识文学本身的问题，即保留、扬弃、吸收融化等问题。可见，雷马克同意事实联系的研究，只是认为有待于进一步向文学研究的方向提升。

同样的，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分为两个方面“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文学的外部研究指的是文学作品的产生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创作心理和过程、个性与个人经历等因素相联系。“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即文学的内部研究。它强以调解释和分析文学作品本身为出发点进行文学研究，并认为文学性是文学和艺术的本质。文学作品是“为了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12]。外在的研究可以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理解文学，产生一种因果式的研究。他在肯定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整体性时，实际上也肯定了事实联系的研究的价值，“比较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历史上的事实联系中，正如最近语言学家的经验向文学研究者表明的那样，比较的价值既存在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中，也存在于毫无历史关系的语言现象或类型的平行对比中。”[9]在韦勒克看来比较包括“事实联系”，也包括无事实联系的平行对比。在《比较文学视域中的雷纳·韦勒克》中，胡艳春通过分析韦勒克的代表性著作《批评的注重概念》与《鉴别：续批评的诸种概念》，认为韦勒克非常重视影响研究，并且在实践中超越了先前法国学派在影响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局限，不再拘泥于两国文学二元之间的事实联系，进行多民族、多国家之间文学的多种事实联系的探讨，从时间的跨度上包括西方古典与现代的文学研究，从内容上包括各种文本、各个作家，各种思潮流派运动之间的关联性[13]。

至于美国学派的跨学科研究倡导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研究，从学科开放性的角度看来，是法国学派提出的跨界限的延伸。梵·第根提出的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影响与接受的关系研究，其重要的贡献是使文学研究跨越了国家的界限。卡雷对跨国界精神交往以及一种背景以上文学的研究进一步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美国学派的跨学科研究将跨越国家界限的文学关系进一步拓展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范畴，从本质上体现了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的开放性特征。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在存在某种事实的联系，也契合了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与接受的关系的研究，只不过美国学派摆脱了法国学派对文学关系的影响与接受的事实联系的束缚，从整体联系的思想出发，考虑文学与世界的联系。从文学本身来看，文学是对世界的反映，造就了它与其他学科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等都是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从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初期，并不存在分科的问题，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细化，才出现了文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宗教信仰的分科。文学与世界本身就同处在一个整体之中。因此，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事实联系是一种客观存在。法国学派对文学中事实联系的合理性适合于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事实联系（1）。

（二）法国学派对美国学派研究对象文学性的认定

美法学派在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上已经达成共识，认为是各种文学关系的研究，而文学的关系中包括二元的关系与多元的关系。因此，法国学派研究对象的文学性表现在二元关系中“物质”的东西和多元关系中“一般文学”的性质上。

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要刻画出“经过路线”，刻画出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移到语言学的疆界之外去这件事实。也就是说文学之间的关系中其中一类是物质的东西，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假借”过去。假借最多的是文学的文体或艺术形式、“作风”式表现法，或是“题材”“主题”典型或传说，或思想或情感，实际上就是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问题。“他（梵·第根）将文学创作中的题材、文体、风格、思想与情感等因素提到了比较的日程表上，尤其是题材、文体和风格的比较更具有比较诗学的意义。”[6]

至于“一般文学”或“总体文学”也具有诗学的意义。梵·第根将文学的研究类型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和一般文学。这种划分多依据研究对象的数量，国别文学是一国范围之内的文学，是一元的；“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在两个因子间的‘二元’关系；这些因子或者是作品，或者是作家，或者是作品或人的集团：这些关系则是关于艺术作品的实质和内容的”[4]。比较文学是二元的文学关系。同时在文学关系中还存在多元的关系，这种多元的关系在梵第根看来比较文学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他已经意识到“限于二元关系的比较文学之不足”。文学现象之间的相似可能一种偶然也可能是影响接受的结果。比较文学扩大了本国文学史家研究的视域，但是却不能形成国界文学史的整体认识，比较文学限于“二元”的文學关系之中，致使其无法实现对多国共有的文学事实如思潮流派的解释，因为它们太广泛、太零碎。为了贡献于欧洲整体的文学史，他提出，“凡同时地属于许多国文学的文学性的事实，均属于一般文学的领域之中。”[4]事实上，他特别强调纳入一般文学研究的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多国共有的事实，另一个是具有文学性的事实。在“一般文学”的定义中他再次重申了文学本身的美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研究，显示其内在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或诗学的内涵。

根据梵·第根的阐释，一般文学史与世界文学史不同，首先它需要国际的视域，其次它可以是一种国际的影响如贝特拉尔格主义、服尔泰主义、卢骚主义、拜伦主义、托尔斯泰主义、纪德主义等；一种更广泛的思想、情感或艺术之潮流，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纯理主义浪漫主义、情感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一种艺术或作风的共有形式如商籁体、古典悲剧、浪漫派戏曲、田园小说等[4]。也就是说它是跨国界的短时期内的主义、思想、情感、艺术潮流、形式的研究，这均属于文学性的研究。再者，文学本身的美学上或心理学上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文学作品演变为思潮流派的研究具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意义。

韦勒克发展了梵·第根关于“总体文学”的概念，明确其诗学的意义，“总体文学”这个名称可能比较好些，但它也有不足之处。原来它是用来指诗学或者文学理论和原则的。在近几十年里，提格亨（P.Van Tieghem）想把它拿过来表示一个与“比较文学”形成对照的特殊概念。根据他的说法，“总体文学”研究超越民族界限的那些文学运动和文学风尚……”[12]美法学派已经基本认同，“一般文学”也包含着诗学、文学批评和美学的因素。

所以，美國学派并不反对法国学派对事实联系的考证，而且被认为美法学派根本分歧所在的跨学科研究，从整体性思想考察，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暗合了文学与文学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文学交流形成了文学上的事实联系，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形成了跨学科的事实联系。法国学派自始至终也没有抛弃“文学性”、文学审美价值的追求：从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文学价值标准到“一般文学”所体现的诗学特征，都体现了文学审美判断的标准。

注释：

（1）李伟昉教授在《跨学科研究与影响的关系》（《简明比较文学教程》）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跨学科研究与影响研究在研究范式以及实证方法上的契合之处；并认为在方法论上二者同属一类，提出“跨学科的影响研究”独特术语。

参考文献：

[1]干永昌.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22-123；131-132.

[2]李伟昉.简明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52.

[3]王向远.比较文学系谱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43.

[4]梵·第根.比较文学论[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责任有限公司，2010：3；4；1；51；138；142.

[5]肯尼斯·D. 贝利.现代社会研究方法[M].许真，译.上海：上海出版社，1986：31.

[6]曹顺庆.中外文论史[M].成都：巴蜀书社，2012：3740；3742.

[7]李伟昉.论朗松对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奠基性贡献[J].外国文学研究，2016，（2）：10.

[8]伊夫·谢弗勒.比较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3.

[9]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58-60；28-29.

[10]金元浦.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C]//1992全国中外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115.

[11]王坚良，徐振远.比较文学：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J].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81，（11）：12.

[12]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73，44.

[13]胡艳春.比较视域中的雷纳·韦勒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12-113.

作者：马衡

重塑美学比较文学论文 篇2：

认识苏源熙：比较的比较文学观之建构

美国汉学家苏源熙（Haun Sau-ssy，1960—）教授，现任职于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比较文学系，是近年来活跃在比较文学领域的重要学者之一。从学术经历到学术成果，苏源熙一路收获了诸多荣耀，最引人注目之处，来自他在坚守比较主题与创新比较范式上的双向兼顾。具体到研究对象上，这种兼顾又显得格外突出。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聚焦、对“文化差异”的学术思辨，以及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反思，令他在备受关注的过程中，引发了关于探讨比较文学新空间的思考。

一、泛思与精学：苏源熙的学术扫描

苏源熙受到的比较文学训练，正规且漫长，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90年代。1981年，他毕业于杜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专业是希腊语和比较文学。此后两年，他前往巴黎学习语言学，重点学习中文，并开始攻读中国文学课程。1983年，他又进入耶鲁大学深造，并于1990年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学于斯又教以斯，博士毕业后，苏源熙曾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将其学识与新思传播于世界各地，浸润并影响着莘莘学子。2003年，苏源熙被美国比较文学协会（ACLA）委以撰写十年比较文学报告的重任，这是对他研究才华的肯定与褒扬。

苏源熙的学术视野非常开阔，研究论题涉及中国古典诗学和评论、口语文学、翻译、诗歌、媒介研究等多个领域。这一点可以从他长长的著作名单中管窥一二：《中国美学问题》（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1993）、《话语长城与文化中国历险记》（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2001）、《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2006）、《比较文学介绍》

（Introduc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2015）、《韵律民族志：口头性及其技术》（The Ethnography of Rhy-them：Orality and Its Technologies，2016）、《作为引文的翻译：庄子内外》（Translation as Citation：Zhuang-zi Inside Out，2017）、《我们还在比较吗？》（Are We Comparing Yet9.2019）等。尽管苏源熙治学广泛，但其研究在宗旨上始终保持连贯一致：基于文本细读之新视域，重新思考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致力于拓展新的比较研究空间。

苏氏研究揭示的中心问题，是质疑、启示与新方法。20世纪90年代，“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思潮风头正健，因其“强调差异、诉诸平等，为当下多种族群共存的现实提供了正面的伦理依据，故而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对这种寻求差异并取得广泛成功的研究实践，苏源熙却表达了强烈的质疑。他尖锐地指出，以西方作为文化参照系，预设中西方之间存在差异的合理性，此类看似有意义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实则隐蔽着一种绝对差异的悖谬前提，而不论方式与结论如何，都会使得被用来比较的文化互为参照，反而导致比较研究无法阐述文化差异。那么，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应以何种方式展开，才能走出绝对差异的困境？如果抛弃“文化相对主义”的预设，凸显于其中的“差异性”又该如何祛魅？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启示实践者，苏源熙深刻反思了“差异性”的预設与比较标准，自信地声称“文化独特性的观念从来没有吸引过我”，并努力践行抵抗“独特性”的诱惑，提出了新的比较范式的可能性：重新考量比较文学对象的解读方式，将各种各样的阐释建构进行并置，并使其相互比较。因其研究实践“并没有把汉学当作一种特殊的学科来加以处理，而是直接将其研究对象作为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整体加以研究，同时又能从西方文学与西方文化的背景加以关照”，故而触动并更新了长期以来的汉学传统。

二、跨越汉学研究的误区：以《中国美学问题》为中心

自90年代始，苏源熙就持续关注中国选题，积极地撰写各类研究论文与评论。1993年，一本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中国美学问题》的学术专著引起了美国汉学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界的广泛注意，并荣获了美国比较文学协会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 Prize）奖。这本书正是苏源熙在汉学研究领域的华丽亮相，尽管行文跳跃、言辞晦涩，但却在中国诗学与西方理论的交汇中，触及了汉学研究现状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命题。

苏源熙首先提及其汉学研究的契机：“我认为，把一种感性语言以及不被怀疑的判断归结到中国（或某个可能的‘中国’），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也认为中国文学传统（或这个传统的某一部分）中权威的认知、判断及语言之模式也是值得探索的。”存在于汉学研究中的“文化相对主义”诸相：中国没有“讽寓”修辞（余宝琳）、中国没有历史（黑格尔）、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没有逻各斯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都被苏源熙纳入了探索范畴。以此为批判对象，苏源熙意图诘问以往汉学研究中显而易见的“悖谬”现实——预设的中国“文化独特性”，以及由此延展的研究范式缺陷——过于统一的旧阐释学传统（探寻在对方的文学谱系中找到对应物的可能性）、经验主义（以西释中/中西对立倾向）和单一学科的比较审视视角。

源于对此契机做出回应，苏源熙代表性地探讨了《诗经》是否具有“讽寓”（Allegory）修辞格这个问题，并阐明了其中理由：其一，《诗经》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且已经形成了它自身的文学传统。选择《诗经》及其注释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从开端触及中国的文学样态;其二，《诗经》的诠释系统，是反对“必须有一种文化上适当的解读文本的方法，一种中国解释学，一种中国审美方式”等各种文化决定论的起始，据此可以“尝试着揭翥受限制的或已有定论的起始的多种选择与可能性”。其三，北美汉学家对“讽寓”修辞学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无论研究路径还是理论背景，都以“西方”身份作为关键词。当“讽寓”被运用到中国文学的范围之内，由于远远复杂于在西方自身文学内进行探讨，故而容易形成研究误区——探讨“讽寓”术语在中国语言和文化中的适用性。

按昆体良（Quintilian）的定义，“讽寓”简而言之日“言此意彼”。在中国文学传统范围内，《诗经》因其文本的多义性，被认为与“讽寓”修辞最为接近。因而苏源熙认为，它是探讨有无“中国讽寓”问题的恰好对象。当两种文化相遇后，苏源熙希图通过这个研究对象，建构一个能够最大限度达成共识的平台。从研究方法来看，呈现两个清晰的维度：

一是基于比较的比较性研究。苏源熙将汉学家余宝琳（Pauline Yu）、浦安迪（Andrew H.Plaks）、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阐述的不同“讽寓”观进行并置、比较，并将比较行为本身视为研究焦点。“讽寓”，作为一种修辞方式，不仅仅是文学内部特有的语言结构，也涉及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的解读和阐释。因文本的表面意义和实际意义之间产生了裂缝，所以呈现了理解的多样性。以此作为判断前提，余宝琳明确认为，《诗大序》预设了中国思想的一元论——天人合一观，因文本之“此”与意义之“彼”，处于“天人合一”的同一维度，且因没有“彼岸世界”可资参照，故而与“言此意彼”的二元论不仅相异而且不能互涵，唯有借助“语境化”的定义将二者区分开来。浦安迪虽然承认“中国讽寓”的存在，但却认为它与西方“讽寓”具有本质区别：前者是后者的模仿性扩张，也是西方文化结构化的思维习惯在中国文学上的“投影”。宇文所安也宣称，中国文学缺乏柏拉图所定义的虚构观（文学是对模仿的模仿），只是对“历史经验的真实展现”。苏源熙目光如炬，指出如此“谈论讽寓的中国模式等于抹杀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必将陷入西方教条化和文化相对主义的泥坑。汉学家的逻辑缺陷在他看来显而易见：一为自相矛盾。《诗经》中的中国式修辞，或称“比兴”，首先需要一个实有形式才能实现，例如道德的完美需要借助芬芳的香气，才能归于“善”之类别，构成“道德”和“香气”在抽象上的同一性。正是由于同一性不可避免地被引向“超类”概念，它又转而背离了中国式的“比兴”修辞，反与“讽寓”中的隐喻相通。二为无法反证。“西方讽寓的描述一直建立在理想的活典型的例子基础上——如班扬的《心路历程》或斯宾塞的《仙后》。既然与这种讽寓类型相反的例子已经在西方出现，那么比较西方讽寓与中国讽寓的旨趣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不可否认，以某一阶段的“讽寓”概念来代替“讽寓”本身，不仅会使得“讽寓”定义狭窄化，而且其普适性意义也将遭到质疑。

二是以问题意识为线索来诠释汉学研究行为。苏源熙在书中多次提到“问题”一词，例如，“本书的主题在于描绘一种思考艺术作品力量的模式，并将其视作一个问题”;“假如本书题目中有一个关键词的话，那应是‘问题’”;“试图让‘如何成为问题的’优先于‘问题’是什么”……实际上，他强调的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即从多种思考方式而非从单一的理解出发，以及“将事实作为互动的结果表述出来，而不是作为知识的证据或确定的东西表现出来”。按苏源熙的理解，在提出“中西概念的差异是什么”这一问题之前，何人使“差异”成了问题所在，以及对“差异”问题进行了何种探讨，应该优先加以提问并研究。有无“中国讽寓”，之所以成为一个具体争论，在他看来，源于部分汉学家以非西即中的二元对立逻辑，确定了西方文化的标尺，并将中国描述为西方的“缺失性”对象。很显然，驳斥与论证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谬误是非常有必要的，甚至比提问“中国讽寓”是什么更具探讨意义。苏源熙进而指出，以自身文化作为标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均有违比较文学尊重差异的初衷。因此，任何从地域性概念向跨地域概念转化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其中的可行性，既不能忽略术语所具有的指涉性和内涵，也要注意到不同文化问文本迁移的时空错位。

与其说苏源熙是在谈论比较的标准，不如说他是在反思比较行为本身。毋庸置疑，比较的双方需要建立在“共同性”基础之上，即便差异的出现也无法否认这一点。“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并尊重“差异”，并不意味着要对“差异”进行夸大，或者不愿去面对“共同性”这个前提。如果将“差异”作为比较研究的出发点，或者将它看成研究中一直求证并最終得出确定结论的东西，那么这个研究完成的就是一种循环论证。在循环论证中，西方被当成比较的典范和标尺，中国文学作为文学的特性被忽略或者被取消，沦为范性研究的例证或反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学理论不应满足于对范型的重复，而是要投入对范型的阐释和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苏源熙针对“文化相对主义”所做出的批判，其中蕴藏着一种关于汉学研究的新启示：以变换提问的方式来阐述“差异”，即从对基本范畴的追问（是什么）转向对方法的揭示（如何做），正日益成为新的研究范式之选择。

三、“文化差异”再思辨

“文化差异”一词在20世纪的比较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缺席。中与西在文化连接中，既相互比较又藕断丝连，考验着每一位比较学者的学术感知力与灵敏度。苏源熙的看法代表了近年来北美汉学研究的新动向：从审视“异”之现状而驳斥为“异”而“异”的比较观，继而尝试拓展比较中的“同”之空间。

“文化差异”经常遭遇误读和过度消费，或强调普遍性和独特性的存在，或非“文化中心论”不谈。受此两种盛行思潮影响，苏源熙指出，大批汉学家在勾勒中西差异时，不可避免地得出了某些值得怀疑的结论：一、彰显“差异”的某些例证方式，因未能分清批判跟批判的对象而禁不起反证;二、能够被解释的“差异”依据并不充足。例如，寻求西方哲学理念（“讽寓”）在中国文学阐释中（《诗经》）的合理性;三、西方文化标准仍在跨文化比较中广泛适用。因为与比较文学的研究现状有所抵牾，这些蕴含了怀疑性的结论显然值得重新探讨。

苏源熙认为，当下所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差异，反映于表象，使中国成了西方的反例或例外。东方或中国，被认为是一种西方主流文化的例外与未来典范，而此典范和例外，正是“文化差异”为凸出“他者”所希望占有的位置——“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究其原因，在于翻译是文化交流中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它是这样一个逻辑链条：中西交流以语言的可译性作为基础，承认二者差异的存在，以假定语言间的一致性作为前提。当语言在无关联符号的运用中“发现了共性”之时，就意味着已经预设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区分标准。“文化差异”的宏大命题，由此被置换为以语言为中介，体现于若干具体问题之上的某类差异：“我们（不管我们是谁）与中国的关系，变成一种了解必然性与偶然性、自然与文化、类型与例子、符号与意义之间关系的方法。”苏源熙由此郑重地指出，将诠释作为一种判断而非一种行为，例如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划分精神与物质，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探讨符号与意义，“与传教士汉学的争论主题一样，都是关于中西方文化沟通基础问题的讨论”，仍是“一种老问题的新版本”。实际上，“用对立比较来想事情，有一点太方便了”，停留于“文化差异”的现象性争执，并不能解决现实差异所提出的实际问题。例如，就符号与意义的划分而言，符号的多重性指涉，使得意义不能提供一个足够原始和足够未受文化影响的起点，来沟通中西之间的差异，或者无法通过一种共通的语言系统来对差异进行表述。

因此，苏源熙十分不满这样一种现状——将中国作为西方截然不同之他者的逻辑的延续。针对现有“文化差异”，他不但有话要说，而且还批判地、解构性地进行了表达。

第一重解构，体现为他对“中国独特性”这一预设思维的强烈反对：

“现在还有一些比较文学者执着于做这样的事：挑出一种习见的西方文类（如史诗、悲剧），然后宣称这种文类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又借此寻找探究中国传统价值体系或内在一致性中的线索。”

他又引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之论来为此注解：

“我也可以从世界上某个地方抽出一些特色来，并用这些特色刻意建造一个系统，但这绝非在现成分析现实（这是西方人话语一贯的姿态）……东方对我说来，本是无足轻重的，它只给我提供了一些特点，让我随意安排其中的若干关系，而从此‘臆想’一个闻所未闻的符号制度，与我们自己的制度迥然不同。”

苏源熙形象地称此过程为“中国梦”的建构。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被西方发明的过程中，现在依旧如此。“中国梦”或“中国符号”，成为“中国”在西方思想以及“文化差异”倡导说中的接受方式。受到自我与他者、西与中这种明确的、互相不能越界的范畴的誘惑，部分汉学家满怀喜悦地发现，中国不仅可以作为西方过程（后现代主义过程）的最后一站，而且还具备脱离和取消这一过程的鲜明特征。当西方文化的几种二元现象，在中国都找到了相对应的单元表现，例如，中国式的思维不是集结归一，而是发散和增长，作为后现代主义逻辑前提之一的解构主义，由此得以窥见另外一个“差异”世界。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倡导者们，意图沿着中国之路，去探索一个“发展于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文明”。苏源熙因此批判说，“当后现代的关键词成为文化相对主义的辩护词时，在我看来，整体主义没有放弃它的旧特权。”其意表明，如果一定要以一种与中国模式截然不同的类型作为比较标准，那么“文化独特性”的悖论因此被彰显：首先，尽管比较作为一个凸显差异的过程，“需要预先假定有一种对于比较的文本是共享的单一语言及一套单一范畴，然而比较的关键却在于促使读者在比较时不要有这套预设。”再者，差异确实不断在追寻比较双方之间的区分，然而又不断发现这种区分始终追寻不到，最后它只能变成一种解构式的阅读。

第二重解构，体现为苏源熙对“差异”之“异”提出了新见。苏源熙更乐意将此“异”称为“文化误读”。在他看来，中西差异一直存在两种误读：西方的误读，与东方认为西方误读后而产生的自我误读。前者指西方想象中的“中国形象”，后者指中国认同，位于“西方想象的中国形象”之对立面。在《中国美学问题》中，苏源熙列举了前一种误读现象的发生。是否能够以西方术语“讽寓”作为判断《诗经》独特性的参照标准？针对这个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一些汉学家的典型性误读——将中西诗学的根本分歧归因于不同的本体论范畴。对于后一种自我误读，苏源熙也做出了回应。他认为，中国学者盛宁所阐述的“中国主义”，即呼吁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要丢掉因居于文化霸权中心而染上的优越感，就是自我误读的危险行为——仍将中国当成一种与西方相对的“他者”。换而言之，中国学者本身对于非中国文化采取的排他、防御性态度，同样未免使人稍感遗憾。苏源熙还有意“匡正”说，“中国在西方思想史中担当过很多种角色，有时是西方人的理想，有时又是坏样板”，因而以“中国主义”跟“他者”这两种观念来作为真伪、好坏等的划分标准，既遮蔽了差异的真相，也不利于中西交流的正常沟通。更准确地说，“关于中国的最好思想，不论是什么样的结论，都将是从众多参与者的讨论中浮现出来的，而非由某些具正统性的发言人来宣告。”

四、从方法到关系：比较文学的学科未来

在践行中国文学研究新方法论，以及思辨“文化差异”概念的基础上，苏源熙提出了一种新的比较文学观：比较的比较文学，并将之认定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未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文学重镇转移至美国，进入全球化背景下的跨越式发展阶段。随着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的嬗变不居，美国学者提出了“平行研究”（Parallel Study）的新理念：一是求同、求通的“比较”或“阐发”，另一种是求差、求异的“对比”。尽管此一理念突破性地提出了新方法的可能性，然而却因“疏于方法论建构”而成了囧题。苏源熙有意对此解惑，从三个方面贡献了自己的见解：重思比较定义中的“差异”观、探讨比较研究的新范式、建构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新关系。

苏源熙认为，经验主义的“书写”并非“差异”的全貌。来自中国的证据之异，足可以给经验主义一个思辨的扭转。例证之一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迈那（Horace Miner）等汉学家，即便严厉批判“西方参照系”标准，有意引导对“中国”进行认知，呼吁“让中国的就是中国的吧”，然而还是未能给中国的内部差异留下任何空间。在相关阐释中，如果出现任何一种与“总蓝图”（“中国性”）不相和谐的因素，这些细节就会被甩脱，或者因成为不和谐的“小麻烦”，而被视而不见。当“中国性”成为一种元语境，就会因不言自明性削弱或贫化对于真实中国的阐述。苏源熙也认为，比较文学中的“差异”，并非只有非此即彼两套死板标准。一方面，“比较阅读就是一种强力：它不能让事物保留原来的形态”，另一方面，比较文学考察的是地理意义上的“非西方”作品，而不是异于西方的“他性”。比较文学划分出自我与他者，又潜在地以自我作为标准，实则是旧的自我与旧的他者，被一个判断权力增大的新自我所压制，但却对新的自我和其能力缄口不言。诸如“用他者的眼睛看世界”此类意愿，或者任何指望摆脱矛盾冲突的系统概括，都将被凸显为“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成为辨别“差异”的一种潜在破坏力。

因而，矫治“差异”病症，需要对症下药。苏源熙开出的“药方”是：基于文本细读模式，进行非连续性和主题性的比较研究。一些旧的方法被赋以新意，同时一些熟悉的作品以新的方式并置在一起，使他们相互进行比较。

进行文本细读，旨在反对“至高无上的区分”，而给阅读以最后的发言权。读者解读文本之前，就有了无与伦比权力的读者（“圣人”）为之设定好的理解模式。根据主题意图，“圣人”（典范）也会伪造证据，让阐释行为合法化，以给出某些附会穿凿的阐释结果。例如，《诗经》中的某首诗多被补足有关怎样、由谁及为谁而作的缘由。“圣人”对主观语境的渴求，往往使得他们对文本意义言过其实，另一方面，对一些读者而言，典范（例如诗《序》）则与文本权威相等同。苏源熙极力反对这一无区分阐释行为，强调阅读并非对给定逻辑的循环解读，而是对“如何阅读”的选择。他主张进行文本细读，认为经由它而产生的阐释果实，才是真正被构建为典范的内容。只要这些内容从阅读中产生，诠释者就会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重塑文本，如他所述：“在解释原则与典范问的张力中产生了新模式，这是比较阅读的特点之一。”而当阅读成为一种解读言意不定的文本之新模式，则将为比较研究开辟新的空间。

出于新目的而对旧理论进行的阐释“再造”，有时候显著可辨，有时候却隐晦不明。苏源熙也对此进行提醒：“对比也是一种关系模式，并只能借助于关系来表达。”有鉴于此，将相关作品作为可供选择的立场放在一起，非连续性地、主题性地与“概要性统一”相较量，苏源熙认为这是比较阅读范式之创新。既可破除因外部无法进人（以不可知论的立场进行解读），内部无法走出（逻辑使得绝对差异出现）而导致的比较系统封闭性，又可消散比较文学在跨界旅行之时，常常陷入非花非雾的认知迷茫。因此，汉学研究的“共同研究对象不是在现实，而是在理想的或经文的语境之中，即在由各种各样的见证者建构（然后阐述）而成的中国之中”。

继而，比较文学将如何应对新的学科关系，并将走向何种未来？

比较文学自建制以来，虽被冠以“比较学科”之名，实则是一门课程，远远不足以独立为一个研究领域。但又因比较之存在，它又与多种课程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具有不可抗拒的跨学科特征。苏源熙形象地将之比喻为“转基因”，意即，一旦比较文学跨入其他学科领域，就会造成比较文学的家族特色被广泛传播，从而改变其他学科的学科构造。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理论热”的强力冲击下，比较文学也难逃“理论转向”的宿命，不仅要对不断变换的“文学”定义做出呼应，还要在新出现的热点领域、时期和用于比较的语言里，重新检视各种比较假定。在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图景由此得以构建：对理论的追捧，对文化研究的热衷，以及对跨学科研究的痴迷。比较文学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首要是文学研究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比较文学尽管一心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独立学科，全球化、多元化却与之形成了冲突对抗。因“脆弱的联系”之逻辑，比较文学的身份也成了双刃剑：比较文学对象范围得以扩容，既是比较文学取得胜利的关键，同时又成为自身学科建制上的一种梦魇。当比较文学的学科建制如蜂巢一样，数量上达到一定的上限后，就会有一部分分化出来，重组新的院系和学科。在争夺资源、荣誉和合法性方面，它扮演的是一个危险的角色，而这也正是它作为一门学科，声名不彰又具“噩梦”前景的原因。

消除“噩梦”的方法，则是要寻找学科适合的研究对象，来为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或者说，需要宣传的是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而不是院系名称。苏源熙概括性地指出：其一，比较文学没有自我认定，它在理论中生存，故而需要放宽标准，问或成为对话的发起者。其二，比较文学需要记住它承诺要抛弃的民族/国家界限，而不仅仅是在一片连绵不断的土地上人为、武断地画出线条。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于每位交流者的最终兴趣是交流自身，而非任何国家或个人的“角色”。其三，虽然比较方法倾向于消解众多的身份，至少是将文本众多奇特的表达融汇成一种共同的来源，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仅仅归纳共识是不够的，而应该在比较中体现“差异中的整一”和“异同统一体”，并提供思想新变和渐变的发展轨迹。其四，比较文学需要囊括“世界文学”的维度，寻找多种“第三方参照系”。“世界文学是由一系列差异、寓意、规则和例外构成的。”它没有一套固定的经典文本，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故而，世界文学不是比较文学的对手，而是其研究對象。

与其孜孜不倦的研究努力相印证，在2003年比较文学十年现状报告中，苏源熙高屋建瓴地、明晰且有力地回答了“比较文学的时代？”这个问题：鉴于比较文学总是受到学科上无法归类的威胁，因此“更应该注重基本原理的阐发，关注学科内部对话的阐释（缺少内部对话，比较文学就不能持久）”。鉴于比较文学在跨学科研究空余仍具有纵横驰骋的潜力，因而确定“学科问的关系最好表述为‘和’，而非‘或’”。鉴于其研究对象的嬗变不居，因而“比较文学教导我们要适应多样化的参照系，注意其中的关系，而非定义”。这个回答，既是他阶段性的研究总结，也是他面向未来的研究方向。

（责任编辑 陈琰娇）

作者：刘玲华

重塑美学比较文学论文 篇3：

边缘精神的坚守与西部话语的建构

摘要：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七十年间取得了一系列为全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界同行瞩目的研究成果。其鲜明的特征表现为从西南地域与四川角度出发来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形成了以“边缘精神”为理论气质的“西部话语”流派。其成就与启示是：在学科意识与全球视野的总体框架中坚持“边缘精神”和学术在地性。

关键词：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七十年;边缘精神;西部话语;学科意识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作为中国文艺理论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省文艺理论与批评深入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立足四川，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不仅为繁荣四川文艺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也在推进全国文艺理论发展的伟大进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七十年来，四川省文艺理论与批评界不断与时代共振，持续不断地在新的社会氛围与文化语境下进行理论话语的建构与文艺批评的实践。在这七十年间，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根据中国文艺知识生产规律并结合地方性文艺特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突出表现为从西南地域与四川角度出发来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形成了以“边缘精神”为理论气质的“西部话语”流派。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七十年最根本的学术特征是：在学科意识与全球视野的总体框架中坚持“边缘精神”和学术在地性。从中国古代文论“龙学”到比较文学“失语症”和“变异学”的提出、从“审美学”和中国第一部《美学辞典》到“文艺美学”的学科化、从马克思主义文论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从西方文论研究到中国符号学理论“西部学派”的创建，从中国现当代文论与乡土文学批评到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人类学批评话语的广泛运用……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七十年间取得了一系列瞩目的研究成果。当历史进入新时代以后，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将继续从学科交叉与协同创新等路径与角度出发激活内在潜能，在承续与转换中再创辉煌。

一  学科意识与全球视野：

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七十年的成就与影响

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成就与影响伴随着新中国的七十年风雨历程。七十年来四川省文艺理论与批评成就与贡献首先体现为巴蜀学人在从事文学理论话语建构与批评实践所具有的学科意识与全球视野。虽地处西南边缘，四川省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们却身在边陲而胸怀天下，从而取得了具有全局意义的学术成就，并产生国际性的学术影响力。

（一）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与比较文学“失语症”和 中国学派”的催生

20世纪是西方文艺理论的世纪。西方文论话语输入中国后，使得中国传统本土文论出现“失语症”的文化病症。四川学者就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及其话语重建做了大胆的尝试，其中，杨明照先生、曹顺庆及其学术团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从“龙学”到“钱学”、从“失语症”到“变异学”，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不断提出学术话题并推出重大成果，不仅在国内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杨明照作为四川本土中国话语重建的启发者，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史文献的研究，其《文心雕龙》的研究很具权威性，被誉为“龙学泰斗”。曹顺庆师从杨明照先生，将四川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中的学科优势推进到中西比较诗学的全新阶段。他著有《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比较文论史》《比较文学变异学》等著作。《中西比较诗学》是国内首部以“中西比较诗学”命名的专著，该书从中西方诗学范畴出发，对中西方诗学范畴做了互证互释、双向阐发的深入研究，标志着中国比较诗学学科的形成。2015年，曹顺庆在世界著名的Springer出版社出版了英语专著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系统地归纳了法国影响研究和美国平行研究的特点和弊端，进而提出了适用于当前多元文化时代和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新型比较文学方法论体系，代表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话语建构的最新成果。曹顺庆被誉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他于1980年代开创的中国比较诗学和后期建构的比较文学变异学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巨大反响，为四川省文艺理论与批评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

在中国儒学、中国古典美学研究领域，皮朝纲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学术大家。他一生从事中国传统文论与禅宗美学研究，著述丰富，出版古典美学专著十余部，论文100余篇，其《静默的美学》和近年来的“禅宗美学三书”，填补了中国禅宗美学史研究的空白，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本土特色文论话语的建设及其当代转化。对中国传统古典诗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川大周裕锴教授，著有《中国禅宗与诗歌》《宋代诗学通论》等。除了“龙学”，四川文学理论学者何开四和陈子谦等在“錢学”等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力地参与和推进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在曹顺庆影响下，四川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是比较文学批评与研究中国学派的话语引擎与学术大本营。以曹顺庆为核心，四川大学王晓路、阎嘉、吴兴明、支宇、刘文勇，四川师范大学嵇敏、李凯、张叉、陈佑松、胡志红，西南交通大学徐行言、余夏云、付品晶、董首一等，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构贡献了一大批学术成果。

（二）中国“文艺美学”的学科建设与话语构建

七十年来，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一大批学者积极倡导并参加了中国“文艺美学”学科构建工作，从苏恒的《文学原理新编》对中国文艺美学建设的专业化引导，王世德“美学词典”的编撰工作以及“审美学”的建设性贡献，到四川师范大学研究团队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工作等，四川文学理论工作对新中国文艺美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川大学教授王世德是著名美学家，他对“文艺美学”的专业化和学科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主编了中国第一部《美学词典》，该书出现于美学资料奇缺的20世纪80年代，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美学研究工作，对美学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专业化以及示范性作用。他还明确提出“美学就是审美学”的观点，著有《审美学》，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文艺美学与批评的繁荣和发展，对四川美学研究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苏恒在改革开放初期主编了《文学原理新论》，同时发表了一系列现实主义文艺美学论文，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原理出发对文学原理进行了全新的编写，引入了新方法、新观点、新范畴，促进了“文革”后四川本土文艺美学的学理化发展。在苏恒先生的努力下，中国当代美学家高尔泰很长一段时间在四川师范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有力地促进和带动了四川当代美学的发展。曾永成曾经在四川师范大学工作，与苏恒、高尔泰等人是同事，后调入成都大学。20世纪80年代，曾永成发表《运用系统原理进行审美研究试探》主张系统论研究美学，受学界重视，促进了文艺美学研究的科学化发展。

四川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是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重阵，以钟仕伦、李天道、董志强为代表，将中国古代美学明确论述为人生美学和体验美学。四川省美学学会自改革开放以来聚集了一大批从事文艺美学的著名学者。前会长潘显一的著作不仅梳理了中国道教从汉朝到明清的美学思想史，而且还较为成功地建构了一个道教美学思想史论体系。现会长阎嘉发表了《后现代语境中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戴维·哈维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等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文章，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系列译著《后现代的状况》《论晚期风格》《美学谱系学》等，促进了当代西方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理论建设与发展不断输入新的话语资源。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文和、李永翘、魏红珊、王小平等也从巴蜀石刻、张大千艺术、郭沫若美学和当代影视美学角度丰富了四川本土作家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也丰富了中国文艺学家的文艺美学思想研究。

（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继承与本土化创造性转换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继承与创造性转换，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以来，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拓展这一学术脉络不断向前推进，涌现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

四川大学教授唐正序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致力于构建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并用、内在分析和外在分析结合的文艺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构和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杨名中侧重对俄国马列文论进行研究，如俄国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时期的文论研究，对弗兰茨·梅林、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理论家的文艺思想均有探讨，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思想内涵做出了很好的梳理。李益荪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方向的研究，其相关著述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正本清源，剔除长期附着于真正马克思主义身上的庸俗论和教条主义思想，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的再建工程。冯宪光进一步扩展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面向，这主要体现在其研究中心轉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他的重要著作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1988）、《“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97）、《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问题》（2005）、《在革命与艺术之间 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2009）、《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论》（2011）、《西马文论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2016）等。在他的影响下，其学术团队长期致力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拓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理走向。

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为中心，四川大学教授王晓路、陈波、傅其林、邱晓林、张意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创造性继承与转换工作。王晓路则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文化研究路径，著有《视野、意识、问题：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2003）、《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2007）、《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研究》（2012）、《全球化与人文学术的现代性》（2018）等，以跨学科方式考察了“二战”以来西方社会文化现状的历史成因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之间的关系，拓宽了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领域。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傅其林主要从事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出版专著有《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2006）、《宏大叙事批判与多元美学建构》（2011）、《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2018）等著作。他从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阿格丽斯·赫勒着手研究，延伸至对布达佩斯学派文艺理论进行，并扩展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当前汉语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并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反思纳入中国马克思文论当代范式的构建之中。

二  从西部出发：四川文学理论与

批评七十年的经验与启示

七十年来，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基本没有远离西南区域文化与文艺实践。在追踪学术前沿响应全球学术话语的同时，巴蜀学人还植根于巴蜀大地，特别注重发挥区域优势，强调从本土文艺创作与审美经验中获取思想滋养与创新动能。深入巴蜀生活，从西部审美经验出发，这成为四川文艺理论与批评七十年最为重要的经验与启示。无论是西方文论的中国视角，还是中国符号学文论“西部学派”的创建，无论是四川乡土文学批评角度切入中国现当代文论建设，还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学术积累与文学人类学批评重镇的建设，四川文艺理论与批评一直将西南经验与西部区域作为自己的思想与话语源泉。

（一）西方文论与中国符号学文论“西部学派”的创建

就西方文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四川文学理论研究深度不断得到推进，研究视野不断拓宽，涉猎的外国文学领域十分广泛。在四川文学理论界，其代表人物有石璞、杨武能、龚翰熊、文楚安、刘亚丁等具有全国影响的学者。石璞长期从事欧美文学及西方文论的研究与教学，其主要著作《欧美文学史》（1980）、《西方文论史纲》（1992），皆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杨武能长期从事德语文学、比较文学和文学翻译理论的研究和教学，是中国学术界的德语文化研究的权威学者。

中国符号学文论“西部学派”的创建呈现出从无到有，并向各领域全面推进的局面，并开始出现与其他领域理论相结合来进行综合分析的新动向，出现音乐符号学、存在符号学、应用符号学等，代表人物有赵毅衡、唐小林、陆正兰、黎风、胡易容、饶广祥、赵星植等。赵毅衡是中国当代符号学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名学者。自《文学符号学》（1990）始，赵毅衡结合西学理论开创了中国本土符号学研究之先河。而《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1）则为中国学者进入中国化的符号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宽敞的大门。该论著集符号学前沿成果之大成，结合当下文化形态与中国国情，演绎出一套全新的理论符号学体系模式，推动了理论符号学的发展，标志着中国符号学派的建立。《广义叙述学》（2013）、《趣味符号学）（2015）、《哲学符号学》（2017）等书则为符号学在诸多领域的扩展，意味着中国符号学研究开始向叙事学、文化研究、意义问题等更为广泛、深入的领域延伸。赵毅衡的研究为我国符号文论与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其“符号学三书”所奠定的理论体系为核心，四川省文论符号学学者群体引起了全国学术界的广泛瞩目。

（二）四川乡土文学批评与中国现当代文论

由于“乡土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四川的现当代文学学者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很容易将其与对巴蜀文学、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又因为四川籍作家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出的卓越贡献，使得此类研究拥有了丰富的资料，成果也就非常显著。四川学者吴野、王锦厚、廖全京、李怡、邓经武、李明泉、向荣、向宝云等为四川文艺理论与批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领域赢得声誉。

四川文学批评界老一辈学人吴野曾先后任职于省委宣传部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亲历了四川省几乎所有重大的文艺事件和活动，对西部文学批评特别是四川文坛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李怡便开始了以巴蜀文化与四川现代文学为对象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李怡不仅有《四川现代文学与巴蜀文化》系列论文，还有《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这部影响颇大的四川文学研究专著。他从生态环境、教育状况和文学传统三个方面来阐释“巴蜀精神”和“巴蜀意象”，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区域文化研究切实地推进了一步。近年来，李怡提出“大文学”观，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段从学、白浩等学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强调史料的运用，在大西南文学、文学副刊和新诗等研究中也取得了很多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

邓经武通过《二十世纪巴蜀文学》《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六百年迷雾何时清》等一系列著作，梳理了巴蜀大盆地生命产生以来，在物质、精神创造上所体现的地域文化特征，用大量的材料论述了巴蜀文学的特征，提出“蜀人写蜀事、记蜀言、体蜀风”的关于巴蜀文学研究的界定标准。向宝云主要从事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他在阐释曹禺“隐然”的、通过其悲剧作品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意识方面成果显著，多为学界称道。李明泉的文艺评论以审美体验为核心，重视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哲学性思辨理解和创构，强调在“不能自拔”的文化困境中“突围”。向荣近年来的著作《消费社会与当代小说的文化变奏》和《四川乡土小说论》对四川当代作家群和乡土文学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专门的四川籍作家的研究，則以王锦厚等为代表。他专注于郭沫若研究，并以此为中心，展开了对鲁迅、沈从文、闻一多、饶孟侃、梁实秋等现代文学上的知识分子以及诸多命题的批评辨析。他的诸多研究著作，立足史料，不发空论，实事求是，且态度鲜明，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此外，极具四川特色的文学艺术研究还体现为尹在勤和毛迅的当代诗歌研究、苏宁的巴蜀艺术史和道教美学研究以及廖全京等的川剧研究。

（三）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文学人类学批评

四川地处西南，民族众多，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条件得天独厚。特别是通过几十年来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中心的一大批学者的共同努力，在藏族、彝族、羌族等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四川现代著名学者李安宅是最早运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实地考察和研究藏区的学者之一。他于1938年接受陶孟和、顾颉刚的建议，以教育部边疆视察员的身份赴甘肃兰州，从事藏族文化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在此期间，撰写了有关藏族宗教、文化和民俗等方面的论文若干，并完成了影响深远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是我国对藏传佛教进行实地考察的开端。中国神话学大师袁珂并不是一名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者，但他从1940年代起即专心致力于中国古代汉族以及少数民族神话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在古籍中精心搜求，通过《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国民族神话词典》等著作使零星、片断的中国古代各民族神话传说资料逐渐集中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神话体系，贡献很大。

同样进行宗教和神话文化研究的还有西南民大藏学院院长万果。他因掌握梵、藏、汉三种语言文字，对佛教各教派的教义、修持方法及藏汉因明学的研究功力深厚，所以在藏传佛教典籍的翻译、注解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彝族文学、文化研究方面，西南民大前院长冯元蔚是其中的佼佼者与先行者。他一生致力于彝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与翻译工作，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西南民大彝学院院长阿库乌雾（罗庆春）不但是一名用彝汉双语创作并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现代诗人，同时也是一名致力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理论研究的学者。至于在技术上对彝族文学、文化的研究、传播做出重大贡献的则应以西南民大教授沙马拉毅为代表。他不仅通过《彝族文学概论》《原生态彝族民歌》《汉彝翻译技巧探微》等著作挖掘、整理彝族原生态诗歌，系统论述彝族文学，而且出版《计算机彝文信息处理》等著作，开创了彝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时代，使彝文化的研究、传播更为便利。西南民大原校长曾明通过《彝族文献长诗研究》《大凉山美姑彝族民间艺术研究》等著作对彝族文献中的长诗以及大凉山美姑彝族的建筑、工艺、服饰、文学、音乐、舞蹈等民间艺术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学界反响很大。四川大学教授徐新建虽然同样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研究，但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民族。他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世居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考察研究，着重研究比较文学和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学传统等学科领域。他强调对学科的“不离”和“不立”，对现在主要从事的“文学人类学”也视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为我所用，而非为其所困。西南民大教授徐希平并不是一名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者，但他以古代文学为依托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论点新颖，成果显著。

三  走向新时代：四川文学理论与

批评发展的未来展望与建议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伴随着高校、学会、作协、文学创作群体以及文学批评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在批评实践和理论自觉等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旧时代局限和全球化浪潮的双重推动下，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打破“失语症”的魔咒，开启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西部模式”，涌现出诸如“比较文学变异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化符号学”、文学人类学等一大批理论成果，值得不断回望与整理。新时期，在“互联网+”背景下，数字技术与网络平台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后人类”等技术权力不断挑战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的边界，视觉文化转向、认知科学等新兴思潮不断涌来，给新时代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又带来新的挑战，如何应对，更有待展望与深思。

（一）强化学科意识与全球视野，持续推进机构之间的协同创新

四川作为中国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重地，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建设素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各级高校（包括四川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和教育部直属高校，也包括许多具有特色的地方高校等），文联作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创研室等），民间社团学会（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会、四川比较文学学会、四川美学学会、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等），报刊杂志（《当代文坛》《天府新论》《社会科学研究》《中华文化论坛》等）在开阔理论视野，强化学科意识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也存在深层合作、协同发展方面的不足。由此，通过持续推进文学教育与研究诸机构与团队之间的协同创新来强化四川文学批评的知识生产与批评创新亟待提上日程。

首先要不断加强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机构、学会、团队内部的协同合作，构建良好的成体系的协同互动机制。作为文学理论与批评家集合的重要理论阵地，诸如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会、四川比较文学学会理应具有时代敏锐性，随时就四川本土甚或国内外重大文艺论题、事件、现象展开讨论与回应，提出具有时代性的理论话语，推进理论创新。2010年5月，以“后悲剧时代的灾难叙事与人文关怀”全国学术研讨会暨四川省文艺理论研究会2010年年会在四川宜宾召开，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学术影响力，就是一次很好的理论创新实践。

二是创新构建文学理论与批评机构、团体与高校研究机构、学科组之间的协同合作体系，加强机构与高校之间的紧密联系与交流合作。新时代，认知科学、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科幻文学等新兴议题持续发酵，主动与文艺关联，视觉文化转向、网络文学等新兴文艺思潮、群体不断涌现，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四川高校、科研机构云集，文学理论与批评机构、团体与高校研究机构、学科组应当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尝试合作，创新推进协同合作、研究体系，机构团体成员、文论家、学者、学科组更应该推进互动交流，打破学术成见和学科壁垒，深度挖掘科学技术之于文学研究的诸多可能性，持续推进协同创新。例如2019年4月“数字时代的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暨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在学科的交叉中进行学术碰撞和交流，探讨数字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期望以独特的角度推动“数字技术+文学”“数字技术+文化”的发展。另外，理论期刊阵地《当代文坛》等每年借助年会和中国文学批评高峰论坛的举办，也是持续探索高校学术资源与地方专业媒体协同合作、发展，开启互动促进的新起点。

三是依托团队、机构与高校联动，团队机构间互动，重点培育青年文学理论与批评后备人才，持续带动协同创新走得更远。借助文学理论与批评机构、学会以及新兴文艺团体与高校联动，建议围绕文艺理论后备人才计划，择优选择高校、院系，组建四川文艺理论研究会、四川文艺评论家协会高校联盟，设立四川当代文学批评、评论与理论研究基地。加强互动合作交流同时，着力培养新世纪四川本土青年学术骨干，组建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后备军，孵化创新学术资源。

此外，文学理论与批评团队机构与成员之间寻求协同创新，还需要政府、企事业单位的选择性介入，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社科评奖以及编制《四川省文学年度发展报告》《四川省文学理论与批评年度发展报告》等形式，多元联动推进协同创新。

（二）强化“在地性”“西部经验”与“边缘精神”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广袤，民族众多，更是多元文化集聚的宝地，随着全球化语境、反本质主义、本土化书写、边疆研究等新的学术思潮、视野的发展与推进，如何走出独具地域性与独立精神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之路，值得深思与展望。

一是强化“在地性”，推进四川文学理论批评的本土化观照和发展。“在地”是一个带有方位感和族群认同的特殊名词。如果说方位感指的是“在地”表层的地理区域概念的话，族群认同则指出了其中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意味。就四川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在地性”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强烈寻求独立精神的本土表达。强化“在地性”，一方面需要“理论转场”，保守住一种“重返现场”的姿态和立场，回到四川本土创作生活。文学经验中去，自觉地将古今中外、中心化的场外理论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场，构建起属于四川本土的独特理论批评话语。另一方面，“在地性”强调文学理论与批评应当充分挖掘四川本地作家作品，主动介入本土作家生命经验，推介更多当地优秀作家和作品。以“在地性”批评实践带动“在地性创作”，“在地性”文学创作定会反哺这种“在地性”文学理论批评实践，形成良性互动，推动新时代四川文学理论批评的本土化发展。

二是构建“西南经验”。纵观文学史，至少从明清起，“西南”就已经成为文化、政治、战争、美学、地理、民族、性别等诸多问题的辐辏交点。随着边疆研究、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入，“西南”业已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关注的热点话题，被带入中国文学正统研究领域。从另一层面来讲，“西南”可以是一种方法，借助这一方法，“西南经验”“西南叙事”得以在更深层次全面展开学理研讨与理论研究，构建“西南经验”、书写“西南叙事”，意在全面捕捉书写者、文论家在面对西南地域时的复杂的经验和反应。四川文学版图本质上属于“西部文学”，作为西部文学观照下的四川文学理论批评当属于更大层面的“西南经验”。四川文化多元、少数民族众多，文学创作多有民族书写特色。基于此，建议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有侧重地关注“西南经验”这一议题，结合边疆文学、在地性本土创作实践等视角，以研讨会、批评实践、学术资助等形式持续关注四川西部文学“西南叙事”，带动理论创新，构建学术话语。文论家更应持续关注“西南经验”“西南叙事”，深度挖掘具有独特气质的优秀作家，全方位带动“西南经验”的理论批评话语体系构建。

三是重塑“边缘精神”。如果说“在地性”是一种文化姿态，那么“边缘精神”则是一种文化气质。“边缘”不是一种拒绝与主流或者其他地域交流碰撞的态度，更不是一种刻意而为之的自我边缘化，而是与主流话语展开掷地有声的对话。四川地处西南，有着丰富的巴蜀文化，在不断发展、积累和变异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并积淀了深厚的文化传统。从文化地理学来讲，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复杂的综合性的影响，由此产生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不论是文化、政治、美学、民族、性别，甚或宗教，都彰显出一种有别于文化中心、宏大叙事影响下的独特气质。加之地处文化冲突与交流的聚合点，神话传说、神秘仙境的异域想象，更给西南叙事、经验添加了不少神秘气质。因此，从文学创作层面来讲，重塑“边缘精神”，需要找寻不同于主流创作类型的“西南叙事”，比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叙事，应打破被凝视的“他者”身份，冲破语言表达的牢笼的限制，摆脱宏大叙事的干扰，植根“地域性”和“民族性”，书写“边缘文学之美”。从文学理论与批评话语构建层面来讲，重塑“边缘精神”，四川文学理论与批评需谨慎保持与主流话语同构的距离，植根本土文学经验，寻求适于自身发展的批评路径。尤其是面对四川独特的文艺批评资源以及文学创作类型，应充分借助四川文艺理论研究会、四川文艺评论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等机构、团体的互动交流，深度挖掘并激活四川本土传统文化资源、理论研究资源，带动网络文学、科幻文学批评，给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等新兴类型文学创作带去创作灵感。同时借由团体与高校的互动，政府对科幻产业、网络文化产业等的持续性关注和投入，充分带动科幻文学、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化资源（上古神话等）的吸纳与创造性转化，进而全面激发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实践，形成四川本土獨特的“西南经验”，重塑“边缘精神”。

（作者单位：支宇，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向宝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蒋林欣

作者：支宇　向宝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