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社会保障改革途径论文

今日传媒·社会舆情·法律问题（两篇）主持人：羿克（陕西融德律师事务所主任）主持人语：本期传媒与法栏目的两篇文章都与社会保障有关。首篇文章是西安交通大学法学硕士张峰撰写的《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法律规制的若干问题》。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欧盟社会保障改革途径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欧盟社会保障改革途径论文 篇1：

京津冀社会保障协作：制约因素与策略选择

摘要：高效的社会保障协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从以往的经济合作向协同发展转型迫切要求京津冀政府在法治条件下有序常态化地履行社会保障协作职能来加以应对。京津冀社会保障协作面临地区间法制化协同管理机构缺失、制度政策冲突与服务管理水平不足等现实制约。借鉴欧盟社会保障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京津冀社会保障协作应通过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依法建立社会保障协同管理机构、清理京津冀间互相冲突的法规政策、创新社会保障异地转移接续办法、完善流动劳动力相关管理和服务等途径来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社会保障；政府协作

2014年2月底，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要求打破阻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而社会保障制度的无缝对接就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基本保障。因而研究中央政府和京津冀三地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在法律约束下推进社会保障对接协作就显得尤为迫切。这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保障公民社会保障基本权益与京津冀社会保障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京津冀社会保障协作的现实依据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前，京津冀地区于20世纪80年代初便开始了区域合作。这时期的协作集中于经济协作、物资协作、信息交流以及成立日常工作机构方面。此后，京津冀各职能部门以京津冀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陆续就质监、旅游、信息化、人才开发等领域建立了对口协调联系机制，通过制度化的集体磋商沟通机制、双边或多边沟通来解决区域合作发展中的具体障碍[1]（p.200）。这一时期由于京津冀的合作尚未涉及较大规模的人力资源流动，因此，三地间社会保障协作工作相对较少。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后，京津冀区域合作不断加深。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立。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国家层面的最高规格组织机构。由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同于以往单纯的地区间经济合作，而是以产业转移承接为主的跨区域协作，因而劳动力的大量跨区域流动成为新常态。保障流动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可便携、不受损成为促进劳动力积极流动的重要前提。“以人为本”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政府理应保障各地区劳动者享有均等化的社会保障服务。同年，京津冀政府提出构建三地社会保障制度对接平台的政策目标。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对接必须依靠政府间建立社会保障协作机制来解决。因此，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对接协作就成为政府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与必备职能。

二、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协作的制约因素

在主导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协作的过程中，由于三地政府间协作存在法制化社会保障协同管理机构缺失、社会保障制度间的政策法规冲突与障碍、异地社会保障服务标准化及信息化水平不高等问题，社会保障制度协作推进的幅度与效果大大受到制约。

（一）京津冀法制化社会保障协同管理机构缺失

京津冀政府间协作大多建立在协议的基础上，通过联席会议制度管理三地的沟通协作。1988年，北京与河北环京地区建立了市长、专员联席会议制度。2004年，京津冀建立了三省市信息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2005年，京津冀建立了人才开发一体化联席会议制度。2008年，京津冀建立了联席会议和联络员制度，沟通产业规划等信息[1]（p.203）。由于行政区划的分割，目前京津冀政府缺乏具有实际职权的社会保障协作机构。

区域社会保障协作应建立在统一的决策权和行政管理权基础之上，政府应通过法治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规范与引导。当前这种地区间的联席会议制度缺乏法制化治理方式，不利于保障京津冀合作协商机制的权利行使。京津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域工作联席会议是区域内正式的层次最高的综合性治理机构。但由于参与者（各地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职能属性使其不具备决策和管理的性质，调控能力有限。因此需要中央和京津冀政府转变职能，特别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成立后，更应破除地方利益保护思维，增强对于社会保障协作管理机构建设的认识。

（二）京津冀社会保障制度中存在冲突性、障碍性规定

受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内生环境、统筹层次差异等影响，京津冀社会保障政策存在冲突性规定以及影响社会保障关系转移接续的障碍性规定。这是阻碍京津冀政府推进社会保障协作发展的客观障碍。

京津冀社会保障制度间冲突性的政策规定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京津冀社会保障费用征缴管理规定不统一。以养老保险为例，2011年京津冀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分别为17.7%，22.9%和22.4%。京津冀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规定也存在细节差异。按相关计发办法规定，河北省缴费基数为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北京、天津并不采用上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而是用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这直接导致缴费额的不同[2]（p.146）。此外，三地社会保障费用征缴体制也不相同，北京和天津是社保中心负责征缴，河北则是地税负责征缴。第二，京津冀对于异地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政策存在分歧。京津冀社会保障政策中对于“中人”退休群体的时点界定均不同，导致各地方政府在接受异地“中人”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对其异地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产生分歧。

社会保障制度对接中障碍性的政策规定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社会保障关系转移接续政策规定养老保险统筹账户按12%进行转移。京津冀在遵循国家《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基础上，规定统筹基金按12%转移[3]。养老保险统筹账户在实际操作中未按原来20%的比例全额转出，会导致转移的统筹基金不足以支付转入地尤其是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资金需求，对当地造成很大的财政支付压力。由于统筹基金账户与当地月平均工资有关，而与个人贡献不挂钩，这造成个体之间在缴费贡献与享受权益对应关系方面以及地方之间养老责任的模糊化，进而导致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时不能合理界定贡献以及职工福利的部分损失。第二，政策规定跨省流动就业人员待遇领取地确认的前提条件为须在本地工作的缴费年限超过10年。由于京津冀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该政策会导致个人在工作地按照较高的标准缴纳了养老保险费，退休时却回到户籍所在地按照当地相对较低的标准领取养老金，缴费阶段所做出的社保贡献与退休后的社保待遇之间不对等。上述两方面均不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提出的劳动力无障碍自由流动的目标实现。

（三）京津冀社会保障异地服务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不足

产业结构调整给京津冀带来了大量的地区间社会保障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目前，三地社会保障业务服务还未实现标准化，统一的信息技术平台尚未建立，这无疑制约着政府间社会保障协同对接以及一体化建设的推进。第一，社会保障服务的非标准化。京津冀社会保障服务中还存在着业务经办表格不统一、数据缺乏一致性等问题。例如，异地就医管理服务存在参保地和就医地医保目录不统一问题。在转移接续方面，异地养老手续制度不健全导致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无法顺利接续，退休者的养老权益无法得到落实。第二，社会保障经办技术条件不足。社会保障部门管理能力的提高与先进的技术条件密不可分。社会保障统一信息化平台建设的缺失导致京津冀社会保障信息难以共享、个人的社保信息数据重复录入、系统稳定性差等问题。从基层的调研情况看，有些社会保障业务还停留在手工阶段，部分电子化信息录入也存在着信息质量不高的问题，信息化的程度和效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这从技术层面制约了管理部门提高服务效率，进而成为影响转移接续和全国性统筹的技术障碍。第三，由于目前的社会保障关系转移接续业务量增加，社保经办管理人员的数量及业务能力都相对不足。一部分工作人员素质不高，难以适应电子信息平台多险种、多层次地为服务对象提供高效便捷服务的要求。这对提高管理效率和协同发展的顺利实施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欧盟社会保障协作的经验借鉴

欧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社会保障协作较为成功的典范。欧盟在法治基础上通过超国家治理机构来调控和监督区域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遵循开放式协调等规则实现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成员国之间的社会保障一体化，这对于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协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建立超国家治理机构进行区域间社会保障管理

欧盟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如《巴黎条约》、《罗马条约》、《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等为欧盟社会保障协作提供法律基础，以保护跨国流动公民享受社会保障权益，并依据欧盟层面的法律法规建立了跨国社会保障协调机制。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欧盟机构之间在决策方面形成了密切的磋商、合作和调解机制，以使任何制度和决策程序设计都能够在成员国的控制力及其必要与有效的合作之间寻求到平衡。欧盟主要机构包括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法院是主要代表欧盟整体利益的超国家机构[4]（p.93）。

欧盟理事会是欧盟的主要决策与立法机构。它由代表各成员国政府的部长及其代表构成，主要代表成员国的利益[5]。欧洲理事会由各成员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构成，具有最高的政治级别。因而在欧盟理事会解决不了的政策问题通常要提交到欧洲理事会来解决。欧洲议会拥有部分立法权以及咨询与监督的权力。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行政执行机构，在社会保障协调相关事项上，欧盟委员会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立法动议”，即提出立法建议，推动和维护欧盟及其公民利益的目标，负责起草关于欧盟立法的新建议。欧盟进行社会保障协调的法律基础是基础条约，只提供框架性和原则性的法律规定。因而欧盟颁布了大量二级立法以规制其具体执行，如《第883/2004号条例》（在社会保障协调领域主要是条例）。作为欧盟的最高法院，欧洲法院主要从司法角度保障欧盟法律的有效贯彻及实施，不仅有权对社会保障领域的条例进行解释，而且有权对条例条款的有效性进行解释[6]。

（二）通过一系列法规确定社会保障权益转移对接原则

为了既能尊重各成员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权，又能解决劳动者自由流动时的社会保障问题，欧盟先后通过了若干协调成员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例和指令。2004年以前，欧盟就其社会保障协调颁布了《欧共体1408/71号条例》和《欧共体574/72号条例》即“社会保障对接条例”，解决了跨国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转移问题。该对接条例旨在寻求各成员国间必须遵守的一系列共同原则，以确保各成员国个体行为不会对在欧盟区域内自由流动的劳动者产生重复保障或者遗漏等消极影响[7]。

虽然欧盟后来又对这两个条例进行了修正，但基本原则没有改变。一是平等待遇原则，欧盟成员国不得对共同体公民实行歧视性政策。二是各成员国公民的生活保障权利按照其所在工作国的规定执行，如针对养老保险的协调问题规定当事人以工作地为标准加入该国的社会保障计划。三是各成员国公民的社会保险实行“积累原则”，劳动者在任何成员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年数都应得到所有成员国的认可，养老保险投保者在各国的缴费年限必须连续计算。欧盟社会保障法令提出“最后接管”原则，即当事人退休前所工作的最后一个成员国将负责“接管”当事人在各成员国的那些零散的、少于一年的养老保险期限[8]。四是社会保障权利的“可出口性”，即成员国公民可以把在甲成员国得到的社会保障权益“携带”到乙成员国。由于欧盟实行“谁保险谁负责”的体制，所以劳动者“携带”原有社会保障权益跨国就业并不会增加或减少工作所在国的社保开支，欧盟成员国需要做的只是实行行政管理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9]（p.38）。

（三）以开放式协调管理方式促进社会保障协作

2004年后，欧盟新成员国在社会保障水平方面与原成员国存在较大差距，难以与欧盟已有制度政策规则相统一[10]。2011年12月，欧盟理事会确定了欧盟层面养老金“开放式协调机制”的共同目标[7]。开放式协调意在尽可能地保留各成员国以及次国家主体自主性的同时，实现解决问题的共同战略。各成员国在实践中根据财政实力与老龄化负担水平等具体国情调整本国的养老金政策，以缩小各国之间养老金政策的差距。同时，制定欧盟层面统一的行动方针，列出成员国实现其短期、中期、长期目标的时间表，确保成员国提供基本养老保障。同时规定各国的养老金改革方案不能偏离欧盟制定的统一目标和行动方针，要根据这些目标方针和建议，结合本国国情做出养老金发展战略报告，由欧盟对其进行监测和评估比较。欧盟通过引入对成员国具有软性约束的“开放式协调”的治理模式，促进了各成员国在养老保险政策领域的合作与趋同。

（四）管理服务标准化及构建信息技术统一平台

为方便跨国就业人员的自由流动，欧盟在社会保障领域实施相对标准化的管理和构建统一的信息平台。例如，2003年欧盟委员会在医疗保障领域建立和发展跨欧洲网络，建议已经引入医疗保险卡的成员国实行统一的EHIC表格（以下简称E表格）。E表格包含信息获取申请、社保接续、社保记录、待遇证明、应对特殊情况以及费用报销等统一信息。根据平等对待原则，携带EHIC的个人跨国就医时有权享受和当地国民相同的医疗服务，医院通过网络传输进行即时核实认证。如果公民忘记携带或丢失了EHIC，可要求其医疗保险机构传真或电邮一份临时替代证件，其医疗费用可以立即或回国后得到报销[11]。

四、实现京津冀社会保障协作的策略选择

京津冀政府要从大局出发，积极转变发展思维与国家战略对接，与同级政府规划政策相衔接，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尽快形成社会保障利益协同机制，共同突破社会保障协作的制度困境，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一）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协作关系，依法建立社会保障协同管理机构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国家战略层面的新阶段，流动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权益必须依靠政府间建立合作机制来维护。京津冀区域治理应从国家层面进行整体规划，在京津冀地方政府自愿协商的基础上，打破各省市区的狭隘的地方利益界限，以立法形式建立中央与两市一省政府间的社会保障合作机制。

借鉴欧盟实践经验，京津冀应依法建立具有实际行政权能的专门社会保障协同管理机构，处理跨地区的社会保障事务。应对各级区域利益主体权责范围进行规定，包括协同发展的目标体系、适用范围、资金来源、监督评价等。管理机构可由三地的社会保障部门或相关职能部门归为一个大部门进行管理，增强管理机构的综合管理功能。应加强京津冀社会保障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提高政府运行效率，实现区域利益最大化和各方利益的公平分享。同时还要尽快建立京津冀两市一省高层领导定期会晤制度，在已有的京津、津冀间合作领导小组基础上，建立三地职能部门之间的联系对接机制，定期沟通协调，推动京津冀协作向纵深发展。京津冀社会保障机构可适度集中形成垂直型经办管理机构。实行适度集中的垂直管理机制后，机构整合职能和流程高度统一，能够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同时要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标准，将社会保障协同工作纳入考核内容之中。

（二）清理京津冀间互相冲突的法规政策，创新社会保障异地转移接续办法

建立京津冀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政策信息交流平台，对现有社会保障政策法规中的诸多冲突按照类别加以梳理。对于短期内不能清理的规定，可以先归类再提出解决方案。对于因为制度体系不同无法对接的具体制度，可先定下解决的原则，在协调制度框架下解决。

1.建立京津冀社会保障关系转移接续中的利益折算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应建立在三地政府利益与流动劳动力利益不受损的基础上。为避免跨区域流动劳动者社会保障权利受损，同时保障转入转出地的社保基金平衡、免受冲击，可借鉴欧盟对不同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待遇进行“分段计算”的原则来保障个人社会保障权利的连续性。欧盟“分段计算”的基本思路是“工作地缴费、分段记录，退休地发放”，即劳动者在不同地区工作时，其缴费记录由当地社会保险机构妥善保存，待其要向其他地区流动时，可到当地的社保机构办理一个结算手续并取得相关证明，当其达到退休年龄时，就可以凭借这些以往的记录在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领取养老金。对于统筹账户的转移，目前较好的办法是根据劳动者实际参保缴费状况分段计算并通过福利差异折算，确保社会统筹关系的正常转移并据此计算社会统筹的养老金待遇[3]。这样，三地就能够实现区域间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互通互认，使劳动者在各个不同时期形成的养老保障权益都得到承认。

2.对京津冀社会保障对接中的受损群体进行利益补偿。目前，养老保险制度的“中人”群体是流动劳动者中的大多数，这个群体在转移接续中造成的社会保障权益损失不容忽视。这就要求三地在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中，要适时建立养老金权益与责任划分机制，对“中人”由于制度规定不同而造成的损失进行分担。“中人”为当地的统筹基金做过贡献，政府应在跨地区转移接续中准确估算并明确自身责任，通过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保障“中人”基础养老金权益，进而有效减轻因为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而带来的地区利益冲突。可考虑将其纳入财政管理以便有益于解决制度对接中的问题，这样可使“中人”群体参保的各统筹区域通过区域间的结算机制共同负担流动就业者的养老成本。此外，由于京津冀社会保障制度做实账户规定方面的差异而造成流动劳动力的待遇损失，可通过中央财政的现有调剂基金来解决。

3.巩固和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层次。社会保障统筹层次越高，越能增强社保基金的调剂功能，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地区间社会保障利益冲突。在还没有实现全国统筹的时期，京津冀可先把三地的统筹层次真正落实到省级。同时，政府应建立健全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专项调剂基金，其可以由中央财政投入和一部分向上集中管理的统筹基金构成。社会保障财政投入是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具体表现之一[12]。在合理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责任分担比例的基础上，中央层面应通过专项调剂基金协调京津冀地区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方面的差异[13]。

（三）完善流动劳动力相关管理和服务，建立社会保障关系信息技术平台

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地方政府重视流动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服务需求，完善地方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能力，优化社会保障制度设计。要尽快制定完善标准化的经办流程和具体操作规范，建立标准化的异地社会保障申请及结算表格、异地社会保障协查表格，以保证异地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政策得以顺利实施。同时，应建立稳固的组织支持系统，提高工作人员素质，把经办服务纳入规范有序的轨道。另外，要建立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稽查机构，对管理服务情况进行监督，以提高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的管理服务能力。

社会保障制度顺利对接还需要政府各级经办机构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去落实完成。在信息传递方面，可参照欧盟E表格和欧洲医保卡经验，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信息化网络[13]。例如，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养老保障管理信息系统、统一的养老保障业务数据库，推行京津冀三地医院医保一卡通，发展跨地区远程医疗等，以便掌握参保人的最新情况和加强对领取人的资格审查。当劳动者流动到其他地区，便可在互联网上通过这种标准化的表格向社保经办机构传递信息，从而准确及时地保障劳动者应有的社保权益，也便于进一步防止虚报或者冒领保险待遇的现象。

参考文献：

[1]李国平.协调发展与区域治理：京津冀地区的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郑秉文.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3]杨健.京津冀协同发展 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亟待对接[J].求知， 2015，（4）.

[4]刘文秀.欧盟的超国家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吴宇晖，袁旭东.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能源合作问题研究[J].经济视角，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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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晓东.从“社会保障对接条例”到“开放性协调治理”[J].现代经济探讨，2013，（12）.

[8]董克用，王丹.欧盟社会保障制度国家间协调机制及其启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4）.

[9]田德文.欧盟社会政策与欧洲一体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0]张金峰，李金海.试论新挑战下的福利国家社会保障适应性变革[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5，（3）.

[11]梅丽萍.欧盟跨国医疗保障：背景、理念及行动方案[J].社会保障研究， 2012，（2）.

[12]张金峰，常亚婷.城市养老服务社会化路径探析——以河北省张家口市为例[J].地方财政研究，2015，（3）.

[13]周弘.欧盟社会治理的软工具[J].中国社会保障，2015，（5）.

[责任编辑：刘琼莲]

作者：杨健

欧盟社会保障改革途径论文 篇2：

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法律规制的若干问题(上)

今日传媒·社会舆情·法律问题（两篇）

主持人：羿克

（陕西融德律师事务所主任）

主持人语：本期传媒与法栏目的两篇文章都与社会保障有关。首篇文章是西安交通大学法学硕士张峰撰写的《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法律规制的若干问题》。本文从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的概念出发，揭示了我国企业兼并中社会保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参考日本、美国和欧盟相关企业兼并中社会保障的法律规制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法、分析归纳法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我国企业兼并中社会保障规制的建议。提出以下观点：企业兼并中社会保障立法体系模式应由“多法并存”的分散立法模式走向“一法统驭多法”的立法模式；确立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担”和“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相结合的企业并购中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立法应明确我国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实施监控主体，同时完善其工作职能。

第二篇文章是由长春理工大学行政法学硕士、陕西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贾建伟撰文《国外行政救济制度对我国之借鉴》，本文首先阐述其基本概念，其次阐述了国外的主要国家的行政救济制度，最后总结了国外行政救助制度给我国的借鉴之处。通过本文作者指出其借鉴之处包括：救助制度的法制建设；普遍救助与有侧重点的救助差异化；实施分层次的救助；要逐步让责任承担成为受救助的前提；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程度减少救助的支出。

摘要：本文从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的概念出发，揭示了我国企业兼并中社会保障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参考日本、美国和欧盟相关企业兼并中社会保障的法律规制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法、分析归纳法等研究方法，提出了完善我国企业兼并中社会保障规制的建议。提出以下观点：企业兼并中社会保障立法体系模式应由“多法并存”的分散立法模式走向“一法统驭多法”的立法模式；确立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担”和“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相结合的企业并购中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立法应明确我国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实施监控主体，同时完善其工作职能。

关键词：企业并购；社会保障；法律规制

企业并购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项重要的经营活动诸多主体的利益，如投资人利益、债权人利益，管理层利益、企业员工利益以及竞争秩序所体现的社会利益。在企业并购过程中，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大量员工劳动关系的解除，这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再度失衡，而且会导致社会动荡，因此，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市场经济有序运作的重要保障。

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就是以政府为主体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是政府依法对劳动者报酬和社会剩余产品部分扣除所建立的一笔消费基金，用于在企业并购过程中与企业并购有关的社会成员由于生、老、病、死、伤残和自然灾害等原因而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的物质或者资金的帮助，保障每个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一般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等项目。

一、我国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缺乏系统性

完善的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法体系应当在宪法指导下，以社会保障基本法为基础，以各单行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多层次的法规体系。社会保障基本法是社会保障方面的基础性法律，它应当以宪法为指导，主要对社会保障的对象、范围、实施、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管理、社会保障机构的设置、公民享受社会保障的程序、侵害公民社会保障权利行为的处罚等内容做出明确的规定，从而使劳动者应享受的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实现。我国目前尚无社会保障基本法，因此在实践中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方面是社会保障权利的滥用；另一方面是社会保障权利的被剥夺。这两种结果都是与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初衷相悖的。[1]而且各单行法规之间又缺乏协作、配套，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内容比比皆是，使劳动者感受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有的单位和个人甚至把社会保障制度简单地理解为福利措施，遇到改革每每出现抵触情绪，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将严重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缺乏社会保障基本法，使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工作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

（二）立法层次及法律效力低下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立法，虽然数量庞大，中央的、地方的估计多达数百件，除了2010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外，大多是以是以行政法规（如《失业保障条列》）、行政规章（如《企业员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地方法规（如《海南经济特区从业人员失业保险条例》）、地方规章（如《湖南省城镇企业员工养老保险办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与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同时也与我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相冲突。事实上，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均关乎国计民生，其内容远远超出了国家行政管理的范畴，由行政机关以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形式对其加以规范实属不当，且有以行政权侵害立法权之嫌。

（三）政府权责不对等

在以往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社会保障是由政府和企业包揽的政府——企业单一制的社会保障模式，这一模式是与“铁饭碗”的就业体制和“大锅饭”式的分配体制相配套。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的社会保障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今的需要。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理论都主张应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因为社会保障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全社会的社会保障都应由政府负责。但是一些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国家的教训告诉我们，完全由政府承担全社会的社会保障责任，政府将不堪重负。这些国家目前也在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力图减轻政府的责任。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行了将近20年，从其发展过程来看，也在重蹈高福利国家的老路，即政府举办的基本社会保险缴费率不断提高，名义费率已超过像瑞典那样社会保险高缴税国家。除此之外，政府还要承担社会优抚、社会救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扶贫任务。显然，仅注意发挥或者扩大政府在社会保障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忽视市场和企业、个人的社会保障作用会使政府走入另一个“泥潭”。2

（四）资金筹集制度不合理

我国现行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资金在筹集上主要由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自行制定具体筹资办法和比例。这种筹资方式在实践中的另一弊端是筹资的方法、制度多数是以部门、行业规章的形式出现，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在筹资过程中，往往刚性不足，再加上征收力量不足，不缴或少缴统筹金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不规范的筹资方式很难为社会保障及时足额地提供资金，影响了社会保障作用的发挥。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资金在使用上存在漏洞，不能真正做到专款专用。现行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可以按比例从统筹金中提取管理费的办法，是造成管理费用提取混乱和开支过大的主要原因。据1997年审计部门的有关资料显示，某地失业保险机构的管理费用占失业保险费总支出的33%，而直接用于救济失业员工的部分仅占总支出的7%，其余的支出都是用于风险投资或其他方面的。1997年度全国共侵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90亿元。可以说，上述局面的形成是与我国目前所实行的多方筹资、分散管理的筹资方式直接相关的，这种对社会保障资金的坐收、坐支，收支一条线管理办法，不仅形成高额的管理费用，而且也为部分管理者的腐败提供了条件。

（五）救济制度不健全

社会保障程序法和社会保障司法制度，是社会保障法的实体规定得以实现的途径。在国际社会，有的国家专门设有社会法院来处理劳动纠纷和社会保障纠纷。如在德国，由社会法院负责审理涉及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其他有关社会保障争议方面的案件，与国外处理社会保障争议的司法机制相比，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争议处理机制表现出许多不畅。我国不仅没有独立的社会保障争议诉讼程序，而且也不具备专业化的社会保障争议处理机构和人员，更没有社会法院的设立。虽然有些地方的人民法院设立了社会保障法庭，然而，就全国而言，法院普遍没有设立社会保障法庭和受理社会保障案件，劳动者养老保险权受到侵害时，基本处于无法可依和告状无门的状态。如果说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的话，那么诉权应该是劳动者维护自身权利的最好武器。无司法保障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因此，健全社会保障司法机制，使劳动者在其养老保险权益受不法侵害时能够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应该是国家的一种责任。

二、国外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法律规制对我国的启示

（一）美国

美国的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立法起步是很晚的，1916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率先通过了关于失业保险的法令，但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只是到了1929年美国发生了全国性经济大危机之时，才把社会保障问题提到议事日程。1935年8月14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法》之名首次出现，该法是世界上第一部对社会保障进行全面系统规范的法律，其内容包括社会保险、公共补助、儿童保健和福利服务四个方面。其中社会保险包括失业保险、老年保险、伤残保险；公共补助包括老年人补助、盲人补助、丧失劳动能力者补助、未成年人家庭补助。根据《社会保障法》，独树一帜的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就得以全面、系统地建立起来，并为美国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美国是综合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在这种立法模式下，国家统一制定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律作为社会保障法律部门的基本法，再根据需要制定若干具体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这种体系由一法统驭、多法并行，呈现层次性，有利于社会保障法律的一体化、全民化，以及立法形式的多样化。失业，特别是企业并购过程中出现的失业，是美国和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痼疾，对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稳定构成重大威胁，美国社会保障最初就是以失业保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为了避免30年代大规模经济危机的重现，美国国会于1946年通过了《就业法》，该法宣布，国家的任务就是保证最大限度的生产、就业和购买力，防止经济危机和失业现象。70年代以后，为解决经济衰退和企业并购后失业工人增多的问题，美国联邦通过《失业保险法》规定，政府按雇主过去裁员的人数征收失业保险金，雇主裁员越多，需向政府交纳的失业保险金就越多，从而迫使雇主尽量减少裁员。1974年的《灾害救济法》授权总统对因灾害而失业的雇员进行援助。另外，美国还颁布了限制公私营雇主任意解雇工人的法令，禁止雇主因年龄原因或因参加工会、宗教信仰等而解雇工人，禁止雇主解雇对劳动条件不满或对种族、性别歧视表示抗议的工人，员工只能因“正当理由”才能被解雇，解雇必须经过“适当程序”，即解雇前要给雇员适当警告，解雇时被解雇者有权要求工会代表出席听证会。失业保障是美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出现最早、最重要、最基本、涉及面最广的保障措施，实行的是强制失业保险金制度，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参加。3从60年代开始，美国颁布了许多关于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的法令，较重要的有：《人力开发与培训法》（1962）、《职业教育法》（1963）、《就业机会法》（1964）、《成人教育法》（1960）、《全面就业与培训法》（1973）、《青年就业与示范教育计划法》（1974）、《就业培训合作法》（1983）等。职业培训的方式主要有：入门培训、在职培训、脱产培训、升级培训等，具体工作完全由地方和各培训中心负责，职业培训提高了劳动者素质，有利于劳动者就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业问题，成为社会保障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欧盟

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的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政策已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发展。社会保障的主体任务仍然是由各个成员国政府在承担，在过去几十年中，欧洲国家之间一直有较多的劳动力流动。虽然处理社会保障事务属于各国的国内政策，但处理这些跨国流动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则需要各国政府之间达成协议。为此，在1959年欧洲经济共同体规则中首次就流动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达成了协调。欧共体在过去几十年中在社会保障方面确实已经采取了不少的行动，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绩。近年来随着欧盟的建立和欧洲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建立统一的欧洲社会保障体系的问题逐渐被重视。所谓“欧洲社会保障体系”，是指在联盟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是将原来局限在各个国家范围内的分散的社会保障体系变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早在1951年的欧洲煤钢联营（ECSC）协议中就涉及到有关补偿被替换的工人以及保护煤炭和钢铁工人基本生活和劳动条件等社会保障的内容。1957年建立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AEC)设立了有关工人和公众健康和保护的基本标准。1957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中也承诺要提高生活标准和建立社会基金。1961年欧洲委员会签署了“社会宪章”，其基本精神在1989年欧共体的“劳动者基本社会权利宪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欧盟成立以后，在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方面又采取了一些新的行动，主要表现在对“欧洲社会基金”的修改和发展上：

以前，社会基金的主旨是促进劳动者的就业和劳动者的地域及职业流动。在欧盟条约中对此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其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失业问题主要是由产业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因此通过培训而帮助劳动者转化就业是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因此，新的欧洲社会基金的主旨变成了促使劳动者适应产业变迁和生产制度的变化，其方式主要是通过提供培训和再培训。1993年修改后的欧洲社会基金规则将解决失业问题与年轻人的职业培训结合在一起，并且更加指向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和穷人。此外，欧盟条约还对欧洲社会基金的运行程序进行了修改，使之更紧密地与欧盟的政策相联系。此外，欧洲社会基金的运作上还逐渐试图绕过各成员国政府更直接地通过地方政府、地区性组织、以及一些志愿者组织来运行。这种情况说明欧盟在此方面的独立性和实体性正在逐步增强。1994年，欧盟的欧洲社会基金共获得65亿埃居，占欧盟总开支的9%。4

（三）日本

今天日本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备与日本能根据社会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及时更新密切相关，并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二战前的日本存在着军人以及官僚的抚恤养老金制度，但是对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民间企业的员工以及个体经营者来讲，根本不存在社会保障制度。最早以民间劳动者为对象实施的养老保险，是1939年实施的《船员保险法》，其保险对象为船员。其后，日本进入战时体制，为了把国民各阶层集中于这一体制，1941年颁布了《劳动者年金保险法》，船员保险法的适用对象扩大到十人以上企业所雇用的男性工人。1944年颁布了《厚生年金保险法》，其对象进一步扩大到男女职员，并扩大到被雇佣者人数五人以上，十人以下企业的所有被雇佣者。并于1954年对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颁布了《厚生年金法(新法)》。把过去只是报酬比例制的养老金，改为定额部分加报酬比例部分的双层次的养老金。同时为了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建立以中小企业劳动者、自营业者、农民等为对象，保障老后所得的国民养老保险制度，1959年4月日本国会批准通过了《国民年金法案》，实施国民年金制度。对20—59岁的农民、渔民、4人以下的私营企业雇员及配偶、独立经营者实行强制加入。2000年3月28日日本国会通过《厚生年金保险法》，《国民年金法》等7部有关年金制度改革的法案，大幅修改缴纳年金保险费和领取养老年金的制度。这此法律从2000年4月1日开始分项目、分阶段付诸实施。不难看出，日本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制度的成熟和完善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从 1946年起至1953年，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了《生活保护法》、《儿童福利法》、《残疾人隔利法》及《失业保险法》、《上伤保险法》和《职业安定法》等。1948年修改《国民健康保险法》。并在1956年制定了新的《国民健康保险法》。

自到1973年，每隔大约3～5年修改一次《国民健康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养老保险法》和《国民养老保险法》。5由于这一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支付额得到提高，劳动者工伤保险内容也得到扩充。日本现行各项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制度都是依据相关法律制定的，社会保障的4个部门均有与之相对应的法规和其他法律的有关条款，例如社会保险，属于医疗领域的有《健康保护法》、《国民健康保险法》、《老人保健法》等；属于养老保险领域的有《厚生养老保险法》、《国民养老金法》等，属于雇佣领域的有《失业保险法》、《劳动保险征收法》等；属于劳动保护领域的有《工伤事故补偿保险法》等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与社会保障事业相配套的法规体系，从而为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管理提供了严密的法律依据。

（四）国外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法律规制对我国的启示

1.重视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的功能

社会保障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社会经济体系运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的稳定器，经济发展的激励器，收入分配的调节器，具有保障公民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公平和增进国民福利等功能。在现代社会里，伴随着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分工协作的发展，年老、失业、疾病等劳动风险的存在日益普遍，且其影响面和危害程度也日益加剧。当为数众多的劳动者面临种种不同的劳动风险和收入损失，而得不到及时解决时，社会上就会出现一种不安定的因素。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正好是以解决上述矛盾为己任，使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障补偿获得可靠的基本生活保障，从而有效地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6社会保障立法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环境保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同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对于富余、退休、失业的企业员工的分流和安置，不能单靠企业自身的力量。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帮助企业解决上述问题，使企业能够真正行使用工自主权，进行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2.立法模式坚持本国特色

一个国家建立什么样的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水平如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情，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成员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以及政府的决策。现代国外社会保障立法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从其立法模式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德国、英国为代表的分散立法模式，它们并未制定出统一的、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典，而是按照社会保障的各项不同内容分别制定出不同的法律。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综合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下存在着一部总揽社会保障制度全局的基本法，可防止社会保障各法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在模式选择上要走适合自己的路。在历史上，虽然福利国家或社会保险模式一度成为许多工业化国家参照的典范，但是，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中呈现出的多样化规律和各具特色的发展思路在警示着我们，多样化或者说走特色路才是各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方面上的重要规律，照搬照抄总是不能成功的。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经济体制乃至政治、社会制度等相同的国家却有着迥然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如美国与英国，它们在经济体制、政治制度乃至在许多国际事务方面的主张都如出一辙，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具有选择性的就业保障为主体，而英国却是世界上最早宣布建立普遍性福利制度的国家。因此，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照搬照抄，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之路，才是我们的理性选择。

3.筹资方式多样化

筹资形式从缴费制向缴税制发展。开征社会保障税，把企业并购中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纳入国家预算，是一种覆盖面广、标准统一、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实质是国家财政承担履行社会保障的职能。社会保障税具有税收的强制性、固定性特点等，这使得缴税形式逐步成为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的一种主要形式。目前在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170多个国家中，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在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时采用了社会保障税的形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筹资模式从现收现付制向完全积累制发展。

从国外社会保障发展以及各国社保基金筹集模式的发展历程来看，大多数国家早期一般采用现收现付制，按照以收定支的原则，所征集的保险费除用于当年支付退休金支出和留有一定周转金外，没有积累基金，这是在职一代人供养退休一代人转移支付负担的模式。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类平均寿命不断延长，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使得养老金支付压力不断加大。在现收现付制模式下，为了应付不断增长的养老金需求，只有不断提高税率，这使企业和个人的负担加大，同时财政负担也日益加重，导致支付危机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随后许多国家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进行了改革，改现收现付制为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美国于1983年提出了改现收现付制为以现收现付制为主、部分积累制为辅的一揽子计划，并同时采取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私营保险业的发展；鼓励人们储蓄，以减少政府负担，这就使得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情况得到了大面积的改观。7

作者：张峰

欧盟社会保障改革途径论文 篇3：

欧盟反倾销规则中“社会倾销”条款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

摘 要：自2017年欧盟在反倾销规则中引入“社会倾销”条款以来，中国开拓欧盟市场面临的负面影响逐渐增大，主要表现为增加外贸企业出口成本、提高外贸企业遭受反倾销调查频率、降低外贸企业社会保障与员工权益劳工优势及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失业率。针对于此，中国应积极对标CPTPP条款，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加快优化数字外贸布局，立足WTO司法实践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加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就业培训，逐步化解“社会倾销”条款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社会倾销”;反倾销规则;欧盟;贸易摩擦;劳工标准

“社会倾销”是部分发达国家依据各国差异化劳工标准，提出的变相贸易保护理论。该理论显示，由于劳工标准较低且未向工人提供合理工资，发展中国家同类产品的出口价格大多低于发达国家，由此形成了类似于“倾销”的现象。2017年欧盟修订反倾销协议，将“社会倾销”条款纳入其中。该条款使得国家间“贸易与劳工”问题从双边协商趋势，转变为以欧盟劳工标准强制实施为主导的单边主义。就贸易关系而言，中国与欧盟已经互为重要的贸易目标国。在英国脱欧之前，欧盟连续15年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据商务部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全年，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为4.5万亿元，占外贸总额比值达14%。其中，中国对欧盟的出口额为2.7万亿元，同比增长7.2%;进口额为1.8万亿元，同比增长2.6%。但从欧盟反倾销条例的修订与改革视角来看，条例中劳工标准正式渗入反倾销调查的多个层面，导致欧盟对中国立场表现出一定对立性。自2019年以来，有10起案例为欧盟“社会倾销”实践提供了议题来源，其中9起案件均针对中国。且截至目前，欧盟以“社会倾销”条款为由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仍不断增加。在此情形下，分析欧盟“社会倾销”条款的审核标准及适用范围，深入探讨该条款对中国的影响，并结合国家最新战略政策给予相关建议，对促进中国企业更好“走出去”具有巨大助益。

一、欧盟“社会倾销”条款的审核标准及适用范围

（一）审核标准

2017年，欧盟委员会将“社会倾销”条款替代“非市场经济”条款，作为原反倾销条例中“严重扭曲”规则判定的条件之一。其中，“严重扭曲”指受政府实质性干预而形成的价格或成本。该事项审核时，通常有两项判定标准。其一，“企业是否允许政府力量干预劳工成本”。该条款序言第十二段指出，企业劳工成本将用于计算外部力量对欧盟产业的损害。深入来说，就是计算“国外产品对欧盟产业的倾销幅度”。这一情况下，欧盟则要求成员国采用“社会倾销”条款，判定在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下欧盟产业的支出成本，以及未来因遵守劳工标准而额外支出的成本，并有权对出口国的出口商启动期中复审。其二，“工资成本是否扭曲”。该条款序言第四段指出，在考核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标准时，欧盟成员国需将“工资成本扭曲”作为关键依据。需明确的是，在“社会倾销”条款要求之下，欧盟成员国一旦判定出口商工资成本存在“严重扭曲”，就会认定其存在倾销行为，并采用替代国价格方式核算倾销税。而这不但会导致相关企业“工资成本”要素被错误估算，还会进一步影响涉案外贸产品的正常价值。由此可以看出，欧盟对出口商的出口审核，在劳动要素方面作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二）适用范围

欧盟“社会倾销”条款主要以劳工标准认定出口商的倾销行为，具体适用范围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倾销认定方面，劳工标准可为“严重扭曲”认定服务。若欧盟认定出口商存在“严重扭曲”现象，就会判定其适用的“结构价格”是一种倾销。其次，税率计算方面，劳工标准可用于反倾销税的计算。如果出口商行为被认定为“严重扭曲”，欧盟就会采用“适用价格”代替“从低规则”来计算反倾销税。这代表着尽管出口商损害程度低于倾销幅度，欧盟同样能够用后者计算反倾销税，增加出口商税收负担。同时，若欧盟采用损害幅度计算反倾销税，税率也会因劳工标准问题被大幅提升。最后，出口商待遇直接受本国劳工保障度影响。一般来说，出口国劳工保护水平的变化，极易使欧盟成员国启动复审程序，直接增加出口商法律负担。可见，欧盟“社会倾销”条款会直接影响倾销认定、反倾销税计算与出口商待遇，几乎贯穿反倾销全部范围。

二、欧盟反倾销规则中“社会倾销”条款对中国的影响

（一）增加外贸企业出口成本

在“社会倾销”条款严格限制下，中国外贸企业若想达到劳工标准要求，需投入人力、物力与财力调整贸易产品与流程，这势必会增加出口成本。一方面，出口运作成本增加。“社会倾销”条款要求外贸企业出口除传统流程之外，必须通过申请、审核、认证等环节，并提交对应认证费用，这无疑增加外贸企业出口运作成本。以规模为250-300人的出口企业为例来计算，其通过该条款初审的费用大约为3-6万元，加上审核、认证等费用，共计需要高达10万元才能顺利完成出口运作流程。也就是说，外贸企业若想通过“社会倾销”条款要求，势必面临较高的出口运作成本，且该成本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逐渐增加。另一方面，内部研发成本增加。自2019年以来，欧盟成员国以“社会倾销”条款为依据，增强对外商企业环保标准、技术应用水平的审核力度。受此影响，中国外贸企业不得不调整出口产品的加工流程与技术应用方式，使得研发成本大幅增加。据网易新闻信息，2019年下半年，在“社会倾销”条款严格要求下，中国家具行业为顺利出口欧盟，内部材料、配件研发方面的成本提高近8-10个百分点。

（二）提高外贸企业遭遇反倾销调查频率

自“社会倾销”条款提出以来，欧盟为缩减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中国出口商对本地区市场的冲击，常用该条款对中国产品进行倾销认定。在倾销认定过程中，欧盟会将“工资成本是否扭曲”作为具体对象，采用替代国做法，考量涉案企业的劳工薪资是否符合国际劳工标准。若工资成本被确定为“严重扭曲”，欧盟便会将中国涉案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销售行为认定为倾销，开启反倾销调查。据世贸组织信息，自2019年“社會倾销”实际应用以来，在2年左右的时间，欧盟就以该条例为议题对中国先后发起9起反倾销调查。而欧盟反倾销调查具有一定“行业连锁反应”属性，一旦中国某一企业或产品已经被认定为倾销，该行业的其他企业或产品便很容易在后期中欧贸易中，会因相同原因遭遇多次调查。例如，2019年2月，欧委会以“工时与薪资保障力度不足”为由，对中国浙江、山东、江苏、浙江、重庆等省市的12家玻璃纤维织物企业发起反倾销调查。2020年4月，欧委会再次认定涉及玻璃纤维织物的中国外贸企业存在“工时与薪资保障力度不足”情况，并对涉案企业加收了5年反倾销税费，费率最高达99.7%。可以预见，若欧盟增加对我国不同行业的反倾销认定，则外贸企业遭遇反倾销调查频率也会大幅提高，保守估计或由当前的4.5次/年提升2倍。

（三）降低外贸企业社会保障与员工权益劳工优势

劳工优势即劳务用工优势，指企业在员工基本薪资、福利、日常待遇与社会保障等方面保持的低成本优势。自“社会倾销”条款颁布实施以来，欧盟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作为关键审核内容，重点关注企业是否履行社会保障与基本薪酬等方面的基本责任。在此高审核门槛之下，企业原有劳工优势被逐渐削弱。一方面，降低外贸企业社会保障优势。受中国与欧盟社会保障差异较大影响，中国众多外贸企业难以通过当地相关部门对于社会保障责任履行的审核，被迫退出部分欧盟市场，导致原有劳工优势无法更好发挥。根据相关信息报告，在欧盟“社会倾销”条款限制下，中国鞋类、家具、运动器材及五金产品等外贸企业均遭到欧盟国家严格的企业社会保障机制审核。其中，高达32%的企业由于审核未通过，被迫退出欧盟市场。另一方面，降低外贸企业员工权益优势。在“社会倾销”条款严格规定下，欧盟增加企业员工权益履行责任审查门槛，显著降低外贸企业员工权益优势。中国贸易救济网数据统计显示，2017-2019年间，中国沿海地区至少有5万家工厂遭到欧盟严厉的内部员工权益机制审查，其中超过70%的外贸企业由于无法过审而被取消供应商资格。且部分外贸企业还遭到欧盟方面恶意审核，被以劳动环境恶劣、薪资水平不符合标准等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等理由，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导致原有员工权益优势逐渐丧失。

（四）扩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失业率

早在“社会倾销”条款出台之前，欧盟对华反倾销就已引起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失业问题。例如，针对中国出口皮鞋，欧盟曾征收大额反倾销税，导致该行业失业人员达2万人。在“社会倾销”条款出台后，欧盟对华反倾销审查力度收紧，受此影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失业率进一步扩大。具体而言，对华反倾销欧盟“社会倾销”条款下，欧委会认为，中国外贸企业以牺牲员工身体健康换取商品生产数量的行为具有低价倾销特征，并据此增加对中国企业征税幅度。为有效规避欧盟此类反倾销行为，中国部分主营市场在欧洲的劳动密集型外贸企业只能对标欧盟国家用人标准。而欧盟国家经济发达，在工作时间、劳动安全与卫生、人才资历等方面的要求较高，与中国企业生产和发展状况不符。盲目对接欧盟标准一方面会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量有所减少，从而影响企业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国内大多数业务素质和学历较低的工作人员失业。据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表示，中国劳动密集型外贸企业如参照欧盟劳工标准设置，会显著增加失业人群，导致整个产业失业率增加。例如，中国某玩具出口企业2019年开始执行欧盟劳工标准，2020年第一季度其失业率超过6%。可见，欧盟“社会倾销”条款的实施，必定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就业造成负向影响，扩大该产业失业率。

三、中国可行的应对之策

（一）积极对标CPTPP条款

2020年11月19日，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可深化与欧盟的合作关系。CPTPP条款中关于劳工、环境等标准要求极高，且完全契合欧盟“社会倾销”相关条款内容。故此，为应对欧盟“社会倾销”条款中严格的劳工审核，提升外贸企业劳工优势，中国可积极对标CPTPP条款。一方面，中国政府应积极申请加入CPTPP，将CPTPP条款现行劳动标准中有关劳工社会保障条款纳入劳动政策之中，加快劳动法制建设与落实，为外贸企业营造一个规范的劳工环境。另一方面，外贸企业应在对标CPTPP条款基础上，积极建立劳工长效保险保障制度，针对性完善劳工权益保障规则，构建合理有序的内部劳工标准体系。且外贸企业应结合CPTPP条款相关内容，就基层工作人员薪资待遇差距问题，妥善制定工资分配机制，不断优化内部薪酬结构，强化自身劳工优势。

（二）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欧盟“社会倾销”条款下，外贸企业研发短板进一步凸显，产业链控制能力显著降低。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召元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加强新型产业深度对接，打造全新产业链条，提升企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故此，针对欧盟“社会倾销”条款影响下外贸企业研发成本增加问题，中国外贸企业应持续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一方面，补短板。外贸企业应立足于自身与欧盟各国的产品贸易流程，整合现有产业链，对于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生产环节、核心零部件、关键工艺与关键材料等内容进行合理布局，补齐重点环节短板，强化产业链条韧性。另一方面，锻长板。外贸企业应针对欧盟市场，开展关键技术与产品攻破试点。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应积极借鉴欧盟企业关键技术，充分实行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巩固自身在产业链领先地位。

（三）加快优化数字外贸布局

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健指出，数字外贸已经成为中国摆脱传统贸易困局、提升出口能力的关键途径。在欧盟“社會倾销”条款冲击之下，中国“以低价取胜策略”已经无法提升对外贸易效率，故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应不断加快优化数字外贸布局。一方面，延伸数字外贸合作渠道。2020年4月，国内34个省份政府商务部门与环球资源企业达成数字外贸合作联盟，由该联盟为企业提供专门数字外贸网站推广服务。因此，外贸企业可在现有外贸渠道下，充分借助该组织，与当地商务部门达成战略合作，扩大对欧盟各国产品推广渠道，提升企业出口能力。另一方面，积极探寻政企数字外贸合作。2020年11月27日，阿里巴巴集团与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就数字外贸合作，达成战略合作。以此为契机，中国外贸企业可效仿阿里巴巴做法，在深入欧盟市场之前，先与当地政府达成数字外贸战略合作协议，将产品审批、认证与交易等环节置于线上进行操作，以此避免“社会倾销”条款下的多流程审批，并提升出口效能。

（四）立足WTO司法实践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海乐表示，目前解决欧盟“严重扭曲”问题的最佳方式，是立足WTO司法实践，通过“一揽子”方案强化“适当比较”与“特殊市场情况”二者的关联。而如果外贸企业的工资成本没有被确定为“严重扭曲”，那么企业也就不会被认定为倾销，所遭遇的反倾销调查次数就会大幅减少。因此，中国应立足WTO司法实践，寻求解决欧盟“社会倾销”条款负面影响的“一揽子”方案。首先，中国应从欧盟“社会倾销”条款的最薄弱之处着手，要求欧盟明确“适当比较”与“特殊市场情况”的差别和关系，借此彻底摆脱《入世议定书》中的“替代国价格”逻辑。其次，中国政府应明确指出，《反倾销协定》中的“适当比较”规则，并未解决WTO涉及的“市场扭曲”和“市场经济”等政治性难题，且作为反倾销调查方的欧盟在此方面负有举证责任，由此牵制欧盟的反倾销行为。再次，中国应在2020年新修订的工会法基础上，与欧盟成员国展开协商，确定规范化劳工条款，并敲定各国权益，保证本国劳动者权益和经济发展，并减少欧盟的“社会倾销”认定。最后，中国政府应与可能被认定为市场扭曲的国家达成联盟，共同对抗欧盟“社会倾销”条款，在提升“非市场经济”问题发言权的同时，减少遭遇欧盟反倾销调查的可能。

（五）加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就业培训

2020年8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基础性产业，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向与实际，可以有效带动就业。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潘向东也表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国就业和民生的第一大支持领域。因此，面对欧盟“社会倾销”引发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失业率增加的困境，中国应结合本国产业和经济发展实际，通过再就业培训加以应对。具体而言，政府部门可借鉴上海市的“三五”再就业培训经验，由本地区教育部门联合社区、教育机构和社会企业等主体，共同推出再就业培训计划。其中财政部出财政与补贴政策，教育部门出培训方案，教育发展基金会出资金，学校、社区和私立教育机构出场地和资源，企业出高管、HR等专业培训人员。在具体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失业人员开展再就业培训时，需要采取定期策略，进行多样化培训。例如，针对想从事流水线生产的人员，开展储备性专项技能培训，提升其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对于想从事服务行业的失业人员，进行礼仪形象培训，提高其综合业务素质。通过多方合力以及针对性培训方案，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竞争优势，进而有效化解外贸企业因对接欧盟劳工标准带来的劳动力失业困境。此外，政府部门应以分类指导与再就业引导方式，对不同区域内差异化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引导培训，针对性增加失业人员就业渠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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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青网.商务部：对美国进口正丙醇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延长6个月[EB/OL]. http：//news.ynet.com/2020/07/22/2746405t70.html.[2020-07-22].

[4]李丽，杨艳丽.美国产业补贴政策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影响与对策[J].对外经贸实务，2020（10）：36-39.

[作者简介]芦晶（1986—），女，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法、刑法。

作者：芦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