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政府规制效用论文

摘要：环境问题是页岩气资源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是否顺从环境规制受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环境NGO三方面的影响。通过建立页岩气资源开发环境污染治理的多方博弈模型，分析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环境行为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环境NGO监管之间的博弈关系，最后基于多方博弈的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环境规制的对策建议。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环境保护政府规制效用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环境保护政府规制效用论文 篇1：

环境污染中的博弈问题

【摘要】根据环境保护部于6月5日发布《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来看，我国生态环境质量虽有明显改善，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紧迫性和长期性没有改变，因此本文采用博弈论的方法，把环境保护中涉及的企业和政府二者之间的决策行为数量化，更直观地表达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有关环境外部性问题，分析环境污染中的问题，通过建立博弈问题分析污染行为，分析其结果，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和政策。

【关键词】环境污染 外部性 博弈论

一、引言

2016年世界环境日主题为“改善环境质量 推动绿色发展”，旨在动员引导社会各界着力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绿色发展理念，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履行环保责任，呵护环境质量，共建美丽家园。环境保护部于6月5日发布《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对我国目前环境的总体状况进行了全面盘点。根据公报显示，2015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趋好。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73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21.6%；265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78.4%。同比2014年数据，我国2015年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范围在扩大，从2014年的161个扩大至2015年的338个，达标城市从16个上升至73个，达标城市比例上升4.0个百分点。且2015年PM2.5年均浓度范围为22微克每立方米至107微克每立方米，平均为55微克每立方米，比2014年下降14.1%。美国NASA卫星观测也印证了这一点，观测到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出现了颗粒物的降低趋势。同时，水和土壤污染防治等工作也在积极推进，有的领域已呈现出局部改善的趋势。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点位）劣Ⅴ类水质断面从2014年的9.2%降至2015年的8.8%。

虽然我国生态环境质量虽有所改善，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紧迫性和长期性没有改变，一些新出现的问题也应该引起重视。比如，公报显示，2015年全国地表水Ⅰ类水质断面比例同比降低0.6个百分点。O3即臭氧污染问题逐渐显现。公报显示，O3日最大8小时平均值第90百分位数浓度范围为95微克每立方米至203微克每立方米，平均为150微克每立方米，比2014年上升3.4%。另外，东部城市和区域PM2.5及PM10污染负荷高、北方冬季重污染问题突出、去产能压力大、城市黑臭水体、地方环保工作压力传导不到位、土壤污染总体状况不容乐观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

从Maler在1989年首次试图在博弈论的框架中，对关于酸雨越界问题进行经验研究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论文运用博弈论对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目前，国内许多学者在环境保护的效率问题、排污权问题和污染治理投资问题上都曾经运用博弈论进行过研究，杨风娟（2007），栗凤娟、郭成苇（2005）、王鹏飞（2007）等人从经济学及博弈论角度分析了环境污染的原因，认为环境资源的产权、外部性及市场失灵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潘勇（2000）、朱满德、刘超、董景奎（2007）等学者则从博弈分析工具对屡禁不止的排污现象、污染反弹现象进行了研究，但对如何防止污染反弹并没有给出有效的分析结论。尚宇红（2005），熊鹰、徐翔（2007）、刘志荣（2007）就环境污染中的政府监管与企业行为进行博弈分析。蒋军成（2008）基于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之间的关系，对环境污染中二者之间的行动策略进行了博弈分析，同样认为政府的处罚力度对企业排污的选择策略有重要的影响。孙米强、杨忠直（2006）通过对政府、企业和公众在排污与监管过程中的策略行为进行了分析，提出要扭转环境污染的态势，政府需要加大处罚的力度，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污染治理，同时应该降低环保设备和污染处理的技术成本。

博弈论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就是把环境保护中涉及的企业和政府二者之间的决策行为数量化，更直观地表达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博弈双方的支付函数、所获得的环境收益及支付成本指标的量化，使得博弈论成为分析环境污染规制问题的有效工具。

如今博弈论已广泛应用于经济学，虽然它改变了传统微观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假设，即决策主体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并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也就是在相互存在外部经济条件下的个人选择问题。但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研究模式又是一致的，即强调个人理性，也就是说在给定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最大化。本文即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有关环境外部性问题，分析环境污染中的问题，通过建立博弈问题分析污染行为，分析其结果，从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和政策。

二、模型构建

（一）假设条件

第一，整个博弈过程只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局中人，且企业和政府都是风险中性的。

第二，博弈双方在信息方面的不对称。

第三，企业和政府都是理性人，都关心自己的目标利益，政府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且由此决定了双方的决策行为。

第四，作为局中人的企业的纯策略选择是污染或者治污，而作为局中人的政府的纯策略选择是规制或者不规制。

第五，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因此须经过多次动态博弈，才达到一个博弈均衡，但为了分析方便，这里不再考虑多次博弈的复杂过程，只考察最后一次博弈过程。

（二）参数设定

C1为企业的治污成本；

R1为企业治污的收益（企业因治污而社会形象提升的收益）；

T表示政府对企业的污染行为的罚款；

C2為政府对企业实行规制的成本；

R2为政府因污染减少而获得的形象的提升。

根据实际情况可知，T>C1-R1，否则在政府规制的情况下，企业宁愿接受罚款也不会选择治理污染；C1-R1>0，否则企业会自发的进行治理污染，与事实不符；T-C2>0，否则政府不会对污染进行规制。

（三）模型建立及求解

如果企业治污而政府规制，则企业的效用为R1-C1，政府的效用为R2-C2；如果企业治污而政府不规制，则企业的效用为R1-C1，政府的效用为R2。

如果企业污染而政府规制，则企业的效用为-T，而政府的效用为T-C2；如果企业污染而政府不规制，则企业的效用为0，而政府的效用为0。

由此得到支付矩阵如下表1

由划线法可知，该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只存在混合策略均衡。

下面求得该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概率分布。

设企业的混合策略s1=（p，1-p），即治污的概率为p，污染的概率为（1-p）；政府的混合策略为s2 =（q，1-q），即规制的概率为q，不规制的概率为（1-q）。

在企业的混合策略s1=（p，1-p）下，政府规制和不规制的策略效用分别为：规制时效用为p（R2-C2）+（1-p）（T-C2），不规制时效用为p*R2。当两种策略无差异时即求出企业混合策略的均衡解，令p（R2-C2）+（1-p）（T-C2）=p*R2，求得p=1-C2/T，1-p=C2/T。

同理，在政府的混合策略s2=（q，1-q）下，企业治污和污染的策略效用分别为：治污时效用为q（R1-C1）+（1-q）（R1-C1），污染时效用为q*-T。当两种策略无差异时即求出政府混合策略的均衡解，令q（R1-C1）+（1-q）（R1-C1）=q*-T，求得q=（C1-R1）/T，1-q=（T-C1+R1）/T。

综上所述，得到这个博弈的混合策略解

[s1=1-C2/T，C2/T；S2=（C1-R1）/T，（T-C1+R1）/T]。

（四）结果分析

进一步，可以得到在纳什均衡时政府的期望效用为

q*[（R2-C2）p+（1-p）（T-C2）]+（1-q）*R2*p

=R2（1-C2/T）

显然，它与政府对企业实行规制的成本C2、政府因污染减少而获得的形象的提升R2还有政府对企业的污染行为的罚款T有关。一般地，C2和R2可视作固定，增加T的值，可以使政府的期望效用增加，作为政府对企业的污染行为的罚款额，由于T便于控制和改变，因此成为政府对企业污染规制的主要手段之一，且由于p=1-C2/T，通过增加T的值也会增大企业选择治污的概率。

纳什均衡时企业的期望效用为

p[（R1-C1）q+（R1-C1）（1-q）]+（1-p）（-T）q

=R1-C1

显然与政府对企业的污染行为的罚款T无关，即政府对企业的污染行为的罚款额增加并不会影响企业的期望效用，仅与企业的治污成本C1和企业治污的收益（企业因治污而社会形象提升的收益）R1有关，在尽可能降低企业治污成本的同时积极树立环保企业的形象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期望效用，还可以减少政府规制的概率（根据1-q=（T-C1+R1）/T可知）。

（五）改进的基本博弈模型

基于最优化的角度，最佳的均衡点无疑是（企业治污，政府不规制），这样既可实现环境改善，亦可降低政府的支出，从社会全局的角度来看实现了共赢。为此，需要引入新的参数改变双方的支付函数，如政府发放排污企业治污补贴B，则企业从“治污”中受益，即R1-C1+B>0，此时新的支付矩阵如下表2

由划线法可知，该博弈存在唯一纯策略纳什均衡，即为[治污，不规制]，此时企业自觉主动地进行治污，而政府无需规制。

三、结论及建议

对政府而言，政府对企业实行规制的成本、政府因污染減少而获得的形象的提升还有政府对企业的污染行为的罚款可以有效的影响政府的期望效用，且政府对企业的污染行为的罚款额也会影响企业选择治污的可能。而企业的期望效用仅与企业的治污成本和企业治污的收益（企业因治污而社会形象提升的收益）有关，在尽可能降低企业治污成本的同时积极树立环保企业的形象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期望效用，还可以减少政府规制的概率。如果有效的增加企业治污的收益，即可促使企业自发的选择治污，而政府无需为规制付出成本。

对此给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有效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通过大力宣传环境保护的迫切性，促使公众自发加入到环境监管之中，可以有效分担政府的监管投入，还能明显增加监管力度；二、合理增加企业治污的收益。通过宣传等方式为环保企业提升形象，鼓励公众选择环保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将污染企业的罚款转移支付给环保企业以实现环境补偿；三、加大企业污染的机会成本。可以从多方面实现，例如直接实行严格的罚款制度，取消或减少相应的政府优惠政策，通报批评企业的污染行为等等。

参考文献

[1]李本庆，丁越兰.环境污染与规制的博弈论分析[J].海南大学学报，2006，24（4）：541-545.

[2]王玲玲，李新春，马骁.环境污染税的博弈论分析[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3，7（1）：15-17.

[3]郭桂祯.博弈论在环境污染的作用[D].山东：山东大学，2008.

[4]王斌.环境污染治理与规制博弈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

[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7]邹云锋.环境容量约束下的企业排污监督分析[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3.

[8]李奎.环境污染问题博弈分析[D].河南：郑州大学，2008.

作者：胡星

环境保护政府规制效用论文 篇2：

基于多方博弈模型的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环境规制建议

摘 要：环境问题是页岩气资源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是否顺从环境规制受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环境NGO三方面的影响。通过建立页岩气资源开发环境污染治理的多方博弈模型，分析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环境行为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环境NGO监管之间的博弈关系，最后基于多方博弈的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环境规制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博弈分析；环境规制；环境NGO；对策建议

引言

页岩气是从页岩气中开采出来的天然气，而页岩气资源开发是新兴能源产业之一，但页岩气资源的开发也伴随着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的环境保护部门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环境保护涉及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环境NGO和企业的利益，这四方面中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关系，致使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导致的严重环境污染事件时常发生。因此，借鉴国外页岩气资源开发的先进经验，建立有效的页岩气资源开发的环境规制，以期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需要对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的环境规制进行相应的研究。众所周知，页岩气资源开发的环境规制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及环境NGO多方联动配合。

诸如中央政府如何制定有效的环境规制，地方政府是否顺从中央政府的环境规制，环境NGO如何配合政府的监管行为，这些都已经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的环境行为受多方影响因素的影响，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环境NGO的影响。张雁林、杜建国等[1]在“企业环境污染治理的三方博弈”中研究了企业环境污染治理受政府和环境NGO的影响，并对三方在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均衡分析，得出企业在不同情况下的环境污染治理策略，对政府完善环境规制有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潘峰、西宝[2]等在“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中，基于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决策的演化过程。陈仁斌[3]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执行中的博弈分析”中，探讨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执行的博弈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上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环境NGO与企业环境行为的博弈模型，而企业环境行为同时受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环境NGO多方面的影响，本文以中央政地方政府、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环境NGO四方博弈模型为切入点，依据模型分析的結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为我国正在开展页岩气资源开发的环境保护提供一些借鉴。

一、多方博弈模型的建立

假定在一个经济体中，所有的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抽象为一个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政府环保部门对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的环境监管不受其他任何企业的影响，政府环保部门代表政府行使环境监管职责。在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环境NGO所形成的多方博弈中，我们假定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环境NGO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在经济行为中都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地方政府追求利润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中央政府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环境NGO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博弈的一方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的环境行为是：服从环境规制或不服从环境规制；地方政府的环境行为是：监管或者不监管；中央政府的环境行为是监管或者不监管；环境NGO的环境行为是监督或者不监督企业的排污行为。在博弈中，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环境NGO都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自己的行动。

假设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的预期收益为W，其生产的页岩气产量为Q，收益是产量的函数，即W=W（Q）。页岩气产量的大小与企业是否服从环境规制对污染进行治理有关，假设服从环境规制时，页岩气产量记为Q1，对应的收益为W1，如果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不服从环境规制时，页岩气产量记为Q2，对应的收益为W2。由于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服从环境规制，就需要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导致增加其生产成本，影响页岩气产量，因而有Q2>Q1，W2>W1。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服从环境规制，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提高了企业的声誉。反之，如果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不服从环境规制，当期的页岩气产量虽然会有提高，但环境污染会贬低企业的社会形象，降低企业的声誉，即企业的声誉成本H1受排污量影响，不服从环境规制的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的收益为W2-H1。地方政府的预期收益来源于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所上缴的税费，记为T，企业所缴纳税费与页岩气产量成正比，而不服从环境规制时税费大于服从环境规制时税费，即T2>T1。同时，地方政府对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进行环境监管需要成本，即政府环境保护监管成本，记为C1。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不服从环境规制一旦被地方政府环境监管部门查处，将会被按照环境规制进行罚款，记为F1，地方政府对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的罚款也形成地方政府的收益。如果地方政府只顾追求税收利益，不顾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是否对企业是否污染环境，会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会降低政府部门的社会形象，地方政府也会为之付出声誉成本，记为H2。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自于油气资源开发企业的部分税收T3，如果中央政府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监管，中央政府也需要承担环境监管成本，记为C2，假设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不服从环境规制被中央政府查处，则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会承担相应的罚金F2，地方政府由于没有妥善的监管环境，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罚金F3，这两部分罚金同样也会作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环境NGO假设对企业是否服从环境规制进行监督，会产生监督成本C3，同时受到来自于政府与公众所组建的公益基金的支持W3，而如果此时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不服从环境规制，则需要承担名誉损失H3，经济损失L。

综上所述，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环境NGO的博弈关系（如下页表所示）。

该博弈模型解释了企业环境行为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环境NGO和企业的相互关系。通过建立该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如果环境NGO的监管成本小于其收益，即C3

第二，如果企业不服从环境规制时，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罚款小于其监管成本，即F1

第三，如果企业不服从环境规制时，中央政府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监管，则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就是监管企业行为。

第四，如果环境NGO选择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则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的最优策略就是服从环境规制。

第五，如果企业不服从环境规制，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环境NGO均选择不对企业进行监管，此时企业的效用最大。

第六，如果环境NGO的监管成本小于其收益，即C3

第七，如果企业不服从环境规制时，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罚款小于其监管成本，即F1

第八，如果企业不服从环境规制时，中央政府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监管，则地方政府的最优策略就是监管企业行为。

第九，如果环境NGO选择监督企业的环境行为，则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的最优策略就是服从环境规制。

第十，如果企业不服从环境规制，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环境NGO均选择不对企业进行监管，此时企业的效用最大。

二、完善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环境规制的建议

第一，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加大对企业的排污处罚力度。环境法律法规及标准是我国政府环境监管部门实施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属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范畴。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标准，但是，页岩气作为新兴能源产业，针对页岩气资源开发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还有待完善。西方国家大多都制定了比较严格的环境标准，并强制企业遵守，对工厂排放的各种污染物进行控制。同时，针对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物，可以制定相应的排放标准，加大对不服从环境规制的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的处罚力度，限制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对环境的污染，进而有力地对环境进行保护。

第二，降低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监管的成本。由上述博弈结果表明，高额的监管成本会使得政府权衡企业的罚金与監管成本做比较，以期获得政府效用的最大化。较高的监管成本，降低了政府对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的监管动力，同时，较低的处罚力度也使得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更倾向于以环境的代价获取高产量，进而达到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降低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监管的成本，不仅可以加大政府对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管力度，还可以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进而达到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通过分析博弈模型可以得出，环境NGO只有对环境进行监管时，公众与政府才会给予环境NGO一定的经费。也就是说明，如果环境NGO不对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监督，则环境NGO是0效用的。同时，环境NGO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监督同样需要监督成本。如果监督成本大于所的效用，环境NGO就不会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监督。因此，我们要通过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自发地对不服从环境规制的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进行监督，而不是仅仅通过权衡利润分配。通过宣传环境保护知识，环境污染对人们的伤害，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等，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进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第四，建立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制度。通过以上的博弈模型可以得知，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所获得最大利润的策略是地方政府不监管、中央政府不监管、环境NGO不监督。这种情况存在的概率几乎为0。我国可以建立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制度，通过对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强制性限定，可以使得环境污染得到很好的控制，有利于改善受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影响的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以及生态环境质量。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制度的建立，不但可以提高环境保护的定量化与科学化水平，而且对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4]。该制度的建立使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通过强制服从环境规制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政府管理部门能够及时掌握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对环境污染的总体情况，进而对污染环境的页岩气资源开发企业的污染环境行为加以控制[5]。

参考文献：

[1] 张雁林，杜建国，金帅.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三方博弈[J].生态经济，2015，（4）：29-33.

[2] 潘峰，西宝，王琳.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97-102.

[3] 陈仁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执行中的博弈分析[J].学术理论，2015，（3）：317.

[4] 任旭东.环境规制对中国能源产业清洁生产的激励机制：一个两阶段博弈分析[J].产业经济评论，2015，（4）：17-47.

[5] 彭民，雷鸣，孙海燕.我国页岩气资源开发环境影响的规制建议[J].四川环境，2015，（5）：136-139.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Proposals for China’s Shale Gas Resources

Development Based on Multi - party Game

LI Li-ping，SONG Hai-xia，PENG-min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Economic Management Institute，Daqing 163000，China）

Key words：game analysi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environmental NGO；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責任编辑 史丽丽]

作者：李丽萍　宋海侠　彭民

环境保护政府规制效用论文 篇3：

中央环保督察效用逻辑中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调适

摘要 中央环保督察作为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是环境治理领域的重要制度创新，对于改进地方环境治理，提升环境绩效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环保督察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并取得显著成绩，但现有研究却缺少对环保督察运作与效用逻辑的深入研究。文章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31个省份对外公布的《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进行三级编码，构建了一个“压力-调适-产出”模型，以阐释中央环保督察的压力传导与地方政府的行为调适，在此基础上勾勒出中央环保督察的效用逻辑。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在实施过程中，层层传导出强制性与规范性制度压力。首先，通过“一竿子插到底”的下沉督察、督察组的“高配”设置以及整改的“双重监督”体系，对地方政府传导出服从、问责、整改三重强制性制度压力;其次，通过环保督察背后所彰显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地方政府形成规范性压力。面对环保督察的制度压力，地方政府从“内部与外部”“纵向与横向”四个维度积极调适环境治理行为。通过对内调整注意力与资源分配，对外吸纳社会与市场力量，横向整合部门资源，纵向贯彻环保压力，实现了环境治理多元共治、协调联治、上下齐治的新格局。正是在环保督察压力下的地方政府的行为调适，推动了环境治理绩效的改进与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的建立。在既有概念模型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发挥制度效力，应从建立容错机制、周期性督察嵌入常规环境治理体系等维度持续完善环境保护督察制度。

关键词 环保督察;环境治理;扎根理论;压力传导;行为调适

近年来，为缓解依然严峻的环境问题，中央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强化环境保护顶层设计。2015年7月1日，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提出建立环保督察工作机制，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随即于2016年1月在河北省启动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试点。截至2017年10月，已分四批次完成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全覆盖的巡查，并于2018年分两批次对20个省份进行环保督察“回头看”;2019年5月5日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向辽宁、四川等10省份反馈“回头看”督察意见，标志着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全部完成。通过此次环保督察及“回头看”，直接推動解决了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15万余件，共移交责任追究问题509个[1]。生态环境部表示，第一轮督察及“回头看”，有效压实了地方党委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取得了“百姓点赞、中央肯定、地方支持、解决问题”的显著效果[2]。2019年6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明确“原则上在每届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内，应当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有关中央企业开展例行督察，并根据需要对督察整改情况实施‘回头看’;针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视情组织开展专项督察”，这标志着环保督察走向常态化。据悉，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2019—2022）工作目前已启动。环保督察从试点、全面铺开再到常态化，引发若干学术思考：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何以在短短三年内取得显著效果？自上而下的环保督察是如何成功地对地方的环境治理产生影响的？面对中央环保督察，地方又是如何调适应对与改进自身的环境治理行为？

1研究综述

当前，环保督察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①环保督察缘起、发展历程及其比较研究[3-4]。②环保督察绩效的实证分析：集中探讨了生态环保督察与改善空气质量[5]、降低空气污染[6]、提升上市公司企业绩效[7]等方面的关系。③环保督察的效用逻辑研究：庄玉乙等[8]以H省S县的个案为例，从“战略-结构-绩效”的视角分析了环保督察压力下地方环保部门的组织调适和扩权。郭施宏[9]则认为环保督察背景下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源于环保任务的政治化及环境治理政社互动的增强。基于中央环保督察在浙江的实施案例，郁建兴等[10]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探讨了环保督察对地方环境治理目标的纠偏及信息不对称性的削减，进而实现了环保督察在纵向治理中的有效性。贺芒等[11]以S省P市为个案，认为环保督察对地方形成了督办、问责和动员三重约束力，由此改进了地方环境治理绩效。毋庸置疑，现有关于环保督察理论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为深刻理解环保督察制度及其绩效逻辑提供了历史脉络与研究视角。但客观地看，以个案研究阐述环保督察的效用逻辑，其个案能否准确、全面的代表地方环境治理行为逻辑的转变仍值得商榷。研究认为，基于中央环保督察对地方全覆盖的特性，可以从全国各省市整改情况文本中提炼出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的地方行为调适机理，进而勾勒出环保督察的效用逻辑。鉴于此，文章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全面剖析中央环保督察所覆盖的31个省级行政区面对督察时的行为调适，探究中央环保督察如何基于压力的传导，改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进而构建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以此探寻环保督察的效用逻辑。

2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与适切性

扎根理论最早由著名社会学家Glaser等[12]于1967年提出，其基本的研究逻辑是从经验数据中建立理论[13]，强调“一切皆为数据”[14]，是一种基于大量现实资料来构建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的研究自具体的社会现象而始，最后以解释性的理论呈现[15]，通过对资料进行归纳提取以实现数据的概念化，并在分析中不断比较概念、范畴之间的关系，最终生成社会现象背后的解释性理论。

作为质性革命研究最前沿的一种研究方法，扎根理论主要有三大理论流派：即Glaser&Strauss的经典版本、Strauss&Corbin的程序化版本以及Charmaz的建构主义版本，三者在认识论、理论视角、数据收集及分析等维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强调通过对过程的研究，在经验资料的基础之上建构中层理论[16]。本研究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对所获材料进行三阶段编码，从复杂松散的现象中建构出中央环保督察效用逻辑的解释性理论。三阶段编码步骤如图1所示。

扎根理论作为一种流程清晰、步骤明确、可操作性强的定性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认可，适用于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因素识别类、解读过程类、情况复杂类及新生事物的探索研究[17]。采用扎根理论这一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考量：①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作为公共管理领域的新生制度，其运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运用扎根理论对其开展研究，对于探索环保督察效用机制具有重要价值。②现有的量化研究虽从实证角度验证了中央环保督察与地方环境质量改进的相关性，但却无法揭示督察与环境治理绩效的具体逻辑与因果机制。而扎根理论则可以基于大量的经验资料详细揭示出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地方环境治理行为变化的因果关联、内在机理，进而构建出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为量化研究提供理论支撑。③能有效突破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与全覆盖式案例研究的客观限制。目前关于中央环保督察与地方环境治理行为的研究囿于个案，而倘若针对各个省份进行全覆盖式访谈与追踪调研，时间和地区跨度大、资料获取难、投入成本高等限制又将对研究者构成巨大挑战。为此，充分挖掘可利用的环保督察资料，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无法在调研过程中进行实地观察、访谈的现象进行归纳提炼，是突破现有研究条件限制、有效达成研究目标的一条可行路径。

2.2数据来源

2016年1月4日，中央环保督察组首站进驻河北展开试点，随即在接下来的两年分四批次完成了对31个省级行政区的全覆盖下沉督察。各省根据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反馈意见积极整改，按要求将督察整改情况报党中央、国务院审核同意，并对外公开督察整改情况报告，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截至2019年5月15日，31个省份均对外公开了《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情况》（表1），这一全面翔实的文本资料符合扎根理论对研究资料的基本要求。为此，我们首先选取2/3的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并构建理论模型，将余下的1/3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为方便统计，对每一份整改情况文本以各省的首字母进行编号。

3研究过程和理论模型构建

本研究采用Nvivo11软件辅助三级编码过程，由两位受过专业训练的研究生对随机抽取的20份整改情况同时进行编码，编码过程中不断进行交流比较，直至对编码内容与原始概念无异议。

3.1开放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是“一个将收集的资料打散，赋予概念，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的操作化过程”[18]。为最大程度减少研究者的个人偏见与主观影响，在开放性编码过程中，我们对各个省份的整改情况报告进行逐字逐句分析，并尽可能以原始语句为标签从中挖掘初始概念，共得到829条原始事件记录及其相应概念。基于“剔除重复性语义”原则识别概念范畴后[19]，我们剔除了频率小于2、个别前后矛盾、交叉重叠的初始概念后，经反复分析讨论与比较，最终形成34个初始概念（表2）。出于篇幅考虑，文章对每个初始概念仅节选1条原始记录。

3.2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又称二级编码，是在提炼出初始概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再分类与集中归纳的过程，旨在发现和建立各范畴之间潜在的内在逻辑关联，以确定若干主范畴和与之对应的副范畴。在这一过程中，为保持对理论构建的敏感性，文章结合其他研究者的相关观点，试图梳理出不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为理论构建做铺垫。经过多轮梳理与甄别，根据开放性编码得到的34个初始范畴，以概念层次上的相互关系和逻辑次序进行归类划分，提炼出包括中央重视、注意力调整、横向整合、纵向贯彻、多元共治、政策产出等在内的6个主范畴。各主范畴及对应的副范畴详见表3。

3.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基于对主范畴的分析，进一步挖掘出“核心范畴”，并围绕核心范畴来探讨其与主范畴及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以“故事线”的方式来描绘与展现所研究的现象，进而发展出实质性的理论框架。

在对主范畴加以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地方环境治理行为影响的“核心范畴”有三：一是中央对环保督察的高度重视，以强制性与规范性的压力形式传导至各级地方政府。二是面对中央环保督察的压力，地方的行为调适，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在纵横向及内外部的行为变化。三是结果产出，即中央环保督察后地方环境治理的改进结果。这三大核心范畴能够统领其他范畴，基于这一主线，本研究将各范畴间的关系进行串联，初步构建出中央环保督察效用逻辑模型，即“压力-调适-产出”模型（图2）：中央环保督察直接彰显出中央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与决心。面对自上而下的压力，各地開始调整与分配注意力，地方党政领导作为环保督察整改的主要负责人，通过成立相关机构、召开会议、加大资源投入和出台相关政策等方式予以高度重视。同时，横向上整合部门资源、加大部门协同，打破环境治理碎片化格局;纵向上基于省级督察与“回头看”、建立考评追责、目标责任制等制度安排向下传导贯彻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压力;此外，以整改为契机，积极纳入市场和社会力量构建起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网络。经过努力，在快速完成中央督察整改任务的同时，提升了环境治理绩效。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在对2/3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三级编码，构建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后，我们使用了另外1/3的样本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检验的结果表明，“压力-调适-产出”模型发展出的范畴较为完备，对剩余文本进行开放性编码的过程并未发现新的重要概念范畴或关系。因此，理论模型可以通过饱和度检验。

4基于扎根理论的中央环保督察效用逻辑模型之阐释

通过对31省份环保督察整改文本的分析归纳而得的“压力-调适-产出”模型，为解释中央环保督察效用逻辑提供了分析透镜：注意力调整、横向整合、纵向贯彻与多元共治等“调适行为”存在于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后地方环境治理全程;正是地方在中央环保督察压力下的“调适行为”的综合作用，提升了地方环境治理成效。

4.1压力：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压力

科层制体制为自上而下履行环保职能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然而，以往环保部门的相对弱势地位、地方环境保护让位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央与地方之间环境信息的不对称，决定了单纯依靠科层制的环境治理效果往往不佳。在这种情况下，辅之以具有权威性、督察性、风暴性特点的“运动式治理”机制能有效弥补科层制治理的不足。中央环保督察作为融合运动治理优势和科层治理情境的创新制度设计，其自上而下的外生压力，是推动地方政府调适并积极改进环境治理行为的关键变量。正如有学者指出，“科层治理与运动治理既相互矛盾又相辅相成，督查机制发挥的主要功能即是实现两种治理模式的有效连接”。环保督察作为一种新型制度何以对地方产生压力？这可以从新制度主义视角中得到有效解释。在新制度主义理论家看来，处于制度环境中的组织，其行为必然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塑造和影响，制度环境的作用形式之一即“制度压力（institutionalpressures）”[20]。面临制度压力，组织之所以选择遵从，可能是出于增强合法性、担心受到制裁、希望得到额外资源等动机的考虑或者是出于这些动机因素的复合考量。科层制压力型体制下，地方组织必须遵守的规则之一即为制度压力，主要表现为地方遵守其所感知到的上级的强制性要求、规制性权威或规范性文化等。

（1）强制性制度压力。制度压力可能来源于强制（Coercive）、模仿（Mimetic）、规范（Normative），其中强制压力来源于组织被其所依赖的、占据资源优势的其他组织所施加的压力[21]。我国实行“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和“下管一级”的分级管理原则，在单一制集权体制的建构下，行政权威取决于所在体制结构中的相对位置，中央具有绝对权威，地方权威依次递减[11]。由生态环境部牵头、中纪委、中组部参加的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直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在对地方开展环保督察的过程中释放出三重强制性制度压力。首先是各督察组对各地开展“一竿子插到底”的下沉督察，很大程度上击破了生态环境层级信息的模糊性[10]，地方由此丧失了环境信息优势地位。环保督察组对地方生态问题的“精准识别”与环境责任的“精准定位”对各地释放出“服从压力”。其次，督察组的“高配”设置，尤其是中纪委、中组部的参与，使得环保督察及整改结果直接与地方官员的晋升仕途相联系，形成了严厉的“问责压力”。最后，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下沉结束后及时向地方反馈督察情况，明确要求各省份于30个工作日内向国务院报送整改方案并向社会公开整改进度。与此同时，督察结束后中央还将随机对地方政府开展“回头看”，环保督察整改工作受到中央政府与社会的双重监督，对地方形成超强的“整改压力”。由此可见，中央环保督察通过直接进驻下沉的运行程序，以及严格问责、双重监督的制度设计，对各级地方政府传导出“服从”“问责”“整改”三重强制性制度压力。

（2）规范性制度压力。规范性压力源于组织间密切的互动与学习，进而形成了彼此共享的行为规范[2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以政党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国家治理体系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能力[23]，因此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的认知与理解，将对各级地方政府形成规范性制度压力，地方在规范性压力下的“认同度”与“应对方式”将决定我国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构建与治理能力的高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制度上的独特优势，使得生态文明理念不再停留在纸面上，而是能够真正落到实处[24]。一方面，党中央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与强调，对地方形成了“认知信念或规范性控制力量”的导向作用[20]，地方在中国共产党的导引下，不断强化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同。另一方面，在“服从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导向是一种官员普遍共享的价值观”的影响下[25]，地方党委和政府开始积极应对中央环保督察及整改工作。

由此可见，中央环保督察过程中的进驻下沉、严格问责与双重监督的制度设计，直接对地方政府形成了服从、问责、整改等强制性制度压力;同时中央环保督察背后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地方政府形成了规范性制度压力，在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观的导引下，地方也不断强化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同，并采取实际行动积极应对督察整改工作，地方环境治理行为调适由此启动。

4.2调适：地方环境治理的行为调适

面对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及持续高压的制度压力，地方政府积极应对督察整改工作，主要从“内部与外部”“纵向与横向”四个维度调适环境治理行为。

（1）内部调适：调整注意力与资源分配。以往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下，环保工作长期不受重视。十八大以来环境价值备受重视，环境治理开始进入重点关注领域。环保督察推行以来，整改工作被各地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予以高度重视。这主要体现在省市县均成立环保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从各省整改意见报告看，不少省份的省级层面领导机构由省级行政领导亲自挂帅，做到了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上级主要领导通过频繁召开专题会议、推动出台规范性文书、现场督察、调研督办、作出批示等方式反映了對环境保护工作的强注意力分配。上级赋予“高注意力”重视，环境治理任务通过地方首长站台、高位协调、加大投入、加强保障等手段获得了充分的“合法性承载”[26]，进一步引导地方注意力的调整与资源分配，将环境治理事务列入重点工作事项清单。由此，环保督察工作的巡视、考核、反馈、整改在成功引导和调整地方注意力的同时，形成了以“成立机构、专题会议、出台政策、领导批示、财政支持、学习培训”为主体的治理工具组合，进而为环境治理在领导体制、组织动员、制度规范、资金支持、能力提升、条件配备等各环节提供了有效的资源保障。

（2）外部吸纳：打造多元共治新格局。环境作为公共物品，涉及政府、企业、专家学者、社会公众等多元利益主体，但相较于其他治理主体，政府凭借其资源优势和环境治理责任仍承担着“元治理”的角色[27]。然而，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环境治理职责，加上公众的“政府依赖”[28]心理，社会参与不足。中央环保督察在给地方施加压力的同时，也提供了治理模式的转型契机。地方政府意识到，若要在短期内完成环保督察整改任务，必须借助外力，发挥多元共治功效。从环保督察整改情况的文本看，各地开始积极吸纳市场、社会等外部力量，推动环境治理多元共治：自中央督察以来地方加强了整改工作的宣传报道与信息公开力度，着力解决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积极回应民众诉求，公众参与度及满意度明显提高;同时，综合运用排污交易权、生态流域补偿等市场化治理工具，积极吸纳企业参与环境治理，打造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新格局。在此过程中，政府积极履行“元治理”角色，为发挥各主体间的比较优势、短期内形成治理合力创造了条件。

（3）纵向贯彻：层层传导环保压力。在中央环保督察的压力下，各省将环境治理事务列入重点工作事项清单，与此同时，将环保压力层层下传，以保障环境治理任务与责任在各级地方的落实。截至2018年初，在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之际，已有26个省份已经或正在开展省级层面的环保督察及“回头看”。作为中央环保督察的有力延伸与重要补充，省级环保督察进一步下传了环保压力，地方主要领导往往亲自陪同督察，深入一线现场督促并检查整改工作;同时不断优化环境考评追责机制，以目标责任制、清单销号管理等多元方式，保障压力到位、责任到人，最终实现环保责任的纵向层层传导。首轮中央环保督察注重对领导责任、管理责任和监督责任的追究，数据显示，共向地方移交了387个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案卷，约谈党政领导干部18448人，问责18199人（处级以上干部875人）[29]。可以说，中央环保督察的开展，有效压实了各级政府的环保责任，环境保护工作得以自上而下贯彻到底。

（4）横向整合：促进“大环保”联动治理。长期以来，地方党委和政府在环境保护责任认定上存在严重的“失衡”现象，严重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推进[30]。中央环保督察的介入，直接推动了环保领域“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建设。同时，为打破生态环保工作因零散分布在各职能部门而出现的相互推诿、协同困难、治理碎片化等问题，地方政府开始落实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综合决策，积极探索“大环保格局”。梳理各省整改落实情况的文本发现，各省份纷纷建立起环境治理协调联动长效机制，例如成立首长挂帅职能部门领导组成的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或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环境行政执法与司法的衔接等，旨在厘清职责与分工，加强统筹与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此外，一些省份还积极探索大数据在督察整改工作及环境保护领域的运用，致力于以信息化的生态环境系统实现横向联动治理。

4.3产出：环保督察的结果产出

面对中央环保督察向下传导的压力，地方开始赋予环保工作高注意力重视，并在横向整合、纵向贯彻与外部吸纳三个层面上积极行动，全面投入督察整改及环境治理这一政治任务之中。地方政府积极的行为调适，在落实和完成督察整改工作的同时，取得了“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问题大约15万个”[31]的显著效果，与此同时还提升了环境质量：相关研究印证了环保督察在改进空气质量[5]，降低城市空气污染[6]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数据也显示，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2.0%，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全部城市数的46.6%，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成果进一步巩固[32]。督察整改中，各地积极应对环境污染，有的地方甚至还自觉建立起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可以说，中央环保督察不但及时解决了一大批环境污染问题，从长远看，督察压力下各地环保意识的增强与发展理念的转变、合作治理、责任制等可能成为长效化、制度化产出，将有利于进一步巩固督察带来的环境治理绩效，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长效发展。

5结语

文章采用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对31个省份的环保督察整改情况的文本资料进行分析和提炼，最终建立了“压力-调适-产出”模型，重点分析了地方在面对中央环保督察压力下的行为调适与产出，以解释中央环保督察的效用逻辑。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以强制性和规范性的压力形式，向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传导制度压力。面对自上而下的压力，各地积极调适环境治理行为，在内部重新分配注意力的基础之上，通过横向协调联治、纵向上下齐治、外部纳入多元共治，提升了环境治理绩效。

基于扎根理論的“压力-调适-产出”模型，能够为解释中央环保督察效用逻辑的形成机理提供实用的分析透镜。同时，我们还应进一步思考督察制度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研究脉络：①在环保督察的强压力下，地方政府为了在规定期限内逐一完成整改任务可能存在“一刀切”“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等差异化的策略性行为。为此，持续推进的环保督察应注重地方环境治理绩效的整体改善，并根据环境问题的属性界定提供一定的容错机制。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结合环保督察及整改的典型案例展开定性比较分析，提炼出环保督察压力下地方环境整改及治理的不同模型。②地方政府在环保督察压力下的调适行为及环境治理绩效的改进可能随着督察进入休眠期而恢复常态，如何保持环保督察的制度效力，将周期化的督察正式嵌入至常规的环境治理体系并发挥“双轨耦合”的制度优势，是后续研究中需要持续跟进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李天宇.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全部完成：受理举报21.2万余件罚款24.6亿元[J].中国环境监察，2019（5）：9.

[2]生态环境部.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完成督察反馈工作[EB/OL].（2019-05-15）[2020-10-22].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1905/t20190515_703050.html.

[3]刘奇，张金池，孟苗婧.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探析[J].环境保护，2018（1）：50-53.

[4]刘奇，张金池.基于比较分析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研究[J].环境保护，2018（11）：51-54.

[5]刘张立，吴建南.中央环保督察改善空气质量了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9（2）：23-42.

[6]王岭，刘相峰，熊艳.中央环保督察与空气污染治理：基于地级市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9（10）：5-22.

[7]谌仁俊，肖庆兰，兰受卿，等.中央环保督察能否提升企业绩效：以上市工业企业为例[J].经济评论，2019（5）：36-49.

[8]庄玉乙，胡蓉，游宇.环保督察与地方环保部门的组织调适和扩权：以H省S县为例[J].公共行政评论，2019（2）：5-22.

[9]郭施宏.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逻辑与延续：基于督察制度的比较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5）：83-91.

[10]郁建兴，刘殷东.纵向政府间关系中的督察制度：以中央环保督察为研究对象[J].学术月刊，2020（7）：72-80.

[11]贺芒，陈彪.环保督察约束力与地方跨层级环境治理逻辑：基于S省P市的案例考察[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5）：30-38.

[12]GLASERBG，STRAUSSAL.Thediscoveryofgroundedtheory：strategiesforqualitativeresearch[M].NewYork：AldinePublishingCompany，1967：5-12.

[13]STRAUSSAL.Qualitativeanalysisforsocialscientist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7：5.

[14]GLASERBG.Thegroundedtheoryperspective：conceptualizationcontrastedwithdescription[M].MillyValley：SociologyPress，2001：46.

[15]吴继霞，何雯静.扎根理论的方法论意涵、建构与融合[J].江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1）：35.

[16]吴毅，吴刚，马颂歌.扎根理论的起源、流派与应用方法述评：基于工作场所学习的案例分析[J].远程教育杂志，2016（3）：32-41.

[17]贾哲敏.扎根理论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方法与实践[J].中国行政管理，2015（3）：90-95.

[18]陈向明.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J].教育研究与实践，1999（4）：60.

[19]白浩然，李敏，刘奕伶.复合治理：地方脱贫进路的一个理论解释：基于153个脱贫摘帽县的扎根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20（1）：27.

[20]GOODSTEINJD.Institutionalpressuresandstrategicresponsiveness：employerinvolvementinwork.familyissues[J].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1994，37（2）：350-382.

[21]DIMAGGIOPJ，POWELLWW.Theironcagerevisited：institutionalisomorphismandcollectiverationalityinorganizationalfields[J].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1983，48（2）：147-160.

[22]赵卫宏，孙茹.驱动企业参与区域品牌化：資源与制度视角[J].管理评论，2018（12）：156.

[23]张伟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20：11.

[24]胡鞍钢，郎晓娟.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宣言[J].行政管理改革，2012（12）：13-17.

[25]唐啸.正式与非正式激励：中国环境政策执行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74.

[26]徐岩，范娜娜，陈那波.合法性承载：对运动式治理及其转变的新解释[J].公共行政评论，2015（2）：22-46.

[27]陈宇，闫倩倩，王洛忠.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

[28]韩超，张伟广，郭启光.环境规制实施的路径依赖：对中美环境规制形成与演化的比较分析[J].天津社会科学，2016（1）：102.

[29]郄建荣.环保党政同责实现制度“破冰”[N].法制日报，2008-01-10（5）.

[30]葛察忠，翁智雄，赵学涛.环境保护督察巡视：党政同责的顶层制度[J].中国环境管理，2016（1）：57.

[31]生态环境部.保护绿水青山铸就金山银山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侧记[EB/OL].（2019-09-30）[2020-10-24].http：//www.mee.gov.cn/ywdt/hjnews/201909/t20190930_736364.shtml.

[32]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部公布2019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简况[EB/OL].（2020-05-07）[2020-10-24].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15/202005/t20200507_777895.html.

（责任编辑：于杰）

作者：韩艺 谢婷 刘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