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规制研究论文

【摘要】资本弱化规则本质上是对企业负债利息税前扣除的一种税收约束规则。OECD提倡使用正常交易原则与安全港规则对资本弱化的税务筹划进行规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制定了资本弱化规则，但对资本弱化规则也存在诸多争议。各国均在不断地探索资本弱化规则的改革，资本弱化规则在争议中不断发展、逐步完善。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税务规制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税务规制研究论文 篇1：

基于房地产拍卖的税收核定法律规制研究

【摘要】   房地产拍卖的成交价格涉及到税法与民法的关系，即“国家税收”和“契约自由”的价值取向，文章通过对房地产拍卖案例的分析，引出在拍卖中否定拍卖价格缺乏法律依据、否定拍卖价格的理由缺乏正当性、税务机关认定无正当理由权力缺乏法律规制三大问题;基于实质课税原则对拍卖价格进行检视，提出房地产拍卖中税收核定的规范化路径：拍卖成交价合法条件下的税收核定规制，房地产拍卖价格的有限干预与税收核定，否定拍卖成交价格的情形与税收核定的规制。

【关键词】   房地产拍卖;税收核定;税法与民法;法律规制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税法与民法的关系没有达成共识，理论上纠缠不清，体现为实务操作的混乱。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的税务行政第一案之“广州德发房产公司与广州税稽一局案”（以下简称“广州德发案”）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6项所谓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适用，特别是本案中税务机关调整基于拍卖价格的计税依据，正好反映税法与民法的法际关系争议和税收核定权能否否定拍卖行为，理论价值十分突出。最高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的逻辑表明：税法要以民法为基础，这是税法和民法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在特定理由的情况下，民法关系在税法体系中可以不予认可。有效的拍卖行为并不能绝对地排除税务机关的应纳税额核定权，但税务机关行使核定权时仍应有严格限定。本文对以上问题进一步探讨。

一、问题缘起：房地产拍卖成交价的疑问

拍卖价格与税收核定权，是最高人民法院“广州德发案”的行政判决书的关键词。笔者以“拍卖行为、竞价”为关键词，以2019年7月1日为截止日，分别在“北大法宝网”“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三大网站检索得到行政裁判文书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83个、120个、100个，因此本文以案例数量最多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为案例来源依据。依据裁判文书中当事人双方是否以拍卖行为有效为争议焦点以及法院是否对该争议做出了详细的裁判说理的标准，分析提取了2组典型案例供交流参考，详见右上表。

本文以“广州德发案”为例，分析司法案例的判决理由存在的问题。

（一）否定拍卖价格缺乏法律依据

拍卖行为是市场行为，通过拍卖方式产生的价格是一种市场价格，应受法律保护和认可。但最高人民法院在“广州德发案”再审判决书中认为：“即便德发公司对拍卖成交价格无异议，税务机关基于国家税收利益的考虑，也可以不以拍卖价格作为计税依据，另行核定应纳税额。”用国家税收利益否定拍卖价格，但并没有指出拍卖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否定拍卖行为的法律依据值得思考。

（二）否定拍卖价格的“正当理由”缺乏正当性

拍卖价格的效力与税法核定权在实质上代表着税法和民法领域思维的碰撞。虽有税捐法自主、民事法优位或各应按其目的解释的观点，但基于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尽可能求其协调仍为一般接受的观点。我国税法和民法的衔接不是很好，同一主体行为，在民法上采用的概念不一定适用税法领域，形成维护税法领域的独有法律秩序时无法同时维护民法领域的整体秩序。广州德发公司的拍卖程序合法，也没有法定机构认定的拍卖行为无效，税务机关未能证明德发公司在拍卖活动中存在恶意串通等违法行为，纳税申报也并无任何违法违章行为，但是涉及到国家税收安全的计税依据问题上，判决书对税务机关的税收核定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国家利益面前，税法的税收核定权是可以突破民法的契约自由，这实质上加重了税法和民法的秩序冲突。

（三）税务机关认定有计税依据无正当理由的权力缺乏法律规制

我国目前缺乏对正当理由进行判定的立法，正当理由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具有一定的主观性，税务機关对正当理由的认定主观随意性过大，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规制。纳税人在市场经济中确定的交易价格在税务机关的税收核定权面前显得十分脆弱，税务机关核定征收权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自由裁量性，很有可能侵犯到纳税人的财产权，侵犯到纳税人的民事权利。如果税务机关的税收核定权泛滥适用则会冲击民法的自愿原则，与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相违背，造成“意思自治”原则和核定征税权的失衡。

二、理论审思：基于实质课税原则对拍卖价格的检视

（一）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实质课税原则认定涉税事实

对于实质课税原则，有观点认为：当要件事实之认定所必要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外观和实体复杂交错时，不应按外观而应按实体来判断和认定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实质课税原则的重要内涵在于“实质重于形式”，当形式上没有满足课税要件，此时需要从实质上对课税事实进行认定，以实际内容为准，而非外部的表现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赋予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的权力，面对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和交易安排，在履行法定职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涉税法律行为进行判定和识别。如果税务机关不能通过民事交易的合法形式去探究交易安排的实质，则其税款征收工作将难以正常开展，从而造成国家法定税收收入流失，而有违税收公平原则，因此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实质课税原则认定涉税事实。

（二）实质课税原则下拍卖价格的效力

拍卖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民事法律强调契约自由，拍卖价格是市场博弈产生的结果，拍卖活动公开、公正，拍卖程序合法有效，拍卖的保证金、保留价等符合交易习惯，在没有违反拍卖相关法律法规和交易习惯的情况下，税务机关是不能否定拍卖价格的，否则就会打破社会整体自由竞争秩序，违反公平、高效运行的市场价值目标。

（三）实质课税原则进行税收核定的边界

利用实质课税原则进行税收核定的边界是法律和交易习惯，税务机关否定计税依据必须经法定程序并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如果不能依照法律规定否定计税依据，则税务机关就以违反交易习惯进行税收核定。如果纳税人利用合法且符合交易习惯的拍卖形式来安排交易，税务机关就不能对其进行税收核定，以免侵害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为了不妨害法律的安定性或滥用核定征收权，其在解释税法和补充税法漏洞时应有一定限制，如果毫无限制地适用，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将名存实亡，任何交易活动可能依据实质课税原则而征税，必将导致民事主体的经济活动难以预测，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稳定性也无法维持。对课税对象要求从本质考量，这一方面会要求其表面法律形式符合实质法律形式，另一方面要求法律形式符合经济实质。当行为人的行为形式和实质不符时，税务机关应当对其做出调整，按其实质征税。而当纳税人不违背经济实质时，纳税人的主观状态会得到税法的尊重。

三、法律规制：房地产拍卖中税收核定的路径优化

（一）拍卖成交价合法条件下的税收核定规制

1.拍卖行为属于正当理由。部分地市地方税务局发布的《住宅存量房交易计税价格异议处理办法》规定内容是“对于申报价格明显低于评估价格的，应进一步经过规定程序确认申报交易价格偏低是否有正当理由，经确认有正当理由的，予以认可，以下情况可视为有正当理由：拍卖。”由此可知我国税务主管部门认为拍卖价格是作为申报价格低于评估价格时的正当理由，通过拍卖行为得出的价格是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和尊重的。

2.拍卖价格是市场公允价格。拍卖行为作为一种市场行为，是平等主体达成的契约，经过公开竞价程序，可以视为市场的公允价格。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拍卖活动，由于经过公开、公平的竞价，无论拍卖成交价格的高低，都是充分竞争的结果，较之一般的销售方式更能客观地反映商品价格，可以视为市场的公允价格。如果没有法定机构依法认定拍卖行为无效或者违反拍卖法的禁止性规定，原则上税务机关应当尊重作为计税依据的拍卖成交价格，不能以拍卖价格明显偏低为由行使核定征收权。

3.税务机关不能对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税收核定。市场经济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市场是自由的，市场主体具有自主性，其可以根据交易环境和个体条件随时调整经营战略。拍卖作为一种特殊的买卖方式，当然可能会与一般的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偏差。在市场经济中，民事主体可以自由地与其他民事主体形成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要纳税人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则税务机关应尊重契约自由。私人必须在私法制度上规划、从事其社会的、经济的活动。这些活动在私法上的效力自然以民事法为其依据。基于国家之课税权，为获取财政收入固得向表征负税能力之税捐客体所归属之人课征税捐，但税捐之课征应符合比例原则，不应扭曲私人之社会的、经济的活动。为了法的安定性，税捐法应继受民事法之基本价值与原则，应利用民事法之术语，并按民事法的观点解释继受自民事法的概念。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房地产拍卖行为与税务机关税收核定权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表明明确的态度，但是拍卖被认为是最体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和最符合市场经济性质的公平交易方式，如果纳税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利用拍卖行为来掩盖非法目的的交易，没有恶意串通等违反民法和拍卖法的相关行为，也没有违反拍卖的交易习惯，则由此产生的拍卖价格是市场公允价格，税务机关应尊重拍卖行为，不能进行税收核定。拍卖价格是交易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合意的结果，第三方或者其他部门不应干预。作为一种合同行为，其无效通常需要留待法院依法定程序判定，即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拍卖监督机关，也无权直接判定。一般情况下，拍卖方式没有违反民法和拍卖法的禁止性规定，如果未经法院认定拍卖行为违法或者无效时，税务机关应当尊重拍卖价格，不必另行核定。

在广州德发案中，由于德发公司的拍卖行为与我国法律规范并不违背，虽然拍卖得出的价格偏低，但是这是交易双方达成合意的结果，税务机关应该予以肯定和尊重。

（二）房地产拍卖价格的有限干预与税收核定

思想家亚当·斯密和托马斯·霍布斯认为，个人可以将社会利用为工具去获取财产。契约自由的理念认为，个人应该能够自由谈判并签订其合同，不受政府的干预。除了最小程度的规制和税负之外，任何干预都被视为侵害。契约自由是私法自治的核心内容，民事主体可以利用契约自由做出民事行为。契约安排作为民商事行为，民商法所强调的都是当事人“企图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

税务机关不能随意进行核定征收，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干预。当拍卖价格明显偏低时，税务机关不能一概而论直接核定其应纳税款，应考虑到拍卖行为的特殊性，拍卖方式应作为正当理由对抗税务机关的税收核定权。税法不单纯是税务机关行使征税权的根据，即“征税之法”，更重要的是，税法是保障纳税者基本权利的、旨在对抗征税权滥用的“权利之法”。

契约自由的理念认为，个人应该能够自由谈判并采取行动，不受政府的干预。一方面，对于契约自由不能完全放任，否则纳税人会滥用契约自由实施脱法避税行为，导致税负不公并侵害契约正义。另一方面，过分干预契约自由，则会使公法过于介入私法，从而限制意思自治的空间。法律赋予税务机关核定征收权是为了防止国家税收收入的流失，实现税收公平，但是稅务机关的核定征收权力应当在一定限度内行使，必须将保护国家税收和谨慎干预契约自由考虑在内，对公权力的运用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限制着公权力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尽量保持着对契约自由的尊重;对税收核定做出较准确、全面的考量，谨慎干预契约自由，切勿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三）否定拍卖成交价格的情形与税收核定的规制

税法与民法会在一定条件下，就同一事实做出不同评价，以防止权利滥用导致税收不公平。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税法上建立了反避税的一套体系，以“实质课税”“经济利益”“实质重于形式”等理由，对滥用民法意思自由的税法效果予以调整。德国《税收通则法》第42 条规定：不允许乱用民法的形式及形成可能性以逃避或减轻纳税义务;当出现乱用之时，税法必须按照适合经济上的行为、事实等诸关系因素的法律形式征收应征额的税款。乱用民法的形式以规避税负，显然纳税义务人能从中获取不当得利，进而破坏税收的公平原则，减少国家财政收入，税务机关应当予以否定。如果国家税收不能保证足额征收，这是税务机关的失职，尤其是市场环境复杂，纳税人掌握着纳税资料，双方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采取较为严格的税收核定标准也符合我国防止税收流失、保证税款足额入库的税收立法精神。

1.否定拍卖成交价格的情形——违反拍卖程序。如果拍卖行为违反拍卖程序，则税务机关可以否定拍卖价格，进而进行税收核定。在“广州德发案”中，广州德发公司参与的拍卖程序合法，税务局在再审答辩时陈述关于税收核定的五条依据都是针对拍卖交易习惯提出的。结合案件和拍卖法的相关知识，违反拍卖程序主要有以下六种情形：未采取公开竞价方式;拍卖人和竞买人不符合法定资格条件;为竞买人非法设置门槛;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竞买拍卖机构未依法先期发布拍卖公告或者公告内容有遗漏或错误，或者未依法定方式予以公告，或者未按法定期限公告;未定保留价或低于保留价拍定。

2.否定拍卖成交价格的情形——违反交易习惯。在民事活动中形成了大量的交易习惯，虽然没有立法，但是在民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反复适用，共同遵守。如果拍卖行为违反交易习惯，则税务机关可以否定拍卖价格，进而进行税收核定。在“广州德发案”中，税务局在再审答辩时陈述了税收核定的五条依据， “拍卖保证金门槛过高、拍卖保留价设置过低、竞买人拍卖前知道底价”这三条违反交易习惯。结合案件和拍卖法的相关知识，违反交易习惯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拍卖师违反“三声报价法”;拍卖保证金门槛过高;拍卖保留价设置过低;竞买人在拍卖前知道拍卖底价。

在房地产拍卖过程中，税务机关应注重拍卖程序和交易习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一旦发现拍卖行为违反拍卖程序或交易习惯，税务机关应主动收集证据，确保相关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必须对否定交易双方拍卖价格的判定承担举证责任。如果采取另行核定的方式，则需要对采取何种计税方式进行论证，并及时告知纳税人，并告知其享有异议权及救济途径。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得到必要的控制，防止课税权力的滥用。

【主要参考文献】

黄建文，赵欢.“交易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认定标准研究[J].会计之友，2019，（02）.

作者：黄建文 赵欢

税务规制研究论文 篇2：

资本弱化规则发展述评

【摘 要】 资本弱化规则本质上是对企业负债利息税前扣除的一种税收约束规则。OECD提倡使用正常交易原则与安全港规则对资本弱化的税务筹划进行规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制定了资本弱化规则，但对资本弱化规则也存在诸多争议。各国均在不断地探索资本弱化规则的改革，资本弱化规则在争议中不断发展、逐步完善。

【关键词】 资本弱化； 正常交易原则； 安全港规则； 负债； 权益

以税收差异为基础，以债权资本代替股权资本进行投资是最主要的资本弱化筹划形式。随着跨国企业大量使用资本弱化税务筹划方式进行跨国投资，对资本弱化进行规制的税收规则在各国相应诞生，并在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的努力下得到普遍认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与各国吸引外资政策的不断变化，资本弱化税筹方式与各国资本弱化规则均呈现新的发展趋势。我国2007年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将资本弱化税收规则引入税收法律体系，企业的资本弱化税务筹划也将因此受到约束。

一、资本弱化税收规则的产生与早期发展

资本弱化税收规则本质上是对企业负债利息税前扣除的一种约束规则。在莫迪格利安尼、米勒提出MM理论（1958年）和修正的MM理论（1963年）之前，已有国家在其税收法规中设置了资本弱化条款。如加拿大1952年的所得税法第18节第4款规定：“加拿大公司所拥有的由特定非居民提供的超额负债利息不允许扣除。”从加拿大这一资本弱化条款可以看出，资本弱化税收规制前期的发展主要是针对跨国投资的股权隐藏行为。股权资本通过债权的形式进行投资，不仅获得利息税前扣除的税盾效应，而且还可以规避企业投资者缴纳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所面对的双重税负问题。

OECD在1977年发布的《关于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以下简称OECD范本）和1979年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以下简称联合国范本）均对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资金借贷的内部价格作为转让定价进行规定，但内部资金借贷价格，即利率是否与市场利率相符，仅仅是与资本弱化问题相关的一个方面。1986年11月26日，OECD财政事务委员会（Committee on Fiscal Affairs）举办“资本弱化”专题报告会，此后，“资本弱化”概念便被各国广为接受。在此之前，英国、美国都已分别在1970年、1976年本国的税收规则中加入了利息扣除的相关条款。其后，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也相继引入和制定了资本弱化相关税制，英、美、加拿大等也相继对自己的相关税制进行进一步完善。

OECD对资本弱化的定义是从企业资本结构进行的，它认为企业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比例应为1∶1，当权益资本小于债务资本时，即为资本弱化。很显然，这一定义超越了股东通过债权形式进行股份隐藏的资本弱化的定义，将企业通过财务杠杆进行过度举债经营的行为也包括在其中。不过，从OECD所提倡的两种税收规制方法之一——正常交易原则（Arm’s Length Principle）来看，OECD及各国对资本弱化税收规制的焦点仍然是股份隐藏问题所带来的税收逃避。

资本弱化税制的正常交易原则与转让定价中的正常交易原则有所不同。资本弱化税制下正常交易原则的焦点除了利率是否与市场利率相同之外，还关注全部债务的适当水平，从关联方获取贷款的程度，以及如没有特殊关系是否能取得与预期相差无几的债务融资。

OECD所提倡的另一种税收规制方法是安全港规则（Safe Harbor）。安全港规则的前身也是转让定价的一种关联交易认定方法。安全港规则在资本弱化税制中的应用，是制定一个固定的财务比率，在比率之内允许债务利息在税前扣除，而超过该比率的利息支付将不能在税前扣除。

虽然正常交易原则体现了实质公平，但比较而言，安全港规则显然更有利于减轻税务机关的执行成本和提高执行效率，因此，现实中安全港规则得到更多国家的采用。为了避免单一的安全港规则违背税收中性原则，影响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多数国家在以安全港规则为主的基础上，也辅之以正常交易原则，如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少数国家（如英国）执行单一的正常交易原则。

由于OECD以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比例作为衡量企业资本弱化的标准，因此，早期大多数国家也是以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①的比例来作为本国资本弱化的安全港比例，而且大部分是针对非居民关联方负债的。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安全港除了使用负债/权益比率外，还使用调整后的应纳税所得（Adjusted Taxable Income，ATI）②作为安全港比例，同时满足超过两个安全港比例条件才被认为是超额利息。这就是著名的1989年美国国家收入法案163（j）条款，又被称之为“收益剥离条款”（Earning Stripping Provision）。除了安全港比例与别的国家不同外，美国对超过部分的利息处理方式也与其他国家有别。绝大部分国家对超额利息不允许直接在税前扣除，而美国则是允许以后年度在不超过规定比例的前提下无限期扣除。

二、对资本弱化规则的主要争议

对资本弱化规则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是居民与非居民的不同等待遇。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税率差异，资本弱化的税务筹划更多地被跨国企业所采用，因此，针对关联方负债进行规制的资本弱化规则一开始便集中于非居民关联方。同是关联方负债，居民关联方负债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而非居民关联方负债利息却不允许，这被认为是一种歧视。德国Lankhorst-hohorst案③被认为是资本弱化非歧视原则得以应用的一个重要案例。

二是关联方负债不合理性界定的困难。各国的资本弱化规则一开始针对的是关联方负债，因为企业关联方可以通过负债的形式提供隐匿股权进行税务筹划。但因认定关联方负债的目的进行税务筹划并不客观。企业的经济行为纷繁复杂，融资原因、融资方式不仅涉及到企业税收利益，还有各利益相关方的博弈。虽然OECD建议以独立的第三方进行比较，在考虑借款人的经济状况后，确定关联双方提供贷款融资的合理性，但OECD自身也认识到这并非是一个完美的方法。信息不对称使母公司、关联方和内部人比银行更能掌握企业未来获利能力，从而比银行能更好地确定融资方式与规模，从资本结构的信息传递理论就可得知这一点。瑞典最高行政法院曾判决，即使负债/权益比率很高，也不能运用正常交易原则来拒绝对利息进行扣除。法院认为在资本弱化下找不到一个独立的第三方作为比较，因此，正常交易原则不能运用。

三是双重征税的不利影响。超过安全港比例部分利息被视为超额利息不允许在税前扣除，被课以企业所得税。而作为债权人利息收入的一部分，这部分超额利息还将被再次课以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再次被课征税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双重征税。

三、对资本弱化规则争议的解决

（一）非歧视原则的应用

在上述德国的Lankhorst-hohorst案例中，欧盟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ECJ）法官判定德国作为欧盟的成员国，其资本弱化规则违反了欧共体条约（EC）第43条设立自由（Freedom of Establishment）原则，也违反了EC第6条非歧视原则。欧盟法院的这一判决在欧盟成员国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使德国、丹麦、英国等欧盟成员将资本弱化规则扩大到适用于本国居民。

实际上，各国所实施的资本弱化规则是否违反投融资双方国家之间税收协定中的非歧视条款，一直都备受争议。OECD范本和联合国范本都制定了非歧视原则，其中OECD范本第24（4）条、24（5）条被认为与资本弱化最为相关。第24（4）条规定，来源国对向他国居民支付的利息、版税等适用正常交易原则，不应区别对待。第24（5）条要求在居民企业与非居民地企业之间不能存在歧视。从内容看，24（4）条与24（5）条是相悖的。因此，在2008年OECD对这两条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在24（4）条增加了专门针对资本弱化的内容：（包括）来源国的利息扣除或递延，资本弱化规则延伸至债务人、债权人关系，24（4）条优于24（5）条。OECD对条款内容的更新看似并没有解决资本弱化规则中的非歧视原则问题。

表1列举了部分国家现行资本弱化规则适用主体及其规制的对象。如表1所示，并非所有国家的资本弱化规则都应用了非歧视原则。欧盟国家较其他国家更为普遍地应用了非歧视原则。欧盟作为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其成员使用非歧视原则有利于成员国之间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意大利使用非歧视原则最为彻底，它的资本弱化规则对所有的负债一视同仁，企业过度负债形成的超额利息均不允许在当年税前扣除。中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也应用了这一原则，不对关联方是否为非居民而进行区分。

（二）采用补充的固定比率界定关联方负债的合理性

对于关联方负债，什么程度才算合理并予以在税前扣除这一问题，实则很难找出完美的解决方案。除了OECD所建议的以独立第三方进行比较的方法外，目前各国主要采用以下方法加以补充界定：

1.可比比率规则。日本税务当局允许日本外资企业以其他类似外资企业的总负债和净资产比率作为参照物，取代原有负债/权益比率和安全港条款。在可比比率规则下，符合条件的外国关联方可依据比原规定更高的负债/权益比率计算抵扣负债利息。

2.全球财务杠杆测试。就是在安全港规则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受控子公司与其所属跨国集团的全球总负债/权益比率或资产负债率，以此来判断子公司资本结构的正常性，用以确定受控子公司的利息扣除范围。以澳大利亚为例，如果测试的结果表明全球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固定比率，可允许企业选择高于固定比率的全球资产负债率作为计算利息税前扣除限额的基础。在表1所列国家中，法国、德国、日本、英国都有全球财务杠杆测试的规定。意大利、美国和加拿大则没有，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也不实施这一测试。

目前，两种方法均应用于跨国企业，可见，资本弱化规则仍是以跨国税务筹划作为规制的重点。

（三）双重征税的解决方法

如表2所示，对于超额利息的处理方式各国有所不同：一种是不能在当年扣除的超额利息允许在以后年度逐步扣除，美国和意大利采用这种方法；另一种是超额利息永久不能扣除，但可视为股利，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加拿大采用这种方法，而澳大利亚对不能在税前扣除的超额利息，没有将之视同股利的规定。我国财税［2008］121号文、新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均没有是否可以将不能扣除的利息视同股利的规定。不能在税前扣除的超额利息回到资金提供方时还被视为利息收入，势必存在双重征税的问题。

四、影响资本弱化规则实施的问题

（一）维护与制约公司税⑥的两难选择

资本弱化规则实质上是通过制约企业的负债规模，防止企业进行过度利息税前扣除，从而获取税收利益的一种税收制度。因此，资本弱化规则的实施效果应体现在制约企业利息税前扣除的有效性上，而制约企业利息税前扣除的目的是为了加大或不侵蚀税基，增加政府税收收入。如果制约企业利息税前扣除反而偏离了这个最终目的，资本弱化规则的实施就不能视为有效。

事实上，针对外国投资者，资本弱化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存在着难以两全的困境：一方面，资本弱化规则的实施制约了外国投资者利用利息税前扣除来转移利润的空间，维护了本国的税收利益；另一方面，资本弱化规则的实施会使企业的财务杠杆作用降低，虽然抑制了企业举债的需求，但同时也减弱了跨国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动力；外国投资减少，势必会减少公司税的税源，从而与制定资本弱化规则的初衷相悖。

Michael、Ulrich和Georg（2006）采用1996年到2004年期间德国在24个国家的跨国子公司及该国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提供了与以上观点相同的证据。他们发现，资本弱化规则实施使跨国企业子公司的财务杠杆显著降低，财务杠杆存在高税收敏感度。这意味着，若加强资本弱化规则的制约，比如，将安全港规则的固定比率下调，势必会使跨国投资额迅速下降。

早期，一些国家基于吸引资本流入的考虑，所制定的固定比率往往比较高。如德国、加拿大、日本、新西兰、韩国，其早期的负债/权益比率安全港为3：1，有些国家如荷兰甚至高达6：1；有的国家还对某些高负债行业（如金融企业）制定单独的安全港规则，其负债/权益比率可达到13：1至20：1之间。可见，各国在制定资本弱化规制税制的同时，又不想因为过度约束股权隐藏的税务筹划行为导致本国对外来资本吸引力的降低，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权衡，因而各国资本弱化规则的实施效果也不得不受到这方面的制约。

（二）企业对资本弱化规则的应对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资本弱化规则的实施效果不仅在于规则本身的合理与完善，还在于规则实施时所处的税收环境及企业的应对行为。在既定的税收环境下，面对资本弱化规则，企业的应对行为既是资本弱化规则规制的结果，也是反资本弱化规则规制的结果。除减少跨国投资外，企业主要的应对行为还有：

1.利用举借外债代替内债。无论是内债还是外债，只要能够税前扣除，便具备税盾效应。比起可能会稀释原有股东每股收益的股权融资，举债仍是优于股权融资的选择，更何况还具有税盾效应。2001年，德国将其负债/权益比率由3：1降为1.5：1。Gerog（2008）针对这一改革背景，对德国2001年来自44个国家的9 277家外国子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做了倾向分值配比，结果发现，对跨国子公司的资本弱化约束加强之后，子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外部债务来代替内部债务。虽然通过针对关联方负债的资本弱化规则可以有效地约束企业的关联方负债，但若使用外债来代替内债的话，企业的总体负债并未有效地下降，因而使资本弱化规则的实施效果打了折扣。

2.利用税收环境的改变进行筹划。以美国为例，按照美国国税总局的测算，2001年美国实体向外国人支付利息2 457亿美元，但总体支付利息的有效预提税税率仅为1.7%。美国有许多公司通过公司倒置的方式进行税务筹划，使美国的资本弱化规则形同虚设。美国母公司先将收入以利息的形式转移至与美国有税收协定的第三国子公司；然后在“税收天堂”成立新的公司，将第三国子公司收入转移至“税收天堂”的新公司；最后将“税收天堂”子公司与美国母公司进行置换，使美国母公司变成“税收天堂”新公司的子公司。置换后，“税收天堂”的公司仅就来源于美国的收入缴纳美国企业所得税，而实际来源于美国的收入早就通过资本弱化的形式辗转从第三国子公司转移出境。

五、资本弱化规则的改革与发展

（一）下调负债/权益比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逐渐意识到通过彼此之间的公司税优惠竞争来吸引外资会产生危害，从而形成不良的经济发展态势，于是各国对侵蚀税基的跨国避税行为都试图进行严格的控制。在资本弱化规则方面，体现为安全港规则下固定比率不断下降，如加拿大、日本、韩国将负债/权益比率从之前的3：1改为现行的2：1，新西兰将负债/权益比率从之前3：1降到现行的1.5：1等。德国先在2001年将负债/权益比率从3：1降为1.5：1，2008年又采用固定比率取代负债/权益比率。

资本弱化规则固定比率的下调并不能完全解决经济全球化下的公司税问题。如上所述，负债/权益比率下调将降低企业的财务杠杆，存在对税收高敏感度的外国投资将会随之减少，因此，各国对权益/负债比率的确定仍被困在鼓励引进外国投资与约束跨国税务筹划之间的权衡之中，而且，下调关联方负债/权益比率，企业也可以使用外部负债增加其财务杠杆，下调负债/权益比率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二）对资本弱化规则的改革

一些国家对资本弱化规则进行了改革尝试。这些改革既包括解决公司税问题的困境，也包括针对资本弱化规则进行的税务筹划。

德国所进行的改革是使用新的固定比率来尝试解决公司税问题。2008年，德国将其固定比率负债/权益比率改为EBITDA。EBITDA为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是一个结合非付现成本考虑企业息税前盈利能力的指标。按照德国新的资本弱化规则，所有企业的利息税前扣除限额是EBITDA的30%，超出部分可在以后年度结转。德国放弃了负债/权益比率，它使用利润指标，鼓励投资者将利润留在投资地。投资者留在企业的EBITDA越多，其可以在税前扣除利息的基数也越多，也有利于扩大公司税的税基。除德国外，意大利也同样使用了这样的资本弱化规则，这种改革的尝试是否成功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美国的税务筹划行为使其资本弱化规则形同虚设，这促使美国不得不认真考虑应对之策。美国从2002年至今一直致力于资本弱化规则的改革。2002年托马斯法案的改革思路是取消负债/权益比率，并将ATI（调整后应税收益）的扣除比例调低，对超额利息的结转年限进行限制，不再让其无限结转，同时，进行全球资产负债率测试等。在2002年托马斯提案的基础上，前总统布什2003年提出新的提案。该提案新增的建议是用资产负债率测试⑦取代负债/权益比率，两份提案议而未决。2007年，美国财政部向国会递交了“收益剥离、转移定价和美国所得税协定”的报告，再次要求将倒置公司的利息扣除约束纳入美国的资本弱化规则之内。2010年，奥巴马提交的行政预算案的建议是，无论倒置公司的负债/权益比率是否超过1.5：1，其适用的利息扣除限额都从ATI的50%降到25%，而ATI的50%这一利息扣除限额仍将应用于非关联方利息支付。如果非关联方负债有关联方担保，不能扣除的利息仅仅能结转10年而非按163（j）所规定的那样可以无限期结转。

美国在资本弱化规则改革方面可谓不余遗力，但各项提案均议而未决。究其原因，主要是提案的执行成本较高，但各既得利益方对规则改革的抵制可能是最大的障碍。

六、结语

避税与反避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资本弱化规则将在争议中不断发展，也经受着避税与反避税行为的相互影响。各国的税收环境不同，各国的资本弱化规则也会产生不同的实施效果。我国作为主要的吸引外资国家，新的资本弱化规则对跨国公司的税务筹划影响与利息扣除的制约效果尚待审视之中，企业在资本弱化规则下是否存在反资本弱化规则的动机与行动也尚待实践的检验，我国的资本弱化规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对我国企业来说，新的资本弱化规则意味着新的资本结构决策规则。对已经跨出国门或准备跨出国门的我国企业而言，知悉国际资本弱化规则的变动，正确运用资本弱化筹划手段具有现实意义。

自从修正的MM模型引入公司所得税并肯定了负债税盾效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之后，税收因素便成为资本结构研究中不能忽略的因素。尽管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发展将资本结构的研究重点转向信号、动机、激励等企业内部因素的研究，但也不能忽视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对税收因素的关注。在资本弱化规则下，对资本结构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因素，应该有新的突破。●

【主要参考文献】

［1］ 廖益新，陈红彦.论中国规制资本弱化税法的完善［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46-54.

［2］ Caren Sureth.2009.Thin Capitalization Rules and Entrepreneurial Capital Structure Decisions［J］.Business Research，December： 147-169.

［3］ Department of Treasury.2007.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Earnings Stripping，Transfer Pricing and U.S.Income Tax Treaties，November：7-31.

［4］ Ernst & Young LLP.2008.Thin Capitalization Regimes in Selected Countries.Report Prepared for the Advisory Panel on Canada’s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Taxation，May：1-42.

［5］ Gary Clyde Hufbauer and Ariel Assa.2003.Rule Against Earnings Stripping： Wrong Answer to Corporate Inversions.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s，May：1-13.

［6］ Georg Wamser.2008.The Impact of Thin-Capitalization Rules on External Debt Usage-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pproach.Working Paper.October：1-46.

［7］ Seida，Jim A.and William F.Wempe.2004.Effective Tax Rate Changes and Earnings Stripping Following Corporate Inversion，National Tax Journal.May： 805-828.

［8］ Thiess Buettner，Michael Overesch，Ulrich Schreiber，Georg Wamser.2006.The Impact of Thin-Capitalzation Rules on Multinationals’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Working paper.August：1-26.

［9］ Canadian tax foundation.2009.US Crackdown on Offshore Tax Abuse.Canadian Tax Highlights，June：1-2.

作者：梁淑红

税务规制研究论文 篇3：

复杂税务环境下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管控探究

【摘要】“一带一路”和“双循环”背景下，跨境并购已成为企业对外投资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但跨境并购过程中会因税务违规、纳税处置不当等原因导致税务处罚和额外税负，甚至会导致并购失败。文章首先基于相关文献对跨国经营过程中税务风险的致因以及应对展开综述，归纳出税务风险的各类致因以及规避措施。其次，提出税务环境内涵，从征纳税主体、环境变量视角分析并购企业所处税务环境的复杂性，并基于跨境并购准备、并购操作和并购整合的三个阶段展开具体的税务风险分析。再次，从加强尽职调查、科学设计投融资框架、加强税务管理和内部审计职能等方面，提出防范和规避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的相关建议。研究对于我国企业规避和管控跨境并购税务风险而言，具有重要的实践操作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税务风险；税务环境；风险规避；跨国企业；跨境并购

一、研究背景与动因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化步伐，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带来重要历史机遇。跨境并购已成为我国企业实现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扩展海外市场的重要手段。如2015年12月中粮集团收购新加坡来宝农业公司案，2017年6月中国化工收购瑞士先士达案，2018年12月安踏收购购芬兰体育用品Amer Sports案，2020年长江电力收购秘鲁Luz Del Sur配电公司股权案等。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据《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537.1亿美元，同比增长12.3%，流量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一。[1]

然而，跨境并购的过程中，机遇和风险并存，对外投资和并购实施过程中企业往往会面临政治、经济、金融、文化和法律等多维风险，而且对国际税法规制的理解和运用、税规的执行与税款的缴纳等方面易出现理解偏差或执行差异，从而导致税务风险。如2008年中海油的尼日利亚“南大西洋石油有限公司”收购项目税务纠纷案，以及2021年底印度税务机关对在印部分中国企业以涉嫌“逃税”和“假账”为由展开的大规模税务调查案等。[2]

跨境并购税务风险指由于国内企业对实施跨境并购过程中对目标国的税法规制、税收机制和纳税程序不够熟悉，或与目标国所在地税务机构在涉税业务、涉税信息方面的沟通方面不及时，出现涉税违规或纳税不当从而遭受税务处罚的可能性。[3]跨境并购税务风险是企业面对的重要国际税收风险类型，它会直接影响企业资源的流入流出、并购实施过程和并购绩效，并有可能引发经营风险、声誉风险和国别风险等衍生风险。故如何防范和规避企业在跨境并购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税务风险，是企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相关研究综述

（一）跨境并购税务风险致因研究

相关研究主要从内因、外因两个视角对跨境并购税务风险进行了系统性分析。

1.内因视角研究

叶红等（2015）[4]、陈有湘和董强（2015）[8]等学者从跨国贸易业务视角对税务风险的致因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国内企业的低成熟度以及对跨境贸易、跨境并购等涉税事项的认知不足和判定经验缺乏等因素，是税务风险的重要致因。赵燕清（217）[5]、刘安（2017）[6]认为，目标国的税务环境及税法规制中的税收征纳程序、计税项目及计税口径等方面处于不断调整变动中，国内企业无法对涉税法规信息及时掌握和运用而导致税务风险。王文静和刘丽丽等（2017）[7]则从并购框架和协议条款视角进行了风险分析，认为企业未能充分掌握和运用与目标所在国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条款，或并购协议框架本身存在条款漏洞或执行缺陷，是导致计税错误或形成非主观性的税款漏缴的重要原因。

2.外因视角研究

陈有湘和董强（2015）[8]、赵燕清（2017）[9]则重点从外因视角进行了致因分析，认为目标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税制差异和税收征管程序，以及后BEPS时期国际税收体系重构等因素，是导致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的重要原因，主要体现在目标国的重复征税、税收歧视待遇以及反避税调查等。李香菊和王雄飞（2017）[10]认为，除了并购企业因自身实施准备不足、纳税理念偏差等内因外，目标国的政治安全、经济波动、历史文化差异、税务机构差别化对待等外因更易引发税务风险。王丽萍（2019）[11]则将境外投资风险划分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文化风险四类，认为政治风险是跨国企业面临最大的风险，而经济风险则是最直接的风险。

近几年，相关学者还从涉税信息不对称、税务管理体系构建的匹配度等方面进行了税务风险研究。如邬文瑾（2020）[12]提出，并购企业和目标企业之间的涉税信息不对称，是导致税务风险的关键，另外并购企业自身税务管理意识不强、涉税管理机制不健全也是税务风险产生的重要致因。巴海鹰和谭伟（2021）[13]认为，国内企业实施跨境并购时往往重视跨境业务体系和会计管理体系的搭建，容易忽视税务管理体系的建设，从而出现税务管理体系不能有效匹配跨境并购需求的问题。

（二）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管控研究

相关文献从税务筹划、税务风险预警与评估、税务风险管控模式等视角展开了研究。

1.税务筹划研究

赵爱玲（2017）[14]提出，并购企业自身应制定出与公司战略相吻合的国际税务策略，对外则应运用相互协商的争议解决机制来解决国际税收争议。刘安（2017）[6]认为，应通过对企业并购实施中的生产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进行事先规划和安排，运用纳税筹划手段来节约税款和获得合理税收利益。王丽萍（2019）[11]也认为，企业也应注重整体税收规划和主动构建税务风险管控体系，才能更好管控税务风险。

2.税务风险预警与评估研究

何晓伟（2017）[15]建议，应厘选出并购项目中涉税风险发生概率较大的税种和风险易于控制的税种，进行分类归集管理，对应设计出税务风险分类控制程序并严格执行，同时要加强税务风险预警信息的及时发布。薛淑娟（2018）[16]提出当涉及复杂国际税收项目时，企业应充分利用母国税务部门建立的预警信息机制来甄别风险，从而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税务风险。王彤（2019）[17]构建起“風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防范策略制定—采取防范措施—防范成效评价”的风险管理流程，并构建起“投资环境差异—税收制度差异—税收征管水平差异”跨境税务风险评估模型，该研究较为系统。

3.税务风险管控模式研究

邬文瑾（2020）[12]提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税务风险控制模式，从税收、经济活动两个横向角度，纵向再多层次分析。徐寒鹏（2021）[18]建议应构建税务风险管理专门团队，对跨境并购及关联方交易加以重点管理，还可采取预约定价安排（APA）方式提出定价安排和做好税务部门认定，以规避税务风险。王韫玉（2021）[19]还提出，应建立国与国之间的税收信息共享平台来降低信息不对称，如加入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共同申报准则实现税务信息自动交换与更新。另外，崔思凡（2021）[20]强调，我国政府应加强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的签订和建立健全海外并购的涉税协调机制，合法合理地为实施跨境并购的国内企业有效降低海外并购的税收负担和减少税务争议或纠纷。

综上可知，学术界已从内因和外因视角对跨境并购过程中的税务风险致因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并就税务风险的规避与管控提出了相关思路与建议。本文则基于跨境并购所面临的复杂税务环境，对跨境并购各阶段的税务风险进行详细解析，系统性提出税务风险管控建议，以便协助并购企业更有效地实现对税务风险的全流程监测和立体化管控。

三、跨境并购税务风险分析及管控建议

跨境并购税务风险是指并购企业因未能遵循并购实施时关联的法律法规、税法规制（包括中国、东道国税法规制）以及国际税收协定等，而导致企业未来资源流失或权益受损的可能性，其直接表现主要为额外负担税款或少缴纳税款。[21]依据跨国经营特点，其税务风险类型可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纳税行为与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相一致，应纳而未纳或者少纳税，从而面临补税、罚款以及声誉受损的风险；二是企业未能合理运用税收优惠或税收协定的优惠条款，而导致多缴纳税款或承担额外的税收负担。[22-23]

（一）跨境并购中的复杂税务环境分析

基于系统论的视角可知，环境是存在于系统的内、外部并与系统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一切空间以及空间中各因素的总和。[24]环境是由环境主体和环境变量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共同构成的系统。基于环境理论，可将税务环境界定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影响征税主体行为、纳税主体行为的各类因素和变量的总和。税务环境既涉及纳税主体与征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也涉及税收法律规制、征纳税管理对国家政治、经济与金融、国家关系、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影响。税务环境中，纳税主体和税务机关为税务环境主体，纳税主体的遵从行为和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均会受法律规制、政治稳定、经济与金融运行、技术应用和文化传统等环境变量的影响，而且这些环境变量之间也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关系。

跨境并购企业所处的国际税收环境与国内税收环境有很大不同。世界范围的税收政策复杂多变，且征管环境和征管水平参差不齐，在纳税程序执行和税规条款落地时往往会存在差异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税收争议时有发生。国内企业在纳税中只要遵循我国税法，按时、准确缴纳税款就可以规避税务风险，能够有效管控因税务风险导致的经济损失。但跨境并购企业不仅要面对目标国的税法规制、经济与金融监管等法律制度环境的变化调整，还需要面对来自当地特殊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风险等因素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跨境并购过程中，企业除了需要进行目标企业的资产、资金、股权等资源以及债权债务方面的整合外，还需要应对资产处置、税款缴纳等复杂的涉税处理程序执行、税法规制履行。跨境并购的实施过程，将会受到目标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金融监管和文化差异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更面临着复杂的税务环境。另外，我国企业在实施跨境并购中，还可能面临并购方案涉税条款设计缺陷、并购项目征税边界不清、并购涉税计算不当和纳税行为不规范等税务风险。[25]跨境并购过程中，并购企业在应对税务风险的适当与否，将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并购过程中的资金、资源与经济利益的流入流出。同时，国际税收规则和税务环境的动态变化会对跨国企业产生相应影响，如BEPS计划的实施会使得很多国家出台涉税政策来规范跨国企业的税务问题，无形中也增加了跨国企业税务风险的可能。

故在分析跨境并购税务风险时，需要充分将税务环境因素纳入税务风险管理范围中。

（二）跨境并购各阶段中的税务风险

跨境并购可划分为并购前的准备阶段、并购中的操作阶段和并购后的整合阶段，[21，26]各阶段面临的税务风险如图1所示。

1.并购前准备阶段的涉税风险

（1）目的国税制差异和税制优惠盲区带来的涉税风险

企业并购前需要熟悉目标国的涉税税种特点、涉税法规以及税收执法环境，例如美国、日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工业化国家，其税制结构多数以所得税为主；经济欠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则主要采用商品劳务税，所得税和预扣税是跨境并购中涉及最多的税种。

（2）并购前对涉税项目未能尽调而带来的涉税风险

并购前，由于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之间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信息盲区，故往往会导致并购过程尚未进入正式交割阶段就可能会产生税务风险。并购项目涉税范围涵盖资金资产状况、财务管理水平、财务报表信息披露等，以及商务合同关系、贸易往来与供应链关系、关联方关系、未决法律诉讼等方面，这些方面会隐含税务风险。[27]

2.并购操作阶段的涉税风险

（1）投融资框架设计的涉税风险

在跨境并購中，一般可以设计三种投融资框架：由国内企业直接投资目标企业；设计单个中间层结构，即先由国内企业投到中间公司，再由中间公司投到目标企业；设计多个中间层结构，国内企业作为母公司，通过多个中间层公司，最终实现对目标的企业投资。[22，28]不同的框架设计将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企业利润的流入和流出，合理的框架设计可以有效减少税务成本支出和增加经济利益流入。如在跨境投资中，可以选择中国香港、新加坡、英国、卢森堡、瑞士等作为中间控股公司所在地，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具有所得税征收相对较低、某些符合条件的被动收入不交税的优势。[29]如果企业未能了解目标企业所在国税收税制情况，而盲目设计投资构架，就有可能带来额外税务成本甚至引发不必要的税务风险。[27]

（2）融资方式选择的涉税风险

企业实施海外投资时可以采取权益性投资、混合型投资等不同的融资方式，而权益性投资、混合型投资这两种融资方式的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涉税负担和涉税风险，[18，22，26]如表1所示。

如果企业实施并购前贸然使用资本弱化方式，很可能会面临东道国关于资本弱化方面的税制限制；如果企业债务与股本的比例超出安全港比率上限，则超过部分的利息费用不允許进行税前扣除，甚至可能会被采取反避税措施。[22]

（3）并购交易支付方式的涉税风险

跨境并购交易的支付方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利用海外子公司的资金，或通过其进行融资而实现并购资金的支付；二是直接通过境外上市公司实现目标企业的投资并购。具体并购时可运用现金支付或股权支付方式为对价。实施并购时，如果当地的税务法规存在税务歧视或税收偏见，则有可能会以资金支付方式的“不当性”为由，进行税务处罚。另外，企业还应高度关注国际税收规则的动态和变化，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BEPS行动计划”（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积极推进，促使世界各国在不断强化税收跨境税收管制，以遏制跨国企业对本国税收的影响。例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基于BEPS行动计划中的第二项“混合错配安排”条款下，开始采取单边税务行动来打击跨国企业利用混合工具规避纳税的举动。除此之外，日本、英国等国家也在开始考虑修订关于国际并购方面的涉税法规。[30]由此可见，企业在实施跨境并购时将面临更为复杂的支付风险以及税务风险。

3.跨境并购整合阶段的涉税风险

第一，跨境并购完成后，并购企业需要对目标企业的涉税事项进行承接或管理，如果未能在并购实施前有效识别或及时化解涉税问题，在并购完成后可能会因遗留的涉税问题导致自身管理效率下降，增加额外管理成本与支出。另外，并购企业与国外税务机关存在沟通障碍或涉税信息未及时提交时，也会因此而产生潜在税务合规风险。

第二，并购企业在经营整合阶段中，由于涉税事项繁多，同时又需要进行各种资源的整合，很可能会因为纳税范围或边界不清、纳税税种及纳税申报行为不规范等而造成并购后税负的额外增加（如补税、罚款、滞纳金等），甚至会影响到企业的运营和产生声誉风险。[3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购企业应高度关注母国与目标国之间的相对税率、目标国税收政策等对企业所得税、关税的影响，相关税务风险主要包括：一是是否会遭遇双重征税而导致多交税的情况；二是目标国所在地对于企业所得税抵减方面的涉税规定；三是目标国所在地会计政策对成本摊销核定方面的涉税规定。[32]

（三）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管控建议

税务风险应对不当，将会给企业额外增加税收负担责任，甚至是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33]故企业需要充分考虑企业扩张发展的并购战略与税务管理水平之间的匹配性，深入研究我国及目标国的税法规制、双边税收协定、投融资框架的税收权益比较等，通过构建和完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和组织架构，制定税务风险管理流程和形成税务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实现对跨境并购业务及税务风险的全流程监测、评估和预警。具体如下：

1.加强涉税事项的尽职调查

做好尽职调查是企业实施并购的重要环节和先决条件，它不仅关乎企业并购的成功与否和未来发展，而且是识别和防范重大税务风险的关键第一步。[34]

在跨境并购前，并购企业团队需要做好尽职调查工作，包括如下：一是应对目标国家政治与金融环境、法律规制环境、税收征纳环境及纳税优惠政策等进行系统、全面的调查，同时应积极关注目标国与企业经营、企业并购等相关的涉税法规、税收协定等方面的变化调整；二是可以寻找目标国或国际性专业机构寻求专业帮助，如选择成熟的会计师事务所、税务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通过多个渠道来充分了解目标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涉税情况，尤其是要识别和发现目标公司是否存在现实和潜在的税务风险、企业经营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

2.科学合理选择投融资框架

投融资活动贯穿于整个企业并购的各阶段，因此根据科学性、合理性和合规性原则来设计投融资架构，才能在并购及整合过程中避免被目标国税务机关调查。

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构架主要可划分为直接控股结构和间接控股机构，多数企业选择间接控股架构以享受东道国税收优惠，利用税收协议网络来降低税务成本，但并购企业在设计和安排投资架构应从实际角度出发，不应单纯参照其他企业跨境并购时所采用的间接控股框架，要切实保证中间控股公司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或实质性的经营活动；在中间控股公司的设立上，不能一味选择避税天堂。另外，在后BEPS时代和随着BEPS计划的不断推进，采用间接控股架构不仅需要规避相关的反避税规定，还要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及时规避税务风险。[30]企业在设计投资架构时，应及时关注BEPS协议各国对于反避税行动的动态变化，深入了解对目标国的投资机制、利润退回和投资推出等规定，特别要高度关注目标国对于合理商业目的或实质性经营活动的判定标准。

3.强化企业税务风险管理职能

企业实施跨境并购时，不应只考虑并购事项，而是应将当前和未来进行综合考虑，加强税务管理体系的优化和税务管理系统的运用，来管控并购各阶段的税务风险。

一是企业业务、财务和税务管理部门均应及时跟进国际形势，优化海外税务风险管理信息获取和沟通机制，定期组织海外项目主管人员进行税务培训和研究，实时关注税务风险，定期监督和改进海外税务风险管理体系。二是企业税务管理部门应积极参与海外项目经营决策、涉税事项和税务风险的分析、评估，掌握和获取目标国税收法律法规信息、税收政策变化及优惠措施，从税务角度研究税务风险的管控和规避，向管理层提出科学、合理的涉税建议和风险管控建议。[35]三是企业税务管理部门应加强国内、国外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沟通，寻求税务机关的帮助和理解，从而维护企业自身经济利益，主动控制和降低税务风险。四是企业和税务管理部门应不断创新和优化税务管理模式，在涉税管理过程中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及时制定税收筹划方案和测算税负，并对并购项目的涉税流程进行实时税务监控和提供税务专业化内部咨询服务。[36]

4.加强对税务风险管理的审计

内部审计是企业内部风险监督和管理的重要一环，内部审计部门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调查并购业务或并购行为是否遵循国内、国际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涉税管控和税务风险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同时对涉税业务处理、税款计量核算和纳税征纳申报等程序的合理性、合规性进行判定。内部审计应自上而下对涉税的业务、财务和税务程序进行定期评价和鉴证，涉税部门应积极配合内部审计部门，接受审计部门监督。[37]企业可定期对内部审计人员实施国际税收方面的培训和教育，来提高其国际税收审计水平和确保审计监督的公正性与准确性。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跨境并购税务风险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企业跨境并购过程中的税务管理现状及复杂税务环境特点，从内因和外因视角系统性归纳跨境并购税务风险致因，并就不同跨境并购阶段税务风险展开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的致因研究可从内因和外因两个视角展开。税务风险产生的内因主要包括跨境并购业务的成熟度、跨境并购协议条款的设计、企业税务管理体系的完善程度等因素；外因则主要包括跨境并购目标国与税收紧密相关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和法律规制环境等。二是研究税务风险时，应充分考虑并购企业所处的税务环境，可从并购准备、并购操作实施和并购整合运营等不同阶段来分析具体的税务风险。三是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的有效防范和规避，关键在于企业自身，并应加强涉税事项尽职调查、合理选择投融资构架、强化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和内部审计职能，形成税务风险管理的有效防线。

建议：一是深入研究如何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手段，更有效地识别税务风险；二是扩大税务风险研究范围，将其他跨境贸易事项纳入税务风险研究范畴；三是构建跨境业务税务环境模型，并运用系统动力学和仿真工具进行税务风险演进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21.

[2]第一财经.印度半夜查税！小米、OPPO等中资企业中招[EB/OL].（2021-12-28）[2022-01-13].https：//finance. 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21-12-28/docikyamrmz1644750.shtml.

[3]赵燕清.中国企业跨境投资税收风险及其防控[J].国际税收，2017（2）：48-51.

[4]叶红，尤姜，郑天成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典型税务风险及应对[J].国际税收，2015（4）：22-26.

[5]赵燕清.中国企业跨境投资税收风险及其防控[J].国际税收，2017（2）：48-51.

[6]刘安.海外企业多视角识别和防范税务风险[J].中国石油企业，2017（11）：68-70.

[7]王文静，褚方圆，刘丽丽.企业跨境并购税务风险及对策分析[J].国际税收，2017（9）：47-51.

[8]陈有湘，董强.构建“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税收风险应对机制[J].税收经济研究，2015，20（6）：49-55.

[9]赵燕清.中国企业跨境投资税收风险及其防控[J].国际税收，2017（2）：48-51.

[10]李香菊，王雄飞.“一带一路”战略下企业税收风险与防控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731（5）：134-139.

[11]王丽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风险与防范[J].甘肃冶金，2019，41（4）：129-132.

[12]邬文瑾.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务风险及应对[J].中国集体经济，2020（17）：109-110.

[13]巴海鹰，谭伟.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税务风险识别与应对[J].国际税收，2021（9）：73-79.

[14]赵爱玲.如何应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的税务风险[J].中国对外贸易，2017（5）：62-63.

[15]何晓伟.海外项目税务风险防范策略：以X公司印度项目为例[J].当代会计，2017（12）：14-15.

[16]薛淑娟.企业跨境投资税务风险及应对[J].财经界，2018（23）：125-126.

[17]王彤.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税务风险防范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9.

[18]徐寒鵬.外资企业关联交易税务风险防控[J].中国外资，2021（6）：76-77.

[19]王韫玉.浅析国际并购的税务风险及其防范[J].西部财会，2021（7）：17-18.

[20]崔思凡.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税务风险分析[J].河北企业，2021（6）：94-96.

[21]李松.“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跨境并购企业境外税务风险防范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0（6）：173-174.

[22]陈鑫.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税务风险分析与防范[D].苏州：苏州大学，2018.

[23]郭永清.“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J].冶金财会，2017（11）：30-31.

[24]李妮.基于系统论视角下的环境问题分析[J].新西部（理论版），2012（12）：51.

[25]林俊.企业海外并购税务风险分析：基于并购阶段视角[J].财会通讯，2019（14）：121-124.

[26]陈丽娅.跨境并购中的税务规划考量[J].纳税，2020，14（36）：9-10.

[27]崔思凡.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税务风险分析[J].河北企业，2021（6）：94-96.

[28]林俊.企业海外并购税务风险分析：基于并购阶段视角[J].财会通讯，2019（14）：121-124.

[29]叶红，尤姜，郑天成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典型税务风险及应对[J].国际税收，2015（4）：22-26.

[30]谢梦园.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跨境并购企业境外税务风险防范研究[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9.

[31]刘安.海外企业多视角识别和防范税务风险[J].中国石油企业，2017（11）：68-70.

[32]郭永清.“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J].冶金财会，2017（11）：30-31.

[33]苏秋悦.我国企业跨境并购税务风险研究[D].蚌埠：安徽财经大学，2021.

[34]吴静，夏青.税务尽职调查：海外投资并购的关键一步[J].中国税务，2020（1）：48-49.

[35]黄佳，曹菲.海外投资税务风险详解[J].首席财务官，2011（12）：81-83.

[36]许柯，卢强，蒋琪.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税务风险管理[J].上海国资，2012（7）：92-93.

[37]陆建明.海外并购税务风险的相关思考[J].中外企业家，2017（32）：97.

作者：梁力军 王璐鹏 孙晓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