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赖保护研究论文

摘要：“网络反腐败”是一种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新型反腐败方法，已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武器。虽然网上反腐败对反腐败有积极作用，但也可能存在损害官员隐私权的负面作用。网络反腐中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要在基本原则上坚持减损和比例原则，在制度上利用区块链技术保护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政府信赖保护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政府信赖保护研究论文 篇1：

话语视角下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以ACTA立法进程为例

内容摘要：知识产权已成为20世纪中后期以降国际舞台最具利益纷争与政治争议的话题。话语视角能够促进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研究的视域拓展，是研究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论争与秩序的有效路径。话语既是权力结构的现实反映，又作为一种真实的拟制而成为知识产权复杂机制网络的介入力量，在塑造、影响制度身份与认同，促进机制的演进与重构方面起着能动作用。对ACTA立法进程的实证分析表明，话语作为一种非物质力量构建、影响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的生成。

关键词：语言分析 ACTA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机制 民主商谈

一、引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研究的话语视角

当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机制镶嵌在一个广泛的非对称结构的权力关系网络中。以《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及TRIPS协议等多边国际条约为基本形式，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为协调机构，以西方中心主义范式、注重私权保护为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机制围绕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内核，权利保护的单向度独白长期占据着主流话语位置并支配着机制的形成和演化。晚近经由双边/区域体制强势扩张的TRIPS-plus规则更加剧了现行机制下的利益失衡。知识产权治理机制为何呈现为现有的秩序并在很大程度上被视若当然？充斥着发达国家利益表达的话语是如何反映并支配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的生成？不同主体话语强势介入与利益诉求下的现行机制将何去何从？上述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一）发现话语：社会科学的话语转向研究

话语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1952年，Harris首次提出“话语分析”的术语，将话语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鲍德里亚的仿像理论以及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理论等学说为话语分析注入了理论元素。福柯（1970）关于“话语是权力”的著名论断，把话语赋予了权力和利益的功能，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及思维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90年代出现的批判话语分析提供了对隐藏在话语中的权力问题进行更为精细的经验分析的方法。

话语分析表明，人类社会长期以来视为既定的、理所当然的某些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一种经由话语进行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问题及其治理机制均为可审视、可质疑和可批判的。以语言为视角的后现代思想对当代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话语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从工具的从属地位上升到本体研究地位，逐渐不再被视为衍生、从属的研究对象。之后，社会学、国际关系、新闻传播、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将话语研究与自身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 〕自此，话语分析突破了语言学学科的向度，在其他领域得以展开，社会科学出现了话语转向研究，并呈现波澜壮阔之势。如英国著名批判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所述：“传统上，其他社会科学缺乏对语言的兴趣，并倾向于把语言看作是显而易见的东西.这些立场和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正在淡化，社会科学出现了语言转向，把语言更多的看作是社会现象中的一个作为中心的角色。” 〔2 〕学界已经普遍认识到话语分析在社会问题研究方面的重要理论意义和方法价值。

（二）关注话语：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研究的视域拓展

处于“动荡”年代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正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一方面，传统的多边协调体系为各种小型体制下的知识产权区域主义所削弱、侵蚀和瓦解，规范多样化和碎片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另一方面，20世纪中后期以降，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所带来的分配方式与控制力的变迁令知识产权成为国际舞台及一国内部最具利益纷争与政治争议的命题。公共健康、环境保护、人权维护、气候变化、技术创新、文化教育、贸易竞争等领域的各种话语型塑着国际与国内层面的知识产权相关立法与决策，参与主体复杂、利益取向多元，制度演化面临着纷扰、复杂的环境。在知识产品生产者看来，知识产权带来人类福祉;在教会组织、女权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看来，知识产权对人权保护形成威胁;从公共安全与公共健康的角度看，知识产权是一个社会问题;从国家之间利益博弈的视角看，知识产权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全球贸易与国家形象角度看，知识产权是一个外交问题;从人类、自然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来看，知识产权又是一个伦理问题。鉴于知识产权议题背后紧张激烈的利益纷争和政治博弈，国际社会就此一直交锋和论争不断。

如学者所述，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观念完善、合理性增加、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概念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3 〕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传统概念经历着来自于对立主体的维系与加固、挑战与质疑，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机制也深深地处于一种复杂的映像与意义网络之中，只有通过多维度的研究和不同角度的透视，才能深刻把握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机制的理性与谬误、正义与偏颇、力量与软弱、成效与局限，尽可能还原其“原生态”的复杂样态，启发行动者在繁复交错的利益格局当中，展开互动与对话，改善机制自身的结构条件与环境，促进机制的良性发展。

二、理论铺陈：哈贝马斯与福柯对话语与秩序的界说

（一）哈贝马斯话语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试图寻找20世纪以来日益彰显的民主合法性危机的化解之道。在哈贝马斯看来，国家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公共领域中的实践话语，民主的命运最终取决于宪法保障的政治公共领域和个人私人领域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抵抗日益膨胀的国家与市场结成的强大系统。也即通过公众的交往行为，从广泛参与的对话、讨论中取得对某个问题的理解，达成话语共识，这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也是民主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把秩序理解为一种主体间所共享的一系列有意义的、有效的和有约束力的规范;秩序由生活世界的共同体日复一日的创造和再造出来，并通过合理的对话加以改变。〔4 〕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自身内在地包含着民主的话语要求，他所主张的民主是公共领域在场的民主。此种公共领域充满了私与公之间的张力，是伦理、道德与政治之实践话语的结合。〔5 〕这种公共领域的民主机制表现为，自主自律的公众通过交往行为，将生活世界的议题置于公共领域中自由讨论、辩护和批判，并达成普遍共识。不过，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并不只是公共领域中的话语交往，他并未将话语民主当作公共权力机关的组织原则，因为这些机关的决策不可能都以商谈的方式作出。他所主张的话语民主表现为公共领域与权力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公共领域达成的理性共识和提出的各种理由从四面八方包围正式的权力系统，对其判断、决策施加影响，这些共识经由政治权力系统转化成法律或公共政策。简言之，公共领域为公共权力系统输送合法性，而公共权力系统则将公共领域的民主意愿建制化，同时保障公共领域的交往畅通无阻，以此构成一种建立在实践话语基础上的程序主义民主模式。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呼吁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对话——立法者和公民之间的双向话语，公民定位为对话者而不是乞求者。哈贝马斯话语民主理论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公共领域的话语民主理论，其关键之处在于公共领域与议会机构之间的沟通对话，以此保证正当之法得以产生。映射到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领域，话语民主的概念架构表明，公共领域是一种通过话语创造规范，使之合法的非正式组织的全球网络。对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的缔造者而言，理解市民社会行为体的需要和诉求，在秩序建制过程中建构公共领域与权力系统之间的话语渠道和“沟通之流”，因循民主原则对于知识产权规范的合法生成以及公正结果有着重要影响。

（二）福柯权力话语理论

福柯认为，话语是以行使权力的方式创立秩序的一种手段。发现话语的真理和权利的栖息之所不在于被谈论什么，而在于谁谈论它和它是怎样被谈论的。〔6 〕福柯把话语关系等同于权力关系，公共话语成为压制非主流话语、个体话语的权力意志。福柯进一步发现，任何一种话语都是我们施加于各种事物的暴力。话语不但意味着一种言说方式，而且意味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以话语作为切入点，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使人们对文化权力的分析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深入到语义分析的领域，进一步看到了话语与权力的密切联系。

福柯在对权力和话语之间关系的讨论中提出了“话语秩序”这一概念。他认为，语言也有建构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话语能够建构话语秩序。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规则以及用于解释这些规则的道德、观念等，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斗争的产物;一切规则都是被制造出来服务于一定的对象，屈从于某些人的意愿。话语在不同层面建构了自我、规范、知识等社会关系和观念框架。话语者通过语言符号表达自己的观点、价值观、视角，以及对某事物的认识、看法、立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定义了社会物品的本质和相关性，构建了一个意义体系。这样的话语过程也是建立主导话语，排除、排斥、压制和诋毁其他不同话语的过程。因此，语言会产生一种话语秩序或话语结构，它也会像物质结构一样对行为体的行为直接产生影响。〔7 〕福柯提出的话语秩序的概念实际上还指出了社会活动者在话语交际过程中存在的等级差异。

以福柯话语理论为观照，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制度与秩序同样是权力运作和较量、话语生产与统治的结果。作为一套精致的现代性话语和机制，知识产权法治在全球化过程中被逐步建构并合法化与正当化，成为普适性的规则，话语为权力服务，维护并巩固权力。另一方面，权力的更迭、交替势必引起话语的变化，从而引发新一轮话语生产和游戏规则的制造。因此，建立和完善利于自己的知识产权话语秩序也日益成为各国博弈的重要内容。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对此无疑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哈贝马斯与福柯的上述经典理论为笔者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启发和方法论支撑，有助于分析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一些议题是如何被确立为正当、合法和真实的，并透视知识产权国际政治中权力的运作、消长和更替以及话语的生产、流通和推进。

三、实证分析：话语视角下的ACTA立法进程

作为近期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立法领域最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从秘密谈判到公开论争，从签署到濒临破产，《反假冒贸易协定》（ACTA）的立法进程是话语构建、影响秩序的生动实践，也是分析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论争与秩序的绝佳样本。

鉴于知识产品消费时的无损耗性和非排他性，知识产权经济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的有效性，权利救济与权利内容同等重要。后TRIPS时代，资本结构的变化和产业结构的继续转型促使发达国家在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实体标准之外，不断寻求强化知识产权国际执法标准。2010年ACTA的秘密缔结标志着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执法攻势进一步强化，目标直指“建立一个超越TRIPS规定的知识产权执方面新的全球黄金标准”。〔8 〕ACTA意在打造知识产权国际执法的新秩序，考虑到八国集团（G8）的背书，如果生效实施，ACTA将成为知识产权制度史上最重要的国际协议之一，并很有可能经由有顺序的谈判建构新的知识产权国际执法框架。〔9 〕ACTA文本内容涵盖知识产权民事执法、行政执法、刑事执法及数字环境中的知识产权执法等领域的TRIPS-plus规则。自2007年10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宣布启动以来，ACTA历经11轮谈判，于2011年5月1日开放签署。不过，由于全球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ACTA立法进程在缔约国国内批准程序阶段陷入僵局。目前，学界普遍认为ACTA已经偃旗息鼓、落下帷幕。下文拟以ACTA立法进程中的话语介入作为研究对象，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形成中的话语构建展开实证分析。

从谈判程序到文本内容，ACTA立法进程自宣布启动便处于全球关注的风口浪尖，文本泄露后各种话语持续介入，论争不断。绘制ACTA立法进程中复杂的话语地形图需要借助某些分析工具和范式。笔者在借鉴荷兰学者马汀·哈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0 〕对ACTA立法进程中的论争进行话语取向的分析。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围绕ACTA谈判程序的合法性及其文本内容，可以较为清晰地界定出两个话语联盟：“工具理性话语联盟”（简称“工具联盟”）和“价值理性话语联盟”（简称“价值联盟”）。形成话语联盟概念的初衷在于，“需要一个中层概念来以非化约主义的方式将话语间的互动与个人的策略行动关联起来”。〔11 〕工具理性话语联盟反映强势主体高水平保护知识产权的利益诉求，强调知识产权执法的正向性作用，主张通过缔结ACTA强化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价值理性话语联盟则反对ACTA立法，呼吁知识产权保护中各方的利益平衡、知识贸易中的东西方国家利益调整以及知识传播中的公共利益的实现。两个话语联盟有着彼此对立的利益诉求、意义诠释和话语宣称。话语论争的核心是行动者对某一现象所赋予的不同意义之间的话语竞争。笔者将分别从两个联盟的话语内容、话语策略出发，分析各自的话语实践，并结合制度结构要素分析两联盟话语竞争的效果。

（一）话语内容

“工具理性话语联盟”的行为体主要包括ACTA缔约国政府谈判代表、知识产权利益集团以及权利人。其核心话语是“假冒和盗版产品是全球性问题。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并危及各国民众的健康和安全，必须通过ACTA法律框架强化知识产权执法”。〔12 〕

从酝酿构思到谈判协商，从文本公开到正式签署，ACTA一直采取关门立法的谈判方式，黑箱操作、秘而不宣、缺乏透明度是ACTA谈判程序最为人诟病之处。对此，“工具理性话语联盟”或辩解，或否认。例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恩·柯克宣称，经由对信息自由法案中“国家安全豁免”的援引，其可以拒绝透露有关美国谈判立场的信息。而ACTA谈判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秉持“门户开放”政策。〔13 〕再如，秘密谈判是基于“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与国际关系有关的公共利益”、“遵循先例”、“出于合作信任考虑”等。〔14 〕

当施瓦布宣布与重要贸易伙伴开始谈判ACTA时，使用了“新战略”一词。就ACTA的立法价值和文本内容，“工具理性话语联盟”通过“海盗”、“盗窃”、“威胁民众健康和安全”、“假冒商品满天飞” 〔15 〕等话语渲染知识产权执法的正向性。例如，“盗版扼杀工作机会、窒息创新灵感、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经济恢复”，打击盗版和假货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6 〕

“价值理性话语联盟”的行动者主要是反对ACTA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部分学者、媒体和普通公众。核心话语是“ACTA文本内容限制、破坏网络自由、个人隐私和正常贸易，威胁药品获取和经济发展”。〔17 〕

关于ACTA黑箱操作的谈判模式，“价值理性话语联盟”行动者批评其“缺乏透明度”、“不光彩” 〔18 〕。就ACTA文本，价值联盟认为其由“利益集团操控”，“侵犯隐私” 〔19 〕、“漠视公共利益”、“标准过于严厉”。〔20 〕

以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知识产权正义（IP Justice，IPJ）、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为代表的NGO极力反对ACTA谈判，对ACTA条款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和不遗余力的批评。其使用的话语包括，“ACTA会制造一种监视和怀疑的文化”，“威胁世界繁荣、安全和健康”、“在寻求对其他国家强加一种单方面决定的知识经济的模式”、“限制了知识的获取，给后续创新造成壁垒，推动了反竞争行为，扼杀市场竞争，损害社会共同利益”，“忽视了过分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的社会成本”等。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DWB）认为，“ACTA为权利滥用开出了空白支票”。〔21 〕

（二）话语策略

话语建构秩序。一种秩序的形成，标志着某种话语主导地位及其所代表的利益分配模式的建立。因此，通过一定的话语方式进行自我认同和利益表达，以权力体系压制其他话语的表达，同时使隐含自身价值观的话语通过教育、媒介和制度等方式输送给受众并为其所接受，获得内在认同是主体进行话语生产和话语宣称的初衷和意旨所在。话语宣称多种多样，但其中只有少数能够成功实现话语的结构化（话语被多数人所接受并用于进行概念化认知）和制度化（话语转化为公共政策或被固化于制度安排或组织实践）。作为一个策略性的沟通、论争与说服的过程，话语宣称的成功与否有赖于合理的行动策略选择。〔22 〕

行动者的话语策略既包括运用组织与物质资源进行观念塑造与社会动员，也包括利用象征与修辞等意识手段制造认同体系和集体行动。ACTA立法进程中，话语联盟行为体采取了以下话语策略：

1.论坛选择与秘密谈判

论坛选择与秘密谈判是工具理性话语联盟中的ACTA缔约方谈判代表在谈判伊始所采取的话语策略。

ACTA谈判是知识产权输出国通过引入小多边主义 〔23 〕推行体制转换的典型。近年来，美、欧在多边体制下的知识产权行动因严格的条约修正程序及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反对而连续受挫，遂将重心转移至双边/区域/复边贸易安排下，寻求创设超TRIPS义务。通过小多边主义，工具理性话语联盟下的ACTA缔约方得以在更加精确和可控的小型体制下推行超出TRIPs协议的强硬知识产权执法规则，选择性地排斥了作为知识产权消费国的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并可能在适当的时机经由有顺序的谈判将其上升为国际规范。

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表明，保密给予了特殊利益集团施加更多影响力和控制力的机会，信息屏蔽能够满足政府以及特定利益集团的隐秘目的和诉求。〔24 〕ACTA的秘密谈判方式便利了控制着行政权力、经济系统和传媒体系的知识产权利益集团“有权利说且被倾听”，其利益诉求在制度安排和机制运行中得到切实体现。而公众由于无法接触信息资源实质上被剥夺了商谈资格，客观上处于缺席和失语状态，被强行置于话语输入和利益表达的盲点。

2.理念宣称与行动实践

如大卫·格林所言，谁塑造了对标签的公共理解，谁就塑造了政治文本的性质，政治话语的历史就是一部为塑造关键词汇的公认意义而战的历史。〔25 〕理念是公共话语的一部分，是行动者为了推进政策主张并使其获得接受，而进行的相互之间或对公众进行的宣传。理念宣称是对所构造的观念、概念、价值观的宣传与植入。ACTA立法过程中，工具理性话语联盟和价值理性话语联盟均采用理念宣称策略，对知识产权国际执法问题的本质、因果关系和解决对策进行结构化的意义宣称，从意识层面塑造话语受众的认知，使其对己方的主张树立内心确信。

工具联盟话语行为体，包括ACTA缔约方谈判代表及知识产权利益集团深谙观念塑造和理念宣称在ACTA规则确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新秩序构建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地以一种类似于“传福音”的方式运用观念力量强化高标准知识产权执法规则的结构吸纳力和制度感召力，宣称加强知识产权国际执法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和人类福祉，以劝服性的软性话语在公共舆论层面促使形成亲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情感。与之相对，价值联盟致力于“知识产权保护应当注重保护公共利益、维护人权、促进信息、知识的传播和利用”等理念的宣传，塑造受众对于知识产权强保护的理解和看法，进行社会动员，以此挑战、质疑和反抗工具联盟的主流话语与理念。

行动实践主要指行为体所从事的，呈现出特定的价值理念和话语内涵的实践行动。〔26 〕价值联盟实施各种话语行动实践抵制ACTA立法。代表性的有：2008年6月，美国公共知识组织（Public Khnowledge，PK）与电子前沿基金会（EFF）援引信息自由法案（FOIA）要求USTR公开ACTA的相关信息。2008年9月17日，PK以及EFF以USTR违反FOIA为由联合起诉USTR。2010年7月28日，79名美国学者联名致信奥巴马，指责ACTA缺乏开放性、透明度。上述发公开信、联名起诉等行动均蕴涵信息公开、话语输入的诉求，是价值联盟话语内容的行动注释。此外，ACTA的秘密谈判模式令众多不易集团化的分散主体被边缘化，其不能充分表达反对ACTA的观点和自身利益诉求，强烈的挫折感激起了众多在街头表达不满的市民社会运动：2012年2月11日，超过4万名示威者冒着严寒走向各大城市街头进行抗议;在华沙、布拉格、斯洛伐克、布加勒斯特、维尔纽斯、巴黎、布鲁塞尔和都柏林，数千名年轻人高举标语在风雪严寒中聚集。〔27 〕声势浩大的抗议行动席卷整个欧洲，有效阻滞了ACTA立法进程。

3.理性论证与修辞象征

理性论证的话语策略即通过特定主体（多为专家学者）对抽象概念和复杂问题作出权威性的专业解释，或者“提出观点并给出适当的理由，同时条理清晰地讲出其中的逻辑关系”。〔28 〕由于知识产权议题自身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理性论证是ACTA立法论争中各行为体乐于采取的话语策略。例如，工具联盟对全球盗版损失的评估报告，以数据形式对盗版与经济损失之间的联系进行因果分析。〔29 〕再如，工具联盟致力于争取学术界人士的支持。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撰文发表于严肃出版物上，通过其看似无关联的第三方论点，形成镜厅效应，反映、放大特殊利益。价值联盟同样采取学术话语的方式进行理性论证，阐述ACTA强化知识产权执法会导致社会成本的上升，影响发展中国家民众获取基本药品。〔30 〕通过传递反对ACTA的学术观点以及权威性的因果解释，帮助公众建立内心确信、进行专业判断，采取进一步的集体行动。

修辞象征是与理性论证相对应的话语策略，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其运作机制在于借助一定的叙述体系和隐喻机制来构建一套认同体系;其核心功能在于劝说。正如索加·福斯所说：“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劝说，哪里有劝说，哪里就有修辞。” 〔31 〕不同于法庭或课堂辩论，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术语，修辞话语可以调动公众道德情感，却不必经受严格的逻辑推敲。工具联盟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称之为“海盗”、“盗窃”、“威胁”就是采用修辞手法，意指假货、盗版的非正当性、严重性以及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具有很强的心理暗示作用，起到强烈的道德贬损效果。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宣布与重要贸易伙伴开始谈判ACTA时使用的“新战略”一词则凸显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的重要性，隐射既有执法的无力，加强了话语的陈述力量。修辞象征不仅仅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控制，而且还能成为酝酿社会运动的“弱者的武器”。〔32 〕价值联盟在反对ACTA谈判缔结的过程中，则提出了“政策洗白”、〔33 〕“恶法”等修辞口号，搭建起一个挑战工具联盟话语合法性的修辞结构和叙事语境，通过对抗性话语在公众的意识领域完成ACTA立法负面意义的重构，挑战工具理性，借助修辞、象征的方式强调阻止ACTA达成的重要意义，进而引发深层次的公共意识转型和社会集体行动，达到社会动员的目的。

4.意义争夺与媒介发掘

在工具联盟和价值联盟各自的话语体系中，除了对理念的直接构造与生产，还体现为对某些意指概念进行意义争夺与二次建构。以假冒为例，ACTA倡导者强调假货的危害：“日益扩大的假冒盗版货物贸易严重威胁全球就业、创新、经济增长和消费者健康安全”。〔34 〕对此，一名印度外交官回应：“没有人支持假冒，印度也不支持假冒。我们反对的是混淆假冒与仿冒。”通过区分药品的假冒与仿冒，价值联盟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对工具联盟的话语进行反驳，寻求破绽，挑战其合法性，对“假冒”这一ACTA立法中的关键意指概念进行意义争夺。

以版权产业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利益集团是工具联盟的中坚力量，其握有较多的金钱与权力，操控着主流商业媒介，使工具联盟的话语能够全面渗透到各种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主流媒体并得以传播。为了与其进行话语对抗，并达到更直接的社会动员效果，价值联盟在争取主流媒介之外，还转向对独立媒介的占有与发掘，以此开辟新的渠道，构建属于自己的话语平台和舆论阵地。如EFF网站上专门设立有关ACTA立法专题的开放式平台。〔35 〕ACTA News Today即时发布、实时传播关于ACTA立法的动态新闻和信息，直接与民意链接，打造有影响力的舆论阵地。〔36 〕在ACTA谈判过程中，非政府组织主办的网站每日公布新闻简报。价值联盟还充分利用包括社区、博客、网络聊天、电子邮件在内的网络交流方式，建构了一个个指向ACTA立法程序与实体规定的“话语性场域”，以此破解知识产权利益集团垄断舆论的壁垒，为ACTA立法的民主商谈创造条件。

（三）话语效果

话语并非产生于真空之中，总是在特定时空的秩序维度下生产、传播。其体现为特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秩序维度的制度结构经由话语行动得以确立和再造，又有着促进或抑制话语发挥作用的特点。ACTA立法进程中，对工具联盟和价值联盟话语效果的考察应当置于全球化时代知识产权论争的背景下进行分析。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凭借其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优势向全球输送其知识产权保护的理念和意识，充斥着发达国家利益表达的主流话语并支配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的生成。霸权国家及产业集团精心构建起一种服从强权者利益的知识产权保护权力格局，并以现代性的话语掩饰此种格局的不平等与掠夺性，赋予秩序正当性与合法性。从价值取向到制度安排，此种知识产权国际秩序安排更多地体现为发达国家的意志，成为支配发展中国家的工具。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深刻歧异、知识产权生产者与消费者冲突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霸权话语国与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态各异的独白与对话、压抑与反抗、制约与挣脱构成了当代知识产权话语的时代特征，各种话语强势介入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力格局，霸权国精心建构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正当性危机。

工具联盟和价值联盟关于ACTA立法的话语交锋处于全球知识产权话语权配置不均衡的制度结构以及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正当性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依据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所拥有的权力地位以及所控制的资源状况，工具联盟占据着主流和强势地位，拥有较多的话语权，价值联盟则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只有非霸权话语。ACTA所采取的秘密谈判方式意在控制信息的流向，隔离公众的商谈，使一家之言代替百家争鸣，便利知识产权利益集团的诉求得以实现。但是，保密反而极大地削弱了公众对ACTA文本及谈判公正性的信赖感。利用此契机，价值联盟敏锐地构建了支持己方主张（反对ACTA）的话语，通过游说、结盟、动员、引证和反证等话语实践发起风起云涌的跨国社会运动，改变了话语力量对比，动摇了工具联盟的权威论调根基。以2012年7月欧洲议会否决ACTA为标志，ACTA立法已经偃旗息鼓，强化知识产权执法的严厉秩序最终未能确立。

结语：建构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民主商谈机制

作为一种生动的社会实践，ACTA立法进程反映在话语秩序的理论之中。笔者以ACTA立法进程中的话语介入作为研究对象，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论争与秩序展开实证分析。秩序是制度化的利益分配模式，一种秩序的形成，标志着某种话语主导地位及其所代表的利益分配模式的建立。而秩序能否建立并保持稳定，取决于其合法性，即其赖以建立的价值和原则能否被其他参与者认同，以及制度安排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各成员的利益。ACTA立法论争聚焦于谈判程序的透明度与合法性，以及文本内容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话语交锋的背后则是物质利益和力量的竞争。分析结果表明，在知识产权全球治理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话语作为一种非物质力量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

话语视角提供了一种对作为自然秩序的知识产权全球保护机制进行全面审视与反思的可能。笔者通过考察ACTA立法进程中工具联盟和价值联盟的话语内容、话语策略和话语效果，分析了话语介入的影响，既有秩序不仅塑造话语叙述，也在话语论证的过程中被构建。不过，话语构建与秩序形成、演化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话语并非影响、决定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的唯一因素，其对秩序生成、演进的影响也不是线性的，其作用过程还受到其他变量如现实情境、行为体以及中介要素的约束。如何将话语因素与其他施动要素相分离，客观评价话语在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秩序生成中的作用，是下一步研究拟解决的问题。话语构建与秩序生成之间的复杂关系尚有待厘清，提升中国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话语权的具体路径问题仍然有待解答。

作者：杨静

政府信赖保护研究论文 篇2：

网络反腐中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研究

摘 要：“网络反腐败”是一种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新型反腐败方法，已成为反腐败的重要武器。虽然网上反腐败对反腐败有积极作用，但也可能存在损害官员隐私权的负面作用。网络反腐中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要在基本原则上坚持减损和比例原则，在制度上利用区块链技术保护政府官员的隐私权。

关键词：网络反腐;政府官员;隐私权;区块链

作者简介：张国辉（1993-），湖南商学院，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李楠（1995-），湖南商学院，法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

一、政府官员隐私权的界定

（一）政府官员隐私权的特征

笔者认为政府官员的隐私应该定义为：政府官员生活的个人隐私应该与从事工作的隐私应该加以区别，不能混淆两者的概念和范围，政府官员合法的日常生活隐私应该界定范围。网络反腐败不能触碰政府官员合法的日常生活隐私，给政府官员适当的“真空生活”，使其享有自己的隐私空间，不受网络和舆论的干扰。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与公民的隐私权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有它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特殊性：

1.与公共利益的密切相关性

官员的隐私和人民的公共利益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官员隐私权最显著和最主要的特征。政府官员在行使人民和国家赋予的管理公共事务权利时，他们的行为必然与公共利益相互交叉和相互冲突，具有天然的不可规避性。

2.与公共知情权的冲突性

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与一般公民的知情权存在矛盾，两者相互冲突是必然的特点。人人向往自由，向往不被监视的生活，政府官员也是如此，他们承受比一般公民更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反腐便捷、全天候、无死角和高效的特点，政府官员的日常行为和隐私被暴露在网络上，因此，政府官员的隐私在很大程度上为国家和人民所知。政府官员渴望建立一个“真空空间”，使他们的隐私不被他人干扰，而随着民主的发展和人民法治意识的增强，人民更愿意参与民主和法治建设，更愿意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因此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与公共的知情权存在激烈的冲突。

二、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和网络反腐之间的协调

（一）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的减损原则

作为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维护者的政府官员，政府官员的行为需要法律的监督。政府官员的权力如果没有法律的制约和公民的监督，他们的行为犹如脱缰的野马，带来的后果和问题将难以估计，因此，他们的行为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和公民的监督，因此，在网络反腐中，既要用法律监督和制裁他们的违法行为，也要适当照顾和保护他们的隐私。

（二）政府官員隐私保护的比例原则

在互联网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必须坚持比例原则。针对因遭受网络举报的政府官员，即使他们存在违法犯罪行为，也应该给予合法与合理的人格尊严，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剖析“李某下跪案”“表哥局长杨某某案”，从典型的网络反腐败案例可以看出，当时形成的网络热点可能是由于时间长，案件处理结果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对于有关的政府官员，可能造成永久性伤害。腐败的政府官员即使在监狱中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刑满释放后，由于他们备受身边亲朋好友谴责和网络的舆论压力，他们承受巨大的心里负担，很难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另外，由于网络上网民人数多，大部分网民素质低、法律意识差以及自主力低，很容易受到他人引导，盲目跟风，将事件引入错误的“旋涡”，吸引他人眼球，获得大家的关注，使之成为网络热点，从中获取心理上的愉悦感和财富上的增加。例如，在“雷某某视频案”中，网民在批评其腐败行为的同时，不少网友也嘲笑他们的怪异外表，对其人格进行侮辱。该行为以法律视角审视，部分网民可能侵犯腐败政府官员的人格尊严，严重者可能构成犯罪。从以上事件给我们的启示：网络反腐要坚持比例原则，不能任意和任性地借着反腐的名义做其他无关的事。要在确保公民知情权的基础上，对政府官员的个人隐私给予恰当的尊重和保护。

（三）区块链技术在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中的应用

区块链技术具有不可篡改的、可信赖的、可追溯等优点。因此，它可以用来保护政府官员的隐私并进行网络反腐败。网民在网络上举报官员腐败，发布腐败线索和材料，有些官员可能雇佣网络水军删除这些对其不利的腐败线索和材料，更重要的是，一旦黑客攻击网络成功，这些存储的信息可能会消失或被篡改。而在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和网络反腐败中运用区块链技术，所有的政府官员的腐败线索和材料以及损害政府官员隐私权的行为将分布式地储存在各个节点上，每个节点上都有一个账本，并且，账本被哈希加密。被哈希加密的账本，不会被篡改，也不会被泄露。这样，就算黑客成功攻破了单一节点，关于官员的腐败线索和材料以及损害政府官员隐私权的行为也不会丢失，因为其他节点都保存着一个同样完整的证据。这样一来，政府官员的隐私将会得到更好的保护，网络的反腐败线索和材料会被更好的保护起来。另外，在区块链技术下，仅仅篡改网络中某一节点上的网络反腐线索和材料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账本，使网络反腐的线索和材料在每一个网络节点上同样和完整的保存起来，如果有人想更改或者销毁网络反腐的线索和证据，必须控制半数以上的网络节点，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网络节点时刻都在变化，不可能达到控制的理想数值。可追溯性，应用区块链技术，可以让政府官员和网民的行为更加透明，政府官员在网络上的行为和网民的反腐言论、反腐线索和材料都会被记录在分布式的账本中，该账本公开透明并可以查询，但是不可以更改。网民可以通过账本查询反腐线索和材料的去向。这样一来，可以使网络反腐败行为不受外在行为的干扰，增强反腐败的公正性，更好的打击腐败行为，同时，也保护政府官员的隐私。政府官员可以使用区块链技术对自己合法的日常生活进行控制。一般情况下，政府官员在网络上的行为会被网络服务提供者知晓和控制，政府官员不知道自己的网络信息被网络服务提供者如何使用，更不知道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存在泄漏个人合法的网络信息，而约束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只有与政府官员的用户协议。通过区块链技术，政府官员可以知晓自己的网络信息如何流动，区块链技术使政府官员在网络上的信息对于他们自身是公开透明的，可以使政府官员知道自己的网络信息的使用情况，避免政府官员的网络信息被随意使用，从而保护他们合理的隐私。

[ 参 考 文 献 ]

[1]张新宝，任彦.网络反腐中的隐私权保护[J].法学研究，2013（6）.

[2]韩红，李晓秋.网络反腐中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的适度边界[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59-64.

[3]徐明星，田颖，李霁月.图说区块链[M].中信出版集团，2018.

[4]长铗，韩锋.区块链从数字货币到信用社会[M].中信出版集团，2016.

作者：张国辉 李楠

政府信赖保护研究论文 篇3：

美法文化治理方略的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摘 要：美、法两国在当代世界文化发展上的地位“超然”，都可谓“超级大国”。然而，两国在文化治理的方略上却又不尽相同。文章深入剖析了美、法两国在文化政策、文化行政管理、文化治理手段等方面的差异，总结其中治理经验，并从文化发展模式、加强对文化发展和相关成果的立法保护、注重增强地方政府在文化治理中的积极性和责任意识、推进治理手段多元化现代化等方面阐述了对中国进行文化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美国;法国;文化治理;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据美国商务部国家经济分析局和国家艺术基金会2014年共同发布的“2008—2011年度文化艺术对美国国民经济影响数据报告”，2011年，美国文化艺术增加值达到5040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位，占同年美国GDP的3.2%。其中，广告业、艺术教育业、有线电视制作和播出业、电影和录像服务业等产业贡献最为突出（见表1）。2011年美国文化艺术产品出口比进口超出104亿美元，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

据《法国创意论坛》2013年发布的《文化创意产业经济观察》研究报告，2011年，法国文化产业营业额总量达到746亿欧元。其中，直接销售额占比82%，间接收益占比18%，其年度产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8%，这一比值要高于同年度的其他欧洲国家。报告结果显示，目前，法国在文化创意产业的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见表2），这也使得法国在对外文化贸易上长期处于顺差，2011年，法国文化创意产业顺差超过3亿欧元。

以上这些情况反映出美法两国在当代世界文化发展上的“超然”地位，都可谓“超级大国”。然而两国在文化治理的方略上却又不尽相同，有着各自“独特”之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独特”？这种“独特”又给它们各自带来了什么后果？这又给我们中国文化治理带来了何种启示？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一定程度的解答。

二、美法文化政策的区别

（一）美国推行“自由主义”的文化政策

美国是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文化发达国度，它在文化政策的制定方面比较独特，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官方文化政策文件，无论是在政府的法律文件或者官员谈话中，也都找不到“文化政策”这个词[1]72。之所以会这样，缘自于其特殊的国情。我们知道，民众在文化和思想上獲得解放，乃是美国最终得以独立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独立后，美国民众非常重视宪法对公民文化权利的保护。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文化立法的国家，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这使得美国各级政府和国会在对文化发展的干预上非常小心翼翼，而与法、德等欧洲国家高调“扶持”文化发展的姿态显得截然不同。另一方面，这也与美国在文化发展上的优势有莫大的关系。二战后，美国确立起经济霸主地位，而且在世界政治领域拥有“主导话语权”，这为其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推销文化产品创造了条件，美国在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这种文化“特权”是他国难以抗衡和抗拒的。只要其他国家和地区放弃文化贸易保护，美国文化即可畅通无阻。在这一形势下，它自身不出台专门的文化贸易保护或文化扶持政策，在深层次上来说，也是一种“榜样示范”或“麻痹策略”。美国在文化政策上的这种“随意”，使美国文化企业在发展上受到较少的条框和束缚，自由主义文化政策促使它从一个文化资源弱国变成全球的文化产业强国。但美国在文化政策上的“隐形”，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没有文化政策，相反，美国存在着诸多“隐形”的文化政策，它们深深渗透于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贸易政策之中，规范和约束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当前，美国文化政策体系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在宪法层面，有《美国宪法》《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在行业法律层面，有《无线电法》《通讯法》《图书馆服务和技术法》《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版权法》《博物馆图书馆事业法》《联邦电信法》《数字千年版权法》《国际广播法》《相互教育与文化交流法案》等;在相关法律方面，有《联邦税法》《间谍法》《煽动法》《隐私法》、《劳工法》《合同法》《公司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移民法》等。美国文化政策的核心理念是服从、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推进美国价值观念在全世界的传播，对内鼓励各种非政府组织（如基金会）投资文化事业，促进文化产业竞争，防止垄断，保护文化遗产，着力维护主流价值观念，塑造民族文化身份，保护文化产业竞争力;对外大力开展文化外交，包括在世界各地设立美国文化中心，派遣美国有成就的文化人士充任“文化大使”，对外宣讲美国文化，邀请各国精英分子和普通民众来美国留学，参观访问，推进文化产品自由贸易进程，扩大美国文化产品出口和世界市场份额，提高美国文化产品对其他国家消费者的影响力，着力提升美国形象，促进双边理解，防止冲突。

（二）法国推行的“保护主义”文化政策

相比美国，在文化产业发展上，法国不太信赖自由市场的作用，也比较避讳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主张国家和政府应积极干预文化发展，尤其要加强对民族文化发展的支持和保护。这一方面源自于法国对其民族历史文化的骄傲;另一方面也源自其对自己在同美国等新兴文化强国的文化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一现状的无奈[1]199。自1959年法国政府将文化事务集中于一个部以来，法国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文化政策体系。对内，法国以“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为由，延续和不断强化了国家对文化发展的控制，将“文化遗产”的保护放在国内文化政策的首位，并制定了一系列支持法国本土文化产业发展的系列政策[2]。对外，法国以“文化例外”为由，在WTO谈判中反对美国提出的，“将文化市场完全放开，实施无禁区的自由贸易”，并大力倡导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原则。法国文化政策学者认为，法国的文化政策是成功的，有效地遏制了美国的“单边文化战略”，使法国民族文化在英语文化的围攻下得以“壮大”。因此，在本质上说，法国文化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保护主义政策[3]。法国文化政策体系由对内对外两个部分构成：在对外政策方面，主要体现在由法国主导推动制定的《共同行动纲领》《文化多样性宣言》等国际性文件中;在对内文化政策方面，主要包括《电影分类制度》《古迹保护法》《遗产捐赠与继承抵偿法》《建筑法》《图书单一价格法》《著作法》《电台电视台法》《杜蓬法》等。法国文化政策的核心理念是保卫法国国内文化市场，积极对外推广法兰西的文化，希望能通过文化这种无形的软实力资源，使世界能够接受法国的价值观，为法国重返世界大国舞台打下基础。对内通过加大国家文化投入，加强立法保护，促进群众文化活动开展，保护文化遗产，鼓励文艺创作，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着力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国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对外倡导“文化例外”和“文化多样性”原则，在国外建立庞大的文化宣传设施，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大力发展现代化对外宣传手段，着力反对文化霸权，为法国在国际舞台赢得更多话语权，维护法国的大国地位和根本利益。

三、美法在文化行政管理上着力点不同

（一）美国实行“放权”型的文化行政管理模式

美国大众普遍认为，进行艺术文化创作和举办艺术文化活动属于民间社会活动，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而且艺术文化行业创意特质明显。因此，政府难以对之进行有效管理，加之美国幅员辽阔，社会发展趋向多元化，艺术文化实无统一管理的可能与必要。即便一些艺术文化业的生产活动需要赞助支持，也应以民间自动自发为主，不劳官方“大刀阔斧”，尤其是联邦政府插手其间[4]。因此，美国政府在对待文化发展问题上，基本采取“无为而治”。具体来说，美国政府对文化的这种“无为”突出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其零散而非专门的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美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没有设置专门的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没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文化管理系统。比如，在国家层面，美国没有设置文化部，其功能被其他国家政府机构所“分担”。主要由国会参众两院有关委员会：联邦政府有关机构、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等政府机构或政府代理机构来协调和规范文化发展事务，而对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起核心作用的是国务院，国务院专门设有“教育和文化事务局”，负责协调全国范围内的文化事务。目前，美国各类文化企业、文化艺术团体都自我管理、自我運营，以较为独立的形式存在与发展。二是放权于地方政府。在对文化艺术的管理上，美国联邦政府非常重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力量，将诸多中央权限和事务分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唱主角”，尤其在文化艺术活动服务、资金筹措上，地方政府承担起了比联邦政府更多的责任。以纽约州为例，2005—2006财政年度，由州政府拨付艺术领域的总经费为4270万美元，联邦政府拨付至纽约州艺术领域的总经费仅为76万美元[5]。三是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化艺术管理。美国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组织（NPO）有效地承担了许多“企业不为，政府不能”的文化艺术管理和服务方面的工作。比如，前面所提到的国家艺术基金会，就是美国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代表政府向艺术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自1990年以来，在61位获得“国家图书奖”“国家书评奖”和“普利策奖”的艺术家中，有40位接受过该组织的资助，而且绝大部分的艺术家在获奖之前十几年就开始得到该组织的资助[1]80。像这样对文化发展影响比较大的组织还有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艺术协会、国际教育协会、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联盟、美国博物馆协会、艺术全球发展协会、美国文化协会、国家文化遗产网络协会、美国电影商协会等。这些社会组织尽其所能，通过各种合法渠道对国会和政府施加影响，以使国会和政府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上向文化艺术行业倾斜。这些社会组织还通过组织义捐和实施放款，以帮助文化艺术行业解决融资不足的问题。

表3 美国政府的主要文化管理机构及其职能

（二）法国实行“集权”型的文化行政管理模式

相比美国，法国政府在文化发展上显得“积极有为”。这突出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起较为健全、专职的文化管理机构系统。为了加强对文化的管理，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从中央到地方业已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的文化管理机构，这套文化管理机构包括全国性的政府文化领导机构和地方性文化管理机构两大层级（见表4）。二是中央政府直接向地方派驻代表，领导和协调地方文化事务。从1977年开始，法国中央文化和通讯部在一些大区设立地区文化局，负责分配国家拨款和协调当地一些大型文化活动，目前已有28个。大区文化局局长属于文化和通讯部官员，是中央政府派到地方的文化代表，受文化和通讯部及大区政府的双重领导。文化局局长的主要职责是：落实中央政府制定的各项文化政策，协调文化管理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负责制定本地区的文化发展规划和组织本地区的重要文化活动等。除文化局长外，文化和通讯部各专业司局还以“文化顾问”的名义向地方派驻代表，除了向地方派驻文化官员代表以外，文化和通讯部还向地方的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电影资料馆等文化机构派遣专业技术人员以方便对全国文化设施进行统一管理。目前，法国文化和通讯部工作人员近2万，但在部委工作的人员只有10%左右，90%的工作人员在地方文化机构和单位中服务。三是文化产业政策的集权化特征显著。由英国所倡导的“一臂间隔”原则，即国家通过艺术理事会等政府代理机构实施对文化拨款的间接管理，为瑞典、丹麦、比利时、奥地利、芬兰等诸多欧洲国家接受和奉行，如芬兰在2003年发布的《芬兰文化政策》中自诩为“一臂间隔”原则的最早践行者。但法国却并不认同这一原则，在法国文化政策中根本没有设立艺术理事会之类的政府代理机构一说。法国的文化政策鲜明地强调，“要逐步完善国家文化行政管理结构和文化预算”，“要让16世纪以来形成的皇室庇护文化的传统发扬光大”。因此，法国中央政府对文化产业发展是“亲力亲为”，而且资金的投入力度也一直很大，国家文化部直接参与到各个产业门类的管理中，每年文化部的财政预算均占国家财政总预算的1%。

四、美法在文化治理手段上有所区别

（一）美国采用“柔和”型的文化治理手段

美国在治理手段上采取的是一种柔性治理的办法，这种办法突出地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美国文化产业发展运作的基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在经济发展策略上，一直倡导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认为，市场规律是经济第一规律，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会影响经济效率，会扰乱市场“固有的秩序”，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美国，政府对文化发展一直采取“放任”姿态，一方面，加强对文化企业的经济指导，着力消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文化企业具有更高的创造意识和活力。另一方面，进一步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各种针对文化产品的风险投资活动迅速发展，这使得大量的资本流入文化产业，促进了文化产业的极大繁荣。二是通过立法为文化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美国自建国起就非常重视对人们文化权利的保护，对文化艺术发展的保护更是不遗余力，如美国制定的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成文宪法——1787年宪法就明文规定：“为了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的进步，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6]35根据文化艺术行业发展需要，不断制定和修缮有关文化法规，逐步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文化法律体系，如1965年，为了保证文化发展投入，美国通过了《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此法规定，美国财政每年必须拿出相当比例的资金投入文化艺术业，并创设相关管理机构——国家艺术基金会与国家人文基金会[1]88。又如，为了加强文化版权保护，美国在1976年修订了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版权法，随后又对其进行了几十次修订，这也使得美国这部《版权法》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沿，得到了欧洲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认可。三是引导文化艺术行业自律。美国政府与各种文化行业协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政府机构给予这些行业协会必要的财政投入、税收优惠政策，并通过帮助这些行业协会制定自律公约等方式来引导和促进文化行业自律，如美国广播业者协会就制定了《行业道德准则》。这些协会与政府的关系，不是隶属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政府规制文化艺术行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文化从业人员透过协会向国会、政府表达自己的权益诉求，促使美国国会、联邦政府加大对文化艺术行业的立法保护和政策扶助[6]35。

（二）法国采用“强硬”型的文化治理手段

相对美国，法国在治理手段上采取的则是一种刚性治理的办法，这种办法突出地反映在三个方面：

1. 独特的契约管理。行政干预是法国同美国在文化治理手段上最大的不同，但法国的行政干预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是采取签订文化协定的契约形式。法国政府为了改善文化发展中出现的“地区不平衡”局面，开始实施文化分散政策，将由国家组织开展的重大文化活动、国家文化扶助资金和设施分散到全国各地，而不是集中在巴黎。如在1995—2005的十年中，政府有2/3的文化扶助资金用于外省，重要文化设施大部分建在外省，而为了确保这些投入经费的使用效果，政府通过同资助的部门和单位签订合同来确保管理目标的实现。

2. 立法规制境内文化工业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就非常重视加强文化立法，以使境内文化工业的发展保持“正确的方向”。其中最典型的当属1994年法国议会通过的《杜蓬法》，该法是为了保护法语，抵制英语语言帝国主义而专门制定的，该法明确规定，禁止在影视節目（外语节目除外）中使用外语，要求境内出版物须有法语的概述，在法国境内召开的各种研讨会议，法国人作大会发言必须使用本国语言……对违反《杜蓬法》的将处以5000—25000法郎的罚款，违反多少次，罚多少次。该法的实施为法语文化节目和出版物赢得了必要的“本土市场”。

3. 强力普及法国民族文化。为了弘扬法国民族文化，法国政府加大对民族文化展示基地及展览活动的投入力度，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硬政策”。如法国文化部规定，欧盟国家的所有在校学生、他国的记者、艺术家和教授，参观法国国立博物馆，实行一律免票;在每年9月的第二周周末举办“文化遗产日”活动，期间总统府、国家博物馆和历史古迹均向公众免费开放等。

五、对我国的启示

（一）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模式。

美法两国在文化发展上都可谓“成功”，而二国在文化发展模式上却有明显差异。法国选择的是一条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的“文化属性”，政府应对本国文化产业进行理性规划[2]14。美国则选择的是以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文化产品生产、销售的高度市场化和政府干预最小化。之所以两国会在文化发展模式上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主要源自于各自不同的国情。这也就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文化发展上取得“成功”，绝难依靠照搬他人模式取胜，必须要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模式。而就我国来说，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一条业已被实践证明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发展之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政治发展道路、和谐社会发展道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美国的文化发展模式，也不同于法国的文化发展模式，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为目标;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统筹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条道路的核心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走好这条道路的关键是，发挥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坚持改革开放，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管齐下”。

（二）加强对文化发展和相关成果的立法保护。

虽然美法两国在文化发展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它们各自面对的外在环境却并不一样，法国的成功是在英语文化强势“包围”下艰难获得的，这与其重视对本民族文化产业的立法保护紧密相关。为了保护本国民族产业的发展，法国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倡导“文化例外”和“文化多样性”，另一方面，在国内加强文化立法，抵制英语文化对国内文化市场的“侵蚀”。如1995年法国政府规定，所有法国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中至少应有40%为法国音乐，否则便以违法论处[1]207。当前中国的文化发展处境与法国十分类似，我们可借鉴法国的做法，加强文化立法，加快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文化产业法规体系，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1. 要加强文化安全方面的立法，弘扬和保护民族文化。在当前西方文化强国“包围”形势下，文化主权原则成为我国文化立法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也就是说要确保文化安全。可仿效法国制定一些诸如限制国外文化节目播放之类的法律条例，以防范西方文化强国的文化产品、文化资本和文化价值观念对我国相对弱小的文化产业和正在变迁的文化形态造成严重冲击。同时，重视对民族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可仿效法国制定一些诸如《历史古迹法》、《景观保护法》、《纪念物保护法》之类的专门性法律保护条例。

2. 要加快高阶位的文化产业扶持法的制定工作。法国本土文化产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国家层面的文化立法促进，而我国目前在此方面做得还很不够，这种高阶位的国家文化扶持法还很少。今后一段时期，我们须加快推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高阶位法的立法进程，争取把一些实践效果颇佳的区域性政策条例和举措，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可仿效法国制定一些诸如《企业参与文化赞助税收法》、《文化赞助税制》、《共同赞助法》等产业发展扶持性法律条例。

3. 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法律体系。文化产业的最大卖点是其中的创意内容，这种创意内容要能够获得其应有的经济回报必须要得到相应的知识产权法律条例保护。法国文化产业发展之所以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成为文化产业强国，这与其具有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密切相关。早在1791年，法国就颁布了《专利法》。1857年法国又颁发了《商标法》，该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三部知识产权法之一。1992年，法国又将之前的23项知识产权单行法规汇编成《知识产权法典》，该法典是世界上第一个知识产权专门法典。相比美法这些文化强国，我国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建设上相当滞后，这严重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的上升势头。未来，我们须更加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着力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尤其要注重填补由新科技而带来的知识产权保护真空地带，如互联网背景下的商业秘密侵权、生物基因技术引发的品种专利侵权等。

（三）注重增强地方政府在文化治理中的积极性和责任意识。

在法国，文化发展主要依赖于中央政府文化部的投资和管理，然而，近年来，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严重，法国经济增长陷入停滞，法国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日益增大，文化部对文化创作的投入不足，大小文化机构拥有资源比例的严重失衡等问题被放大，法国文化发展因此也放慢了脚步。而在美国，文化发展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据统计，美国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对文化艺术发展的年均赞助高达50亿美元以上，联邦政府对各州文化艺术业发展的投入年均仅约10亿美元。而且在对文化艺术行业管理上，美国采取以各州政府为核心协调单位并且采取灵活多样的管理方式[1]77。因此，近年来，世界金融危机虽然发轫于美国，但其对美国文化发展的影响竟未像法国那样严重。这就告诉我们，在产业及其行业部门日益交叉融合发展的今天，文化发展及其治理，不仅仅要靠中央政府的英明决策，更要靠地方政府、企业和全社会的齐心共治。就我国而言，长期以来都比较注重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央政府无论在文化事业发展中还是在文化产业发展中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并在文化产业投资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相比之下，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显得“弱小”而“无为”，这种情况绝非是“良治”。因此，为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当在继续发挥中央政府建设性作用的前提下，不断提升地方政府的作为意识和作用空间，鼓励社会力量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参与管理文化产业。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一是推动中央政府实施“文化放权工程”。中央政府集中精力抓导向、抓政策、抓立法，而文化行政审批权、文化发展事务具体处置权、公共文化设施维护权等都要有步骤、有计划地下放给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借鉴法国的分散政策以及参照其“契约”管理模式，而经营性文化事务则应完全交给市场与社会。二是优化地方政府职能与文化管理方式。地方政府要“跳出文化看文化”，树立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化管理理念，统筹协调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改革，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作为政府职能优化的主要旨向。地方政府应站在文化产业发展大背景下，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增加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投入，力推文化产业成为本地的支柱性产业，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可仿效美国的“政策杠杆模式”，以“资金匹配”来鼓励各省市以及基层政府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赞助和支持文化艺术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四）推进治理手段多元化、现代化。

法国在文化治理上，以政府扶持和保护为主，重点采取财政拨款方式，辅之以立法和行政手段[1]206。美國在文化治理上，则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为主，在增加投入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法律法规和政策杠杆保护和规范文化艺术业发展。近年来，美法两国又都非常重视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发挥科技在文化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比如美国在图书和唱片业，积极利用因特网技术开发网上售书渠道，极大地促进了其销量的增长和管理的规范化。法国为了抵制英语文化的侵蚀，积极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用新的数字化技术来传播其传统文化，有效地扩大了法国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美法的这些文化治理策略告诉我们，在文化多元化、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推进治理手段多元化、现代化势在必行。就中国目前文化治理形势来讲，文化治理手段应加快“变革创新”：一是要将法治的方法摆到更加突出位置。一方面，继续推进文化产业法律条例制定工作，增强我国文化政策法规的完备性、时效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加大文化执法的力度及其监督，优化文化治理法治化的人文环境。二是要更加重视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着力推进文化政策制定信息化、文化政策预演模拟化、文化政策评价定量化、文化政策实施数据化等。三是要更加注重推进文化治理标准与规则的国际化建设。一方面，着力创新对外国和民营文化产品和文化经营活动的管理机制，进一步激发非公文化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促使各级文化管理部门熟悉并运用世贸规则去规范国内文化市场，制定相关政策和制度防范西方意识形态的“悄然”侵蚀。

参考文献：

[1]熊澄宇.世界文化产业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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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obert H.Bremner.American Philanthrop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see，1988：3.

[5]冯 佳，李彦篁.美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2（6）：32.

[6]徐长银.美国文化管理的特点[J].红旗文稿，2011（22）：35.

作者：郑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