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序言探讨论文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此来统领我国宪法的全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分析宪法序言各部分着手，认为宪法序言中的相关内容如，有关历史的叙述、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等应当作出大幅度的调整，以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宪法序言探讨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宪法序言探讨论文 篇1：

宪法中的“中国”

1982年宪法序言13个段落1648字，“中国”一词共出现26次，但含义却不尽相同，时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时而涵盖中华民国甚至晚清政府，时而又意指时间上无远弗届的作为整体的中国。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呈现出如此之多的中国意象？这些中国意象之间又具有怎样的关联？如此的写作又具有怎样的政法蕴含？

厘清这些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坐标体系。宪法序言中界分出四种中国意象，即“封建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这些具体的中国意象首尾相连，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在时间上向前向后均无限延展的中国，勾画出中国的“家谱”。这便是作为横轴的历史维度。而坐标系的纵轴则是现代国家的谱系：晚清以来的中国国家与社会转型，基本上是在回应现代国家普遍具有的两种叙事模式，即民族国家叙事和共和国叙事，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抗争，目的就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与共和国。因此，纵轴的一端是民族国家，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另一端是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本文以宪法序言作为分析文本，梳理其中呈现出来的诸种中国意象，具体化为作为历史文化（伦理）共同体的“文化中国”，和作为政治法律（道德）共同体的“政治中国”，以及政治中国在当下所呈现出来的民族国家和共和国意象。并通过对民族、人民、阶级等关键词的分析，揭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和国意象）是如何落实“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意象）的。

一、文化中国

宪法序言第一段用两句话勾画了作为整体的中国：第一句是“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这句话至少表达了两层含义：首先，中国不再是天下秩序中的“中央之国”，而是世界体系中的诸国“之一”，这是中国晚清以来宇宙观转变后的自我定位：我们只是这个地球上的一个民族国家而已；其次，在这个国家体系中，我们引以为豪的特征，乃是悠久的历史。当然，对历史的强调不仅仅是为了凸显我们与其他国家的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源泉。历史维度的展开就像家族族谱的展开一样，我们在其中找到了位置，不仅获得了归属感，同时获得了正统性。

第一段第二句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首先，如果说历史维度的铺陈展开了中国的家谱，那么我们在这个家谱中看到的便是“光辉灿烂的文化”，五四运动以来的反传统文化，尤其大革文化之命，现在被“拨乱反正”，开始了新的回归。其次，这个“光辉灿烂的文化”，也即历史的中国，是人民创造的，帝王将相是历朝历代的政治缔造者，但历史与文化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不仅如此，这个人民是包括汉人在内的各族人民，所创造的文化，自然是包括汉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所谓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自始便具有多元性，并在此获得了宪法上的承认。最后，中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宪法序言先后六次使用“革命”一词，可谓是“革命的宪法”，“革命”是贯穿整部宪法序言的叙事线索，也是合法性论证的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第一段的两句话中，我们注意到历史、文化和革命这三个关键词，历史铺陈了中国的“家谱”，文化是历史中国的存在形式，而革命或许可以解释为中国五千年来延续至今的内在动力，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整体的中国意象，向前无限追溯，向后无限延展。值得注意的是，宪法序言第一段只是在时间轴线上呈现作为整体的中国，但并不试图在空间范围上界定中国，因为在历史上，中国的天下秩序没有边界，她从中心向四周无限扩散。笔者将第一段所描绘的中国称为“文化中国”，乃是采“文化”的极为宽泛意义，包含了今天仍然可以各种方式呈现出来的历史上的一切。

二、政治中國

宪法序言第二至第五段书写了“文化中国”近170年的政治与社会变迁。184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开始瓦解，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开始孕育。

不过，这个诞生过程极尽艰难和曲折，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变迁过程，亦即唐德刚先生所谓的“历史三峡”，波澜起伏、血雨腥风，充满了太多的屈辱与抗争、无奈与悲情，需要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同情理解。

与前面作为整体的“文化中国”相对照，我们将宪法序言第二至第五段书写的中国，称之为作为具体阶段的“政治中国”，这是“文化中国”在特定时间段下的具体存在形式和政治表达。晚清以来的这一变迁过程，仅仅是中国整体的内部超越和取代，被否定者依然内在于中国谱系之内，而且曾经具有过正统性和正当性，后来者只有承认先行者的上述特质，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正统性和正当性。在这个依次否定的过程中，我们再次看到了“革命”这个关键词，这170年的政治与社会变迁，正是靠革命叙事串联起来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第一段将“光荣的革命传统”与“光辉灿烂的文化”并举。

这种“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区分，以及“政治中国”的变迁，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中国意象。比较此前几部《宪法》的序言，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意象所呈现出来的重要的政法意蕴。无论是《共同纲领》，还是“五四”、“七五”、“七八”三部宪法，时间只从1840年开始，晚清和中华民国仅仅以“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面貌出现，虽然开篇就强调“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但宪法序言根本没给晚清和中华民国留下任何位置。相反，在“八二宪法”序言中，第二段肯定了晚清以来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民主自由”进行的“英勇奋斗”，第四段肯定了中华民国废除封建帝制的历史功勋，这样就使得“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更为连续、丰满和完整，历史的连续性得以呈现。更为重要的是，《共同纲领》以及“五四”、“七五”、“七八”三部《宪法》中都没有“文化中国”的意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仿佛横空出世，它与母体的连接至少在宪法上没有呈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外在于中国谱系，或者说之前的中国被彻底否定掉了，历史的连续性被彻底割裂，正统性更无从谈起，进而也影响到合法性论证。

为什么“八二宪法”中要写入“文化中国”的意象呢？为什么晚清和中华民国也被写入宪法并给予一定的地位呢？原因恐怕在于，国家不仅仅是政治法律共同体（道德共同体），同时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伦理共同体），作为政治法律共同体，国家可以更迭，呈现为代际性，但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国家必须而且只能是连续性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是政治法律共同体的母体，而后者是前者的当下存在，两者互相依存，共同构筑了国家的完整面相。任何一个国家必然同时展现出这两种面相、两种属性，中国尤其如此。

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前面所述的时间维度，呈现了 “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关系，以及传统帝制向现代共和的蜕变，即从天下秩序蜕变为民族国家，从君主政体蜕变为共和政体。如果将这个蜕变过程放到现代国家形成史中看，它实际上回应了现代国家普遍具有的两种叙事模式，即民族国家叙事和共和国叙事。

宪法序言第二段道出了1840年之后中国人民的三项任务，即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这三项任务具体表现为第四段和第五段所述的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反抗帝国主义，争取的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目的是建立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国家；反抗封建主义，争取的是“民主自由”，目的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政体；至于第五段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实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结合的产物。反抗官僚资本主义不仅内在于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之中，构成民族国家和共和国建构过程的一部分，它同时也是共和国内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过程，是共和体制的一种新的探索。由此可见，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蜕变，同时涉及到国的再造（国家独立）、族的再造（民族解放）和民的再造（民主自由），从而构成了现代中国诞生的民族国家叙事和共和国叙事。

1840年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从传统的天下秩序向现代民族国家秩序蜕变的历史，这个过程到今天依然没有彻底完成，国家的分裂和多元族群的整合，仍然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所要面对的紧要问题。天下秩序是建立在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之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民族国家秩序是对天下秩序的瓦解，不仅意味着一个民族不受外族的专断统治，而且意味着不受族内某人或某些人的专断统治。

因此，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自始就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应对外敌的入侵，维持清朝治理下的作为整体的多元族群的独立性，也就是后来发展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独立性。“中华”不仅是个文化概念，同时也是个民族概念，作为集体政治想象与政治身份认同的中华民族，正是在1840年以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抗争中逐步发展和充实起来的，使其从一种自发的存在转变成为一种自觉的存在。无论第一共和——中华民国，还是第二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要在国号中冠以“中华”两字，这正是要在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宣称，这个国家乃中华民族之国家，而非法兰西、德意志、英吉利民族之国家，“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其意基本在此。

中国民族国家建设面临的另一个任务，是如何在内部整合大清治理下的多元族群关系，虽然到了中晚清，“华夷之辨”经过士大夫们的重新阐述，已经不再是满族统治的理论障碍，但族群之间的区隔和不平等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清末民族主义传入中国，边疆族群亦有脱离中华民族，独立建国的诉求。因此，从最初的“驱除鞑虏”到民国肇建时的“五族共和”，再到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一脉的努力无非是寻找一种妥善处理中华民族内部多元族群关系的恰当方式，从而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一环。

宪法序言第十一段表述了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意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象竟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看起来颇为吊诡。因为在一般意识中，所谓的民族国家，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多民族”的民族国家岂不是一种自相矛盾？

这就要从中文“民族”一词说起了。当我们说“少数民族”时，“民族”一词指的是满、藏、土家等历史文化共同体，相当于英语中的ethnic group，这个意义上的民族实际上指的是族群，是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而非政治法律共同体。当我们说“中华民族”时，“民族”一词实际上指的是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作为整体的五十六个族群，此时的民族相当于英语中的nation，一个政治法律共同体。当然，这个政治法律共同体同样具有历史文化属性，但其历史文化属性呈现为多元状态。nation一词同时具有国家、国民与国族三种含义，“民族”一词是对“国民”与“国族”两层含义的翻译。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时，民是对族的修饰，以阐明这个族是由国民构成的政治共同体，而非由族人构成的文化共同体，民族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作为国家的nation更好理解，今天的联合国（United Nations）便是由一个个具体的nation（国家）组成的。民族（nation）通常通过领土、主权以及人民来界定，而族群（ethnic group）则通常是通过历史、文化、语言等界定的。因此，当我们说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时，我们是在nation这个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当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unitary multiethnic state）时，我们是在ethnic group这个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

这并不是中国的特色，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多民族（族群）国家，即便像日本这样族群同质性极高的民族，依然存在琉球人以及阿伊努族。因此，民族（nation）与族群（ethnic group）不但表达着不同的内涵，他们在边界上也并不是重合的，民族必然由多个族群组成，中国这样的传统的多民族（族群）国家固然如此，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样的移民国家亦是如此。当然，民族边界的划分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是历史、殖民和战争等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究竟哪些族群组成一个民族，通常而言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被选擇的结果，这就使得民族与族群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或现实的紧张，成为当今世界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的根源。今天的族群民族主义的核心议题，就是争取将一个族群转变为一个民族，进而建立自己族群的民族国家。

中国的多元族群整合，面临的正是这个问题。如何在尊重和保护不同族群历史和文化的同时确保中华民族的一体性？也就是说，确保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一体性？制宪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在历史和规范两个层面上作出回答。宪法序言中区分使用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各族人民”，考察“中国各族人民”一词的五次使用，就会发现宪法序言刻意强调，无论是文化中国还是政治中国，都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序言第一段：“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最后一段：“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中国各族人民”的另外三次使用，均与“中国共产党领导”连在一起，如第五段：“1949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外，第十一段还有“全国各族人民”这样的表述，与“中国各族人民”意义相同，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些表述强调了这样的事实，无论历史上的中国，还是当下的中国，以及未来的中国，都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这样一种历史叙述，为多元族群的一体性提供了第一层基础。当然，这层基础是否发挥了作用仍值得探讨，这里仅仅探讨立法者的意图。

接下来的问题是，宪法序言在使用“中国各族人民”的同时，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中国人民”一词？是措词上的疏忽还是深思熟虑的刻意之举？此外，既然要强调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新中国，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中国各民族”或“五十六个民族”，而要用“中国各族人民”呢？“中国各民族”与“中国各族人民”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涉及到多元族群一体性的规范基础问题，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探讨中国的共和国意象以及“中国人民”一词的特有含义。

四、“社会主义国家”

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建立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国家，构成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叙事。但仍未解决的问题是，这个民族国家将以何种方式来组织？是沿袭帝制传统，还是仿效君主立宪，抑或建立共和政体？几经尝试，这个问题直到辛亥革命才算有了定论。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自此以后，无论真心还是假意，任何一部宪法都宣称“主权在民”，任何一部宪法至少在形式上都确立了共和政体，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因此，反抗封建主义，争取“民主自由”，建立共和政体，就构成了近代中国的共和国叙事，并与民族国家叙事一起，描绘了现代中国的诞生。

辛亥革命后，中国在形式上已经建立了共和体制，但对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共和体制，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实际上是对共和体制的定义权之争。今天看来，国共之争、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争，焦点并不是民族国家问题，双方对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没有分歧，所争的乃是中国到底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意见无法统一，便只能兵戎相见，一如美国内战。宪法序言第四段肯认了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的历史功勋，但认为其“没有完成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而直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才真正“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这个表述集中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以及新中国的共和国属性。但这仅仅是一个原则，需要进一步落实为具体的制度。那么新中国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共和体制？中国人民如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序言第六段给出了答案：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目的是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以便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层面上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在政治层面上则表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实行共和的方式，经济上的公有制，政治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即社会主义的共和政体。宪法正文第一段将中国的共和国意象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制度是共和政体的一种呈现方式，并不是对共和政体的否定，新中国的共和国意象依然是清晰可见的。

那么如何具体理解这种共和国意象？既然共和国意象的核心原则是“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那就先从“中国人民”这个词说起。宪法序言中“中国人民”的使用与前面提到的“中国各族人民”的使用不同，它们具有类似的独特特征，即它们都是在“敌我”对立关系中来使用的，侵略、破坏、挑衅、敌视、分裂造就了“敌我”关系，凡是站在敌人对立面的，便是人民。

虽然在“中國人民”的使用中，因敌人的不同而决定了人民内涵的不同，但在“敌我矛盾”中，人民具有同一性。无论阶级、族群如何，只要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人民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界定的。当然，这里的敌人不只是中国之外的敌人，还包括中国之内的敌人，因此还需要探讨中国人（注意不是中国人民）内部的另一个划分，即阶级划分。序言第八段称“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那么阶级斗争针对的是谁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在解释人民民主专政时对“敌人”有一个描述：“间谍、特务和新老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反革命活动。贪污受贿、走私贩私、投机诈骗、盗窃公共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警惕，保持国家的专政职能。”由此可见，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犯罪分子，在这里被视为阶级敌人，他们虽然是中国人，但不属于“人民”。中国作为一个共和国，是人民的共和，而非所有中国人的共和，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共和之外。

至此我们已经看清了作为政治法律共同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具有的两个意象，即表现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意象和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和国意象。而且我们也看清了两个意象之间的关系，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落实为或呈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回到了我们上节遗留下来的问题，即多元族群一体性的规范基础何在？宪法序言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中国各民族（族群）”而是使用“中国各族人民”？以及进一步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共和国意象如何能落实“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国家意象？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中国人内部至少存在着两种划分，一种是民族国家意象中的族群划分，根据历史文化的不同，中国人被划分为五十六个族群；一种是共和国意象中的阶级划分，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中国人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这两种划分是相互交叉的，同一个族群中有不同的阶级，而同一个阶级中又有不同的族群，但阶级身份与族群身份，或者说阶级认同与族群认同，是可能存在冲突的，当冲突发生时，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从宪法序言来看，制宪者认为阶级身份必然优先于族群身份，阶级认同必然优先于族群认同，因此建立在阶级分化之上的人民概念优先于族群概念，不同的族群之所以能够团结在一起，在于他们有共同的或相似的阶级身份，“社会主义者相信，阶级的团结、被剥削者四海一家的感情，以及将会从革命中诞生的一个正义与理性社会的前景，会提供这种不可缺少的社会黏合剂”，“阶级的自由结合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驾驭（族群团结的）自然的力量。”（柏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411、405页）因此，建立在敌我划分和阶级划分之上的中国人民，是多元族群一体性的规范基础，“各族人民”只是“人民”内部的一种划分，并不因此破坏建立在敌我关系或阶级划分之上的中国人民的一体性。由此也解释了宪法序言为什么使用“中国各族人民”而不使用“中国各民族”。

为什么立宪者不使用“中华民族”这个更具有统摄性的概念？根据许崇德教授的记述，中华民族一词曾经被写入宪法，但后来被删去了，至于删去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未能写入宪法，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以至于制宪者不得不用阶级概念来统合多元族群，但随着意识形态领域去阶级化的深入，这个一体性基础开始动摇，因此有必要重塑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华民族概念，以便建立新的一体性基础。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作者：翟志勇

宪法序言探讨论文 篇2：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宪法全局——序言篇

摘　要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以此来统领我国宪法的全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分析宪法序言各部分着手，认为宪法序言中的相关内容如，有关历史的叙述、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等应当作出大幅度的调整，以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宪法　序言

科学发展观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处于统领地位的重大战略思想,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不仅借鉴吸收了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成果,更是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并强调了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国家法治核心的宪法，必须要能够体现出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精神，科学发展的内在精神贯穿于宪法这一外在形式，必将赋予宪法以活力。因此，用科学的眼光来审视现行宪法就具备了非常的现实意义。

宪法序言是宪法正文之外的一部分叙述性文字，它的产生是基于制宪者的需要和宪法的规范性特点所决定的。豍宪法序言应该体现出宪法的基本理念和精神。一般认为，宪法序言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有三，即它是国家的宣言书、国家的总纲领、它是一国的基本原则；我国现行宪法序言属于一种纲领性序言，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并规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等等，这是一个有着鲜明中国特色、具有浓厚革命痕迹的宪法序言，但随着历史的前进与发展，中国宪法序言应当由一种纲领性序言发展为一种原则性序言，这要求宪法序言的抽象化程度要大大提高，为后续改革的推进预留充分的法律空间。

一、关于宪法序言中历史部分的表述

所谓历史，即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进而认识其变迁进化的因果关系的事物；而要弄清楚某一现象的因果关系，必须以该现象的事实为基础。我国宪法序言中叙述历史的部分,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法理意义。有关历史部分，宪法序言第1—2自然段简述了国家的历史,第3—6自然段记载了20世纪以来在我国发生的4件大事，历史在我国宪法序言中被赋予论证宪法本身及由宪法所授权力的正当性、合法性的重要功能。历史能否具有这样的功能是一个需要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对于历史与合法性的关联,黑格尔有精彩的论述,“某种法的规定从各种情况和现行法律制度看来虽然显得完全有根有据而且彼此符合,但仍然可能是绝对不合法和不合理的。”豎他进一步说,“证明在特定情况下某种制度的产生是完全适宜的和必要的,因而做到了历史观点所要求的东西,那么,如果就把这种东西算作事物本身的普遍论证,将会发生相反的结果,这就是说,由于那种情况早已不存在,那种制度也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意义和存在的权利。”豏我们从历史中寻求合法性的做法需要慎重；不同的主体对于历史的描述和评价是不同的，因为所依据的事实也是不同的，历史认识具有主观性的特征；同时历史也不是凝固的,它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因此,宪法序言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应该是采用抽象叙事的方法,尽量减少对历史细节的描述。在制定1954年宪法时,制宪者们就认识到,“如果在宪法的序言中加上许多对宪法并不是必要的历史叙述,那是不适当的”。豐从根本上讲,论证现代宪法的正当性、合法性,不应诉诸历史,而应赋予宪法以人权价值和确立自由的原则。

二、宪法序言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我国现行宪法具有非常显著的意识形态特征。一般认为我国宪法的序言“最集中地体现了党的基本主张和人民的根本意志”。形成于中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被注入了实际内容和形式时，便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这同时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立法者认识到,意识形态在创立之后必需要加以维持、传承，否则他将很快消失。因此,现行宪法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总的指导思想进行了集中表述,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成为序言的重中之重,构成了整个宪法的核心。

意识形态的实质,是要向大众灌输具有同质性的观念；在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与“运动”“政党”或是“革命”等联系在一起，为了奋斗并承受牺牲，人们需要意识形态的激励；但是所有的意识形态当用其现实表现来衡量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缺陷。就这点而言,意识形态就理所当然地与宪政、法治所蕴涵的思想自由所不相容。但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表明，掌握正确的理论比在形式上保持与无产阶级的组织联系更加重要,理论就是旗帜，旗帜就是方向；在宪法中体现出代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理论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因此，像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宪法中有所体现,也是可以接受的。而问题是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既然序言中已经表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没有必要再写其他内容,是否一定要把他们并列起来,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么,这些新理论该怎么体现?笔者认为,有一种方案可供选择:即只写马克思主义,在其后增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即可；采用这一方案的优点是非常突出的，首先，这使宪法条文不与新的理论相抵触或冲突,这样就不必经常修改宪法指导思想的表述,可以有效地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其次，该方案既从宪法的高度确认了正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时强调了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从而正确地处理了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这一方案应该是一个折中的方案，能够为各方所接受。

三、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表述

1982年宪法序言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93年修正案将“高度文明、高度民主”改为“富强、民主、文明”。2004年宪法修正案又在末句前增加“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一句。对国家根本任务表述的修改是现行宪法修改频率较高的部分之一。现行宪法序言规定根本任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定过细,过于具体。如,“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旦实现了这几方面的现代化,这个宪法文本就又得修改，这影响到了宪法的稳定性。严格说来,我国宪法规定的根本任务属于国家在特定时期的阶段性目标。要避免不断地修宪,应在宪法序言中确立一个面向未来的长远目标。具体说来,可将现行宪法中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简化为: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宪法序言不应当过长,当然也不应当无限地增长下去。

四、关于统一战线与政党制度的问题

宪法第十自然段写道：“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在中国漫长艰难的革命过程中，建立起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革命的最终胜利争取了最广泛的群众支持，同时也为我国的政党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因此它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而载入宪法。在我们全面迈入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不仅要用宪法来加以确认，还必须不断地扩大；因为统一战线是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诉诸民族主义能动员广大民众投入政治，并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合作提供基础。但是，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的描述过于具体，对爱国统一战线进行了列举，这难免挂一漏万也不利于宪法的稳定；笔者认为，第十自然段的前段可以这样描述：“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在我国，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是我国政党制度的一个突出的特色；现代政治理论认为，在一个进行现代化的社会中，政策的创制与其政治制度中的权力集中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主要原因；只有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将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推进下去。另外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既存利益发起挑战，常常需要动员新的社会势力参与政治，所以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新的社会势力吸收进现存政治体制中来的能力。吸收新的新的团体进入政治体制，意味着该政治体制权力的扩大。将政治参与纳入到政党的组织架构以内，通过动员和组织，不断地增强政党的力量，从而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正如亨廷顿所言：“稳定的政治秩序部分的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一个政府强大与否，稳定与否，全凭它能否在完善其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群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适度地调谐这二者之间的共振，奏出政治上的谐调。”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政党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在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及维护国家的团结与统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政党制度既能够保证推行现代化所必要的权力集中，又能够最大限度地将各种新兴势力吸收进现有政治体制中来，成为推动现代化改革的支持力量。人民政协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既是历史的结果，也是现实的需要。

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后段对人民政协的性质与作用进行了描述，最后确立了我国的政党制度；这无疑是非常明智的，但在语言表述上则还可以进一步简化，具体可以这样表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必将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诚如十七大报告所表述的那样：“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新中国宪法历经了55年的发展历程，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与制度保障，宪法的内容要与时俱进，发展必然意味着超越，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我国宪法全局，为我们今后制订全新的改革政策并加以贯彻实施奠定合法性基础，这正是超越性的体现。□

注释：

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0页.

[德]黑格尔. 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 第5页.

肖蔚云.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35页.

毛寿龙,李梅.当代中国立宪政府的发展与挑战..载徐湘林.民主、政治秩序与社会变革.中信出版社2008年　第108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第4页.

作者：曲直 周琴

宪法序言探讨论文 篇3：

论新时代宪法中党的领导与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实现

摘要：宪法修正案将党的领导从序言加入到宪法正文中体现了党的领导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地位、作用和功能的再上台阶。就重要性来说，在宪法规范意义上具有确认性法律意义和保障性法律意义。就实践指向来看，需从复合型宪治架构的确立和双法一体的制度体系的建构来形塑新时代“党的领导”的宪法解释框架。当前党领导下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具体实现有必要在党规的定位与适用问题和在宪法中对党的领导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与完善中进行努力。

关键词：党的领导;宪法;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9.04.002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正案，在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新增“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通过修改，党的领导从仅在宪法序言中规定进入宪法具体条文中。[1]此次修宪中党的领导入宪意义重大，需结合宪法规范意义的探讨以及党的领导在宪法中的整体规定，才能从更深层次上加以认识。

一、新时代党的领导入宪的宪法意义

虽然党的领导以前在我国历次的宪法内容中都有体现，但是仅在序言中历史论证中述及，并没有突出党的领导的实际地位，也不利于党的领导的具体实现。此次宪法修正案把党的领导直接写入了宪法正文，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宪法意义。

一是确认性宪法规范意义。大量的历史叙事是我国宪法规范的一大特征，首先，任何一国的宪法都需要展示其所处的历史背景。这种或从历史的或从结构的视角进行阐释宪法的解释和理解也被称为一种“看不见的宪法”。所以即使不采取历史叙说的方式，任何一国的宪法也还是需要一定的历史结构说明。其次，历史事实不但总结过去，更连接现实并指向未来。如果宪法述说中的历史事实就史论史，与现在和未来缺少关联，那这样的历史陈述就缺乏宪法的法律适用性。因此，历史事实的宪法陈述目的在于一方面体现对现实合理性论证，另一方面对今后正确道路的选择指明方向。“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的宪法历史叙述直接体现了中国现行宪法以及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政治事实。[2]这一基本事实是从历史引申到现实的政治事实。此前我国宪法仅在序言中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意在确定执政合法性，这是在特定历史缘由下依历史根基而指向现实的法律确认。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也仅是证明宪法应具超稳定性。但是，用革命的历史事实说明执政的合法性，说服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会逐步减弱。不过改革开放40年实践所赋予的新的历史成就使得党的执政成功的现实事实完全不输于曾经的革命伟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宪法中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论断变为从实践中推导出来的对执政合法性的法律确认。所以，此次修宪后加入的党的领导从法律性质上来看主要是以一种确认性规范进行法律宣示。不过确认性规范的效力除了基于历史解释的确认还体现在经过效力解释的扩大和位阶判断后，在此明确了党的领导作为根本制度本质特征和最高地位的宪法确认。[3]（P122-127）

二是保障性宪法规范意义。基于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的本质符码化运作的不同，在功能分化視阈下需要恰当地思考中国当代政治宪法学的规范化意义。“宪制”不能完全等同于“宪法”，因而实践形成的、经验的“政治秩序”不能自动转换为具有正当性的宪法规则。英语中“Constitution”（宪法）一词的本义是“制度”，而作为法律的“宪法”更多的像德语“Verfassung”（宪法）一词所体现的既是“法律”也是“状态”。即宪法从规范意义上来说既是一国政治关系的状态，也是保障一国政治生活的根本法。因此，宪法研究中不能只把应受宪法约束的政治本身当作“宪法”，否则就悖离了宪法与政治的关系。所以宪法必须以载明某种政治基本结构的法律文件来从功能上将政治共同体整合、发展、保障为一体。故而，此次修宪将党的领导直接写入宪法在此具有保障性的宪法规范意义，即通过宪法的思想指引和行动协调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4]（P30）其间，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是以积极地保护和促进对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进行确认和保障，确保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等各方面得以稳固实现。

二、新时代“党的领导”的宪法解释框架的建构

新时代如何在宪法中有效贯彻此次修宪后被更加明确化的党的领导，需要在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框架内进行制度解说和制度定位上的厘定与设置。

一是复合型宪治架构的确立。我国目前的宪治模式是一种基于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一党领导，由宪法与党规并存所构成的复合型宪治。通过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将党的领导和人民主权结合在一起。其中坚持人民主权是宪治的基石，这种复合型宪治模式肯定了代表全民利益的先锋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与滥觞于域外的基于社会契约的社会立宪主义和依靠国家公权力机关推动的国家立宪主义不同，我国的宪治架构不是一党主导制宪，而是一党领导制宪。[5]（P43-44）这种复合型宪治架构是基于中国的现实的考量：在此架构下一方面有适用于全国人民的法律，另一方面有适用于党员和党组织的党规，国法党规统一在宪法之中。另外，这种复合型宪治架构是人民主权和党的领导的有机结合，人民主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行使领导权，并且是在宪法规范下受人民监督而行使。这也意味着这种宪治架构要求通过党内法规对党进行规范，将党员和党组织关进党规的笼子里，从而实现民主和“专制”、集权和分权的优劣界分。[6]（P831-834）此外，这种复合型宪治架构也代表一种双层民主：即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统一，民主集中制等相关选举表决制度将两者连接起来，此时这种复合型宪治架构下的法治通过党的领导将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连接起来，形成双法一体的规范结构，达到一国法治体系的统一化。这种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复合型宪治架构有利于打造符合我国国情发展的政治运行体制，更有利于真正推行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

二是双法一体的制度体系的建构。党对法治事业的领导和全面依法治国所要求的制度选择必然是要体现党的领导下的一种制度集成体系。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从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两手共同发力实现由党的领导来统筹发展，这就形成了包含党内法制系统和国家法制系统相统一的一种双法一体的制度体系，这两套制度体系通过党的领导进行衔接。党领导下的法治建设首先要求在党的治理层面设立与现行国家治理体系较相同的法治制度机制，因此党内有必要设立一整套类似于国家司法、监察机构体制的申诉、监督、裁判体制，这些机构和机制的确立有利于将党内法规的规制现实化、实效化。为了起到先锋与模范作用，甚至还可以授权规定公民和友党都参与对个别党员或者党组织的违纪违规的申诉、监督、裁判。当然，这类党内规治系统与国家法治系统一样需要在程序正义的框架内运行，促使申诉、监督、裁判之间实现相互独立与相互配合，使得以党内的公平正义带动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其次，这一双法一体的制度体系必须建立起党内规治系统与国家法治系统之间的桥梁，也就是从党规到国法的制度衔接体系。由双法一体的法治体系所体现的党法之治导向国家法治的这种双重法治进路中必须解决如何有效将党法良治和国法善治的双层法治体系进行统一的问题，这个统一必须通过党领导下的制度衔接体系实现，这一衔接系统是为实现规治与法治的磨合与协调。在此尤其需要特别区分党内法规和一些以“党政”命名的既关涉党自身又关涉国家机关的法规。前者仅仅适用于党内，后者却常常涉及更多其他政府和公民的问题，能够尤其体现着中国共产党通过从规治影响法治的领导规则。当前社会主义法治要求将党领导国家的方式以明确规则确立下来，因此通过这样的衔接系统能有效保障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内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间的协调与整合。

另外，依法治国首先需要依宪治国，党领导下的法治建设首要在于党要实现依宪执政。这种党领导下的依宪执政即是前述宪法与党章并行的我国复合型宪治机构的核心，有必要专设一类复合型宪治机构来实现前述的复合型宪治的发展。[7]（P92）同时，为了巩固这样的复合型宪治，有必要在宪法中专设一章规范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领导和执政方式，使党领导的依宪执政和依宪治国有宪法依据。这其中，基于由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相结合的双层民主模式，为了体现党领导下的依宪执政和依宪治国，党内法规的制定中有必要扩大党外普通群众参与监督的范围和力度，因为在我国党法之治的效果是关涉全国人民的福祉的。此外，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并举下从严治党应是核心。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内规治来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作为执政党的必然要求。但是，与国家法治体系相比，党内规治体系目前总的来看还较粗疏。如何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之内制定党内法规也还没有具体的程序性规定。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的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规划没有区分前述的党内法规系统和党法国法衔接系统。因此，建立明晰的“党法——国法”衔接体系无疑是改善与加强党的法治国家建设领导的有效路径，也必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大创新。

三、当前党领导下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具体实现

当前党领导下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具体实现是一个全面而复杂的问题，需要长期和逐步的研究与推进。

一是关于党规的定位与适用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治理和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要区分党法与国法的关系，为党规“正名”是当前的紧迫问题。不能单纯就法治谈法治，政治相对于法律和法律秩序更具有优先性和本质性。[8]党的十九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实践已经为理论变革提供了素材：党领导下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是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为现实基础，在宪法中确立和规范党的领导权，并以党内法规、党法国法衔接制度来约束领导权的行使，最终将保障党始终代表民意并与人民形成命运共同体。因此，在具体制度设计中根据规范对象的不同，对党规需要进行清理、规整和重构等“正名”活动。具体可将党规明确分为党内法规和党定法规两类。党内法规是有权主体依据一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的调整党的内部关系的规范性文件。而党定法规具体包括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制定通过的，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事务有重大影响的全局性、统领性规范性文件，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第二种是以“工作条例”命名，规范对外行使领导权的党组织的党规，如《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等;第三种是以“党政”命名的既关涉党自身又关涉国家机关的规定，像《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前述党内法规依靠党法国法衔接制度将党规与国法之间进行协同，在法理上、逻辑上实现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下的党规和国法的统一，才能统筹推进、一体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防止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在制度层面的割裂。其未来发展需要从党规的性质和研究对象，党规的内涵，党规与国家权力、道德的关系，党规规范、渊源、效力、运行、适用以及重要的党内法规的实践运作等方面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阐释党规的“法”性与“法”力。

二是关于宪法中对党的领导的细化与完善。笔者建议，第一，在我国宪法法律体系内引入软法概念，将《中国共产党章程》作为软法加入到《宪法》《立法法》等宪法法律体系中，这样有利于确立宪法和党章并存的复合型宪治架构，并在双法一体的制度体系下展现党规党纪与宪法法律之间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既昭示了地位也明晰了法律位阶。第二，在现行宪法的“国家机构”该章之后专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专章。结合国家机构的权力配置表述，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组织架构、领导机构、领导内容、与各个国家机关间的领导关系等方面对党的领导权的确立、领导权的执行、领导权的保障等进行具体明确的规范，使得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所形成的决议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家权力安排，從曾经的以宪法惯例的形式未来往实在宪法规定的形式转换。第三，在现行宪法中将民主集中结合制规范化和具体化，并且贯穿于整部宪法之中。建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三大会议体制，具体化每个会议的权力及与其他两个会议的权力衔接。将已经退休的愿意继续发挥作用的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充实到政治协商会议中，部分恢复曾经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功能，保证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第四，规定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同时是国家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使得党的领导层的“核心”功能更加凝聚。现在的军事委员会分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通过宪法过渡到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如果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党政军一体化就没有必要做形式上的转换，而是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同时接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主席职务，对外的身份是国家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帅武装力量，使执政党的领导力的身份职能更加彰显。[9]第五，中国共产党按照执政党的要求派遣干部到各级立法、司法和行政各部门，级别可以到县级，其他社会组织中也可以派驻一定的干部。通过在省、市和县三级政治体制中加强党委领导制的贯彻，实现党的归党、政治的归政治、行政的归行政、社会的归社会，但始终能够以党领导下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各种渗透来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也使社会更加充满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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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秀哲.党的领导入宪及党依宪执政的实现[J].理论探讨，2019，（1）.

[3]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5]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6]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7]王旭.“法治中国”命题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J].中国法学，2016，（1）.

[8]陈云良，蒋清华.中国共产党领导权法理分析论纲[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3）.

[9]柯华庆.立宪党导制及其合理性[J]治理研究，2018，（3） .

作者：翟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