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虚拟经济论文

2022-04-15

摘要：伴随着信息科技与虚拟技术的飞速发展，建立在人类高新科技平台之上的虚拟实践引发了全社会实践方式甚至是带个哲学观的发展变化。因而梳理虚拟实践的相关哲学研究，不仅是在当前语境下推进对虚拟哲学进行进一步研究，也是对虚拟实践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准备。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哲学虚拟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哲学虚拟经济论文篇1：

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批判：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向度

[摘要]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在于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同时与金融化的资本积累方式、虚拟化的“财富幻象”和投机化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危机宣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破产，冲击了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也引发资本主义经济伦理观念混乱。要消除危机，根本途径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对中国而言，则需要在坚持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大力弘扬“以人为本”的财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站在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高度，以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政治经济重大事件为研究对象，具有实践与理论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金融化;经济危机;马克思;经济哲学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在金融化时代经济危机中出场的马克思经济哲学

肇始于2007年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的严重挑战是，为什么整个经济学界未能充分预见，也未能提出重要预警？这一问题实质上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局限，即理想化、专门化、模型化、数学化、公式化的研究方式，把经济看作是一个理性人基础上纯粹的数量演绎的过程，脱离了现实的社会，也遮蔽了经济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结构的复杂关系，以至于看不到经济危机的时代变迁与根本问题，无法对一触即发的危机做出预警。对于西方经济学分析经济危机的方法论错误，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从经济哲学角度加以剖析，认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P8）。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时代的重大问题需要突破西方经济学实证经验研究的局限，召唤马克思经济哲学的重新出场。

马克思经济哲学的中心视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2]。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变迁与资本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当代资本主义正在发生一场以经济金融化为核心特征的体制转型，正在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以金融垄断资本为主导的新的积累和增长体制，导致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金融垄断资本成为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活的主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由此进入前所未有的由全球金融垄断资本领导的金融化时代。而在金融垄断资本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孕育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矛盾。当代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长期挤压的深刻性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盘根错节的复杂的结构性矛盾所导致的当代经济危机已经超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和能力，成为分析当今时代特征与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重大课题，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的“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3]（P203）。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用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抽象力进行概括分析，因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的根本优势在于“不只是单纯对当代经济生活范畴进行批判，而是对与人类的生存进化，与国民财富相关联的社会解放运动进行整体性的思考，承载着对经济现代性的系统诊断和批判”[4]。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对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系统诊断与批判，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经济哲学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是我们正确认识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的基本依据。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总爆发。金融化时代的经济危机必然不能摆脱这一矛盾逻辑。其次，马克思经济哲学关于“普照的光”的方法论思想为我们厘清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提供了科学指南。金融垄断资本运动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灵魂和本质，是决定和支配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关系的“普照的光”与“特殊的以太”。金融危机是金融垄断资本的危机，必然会对资本主义整个体系带来全面冲击。最后，马克思经济哲学为我们防范与应对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提供了理论指导。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金融垄断资本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这为身处资本主义全球化、金融化时代的中国，严密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积极应对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必要的启示。

二、经济危机根源：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

马克思在分析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危机时，就预见到以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为表现形态的虚拟资本过度扩张孕育着危机：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限，因而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5]（P 499-500）。同样，金融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还是主权债务危机，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虚拟资本的当代形态——金融垄断资本及其内在矛盾所决定的。

首先，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化、金融化条件下的新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呈现为金融垄断资本主导下的资本积累与利润产出：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例越来越大;相比于GDP，债务越来越多;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出现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6]。金融垄断资本的过度扩展和积累，加剧国内劳资矛盾、贫富分化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马克思曾指出，有价证券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必然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份额（利息等等）的所有权证书。……资本主义社会极有权势的那部分人竭力追求这种积累形式，以便支配生产和积累的实际运动”[7]（P418-419）。加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上述矛盾会在世界范围展开，从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而当金融危机出现时，为了避免金融上层建筑的崩溃，各国政府被迫介入，投放大量的资金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势必造成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债务危机。为减轻危机对自身的损害，英美等资本主义核心国利用其在国际金融调节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操控汇率、发行债券、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杠杆向拉美、东南欧等资本主义外围国家制造主权国家债务危机。

其次，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资本主义金融化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必然构造出一种“消费化、债务化、投机化”的非理性的经济生活方式，进一步诱发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将人视为充满着“物欲”的“经济动物”，形成“我消费，我存在”的消费主义理念。在这种理念刺激下，人们为了使自己有更多的钱去无节制地消费，走上了两条道路：其一是“赌”。在金融资本短期暴利的刺激下，理性经济人完全成了一个狂热的投机者，企图通过投机使自己一夜暴富。企业经营也逐渐偏离实体生产，而集中于资金放贷、房地产、股市投机等短期收益上。当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脱离生产过程窥视资本投机，所谓的理性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开始畸形发展，越来越像参与一场赌博游戏。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赌博已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原始方法。”[8]（P531）其二是“借”。人们为了让自己在今天尽情地消费，就想方设法用明天的钱，“寅吃卯粮”。华尔街精英们也配合人们的消费欲望，设计出各种金融工具，创造出大量“明天的钱”。对此，马克思形象地说：“货币现在害了‘相思病’，只要它被贷放出去无论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家里还是在旅途中，利息都会日夜长到它身上来。”[5]（P443）而一旦出现信用不灵、借钱不还，债务不清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因此，金融债务危机本身也是一场生活方式危机[9]。

最后，任何一种经济制度、经济行动的背后都必然蕴含着经济伦理与财富价值观念的支撑。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弥漫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商品货币化、货币信用化、信用金融化、金融虚拟化的助推下凝结成一种以财富的数字化、信息化、符号化、虚拟化为特征的“财富幻象”，并成为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精神触发器[10]。股票、债券、基金以及数不清的金融衍生产品，开辟了一个庞大的金融商品交易市场，以此来创造更多的财富空间：一张一元面值的股票，可以完全脱离发行股票的企业经营情况而被“炒”到十倍、百倍面值价格之上。本来就是“虚拟”的金融产品，被再一次“虚化”成为纯粹的数字符号。所谓的金融创新活动也演变成一场永无止境的生命追逐游戏——虚拟财富数量的积累游戏。这一过程的精神实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几乎所有的资本持有者都患有一种“增殖狂想病”，做梦都想着绕过生产过程而赚到更多的钱。

三、经济危机影响：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体系与理念的解构

周期性经济危机折射出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危机的爆发也会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严重威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早就指出，“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现实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越来越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本身基础的资本本身”[11]（P391）。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看，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及其作为后续余波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冲击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世界体系及其经济伦理价值观念。美国左翼学者乔尔·戈伊尔将其标识为“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12] 。

其一，宣告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破产。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上的英美资本主义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这些政策深化了金融资本的虚拟性，加剧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而今，市场、追求利润和竞争等一系列政策理念，已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相反，它本身成了问题的根源”，“转变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应该成为新时代的主流”[13]。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形成的欧陆福利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以来居高不下的福利费用不仅扩大了公共支出，大大推高了国家财政债务水平，经济基础日益债务化。高福利、高债务超越了资本积累所能保证的自身限度，是导致债务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其二，冲击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体系。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形成了以美元霸权为基础，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世界体系。金融危机使得英美等霸权国在这一体系中的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力、统治力、影响力严重下降。同时，经过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连续数十年的不平衡发展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核心国与外围国的差距不断扩大。英美核心国为了转移此次金融危机的压力，对外围国的剥夺性积累，必将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体系边缘与核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世界体系随之陷入了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投机泡沫以及最大水平的多重债务之中”[14]。

其三，引发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与价值观念危机。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长期隐藏着的道德危机，特别是华尔街的一些金融家的贪婪和漠视职业道德、内幕交易、肆意投机、蓄意欺骗。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用凯恩斯主义手段对待富人，承揽私人机构债务，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华尔街”，而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时，却用自由主义手段对待大众，削减社会基本保障支出。因此，对前景渺茫的焦虑感、对财富被剥夺的愤怒感、对民主制度的失望感、对金融权贵的仇恨感交织在一起，从而激起民众强大的游行示威浪潮。从希腊、巴黎的社会骚乱到美国“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运动都表明资本主义陷入了“无主义”“无信任”“无秩序”的社会政治危机。这一切，正像马克思在《法国的经济危机》所言：“危机总是给工人带来可怕的灾难，激起普遍的革命义愤，并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15]（P363）

四、经济危机启示：重塑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经济体制、道路与价值观

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看，消灭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建立“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社会所有制”。在这时，货币、金融资本都失去了私有性、垄断性而被社会化了，“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3]（P287）。在走向这一未来社会的过程中，面临金融化资本主义挑战，中国该如何协调货币、金融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防范与化解经济危机呢？

首先，从根本制度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16]（P149）。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它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区别就是人民性、公共性。一方面，我们的一切经济、金融政策都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金融体制应该是“一个新的、更加理性和平等的体制，它不以无穷地追逐货币财富，而是以满足人类的真实需要为目的”[17]。另一方面，在坚持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可以通过计划进行宏观调控，用计划的手段来弥补市场的缺陷，通过国家计划调控来避免经济金融的动荡，保证人民共同利益的实现。

其次，从社会发展模式上破除增长至上、资本至上、利润至上的生产主义模式，积极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相协调的“五位一体”的和谐社会建设。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手段，发展的目的在于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新的社会发展中，“每个人都能获得一份工作和满意的工作环境，而不是失业和过劳。每个人都会有一份足够的收入，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富有而大多数人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国家将会为人们提供共同的消费需求，而不是去削减有价值的公共项目。保证每个人从出生到终老都有满意的居住条件，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持续不稳定状况”[18]。

最后，从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上，重塑“以人为本”的财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11]（P479）马克思在“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前提下，强调了财富的主体发展向度，即社会能够在财富的物的生产过程中不断提升人的发展自我的能力、丰富人的社会关系、满足人的多层次的需要，发掘人的多方面的潜力。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理性的财富心态与生活方式，有助于将追求财富的欲望与行动限定在合理的界限，避免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种种狂热、盲目与利令智昏。

五、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经济哲学批判的当代意义

以“改变世界”为历史使命的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根本特质在于：“力求把经济问题与人、生产劳动和社会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从社会历史的根本结构和发展规律上对经济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在驱动机制，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的深层结合。”[19]因此，当前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最紧迫的任务是必须立足现实，面对时代，为捕捉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问题而提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的哲学视角。马克思经济哲学必须突破单纯的文本解读与理论阐释，强力介入现实社会，在社会世界的变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超越西方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狭窄视角，站在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理论高度，以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政治经济重大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就具有了实践与理论的双重价值。

一方面，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看，金融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是当代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西方经济学所谓的金融部门的监管缺位、政策低估和信用缺失等问题，显然还只是停留于金融危机的外在表象：“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兆。”[20]（P699）当代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在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系统内部与外部、政治、经济、文化多方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因此，防范和化解全球金融危机不仅需要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在具体路径上也需要从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生活方式、财富价值观念等系统化的措施和政策入手。另一方面，对于在金融危机中凸显出来的金融资本与当代资本主义新趋势;货币、金融、资本市场的发育与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货币化、金融化、虚拟化与现代人的生活世界、价值观念等重大现实问题，无论是实证的经济学和金融学，还是思辨的传统哲学，单一学科与视角都无法给予完整、透彻的分析与阐释。所以，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核心的马克思经济哲学正是解决我们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理论综合，从而提升对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理解深度。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在实现与马克思主义体系内各学科对话的同时，大力借鉴与汲取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理论成果，在具体的情境中对重大现实问题作出审慎有度的分析和总结，拓宽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学科视野、深化理论内涵、提升研究水平，有利于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坚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体现出其所具有的当代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 张一兵.科学的批判的历史现象学——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本质[J].学术月刊，1999，（9）.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夏国军.中国经济改革的哲学在场性：“走向新政治经济学批判”[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 约翰·福斯特.资本积累的金融化[J].国外理论动态，2011，（9）.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陈学明.金融危机是生活方式危机[J].红旗文稿，2009，（3）.

[10] 张雄.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J].中国社会科学，2010，（5）.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乔尔·戈伊尔.金融危机：一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2）.

[13] 徐崇温.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J].理论视野，2010，（5）.

[14]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我们将何去何从[J].国外理论动态，2011，（9）.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7] 约翰·福斯特，汉娜·霍尔曼.美国金融危机与美国金融权力精英[J].国外理论动态，2010，（12）.

[18] 程恩富.应对资本主义危机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J].红旗文稿，2011，（18）.

[19] 韩庆祥.经济学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经济学——追寻马克思开辟的经济哲学道路[J].社会科学战线，2011，（7）.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欧阳彬

哲学虚拟经济论文篇2：

哲学视域下虚拟实践的研究述评

摘要：伴随着信息科技与虚拟技术的飞速发展，建立在人类高新科技平台之上的虚拟实践引发了全社会实践方式甚至是带个哲学观的发展变化。因而梳理虚拟实践的相关哲学研究，不仅是在当前语境下推进对虚拟哲学进行进一步研究，也是对虚拟实践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准备。

关键词：虚拟实践哲学研究述评

近年来虚拟实践由数字合成对象走出符号的思维空间成为真实的实践活动，极大的延伸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时空界域，并以空前的力度和全新的姿态开辟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生存领域，并以空前的速度与规模改变着人类的实践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正在迅猛发展并日臻完善的新式实践模式向传统现实实践提出了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虚拟实践作为跨时代的课题，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学界关于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与研究，该文就国内学界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与评论，以期为当代虚拟哲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助益。

1 虚拟实践的界定

当前大部分虚拟实践的相关文章和著作都比较重视对于虚拟实践的阐释，但是对于虚拟实践的界定，学界存在一些争议。有学者认为虚拟实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践，真正意义上实践只能是物质生产实践，虚拟实践只是一种描述的过程，能证明或者能证伪一些命题，笔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理解单一化、片面化、凝固化的表现；也有学者认为虚拟实践不仅具有实践的各种要素，其本质上也是一种双向对象化活动，我们应该将实践的思想与实践在新时期的发展结合，本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态度理解与认识虚拟实践。[1]大部分的学者还是倾向于支持将虚拟实践做为一种新的实践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虚拟实践进行阐释和研究。曾国屏教授从实践活动的角度对虚拟实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是将“可能性转换为现实性的创造性实践，是对现实的超越与扬弃”；[2]周甄武博士从虚拟实践与其它实践区别的角度，将虚拟实践界定为主体在虚拟空间使用数字化中介手段进行的实践；[3]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超元从虚拟实践的虚拟形态的角度主张将虚拟实践定义为“超越现实性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在众多对虚拟实践的界定认可程度较高的是张明仓博士的著作《虚拟实践论》，他从实践主体—人的角度对虚拟实践进行了阐释，将虚拟实践被界定为：“人们在虚拟空间利用数字化中介手段进行的有目的、双向对象化的感性活动，所有的虚拟实践活动都人利用数字化中介手段对现实性的感性超越。”[4]

2 虚拟实践哲学观

作为虚拟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许多学者从哲学层面对虚拟实践上进行了更深层的研究，其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主要较多集中在虚拟实践的本体论与实践观以及认识论三个方面。

2.1 虚拟实践的本体论研究

虚拟实践本体论旨在回答虚拟实践本身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存在，并由此延伸出的关于虚拟本体论与现实本体论一系列问题，这是虚拟哲学最具争议性的研究。首先，相对于实在论，虚拟实在本身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翟振明教授的《实在论的最后崩溃—— 从虚拟实在谈起》一文在学界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翟教授基于严密的逻辑分析与思想实验，他认为虚拟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我们能够模拟出一个与日常经验一致的虚拟空间，离开实在世界的支撑，在虚拟实践的实现进程中依然实现了主体感觉，由此他得出虚拟实在与自然实在的本体论具有对等性的特点，并推论出实在本体论是形而上学并且不成立的。由于实在本论论是大多学者的观点与主张，此结论一出引发了虚拟实在哲学研究的热潮，并由此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关于虚拟实在的论文，不少学者认为尽管虚拟技术创建的虚拟世界可以带来脱离物理世界所具有的感觉、经验等主体感受，但并不能说明虚拟实在本体与实在本体之间就具有等价性，并且虚拟世界中所有信息都來自于客观世界，虚拟实践的主客体与对象的客观性都是对实在本体论的有力证明，[5]也有学者认为翟教授并未能从真正意议上说明由于虚拟实在论与现实本体论的对等性导致了实在论的崩溃，其相当精辟的论证反而却有效的证明了因果实在论。[6]由于学界对于反形而上学、反传统的支持者越来越多，所以关于虚拟实在的争论一直在持续，这场争论从根本上推动了虚拟实在本体论的学术研究。

2.2 虚拟实践的实践观研究

就实践哲学研究而言，上世纪我国大量学者对“实践”的理论本质和地位问题进行了全方位思考，并获得了大量成果，然而“实践”一直是作为一个静态的抽象来研究。本世纪以来，虚拟实践作为国内哲学研究的热点，不少学者在虚拟实践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不少的成果，大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虚拟实践与传统实践的关系，大多数的学者倾向于支持虚拟实践做为人的思维与实践活动的延伸表达，是一种新的实践模式，其中以张明仓博士的研究最为突出，他将虚拟实践做为人的感性超越性的活动，对虚拟实践的主体、客体、中介等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论证，创造性的提出了虚拟实践主客体的“双向对象化”；[7]也有论者认为虚拟实践并不能完全准确的显示真实世界里的所有出现的一切情况，只能通过模拟真实世界的方式来帮助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不能真实的改造我们的实践对象，因此，虚拟实践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描述性的实践与描述性的空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8]；甚至还有学者认为虚拟实践是对传统现实实践方式的超越，应完全独立于现实实践。在大量的论述中，对于虚拟实践是否属于实践这一关键问题并没有达成一致，基于对于虚拟实践不同理解的基础上的讨论出现的分歧笔者认为在所难免了。

2.3 虚拟实践的认识论研究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的爆发，都会引发人类认识论的相应的变化，虚拟技术的产生对于人类传统认知范式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学界甚至造成了对于认知研究范式的变革性转向。

虚拟实践的产生打破了传统的“真”与“假”的界限，实现了“真”与“假”的辩证统一，从认识的角度来看，数字化的虚拟信息本身却具有现实的功能，虚实、真假界限的模糊是突破传统认识论实现人类认识方式的变革。国内最先着手虚拟技术认识论研究的学者是曾国屏教授，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就主张虚拟实践过程是一种沉浸性的体验，虚拟技术使主客体之间的中介——数字信息的工具性和对象性的双重品质得到充分的发挥，能够最大程度上的降低人们在现实实践中出现的失误与偏差，虚拟实践所提供卓有成效认识工具极大的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将继续引发设计制造业的巨大变革。在此之后，张怡、邬焜、胡敏中、李永红、王天思、陈蔚等学者对于虚拟实践的认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索与研究，其中王天思教授和张怡教授对虚拟实践认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王天思教授认为在如今的数字时代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两种，一种是对客观世界现存的规律认识，这是描述性的认识活动，还有一种是对人类通过程序创造设计自为世界——虚拟世界，对这种对创造设计新事物规律的认识是具有创构性质的，这就是新的创构认识活动，随着数字时代的不断发展，虚拟实践使得创构认识论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也使得传统描述性认识本身所具有的创构性质日趋明朗。[9]张怡教授提出由于虚拟空间超文本的出现，虚拟认识已经成为依赖于感知觉的循环反馈结构，他指出虚拟实践的认识过程通过界面和计算机与虚拟实在发生作用而实现，其主客体、实践对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极大的延伸了人的实践活动，与利用物性的工具来强化现实实践相比，虚拟技术能过界面的方式更加强化了实践的虚拟性。[10]学界对于虚拟实践认识论的研究基本上都倾向于支持虚拟实践提升了人类的认知水平，对于虚拟实践的认知过程推动人类认知的深化与发展都进行了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分析与论证。

3 虚拟实践观的研究趋势

近10多年来，学界在虚拟实践的相关学术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多的阶段性成果，综观众多的学术成果，笔者发现早期关于虚拟实践的研究侧重于虚拟实践的定义、内涵、类型、实践观点的分析等方面的探析，旨在对这种新的实践方式带来的变革给予更多的哲学解释；近五年来虚拟实践的相关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研究热点也发生转向，更加集中于虚拟实践与主体的研究，这里包括虚拟实践的主体性境遇、在虚拟空间主体的生存论问题、价值观、虚拟实践与人的发展等各方面，可见学界在更高层次以及更大范围的基础上关注人类在数字时代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这不仅关系到人类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更加彰显出哲学在信息时代的功能。

然而反思当前虚拟实践的研究现状，当虚拟实践引发了众多学者的重视，并且正在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生长点和创新点，而虚拟实践哲学视域下基础性的研究至今却未能完善。虚拟实践的定义、实践性质的划分、本体论、认识论等基本哲学大量学者的看法莫忠一是，至今未能达成统一的认识。由于基本定义的不能明确加之大量泛化的研究导致了不少具有相当开创性意义的研究成果面临被消解的危机。当然在学界的学术争论应该允许其存在，但在信息化时代对于哲学的迫切呼唤下，“实践”这个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应该体现其时代特性，对于虚拟实践相关的一系列哲学基本范畴的理解也应达成统一的界定与认识，这是建构具有时代性、结构合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体系，深入推进马克思主義哲学研究的必要前提。

参考文献

[1]唐启良.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反思—— 从“虚拟实践”的视角[J].湖北社会科学，2013（9）：189-191.

[2]曾国屏.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58-71.

[3]周甄武.虚拟实践：人类的新实践[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2）：40-46.

[4]张明仓.虚拟实践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56-70.

[5]邬焜.虚拟实在、自然实在与信息世界—— 与《实在论的最后崩溃》一文作者讨论几个问题[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113-119.

[6]黄勇.虚拟实在与实在论[J].求是学刊，2005（1）：28-36.

[8]杜楚源，李艺.新的实践领域[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1）：59-63.

[9]描述与实践：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当代科学视界[J].2010（7）：7-13.

[10]张怡.虚拟现象的认识论解读[J].社会科学，2004（12）：86-90.

作者：闵清　计毅波

哲学虚拟经济论文篇3：

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研究

摘要：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经济在新发展理念下全面深化改革，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转型改变了经济新闻报道媒介生态，促使经济新闻报道呈现出新的功能诉求，这就要求经济新闻报道要有与其相适应的价值取向。第27届中国新闻奖文字类经济新闻报道是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新闻报道的典型作品，对其报道来源、报道题材、报道体裁、报道视角进行内容分析，总结这些报道在价值取向上的特点，从经济本质、人本回归、法治视角、哲学思维等四个维度提出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的实现路径，以期正确发挥经济新闻报道功能。

关键词：社会转型；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中国新闻奖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4.0003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以及人们的道德观念、行为选择都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为我国经济新闻报道提供了新的媒介生态。“经济新闻报道是传递人类社会最新经济关系、经济活动和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趋势的信息，反映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如何进行经济选择和经济决策的报道。” [1]5经济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是媒体在进行报道时表现出来的价值立场和价值态度，是媒体对经济事实的选择和评价。我国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体制的革新而不断变迁，在各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转型期的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要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才能讲述中国经济故事，传播中国经济声音，记录、印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一、社会转型推动我国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变革

中国社会转型给经济新闻报道提供了崭新的媒介生态，我国经济新闻报道不断创新，呈现出新的功能诉求，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是发挥其功能的必要条件。

（一）社会转型期经济新闻报道的功能诉求

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生态环境以及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呈现出新的变化，我国经济社会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探索发展，逐步形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发展理念下经济转型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战略格局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面对全球化的趋势，依托中国历史文化积淀，我国经济立足本土、面向全球，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我国经济新闻报道面临全新的媒介生态，促使我国经济新闻报道不断创新。我国经济新闻报道以建设者的姿态来反映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以见证者的姿态来印证和监督经济活动，以参与者的姿态来为经济建设添砖加瓦，这就提出了经济新闻报道新的功能诉求。李道荣教授认为，经济新闻报道的功能诉求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即：传递经济信息，提供决策依据；传播经济知识，剖析经济现象；解读经济政策，推进制度创新；守望经济环境，监督经济行为[2]。而经济新闻报道在社会转型中除了发挥解释功能、信息功能、服务功能、守望功能以外，还可以活跃经济领域，引导社会消费；推动社会经济文化平衡发展，开发社会资源；关注宏观也关注微观，以人文关怀关照个体的经济生活，同时也发挥讲好中国经济故事，传播中国经济声音的功能，以见证者、参与者、建设者的姿态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总之，社会转型推动我国经济新闻报道创新，经济新闻报道新的功能促使社会向更健康、更良性的方向转型。

（二）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是发挥其功能的必要条件

价值本来是一个古典经济学概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3] 价值学家佩里把价值定义为“与利益相关的对象”[4]。在人类学领域中，“价值”被看作一种选择取向，反映了人类的需求、欲望，以及实现这种需求、欲望的方式、态度[5]。在当代西方哲学中，价值理论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基础理论，其影响广泛地渗透到哲学、历史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领域中，其共同特点是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是一对关系范畴。

“价值取向，通常是指评判价值的标准及其价值观念，它是一定主体价值选择的总趋向和价值追求的一贯性倾向。”[6]价值取向所体现的是人们的认识活动，它来自于客观世界，又指导人们作出不同的选择，以及对社会事件作出不同的评价，这也就表明其做出的是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新闻传播领域，“新闻价值取向是人们对构成新闻价值的新闻事实所持的见解和看法，是对新闻事实认定、取舍的评价标准。” [1]6162新闻报道价值取向是新闻传播主体在取舍新闻时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价值立场和价值态度，是新闻价值取向在新闻报道操作中的实化和细化，其具体表现为在新闻传播中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和重点报道什么及基本倾向。

新闻报道价值取向在新闻选择和新闻报道过程中作为一根隐形的弦牵动着整个新闻报道的过程，影响着新闻报道功能的发挥。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是发挥其功能的必要条件，要发挥经济新闻报道的新功能，就必须要有与社会转型期新媒介生态相适应的价值取向。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是指经济新闻报道者在对经济政策、经济现象、经济规律、经济故事等所有有关经济事实的选择取舍时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价值立场和价值态度。同时，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也是经济发展的生动呈现和刻画，它能够通过经济新闻报道者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来呈现经济发展的丰富性，是经济新闻报道发挥功能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能体现在媒体选择、报道题材、报道体裁、报道内容、报道语言、报道态度、报道思维等各个方面，在具体的经济新闻报道中得到实化和细化。

二、第27届中国新闻奖文字类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的呈现

中国新闻奖是经中宣部批准的全国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也是新闻学界和业界比较有份量的奖项。第27届中国新闻奖于2017年11月2日揭晓，共有来自全国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和新闻网站的287件作品获奖，其中文字类作品共84件，文字类经济新闻报道作品41件，占比约50%，可见经济新闻报道在当今社会的作用不可小觑。本文基于第27届中国新闻奖中41件文字类经济报道作品，其中一等奖4件、二等奖18件、三等奖19件，結合记者的采访手记、作品参评表等，重点对报道来源、报道体裁、报道题材、报道视角进行分析，进而总结出这些经济新闻报道作品的价值取向呈现的特点。

（一）报道来源：媒体定位彰显专业与权威

报道来源是指获奖作品的刊登媒体，媒体定位是影响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中国新闻奖报道来源的分析，结合媒体定位来透析作品，我们可以观测出经济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和作品质量。通览第27届中国新闻奖文字类经济新闻报道作品的刊登媒体，根据其特点，我们把其报道来源的媒体类型分为党委机关报、通讯社、晚报与都市报、经济类专业报纸以及其他类型等5类，具体统计如表1。

大部分的报道都来自于党委机关报和经济类专业报纸，分别占比48.78%、24.39%。可见，诸如《人民日报》《湖北日报》《河南日报》《咸阳日报》等中央级、省级、地市级党委机关报越来越重视经济新闻报道，从党报的角度去观测经济，以权威的声音去解读经济。例如，《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其作品《老郭脱贫记》（2016年12月25日）以中央发声，报道老郭脱贫的故事，写出了政策扶持、支部引领、合作社引领和因地制宜的产业支撑，它旨在通过《人民日报》这一权威党报平台来展示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就，以此提振人们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经济类专业报纸包括《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中原石油报》《中国税务报》《中国汽车报》等，其遍布众多经济领域，这些媒体以经济立报，以专业主义多角度展示经济发展的丰富性。其中，《经济日报》是指导全国经济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是全国经济类报刊中权威性、公信力最强的报纸，是传播发布党和国家关于经济方面政策信息的重要渠道，其《走向经济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探索》（2016年2月15日）从经济的专业视角探讨新常态下中国如何走向经济治理现代化，用专业主义来引领舆论，引导经济健康发展。

党委机关报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经济类专业报纸是经济的权威发生地，大部分的优秀作品都来自这些报纸，说明这些作品具有极强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是媒体运用其官方优势和经济专业主义来进行内容选择和把关的结果，表现出了经济新闻报道的站位高、以权威发声、用经济专业主义解读经济发展、全民重经济的特点。

（二）报道题材：展现经济生活的丰富性

“新聞题材是新闻报道的对象及内容，选定题材是新闻采访写作的开端。”[7]经济新闻报道的题材就是经济新闻报道的对象和内容。严三九教授把经济新闻分为政策型经济新闻、信息型经济新闻、服务型经济新闻、人物型经济新闻、自然现象型经济新闻等5大类[8]。基于此，结合获奖作品，本文把经济新闻的内容分为经济政策、经济信息、经济现象、经济典型、经济问题等五类，具体统计如表2。通过对经济新闻报道题材的分析，可反观记者在经济新闻报道中的价值取向。

由表2可知，第27届中国新闻奖文字类经济报道作品内容涵盖经济政策、经济信息、经济现象、经济典型、经济问题等多个方面，具体包括金融、市场、营销、政策、农业、能源、科技、医疗、环保、经济法等，充分展现了经济生活的丰富性。其中，树立经济典型和反映经济问题的作品最多，分别为12件、10件。2016年是我国脱贫攻坚之年，很多作品都以脱贫过程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地区为报道对象，如《老郭脱贫记》（《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5日）、《脱贫攻坚日记》（《河南日报》，2016年12月02日-2016年12月30日）、《研究生在陇县当羊倌瞄的是世界市场空白》（《宝鸡日报》，2016年12月27日）、《（脱贫攻坚）记者手记：羊小平砸缸》（新华社，2016年4月7日）。在对经济问题的报道方面，10部作品都从小处敏感点切入，挖掘出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例如《拿什么拯救你，一“号”难求》（《经济参考报》，2016年11月14日）揭露挂号难、看病难，分级诊疗背后的医疗资源不平衡、供需矛盾尖锐的问题。还有一些作品解读经济政策、阐释经济现象、传达经济信息。

从报道题材来看，内容的丰富性折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挖掘人们经济生活中的经济事实，对经济政策进行解读和传达，揭露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问题意识、责任意识来组织报道。作品内容涉及医疗、产业、环保等众多内容，展现了经济生活的丰富性，丰富的报道内容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具有良好的人文关怀，体现出经济新闻报道者良好的受众意识，从人的立场去审视经济和报道经济。

（三）报道体裁：多种形式还原经济事实

新闻报道体裁，一般指新闻媒体所传播的新闻作品的各类载体形式，是新闻内容与表现形式相统一的报道样式的通称。“不同的体裁在时间性、叙述性、对象和篇幅的选择上有着不同的规约。”[9]报道体裁是经济新闻报道者在写作过程中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所选取的报道形式，它是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的形式表现。本文根据中国新闻奖评选的新闻体裁的分类，把41个样本分为消息、通讯、评论、调查性报道、分析性报道、报纸系列报道、组合报道等体裁，具体统计如表3。

由表3可见，第27届中国新闻奖文字类经济报道作品形式丰富，涵盖多种体裁。其中，以消息和通讯最多，分别占比26.83%、29.26%。通过与报道内容的相关性分析，消息类的作品大多是报道经济政策和经济成就，如《武城农民率先持证带“权”进城》（《大众日报》，2016年11月4日）、《一项研发将淘汰充电器》（《长春日报》，2016年9月27日）等。通讯类作品大多报道经济成绩和经济典型，如《两份账单记录的坚守与感动》（《咸阳日报》，2016年12月28日）、《“网红”手术笔记，折射坚守40年的工匠精神》（《江西日报》，2016年11月19日）等。另外，5篇评论通过对经济治理现代化、农民权益、电影市场等内容的点评来发出媒体声音，帮助公众获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理解。这些作品中大多数挖掘了经济发展问题，如5篇调查性报道全部都是寻找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揭露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的报道，它们分别是《产粮大省何以出现“买粮难”》（新华社，2016年10月13日）、《拿什么拯救你，一“号”难求》（《经济参考报》，2016年11月14日）、《三十年回望塔元庄》（《光明日报》，2016年8月24日）、《一纸推广证几多“生意经”》（《新华日报》，2016年5月12日）、《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乱象调查》（《法制日报》，2016年12月28日）。 6件系列报道作品通过多篇报道来展示经济的发展，如《“亲子连线？这1年”系列报道》（《农民日报》，2016年01月23日—2016年02月05日）在春节期间通过三篇报道来讲述农民工的亲子故事。

从报道体裁上来看，消息、通讯、评论、调查报道、分析性报道等多种体裁展现出经济新闻报道者在进行报道时基于对事实的判断来选择文体的过程，是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在其作品上的外在表现。这些报道通过多种形式来还原经济事实，以多种体裁来刻画经济发展的全貌，既解读政策，又传达信息；既展示成就，又挖掘问题；既阐释现象，又认识规律。

（四）报道视角：不同侧面剖析经济发展

报道视角，是新闻报道者观测新闻事件的角度和眼光，林晖教授指出，新闻报道的视角包括政府视角、百姓视角、专业视角等三种视角[10]。“伴随着新闻行业的不断改革，新闻报道更加注重报道的独特视角，与以往毫无创新的新闻报道模式完全不同，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将每一个新闻进行全面的剖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保证新闻的真实性，杜绝片面或者虚构等问题发生，努力探索创新、改革，力求有所突破，对开创全面、公正、客观的报道风气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11]本文认为，报道视角不仅包括政府视角、百姓视角、专业视角，还包括法治视角、哲学视角等。报道视角是经济新闻报道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因素，也是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的影响因素。

在第27届中国新闻奖文字类经济报道作品中，很多作品视角独特，从不同的侧面剖析经济发展，最终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纵观这些作品，法治视角、政府视角、百姓视角、经济专业主义视角、哲学思维是其独到之处。二等奖作品系列报道《求解邻避困境方法论》（《南方日报》，2016年04月18日—2016年05月17日）指出，“邻避冲突”问题在我国高发多发，广东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走在全国前列，“邻避问题”更为突出。《南方日报》机动记者部派出调研小组，兵分几路对省内外邻避类项目进行实地调查，并启动“1+X”报道机制，联合集团各主要媒体推出“求解邻避困境方法论”系列报道，对如何突破邻避困境开展积极的舆论引导。记者从邻避冲突、公共性、风险分散等经济专业的视角出发，分析国内特别是广东省存在的邻避问题，最终以八个关键词形成系列报道，对广东省公共项目的建设如何解决邻避困境进行剖析，文中用通俗的语言对经济知识进行解读，以专業的视角剖析经济问题。一等奖作品《走向经济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探索》（《经济日报》，2016年2月15日）运用对立统一、联系发展的哲学思维，站在政府的视角，通过对几组关系的论证，来介绍新常态下中国如何走向经济治理现代化。

获奖作品的一大特色是从法治视角去审视经济，使得经济与法制相互渗透。如一等奖作品《供给侧改革需加减法并举》（《甘肃日报》，2016年1月27日），作者提出，“在加法部分，要形成崇尚创新的宽松环境，要建立保护创新的法治环境和市场环境，尤其要保护知识产权；在减法部分，要减税减费，简政放权，去产能等。”文章大篇幅地从法治视角引领我们去认识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作者敏锐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题材，从法治层面提出富有针对性、创见性的观点，有较大现实意义。又如二等奖作品《“亲清八条”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佛山日报》，2016年4月26日），作者从反腐出发，从法律的角度来阐述如何通过“亲”和“清”两个字来打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舆论支撑。此外，《一纸推广证，几多“生意经”》（《新华日报》，2016年5月12日）、《梁平率先在全国试点退出承包经营权》（《重庆日报》，2016年8月17日）、《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乱象调查》（《法制日报》，2016年12月28日）等作品都是法治视角运用的典范。

这些作品通过多维的视角来审视经济利益，在经济专业主义的基础上，运用法治视角、哲学思维、百姓视角、政府视角，从全面而又独特的角度认识经济、审视经济，促使经济主体以担责的姿态来建设经济。

三、我国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实现路径的四个维度

经济新闻价值取向反映了现实存在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在当前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变化格局中，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基于对第27届中国新闻奖文字类经济报道作品的分析，并结合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来看，经济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力求准确传递经济信息的同时，还应符合社会转型的时代发展和满足受众需求的新追求。因此，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可以从以下四个路径切入。

（一）经济本质：专业主义审视经济现象

在社会转型期，我们要打造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更高发展阶段，是自由市场经济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新的发展，是加入政府干预因素而形成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其显著特征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形成更加完善、复杂的现代市场体系；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12]经济新闻报道的核心是对经济的关注，所以记者在报道时，要回归经济本质，把经济本质作为价值取向的首要因素，用经济专业主义去审视经济现象，遵守经济规律，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为原则，以经济的综合效益为目标，在报道中紧紧围绕经济本质，渗透经济思想，将深奥的经济学知识转化为老百姓看得懂、读得懂的新闻语言。在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中，这些经济报道都紧紧以经济本质为前提，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去描绘经济，通过社会转型时期的供给侧改革、经济新常态的报道，将经济成就展现给读者，运用经济专业知识去挖掘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解决经济矛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因此，经济新闻报道者首先要紧扣经济本质的价值取向视角，用专业的眼光去做好经济报道。

（二）人本回归：人作为经济报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社会转型期，“21世纪资本逻辑的发展有了巨大变化：随着全球资本金融体系的强力推进，资本变得更加抽象、更加具有脱域性，资本的主体定位异质多元，运作方式虚拟迷幻。尤其是伴随着工具理性的智能化，资本的精神向度更趋主观性。”[13]所以，从人与经济的联系中去表现经济，体现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经济新闻报道要关注人，注重人的回归。经济新闻的人文化取向是指在经济报道中，将报道经济现象与描述经济活动中的人结合起来，不仅关注全面的经济，更关注全面的人，更多地将人文因素作为内在变量纳入对经济现象的报道和分析中。在中国新闻奖的经济获奖作品中，大量的作品关注经济发展中的人，关注人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很好地诠释了经济新闻报道的人本精神。因此，经济新闻报道者要将人作为经济报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的视角去写经济，体现出人本的回归。

（三）法治视角：以法治视角关注经济运行状态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是社会转型期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最基本共识。“在全面推进经济深化改革的进程中，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将更加坚定这个方向，进一步构建完备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在此背景下，经济报道服务大局、服务中心工作，须臾离不开法治思维。”[14]现代经济就是法治的经济，经济与法制不可分割，所以在经济新闻报道中要以法律的眼光去审视经济，通过法治思维来关注经济运行状态。在中国新闻奖的获奖作品中，法治视角审视经济现象成为报道的一大特色，从法律的角度来挖掘社会问题，通过报道让利益主体承担起社会责任，共同推进经济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运行。因此，记者在做经济新闻报道时，要考虑把法制思维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秉持“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方针，以法治思维、法治视角来关注经济运行状态，透视经济中的不足，进而推动市场经济的法治进程。

（四）哲学思维：辩证的眼光看待经济

哲学在如何看待世界时强调要用辩证法的方法论，用发展、联系、统一的眼光看待世界。同样，在社会转型期，面对复杂多端的社会变化，经济新闻报道也要引入哲学思维，用发展、联系、统一的辩证眼光看待经济。首先，要用联系的眼光把握经济规律。一因一果的经济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所以经济新闻报道要运用因果联系、整体与部分的联系等来把握经济规律，把报道对象同整个行业、整个领域甚至世界经济联系起来。其次，要用发展的眼光组织经济报道。经济报道要立足本土，面向全球，面向未来，要用运动和静止的辨证关系，从经济发展的昨天、今天与明天来报道经济，增强经济新闻报道的服务性和预测性。再次，要以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待经济。经济新闻报道要紧紧抓住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分清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要在对立中找到统一，在统一中承认对立，挖掘社会经济问题，解决人们的迫切需要。因此，经济新闻报道要引入哲学思维作为价值取向，这样才能保持经济新闻报道的深度与活力。

四、结语

在社会转型期，经济格局千变万化，经济现象层出不穷，经济问题隐藏滋生，经济世界与精神世界存在二律背反的现象。因此，经济新闻报道作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了其功能诉求的发挥。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要把持现代经济精神，以专业精神、法治精神、人本精神、效益精神、哲学精神来审视和报道转型中的经济。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将会对经济新闻报道的创新发挥良好的促进作用，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好的前景。经济瞬息变化，经济新闻报道方式也日渐多样化，经济新闻报道价值取向要不断调整，以期正确发挥功能，指导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吴玉兰.经济新闻报道[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5.

[2]李道荣.论经济新闻的变化和功能诉求[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3）：132136.

[3]刘炳瑛.马克思主义原理辞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67.

[4]石磊.哲学新概念词典[M].哈尔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109.

[5]吴泽霖.人类学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145.

[6]李淮春.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44.

[7]丁柏铨.论新闻报道题材与表现方式[J].新闻大学，2005（3）：6064.

[8]程道才，严三九.经济新闻写作概说[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32.

[9]王辰瑶.模糊而有意义：谈谈文字报道体裁的分类与命名[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1）：119125.

[10]林晖.新闻报道新教程视角？范式与案例解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28138.

[11]肖健.新闻报道的多角度思维[J].记者摇篮，2017（8）：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