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法治化研究论文

摘要关于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研究，诸多研究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予以讨论，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政策制定提供了思路。然而，如何推进我国公共体育均等化发展的“公平性、广泛性、公益性、持久性”和“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政府所承担的职责”以及“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评估体系”等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政治法治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政治法治化研究论文 篇1：

推进国家政治安全法治化论析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作出了全面部署，推进国家政治安全法治化需在上述四个方面下功夫。通过提高政治安全立法认识、明确政治安全立法原则以及完善政治安全立法体制实现科学立法；通过树立政治安全法律权威、抓好政治安全执法队伍建设以及实现政治安全执法平等实现严格执法；通过加强党对政治安全司法领导、强化政治安全司法能力建设以及推进政治安全司法公平公正实现公正司法；通过发挥党员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作用、培养全民政治安全责任意识以及开展全民政治安全法治实践实现全民守法。唯有如此，国家政治安全法治化才能落细落实。

关键词：政治安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国家安全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并把“政治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根本加以强调，凸显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对于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立足我国社会法治建设实际，直面我国法治建设领域的突出问题，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进行了全面部署，回应了人民呼声和社会关切，这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国家政治安全法治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科学立法：政治安全的前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嘲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国家政治安全法治化，首要任务是实现科学立法，努力在提高政治安全立法认识、明确政治安全立法原则以及完善政治安全立法体制等方面下苦功夫。

（一）提高政治安全立法认识

提高对政治安全立法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是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立法工作顺利推进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我国政治安全面临着来自国内国外两方面的严峻挑战。就国内而言，我国进入了一个改革攻坚期、矛盾多发期的“多期叠加”的历史新阶段，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多，尤其是法治不彰和官员腐败等问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威信，维护政治安全的任务异常繁重。同时，面临着“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的严峻挑战。少数人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否定改革开放，企图让中国重新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少数人鼓吹西方普世价值，否定人民民主政权，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企图把中国的改革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就国外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化、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阴谋从未间断，“颜色革命”暗流涌动。我国政治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政治安全立法迫在眉睫。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政治安全立法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现有的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只涉及国家安全中的部分内容，更没有制定专门系统的政治安全法律，这与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要，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所必需的法律支撑存在明显差距。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抓紧出台反恐怖等一批急需法律，推进公共安全法治化，构建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的论断，含义深刻，指向明确。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为改革开放提供稳定和谐的国内国际大环境，必须提高对政治安全立法的认识，充分认清当前政治安全立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切实增强推进政治安全立法的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把政治安全立法作为一项关键任务抓好抓实。

（二）明确政治安全立法原则

首先，政治安全法律必须是良法。“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有良法才能实现大国善治。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良法有过经典的论述：“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良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健全政治安全法律体系的根本前提和立法指向。实现政治安全科学立法，要求政治安全法律体系必须是制订良好的法律，是捍卫人民权利自由、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捍卫国家政治安全的法律。在国家政治安全立法过程中，要恪守“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理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政治安全立法全过程。其次，政治安全法律必须是全法。在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政治安全是根本。因为所有社会公共事务都具有政治属性，所有的安全都具有政治安全的因素在内。具体而言，政治安全法律体系必须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各个领域，并引导上述各领域中的舆论，规范上述各领域中的行为。就目前而言，我国已经具备了部分领域的政治安全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反分裂国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等，但远远不能满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需要。应该加快在国家安全情报、网络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生态安全以及反腐和反恐等方面的立法，增强政治安全法律的全面性、系统性、完备性，为政治安全执法司法提供坚强的全法支撑。

（三）完善政治安全立法体制

完善政治安全立法体制，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政治安全立法的绝对领导，关系人民政权的性质和宗旨，关系党执政地位的稳定和巩固，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这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党对立法工作领导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真理性。因此，要把党的领导这条主线贯穿于政治安全立法工作的全过程，确保政治安全立法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完善政治安全立法体制，必须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政治安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政治安全立法覆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各领域，具有知识涉及面广、立法专业性高、政治指向性强、工作任务量大等特点。为此，顺利推进政治安全立法工作，应建立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政治安全法律草案的制度机制，建立健全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政治安全立法专家顾问制度。完善政治安全立法体制，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难理解，科学立法就是要赢得社会各界对我国政治安全立法工作的认同、支持、拥护和参与。要积极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等在政治安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积极拓宽公民大众有序参与政治安全立法的途径，从而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赢得深厚的群众支持。

二、严格执法：政治安全的根本

古人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好的政治安全法律，是维护国家社会安全稳定的“发动机”，但要让这台发动机持续健康运转，根本在于严格执法、执法必严。为此，要在树立政治安全法律权威、抓好政治安全执法队伍建设、实现政治安全执法平等方面深耕细作。

（一）树立政治安全法律权威

法律权威指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和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具有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一切国家及社会行为均以法律为依据。树立政治安全法律权威，第一，要树立宪法权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定其他法律的依据，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以宪治国、以宪执政，同时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并把每年的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这是对宪法至高无上地位的再次明确和强调。宪法是国家政治安全法律的上位法，遵守政治安全法律更必须遵守宪法，树立政治安全法律权威先要树立宪法权威，这是政治安全法律在全社会得到普遍信奉和遵守的根本前提和基础。第二，要回击“党大”还是“法大”这一伪命题。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法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之间不存在谁大谁小的问题，二者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对这一点，要理直气壮地讲，要大张旗鼓地讲。具体到政治安全执法工作，就是要把党的领导和政治安全执法有机结合起来，在执法过程中维护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严格执法。第三，要在全社会普遍树立政治安全法律的威望。法律的力量和威望，是在一件件铁面无私的司法案件中体现出来的，是在一件件生活小事上的用心维护中树立起来的。在全社会树立政治安全法律权威，必须大力宣传普及教育政治安全法律知识，严格政治安全执法司法活动，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让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体悟到政治安全法律的神圣和威严。

（二）抓好政治安全执法队伍建设

当下，我国国家政治安全执法面临的新情况层出不穷，新问题不断涌现，新形势不容乐观，这对政治安全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抓好政治安全执法队伍建设，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骨干队伍是构建政治安全执法机制，提升政治安全执法水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支撑，“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具体来说，建设一支政治合格、作风过硬、纪律严明、业务精通、道德高尚的高素质执法骨干队伍要从以下几方面着力：第一，要强化认识。抓好政治安全执法队伍建设，是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确保政治局势安全稳定、小康社会全面建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实现这样的目标，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政治安全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要强化政治安全执法人员对政治安全执法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解决执法人员的观念问题。第二，要强化教育。坚持经常性的教育培训是加强政治安全执法队伍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手段。要把“法律”和“道德”作为抓手，以更高的标准推进政治安全执法队伍职业道德建设和法律知识培训教育，着力培育执法人员的职业良知和法治精神，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政治安全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做到办事依法、秉公执法、严格执法。第三，要强化实践。推动政治安全执法骨干队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一线，在经常性的执法实践活动中锻炼能力，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推动政治安全执法工作健康发展。

（三）实现政治安全执法平等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党和政府的一贯主张，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属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实现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五项原则（即“五个坚持”），其中之一就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用211个字对其作了详细阐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准确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深刻内涵并在政治安全执法过程中切实践行之，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现政治安全执法平等，意味着任何人不论其任职何处、官位多高、权力多大、身份多特殊，一旦违反党规法纪，危害政治安全，都要毫无例外地受到法律的制裁，决不允许任何违法犯罪分子逍遥法外。贪污腐败分子是人民群众的敌人、是党和政府的败类，阻碍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是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实现政治安全执法平等，关键之点是要在依法惩治腐败面前坚持人人平等。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方针，并将其纳入到现有法律框架之内，推广到政治安全执法工作之中，坚决依法把位高权重的“老虎”绳之以法，在坚定全社会反腐信心的同时，彰显政治安全执法平等的决心和必胜心，使政治安全法律真正成为任何权力、任何“老虎”都不可逾越的底线和任何人都不可触碰的红线，对发生的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要依法查处、依法惩罚，绝不搞“关系执法”、“态度执法”。

三、公正司法：政治安全的保障

司法是社会纠纷的最后解决场所，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能否做到公正司法，关乎人心所向，关乎党和政府的群众基础是否牢固，这是争取群众支持、维护党和政府权威、维护政治安全稳定的基本保障。“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以此为指导，全面推进国家政治安全法治化，必须高度重视政治安全司法公正，加强党对政治安全司法领导，强化政治安全司法能力建设，不断推进政治安全司法的公平公正。

（一）加强党对政治安全司法领导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并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实现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五项原则之一。政治安全司法不同于其他领域的司法，其成效如何决定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权威，决定着社会政治的稳定与和谐。针对国家政治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挑战，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来确定司法工作思路和理念，立足党和国家的事业全局来谋划政治安全司法工作重点和举措。《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把党对政治安全司法的领导落到实处，离不开党对政治安全司法工作的政治领导，确保政治安全司法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向前推进。这就需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坚持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统领政治安全司法工作；同时离不开党对政治安全司法工作的思想领导，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政治安全司法队伍。即是说，要以党的理论为指导，加强对政治安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把司法机关和广大司法行政人员的思想统一到党的理论上来，使之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织保持高度一致；还离不开党对政治安全司法工作的组织领导，为政治安全司法工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这就是要注重通过加强对司法机关的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积极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党对政治安全司法工作的组织领导。

（二）强化政治安全司法能力建设

司法能力即裁判能力，是指法官在现代司法理念支配下，运用现有的程序法和实体法以及人类成功的司法经验和技巧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和水平。当前我国政治安全司法工作的本领和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在斗争复杂、形势严峻的社会政治环境面前显得难以适应和胜任，严重影响司法工作的质量、效果，迫切需要强化政治安全司法能力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从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等多个方面对司法能力建设作了全面详尽的阐述，成为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强化政治安全司法能力建设的努力方向。为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不断丰富政治安全司法能力建设的路径、形式和内涵。一是要紧密结合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战略发展规划，更加自觉地运用司法手段调节经济社会关系，处理经济社会案件，努力为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二是要更加注重运用司法手段缓和社会矛盾冲突，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为国家政治安全稳定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三是要更加主动地运用司法手段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展红利能否惠及全体人民，民生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改善，关乎着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与支持，关乎着人民群众对维护政治安全的责任与担当；四是要更加有效地运用司法手段打击各类犯罪，切实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重点依法严惩贪污腐败犯罪；同时要全力做好涉诉信访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推进政治安全司法公平公正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工作的公正与否对于社会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公平公正司法是人民法院坚持党的领导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党的执政权威的重要途径。政治安全司法工作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各领域，牵涉我国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广大人群，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一项任务艰巨、耗时费力、不容忽视的系统工程。公平公正是政治安全司法工作的生命线，关系着党的执政地位是否稳固牢靠，关系着国家政治大局是否稳定安全，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是否安居乐业。为此，推进政治安全司法公平公正要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重要部署，立足当前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深入推进政治安全司法工作改革创新，积极推进政治安全司法公开透明，始终坚持“总体公正与个案公正相统一，结果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统一，实质公正与形式公正相统一”的原则，同时着力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着力落实司法责任制度，着力完善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制度。针对政治安全司法资源有限、办案力量不足的现实状况，进一步挖掘工作潜力，改进工作方式，切实保证政治安全司法工作的公平公正，努力在每一个政治安全司法案件中体现公平公正，发挥特殊案件判决在宣传弘扬公平公正上的引领带动作用。

四、全民守法：政治安全的关键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努力培养全民政治安全责任意识，在全社会开展全民政治安全法治实践，这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关键。

（一）发挥党员领导干部带头示范作用

全民守法，必须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回顾历史，党员领导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示范带头作用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项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法宝。具体到当前的政治安全法治化工作，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带头学法、守法、护法，能不能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能不能“级级做表率，层层抓落实”，关系着全社会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实际效果。党员领导干部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日常言行举动都被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引领着社会风尚和风气，影响着法律权威和威信。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把宣传政治安全知识，遵守政治安全法律，维护政治安全稳定作为自己的分内之事，以坚定的理想信念、过硬的政治品质、强烈的危机意识积极主动地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在全社会形成示范引领作用，为子孙后代立德、立功、立言。第一，在学习宣传方面带头示范。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国家政治安全和政治安全法律，真正了解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推进政治安全法治化的时代必然、目标指向和实践要求，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第二，在执法监督方面带头示范。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按照政治安全法律的要求，以严格政治安全执法司法行为来保证国家政治安全的维护。同时要以严格的行为标准监督同事和下属、督促家人和朋友。第三，在身体力行方面带头示范。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积极投身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实践，以坚决果敢的行动感召群众。

（二）培养全民政治安全责任意识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推进国家政治安全法治化，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与社会大众的政治安全责任意识密切相关，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人人有责。做到全民守法，必须培养全民政治安全责任意识。“时穷节乃现。”目前，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历史新起点时，在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维护任务繁重艰巨的关键时刻，总有那么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政治安全责任意识荡然无存，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视法律道德约束于无形，故意制造和挑起事端，极力阻挠和破坏改革，严重威胁国家政治安全与稳定。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稳定，培养全民政治安全责任意识，十分紧迫，要求每位公民勇于担当，做到：第一，为党分忧。党的领导是国家政治安全稳定的根本保证，是推进国家政治安全法治化的重要力量。党在国在，党兴国兴，党衰国衰，党亡国亡。社会大众要常怀爱党、忧党、兴党、护党之情，常做爱党、忧党、兴党、护党之事，敢于同形形色色的有损党的形象的言行作斗争。第二，为国效力。国家政治安全事关举国上下、各行各业，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需要每位公民负起责任，身体力行。“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每位公民都要学习邓小平这样豪迈的家国情怀，为国效力。第三，为民尽责。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国家政治安全稳定的基础。“但愿苍生俱温饱，不辞辛苦出深林。”每位公民都要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爱家人，关心邻居，为他人多着想，让社会充满爱，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贡献一份力。

（三）开展全民政治安全法治实践

法治内在地包含着法律规范、法治实践。开展法治实践的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宣传教育和活动安排，使所立的法在全社会得以普遍实施。开展全民政治安全法治实践就是要结合当前的国情、世情、党情和民情，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和活动安排，使政治安全法律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普及和贯彻。具体而言，第一，要在全社会普及政治安全法治知识。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在全社会普及政治安全法律知识，对于培养全民政治安全法治意识，保障国家政治安全与稳定，推进国家政治安全法治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明确把宪法和政治安全法律作为普及内容，通过创新普及方式，坚守普及阵地，编写普及教材，不断推进国家政治安全法律知识普及工作的制度化、经常化、长期化。第二，要把政治安全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强调要“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开展全民政治安全法治实践，就要科学制定教育规划，及时提供经费和师资保障，明晰不同的教育层次和重点，做好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计划安排等工作。第三，要举行丰富多彩的法治实践活动。根据机关、社区、高校、厂矿、乡村等的不同特点，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学法治知识、听法治讲座、看法治节目、讲法治故事、贴法治标语等系列法治文化建设活动，进一步提高全体公民的政治安全法律素质，提升国家政治安全法治化水平。同时要充分发挥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在法治实践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增强与群众的互动交流，扩大法治实践活动的宣传度和影响力。

作者：黄蓉生　魏小羊

政治法治化研究论文 篇2：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分析与发展研究

摘要 关于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研究，诸多研究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予以讨论，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政策制定提供了思路。然而，如何推进我国公共体育均等化发展的“公平性、广泛性、公益性、持久性”和“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政府所承担的职责” 以及“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评估体系”等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对现有成果进行梳理，讨论推进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战略良性运行。

关键词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研究

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需求性，而导致了不同性质的利益矛盾，因而表现为一种利益矛盾的关系。人类正是在不断协调利益关系中推进社会发展的，所以也就有了利益差异→利益矛盾→利益协调的显性发展序列[1]。并由此关乎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的问题。为促进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诸多学者对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概念与内涵、现状与成因、发展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政策制定提供了基础和起点。但现实中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实际绩效却不尽如人意。为此，有必要对现有成果进行总结或展望研究，推进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战略良性运行。

1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成果综述

目前国内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研究刚刚起步，截止到2012年8月仅有30余篇论文、一篇博士论文、一本专著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当前对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1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内涵研究

目前，学术界有关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不同的研究者根据自身的研究需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关于其内涵的理解基本有以下几点：一是我国体育发展的本质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在体育发展中的中心任务就是促进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就是使全体公民都能够享受到应有的基本一致的公共体育服务；二是从现代政府的四大职能来解释，主要包括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公共体育服务毫无疑问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均衡发展必然是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改革的方向；三是从与公共服务的上下位关系出发，认为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作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下位概念，是一种相对的要求，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能够按照全国一般和一致的标准，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相等的体育公共产品和服务；四是从有形和无形的观点出发，提出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具有公益性、公平性、广泛性和长久性基本特点 [2-4]。

1.2对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非均等化现状及成因研究

关于公共体育服务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公共体育服务非均等化现象普遍存在。不仅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公共体育服务非均等化，阶层之间、民族之间的公共体育服务非均等化问题也非常突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虽然初步建立，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但从宏观上看公共体育服务资源配置仍不合理，城乡之间的差异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二是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关系划分不清，基层政府承担了公共体育服务的主要供给职能，与其财力不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清，不规范。三是均等化背景下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不够深入，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公共财政制度尚不完善，体育行政部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策略存在缺陷，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决策机制不规范。四是体育公共组织不健全，无法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进程中承担应有的职责，而社会阶层分化导致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弱势群体问题凸现[5][6]。

关于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非均等化成因，研究认为有以下原因：一是从财政视角看二元财政结构形成了我国城乡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一品两制”问题， 我国政府在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中采取了整体上长期偏向城市的政策，农村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公共体育服务投入不足，直接导致了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短缺。二是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看，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不均衡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中过于考虑效率忽视了公平的原因，是社会结构转型中制度转型有效支持不足而导致的体育利益矛盾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的反映。三是借助公共服务领域研究成果，认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非均等化主要由于地区资源禀赋导致的经济发展差异；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导致公共体育服务政策差异；中央转移支付调控无法实现地区发展均衡[7]；不同地方政府行政能力、执政效率的差异；政策导向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诸多问题造成。四是政府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投入不足。研究指出我国在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公共体育服务的投入不够，并且由于利益表达等机制缺失，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进一步影响了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实现[8]。

1.3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研究中，对发展对策的研究主要从宏观方面来进行，基本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建立与公共体育服务优先次序相适应的公共财政预算机制；发挥转移支付制度对地区间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作用；改进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加强体育公共组织建设。二是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策略是大众共享，公共体育服务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均衡点，把“弱势群体”真实地纳入公共体育服务框架，关注农民等弱势群体，加快建设和开发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基础设施与服务项目[9][10]。三是我国实现体育公共均等化应重点解决的问题是加大对群众体育的投入力度，建立完善的体育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构建科学的政府体育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强化均等化效应。

2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2.1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内涵存在分歧，过于强调经济视角，忽略了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政治、权利和公民参与等问题

从已有的研究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内涵研究方面，由于缺乏相对独立的基础理论研究，往往都是借助公共服务研究成果，研究者从自身需要出发，从某一视角进行界定，因而在内涵上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也给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战略、政策的制定带来诸多困扰。另外，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特别重视经济视角的分析，但也由此导致了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在研究中的认知偏差，从政治视角的研究成果非常不足，无法为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提供政治理论支持，从现有政治基础看，我国公共体育服务非均等化由于制度安排导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现有成果虽然涉及了公共体育服务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但是如何把公共体育服务管理体制改革放在我国政治、社会制度等大背景下去考量则显得非常不足。

虽然有部分研究者从法律、公平等视角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进行了研究，但对最核心的问题——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中的权利问题都没有深入进去。从权利视角看，体育权利已经成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些在《宪法》、《体育法》等政策法规中都有比较明确的体现，但是在现有的体育管理体制下，公众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如何从应然状态转向实然状态存在着缺乏足够的政治保障、法律保障和政治参与渠道等诸多问题，当前对这些问题缺乏研究。例如对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体育服务利益表达机制，不仅存在利益表达主体发展不成熟，表达动力不足的问题，同时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也是主要问题之一。

近年来，在国外，公共管理中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我国研究者对此也略有涉及，提出社会力量、市场力量、个人力量都是公共体育服务管理的重要力量，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不仅应由政府供应，更应该有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广泛参与，通过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效率，从而不断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应该说，研究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面同样没有解决公共体育服务的治理权如何有效地扩散到公民、市场力量、社会力量方面的问题，即如何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构建有效的参与治理通道和制度保障的问题。西方国家借助阿玛蒂亚·森的研究理论，对体育权利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研究中发现，公共体育服务非均衡发展问题，本质上是由于体育权利缺失和其它社会条件不足造成的，他们将公共体育服务非均衡发展问题转向了权利与能力的视角，这些研究成果也值得我们借鉴。把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与民主权利发展相契合，能够更多地从政治、法律和制度安排领域，促进公民公共体育服务权利的实现。但非常遗憾我们的研究者对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2.2把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核心路径界定为财政体制改革，却忽视了其它配套的社会制度的安排

在我国，不论是公共体育服务，还是医疗公共服务、交通公共服务等研究中，基本都认为当前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核心途径是财政体制变革。勿庸置言，通过不断完善和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顺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分配关系，的确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但由于过于强调它的重要性，导致了在具体的研究和实践中产生了“财政中心论”的问题。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投入巨大，对财政的要求的确很高，但是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是仅仅通过宏观的财政体制改革就能实现的。当前有许多重要的微观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为促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公共体育服务投入应是政府开支比重的多少？如何根据财政收入的增长实现递增？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群体，不同类别的公共体育服务优化配置的顺序如何安排？相对于宏观的财政体制改革，目前的形势下，这些问题可能会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进程中更为重要，当前对这些重要的问题均没有涉及。

另外，基于“财政中心论”的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研究，可能产生如下认识：一是经济发达地区有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基础，而经济落后地区则没有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二是把当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城乡差异问题直接归结于经济问题，在实践中就可能导致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城乡均衡发展的根本路线就是“钱袋子”的基本问题。实质上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政策必须与其它相关的制度政策协调发展，否则，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不可能顺利实现。诸如，近年来随着“农民体育健身工程”等政策的推行，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体育经费不断增长，体育设施不断完善，但农民的锻炼热情，农村体育人口并没有大幅提高，这可能就涉及信息机制的问题。因为在信息时代，无论是商业领域还是公共服务领域，获得信息的速度与强度直接决定着决策的成败。而我们目前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决策中由于缺乏对农民公共体育服务需求信息的有效收集、整理、筛选，导致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与需求出现差异，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11]。当前的研究明显忽略了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政策与其它相关的制度政策协调发展的问题。

2.3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不够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这是毫无争议的。世界银行专家莫格拉姆做过深入的研究，公共服务的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与经济产出也是同步增长。Naohito Abe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财政投入、公共服务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中，纯粹的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公共服务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但套用公共服务的研究成果来说明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显然是不合适的。不同的公共服务具有不同的特性，以医疗、社会保障等为例，不仅促进了政府投资，公共投资，而且政府的转移支付也促进了消费的产生，而完善的医疗、社会保障制度也促使人们更加放心消费，这些特性都是公共体育服务所不具备的，但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在促进投资、产生消费的同时，对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促进民族交流与团结，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方面又是其它公共服务所无法取代的[12][13]。所以当前我们要加强研究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能为经济发展带来多少投资，这些投资能有多少产出，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多少，经济增长是不是必然能促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针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财政投入最佳规模应该是多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够直接决定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的规模、发展质量、改革的方向等问题，但目前研究更多停留在提高国民素质层面，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与我国经济发展关系问题重视不够。

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方面，比较密切的关系有三点。一是，通过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有助于公民以公共理性为宗旨，自觉追求公共体育服务权益，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不仅成为落实公民权益的手段，同时也就成为政府塑造良好形象的工具，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所在。二是有助于民主政治化的发展。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是保证公民社会各阶层及成员在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平台上，享有应有的平等权利的体现，所以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能促进我国政治民主化的广度、深度及其实现。当然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也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的作用，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它鼓励全体社会成员行使自己的公共体育服务权利，追求应属于自己的公共体育服务利益，促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三是通过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与法治社会的关系，属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范畴，法治的宪政创造了公民在法律意义上立足的可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则强调了其在法律上的必要性，不论是对个人的自主性而言，还是对国家之公民的公共性而言，公共体育服务与其它公共服务一样，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所以，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丰富了法治的内容，而法治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

2.4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标准研究不够深入

借助公共服务研究成果，关于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标准问题，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以人均财政投入和人均公共体育服务经费为标准；二是以具体的体育场地、设施为标准，如“人均体育场地”等为标准。具体可以分为两种：即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由于要考虑到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当前的国家标准制定不能太高，只能是最低标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有的服务提供者，包括最边远地区和最贫困地区的提供者，都必须保证达到该标准。”（参见中国海南改革研究《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第100页）国家标准的建立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确我国在法定公共体育服务上需要均等化的地区。毫无疑问，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地区应覆盖全国范围，而不是指某一地区或省份。二是要确定全国性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种类及其标准。第二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不同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的公共体育服务需求差别较大，而基本公共体育服务的种类及标准必须照顾到所有公众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借鉴医疗保险的经验，不确定提供的具体种类，而是在全国范围内确定最低公共体育服务的人均供给标准，可以暂定为每人每年多少元，国家把这笔款拨到省市，由省市政府下拨到基层政府，要求专款专用，各基层政府通过调研，确定本地区的公共体育服务种类及标准[14]。另外也可以以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确定，明确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支出占GDP的心重，然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下拨到基层政府，由基层政府专款专用。

地方标准和国家标准另外还有一处不同，是国家标准一般比较宏观，而地方标准则要进一步分解与细化，要根据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现状，提出具体的实施步骤，对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提出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通过地方标准的制定，必须能够保证辖区内的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水平达到国家最低标准，真正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标准问题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缺乏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标准的研究，当前在实际的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政策制定与执行中，不知不觉把“均等化”与“平均化”等同起来，认为当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城乡不均的问题，只要加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就可以解决问题。其实，追求一种无差别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允许区域之间、阶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就客观层面而言，政府应为所有的公民提供基本相同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这是当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的目标。但差别多大才是合理的？“基本相同”的公共体育服务包括哪些内容，这些问题都必须通过制定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标准来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评估、政策制定等诸多方面。公共体育服务社会化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受到重视，效率与公平研究却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3发展研究

3.1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基本理论的研究将成为发展研究的基础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和其它公共服务一样，其理论基础不仅涉及福利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经济学领域，而且还涉及政治学、管理学、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等领域，单纯从经济视角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进行研究，已无法真正解决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中的诸多问题，结合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实际特点，将不同的学科进行交叉、融合、梳理，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综合动态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体系将成为后续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同时，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更有助于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进行准确定义，为我国政策制定提供帮助，推动公共体育均等化发展。

3.2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标准将成为近阶段发展的研究重点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离不开相关衡量和考评制度，其核心问题是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标准问题，在什么样的水平上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已成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中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这其中既要通过实证分析，又要通过合理的价值判断，这就需要我们从国际经验、国内社会、经济，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水平和政府的实际能力出发，对国家地区标准进行分析、分类研究，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制定一套科学的、可操作强的标准体系。

3.3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会进一步受到关注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建设，如何通过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大动力，如何促进财政制度的改革，如何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实现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内容，深入研究这些重要的领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产学研成果的转化，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4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协调机制与激励机制研究成为社会发展关注的热点

我国政府转型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进程中，各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供给主体职责的界定与相互协调成为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建设的难点之一，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又直接关系到有效的激励机制建设。学术界需要针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及公共体育服务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如何通过完善政绩评价体系、实施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等措施，来构建一种鼓励政府及体育管理部门、体育非营利组织、公共管理者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的激励机制。考虑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是一个较大的系统工程，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既要注意系统，又要以实证研究方法，立足于现实生活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通过合适的评价方法，对不同的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政策进行有效评价，这是当前学术界必须重点解决和关注的热点问题。

3.5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有效供给研究会进一步关注和发展

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进程中，首要问题是要解决公共体育服务的有效供给，学界虽然都提出了多元化供给的观点，但我们应该注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社会化、市场化改革的条件并不成熟，如何把公共体育服务的有效供给与我国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等条件相契合，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建立制度化管理渠道，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完美结合，将是我们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研究中的必须进一步关注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要根据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现状，应加强对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改革方面的总体总结，明确规划论证。结合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实际情况，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供给路径，构建出以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实现体系。

3.6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制度系统研究将成为热点

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是一个制度体系，又是公民社会民生的发展愿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改革具有系统性，应该与其它制度政策协调发展。如果既得利益群体的体育利益有着无限扩大的倾向，这种体育利益格局的“马太效应”积累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公众对体育制度改革丧失信心[15]，因此，我们在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中，既要考虑增量问题，也要考虑公共体育服务的结构问题，把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与经济发展，社会参与和体育权利改善放在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中去设计和考虑，将是成为发展的研究的趋势。由于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研究与政府职能调整、政府机构改革等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所以应该加强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与大部制改革等领域关系。在有效政府建设和管理创新理念主导下，整合研究资源，通过学术研究实效提升政府改革实效。

3.7国外发达国家经验、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将会进一步借鉴

发达国家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很多重要成果，其中许多规律性的问题和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总结。将发达国家经验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路径选择、政策选择等视角借鉴和探索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所需要的理论研究方法，不仅能够有效引领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的改革和发展，形成一种政府、非政府组织、公共管理者和公民积极参与的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发展机制，而且会最终影响体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向和社会体育发展的价值导向，不断提高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程度，促进社会体育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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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利玲　方新普　刘玉

政治法治化研究论文 篇3：

政治化推动常规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不断优化的内在逻辑

摘要：维护公共安全既是党和政府的职责与使命，也是检验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试金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实践始终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间歇性地以政治化运动的方式应对公共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总体上朝着常规化方向发展。政治化与常规化长期悖论式共存是我国公共安全治理实践的基本特征。文章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总体演变历程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政治化与常规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政治化推动常规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不断优化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政治化;常规化

维护公共安全既是党和政府的职责与使命，也是检验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试金石。政治化与常规化长期悖论式共存是我国公共安全治理领域的独特现象。基于对这一独特现象的关注，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总体演变历程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政治化与常规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不断优化的内在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等交叠推进的现代化情景中，我国公共安全治理面临着复杂而多元样态的风险、灾害与危机。社会转型时期最大的挑战，是面对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变革，能否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进而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及时而有效地回应各种公共安全问题，考验着中国共产党推进公共安全治理的智慧与能力。虽然每年都有影响我国社会公共安全的事件发生，但是零散的事件不会形成对政权的实质性威胁，权威体系下的总体稳定始终得以维持。从社会各阶层人心思稳、全国政局稳定、问题呈局部性三个方面看，我国社会的基本面是稳定的。

就中国何以稳定的原因，一些学者给出了相应的解释。阎小骏提出了国家权力的“弹性”和“刚性”理论，将国家权力的“弹性”概括为政权吸纳，将国家权力的“刚性”描述为预防式管控，认为正是通过政治协商等形式的政权吸纳和高校辅导员对学生管理等形式的预防式管控确保了我国的总体稳定。徐勇在总结我国改革规律时提出了“内核一边层”理论，认为我国的改革是放权式改革，而且放权的速率和领域是由权力内核控制的，进而认为我国的总体稳定得益于权力内核的放权性和自主性。杨宏星、赵鼎新也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国家的自主性与绩效合法性的结合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何以稳定的过程中，上述观点只强调了逻辑统一的一面，却未对总体稳定背后的矛盾运动作深入分析，也未解释相关矛盾运动的内在逻辑。美国学者詹姆斯·汤森等认为，自从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面临着一种制度化运动的悖论，即改革意味着中国生活的常规化，但它却是以动员的方式进行的。事实的确如此：一方面邓小平同志于1981年7月17日指出“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由此表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希望中国步人一个常规化的社会;但另一方面，一个治理体系尚不完善的后发国家，仅仅将事关国家大局的公共安全问题定位为行政问题，在很多时候就显得困难重重，因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又不得不发动“严打”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运动来解决在当时看来十分严峻的公共安全问题。既然希望中国步人常规化的社会，为何又要发动高度政治化的“严打”？这似乎是一种悖论。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的确呈现出一种政治化运动与常规化目标的悖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公共安全问题政治化并以政治化的方式解决问题的逻辑始终存留;另一方面，党和政府特别强调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事实也证明，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总体朝着常规化的方向发展。政治化与常规化两种状态为何能在我国公共安全领域长期共存？既有的研究较少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我们的疑问是，政治化与常规化并存是否是中国能够在急剧的经济转型期维持总体稳定的关键原因。本文将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不断优化的进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政治化与常规化的互动关系，探究1978年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发展的内在逻辑。

二、常规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发展的基本方向

所謂常规化，就是将越来越多的问题纳入程序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决策范畴的过程①。具体到我国公共安全治理②领域，常规化主要是指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不断优化;换言之，常规化是指治理理念越来越去政治化、理性化，治理制度愈来愈科层制化、程序化和法治化，治理技术越来越精细化、智能化。从此意义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发展的基本方

①常规化不同于现代化，就概念外延性来说，现代化比常规化更为广泛。常规化侧重的是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行政化和去政治化;而现代化是指“社会的演变过程是一个从特殊到广泛性、从具体到普遍适宜的程序合理性的过程”。

②公共安全治理包括对自然灾害、社会治安、公共卫生、安全生产四个领域的治理。社会治安属于公共安全治理的一部分，包括各种形式的“维稳”实践等。公共安全治理的基本功能就是维持社会稳定，凶此在某种程度上，它与社会稳定是同义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将公共安全治理与整个国家的安全联系在一起，包括国家军事安全、信息安全等，是对公共安全概念的丰富和发展。向是常规化，这主要体现在理念、制度、技术三个方面（详见表1）：

第一，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理念经历了从“稳定压倒一切”到“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再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范式转变，其基本方向是去政治化、理性化。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以政治稳定为目标，将治安问题高度政治化，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是“稳定压倒一切”。1989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首次提出“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8年12月，江泽民同志与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强调：“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个重要原则。”2007年，胡锦涛同志针对乌鲁木齐“7·5”事件指出，要“坚持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特别是要在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中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当我国改革开放事业逐步趋向常规化之后，中央领导人渐渐较少提及“稳定压倒一切”。1983年“严打”开展后，我国公共安全形势大为好转。此后，党和政府一方面将公共安全问题逐步行政化，另一方面在遇到常规化治理体系无法解决时则以“政治化”来推动。于是，治理理念的范式开始转变为“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1994年5月5日，江泽民同志在上海考察时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并指出“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将稳定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以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为直接目标，逐步把管理问题转化为治理问题，治理理念的范式开始转变为“总体国家安全观”。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综上所述，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的理念更新显示出清晰的常规化趋向。

第二，我国公共安全治理制度经历了从传统组织制度到应急管理制度再到“一岗双责，党政同责”和安全风险评估等制度的范式转变，其基本方向是责任化、程序化和法治化。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公共安全治理领域的制度尚不健全，党和政府主要依靠党委领导的归口管理制度、党组制度、党管干部制度、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等传统组织制度，通过较低制度化的方式——“严打”来解决迫在眉睫的公共安全治理问题，并逐步在“严打”的基础上发展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样一套管理公共安全的日常制度体系。2003年春天，当时尚无有效治疗药物的非典病毒袭击了包括北京、香港、广东等在内的中国多个省份和地区，此次事件推动了我国应急管理制度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其中，“一案三制”、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制度。同时，基于“严打”的经验和教训，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大调解”工作制度、社区警务室工作制度等在此阶段得以相继确立和完善。公安部2000年发布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则降低了地方政府对政治化手段的依赖程度，极大推动了公共安全的治理制度朝向常规化的方向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国公共安全治理制度实现了从“应急处理”的“灭火”模式向“风险防控”的“防火”模式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制度、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工作制度等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概而言之，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的制度创新呈现出显著的常规化倾向。

第三，我国公共安全治理技术经历了从“人防、物防、技防”到视频化再到精细化、智能化的范式转变，其基本方向是科技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治理技术的发展水平较低，地方政府较严重地依赖于通过警察等强制权力机关的管制技术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同时，视警察为人民警察的政治化理念要求警察既要有强制的一面，也要有为人民服务的一面，于是，1986年第一个110报警服务台在广州建立，随后这一模式得以广泛推广，极大提高了公共安全治理的常规化水平。进入21世纪后，党和政府大幅引进视频和信息技术：通过推进“金盾工程”“电子警务”实现公安工作信息化;通过“天网工程”和“雪亮工程”提高视频监控能力;通过整合各部门资源，提高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部门协同发展能力。随着视频设备和信息共享平台收集的公共安全数据越积越多，横向上“万物互联”与纵向上“代码式办公”两大条件的成熟和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为科学化治理、精細化治理、智能化治理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其中，网格化治理是精细化治理的一种体现形式，它凭借信息化技术将职能部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下沉到基层，并强调基层政府与社区的互动，从而完成各项公共安全治理任务。另外，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大数据治理技术使公共安全治理主体能够实现信息共享、互联互通，形成一体化的风险防控体系，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总而言之，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的技术革新凸显了常规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持续迈向常规化的过程。中外历史告诉我们，在自发状态下，一个国家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并不必然会趋向常规化，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却能在理念、制度、技术三个方面不约而同地朝着常规化方向发展。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发展的背后，存在一个巨大而持续的推动力量。

三、政治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常规化的推动力

所谓政治化，就是政治权威力量基于政权合法性和政治秩序稳定的考量，将常规化行政决策范畴内的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以非常规化的方式，在短时间内集中和整合大量资源。政治化有四个特征：一是主体政治化，即由政治权威力量发动;二是标签政治化，即将行政问题定义为政治问题;三是手段政治化，即以跨越科层制的非常规化方式解决问题;四是目的政治化，即追求政治权力运作机制的再生产和再扩张。具体到我国公共安全治理领域，政治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基于政权合法性和政治秩序稳定的考量，将特定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以“严打”“问责风暴”“一票否决”等非常规化方式，在短时间内集中和整合大量资源，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实现政权向公共安全领域的渗透，进而推进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优化①。总体来看，“政治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不断优化的基本推动力，主要体现在：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公共安全治理常规化的领导力量。就我国公共安全治理而言，党的领导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组织优势。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权力组织网络是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的结构支撑：凡是有党组织存在的地方，党对社会安全的领导关系就在那里被建立起来。“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956.4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457.2万个，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4328.6万名”，中国共产党组织本身凸显了绝对优势。二是政治优势。与西方政党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的现代化政党——“建设更加强大的使命型政党则是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价值支撑和目标指向”。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体现在：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历史使命，进而总能够对人民的公共安全诉求作出有效和及时的回应。三是社会资源调控优势。中国共产党擅长通过政治压力、行政压力、经济压力和其他压力的多重控制来实现压力型体制自身的运转，实现对社会资源的调控。概言之，中国共产党是发起“政治化推动”的领导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我国公共安全治理就不可能在总体稳定中逐步走向常规化。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公共安全治理常规化的政治前提。在我国公共安全治理领域，社会主义制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为“政治化推动”的政治前提：首先，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有利于强化公共安全治理的物质基础。我国强大的公有制经济与充满活力的私有制经济使得我国政府拥有充足的可支配资源，党和政府能够集中资源与力量投入到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尤其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公共安全领域。例如，2014年中国省市公共安全支出高达6879.47亿元，约占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140350亿元的近5%。其次，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

①“政治化推动”不同于运动式治理。首先，运动式治理是“政治化推动”的重要方面，但“政治化推动”的概念外延大于运动式治理;其次，运动式治理不一定为特定问题贴政治标签，纯行政问题也能够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予以解决;再次，运动式治理不一定采取“一票否决”、党纪处分等政治化手段;最后，运动式治理的目的不一定“政治化”，可能纯粹就是为了解决某一突出问题。度优势，有助于夯实公共安全治理的政治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和参与公共安全治理提供了根本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就是这种民主最基本的体现。这一制度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形成共识，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享受实实在在的协商决策权，因而也就有利于保障基层群众有效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重大决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行使自治权的制度。这一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有利于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基层群众参与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形式，在这一形式下，基层群众能够在村庄或社区的日常政治生活中，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参与公共安全治理。最后，坚持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能够为公共安全治理营造良好的软环境。社会主义是“一种基于社会平等与社会正义诉求的价值原则”，在这一价值原则的指导下，人们追寻制度正义，“一个社会不断向制度正义状态穷尽的过程就是一个从野蛮不断走向文明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不断走向和谐与协调发展的过程”。一个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环境，能够有效降低社会本身的张力，缓和社会矛盾，形成制度正义，为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发展提供良好的软环境。总之，社会主义制度为公共安全治理迈向常规化提供了最为根本的政治前提。

第三，回应性政治是公共安全治理常规化的逻辑前提。维护公共安全的总体稳定，提供良好的公共安全物品是党和政府维护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前提，而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党和政府能够及时回应公共安全问题，并以回应问题为契机，探索形成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曾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問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诚然，人民不仅要求解决特定的公共安全问题，还要求建立相应的常规化机制以避免类似的问题再次出现。换言之，一方面，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即中国共产党是回应性政党，没有这一前提条件，“政治化推动”的逻辑前提就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深化了改革，深化改革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推动解决问题的机制更加常规化。2003年的“非典”事件暴露了我国在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存在的巨大问题，在这一问题倒逼下，我国开始反思在应急管理体系方面存在的治理理念落后、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于是在“政治化推动”下，以“问责风暴”为核心的系统性改革旋即爆发，随后建立起“一案三制”等重要制度和应急管理体系，公共安全治理的常规化水平由此得以大幅度提高。2015年，广东深圳光明新区渣土受纳场“12·20”特别重大滑坡事故暴露了我国大城市在预防重大事故方面的严重问题，在这一问题的倒逼下，深圳市政府不但及时回应了民众对于滑坡事故的系列质疑，而且还在一个月后设立了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该研究院的设立是深圳市政府探索利用市场化、专业化服务为公共安全提供服务与保障的一项重大举措和创新。该研究院在风险预判和防控方面进一步推动了深圳市公共安全治理的常规化水平。总之，回应性是“政治化推动”的逻辑前提——在回应公共安全治理问题的过程中，党和政府不但维护了公共安全，而且还推进了公共安全治理朝着常规化方向发展。

概而言之，始终保持高度的政党回应性，集中有限的资源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资源瓶颈问题制约时的理性抉择，因此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治理理念相对落后、治理制度相对贫乏、治理技术严重不足的后发国家推进常规化发展的基本逻辑，也是“政治化”作为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的巨大推动力的政治前提。对于这一内在逻辑，“政治化推动常规化”的策略非常关键，决定着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的常规化进程。

四、支撑、动员、制动：“政治化推动常规化”的基本策略

上述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的基本导向具有常规化特点;另一方面，推动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不断趋向常规化的力量是“政治化”。其伟大之处在于，既追求常规化的社会目标，又以“政治化推动”的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进而实现了手段与目标的对立统一。因此，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逐步优化的内在逻辑概括为“政治化推动常规化”。作为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不断优化的内在逻辑，“政治化推动常规化”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政权合法性和政治秩序稳定的考量，集中解决特定的公共安全问题，并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建立起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进而推动公共安全治理的常规化水平的过程。“政治化推动常规化”的基本策略主要包括：

第一，“政治化推动常规化”以多元共治格局为体系支撑。所谓多元共治格局，就是居于轴心地位的党、作为主体力量的政府、作为辅助力量的社会三方面力量的协同合作模式。张海波将这一协同合作模式概括为“动员整合模式”。正是借助这一动员整合模式，“政治化推动常规化”有了其体系支撑。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轴心力量。在自然灾害、安全生产和公共卫生三类公共安全领域，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各地已广泛建立了有效运转的应急管理体制;在社会治安领域，各级党组织依托政法委归口管理，已全面铺开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稳”的网络，这一网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并且延伸到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其次，政府是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主体力量。党的任何决策都需要特定的组织力量去具体执行，政府的功能即主要在于执行这些决策，而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享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权力。另外，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看，公共安全服务的提供主要还得靠党和政府。最后，社会力量是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保安公司、平安志愿者、安全巡逻队及其广大基层群众均是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当中的重点利益相关者，因此只要动员得当，他们能为公共安全治理贡献力量。总之，多元共治格局为“政治化推动常规化”提供了体系支撑。

第二，“政治化推动常规化”以群众路线和运动式治理为动员机制。群众路线的经典定义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运动式治理是指执政党和国家组织通过有效的意识形态宣传和超强的组织网络渗透，以发动群众为主要手段，依靠政治动员整合社会资源，进而完成特定治理任务的过程。虽然被动员对象相当广泛，既包括体制内人员，也包括社会公众，但是动员的目的通常是获取足够的治理资源，为“政治化推动常规化”提供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撑。因此，在治理资源较匮乏的条件下，面对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公共安全问题，中国共产党以群众路线和运动式治理为动员方式，能够短时间、间歇性地集中解决特定的常规化治理体系暂且无法解决的问题。事实上，以“政治化推动”的方式动员群众参与公共安全治理，既符合执政党的利益，也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通过群众路线和运动式治理，广大群众被动员起来，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进而共同解决突出的、紧急的、棘手的公共安全治理问题，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利益。总之，群众路线和运动式治理，既是后发国家实现常规化治理的路径依赖，也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特定社会环境的理性选择，更是使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得以运转的动员机制。

第三，“政治化推动常规化”以“去政治化”为制动机制。虽然“政治化”是我国公共安全治理常规化的重要推动力，但是“政治化推动”存在着动员过度的风险，“去政治化”——指减少“政治化推动”的频次，降低“政治化推动”的强度——是解决这一风险的重要制动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就我国公共安全治理领域而言，“严打”是一种“政治化推动常規化”的典型案例。首先，在数次“严打”过程中，“政治化推动”本身体现了逐步“去政治化”的特征。其次，随着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的常规化水平越来越高，“政治化推动”的频次和程度均呈下降趋势，“严打”的力度也越来越弱（详见图1）。最后，“政治化推动”的目的，总体上是导向“常规化”的。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通知》指出，“切实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既有力打击震慑黑恶势力犯罪，形成压倒性态势，又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形成长效机制”。可见，最新形式的“严打”依然是以“专项治理”这样的政治化动员机制推动“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等常规化治理的基础。

综上所述，“政治化推动常规化”的运行机制的基本策略是：以多元共治格局为“政治化推动”的体系支撑，以群众路线和运动式治理为“政治化推动”的动员机制，以“去政治化”为“政治化推动”的制动机制。

五、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的理念更新、制度创新、技术革新均呈现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常规化进程。这些常规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是“政治化”因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公共安全治理常规化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制度是公共安全治理常规化的政治前提;回应性政治是公共安全治理常规化的逻辑前提。概言之，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优化过程呈现出一种“政治化推动常规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以“政治化”推动“常规化”的基本策略是：以多元共治格局为体系支撑，以群众路线和运动式治理为动员机制，以“去政治化”为制动机制，进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回应问题，在回应问题的过程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解决问题的机制更趋常规化，最终推进我国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不断优化。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政治化推动常规化”这一内在逻辑所面临的挑战也较为突出：一是导致“拆东墙补西墙”的问题。一个问题一旦被“政治化”，解决这一问题的组织就获得了极大的政治能量，此时其他的治理目标都要让位于这一“政治化”了的目标，在现有的压力型体制的正负激励之下，“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形就会反复出现。二是抑制社会内生力量发展。“政治化推动常规化”从本质来说是自上而下的外压式改革，而非自下而上的内生式秩序的自发生成，如何以外压式力量引导内生式秩序的生成是极为严峻的问题。三是导致源头治理能力较为欠缺。因为公共安全问题本质是一个内生于社会日常生活当中的问题，所以在多元共治格局之中，社会力量的薄弱必然导致源头治理能力的欠缺。解决上述三个问题，需要“政治化推动”本身渐进而有序地以去“政治化”推动“常规化”，即党和政府通过不断放权于社会，培育社会参与自治的意识，增进社会有序自治的能力，进而构建一个更加常规化的内生性公共安全治理体系。

作者：王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