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沈从文乡土小说写作观比较研究

2022-11-11

“五四”时期乡土小说一般关注两个主题, 一是批判国民性启蒙主题, 二是关注乡土小说的审美价值。同样是写故乡, 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体现了各自对于乡村社会的文化态度, 在对被言说者的展现中, 体现了作家对乡土社会主观上的感知、理解和构造方式, 从而形成不同的写作观。

1写实与写意的艺术追求

艺术风格上写实与写意是自“五四”新文学以来, 乡土文学创作一直存在着的两种不同的审美形态。一种是以深邃的哲学文化批判意识, 对农民病态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审视, 具有强烈的理性精神和深刻的写实风格。另一种是以对古朴的乡土宗法社会中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向往之情, 着重表现自然的人情、人性, 具有浓郁的诗情画意与平淡和谐的田园诗风。这种写实与写意的艺术风格, 构成了乡土文学的两极。鲁迅与沈从文就是这两种风格的典型代表。

鲁迅和沈从文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呼应了对人的命运问题的思考, 并致力于人性及人的健康生存问题的探讨;这种相通形成了两位作家精神上的共通。然而我们同样发现, 共同关注乡土的两位作家, 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乡土图景却完全不同。作为“五四”新文学主将的鲁迅, 从一开始就高扬“人的文学”这面大旗, 他经常考虑的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病根何在等问题。沈从文的大量作品也贯穿了应当寻求人性和使人性复归的思想基调, 显示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要求人性解放和人道主义的传统。

鲁迅以深切关注人生和启蒙主义为目的, 孜孜不倦地批判和拆解着破旧的历史;而出现于“五四”落潮时期的沈从文, 从遥远的边城来到北京, 以“乡下人”的眼光注视世界, 追怀边民往事。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在鲁迅看来, 人生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对人的精神、价值的理解等问题。因此,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针对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给中国人心灵造成的痼疾, 以及这种痼疾的表现形态。

沈从文所要表现的则是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扭曲, 对于这种扭曲的矫正需要回到淳朴而原始的边民状态, 回到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原生状态。鲁迅的写实更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怀疑、批判、否定。在《狂人日记》中对阿Q“奴性”性格的展示, 就是通过对人物在事件中的言行、举止、思想的客观真实的描写显现出来的。沈从文在他小说中用写意的笔法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其人性的善良与淳朴体现出“恬淡自守”生命形式。

2相同的写作对象, 不同的写作目的

在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系列人物中, 农民和妇女是不变的话题, 然而这两种写作对象在两位作家笔下的表现却相差颇大, 这缘于作家不同的写作目的。

(1) 鲁迅乡土小说展现了旧中国农民病态的文化人格,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是对原始初民生活状态的缅怀。与沈从文故乡明媚、灿烂的基调不同的是, 鲁迅笔下的故乡常常是阴郁与破败以及乡民的愚钝与麻木, 作为创作灵感源泉的故乡, 作者始终怀着感伤和惆怅。他本人也不止一次地宣称过对故乡“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

农民是鲁迅小说写得最多的形象, 正如周立波所说:“……鲁迅是直觉地感到了, 半殖民地国家的国民性, 带着浓厚的农民色彩, 要雕塑我们民族的典型, 农民气质是他不可分离的部分。”因为在他们身上积淀着社会各种势力对其进行奴役后留下的创伤, 他们的心灵是整个社会风貌的一个显微镜, 是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媒介。他以刻骨铭心的痛苦描写闰土与儿时好友“我”的隔膜, 对森严等级制度的不敢逾越;写阿Q见了“长衫人物”便“自然而然”、“身不由己”地下跪;被赵太爷打了, 反而得到了人们的“尊敬”, 他也因此“自鸣得意了许多年”;人们认为阿Q被打“错在阿Q, 那自然是不必说”, 赵太爷因为有钱有势, 自然“是不会错的”;阿Q被枪毙就是阿Q坏的“证据”, “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七斤为着辫子问题而生的烦恼、惊恐, 恰恰反映了他心目中的龙庭、皇帝还高高存在着。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基调始终萦绕在小说中。沈从文笔下的农民形象与“闰土”们截然不同, 在他的湘西人物序列里, 男性往往诚实、勇武、有血性, 表现了原始的蛮性力量。

(2) 鲁迅从旧中国农村妇女所受的“祭品”似的非人遭遇中, 揭露了封建思想文化的罪恶;沈从文的湘西鲜活女性人物系列对比出都市生活的不健康。

妇女解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为重要的启蒙内容之一。相对于知识女性, 鲁迅在小说创作中关注得最多的是那些处于最下层, 受害也最为残酷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鲁迅用他的小说向世人阐明:社会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 妇女解放是社会文明的标尺。中国农村妇女“祭品”般的人生境遇才是社会最应注意的社会现象之一, 中国农村妇女的解放是整个中国妇女解放的基本内容。《明天》里的单四嫂子, 恪守着妇德, 与儿子宝儿相依为命, 宝儿死了, 她的“明天”将会怎样呢?失节守不成寡、自杀、孤苦度日……不管如何, 她的明天都是一场苦难。《风波》里那位封建陈规陋习早已深入骨髓的九斤老太、为丈夫的辫子担惊受怕的七斤嫂, 则让我们看到了封建思想文化是如何在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中, 渗透着它的毒性。

与鲁迅笔下呆滞、毫无生气的女性人物相比, 而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则可说是爱和美的化身。《边城》中的翠翠就是沈从文笔下众多女性形象中最为出众的一个。同是眼睛, 祥林嫂的“间或转动一轮”同翠翠的“清明如水晶”, 不仅显示了人物年龄、生活遭际的不同, 也显示了作家创作原则的不同。祥林嫂是逼真现实生活的再现, 是鲁迅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下, 进行艺术加工的结果;翠翠和沈从文其他小说中所写的小女人如《三三》里的三三、《长河》里的夭夭, 都是作者美的理想化身:恬静、温柔、纯净, 是沈从文理想人性的代言人, 是浸润了作家理想的诗化形象。围绕这些人性美, 加上对乡村风俗自然美的渲染, 更加衬托出作者心中所向往的人类原生态的湘西神土。正是基于这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视角, 沈从文笔下女性形象迥然不同于鲁迅, 沈从文小说也有文化批判的倾向, 他是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 同文本外的现实丑陋相比照, 让人们从这样的图景中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3]

摘要：每位作家都会选择一种文化立场来观照和构筑笔下的世界, 从而形成其不同的写作观。在“五四”时期乡土小说作家中, 鲁迅和沈从文代表了文化启蒙和描写乡土诗情的两级, 论文从两位作家不同的艺术追求及作者相同的写作对象迥异的写作目的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鲁迅,沈从文,写实,写意,写作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