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治经济管理论文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整体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得与之紧密联系的财政体制频繁变动。财政体制由经济体制所决定，且服务于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发展必然需要与之对应的财政体制模式。本文从财政支出规模角度研究自建国以来至今我国的财政变化，并分析其变化的原因。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财政政治经济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财政政治经济管理论文 篇1：

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提高财政管理工作水平

财政部门作为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承担着调控经济运行、管理财政资金、维护财经秩序等重要职能。当前财政部門承担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工作责任越来越大。提高财政管理水平，是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对财政部门的要求;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是引领财政事业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东丽区财政局党组坚持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放在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位置，紧紧围绕“学习氛围浓厚、学习重点突出、学习方式创新、学习机制健全、学习成果转化”的目标要求，坚持以改革创新和加强党的建设为重点，狠抓党员队伍的素质能力和作风建设，努力营造人人学习、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良好氛围，把学到的新理论、新理念、新知识、新方法运用到财政工作中去，大大提高了财政工作的创新能力和财政管理水平。

东丽区财政局党组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用科学知识强化素质，高度重视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建立并完善党员学习长效机制，充分发挥中心组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中的龙头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学习型财政机关建设。

1？郾强化学习理念、筑牢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根基。财政局领导班子深刻认识到，为了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知识创新、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的趋势，必须在财政局机关党员干部中大力倡导终身学习、学习终身的理念，建立健全全员学习、终身教育的长效机制。牢固树立学习就是责任、学习就是工作、学习就是乐趣的理念，把学习作为首要工作任务来抓，并将其确立为对党的事业忠诚和高度负责的体现，不断增强学习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不断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处理学习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自觉把学习当作一种高品位、高质量的生活方式，进而从中深刻领会人生的意义和快乐。

2？郾党组率先垂范，增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动力。按照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机关的要求，局党组认真抓好中心组的政治理论学习工作，确保党组中心组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中处于“龙头”位置。党组成员始终做到“三个一、三个带头”，即先学一步、多学一点、学深一些，带头深入学习，带头开展调研，带头撰写心得体会，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做到“三个结合”，即在学习内容上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与业务知识相结合，在方法上坚持集中学习与实地调研相结合，在形式上坚持个人自学与专家辅导相结合。近年来，局党组中心组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重大战略部署，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题学习活动，党组成员撰写了一批理论文章及调研报告，并在多家媒体刊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郾注重讲求实效，营造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氛围。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关键在于立足实际，务求实效。为了丰富学习载体，财政局在办公大厅开辟党员学习园地，设立“道德讲堂”，在“财政局办公网”开辟学习通道，方便干部学习交流。为了丰富学习形式，财政局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了包括读一本好书、写一篇好心得体会、提一条好建议、召开一次服务对象座谈会、形成一套机关管理制度、开展一次理想信念教育、举办一次财政综合业务知识竞赛、开展一次主题调研、形成一份调研报告在内的“九个一”活动。结合各自业务工作，深入基层开展学习调研，全局每年撰写的各类理论文章和调研报告都在20篇以上，并对这些学习成果，予以表彰奖励，以激励干部职工不断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同时，建立学习和调研档案，特别是中层以上党员干部的学习状况，要定时向党组织进行汇报，以便党组织及时掌握开展学习与取得效果的情况，适时调整学习计划、更新学习内容。

4？郾深入调查研究，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局党组要求广大党员在学习中，以前瞻的意识、发展的眼光、全面的理念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局党组成员和各科室人员组成调研小组，深入到街道、经济功能区、企业和结对帮扶的村队，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工作。重点围绕破除影响和制约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开展专项调研。调研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对“四风”方面的贯彻落实情况;调研强农惠农政策的落实情况;调研群众对财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调研财政工作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和解决对策;调研年度财政工作任务如何落实。通过调研基本找准了自身存在的问题，使整个调研过程变成了扎实推动工作的过程。通过调研有利于确保所制定的财政政策切合实际，符合群众要求。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财政发展的需要，东丽区财政局不断拓展战略思维，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不拘一格开辟学习通道，努力构筑干部受教育、强素质、树形象平台。在培训对象上，实行财政全员培训。在培训内容上，涉及政治、经济、政策、法律、科技、哲学、礼仪、健康等多个领域。在培训形式上，采取讲座、专题研讨、案例教学等多种不同形式。在干部教育培训中，我局针对不同类型干部的特点，安排不同的学习内容，提出不同的要求，做到层次分明，重点突出。

1？郾职业道德教育培训。继续以“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让人民满意”为主题，组织开展集中辅导、观看《东丽区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示范培训课件》、签订践行职业道德承诺书等形式多样的职业道德建设活动，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公仆意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和好事，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形成以遵守职业道德为荣、以背离职业道德为耻的良好风尚。

2？郾依法行政教育培训。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的要求，结合“六五”普法活动，组织财政干部职工，特别是财政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培训，全面推进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工作，着重培训财政干部依法确定政府财政支出责任，合理界定财政资金供给范围，提高财政对公共服务领域的保障能力，提高财政对依法行政的保障能力。全面提升财政干部的法律素养和依法行政、依法理财能力。

3？郾财政业务教育培训。加强专业及人才的培养工作，加快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构建分层分类的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体系，鼓励专业技术人才深造，为与财政工作密切相关的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创造“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学习机会，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继续举办“财政大讲堂”，邀请专家学者讲授金融财税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围绕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目标，举办关于财政体制预算管理、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等方面的财政业务知识培训。局长和科室负责人交流财政业务;组织财政业务部门干部参加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资产管理、政府采购、税制改革、财政支出管理改革、财务制度改革、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等各类财政业务培训，并在每年年底举办财政综合业务知识竞赛，以检验教育培训效果。

4？郾思想政治教育培训。坚持每周五干部职工学习日制度，制定计划、安排學习内容。采取集体组织学习、专题辅导、党组书记讲党课、召开座谈会、财政投资大项目观摩、下基层调研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思想教育，重点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市区委、政府文件精神，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教育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

5？郾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培训。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充分运用电子化、网络化手段创新内部监控机制，强化对工作作风、廉洁从政、办事效率、服务意识、工作质量的监督，树立为民、务实、清廉、依法、高效的财政机关新形象。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采取多种形式，如召开廉政会议集中学、开辟论坛讨论学、引导干部自己学、组织观看典型案例、观看违纪违法领导干部忏悔录等教育录像、预防职务犯罪案例、撰写心得体会、开展交流讨论等，在党员干部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党风党纪教育和反腐警示教育活动。

6？郾重点抓好知识技能培训。以提高财政干部职工学历、技能职称为重点，狠抓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积极鼓励广大干部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继续进行函授、自学、成人高等教育等不同形式的学习，提高学历层次，全面掌握业务技能。重点抓好科学文化素养培训，邀请财经大学教授举办“财政投资绩效评价”专题讲座;举办公共礼仪、健康生活系列的书法、摄影等业余爱好培训班，提高财政干部的综合素质。

通过教育培训全面提高了广大干部的科学判断形势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财政管理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调查研究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心理调适能力，使全局的学习机制不断健全，学习氛围更加浓厚，学习效果明显增强。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贵在求真务实、知行合一。东丽区财政局党组始终重视理论学习向实践延伸，将学习和实践有机地统一于推动财政改革发展的工作中，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把学习作为推进实践的助推器，以学习创新思路，以学习带动工作，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1？郾更加注重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作为运用财政政策的着力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既是长期的战略任务，又是当前的紧迫工作。东丽区财政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综合运用财税政策措施、财政资金等手段，大力支持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节能减排，积极营造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良好环境，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强了我区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的后劲。

2？郾更加注重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近年来，东丽区财政局始终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财力配置，集中财力办大事，把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上来。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财政制度安排，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和公共服务的特点，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逐步健全重点突出、覆盖全区、持续有效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

3？郾更加注重把改革创新作为财政发展的根本动力。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是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东丽区财政局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创新，完善公共财政预算，形成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不断扩大预算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预算单位向社会公开部门全部预决算和“三公”经费预决算。扩大营改增试点，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理顺区街事权范围和支出责任，以事权调整带动财力重新配置。按照“增一般、减专项、提绩效”的原则，清理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加大向困难社区、农村等基层组织的倾斜力度，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4？郾更加注重把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作为提高管理效能的中心环节。财政管理水平直接影响到财政部门职能作用的发挥及其效果。东丽区财政局党组一班人牢固树立现代管理理念，积极探索和掌握财政管理客观规律，带领干部职工全面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从做好日常工作和加强基础管理入手，切实把完善制度、夯实基础与提高执行力结合起来，建立健全政府部门预算体系，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推行绩效评价，加强监督支出过程，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以改进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控制节约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目的，覆盖所有财政性资金，建立贯穿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全过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并以此为突破口，全面深化各项财政改革，努力提高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责任编辑：朱 健

财政政治经济管理论文 篇2：

建国以来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变化分析

摘 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整体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得与之紧密联系的财政体制频繁变动。财政体制由经济体制所决定，且服务于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发展必然需要与之对应的财政体制模式。本文从财政支出规模角度研究自建国以来至今我国的财政变化，并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关键词：财政支出规模、变化、原因

一、 前言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映并制约经济，这是财政与经济关系的本质所在。②自建国以来，我国人民与政府始终在为经济增长作出不懈努力。在经济管理体制变化的同时财政体制也在不断调整以更好地反映和服务于经济的发展，因此，财政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尤其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更要重视财政的作用。

二、 财政支出规模

（一） 财政支出

1.核算口径

我国财政支出核算有大中小三种口径：小口径只包含预算内支出；中口径包括预算内支出和预算外支出；大口径除了上述两项支出还包括制度外支出。本文中，将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小口径衡量我国财政支出。

（二） 财政支出规模

1.衡量指标

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通常用当年财政支出的绝对额表示。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越大，表明政府活动范围越大，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范围越广。但是这一指标所反映的只是名义上的财政支出规模，缺少与以前年度的可比性。

另一种是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常用的有两种方法：①当年财政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②当年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

三、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化

本文着重分析自1949年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及结构变化，并将这60多年的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3-1976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1978-1991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1992-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一）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财政支出规模逐年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和国防支出两项数额明显较多。在此期间，经济建设支出占比分别为25.5%，28.7%和42.6%，比重逐年上升。国防支出占比分别为41.1%，43.1%和33.6%；相对而言，社会文教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总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在20%—30%之间。可见，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财政支出的重心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这跟当时我国的国情和状况是相吻合的。

（二）1953—1976年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从1953年到1976年增长了近四倍，其中各类支出数额也同步上升。根据相关统计，在“一五”期间，我国财政总收入为1354.88亿元，相当于原定五年计划财政收入计划1309.41亿元的103.47%。五年财政总支出为1345.68亿元，相当于原定五年计划财政支出1286.06亿元的104.63%，整个去年计划的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9.2亿元，做到了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③

（三）1978-1991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财政支出规模依旧呈扩大趋势，且短短十三年就达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三倍之多。同时，财政支出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支出的重点开始从工业经济领域向农业、科技、教育等方面傾斜。

（四）1992-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

根据已有数据，从1992年到2014年，财政支出规模明显扩张数倍。1992年到2005年，财政支出规模扩大九倍，而后在短短十年内又扩大近十倍，我国财政的支出规模不但逐年增长，而且增长率很高，规模扩张很大。

四、变化的原因

自20世纪以来，政府规模的增长成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备受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是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国外学者基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对影响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关的财政支出增长理论。国内对财政支出研究较为系统的最早见王雍军的《中国财政支出实证分析》，他从公众需求和官僚拉动两方面来解释财政支出的增长。但总的来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变化是因为当时的政府和财政职能转变与经济体制的变化。下面，本文将从政府财政职能转变视角来分析近六十年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与规模的变化原因。

1.过渡型财政（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从战时状态开始走向和平年代，国家的主要任务由解放战争转向经济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由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时财政转变为经济恢复时期的过渡型财政。过渡型财政，是在满足战争需要的同时，尽力恢复经济建设的一种财政模式。

2. 生产建设型财政（1953-1976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

在生产建设型财政中，经济建设占财政总支出的首要地位。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财力的安排主要放在经济建设方面，与其他方面的支出悬殊甚大；第二，工业支出是经济建设支出的重点。第三，财政在集中的前提下适当放松。从“一五”时期就开始在集中的前提下适当下放权力，“大跃进”时期出现了过度放权，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虽然财权重新集中，但集中程度并没有恢复到建国初期。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财政权限下放的程度更大。

3. 分灶吃饭型财政（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全党工作中心进入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设时期。新时期的经济建设是随着党的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的转变，新的经济运行方式，总体上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生产建设型财政转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分灶吃饭型财政，这种财政模式是一种从计划经济下的财政向市场经济财政过渡的一种财政形态。

五、结语

建国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与之相适应，财政发生了过渡财政、生产建设财政、分灶吃饭财政3次重大转型。财政转型的原因和轨迹，充分证明了，财政是随着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转变而转型。只有坚持了这条规律，财政才能正确地发挥其职能和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中国统计年鉴》

[2] 叶振鹏，赵云旗，《新中国60年财政转型之研究》，

[3] 赵云旗，《新中国60年国家财政收支变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9月，第5期.

[4] 赵梦涵，《我国“一五”计划时期的财政管理经验》，文史哲，1992年第5期.

①曹黎，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专业，研究方向：财政理论与实践。

①郭代模 高云正：《关于当前财政与经济关系的几点认识》，1990年5月

③赵梦涵，《我国“一五”计划时期的财政管理经验》，文史哲，1992年第5期

作者：曹黎

财政政治经济管理论文 篇3：

是地方还是中央？——重新思考省的定位

中国是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是主流，同时也贯穿着统一与分裂的交替。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处理好集权和分权，实践中主要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一方面，中央政令必须统一，地方必须尊重中央权威；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有一定自主权，灵活应对各地千差万别的情况。中国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审慎务实地进行地方治理的改革，其中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但又被习惯性地忽视：省的定位问题。省到底是地方还是中央？这个问题看来荒谬，因为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省当然是地方，中央与地方关系主要就是中央与省的关系，甚至改进地方治理增加地方自治权限也要在省级层面进行。但是，笔者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相反，笔者认为中央与省级地方党政关系长期不能理顺，是中国地方治理危机重要的原因，有必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省的定位。

中央与地方关系主要被当成中央与省的关系

建国以来，在历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中，都是将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地方的代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就是中央与省的关系。1980年以后，中国在立法、干部管理、财政、经济管理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分权改革，使省级政府获得了广泛的自主权。除了由党的领导体制发挥作用，中央决定省级干部人选外，不管名义上如何，事实上这些举措在将省建设成主要的地方政治实体。

1982年《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立法法》，基本上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全国人大——国务院——省级人大和政府——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人大和政府”的四级立法体制。《立法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立法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

根据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含特别行政区）等选举单位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大代表按照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代表团作为一个整体提出议案、质询案、提名案、罢免案，有按省投票的意味。例如：一个代表团或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包括法律案）；可以书面提出对国务院和各部委的质询案；3个以上的代表团或1/10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组成人员，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案。各代表团成员依法采用投票表决、举手表决或其他方式进行选举和通过议案，从而影响全国人大的立法或对全国性重大事项的决定。上述规则，使省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和决定中央的政策，在联邦制的美国也不是这样，美国1787年宪法之后，国会的成员按人投票。

分税制改革在中央与省为代表的地方之间已经建成分税制框架，但接下来分税制在省以下几无进展。

省地方化的主要问题

一，体制上的冲突。一方面，中国将省建设为最完整的地方政治实体和利益主体。另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缺乏独立强大的执行机构，国务院各部委主要任务是政策研究与制定，而不是具体执行；省是中央发号施令的首要和直接的对象，要负责中央政策的贯彻、落实、执行。这两个方面不能相容，是冲突的，中央与省级地方党政关系长期不能理顺。结果，中央频繁调动各省市负责人，却不能避免新官到任后被地方利益俘虏，中央政令执行仍然困难，甚至出现了失控的局面。从已经披露的众多事例来看，一些地方政府的软顶硬扛，是中央政策最终落实的主要障碍。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各有利弊，运用不当则获两害。将省作为地方的安排，削弱了中央决策平衡全国利益的能力，不仅为部门利益且可能为地方利益左右。中央代表的是全党全民，不是若干地方的相加，局部相加不等于整体。

二，历史的教训。在中国历史上，大致相当于现在省这么大的区域，都是从中央行政区演变成最高级地方政治单位的，这样的过程先后有三次，每一次最后都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东汉时的州起源于汉武帝所建部刺史监察制度，由于十三监察区借用儒家经典内古代州名，故当时以“州”为监察区的俗称。黄巾起义爆发后，东汉朝廷派中央九卿出任州牧，统管州内各郡之军、财、民，由于州牧手握重兵并以此为割据资本，中央集权陷于瓦解。唐时，为加强管理，按山川地形分全国为10道，后增至15道。设道之初仅由中央派监察大员不定期赴多事地区视察，未成定制。至开元时始置各道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如汉刺史。后边境节度使兼任道采访使且兼辖州县事务，重演东汉末年外重内轻的局面，最后导致安史之乱。平叛后节度使制已行于全国，形成道（方镇）、州府、县三级政区。割据之势已成，尾大不掉，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行省制源于魏晋时的行台，当时为中央政权处理军国大事时的临时派出机构。金朝曾在边境广置行台尚书省，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仿金制，设行尚书省（后改称行中书省）统辖一个大区的路府州县，演变成地方最高政治机构，从此，地方政治制度进入划省而治的阶段。清末，各省督抚权重，再次演变成割据局面，至新中国成立国家才真正统一。东汉、唐、清末故事，可为殷鉴。

三，省不是提供地方公共服务的合理单位。中国的省，在人口和疆域方面可以与欧洲强国相提并论，足以立国，但不是提供地方性公共品的合适规模单位。地方性公共品限于一定的区域，只有特定的人群才从办理这些事物中受益，这些事物是诸如防火、收集垃圾、提供自来水、修下水道、图书馆、警察、办义务教育之类。中国的县、市（只包括市区），基本上还是提供地方性公共品的合适单位，而且不合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新设、合并、撤消。

四，县乡财政困境。中央与以省为代表的地方分税制改革以来，与之相伴随的基层政权财政困难、地方政府支出安排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现象。县乡两级因财政困难而导致的地方公共品供给不足以及基层政权运转不畅的问题，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目前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1%左右。中国有众多人口居住在农村，有资料表明，县乡两级政府向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司法、行政管理、教育和其他方面的公共服务。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时较为普遍的制度安排，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方面成效显著，但也导致资源向少数大城市集聚。县乡之域财政困难，不能给居民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是导致乡镇空心化、人口流入大城市的重要原因。这带来一系列问题，如大城市人口过载的压力、基层治理失控、黑恶化等。县乡财政困境不解决，乃是动摇国本的大事。如果换一下思路，为什么一定要中央和省分灶吃饭？为什么一定要搞五级财政？中央、省合灶吃饭，中央、省与县、市为代表的地方之间建立分税制，有什么不可以吗？如果这样，我们现在面临的中央政令不畅、基层财政困难问题是否能解决？

省的中央化

在笔者看来，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历史的教训和制度安排的原理，中国省的性质不是也不应该是纯粹的地方，省的性质应该是双重的，既是中央的分支，又是地理范围最大的地方政区。但是，省主要是中央行政区，省级党政机关，主要任务是对中央方针、政策、法律在所辖区域内贯彻、落实和执行。省不应该是地方的代表和重心，省作为地方政治实体的性质是很微弱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也不是中央与省的关系。

笔者的结论很明确，省的中央化才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合理安排，才是今后改革的方向，只有明确了这个定位，县市地方治理改革才能着手。这意味着，中国改进地方治理扩大地方自主权限的重心不是在省，而是在县市层面。这也意味着，省级党政机关的性质同县市是不同的，例如，县市人大可以在地方事务中发挥实质性的决策、监督作用，省人大更多发挥咨询、反映民意的作用；省的领导干部参与中央决策，要具有全国性的视野，省级党政机关更多成为中央政策方针在所辖区域的直接执行者，同时对县市政府进行监督，而不是上传下达，对县市发号施令。这意味着，虽然已经有了省地方化的一系列建设，但我们一定要心中有数，牢牢把握住真正的主线和方向，并通过一系列复杂微妙的制度、程序来改变省地方化的问题。

作者：刘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