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财政政策论文

【摘要】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与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经济形势严峻，有效需求减少，经济发展遇到瓶颈。我国政府审时度势，采取了积极性的财政政策，有效地扩大了内需，弥补了外需的下降。本文以两次经济危机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方法研究手段，总结归纳应对经济危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积极财政政策。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世界经济财政政策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世界经济财政政策论文 篇1：

中国财政政策取向

在刚刚结束的G20杭州会议上，各国探讨经济合作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如何更好实施并协调世界范围内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对如何制定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出现了一些引人关注的新提法，比如“维持财政政策有效性”、“恢复财政政策空间”、“灵活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等。事实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并未真正走出低谷。财政政策在帮助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自身也正面临诸多约束甚至风险。

依据IMF的统计，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虽然从危机之后的1%以下，温和上涨为3%左右，但是增长基础依然薄弱，距离上一个周期（1998-2008年）约4%的增速仍有不小距离。而且，各国财政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正在降低。一个指标性的数据是，经济危机之前（1991-2007年），主要发达经济体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未超过50%，而危机之后（2008-2015年）的年度平均值达到了65%；发展中国家虽未被政府债务严重拖累，但也结束了2000年以来的财政减债周期（期间，一般性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52%降至2007年的35%），政府债务负担率重新回到年均40%左右的水平（2008-2015年）。政府债务高企和财政赤字扩张，不仅直接影响到财政政策乃至宏观政策的调控能力，而且可能触发新一轮危机。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本轮全球经济波动中，所处位置和所受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较之以往，中国有更大的经济体量和与世界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面向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改革的艰巨任务，同时要防止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调控与财政政策都与过去大不相同，理应根据新形势，做好预判和准备。目前看，保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维持财政刺激的合理空间、促进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将是三个极为重要的内容。

历史背景：财政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是什么

1.中国宏观调控经验。1998年和2008年，中国实施了两次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被广泛理解为财政扩张的政治表述，而且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推动了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1998年中国做了两件以前未曾尝试过的事情：第一，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和增加政府债务，解决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这突破了新中国以来财政收支年度平衡和不借内外债的传统；第二，通过财政投资和政府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改变了过往计划指令式的经济调控模式，市场机制和市场手段起到决定性作用。2008年中国又将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的手段进一步强化：其一，中央财政的四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地方配套，直指当时认为的内需不足问题；其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开始联动。货币发行量、利率、汇率和财政收支规模之间形成纽带关系。总的来看，宏观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互动实践，构成了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风景。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大都与财政政策高度关联。

2.怎样制定财政政策。不同阶段的宏观调控目标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刺激总供给或者总需求都是财政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已有的两次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集中在扩大总需求。其中，政府投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广受世界赞誉，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一张“名片”。这背后的财政推动力几乎是决定性的。如若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相比较计划经济时期的财政集中力量“办大事”，市场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对资金运行管理的要求明显提高。这主要体现在财政政策保持了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具体来讲，与国家推动的大型工程不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的受益范围，属地特征也更明显。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保证稳定且持续的资金投入成为工作重点。换言之，当我们判断政府投资的作用、理解宏观调控的意义的时候，不能忽视财政政策背后所蕴含的资金筹集、规划实施和体制安排等一系列机制设计。

3.国际经验与最新理论。世界各国重拾财政政策的决心发端于2008年。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过去三十年各国认为的货币政策优于财政政策的矫正。当然，如今人们对财政政策的理解不同于凯恩斯时期。首先，大多数学者认为财政乘数是否大于1，即财政资金投入1块钱能否带来经济产出多于1块钱，是判定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基本标准。其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进入精细化合作阶段。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循环中的资金存量和流量必须统一管理，既不能过分依赖货币政策倡导的数量工具，也不能过度依靠财政政策信奉的政府投资与消费。最后，经济增长与财政可持续应该并重。如果不能兼顾，那么经济增长要优先于财政可持续性，但要注意此选择仅仅是短期权宜之计，财政不能长期亏空。

现实问题：如何维持财政刺激的合理空间

1.如何理解大国宏观调控：逻辑与手段。大国宏观调控的特点是经济体量大且影响深远。因此，所遵循的调控逻辑和运用的主要手段都区别于一般性理解。一方面，大国的经济体量决定了宏观调控的规模和力度更难把握。不同于小型经济体，大国宏观调控的规模往往是以万亿元为单位。这意味着宏观调控的实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同时，还应该认识到，大规模的宏观调控讲求力度和节奏。什么时候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其结果差异可能非常大。某种程度上，宏观调控下的微观细节决定了成败。另一方面，如果把大国宏观调控置于开放经济体的环境当中，政策的外溢效应将深刻影响世界经济。由于中国连续实施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所以，一段时间里所需要的原材料价格与所涉及的市场资金流向产生了较大波动。前些年，石油、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等价格快速上涨，大都与中国扩大总需求存在一定的关联。

2.如何理解新时期财政政策：激励与约束。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大国宏观调控的背景下有了更多内容，也将面临更多挑战。发挥财政政策的效力，关键是要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自身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并致力于转化为成功的政策实践。第一，要认识到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正在降低。这符合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固定资产投资随建成数量增加和建设成本上升，其正外部性趋向于递减。财政资金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将减弱。第二，财政政策受到的资金约束在增加。近年各级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放大，虽然负债投资形成了不少资产，但是很多资产不容易产生现金流，更不容易如商品住宅一样能够随时变现，进而导致了债务还本付息困难。此外，当社会福利水平上升，民生支出开始取代投资建设支出之后，各级政府的负担还会进一步增加。与原有的主动投资建设所致的财政负担完全不同，民生支出刚性大，减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三，财政政策落地面临更严格的法制与纪律监管。财政政策源于顶层设计，落地则在基层政府。特别是中国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财政资金的配套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跟进不可或缺。较之前两轮积极财政政策，新时期财政政策会更加规范，法制化程度也会更高。但这也从一个侧面预示着，新环境下的财政政策实施效率和执行效果存在着未知性。

3.如何理解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层次与角度。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第一层面的政策部署，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等位居其后。这里虽然没有重要性区分，但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先后顺序。只有具备了上述基本认识，如何使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协调才有章可循。第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还有很大空间。货币政策的优势是灵活和精确，而财政政策的特点在于稳定和长期。连世界最大、经验最丰富的中央银行——美联储，也不否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协调的重要性。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财政部长在美联储政策制定会议上拥有投票权。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程度依然偏低。第二，应理顺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的上下游关系。我们经常看到为产业和区域发展配套的财税政策。殊不知，不少配套政策并不在预期之内，既削弱了财政政策的整体性和自主性，又可能与其他政策产生拥挤效应——本可集中发力的财政资金变成了“撒胡椒面”。第三，应探讨如何令财政政策更具微观基础，即能够精确预计资金需求规模和准确获悉实施绩效。财政政策的最大缺陷在于其容易形成“大水漫灌”效应。财政资金低效率使用，甚至挤出社会投资或消费，都是常被诟病的问题。过去三十年，多数国家受限于财力不足和政策效果欠佳，财政政策工具长时间被束之高阁。对此，学者们积累了大量的研究结论和实施方案，其中，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在公共投资、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支出等领域的既有成果，大都可以加以应用。

大国调控之财政政策取向：怎样协调政策

1.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任务。中国稳增长的财政政策依然要立足于扩大总需求，而调结构的财政政策则需要从供给侧人手。可以认为，现阶段中国财政政策面临两手抓的艰巨任务。为此，有如下工作亟待展开：第一，稳增长的财政政策除了体现刺激规模，还要注重实施效果。比如以高速铁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投资效果正在显现。很多线路不仅逐渐实现盈亏平衡，而且人员与货物的快速流动所产生的正外部效应也在持续放大。因此，基础设施投资步伐还不能停顿。第二，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应在政府投资和政府消费领域着力改善民生。过去十年，关乎民生的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减缓惊人。2015年同比增速为0.63%，而1991-2010年中国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的年平均值为27.85%。投资不足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正在频繁发生（如北京“7·21”暴雨等所暴露出的城市排洪、蓄洪设施老化等情况）。此外，政府投资建立的社会保障机构不仅效率偏低，而且后期运行成本极高。能不能利用市场机制，以政府购买的形式，为民众提供更多优质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各方面都拭目以待。第三，供给侧调控还看财政政策如何给经济“减负”。眼下，企业和居民部门都承担了较重的税费负担。积极财政政策势必放大公共支出规模，对未来公共财政增收形成压力。实际上，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激活市场。政府的管理除了放松管制，还有降低市场参与者的成本。另外，应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只有不轻易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增加市场负担的潜在可能。

2.把握增进民生福利与财政可持续间的平衡。从过往经验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后，中国民生福利改善都会迈上新台阶。这往往得益于财政资金的充沛供给与福利计划的顺利实施。然而，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怎样维持民生福利与财政可持续之间的平衡将成为新课题。为此，要做三个方面准备：其一，民生福利改善的过程，应与经济发展和财政可持续同步。要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与财政实力做好资金配给，在改善民生福利的主要领域设计路线图。竭力避免某些福利国家的财政困境和福利困境。其二，协调分区域的福利政策与财政统筹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分区域管理办法需要进一步完善。未来可支配财力、区域资金缺口或者盈余都要进入预算制定的考虑范围。要制定资金缺口填补和盈余资金管理的政策预案。在没有全面摸清财力状况和做实未来福利改进计划的情况下，不建议贸然推进全国统筹。其三，做好其他财政资金填补民生支出的准备。政府间转移支付和国有资产经营收益都要做好补充地方民生支出缺口的准备。特别是在目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个位数增长、民生财政支出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部分地方的财政可持续性或将面临进一步考验。

3.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分歧。总的来看，经济下行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不可能是紧缩的，二者在方向上没有根本性矛盾。但是，在宏观调控上，如何选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或者说如何让二者有效配合，却存在不同理解。为此，我们要秉持三个准则。首先，明确政策分工。美联储将“稳定就业”和“物价稳定”作为主要政策目标，近年来又潜在增加了一个“维持长期利率低水平”的目标。而其财政政策更倾向于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需要有一些自身范围内可以实现的子目标。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市场化之后，货币政策的定价功能在增强，这些变化会引致一些目标发生结构性转变。其次，政策协调不等于政策雷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发挥各自优势。目前看，货币政策对于稳定短期预期、消除波动的效果更好；而财政政策更善于稳定长期预期，改善结构性问题。最后，尽快建立与货币政策委员会对应的财政政策委员会。应形成专业化的“两会”协商机制，并在机构层面建立日常沟通管道，增强政策协调的时效性和规范性。

4.注意国际范围的财政政策总体趋势。面对世界经济下行与货币政策效果衰减的局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正被寄予更大期望。但事实上，真正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运行的国家并不多。美国和欧洲的政府债务问题依然很大，日本等其他经济体的财政状况也不乐观。未来财政政策的国际协调依然集中在维持财政稳健性与可持续性。第一，应尽快把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无论是“走错过路”还是“走对了路”，都应及时总结，力求完善，形成“中国模式”的具体经验。第二，全球范围内的政府债务问题存在传染性。中国一方面保有大量的他国政府债券，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的各类债务规模也不小。因此，主权债务违约对中国财政的影响不容低估，国内债务违约对地方财政稳健性的冲击也可能非常大。第三，财政可持续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机制还有待探索。经济增长是不是能填补所有的财政亏空？如何确定不同时点的财政风险？怎样化解财政危机向经济危机的传导？都是当前各国尚不能清晰回答的关键性问题。

作者：何代欣

世界经济财政政策论文 篇2：

我国应对1998年与2008年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比较

【摘要】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与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经济形势严峻，有效需求减少，经济发展遇到瓶颈。我国政府审时度势，采取了积极性的财政政策，有效地扩大了内需，弥补了外需的下降。本文以两次经济危机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方法研究手段，总结归纳应对经济危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积极财政政策。

【关键词】1998年经济危机 2008年经济危机 积极财政政策

一、引言

1998年经济危机是一场局部性的亚洲范围的危机，而2008 年的经济危机则是一场整体性的世界范围的危机。两次外部经济危机虽然波及范围不同，但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相互制约，导致我国经济增长乏力，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面对该情况，我国政府迅速反应，主动出击实施反周期的、主动干预和调节的相机选择型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增加投资、促进消费、扩大出口，进而刺激经济增长。我国经济率先实现总体回升向好势头、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态势。对比两次危机下应对的财政政策，分析两者的共同点和差异，对财政政策效果进行评价，总结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相机财政政策，积累我国政府进行经济干预和宏观调控的有效经验。

二、1998年与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

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与2008年经济危机主要通过社会有效需求对经济产生影响，两次危机下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投资需求增加困难，出口需求锐减，进而制约我国经济发展。

（一）消费需求增长缓慢

失业率高、就业形势严峻等因素，预防储蓄需求增加，人们希望增加储蓄来预防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居民边际储蓄倾向上升，边际消费倾向相应下降。

（二）投资需求增长困难

处于市场争中的企业普遍看淡市场，投资信心不足，投资欲望不强，投资预期收益下降。

（三）出口需求锐减

货币贬值，以加工导向的初级产品竞争优势相对小，外需水平下降。1998年上半年的外贸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6%，与1997年同期的26.2%和1997年全年的20.9%形成鲜明的对比。2008年的外贸出口额为14285.5亿美元，增长17.2%，比2007年25.7%的增速下降了8.5个百分点。

三、我国1998年与2008年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比较

（一）相同点

两次财政政策的实施都是经济危机背景下，国内经济受到外部强大冲击，政府基于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主动进行宏观调控，从稳健财政政策过渡到积极财政政策。基本的思路是“增支”和“减收”，主要运用了增加政府投资和扩大国债发行的政策手段，依赖于政府支出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实现经济机构的调整。此外，两次财政政策的重点投向大致相同，主要包括铁路、公路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税收政策，通过降低或取消部分产品关税来增加价格优势，缓解出口压力。

（二）不同点

1.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速度快、力度强、涉及面广。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发展，2008年我国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高度，政府拥有丰富的财政资金来进行宏观调控。市场反应灵敏，政府能够根据国內的经济形势及时地做出反应，在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与开发、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有全面细致的考虑。总体看，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方式和内容上都显得比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强劲。

2.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以汲取政策为主，而2008年的财政政策以汲取政策为主、补偿政策为辅。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税制改革上有较大突破，明确实施了结构性减税，而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时税制基本保持稳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98年国家财政有限的汲取能力限制，进行大规模地减税对财政负担较大。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不仅有扩大财政支出的传统方法，也有结构性减税的新举措，主动实行了“增值税全面转型”等税制改革，统筹兼顾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

3.2008积极财政政策则综合运用了多种政策工具。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在政策工具上基本是以政府投资和国债为主，其它政策工具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或者作用相对有限。200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则在工具的丰富性上有了很大变化，综合运用预算、国债、税收等政策工具，着力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了税收和公共支出工具，特别是“增支”和“减税”来使用，使得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被进一步放大，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回升向好。

4.200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比1998年更加注重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在财政支出方面不再单一局限在基础设施方面，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放在重要的中心地位，体现了我国财政更具有公共性质。而在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只是处于次要从属的地位。在财政收入方面“结构性减税”更加重视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实现经济转型，优化结构发展。

5.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属于直接干预市场经济，给经济注入资金活力，对经济的冲击比较大，不利于在市场机制下淘汰落后产业机制，顺利完成产业改造与升级。1998年的财政政策属于间接干预市场经济，起效慢，对经济的冲击小，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

四、两次经济危机的效果评价分析

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针对实际情况而采取的短期性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以短期为主，力度适中，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小，有利于发挥财政政策的弹性，防止对经济的过度刺激。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经济增长步入了适度增长区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标志着我国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化，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内在动力。

2008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是一个寄望于世界经济快速复苏的权宜之举。短期内稳定了经济和社会，从现在来看却牺牲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导致市场化改革理念的可能退步。短期来看，四万亿投资计划，顺利实现“保八”经济增长目标，在拉动社会投资和稳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从统计的数据来看，投资的确对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扭转了下滑趋势、逐步企稳回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长期来看，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主要刺激第二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减弱了财政政策的弹性；部分地区、部分领域基础设施投资的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更加严重，错过了危机下市场淘汰落后产业、结构升级的黄金时期；资金在不断向市场投放的时候，物价水平因此而上涨，通货预期压力渐渐增大。

五、经济危机背景下有效财政政策建议

（1）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形势严峻，政府应迅速反应，及时主动宏观调控，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财政政策的相机决策要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搭配使用，综合利用国债、转移支付和税收等政策手段来拉动社会有效需求。

（2）财政政策的着力点要立足于消费、投资及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发展。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同时发展市场经济，利用转移支付和税制改革等手段，加大對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与教育体系，增强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通过发挥好财政政策作用，切实有效地拉动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摆脱过度依靠出口、贸易摩擦不断的窘境，最终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相互不同的作用途径与效果体现的。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供需总量平衡，间接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影响。

（4）财政政策要把工作重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发展方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两个方面。发挥财政政策结构调整的优势，把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结构性矛盾统一起来，把解决当前问题和解决长远问题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政府公共投资的作用，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薄弱环节倾斜，向科技创新产业倾斜。

（5）财政政策的实施要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合理地控制积极财政政策的尺度，注重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结合。切实将发债数量控制在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适当缩小国家财政对公共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规模，通过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多种途径，以吸纳带动社会资金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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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继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J].中国财政，1998（11）.

作者简介：陈淑芳（1992-），女，汉族，山东济南，山东财经大学财政学研究生，财政理论与政策。

作者：陈淑芳

世界经济财政政策论文 篇3：

日本经济低迷期财政政策运用的思考

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实施的财政政策，分析了上述财政政策未能推动日本经济持续复苏的原因，并结合形势，从优化我国政府支出结构、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保持积极财政政策连续性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 预期管理 经济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曾长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其经济高速增长并最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而20世纪90年代财政政策的失败同样也是日本陷入“失去的十年”的重要原因。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进而经济增速放缓后，日本大規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不仅未能挽救低迷的经济，反而导致债务率飙升，财政负担持续加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日本20世纪90年代财政政策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经验教训，以期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一点借鉴。

20世纪90年代日本财政政策实施情况

（一）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自1956年开始迎来一段高速增长期。1956—1970年，日本GDP实际增长率均值为9.66%，而且呈不断加速之势，由此日本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二经济强国。1970年以后，由于长期重投资、轻消费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日本经济开始下滑，进入低速增长期，经济增速持续稳定在4%左右。虽然经济增速与前期高速增长期相比大幅回落，但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是最高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下滑，进入“失去的十年”。时至今日，日本经济依然没有走出低谷。

（二）20世纪90年代日本财政政策的三个阶段

20世纪90年代，日本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扩张性财政政策（1991—1996年）。日本政府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期拉动经济增长，共投入资金64万亿日元，其中公共事业费支出高达44.1万亿日元。在短短的五年之内，虽然历经四任首相，日本的财政刺激力度却从未减弱。除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外，日本政府还于1994年实施了针对个人所得税的4.5万亿日元的一次性“特别减税”政策。1995年又实施了3.5万亿日元的永久减税和每年2万亿日元的“特别减税”政策。通过实施上述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经济终于开始复苏。1993年GDP增长率仅为0.3%，而1996年则大幅跃升至5%。居民消费增长率也开始缓慢上升，1993年仅为1.2%，而1996年则攀升至2.9%。

第二阶段：紧缩性财政政策（1996—1997年）。该政策推出的背景是日本政府误以为经济已稳步复苏，日本经济由此进入自律增长阶段。1995年，日本GDP增速为1.5%，比上年提高了约1个百分点，1996年甚至达到了5%。在此情况下，由于前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而导致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日本政府决定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改善财政状况。日本的财政紧缩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第一，降低1997年的财政预算支出；第二，将消费税率由3%调升至5%；第三，推进财政改革。具体包括：到2003年赤字率控制在3%以内，停止发行国债，2005年实现财政平衡；1998—2000年实行财政紧缩政策，降低政府支出；1998年财政支出要比1997年降低5705亿日元；大幅削减基础设施投资计划；降低国民负担率和债务负担率。以上五个方面的财政改革即为《财政改革法》的主要内容，日本参众两院于1997年11月通过《财政改革法》，并于12月颁布实施。日本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打断了脆弱的经济复苏进程，并对日本国内需求产生了严重冲击，其效果相当于减少了20万亿日元的国内需求（刘红，1999）。1997年GDP 增长率由5%直降至1.6%，1998年直接降为负增长。由于消费税率的上调，对消费增长率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居民消费增长率由1996年的2.9%直降至1997年的1.1%，1998年则进一步降至0.6%。

第三阶段：扩张性财政政策（1997—2000年）。1997年日本经济再次陷入低迷，日本政府转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桥本内阁于1997年底宣布实施以2万亿日元所得税为中心内容的1997年第一次财政补充预算，1998年初宣布实施16万亿日元的财政综合政策以及总额为4万亿日元的税费减免，并承诺三年内将法人税率降到40%的国际水平。1998年，日本沿用了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和减税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两个月内先后两次出台大规模紧急经济财政对策，迅速通过了1998年第二次和第三次补充财政预算案，并于1998年1月开始实施总额为24万亿日元的紧急经济政策。日本又先后于1999年、2000年实施了18万亿日元和1万亿日元的经济财政支出计划（见表1）。

日本财政政策失败的原因

从财政政策运用的思路来看，日本政府并不存在明显的政策失误。在经济低迷时期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弥补总需求的不足、刺激经济复苏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比较适合日本当时的经济状况。但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导致其未能阻止日本经济下滑。

（一）财政政策缺乏连续性

从表1中可以看出，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财政政策先后经历了扩张、紧缩、扩张三个阶段。财政政策不连续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局不稳，执政内阁持续更替；二是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失误。20世纪90年代初，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开始有了一定的恢复，1996年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5%，然而此时的经济复苏并不稳定，民间投资并未恢复，消费增长也只是短暂的上升。而日本政府却认为此时经济已经摆脱困境。面对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日本政府决定退出扩张性财政政策，转而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直接扼杀了刚刚出现的微弱复苏势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经济重新陷入衰退。为应对二次衰退，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然而此时悲观预期已经形成，此后实施的扩张性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民信心，却依然没能彻底扭转经济形势（见表2）。

（二）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过低

基础设施投资是日本政府常用的经济刺激手段。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由于日本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对日本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1990年以后，日本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比较完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却依然以基础设施投资为重点，造成了大量“为投资而投资”的浪费现象。比如，日本投资建设的东北地方新干线的某些车站“只听到青蛙声”，北海道高速公路“只有野鸭子跑”。大規模低效率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没能对经济增长形成有效拉动，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日本自20世纪60—80年代就长期奉行赤字财政政策，1992年8月至2000年10月又实施了9次财政刺激政策，总规模达129.1万亿日元，以上政策导致日本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1991年，日本政府债务/GDP的比率为58.2%，低于美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并且是七国集团中唯一财政收支盈余的国家。而到了2000年，日本中央财政预算债务依存度高达38.4%，日本政府债务/GDP比率高达125%。沉重的债务负担极大压缩了继续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空间，使得经济复苏更加艰难（见表3）。

表3 1990—2000日本政府赤字率与债务率（单位：%）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中央财政预算债务依存度 8.4 7.6 10.1 11.2 18.7 17.7 28 21.6 20 37.9 38.4

政府债务/GDP比率 61.4 58.2 59.8 63 69.4 76 80.6 84.7 97.3 116.9 125

资料来源：杨茜（2004）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未能有效拉动私人部门投资

在经济低迷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本质上是一项汲水政策，即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要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形成有效拉动，并且在经济企稳后逐步退出，否则就会导致财政状况持续恶化，经济持续衰退。而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未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形成有效拉动。而私人部门投资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信贷收缩。由于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后产生了大量不良债权，尽管自1992年至2000年日本银行已经处理了72兆日元的不良债权，但截至2000年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43.4万亿日元（梁爽，2002）。由于银行系统存在大量坏账，引发了银行的惜贷慎贷行为，企业融资受阻，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因此，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企业投资无法获得银行系统的有效支持，因而对投资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对日本财政政策的思考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日本经济低迷期财政政策失败原因的分析，可以为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及政策协调提供一定借鉴。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提高政府支出效率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原有重工业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第二、第三产业中以高科技和服务行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比重开始明显增加，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相应加大，因此如果当时日本政府的支出结构能够根据经济结构的变化适时调整，减少对基础设施的低效投资，则财政刺激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对完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笔者建议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时，需要密切关注经济结构的变化。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也要注重投资回报率等指标，避免重复性建设、“为投资而投资”的情况发生。

（二）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对于财政政策最终实施效果也有较大影响。一般情况下，当经济低迷时，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会降低。一方面，由于不良贷款率上升，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可贷资金量减少；另一方面，由于银行对未来预期悲观，惜贷慎贷情绪严重。因此，一要对银行不良贷款进行积极处置，同时也应对银行积极注资，增加银行可贷资金量；二要加强预期管理，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对于私人部门投资的拉动作用。

（三）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

在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时，一定要注重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财政政策不连续是日本财政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财政政策保持连续性，才能最大限度地稳定预期，促进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点选择也很重要，既要避免过早退出使经济陷入二次衰退，同时也要避免过晚退出而导致经济过热。

作者单位：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印颖 罗邦敏

参考文献

[1]李彬.日本财政政策的调整轨迹:1989-2010年[J].日本研究，2011（4）：18-23.

[2]梁爽.试析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政策[J].日本问题研究，2002（3）：23-26.

[3]杨茜.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财政政策的效果分析[J].日本问题研究，2004（4）：33-36.

[4]王洛林，余永定.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J].世界经济，2001（10）：3-16.

作者：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