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财政完善经济调控论文

摘要：政府采购作为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它既可产生使其消费成倍增长的乘数效应，也会产生对投资与净出口带来抵消作用的挤出效应，其结果反映了政府采购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益。通过建立政府采购宏观经济调控模型，分析政府采购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机制，提出了实施稳健财政政策、适度控制政府采购规模、提高政府采购宏观经济调控效益的政策建议。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稳健财政完善经济调控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稳健财政完善经济调控论文 篇1：

宏观政策加重市场色彩

每年岁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外界研判下一年中国经济的“风向标”。2004年底的会议已经表明：中国政府2005年将以更多市场手段继续宏观调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确定2005年中国GDP的增长目标为8%，有着丰富的政策含义。一方面，从经济的惯性考虑，2005年经济增长不可能回落到更低的7%左右，与持续快速经济增长形势并不太协调，与预期相差太大的经济增长目标会变得没有意义，且有人为压低经济增长率之嫌；另一方面，目标也不宜过高，设定为8%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宏观调控的政策仍然趋紧，当局将继续推动从追求增长速度到追求增长质量的转型。

因为要大规模推进多项改革，所以，高层将2005年定位为“改革之年”。

每年岁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外界研判下一年中国经济的“风向标”。2004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使中国很多学者为之欢欣鼓舞。他们认为，中国向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从这次会议中，很多人看到了中国政府的转变。

为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中国政府更强调平稳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以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代过去行政色彩相对要强的积极财政政策。

宏观调控转向市场

持续了一年多的宏观调控将如何走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通过对会议公报的仔细阅读、逐条分析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钢明说：“在当前宏观经济大幅度波动因素仍然存在，围绕过去和未来一段时期宏观调控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尚未结束之时，会议公报的论述，给认识和展望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走向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和理论启示。我认为，未来中国的宏观调控方式将转向重视市场手段。”

这一点成为了学界的共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宣布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对于稳定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是大有好处的。同时表明，2005年的宏观经济调控将更多地采用适合于市场经济的总量手段，这也是非常好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也认为，在调控的方式上，中央政府将注重使用经济手段，减少行政干预，运用经济杠杆，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回顾一年多来的宏观调控，袁钢明以2004年4月底为界分为两个阶段：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4月底前，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2004年4月底以后一段时期主要采用行政手段。

袁钢明认为，经济手段调控与行政措施不同，两者对投资及经济运行状态产生了差别很大的影响。2004年初未采取行政措施前，投资增速猛然上涨，采用行政措施后投资增速顿然下降，很多人认为由此可以看到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的失灵及行政措施的有效。但从另一视角看，投资增速突然高涨，既可能是行政措施临近出台所引发的投资逆向选择，也可能是经济调控不到位，未及时上调利率抑制需求所致，如果充分采用经济调控手段而不是行政措施，有可能不会出现投资的大起大落。2004年10月底央行上调利率，终于表现出重视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新动向。

公报在论述此次宏观调控所运用的手段时，没有提及前一段时期很多论述极力主张的行政手段，指出此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深了对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关系的认识，增长了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袁钢明说：“中国政府对重视运用经济手段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认识深化，远比宏观调控取得的当前成果意义更为重要和深远。”

财政货币走向稳健

在2004年10月底的加息之后，就不断有消息透出，中国的财政政策要转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这样的政策指向：2005年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为了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自1998年起中央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形成了中国经济对财政支出扩张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局部经济过热现象。况且如果继续大量发行建设国债，会使财政风险进一步积聚。应该承认，在过去的经济过热中，对原材料的强烈需求及煤电油运出现的供应紧张，政府投资的大项目难辞其咎；而稳健财政政策正是为了抑制投资需求，防止过热。

实际上，从2002年～2004年，长期国债发行量就呈现依次递减的趋势，分别是1500亿元人民币、1400亿元人民币和1100亿元人民币。这可以视为中央政府为财政政策转向所释放出的明显信号，亦是官方为积极财政政策有步骤淡出悉心铺路的表现。

为防止收油过猛，2005年会继续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解释道，这样做的必要性是：第一，政策需要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国债项目的投资建设有个周期，在建、未完工程尚需后续投入。第二，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有利于集中一些资源，用于增加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公共领域的投入。第三，保持一定的调控能力，有利于主动地应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形势。

针对当前宏观经济走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范剑平认为，2005年国债发行量在800亿元人民币左右为合理数字。

同时有专家认为，2005年长期建设国债资金的投向将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项目建设，扩展至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以及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国债资金很可能承担起一部分税制改革的成本。

改革开放多年，市场化配置资源已是共识，而不宜过多强调政府配置资源。财政政策走向稳健是大势所趋。

全面推进改革

在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后，中国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依然没有解决，所以在面临全面开放的WTO后过渡期和中国“十五计划”的最后一年，改革成为了最响的声音。高层已将2005年定位为“改革之年”，致力于改善中国经济运行环境的各项深层次改革将在2005年全力推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陈东琪认为，双稳健的宏观政策为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2005年改革会获得更多的机遇，改革的机遇会大于改革的挑战。

在2005年，中国将加快实施中央政府直属的国有企业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诸多行业的改革也要加速推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厉以宁教授认为，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现在已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除了通过政策按部门、按地区地细化，可以做到“有保有压”之外，同样会给人们一种信号，即结构调整今后将通过经济手段来进行，由利益趋向来引导，并将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实现。随着人们信心的增强，对结构调整的有利影响是可以预料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表示，2004年已经开始的投融资体制改革，2005年将会出台一系列配套的融资措施；此外的改革重点还将包括：集中在资金、土地以及能源的价格改革，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及继续推进农村费税改革等。

另外，2005年是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最后汇总的一年，为同2006年开始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顺利衔接，各种重要的经济项目等有必要看到相应的结果。

作者：易　如

稳健财政完善经济调控论文 篇2：

政府采购宏观调控效益研究

摘要：政府采购作为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它既可产生使其消费成倍增长的乘数效应，也会产生对投资与净出口带来抵消作用的挤出效应，其结果反映了政府采购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益。通过建立政府采购宏观经济调控模型，分析政府采购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机制，提出了实施稳健财政政策、适度控制政府采购规模、提高政府采购宏观经济调控效益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政府采购；乘数效应；挤出效应；宏观调控效益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由于效益是指“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因此调控效益也应该是“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只不过这里的“所费”是指政府为了进行宏观调控所使用(花费或投入)的经济资源量，而“所得”则是对其调控效果的表现。政府采购是否具有调控效益，主要取决于有目的、导向性的采购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GDP的增长、经济稳定、分配公平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推行政府采购制度能比原有的采购方式更好地配置财政资源，并有效实现上述既定目标时，那么采购的宏观调控是有效益的，反之则是低效益或者无效益的。

从政府采购支出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来看，其调控的主要内容及效果体现在调控总量(促进经济的“帕累托改进”)、调控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调节价格(促使物价稳定)、调整分配(促进公平分配)四个方面。

二、政府采购的乘数效应及其调控机制

政府采购乘数是指政府购买支出变动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量与政府购买增加额之比。政府为了维持其日常政务需要和给社会提供服务，总是要发生一系列的购买行为。按照购买内容，政府购买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消费品，它主要是用于政府维持日常政务之需；另一类是投资品，它是政府投资修建的各类公共设施。由此，政府采购乘数又可以细分为消费乘数和投资乘数。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理论可成为分析政府采购乘数调控机制的工具。

1。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模型。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建立国民收入的决定模型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推导政府采购乘数模型。

为了分析简便，只考察一种不包括国际经济的封闭经济，并假定政府购买的产品为当期产品，政府购买的变动不影响利息率，价格水平在短期内不受总需求的影响。关于税收，宏观经济学中通常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假定税收与收入成比例，即T=tY，f代表税率，是由政府决定的外生变量；另一种方法是用总量T来表示，代表所得税。这里采用后一种方法。从支出这方面来看，三部门的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方程为：

Y=C+I+G (1)

C=C_α+bY_d (2)

其中：式(1)中Y代表国民收入，c代表民间消费，I代表民间投资，G代表政府购买。式(2)中C月代表消费函数中的常数，表明即使人们短期没有收入也要消费；Y_d代表可支配收入，即扣除税收(T)后的收入(Y_d＝Y－T)；b代表边际消费倾向。

如果T_r代表家庭从政府转移支付得到的收入，那么个人可支配收入Y_d应等于总收入Y减去所得税T加上转移支付收入T_r，即：

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制度与手段各有其特征。但其财政的宏观模式基础都是相同的，因而其国民收入的表达方式也是一致的。因此对式(5)的讨论具有一般性。政府在利用财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也就是通过(5)式中能够操纵的三个变量(政策变数：G、T、T_d)来进行的

2．政府采购乘数模型。将(5)式对G求导数，得到采购乘数(K_G)：

式(6)表明政府采购变动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倍增作用。这种倍僧作用就是所谓的政府采购乘数。(6)式还表明：第一，由于边际消费倾向(b)一般小于1，因此，政府采购乘数为正值，说明国民收入随政府购买的增加而增加，随政府购买的减少而减少；第二，政府采购变动时，国民收入随之同方向变动，其变动量为采购量的1/1-b。假设边际消费倾向b=0．75，则政府采购乘数K_G=4。

3．政府采购乘数的调控机制。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调控工具之一，它是通过改变社会需求来调控宏观经济的。从社会总需求的构成来看，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社会总需求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即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购买和出口。虽说政府采购只是社会总需求中的一部分，似乎有点“势单力薄”，但不可忽视的是，政府采购具有乘数效应，即较少的政府采购支出能带动其他需求的成倍增长，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具体地讲，一项政府采购增加，就会使一部分产品实现销售，继而引起国民收入的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再通过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使企业和个人收入有所增加，企业和个人纳税后依然有一定数额的收入增长，这部分收入被分配成消费和储蓄，其中的消费继续变成消费需求，储蓄也为扩大投资需求提供了资金来源，如此经过若干轮的循环，最终促进国民收入成倍增加。由此可见，政府采购的扩大可以产生推动经济运行、扩大国民收入的作用，政府采购的减少可以产生限制经济运行、减少国民收入的作用。

三、政府采购支出的挤出效应

政府采购支出的挤出效应是指政府采购支出增加所引起的对投资与净出口的抵消作用。在简单模型中，由于政府购买具有乘数效应，因此，当增加政府采购时，国内生产总值就会成倍地增加。但如果把货币市场的因素考虑进来就会看到，在政府购买产生乘数效应的同时，还产生了挤出效应。

如图1所示，先不考虑货币市场因素，即假设增加政府采购时利率不变。初始均衡点为LM曲线与IS₀曲线的交点E₀处，当政府购买增加时，IS₀曲线右移至IS₁由于利率不变，乘数效应使总产出增加到Y₂，增加量为(Y₂-Y₀)。现在把货币市场因素考虑进来，即增加政府采购将引起利率变化。在图中，增加采购使均衡利率上升到R₁。利率上升使投资与净出口减少，实际总产出不是增加到Y₂，而是增加到Y₁。这就是说，与利率不变时相比，总产出减少了(Y₂－Y₁)。(Y₂－Y₁)就是增加采购引起利率上升所产生的“挤出效应”。从图中可以看到，当增加政府

采购时，在两种效应的同时作用下，实际增加的总产出是(Y₁－Y₀)。

由于挤出效应是在产品市场变化引致货币市场变动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挤出效应作用的大小与模型中的许多参数有关。这里着重就挤出效应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d)、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h)以及边际消费倾向(b)的关系进行讨论。(1)d值大，说明投资对利率变动反应敏感，利率稍有上升，就会引起投资大幅度下降，因而挤出效应也大。(2)当政府采购增加引起收入增加，从而货币需求也增加时，由于货币供给不变，要求利率上升以减少货币需求；而如果h值大，即利率变动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也大，在这种情况下，仅有较小的利率变动即可抵消收入增加所引起的货币需求增加，所以，这时挤出的效应较小。(3)边际消费倾向b越大，使投资下降所引起的总产出减少也越多，即挤出效应也越大。

四、政府采购支出的调控模型及调控效果分析

政府采购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是指政府采购变化对总产出变化影响程度的大小。这种影响大小取决于两个根本因素：一是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因为这种敏感程度直接决定挤出效应的大小。在IS－LM图上表现为IS曲线的斜率；二是资本市场上的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因为这种敏感性决定利率变化所引起的货币需求变化的大小。在IS－LM图上表现为LM曲线的斜率。下面分两种情况分析：

1．假定货币市场上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不变，即LM曲线的形状和斜率不变。这时，IS曲线斜率的绝对值越大，移动IS曲线时总产出变化就越大，政府采购的宏观调控效果就越大。

图2揭示了增加政府采购支出时，由于IS曲线斜率不同所引起的宏观调控效果的差别。在图2(a)和图2(b)中，LM曲线的形状和斜率都相同，表明货币市场均衡不变。初始均衡E₀相同，在采购方法、数量和频率都相同的情况下，由于乘数作用，都能使总产出增加到Y₃。但由于图2(a)和图2(b)IS曲线斜率不同，致使增加相同的采购量所产生的宏观经济调控效果不同。图2(a)IS曲线比较平坦，即曲线斜率绝对值较小，总产出只增加(Y₁－Y₀)。而图2(b)IS曲线比较陡峭，即曲线斜率绝对值较大，总产出却增加了(Y₂-Y₀)。这表明：图2(a)IS曲线斜率绝对值小，宏观调控效果小；图2(b)中IS曲线斜率绝对值大，宏观调控效果也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效果差别呢?是因为IS曲线斜率绝对值反向取决于d，正向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图2(a)中IS曲线斜率绝对值小，说明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程度d或者边际消费倾向b的数值较大，而d值和b值大，都会使政府采购的挤出效应大，所以实际增加的总产出就少，即宏观调控效果小。图2(a)中的(Y₃-Y₁)和图2(b)中的(Y₃-Y₂)为挤出效应而减少的总产出，(Y₃-Y₁)>(Y₃-Y₂)。

2．假定产品市场上政府采购对利率的敏感性是一个不变的常数，即IS曲线的形状和斜率不变。这时，LM曲线斜率越大，移动IS曲线时总产出变动就越小，采购的宏观调控效果也越小。

图3揭示增加政府采购支出时，由于LM曲线斜率不同所引起的宏观调控效果的差别。在图3的(a)和(b)中，IS曲线斜率相同，移动幅度也相同，说明所增加的采购额相同。不同的是，图3(a)LM 曲线斜率大，曲线陡；而图3(b)LM曲线斜率小，曲线平坦。由于LM曲线斜率等于k／h，斜率大说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h值小(假定k值不变的条件下)。h值小，挤出的效应就大，所以增加采购对总产出的影响就小些。在图3中，(Y₃-Y₀)表示政府购买乘数效应增加的总产出，图3(a)的(Y₃-Y₁)和图3(b)的(Y₃-Y₂)分别表示在两种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的挤出效应，(Y₃-Y₂)>(Y₃-Y₂)。政府采购调控效果在图3(a)中为(Y₁-Y₀)，图3(b)中为(Y₂-Y₀)，图3(a)的采购调控效果小于图3(b)。

五、实证研究——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范例

我国政府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一度出现的经济过热状态得到有效控制，到1996年实现了经济增长9．7％、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6．1％的成功软着陆。但从1997年以来，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出口下降、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增长乏力。以1998年为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外贸出口增幅从1997年的20％狂跌至1998年的0．5％，利用外资也跌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表明社会总需求构成中的其他三部分都处于低迷态势。从货币政策来看，1996～1998年我国先后6次降低利率，但效果不够明显，这表明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社会总需求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购买，便历史性担当起启动内需的重任。从政府采购的角度看，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增加政府投资和提高公务员工资为主要特征。

在政府投资方面，1998～2001年底，我国发行的5100亿元国债90％以上的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带动了地方、部门、企业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以及其他各方面投资近3万亿元。利用这些国债，国家安排基础设施项目8600多个，累计建成公路通车里程2．55万公里；建成铁路新线4007公里，复线1988公里，电气化里程1063公里；新建、扩建机场37个；对2400多个县进行了农网建设和改造，这些都在扩大内需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据测算，1998～2002年我国政府累计增发的6500亿元建设国债，分别对当年GDP增长带来了较大的贡献(见表1)。

在增加公务员工资方面，1999～2001年我国政府先后3次增加了公务员工资，财政累计支出4066亿元，这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资料表明，新增的工资最可能的消费集中在衣食住行、日常消费、文化教育、耐用品消费上。而且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待遇也可以带动社会工资的提高，对于促进消费、启动市场有着积极作用。

六、结束语

我国以扩大政府购买(主要是政府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是明显的，增发的国债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向西部地区及生态环境建设倾斜的做法是值得称道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政府采购支出在拉动市场需求、放大采购乘数效应方面仍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政府增加投资所带动的市场需求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表现在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没有很好启动民间投资等方面，这导致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不够理想。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1)体制障碍。如公共投资中存在低效率和损失浪费现象，并且政府管制和融资歧视抑制了民间投资等。(2)结构障碍，由于我国正处在一个结构性供应过剩与结构性需求不足并存的买方市场环境中，这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脱节，造成了社会需求没有得到有效启动。(3)政策偏差。如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重需求管理轻供给改善、重投资增长轻消费引导等。

其次，政府增加投资所产生的投资乘数不够理想。原因之一是，近来年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从而导致投资乘数也呈下降态势。原因之二是，我国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存在“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问题。从1996年之后，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率明显快于GDP增长率，到2003年两者差距达到15个百分点。税收如此超常规增长而产生的紧缩效应反过来对扩大支出的扩张效应起了反向抵冲作用。

最后，体制不完善和市场化程度不高造成了调控效果不理想。实施以政府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政策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体制顺畅、市场化程度高；第二，必须有剩余的、闲置的生产要素和经济增长潜力；第三，国家要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两个条件在我国已基本具备。但我国在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如果说在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具有短期救急的权宜之策的话，那么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了一段时间后，尤其是宏观经济已出现转机的背景下，应当注重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适度控制政府采购规模，寻求增债扩支之外的“积极”内涵，以此扩大政府采购宏观调控功能的绩效。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潘彬　张得让

稳健财政完善经济调控论文 篇3：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政策对促进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我在这方面写过一些东西,在一些场合讲过一些看法。现在以此为主要线索,谈谈这个问题。先谈一个概要,再具体分几个阶段说说。

宏观调控是一个动态的中性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对宏观调控政策,社会上有种种看法,其中不乏对宏观调控政策的误解,把宏观调控的概念搞得面目全非,需要加以厘清。

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是把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好像宏观调控的功能只在收缩和限制,而不管发展了。比如,前些年一篇报道讲“去年下半年,中央开始实施宏观调控,当时一些地方的企业,认为这会丧失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一篇文章讲“一方面要宏观调控,一方面要注意经济发展”。实际上,宏观调控本身就包含了限制与发展、紧缩与扩展、后退与前进几方面的内容。宏观调控与发展的关系,体现在宏观调控既有刺激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也有通过限制一些领域的过度扩张为整个经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措施。所以,有人说“宏观调控的立足点是为了发展,为了更好的发展”,这个说法是不错的。

在宏观调控的时限上也有误解。浙江杭州萧山区一位民营企业主,大概觉得宏观调控妨碍他的企业发展,提出 “国家宏观调控到底会调多久”的问题,这就把宏观调控仅仅当作临时性政策措施了。其实,宏观调控的目的是烫平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平稳发展。而经济波动是永远存在的,因此宏观调控也是随时随地进行的,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宏观调控依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而异,一般说来有三种情况:一是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或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或物价总水平一路走低时,要进行扩张性的宏观调控;二是情况与上面相反,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实际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或发生通货膨胀时,就要实施从紧收缩的宏观调控;三是中间状态,当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相当,物价总水平在正常区间移动,宏观调控就要采取中性的政策。中间状态下经济也会存在不平衡不稳定因素,多起因于经济结构的不协调,宏观调控就要采取有保有压、有紧有松、松紧适度、上下微调的方针,来维护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以上是市场经济下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政策变化的一般情况。我国1978年以前是计划经济,1978年到1992年是计划经济向计划商品经济过渡,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1992年以后到现在是初步建立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经济波动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会周期发生,虽然规则不尽相同。计划经济时期也有宏观调控,但不叫“宏观调控”,它从属于政府的宏观、微观无所不包的计划管理和综合平衡。计划平衡具有行政手段约束经济过度扩张的功能,但更多时候抵不过公有制下的财务软约束和投资扩张冲动,而且计划平衡的周期放松往往成为发动过度扩张的根源,致使经济陷入长期波动中。这个情况随着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过渡趋于缓和,但在卖方市场消失前,计划平衡(80年代后期开始称作“宏观控制”)基本上是以通货膨胀为斗争对象,以周期性的紧缩为特征;但随后又往往自动放松,让位于扩张过程。

1992年正式提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以后,市场经济意义的宏观调控逐渐走上历史舞台。1993年到2007年,中国宏观调控经历了三轮不同的政策:一轮是针对1992年的经济过热,从1993年起实施的紧缩型的宏观调控,大约持续到1997年;一轮是针对1997年的经济偏冷,从1998年开始实施扩张性的宏观调控,大约持续到2002年;一轮是2003年到2007年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实施了财政、货币政策双稳健的宏观调控,即中性的宏观调控。近两年,经济形势波动剧烈,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也经历了从稳中适当从紧向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

80年代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

1987年10月至1988年6月,国家体改委组织了九个课题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经济学家,对中期改革(1988—1995年)思路规划展开热烈讨论。讨论中,围绕着经济改革需不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实际上就是如何看待通货膨胀的问题,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经过9年多的改革,中国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大大增强,虽然现在经济环境仍然偏紧,但是仍朝着好转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改革只能在经济紧张的环境下进行,而相对宽松的环境只是改革的结果,不是改革的前提。因此,他们认为通货膨胀、物价高一点不可怕,主张以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来加速经济增长,“把蛋糕做大”。这种“通货膨胀无害论”的意见,1988年达到顶峰,在当时实际上占优势地位,中央一些领导都赞同。

另一种意见在承认9年多的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同时,认为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反对“适度通货膨胀,支持高经济增长”的论点,认为通货膨胀不利于改革也不利于发展。改革只能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进行,具体来讲就是总供给要略大于总需求,物价比较平稳。在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物价节节上涨的紧张情况下,容易导致市场秩序混乱,改革很难进行,甚至出现抢购的情况。

如何治理通货膨胀,也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主张,首先采用直接的行政手段紧缩社会总需求,实行严格的宏观控制,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以价格改革为中心的配套改革。另一种思路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意见。我们不赞成治理经济用“猛药”,提出“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的主张,即以稳定经济的措施保证改革的继续推进,同时用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措施推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具体来讲,中期改革前三年以“稳”为主,主要着力于治理通货膨胀,同时有选择地进行改革;后五年从“稳”转“进”,改革的步伐可以大一点。

事实上,从1984年开始,围绕着经济是否过热和是否应当采取紧缩政策,经济学界和决策者就展开了研讨,但因为意见一直存在较大分歧,迟迟未能做出政策决定。我把从1984年到1988年这几年的经济比作是“空中飞人”,因为长期处于将要着陆又重新起飞的状况,很难实现“着陆”。

1988年2月,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当时我是中央候补委员,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正视通货膨胀问题”的发言,强调“稳定物价”的方针口号不能放弃,引起广泛共鸣。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和我一个小组,他听了我的发言表示赞同。我对他说,治理通货膨胀现在就要抓紧,不抓紧很危险,要出问题。薛暮桥看了发言纪要后来信说:“要下决心在两三年时间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那种认为停止通货膨胀会引起经济萎缩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上都是无根据的。”

1988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在此后五年内实现工资和价格改革“闯关”。5月末,在讨论如何执行这一决策的高层会议上,我和吴敬琏提出“先治理,再闯关”的主张。我们认为,从农产品开始的涨价风正向其他领域扩散,各地零星抢购已经发生,且正在此起彼伏地蔓延开来,通货膨胀预期正在形成。但是,另外一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得到首肯。这些经济学家根据他们对拉美经济的考察,认为百分之几千的通货膨胀都不至于对经济繁荣造成障碍,由此得出了在高通胀、高增长下实行物价改革“闯关”的结论。

但是,事态并没有像乐观估计的那样发展。6月初正式决定进行物价和工资政策闯关以后,物价迅速上涨,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高达18.8%,城市普遍出现抢购风潮,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搞得许多银行没有现金,不敢开门了。

为了抑制爆发性的通货膨胀,中央决定进行治理整顿,采取强行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由此,物价迅速下降,然而付出的代价虽然没有“大跃进”那么大,但也确实不小,经济出现了过冷的局面,GDP增长速度由1988年的11%降到1990年的4.1%。

90年代中期治理通货膨胀和“软着陆”

从1991年开始,经过治理整顿,我国经济开始复苏,GDP从1990年的4.1%上升到1991年的9.1%。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发展经济的热情。各地政府、部门、企业都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但是主要注意力却放在搞经济开发区,铺基本建设摊子上。1992年全国各地层层搞开发区,甚至乡一级政府都搞,到处都大兴土木、挑灯夜战,建设规模远远超出了国家和地方的承受能力。各地出现了投资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开发区热等现象,全年GDP增长14.2%,已经显示出过热的迹象。1993年一部分地区发生了抢购、挤兑现象,但没有1988年那么厉害。

但是,从1992年中期到1993年中期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各方面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认识和主张很不一致。当时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经济过热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张采取过去使用的老办法,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进行整顿,全面压缩需求,基建项目下马,进行急刹车。第二种意见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主张继续采取扩张性的政策,保持这种好的势头,防止经济下滑。第三种意见是审时度势,研究采用新的举措,使经济逐步降温,最终实现“软着陆”。

我赞成第三种意见。我认为,当时的高速增长,有正常的因素,从治理整顿时期过冷的经济状况中逐渐恢复,也有过热的因素,而且过热的因素正在积累。应该采取果断措施解决经济过热,但不应该采取1988年急刹车、严厉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1993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比较早地提出,要采取“微调、降温、软着陆”的办法。1994年5月,在求是杂志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进一步把“微调、降温、软着陆”表述为顺应当时经济形势唯一可行的宏观调控思路。“微调、降温、软着陆”,具体来讲就是把住财政货币投放和信贷货币投放两个正门,国民经济总量保持一个偏紧的盘子,审时度势进行微调,有松有紧,时松时紧,争取通过几年的努力来抓紧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把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控制在比较好的目标范围内,以平稳地过渡到下一个经济周期。

到1993年第二季度,通货膨胀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零售物价指数较上年同期上涨了10%。这时,各方面的意见才趋于一致。1993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16条措施,包括财政、金融和投资等几个方面。这16条措施是适应当时的经济情况,实行一个适度双紧的政策。所谓“双紧”,就是指适度紧缩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16条措施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经济过热很快得到遏制。同时中央又注意对经济适度微调,有松有紧,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运行。从1993年到1997年,经济增长速度从13.5%降到9.6%,每年大约降低一个百分点,比较和缓,既克服了经济过热,又避免了用急刹车的办法来全面紧缩,带来各方面的滑坡,使中国经济能够在平稳的回落当中仍然保持较快的速度。

物价走势相对于GDP增长而言,总是滞后一些。在1993年、1994年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回落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仍继续上涨,1994年达到24.1%,比1988年还要高,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社会反响强烈,有的人大常委甚至提出,如果物价上涨仍然控制不住,要对政府进行弹劾。中央对此高度重视,1995年提出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此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95年降到17.1%,1996年降到8.3%,1997年降到2.8%,总体上来讲降得比较快。

到1996年底,宏观调控“软着陆”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当年GDP增长率9.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8.3%。这既避免了“大跃进”前后那样的大起大落,也避免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样的“空中飞人”,非常成功。《人民日报》的同志找到我,说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意见,请我写一篇文章,从理论上总结“软着陆”的成功经验。1997年1月7日,我和刘树成合写的《论“软着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阐述了什么是“软着陆”,为什么要进行“软着陆”,怎么样进行“软着陆”等问题。怎么样进行“软着陆”,实际上就是讲这几年中央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经验,我概括为四条:一是及时消峰。1993年国务院出台的16条措施非常及时,有效地控制了扩张的强度和峰位。二是适度从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该紧的紧,该松的松,把握调控的力度。三是适时微调。在适度从紧的总原则下,根据实际情况,审时度势进行微调和预调,以缓解“降温”中的实际困难,防止出现过度滑坡。四是抓住主线。治理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的相对快速增长。当时,宏观调控是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还是以继续加快经济增长、实现就业为先,曾一度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中央明确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同时又很好地把握了调控力度,做到了两者兼顾。国务院领导同志对这篇文章予以肯定,在《人民日报》编者按中说“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宏观调控经验的一篇最好的文章”。

世纪交替治理通货紧缩

以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为契机,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宏观经济形势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各国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再是通货膨胀,而是经济衰退带来的通货紧缩。从1998年到2002年,中国政府用5年的时间治理通货紧缩,成效显著。

通货紧缩的具体定义学术界尚有分歧,简单来讲就是物价总水平持续下跌。当时中国经济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增长率下降、物价负增长等情况。GDP1997年增长9.3%,1998年下滑到7.8%,1999年又进一步下滑到7.6%。物价从1997年10月开始负增长,持续两年多呈下降趋势。

中国通货紧缩的具体原因,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更为复杂,既有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不足,出口需求骤减的原因,也有过去盲目投资带来的供给过剩和供给刚性等方面的原因。简单来讲,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软着陆”政策的惯性作用。1997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通货膨胀率趋向于零,但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有滞后效应,经济增长率下降和物价下降不可能一下子停下来。1997年10月初,在中国社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召开的秋季座谈会上,我提出现在有轻度通货紧缩的危险,建议为防止经济回落的惯性可能带来的后续经济持续下滑,需要适时适度地做一些必要的松动微调。二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对临近一些国家、地区的出口大幅度减少,同时这些国家、地区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也大幅下降。这时候有人提出,适度从紧的政策推行时间长了一些,力度也未能适时递减。这个观点有道理,但这是事后诸葛亮。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到我们有一个过程。中央不是神仙,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有一些人借此说根本就不该搞适度从紧的政策,早就应该宽松。那就没有道理了。如果按照他们的思路搞,我们的经济会更糟糕。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慢慢显露。中央审时度势,调整政策,做出了扩大内需的重大决策,提出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从7月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政府发行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并以此带动地方政府、企业配套投资和银行贷款、社会投资。金融政策方面也进行了微调,采取多种措施扩大货币供给,这实际上从“软着陆”后期就已经开始了,但一直没有明确究竟具体是什么政策,到2000年才提出是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由适度从紧转为稳中适度宽松的政策。那时候刚刚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国家非常强调金融安全,货币政策不能够大松,只能是微松,但方向是同积极财政政策一致的。

当然,治理通货紧缩,单靠宏观调控是不够的,因为无论如何都要受到体制的限制。中央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抓紧推进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这对于为促进需求和改善供给而扫除制度障碍,建立必要的体制环境至关重要。

到2000年初,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得到遏制,当年GDP增长率为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负转正,当年为0.8%,而1999年是1.3%,经济开始出现重大转机。此后两年,即使出现了外部经济环境不利、国内财政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逐渐下降的情况,GDP增长仍然达到了7.3%和8%的好成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保持正数,2001年为0.7%,2002年为1.2%。这表明了中央治理通货紧缩政策的有效性。

2000年初,《人民日报》的同志又来找我,说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意见,让我写一篇文章,总结一下这几年治理通货紧缩的经验。我又和刘树成合作,写了《略论通货紧缩趋势》一文,发表在2000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讲了通货紧缩的特点、成因和治理对策。我们在文章中还提出,从前几年成功治理通货膨胀到近两年积极地抑制通货紧缩,说明党中央驾驭经济全局的能力更加成熟,宏观调控的经验更加丰富了。

这篇文章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肯定,并在标题上加上原本没有的“趋势”二字。我理解他这样做是有用意的。当时社会上特别是银行界不认为我们有通货紧缩,还有一些人怕讲通货紧缩。他加“趋势”两字,有一点淡化通货紧缩的意思。其实,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数字的“时间序列”就表明了趋势,所以加不加关系不大,因此我也没有反对。

向中性的宏观调控政策过渡

积极的或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很快增加需求,迅速遏制投资下滑的势头,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也有它比较消极的方面,比如相对而言投资效益不一定高、政府所发的国债最终要通过税收来偿还。因此,从2000年起,经济学界就有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呼声。

我当时也是这个意见。2000年10月,我在三个研讨会上都提出,要做好准备,适时逐步停止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但不能走到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要向中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过渡。我还提出要“双防”,既要防止通货紧缩,又要警惕通货膨胀。当然,那时候经济形势只是有趋稳回升的迹象,整个国内需求增长乏力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2001年、2002年国内经济又有所波动,因此仍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我当时估计,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可能是2002年或者2003年。

2003年,中国尽管遭受了SARS的袭击,但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GDP增长率达到9.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上升到1.2%,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提上了议事日程。

2003年10月、12月,我分别在中国社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秋季座谈会和中国经济高级论坛上,指出现在通货紧缩趋势已经淡出,严重的通货膨胀尚未形成,宏观调控宜采用中性的政策,财政、货币政策适当收紧。

2004年2月、5月,我两次在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专家座谈会上发言,提出当前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相当,物价总水平在正常区间移动,宏观调控应采取中性的政策,实行有保有压、有紧有松、松紧适度、上下微调的方针,来维护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我的这些意见同后来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05年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决策是一致的。这两次会议都提出实行双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即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在中国的宏观调控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央文件中没有提“中性”两个字,但是我理解,意思是一样的。当时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解释说,稳健的财政政策就是经济学中讲的中性的宏观政策。至于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没有解释是不是中性的。但是,前一阶段应对通货紧缩的时候,货币政策也叫稳健的货币政策,当时的稳健是稳中从松,现在是稳中从紧。这就表明,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中性的,可以从松,也可以从紧,视具体情况而定。

从2003年到2007年,在双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平稳较快增长。GDP增长率2003年9.1%,2004年10.1%,2005年10.4%,2006年11.1%,2007年13%,总体上比较好,到后期高了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2003年1.2%,2004年3.9%,2005年1.8%,2006年1.5%,2007年4.8%,还是比较平稳的。这5年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一段时间。

近几年经济波动中的宏观调控政策

2005年以后,我年纪大了,不再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工作,国务院经济专家座谈会也没有再找我。同时,我的研究方向变了,有两三年时间没有再关注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2007年底2008年初,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2007年GDP增长率达到1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4.8%,而且继续上涨,2008年4月达到8.7%,经济呈现明显的过热。2007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货币政策稳中适度从紧。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8年货币政策要从紧,并提出“双防”,即防止经济过热、防止明显的通货膨胀,这和以前所讲的“双防”含义不一样了。2008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再次提出要“双防”。

2008年4月,中国宏观经济协会召开会长顾问会,研讨经济形势。我是这个协会的副会长,在会上发言,提出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有短期目标也要有中长期目标。要在两三年时间内实现两个中期目标:一是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13%降到潜在经济增长率9%以内;二是物价,我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要从8%以上调整到-2%到3%的区间。物价不可能不波动,在这个区间内的物价波动是正常的,无需惊慌。从中长期来讲,要坚持中央已定的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也要实行稳中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以避免我国经济周期性的过热。

我没有想到,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形势变化很快。不是我设想的两三年,而是只经过八九个月,2008年GDP增长速度就从上年的13%突降到了9%,下滑了4%,2009年第一季度进一步降到6.1%,这是现在看到的最低谷。消费价格指数也很快从2008年2月的8.7%降到2009年1月的1%。

2008年11月,针对经济下滑的态势,中央又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一个大调整。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出4万亿的投资和10个行业的振兴计划。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转变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一个大变动,实际上就把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转变为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个方面都很积极,并且力度都很大,这是历史少有的。应该说,这个宏观政策的大调整,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我国经济从下坡到趋稳,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2009年2月7日,中国宏观经济协会再次召开会长顾问会,讨论经济形势问题。我在会上讲,现在经济形势往下走虽然急了一点,但是符合我国宏观调控的大方向。我们的大方向,就是要把超过资源、环境和民生所能承载能力的过高增长速度逐渐降到潜在增长速度以内,把明显的通货膨胀降到正常的物价波动区间。这个方向是对的,2009年这么下来也不错。从中长期来看,今后怎么办?我提出,经济走势不宜采取V形或者U形。V形和U形有一定差别,V形是从底部一下子上去了,U形是慢慢上去。但是这两种走势,都是希望重新迅速起飞,最后又要走到GDP增长率超过两位数,经济明显过热的老路上去。我主张经济应取L形走势,但2009年第一季度我们的GDP增长率已经降到了6.1%,偏低了一点,因此L形的底部横线要上翘一段,曲折转平,回到我们潜在的经济增长率8%—9%上下波动的正常区间。从现在的形势看,2009年经济增长率保八是很有希望的。

我想,如果能达到这样的调控结果,我们就能够争取到从容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的时间和空间,从而为实现经济长期较快平稳发展创造条件。这是我们当前经济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真正把中央扩大内需的决策落到实处,切实改变目前消费需求偏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第三产业多发展一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多发展一点,中小企业多发展一点,实现技术的升级换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已经启动不少年了,解决起来确实非常有难度。我想,如果我们能争取到中速发展,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解决这两个难题比较容易一些。

由于经济回稳的基础还不稳固,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减弱,因此2009年中央领导多次讲话,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动摇。但是因为货币投放量过大,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出现,需要密切注意。当然现在物价还不高,但我们要看到,物价的走势往往是相对滞后的。

6月,我在两个公开场合和一个内部场合发言,继续发表对宏观经济形势的看法,再次强调不希望中国经济中长期走势重复出现V形或者U形走势。这种走势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而不能平稳发展。新中国经济实践表明,不出现V形或者U形走势,很重要的一条,是要防止出现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的倾向。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太多太深刻了。追求速度是个好事情,谁不想快,我也想快,但是我们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我认为,中长期的宏观调控,应该以经济潜在增长速度,也就是以中速为目标,不要追求过高的速度。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各个时期不一样,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现在中国大概是在8%—9%。8%—9%在中国是一个中速,8%—9%以下是低速,10%以上是高速。但在世界上,8%—9%是一个非常高的速度。我们应该珍惜这个速度,不要以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为正常现象,好像不到两位数就不过瘾。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很多同志也是这个意见,只是不像我这么强调,这么明确地提出来。

我国这次经济波动,看来2009年第一季度已经见底,第二季度开始回升。宏观经济形势面临新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先行一着,相应调整。最近(2009年10月)《人民日报》记者来采访,我本着上述精神,谈了以下三点看法:

(1)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使许多国家采取过度宽松的宏观政策,我国也不例外,如4万亿元投资的积极财政,9—10万的信贷增量投放,等等,已经带来经济止降回升的效果,并且收效在各国的前面。随着形势转缓,过度宽松政策的退出迟早要上议事日程,各国已开始考虑。我国率先复苏,恐怕也要在这方面先走一步,将宏观调控由宽松转向适度宽松再转向中性稳健的政策。

(2)目前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仍略低于潜在增长率,为维持复苏振兴势头,仍需继续一段适度宽松的宏观政策。一旦达到潜在增长率水平,就要考虑实现宏观政策由宽松向中性稳健的转变。到2009年底2010年上半年实际经济增长率肯定可以达到8%以上,进入潜在增长率的区间,时间大约在经济工作会议至2010年春季两会前后,此期间宣布宏观调控逐步由适度宽松向中性稳健过渡是适宜的。考虑到物价变动与货币信贷变动之间大约有半年多的时滞,在冬春之交开始政策调整,将有助于抑制2010年后期(第四季度)物价继续向比较深度通胀发展的后果。

(3)宏观政策转向中性和稳定,不但有助于抑制通胀的发展,有助于物价稳定,而且也有利于我国发展思路由高速增长转向以中速增长的目标。我国经济增长即将进入潜在增长率的区间,在此区间将宏观政策调整到中性,是一个大机遇。危机前两位数的高速发展,超过资源环境和人民承受能力,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针都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只有中速增长才能使我们摆脱这些困难,从容进行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协调较快的增长。而片面追求过高速度是不能持续的。不能指望V型走势右方一直上去,走向高速,而要曲折转平,走向平稳中速。所以“保增长”和“调结构”、“转方式”的次序安排,要把“保增长”放在“调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后面,这样才能真正地保增长——这里讲的是持续协调稳定的增长,而不是忽高忽低的不可持续的高增长。这也算是我的一个政策建议。

(责任编辑 汪文庆文世芳)

作者：刘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