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科教振兴财政经济论文

摘要：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不仅是要帮助学生找到工作，让学生更好地就业，更需要鼓励和引导毕业生投身到重点行业、领域等国家需要的地方，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重点行业和领域的演进，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重点单位的基本内涵，为高校制定就业重点单位目录提供参考，从而更有效地引导优秀应届毕业生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发展科教振兴财政经济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发展科教振兴财政经济论文 篇1：

关于重庆市地方性法规结构的研究报告

地方性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立法的重要补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及时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法律，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维护人民民主权利。为更好发挥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作用，以高质量立法筑牢地方治理的制度基石，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托西南政法大學，从第三方视角研究重庆市地方性法规结构。其目标主要有三个：一是构建一套自检自查的法规结构评估指标体系，以衡量地方性法规结构是否合理、科学;二是对重庆市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结构进行诊断，总结立法经验，查找结构性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三是为地方立法机关更科学地制定年度立法计划和五年立法规划提供价值指引。现将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地方性法规结构及其评估指标构建

（一）地方性法规结构的阐释

地方性法规结构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宏观结构指一个地方全部现行有效法规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对地方发展的回应。课题主要从重庆市地方性法规对上位法和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回应展开研究。中观结构指立法价值、立法内容、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相似性的多部地方性法规的组合，中观结构层面研究注重同领域内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协调统一和匹配度。微观结构指一部具体的法规组成，包括法规的篇章布局、总分则的呼应、法条间的衔接等要素，强调一部法规的内在立法逻辑对立法问题的解决。

把握好地方立法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定位并清晰提炼本地立法需求，才能进一步确定地方性法规的中观结构。在宏观结构和中观结构稳定的基础上，微观结构才能做到更为精准。

（二）地方性法规结构评估指标的建构

地方性法规结构评估指标的设计必须与法规结构的基本属性契合，即有效识别地方立法需求并着力平衡地方立法的供给和需求关系。

就宏观结构而言，应着力把握新时代重庆的立法需求。即立法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战略部署和满足重庆发展的实际。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提出“两点”定位、“两地”目标和“四个扎实”的要求;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两高”目标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要求;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重庆视察，提出发挥“三个作用”的殷切期望。2020年1月，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题部署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是重庆市谋划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遵循，也是重庆开展地方立法的重要遵循。宏观结构的研究还需要把地方性法规置于整个国家法制体系中进行考察，即全面了解重庆市对国家层面立法的实施、创新、细化等立法状态。

就中观结构而言，地方性法规组合的效用可以通过法规的供给和需求关系进行考察。立法具有纯公共产品属性，其供给—需求曲线具有独特性。中观结构考察注重的是同领域内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协调统一和匹配度，包括价值表述是否确切、内容确定是否得当、相关立法是否有效解决了实际问题等。

就微观结构而言，主要属于立法评估的内容，通常运用合法性、科学性、可操作性、适用性等标准进行判断。

（三）地方性法规结构评估指标的内涵

地方性法规结构平衡，是指地方立法机关提供的立法数量能够满足社会总体需求，且法律制度能够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从而保障立法供给—需求的平衡，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地方性法规结构。在着重评估地方性法规宏观和中观结构平衡的基础上，本课题把评估标准划分为回应平衡、价值平衡、内容平衡和效用平衡四个维度。

回应维度旨在考察重庆地方性法规作为一个整体在法律规范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着重对法规宏观结构的评估。价值维度、内容维度和效用维度针对的是法规的内部协调性，着重对法规中观结构的评估。合法性、科学性、可操作性、适应性着重对法规微观结构的评估，以单件法规的立法质量和施行效果为评估内容（表1）。

具体而言，回应平衡是地方性法规对重要立法的回应程度。其三级指标包括：1.“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个作用”的立法量，考察法规结构中中央对重庆市发展定位的立法比例，以此明确立法计划和立法规划的编制;2. 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立法回应，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立法回应，考察重庆市运用立法解决发展重大问题和贫困问题的力度;3. 实施立法的完成度，考察重庆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实施立法的完成度，同时结合重庆市具体情况加以判断。

价值平衡是考察地方性法规结构的价值构成合理性和对应性，其三级指标包括：1. 弘德立法量，考察重点立法领域之一的立法数量，也是未来地方立法重心之所在;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规量，考察重庆市地方性法规对中央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规的响应;3. 法规结构价值的概括度，考察法规结构价值是否能够反映这类法规的共同价值。

内容平衡是考察法规结构内容的确定是否得当，三级指标包括：1. 法规结构内容的概括度，即法规是否大致涵盖了本地各领域发展所需;2. 法规结构重心与经济社会发展重心的契合，考察法规资源集中领域是否能够及时跟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确保立法资源的最优配置;3. 法规内容的创新合理性，考察的是法规内容的创新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创新领域的集中度是否与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相一致。

效用平衡是考察法规结构对立法机关的启示效用，三级指标包括：1. 立法形式丰富度（条例与决定比重），考察立法机关是否多元化地应用立法形式配置立法资源;2. 年度合理立法量，通过对直辖以来立法规律的探索，提炼出符合以往规律的立法数量区间供立法机关参考;3. 立法补足功效，考察其他省市地方性法规结构对重庆的参考借鉴价值。

合法性是考察法规的内容和立法程序是否合法，是否与上位法冲突。

科学性考察的是法规相关概念是否准确，逻辑结构是否严密，立法技术是否规范，条文表述是否简明等。

可操作性考察的是制度设计、配套细则以及执法条件，三级指标可以分为：1. 制定的制度和措施是否明确、具体、可行;2.是否制定了配套实施细则;3. 执法机构是否健全、执法队伍是否建立、执法经费是否充足等。

适应性考察的是法規是否与重庆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是否具有地方特点，是否充分发挥了重庆该方面的优势或者改进弥补了存在的缺陷，所规定的措施和手段是否适当、必要等。

构建地方性法规结构评估指标体系，主要是为立法机关评估地方性法规结构的合理性提供一套参照标准，及时反映法规结构状态，并协助立法机关调整法规结构。同时，合理的法规结构有利于执法和司法机关的适用以及社会公众的查询。应用地方性法规结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根据评估目的的差异对评估指标进行不同权重的赋分。如果以评估宏观结构为主，则可以赋予回应性指标更多权重;如果以评估中观结构为主，则可以赋予价值性指标、内容性指标和效用性指标更多权重。不论侧重哪一个评估对象，指标都必须全面，但是权重可以灵活调适。

二、重庆市地方性法规整体结构特征

（一）数量相对稳定

重庆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数量总体上保持了相对稳定。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为保证重庆社会经济等方面工作的正常运转，市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作出在过渡时期内继续适用四川省和原四川省重庆市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这一时期，重庆市法规数量急剧增加。到2000年底，共“移植”四川省和原重庆市地方性法规88件，占当时重庆市地方性法规总量的一半多。2001年1月，重庆市适用四川省和原重庆市地方性法规的过渡时期结束。

此后，重庆市立法速度趋于稳定，年均制定量为6.8件（比较特殊的年份是2007年，制定11件;2014年、2017年均为3件）。这一特征说明前期立法供给相对饱和，后期无需大量供给，而以补充和修改完善为主。

相较法规制定而言，重庆市地方性法规修改任务更为繁重，由重庆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现行有效的198件地方性法规，有123件被修改过，14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4件被修改过，总修改比例约为60%，说明现行过半法规都具有延续性。

自1997年至2002年的五年，为了形成法规结构而以填补式制定法规为主。自2002年至今，立法活动以法规修改为主，但是修改量与制定量的差距逐渐缩小，说明法规在经过大量修改后已能够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后制定和修改都将成为主要立法活动。

（二）供给偏好明确

自1997年至2019年2月，重庆市地方性法规结构趋于稳定，具有重庆特色（图1）。重庆市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供给重心突出，供给偏好较为明确。具体来说，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主要集中在财政经济和社会建设领域，前者约占总量的29.3%，后者约占总量的22.7%，二者共约占立法总量的52%。这说明重庆市立法者更为关注财政经济和社会建设领域的发展。相较而言，资源环境和城乡建设分别约占9.6%和8.6%，说明资源环境和城乡建设类法规并非立法重点领域。此外，根据重庆市特殊需求制定相关法规，如三峡移民、库区发展相关法规。自治县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根据当地突出矛盾制定相关自治条例或者单行条例，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旅游发展条例、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等。总之，重庆市地方性法规总体结构基本轮廓已成型，但是仍需集中立法资源解决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保障改革发展顺利进行。

（三）结构重心转移

从时间上看，重庆市地方性法规以财政经济和社会建设类法规为重心的基本格局未变，其他领域法规根据社会发展情况略有变化。具体来说，1997年至2001年，结构重心为财政经济类（38件）、社会建设类（31件）和科教文卫类（16件）;2002年至2006年，结构重心为财政经济类（32件）、社会建设类（23件）和科教文卫类（16件），但是财政经济类和社会建设类法规的总量低于前一时期;2007年至2011年，法规结构重心为财政经济类（50件）、社会建设类（37件）和国家机关类（17件），国家机关类法规首次超过科教文卫类法规，说明立法机关开始重视公权力运行的规范性，同时，财政经济类立法量达到历史高峰值。2012年至2016年，法规结构重心又回归于财政经济类（27件）、科教文卫类（13件）和社会建设类（12件）;2017年至2019年，法规结构重心发生明显变化，由财政经济类（14件）、资源环境类（9件）和城乡建设类（6件）构成，该阶段重心的转移与中央多次强调的绿色发展理念相契合，体现了地方立法对城乡建设和资源环境保护的重视。另一转变则是社会建设类法规内部的转型，表现为从以往管理型立法向鼓励型立法转变，如制定全民健身条例、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等，都是对弘德立法的积极回应。

（四）探索创新领域集中

探索创新立法指无直接上位法根据，地方立法机关根据立法需求进行的相关立法。具体到重庆市地方性法规中，科教文卫类法规探索创新占比54.6%;国家机关类法规探索创新占比51.8%;财政经济类法规探索创新占比44.8%;民族自治类法规探索创新占比28.6%;城乡建设类法规探索创新占比23.6%;社会建设类法规探索创新占比22.3%;资源环境类法规探索创新占比21.1%。国家机关类法规的探索创新体现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决定、对两江新区的决定等，多针对具体问题并表现为“决定”的立法形式;科教文卫类法规的探索创新则表现为解决重庆市具体问题，如大足石刻保护条例、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条例等。

（五）回应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重庆市地方性法规结构的回应性表现为对上位法、对本地立法需求以及对发展定位的回应。对上位法的回应方面，有上位法依据的地方性法规有133件，占比62.7%;无上位法依据的比重为37.3%。其中，探索立法（即重庆市和其他省市都作出相应规定的地方性法规）有57件，占比26.9%;创新立法（即无上位法依据，只有重庆市作出专门规定的地方性法规）有22件，占比10.4%。可见，回应性立法高于创新性立法。

（六）实施立法契合度较高

在实施立法回应上，重庆市与国家层面立法整体契合度较高。国家272部法律中具有实施立法要求的有64部，重庆市制定地方性法规35件，制定地方政府规章5件，回应性立法率为62.5%。未制定的有24件，包括不必要立法10件和暂未立法14件。不必要立法包括法规内容不符合重庆市情、暂不具备立法条件、问题不突出或者无需进行民族变通立法等情况。暂未立法的项目主要集中在资源保护类和基层组织建设类。

（七）立法形式较单一

重庆市212件现行有效地方性法规，以“条例”命名的有180件，占比84.9%;以“决定”等形式命名的仅32件，占比15.1%。说明重庆市地方性法规更倾向于制定条例。

三、完善重庆市地方性法规结构的对策

（一）立法价值重构

以地方性法规立法价值和内容为导向，可以提炼出重庆市地方性法规结构的要素，以完善立法价值与立法内容协调不足的问题。明确法规领域的构成要素和价值是进行法规结构塑造的前提，应当保持法规结构领域与各法规立法价值的一致性（表2）。

（二）构建层级型结构

层级型法规结构在立法价值统一的基础上，能够更全面地涵盖各领域，实现法规结构精细化建构目标（表3）。

（三）确立多元重心结构及主重心

在内容合理上，重庆市地方性法规结构能够大致概括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但是结构整体仍可提高平衡性。由于部分结构未充分表达，如“三农”领域法规结构缺失，农民权益保障立法归入社会建设领域、农村发展立法归入财政经济领域等，难以体现“三农”立法目标，也导致其他法规结构的繁冗。因而，建议增加“三农”类法规结构，统揽所有“三农”法规。未来立法资源可以在持续更新财政经济类和社会建设类法规的基础上，向资源环境类和“三农”领域倾斜。尤其应当注重社会建设类法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收，着力惠民立法和弘德立法，从而丰富重庆市社会发展软环境立法。在社会建设类法规结构内部，可以加大促进型立法，运用立法方式营造公平、诚信、友好的社会软环境。

（四）继续结合回应性与创新性

在发展契合度上，基于“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基本市情以及“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发挥“三个作用”的要求，可以围绕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库区经济、环境保护、城市软环境建设相关内容彰显重庆市地方特色。可以在资源环境、社会建设领域加大创新力度。资源环境的创新是对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回应，可以结合重庆市地理特征，在地方立法时充分吸收“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思想;社会建设应当是创新优势领域，未来立法还需深挖重庆市社会建设领域立法需求。此外，在立法形式上，可以增加“决定”形式的应用以提高立法效率。和制定法规比较，作决定流程更简单，耗费立法资源更少，因此，针对特定问题或者法律适用问题，建议可以更多采用作决定的方式。

四、重庆市不同类别法规结构特征及优化对策

（一）国家机关类

现行有效国家机关类地方性法规26件，其中人大制度类18件，行政机构类2件，行政执法类6件，行政事务类2件。通过与其他省级人大国家机关类地方性法规比较发现，重庆市人大制度类、行政机构类地方性法规较为单薄。建议制定代表议案工作条例、监督司法工作办法、专门委员会工作条例，修改人事任免工作条例、地方立法条例、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

（二）财政经济类

现行有效财政经济类地方性法规58件，涉及行业范围较为全面，基于重庆的实际情况，农林牧渔和交通行业方面立法较多。主要问题表现在部分行业规范立法层级较低，多依赖于政府规章，缺乏综合性立法;新型前沿产业缺乏法治保障，尚未就大数据产业和电子商务产业进行立法。建议制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社会信用条例、金融监管条例、人才发展条例，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条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中小企业促进条例，适时制定符合重庆实际的综合性土地管理条例，对土地确权登记、国有土地经营权流转使用、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耕地保护等问题开展立法调研，废止实施乡镇企业法办法。

（三）社会建设类

现行有效社会建设类地方性法规45件，涉及社会治安管理、公民权益保护、社会团体管理、公共安全管理等领域。主要问题是现有法规对公民权益的保障不足、法规之间的协调性欠佳，对一些民生重点问题还没有相应法规进行规范。建议制定人才发展条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实施外商投资法办法，修改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条例、司法鉴定条例、法律援助条例、人民调解条例、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条例、民兵预备役工作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国防动员条例，对禁毒条例、查禁卖淫嫖娼条例、查禁赌博条例、水域治安管理条例、惩治拐卖妇女儿童条例等法规进行科学分析，在全面把握的基础上进行有机整合，对重复、叠加甚至冲突的内容进行修改。

（四）科教文卫类

现行有效科教文卫类地方性法规33件，整体结构和内容较为规范，布局较为合理。科学类法规具有针对性强、先行探索、自主性强的特点，教育类法规呈现出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创新性强的特征，文化类、卫生类法规地域特色突出，体育类法规契合本地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民族文化特色。主要问题表现：科学类法规的特色性和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加强，教育类法规的全面性和协调性不足，文化类法规的内容精炼性不足，卫生类法规的均衡性有所欠缺，體育类法规的条款规范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建议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文化产业促进条例、实施高等教育法办法、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办法，修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减少技术市场条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和科技创新促进条例中有关奖励事项的条款数量。

（五）城乡建设类

现行有效城乡建设类地方性法规17件，数量较少但结构较为完备。城乡建设类下属的城乡规划类、基础设施建设类、市政公共设施类和乡村建设与管理类，四个小类别下都有相应的法规。主要问题是城乡法规比例失调，乡村建设与管理类的法规数量明显偏少;城乡建设类法规所规范的事项在部分程度上与财政经济类和资源环境类等类别法规有所重叠;在内容上，此类别法规的管理性偏强。建议制定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养犬管理条例、出租车管理条例，适时制定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

（六）资源环境类

现行有效资源环境类地方性法规19件，立足解决重庆实际问题进行制度创新，及时呼应上位法跟进修改资源环境综合性法规，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理念与经济社会发展制度的深度融合。主要问题是综合类法规数量偏少，污染防控类立法缺乏系统性，自然资源类立法缺乏集合性，生态保护类立法缺乏统领性，对环境教育类立法重视不够，跨流域跨区域立法合作机制尚未形成。建议制定河长制规定，修改长江防护林体系管理条例、林地保护管理条例，废止长江三峡水库库区及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开展跨境河流湖库水环境综合立法调研。

（七）民族自治类

重庆市现有民族自治县4个，市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共计14件，其中，自治条例4件，单行条例10件，目前尚不存在以变通规定和补充规定命名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整体而言，4个民族自治县的立法能力逐步提升，立法文本质量不断提高。主要问题表现在立项不够科学严谨，民族特色不足，模仿上位法结构、条款多有重复，立法变通权的行使还不够充分。建议科学规划自治立法项目，构建自治立法评估机制;创设民族自治立法专家库，扩大公众参与渠道;重视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与借鉴;建立健全民族自治立法的监督保障机制。结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作出变通规定。

作者：重庆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发展科教振兴财政经济论文 篇2：

高质量就业视域下国家重点单位、行业、领域的内涵与演进

摘 要：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不仅是要帮助学生找到工作，让学生更好地就业，更需要鼓励和引导毕业生投身到重点行业、领域等国家需要的地方，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重点行业和领域的演进，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重点单位的基本内涵，为高校制定就业重点单位目录提供参考，从而更有效地引导优秀应届毕业生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国家重点行业;重点领域

一、国家重点单位、行业和领域的演进

（一）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

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的不利局面下，为捍卫主权与民族独立，应对外部军事威胁，国家重点行业的关键资源向军工领域倾斜、向教育行业进军、向内陆转移。

1.军工领域崛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内外交困。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国家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军工单位担任着为国防研制先进武器装备的重大使命，理所应当成为国家的重点单位。在国内，经济凋敝，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落后。为了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封锁，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就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大紧迫任务。1953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一五”计划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等做出规划。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具有较强的军事色彩，央企经营的钢铁、汽车、石油电力等重工业和基础设施是国家重点建设的行业和领域。

2.科技人才培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国防和工业的发展需要科技的支撑，但是当时我国人民文化水平不高，科技人才不足，严重阻碍了国防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为打造一批专业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国家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科研单位、高等院校是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自然成为国家重点发展单位。在高校中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是高层次的知识分子，掌握着重要的专业技能，拥有着高水平的文化素质，深受各领域的欢迎。

3.区域协调发展是重工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区域发展规划上，国家认为沿海发展过快，一方面合理地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城市的工业基础，尤其是对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东北工业基地进行了必要的改建;另一方面积极地进行华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发展内陆。但由于后期与苏联关系破裂，我国工业大迁徙，通过大三线建设把我国工业搬迁到西南、西北等战略纵深地区。

（二）第二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

破除思想坚冰，恢复正常秩序，转变国家重点行业发展观念，打破旧的计划体制，把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

1.破除思想坚冰，恢复正常秩序。20世纪80年代，国家建设延续前期国防、科技和工业化的成就。军工单位因对我国防御力量的作用依旧备受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得益于钱学森等伟大的科学家，我国国防掌握了许多尖端科技。吸取过去经验，我国继续将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恢复高考，选拔人才，实行教育体制改革，加强一批所属院校和专业点的建设，装备一批实验室和研究試验基地。

2.转变发展观念，建立市场经济体制。1978年，党中央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但是为了保证国家稳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说明了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此时期的另一个改变是恢复和建立了独立经营的专业银行与三家政策性银行，逐渐形成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机构体系。

3.顺应时代发展，加强媒体宣传。媒体是工业时代人们精神消费的重要形式。顺应时代的要求，我国促进广播、电影、电视事业、新闻、出版等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丰富人民生活。媒体不仅能为群众提供娱乐，还承担着社会责任，其宣传内容不断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塑造着社会公共生活。

4.配套改革发展，加强沿海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相配套的，我国的经济建设区域也从内地转向沿海。广东、福建继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重点打造外向型经济。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海南岛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区等开放地区加强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增加出口收汇。环渤海地区发挥交通发达、大中城市密集、科技人才集中、煤铁石油等资源丰富的优势，形成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综合经济圈。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改造重化工业。

（三）第三阶段，21世纪初到2012年

不断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机制，改革提速和深入，加快与民生相关联的国家重点行业建设，实施区域协同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央企具有不可比拟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资金优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力;科研单位钻研各个领域的科学及实践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高等院校为各行各业培养专业人才，为经济发展输送新鲜血液;金融促进资金融通，为经济建设提供重要的经济资源;主流媒体是社会价值观的正确导向，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

2.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与民生相关联的国家重点行业建设。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10年前提高了3.43岁，这是对我国医疗水平进步的肯定。但“看病难，看病贵”仍然是当前群众反映最强烈、困扰社会和谐发展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为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三甲医院首当其冲地成为国家重点建设单位。

3.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注重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一方面，依旧鼓励东部率先发展，发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区域在全国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中部崛起。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形成全国重要的棉花和畜产品基地、石油化工基地、能源基地和有色金属基地。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发展接续产业，振兴东北。

4.结合时代发展特征，引导高校毕业群体投身基层建设。大学生普遍流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高薪外资企业，使得中西部地区人才外流，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才缺失。为此，中央组织部发布了《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工作的通知》《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进一步重视和规范选调生工作。除此之外，社会开始呼吁大学生扎根一线，鼓励大学生在基层艰苦地区锻炼意志力。

（四）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

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符合全面小康社会发展需求的国家重点行业与领域。

1.坚持发展国防行业，维护国家发展安全。进入新时代，为适应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中国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着力解决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迈出了强军兴军的历史性步伐。

2.坚持加强民生建设，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民生事业大力发展，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3.坚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机制，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提高主要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支持经济转型的能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国家发布《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引导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从事扶贫工作，多渠道开发基层岗位。继续完善选调生工作，为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搭建平台。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塑造能力，减少过剩和落后产业，采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方式，为建设绿色中国和实现“中国制造2025”做出贡献。

4.坚持协调发展战略，拓宽发展领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需要协调区域发展。为了促进中西部发展，除了制定西部大开发新政策，还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开展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扩大西部开放，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实施东北振兴，支持建设面向俄日韩等国家的合作平台。建设雄安新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辐射带动环渤海地区。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实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

二、高校毕业生就业重点单位的内涵界定

（一）概念与含义

高校毕业生就业重点单位应属于国家重要单位、行业和领域，一切有利于增强国家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单位都属于国家重要单位。比如：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等等的单位都是国家重点单位，其外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丰富和扩展。

（二）特殊属性

1.保障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涉及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保障。国无防而不立，强大的国防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荣辱兴衰的根本大计;电力、交通、通信等国家基础设施领域是一切企业、单位和居民生产经营工作和生活的共同物质基础，是城市主体设施正常运行的保证，既是物质生产的重要条件也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条件。此外，金融关系着整个国家经济能否健康运转，主流媒体引导社会价值观，防止国外价值渗透，也都担负着国家政治社会安全职能，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

2.维系社会稳定。只有坚定不移地维护稳定，才能不断为改革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首先，要提供就业岗位。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定的就业能促进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其次，要发展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社会稳定发展的直接动力，国家重要单位行业和领域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生计，这些单位掌握着重要的稀缺资源，拥有着高素质的科技人才，不断进行技术的突破，形成新的产业平台和发展机遇，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最后，要满足人民需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3.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国家战略是为实现国家总目标而制定的总体性战略概括，重点就业单位也需要基于国家战略而确定。第一，响应科教兴国战略。双一流高校、科研院所、高科技企业的建设与发展，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体现。第二，响应制造强国战略。新一代航空航天装备、信息技术产业、节能与新能源等国家重点行业领域是国家“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发展领域，有助于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最终实现制造业强国的目标。第三，响应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鼓励大学生到基层艰苦地区建功立业不仅符合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也利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还能为国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未来领导者。此外，发展三甲医院响应了国家的健康中国战略，为国家繁荣昌盛强健国人的体魄。

参考文献：

[1]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建国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重要文件汇编[G].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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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央編译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5]  习近平.2017年10月18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6]  国务院研究室.政府工作报告汇编2018[G].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8.

[7]  程伟.公益性国有企业的特征[J].经济研究参考，2012，（30）：23-24.

作者：杨倩 严诗娴 曹刘庆

发展科教振兴财政经济论文 篇3：

浅析湖北省在中部崛起中的战略支点地位

摘 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提出的重大决策。中部六省中湖北省在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都走在其它省份的前面，湖北省无疑将成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但是，现实中，湖北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制约着其中部战略支点作用的发挥。本文就将就这些制约因素角度谈谈创新。

关键词：湖北；中部崛起；战略支点

一、湖北成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的优势

中国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教授提出了有名的“牛肚子” 理论：他曾下放农村，一次放牛，牛陷进泥坑,拉不出来，一位农民兄弟从家里搬来了一块门板,往牛的肚子下面一垫，牛肚子受力，后腿一蹬，轻松跃出泥坑。其实，牛肚子就像是中国中部。战略支点是一个途径，一种工具，通过战略支点可达到推动整体发展的功效。选定中部地区的战略支点，对于缩小中部地区与我国其它地区的差距有重要作用。

中部地处我国的内陆腹地，自然、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水陆空等交通通达便捷，同时中部的几个省份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在我国农业生产上有着明显的优势。在工业生产上，中部地区的工业基础也比较雄厚，有许多的老工业基地工业的产业门类比较齐全。中部地区有其独特的生态优势。因此，促进中部崛起，可以很好地保证我国的农业供应和工业支持，这更促进和谐社会发展。湖北在中部崛起过程中有其特殊的优势，总的来说这些优势主要可以分为地理优势、资源优势、科教文化优势和产业优势，同时湖北还伴随着中央给予的政策优势。

从地理优势上来看，湖北省处于长江中游，省内交通优势明显，水陆空尤其是水运交通发达，是中部地区重要的资源和货流集散地，也是中部地区的信息交流中心。湖北水运振兴计划付诸实施，武汉港将成为江海国际航运中心在长江上的最大“喂给港”。在湖北交通版图上，20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优美延伸，武汉高速出口，将联通188公里长武汉外环线，将成为连通武汉城市圈的经典之作。 有百年铁路史的武汉，火车直达27个省市自治区。根据全国铁路建设规划，武汉将成为中国铁路四大枢纽之一、六大客运中心之一、还将成为国内唯一拥有武汉、武昌、汉口三大客运站和亚洲最大火车编组站的大都市。总投资27.27亿元的天河机场航站楼动工，国际航线也在积极扩建。

从资源优势来看，湖北省尤其是自然资源丰富。在动植物资源方面，湖北有陆生脊椎动物562种，其中两栖类45种、鸟类350种、哺乳动物106种。湖北省森林覆盖率为26%，有树种1300多个，其中用材林约占一半。“绿色宝库”神农架林区是中国中部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在矿产资源，湖北省的矿产资源丰富，种类繁多。在水能资源，湖北水能资源的理论蕴藏量是1823万千瓦，居全国第7位；可开发的水能资源为3309万千瓦，居全国第4位。 旅游资源，湖北有长江三峡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6处，神农架等国家级森林公园13处，国家自然保护区3处。 湖北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5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65处。

从产业优势来看，其中在农业方面，2005年湖北省粮、油、棉总产量分别居全国第6位、第7位、第3位，淡水产量居全国首位。工业方面，湖北省已经形成以汽车、钢铁、机电、化工、纺织、建材为支柱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湖北省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各方面均有所发展。光纤、光通信设备、无线通信设备制造等均已达到国际水平。

在科教文化优势方面，湖北省高校众多，尤其是武汉，是全国三大教育中心，集二大智力密集区，现有普通高校85所，在校大学生、研究生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三、四位。同时拥有各类科研机构和开发机构1158家，从事科研活动人员达19.5万元，其中，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52人。文化特色上面，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之一。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省，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积，于漫漫的春秋岁月里闪烁，地灵人杰，物产丰饶，文化灿烂，景色优美，是海内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

政策优势方面，中央在提出中部发展战略以来，给湖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策优势。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湖北省享受到的政策机遇主要有：农业方面，支持中部地区商品粮基地建设，逐步解决粮食主产区粮食的流通领域遗留的历史遗留问题，加强粮食生产的质量。工业方面，应积极振兴老工业基地和加强城市资源转型。

二、湖北成为中部战略支点的劣势

虽然湖北省在个方面都有得天独厚优势，起成为中部崛起过程中的战略支点毋庸置疑，但是湖北省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发展障碍。

首先，从湖北省的地理上看，湖北省内地形结构复杂，地势高低不一，成为省内平衡发展的一大障碍因素。湖北省正处于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省内地势呈三面高起、中间低平、向南敞开、北有缺口的不完整盆地。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兼备。山地、丘陵和岗地、平原湖区各占湖北省总面积的55.5％， 24.5％和20％。地势高低相差悬殊,西部最高峰神农顶，海拔达3105米；东部平原的监利县，地面高程为零。湖北省西、北、东三面被武陵山、巫山等山地环绕，山前丘陵岗地广布，中南部为江汉平原，略呈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趋势。

其次，从资源方面来看，湖北的能源矿产十分贫乏，煤、石油、天然气的探明储量少。全省煤的保有储量仅5.48亿吨。全省水资源数量较为富裕,但因受水气来源和地形条件的影响,地区分布不均,各地丰歉程度不一。

再次，从产业结构上来看，我国中部地区农村生产结构的问题主要有：产品结构不合理，为工业提供原料的农产品比重偏小；种植业结构不合理，经济作物比重偏小；农业结构不合理，林、牧、副、渔业比重偏小等。另外，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较差，与农业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业、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等发展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的发展。工业方面，湖北省工业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原来的老工业基础之上的，是一中粗放型、小规模工业生产。产业的重复建设严重，导致产品结构趋同。

最后，在体制方面，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其职能的实现过程缺乏透明度和制度性监督，“越位”、“错位”和“不到位”的现象较为普遍。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度不高，地方保护主义情况较为严重，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较低。同时，政府在经济发展发面投资力度不够，或者投资的领域有所偏差，导致部分产业无法正常发展。

三、湖北成为中部战略支点的创新

湖北要在其它省份的发展中展现其独有的优势，湖北除了抓住其政策机遇以外，还应积极加强自身建设以外，不断发挥自身潜质，利用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和财力支持，发愤图强，艰苦创业，踏踏实实地苦干。

一方面，湖北自身应该积极加强建设，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在产业建设方面，农业上，首先应该保证粮食生产，应重点培养农产品生产加工区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按照市场导向、政府引导、农民自愿的原则进行。各地区应根据本地实际，积极发展优势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拉长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改善农产品结构，从而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工业上，以工业为主导，积极培养有竞争力的产业。应积极建设现代制造业密集区、现代物流中心区和高薪技术发展区，鼓励有势力的大企业进行跨区域、跨行业的重组和兼并。

在对外开放上，高产业的集约化程度和综合竞争力。投资是产业升级的先导和基础，经济实力较弱的中部地区，必须走投资多元化、社会化和市场化发展之路；同时，要把做大做强工业与工业园区建设结合起来，利用工业园区特定的空间，更多地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增加就业，形成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

在区域经济发展上，要加快建设促进城市圈建设，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促进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群建设。利用集聚扩散效应带动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八市的发展，形成湖北经济发展的龙头，最终促进湖北的崛起。城市经济圈应有发达的交通网、信息网、产业网、物流网以及经济联络网等网络有机构成，从而形成经济集聚扩散的功能与效应。以中心城市先发展带动其它县域城市的发展。

在体制投入方面，要大力促进体制创新。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要尽快转变，政府的思想观念要转变，由直接管理型向优质服务型转变，提高办事效率，规范办事行为，保证政府行为的公开化和程序化；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速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在国有企业中引入竞争；三是要重点鼓励和引导民营经济加速发展，鼓励私营企业家多创业。

另一方面，在中央方面，加大中央政府对中部贫困地区的资金投入。在中央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转移支付的数量有限，有必要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加，进一步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使包括老区在内的贫困地区切实得到实惠。基础设施建设及发展义务教育中，中央财政负担的比例应提高至西部地区的水平。此外，应增加中央财政投入用于中部贫困地区疾病防控机构建设。中央还应该促进中部与东部扶贫合作机制的形成，形成区域相互促进、优势互补合作机制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央可以利用中西部在劳动力就业、创业培训及产业转移中产生的潜在优势促进中部发展。

湖北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合作，中央要在宏观上给予发展指导，同时给予资金技术支持，促进湖北与其它各省份协调发展，加强中西部与中部地区的合作，让中部发展与其它地区发展齐步。湖北也应该加强自身发展，取长补短，自力更生，艰苦创新，充分发挥湖北的支点作用。

参考文献：

[1]吴汉东主编，陈池波副主编．湖北省情调查与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3]中部崛起与武汉城市圈[M]．武汉：崇文书局,2005．

[3]湖北发展研究报告2003[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4]叶裕民．中国区域开发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肖杰仁

作者：张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