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经济收支增长分析论文

2022-04-21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本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财政厅厅长黄旭明受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浙江省2005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和省审计厅厅长谢力群受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浙江省200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财政经济收支增长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财政经济收支增长分析论文 篇1:

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

摘 要:1994年,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财税改革,通过部分让渡财政权,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自主权,较好释放了体制活力,带动我国财政收支规模的持续快速增长。本文在客观描述地方财政形成过程及现状基础上,分析了地方财政增长原因及其困境,提出了实现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地方财政;增长困境;可持续发展

地方财政作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方各级政府行使职权的物质基础,其运行状况制约着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但随着时间推移,地方财政高速增长的“红利”正在削减,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增长困境,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须理性反思,积极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路径。

一、地方财政的形成及现状

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统收统支”模式,地方财政属于上级的附属物,缺乏自主性、完整性,无严格意义的地方财政可言。地方财政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一系列放权让利思想指导下,通过不同形式的“财政包干”,逐步向“分灶吃饭”过渡。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则赋予了地方财政实质意义和内涵,给予地方政府较为独立的财政主体地位,实现了地方财政从“概念”到“实践”的重大转换,开启了地方财政的新时代。

我国现行的地方财政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和深圳五市,属于省辖市的范畴,但其财政地位约相当于省级。

)、市(地)、县、乡四个层级构成。2010年末,中国大陆共有31个省级、333个市级、2 856县级(含县级市、市辖区)、40 906个乡级街道办事处、区公所为上级派出机构,称不上一级地方政府,但部分地方赋予了财政功能,若剔除其中的6 923个则地方财政单元数额为33 983个。实际上,居民、村民委员会也具有“准”政府的职能,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这部分一般称之为基层政府,于是就有了“地方财政”(Local Finance)的概念。笔者认为,如果视之为半级政府的话,那么我国地方政府级次客观上为4.5级,这样广义上的财政单元数就会大量增加。

(含镇、乡、街道办事处、区公所),累计的44 080个行政区划数便是地方财政单元数。

2010年,全国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40 613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8.9%。从级次上看,省级8 795亿元,占21.7%;市级13 103亿元,占32.3%;县级13 939亿元,占34.3%;乡级4 775亿元,占11.7%。从项目结构上看,税收收入32 701.5亿元,占80.5%;非税收入7 911.6亿元,占19.5%。

2010年,全国地方一般预算支出为73 884.4亿元,占全国总量的82.2%。从级次上看,省级15 387.7亿元,占20.8%;市级20 212.2亿元,占27.4%;县级33 639.9亿元,占45.5%;乡级4 644.7亿元,占6.3%。从项目结构上看,一般公共服务8 499.7亿元,占11.5%;教育11 829.1亿元,占16%;社会保障和就业8 680亿元,占11.7%;医疗卫生4 730.6亿元,占6.4%;环境保护2 372.5亿元,占3.8%。

2010年,全国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财政自给能力=本级一般预算收入÷本级一般预算支出。为0.55,其中:省级0.57,市级0.65,县级0.41,乡级1.03;赤字县为356个,其中:东部地区51个,中部地区92个,西部地区213个。

2010年,按常驻人口计算,全国地方人均一般预算支出为5 544元,其中:东部地区6 386元,中部地区4 474元,西部地区5 940元。按户籍人口计算,全国地方人均一般预算支出为5 542元,其中:东部地区7 251元,中部地区4 217元,西部地区5 542元。

2010年,全国地方财政供给系数财政供给系数=总人口÷财政供给单位人员。为28,其中:东部地区32,中部地区26,西部地区25。

二、地方财政增长及其“困境”

一定时期内地方财政增长与该时期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公共需求、财税分配制度等密切相关。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3 645.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01 202亿元,年均增长9.9%,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这为地方财政增长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其次,1998年所确立的公共财政改革取向,特别是近些年来民生财政的实践,已使地方财政从“小而窄”的活动范围,拓展至“大而宽”的社会公共需要,强力的支出“需求”拉动,客观上需要地方政府必须不断地做大财政“蛋糕”[1]。再次,1994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框架的设计,选择了渐进式改革路径,即“基数+增长”的模式,这种激励增长的约束机制,“倒逼”着地方政府必须不遗余力地“增长”,从而促使地方财政收入规模的扩大。最后,现行的行政考核制度,主要信奉着“对上不对下”的基本取向,迫使地方政府竞相追逐GDP,这样地方财政也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了“财政经济主义”的循环。以上所有这些都驱动着地方财政收支规模不断增长、做大。

1995—2010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6%。在此期间,1年在一位数区间增长,6年在10%—20%区间增长,9年在20%—30%区间增长。持续的高速增长,客观上做大了地方财政“蛋糕”。1994年地方财政收入仅为2 311.6亿元,到2010年则提高到42 488.5亿元,年均增加2 511.1亿元,16年间增长了17.4倍。地方财政规模的扩大,相应增强了地方政府“中观”调控支付能力,确保了政权运行、公教人员工资发放和重点、法定支出,较好地化解了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中的矛盾和问题,弥补了市场失灵和缺陷,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

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巨大冲击,地方财政收入依然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

事实上,“增长”与“发展”具有不同的内涵。“增长≠发展”,只有有发展的增长才具有可持续性。置身于地方视角,同样感受到地方财政“增长”的烦恼,并未享受到“增长”的快乐,有时甚至步入了“增长”的极限,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增长困境:

第一,地方财政出现了“超能力”增长。地方财政收入GDP增长的高弹性,较好地反映出这一特征。1995—2010年,地方平均水平为1.13,15个年度中5年小于1,3年约当于1,7年远大于1(如表1所示)。总体水平大于1,就意味着地方财政的增长能力,不是构建在适度规模基础上,而是超现实、超可能的汲取。同样,地方财政支出GDP增长弹性,平均水平为1.16,也是属于上述情况。上述增长仅就地方财政预算内而言的,若将预算外、体制外的政府收入因素考虑在内,则属于超水平分配。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增长,客观上加重了宏观税负,伤害了微观经济运行的基础,影响着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地方财政出现了“低质量”增长。2003—2010年,地方一般非税收入由1 572.1亿元增加到7 911.6亿元,年均增长26.0%,比同期一般预算收入、税收收入增幅高3.6和4.3个百分点;非税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也由16%提高到19.5%。非税收入的“来五去五”特性,使地方财政的“含金量”大打折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数字财政”与“财力财政”之间的矛盾。如果考虑到弄虚作假等不规范行为,如拉税转税、先征后返、寅吃卯粮等,则地方财政增长质量就会进一步降低。这种不实的增长,制约着地方财政增长的有效性。

第三,地方财政出现了“行政性”增长。相对于经济性增长而言,这种增长模式缘于现行的财政体制压力、地方政府间竞争和政绩考核制度。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选择了增量改革路径,较好地保护了地方既得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渐进式改革也表现出一定的累退性,即大量选择共享税模式,使得“基数”越垫越高,而环比增量的“增长”越来越有限,这样地方政府就在不知不觉中步入了保“基数”之战,陷入了“基数+增长”的体制“陷阱”[2]。实地调查发现,在地方政府的某些县乡层级,为了确保完成上一年度的“基数”,自上而下层层分解指标任务,不惜牺牲生态资源环境,过分招商引资,甚至弄虚作假,形成了较为典型的行政主导性增长模式。这些华丽的数字,不只是虚化了地方财政规模,最终降低的还是地方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第四,地方财政出现了“负债性”增长。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构想了较为完善的地方税体系,而后10多年不断进行的共享、暂停、取消等项改革,使得地方税税源日渐枯竭。目前,中央税为4个,地方税为8个,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为7个(如表2所示)。数量上,地方税可观,而实际上地方税收入规模(2010年)仅占全国的8.3%。地方税体系的缺失,地方政府事权的无限度扩大,加剧了地方财政收支矛盾。《预算法》虽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发债,实际上存在着大量变相的融资举债行为,特别是近几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加剧了地方财政风险。审计署公告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10.72万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总量的27%,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1.6倍。从表面上看,地方债务风险可控,实质上地方政府不同程度上还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债务。地方财政增长的负债化现象,造成了代际间不平衡,制约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地方财政出现了“依赖性”增长。1994—2010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由4 038.2亿元增加到73 884.4亿元,年均增长20%。而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则由1993年的1.02演化为2010年的0.55,17年间下降了46.1%。地方财政支出的这种高依赖性增长,源于中央政府的各类补助。1995—2010年,中央对地方的补助数额由2 532.9亿元增加到33 021.3亿元,年均增长18.7%。以2010年为例,地方财力的56.1%来自中央财政的“三税”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特别是形形色色的各类专项,占三项转移支付总量的43.9%,囊括了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专项资金自下而上申报,自上而下通过部门“条条”链条向下传递,且各部门自制办法、自定标准、独立运行,并要求层层配套,而到了财力拮据的县乡级,配套大多流于形式,只能是上级给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完全供给地方公共产品,到最后就是县均每年迎接多达数十次的各类监督审计检查。地方性资源配置的中央政府统一安排,抹杀了居民丰富多采的消费偏好,导致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率。地方财政这种依赖性增长,虚增了地方财政规模,妨碍了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如表3所示。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当前地方财政的某些层级陷入了增长的“两难”选择:过分“激励”的棘轮作用机制,超出了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过分“行政性”干预的增长,违背了财政经济规律。发展是硬道理,日益演进为增长是硬道理。地方财政某些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增长、有收入而无财力的增长、单纯为增长而进行的“被增长”,破坏了增长的真实性、可靠性,加重了纳税人的经济社会负担,恶化了生态、资源和环境,弱化了政府财政再分配能力,加剧了地方财政风险,扰乱了财政分配秩序。因此,从增强地方财政增长的有效性出发,实现有发展的硬增长,是“十二五”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首要任务。

三、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实现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需要重新审视地方财政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切实将其建立在客观、真实、可靠的基础之上。需要重新考量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利益分配关系,加速推进税制改革,加强法治财政建设,重构财政生态体系。

第一,增强地方财政意识。财政意识,就是人们对财政的认知度[3]。财政意识强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当代财政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家计”财政,也不只是政府“出纳”的角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方财政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下级”或“隶属”财政。增强地方财政意识,不只局限在地方政府特别是财政部门的范畴,而是各级、各部门的共同责任和共识。增强地方财政意识,一是增强规律意识,即尊重财政经济社会运行规律,不能主观臆断,求大求快,“洋跃进”。二是增强独立意识,充分信任各级地方政府,赋予其行使职能的财政权力。三是增强稀缺意识,财政是最为稀缺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要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效。四是增强风险意识,切实做到量力而行,量财而为,代际均衡。五是增强市场意识,充分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避免资源配置行政化的倾向。六是增强法治意识,切实将政府理财行为构建在科学、民主、法治基础之上,实现从“人治”财政向“法治”财政的重要转型。

第二,适度降低地方财政增长速度。树立科学的财政增长观,充分考虑需要与可能,兼顾当前与长远,努力实现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增长型的重要转变,切实将地方财政增长的规模、结构、速度控制在经济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一是适度降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基本实现与经济增长相匹配,避免长时期、高比例汲取。二是适度控制地方非税收入的增长速度,降低国民和企业的非税负担。三是控制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清理整顿地方政府各类不合理、不合规的融资平台。同时,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融资、举债权。四是控制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和增速,科学界定财政供给范围和标准,加速地方财政从一般性、生产领域退出步伐,着力靠机制改善民生,回归政府财政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本原。

第三,改进中央与地方间财政关系。统筹兼顾中央与地方利益,赋予地方政府较为完整、相对独立的财政权,最大限度调动地方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一是积极探求“集权”与“分权”的平衡点,适度降低中央财政的集中度,通过减少共享税种、降低共享比例等,适度下沉财力,建议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收入初次分配比例控制在“50︰50”的水平。二是赋予地方政府适度的税权,这样做既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地开辟新税源,又能解决全国统一立法难以适应地方实际情况的矛盾。建议将那些保证全国政令和税收政策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外,可将其余地方税税种的税收立法权限“让渡”给地方。三是完善现行纵向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议自上而下开展整合财政专项资源,大力压缩、归并各类专项,不断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规模。

第四,加速推进税制改革。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大体延续1994年的制度框架,虽然经历了近年来的两税合一、个税起征点变动、增值税转型等项改革,但流转税、间接税的主体地位没有改变。这种税制结构,适应了组织财政收入的需要,特别是确保了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地方税制的先天不足和逐年萎缩,伤害了地方政府的财源基础,迫使地方政府纷纷在土地、资源、环境上做文章,千篇一律地强调工业立省立市、立县、立乡,不惜代价招商引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造成了不规范竞争、产业趋同、产能过剩。因此,新一轮税制改革,在总体改进完善的基础上,亟须将地方税建设置于重要地位,确保地方各级政府拥有较为稳固的主体税源。

第五,统一政府财政权。政府财权部门化、部门财权法治化,是当前我国财政经济运行中的最大顽疾。从根本上解决“各路大臣都分钱”的问题,是“十二五”时期财政改革的首要任务,也是从根本上实现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此,要从维护国家和地方财政经济安全的高度入手,通过完善各项财政法规制度,推进依法理财和“阳光财政”建设,深化政府预算改革(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整合政府财力资源,实行“金财工程”等措施,确保政府财政权的完整、统一,从根本上遏制“王爷经济”现象。

第六,推进地方财政生态建设。财政生态是指财政与各相关主体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在长期演进过程中,以财政性资金循环和流动为纽带形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竞争,并具有较为稳定的结构秩序和一定自调节功能的动态平衡系统[4]。从其体系框架来看,主要包括财政生态主体、财政生态环境与系统平衡机制三个方面的内容。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亟须引入生态系统的理念来考量,不能孤立、片面地就地方财政而论地方财政,需要以更加开阔的生态视野进行综合设计,特别强调改革措施的系统、协调与互动,避免步入形式简单的“钱穆制度陷阱”。

参考文献:

[1] 王振宇.财政收入增长与政府财力资源优化配置[J].财经问题研究,2007,(12).

[2] 王振宇.分税制财政体制“缺陷性”研究[J].财政研究,2006,(9).

[3] 孙文学.论财政意识[J].地方财政研究,2005,(7).

[4] 王振宇,连家明.财政生态:概念引入及体系框架构建[J].财政研究,2009,(8).

[5] 张跃,朱芳草.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地方政府短期行为和地方保护主义下社会福利损失的一个模型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0,(2).

(责任编辑:孟 耀)

作者:郭子嘉,王振宇

财政经济收支增长分析论文 篇2:

浙江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浙江省2005年财政决算的审查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本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财政厅厅长黄旭明受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浙江省2005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和省审计厅厅长谢力群受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浙江省2005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并结合审计工作报告,对省政府提出的200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省政府报告的2005年财政决算,全省地方财政收入1066.60亿元,完成预算的105.4%,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13.6%;全省财政支出1265.53亿元,完成预算的108.3%,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13.2%。按现行财政体制计算,收支相抵,结余22.78亿元。

2005年省级地方财政收入112.89亿元,完成预算的104.4%,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12.2%;省级财政支出160.13亿元,完成预算的102.7%,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12.0%。按现行财政体制计算,收支相抵,结余0.94亿元。

2005年,省政府及财税部门贯彻执行中央、省委各项方针政策,认真落实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积极发挥财税宏观调控作用,加强预算管理,优化收支结构,确保重点支出,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的持续较快发展。同时,预算管理和执行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一些部门、单位预算编制不够准确,预算管理不够规范,特别是二三级预算单位财务管理较为薄弱;专项资金的监管有待进一步加强,滞留、挤占、挪用等情况时有发生;部分政府性投资项目绩效不佳,招投标管理不规范,有的还存在严重损失浪费现象;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监督不够有力,业绩考核和奖惩机制尚不健全;国有投融资机构偿债压力较大,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任务艰巨。对于上述问题,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05年全省和省级预算执行情况总体是好的,完成了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的年度预算。财政经济委员会同意省财政厅厅长黄旭明受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浙江省2005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建议本次会议批准省政府提出的2005年省级财政决算。

今年1至7月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财政收入继续增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支出得到有效保障。但是,由于目前我省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将进一步显现,在短期内会一定程度地加大财政增收难度。同时,公共财政支出的刚性日益增强,新的增支因素不少,政府性债务支付压力较大,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为进一步做好财政预算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一)充分发挥财政调控作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发挥财政调控和引导作用。充分运用财税政策,支持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加大公共创新体系建设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全面落实促进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积极推进品牌战略实施,大力扶持循环经济发展,着力提高我省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

(二)进一步优化财政收支结构,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坚持依法征税,强化税收征管,确保收支平衡。加强对非税收入的征收和管理,不断优化收入结构,增强收入分配调节功能。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新农村建设等重点领域和欠发达地区的投入。严格预算管理,控制一般性财政支出,降低行政成本。

(三)高度重视审计查出的问题,切实做好整改工作。要从审计发现的管理漏洞和薄弱环节入手,认真分析原因,坚决纠正问题。特别是对重大违法违规和屡查屡犯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同时,要研究探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和使用效益。

(四)深化预算改革,强化财政监督。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以及“收支两条线”改革,加快推进政府非税收入征管体系建设。扎实做好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各项工作,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改进预算编制,规范预算管理,强化财政财务监管。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的监督,规范财政转移支付,扎实推进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和绩效审计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效益性。强化对国有投融资机构的监管,严格落实政府性债务管理规定,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作者:徐培金

财政经济收支增长分析论文 篇3:

关于浙江省2011年财政决算的审查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本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省财政厅厅长钱巨炎受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浙江省2011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的报告》、省审计厅厅长陈荣高受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2011年度浙江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全省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结合审计工作报告和专题调研情况,对省政府提出的2011年财政决算草案及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2011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3150.80亿元,完成预算的110.9%,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15.2%;全省财政支出3842.59亿元,完成预算的113.7%,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14.6%。按照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计算,收支平衡。

2011年,省级地方财政收入271.71亿元,完成预算的106.3%,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8.1%;省级财政支出399.86亿元,完成预算的106.7%,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7.5%。按照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计算,收支平衡。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11年全省和省级预算执行情况总体是好的。省政府及财税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各项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决议,依法组织财政收入,积极发挥财税保障和引导作用,促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完善预算管理,优化收支结构,确保农业、教育、科技法定支出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较好地完成了预算收支任务。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本次会议同意省财政厅厅长钱巨炎受省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浙江省2011年财政总决算和省级财政决算的报告》,批准2011年省级财政决算。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11年预算管理和执行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部分财政资金下达不够及时,支出进度不够均衡;转移支付结构还不够合理,专项补助仍然较多,资金绩效有待提高;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任务依然艰巨。对此,省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为进一步做好财政预算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

一、深化预算改革。加快推进综合预算改革,尽快将全部政府性资金纳入预算管理。不断完善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政府性债务计划编制,逐步提高财政预算管理水平。强化公共财政理念,进一步细化预算草案编制,完善各项编制标准,推进预算公开,接受民主监督。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项目设置,修订完善预算支出定额标准和资产配置标准,建立健全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管理机制,切实提高部门预算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改革转移支付分配方式,继续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

二、优化收支结构。根据当前财政面临的新情况,要努力培植税源经济,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加强对重点税收、重点税源的监控分析,堵塞税收漏洞,努力保持财政收入有一定的增长幅度,缓解财政支出压力,以保证财政政策的实施和重点支出需要。在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同时,严格规范非税收入征收行为。财政支出要按照省人大批准的预算执行,着力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控制一般性支出,严格预算追加。强化对预算超收收入使用的管理,对超收收入的安排使用,要严格按照我省相关法规执行。

三、强化资金管理。要进一步完善财政管理制度和办法,切实做好重点财政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的跟踪检查,确保各项资金及时拨付下达,加快项目建设,发挥效益。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积极探索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建立健全严格的资金使用责任追究和绩效评价机制,努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继续推进专项资金整合,科学安排预算执行进度,实现财政资金的均衡及时拨付,加快支出执行进度,解决财政结余结转仍然较多的问题,防止资金积压和沉淀,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四、加强财政监督。加快财政监督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财政全过程监督机制。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有效控制债务规模,降低债务成本,切实防范和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针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要从体制和机制上大力推进改革,研究改进措施,努力取得实际效果。加强对重点财政收支领域的监督,认真执行预算法律法规和财经纪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作者:丁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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