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管理论文

2014年10月25-26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艺创新研讨会”在湖北恩施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湖北省恩施州委、湖北省恩施州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管理论文 篇1：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举行

动态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举行

2010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2010年学术年会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教育部民族教育司、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民委、部分民族地区高校、民族预科教育承办学校、民族中学的相关负责同志。与会者围绕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促进民族教育跨越式发展进行了深入研讨。

这次学术年会由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学会主办，贵州民族学院承办。

北京教育学院举办青海省高中英语骨干教师培训班

2010年12月，北京教育学院举办了青海省高中英语骨干教师培训班。青海省各地、州、市的50名高中英语骨干教师在京参加了为期20天的培训。

这次培训是北京市和青海省教育交流合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培训期间，青海省、北京市的相关负责同志看望了培训班学员。

文摘

意义学习中的意义

美国认知教育心理学家奥苏伯尔把学生的学习划分为意义学习和机械学习两种。意义学习的过程即新旧知识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当学习材料本身具有逻辑意义，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中又具备适当观念时，学习材料就对学生构成了潜在意义，接着，学生积极主动地使这种具有潜在意义的新知识与头脑中的适当观念发生实质性的联系。结果，新知识被纳入到学习者的原有认知结构中去，获得了心理意义，内化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和心理品质。而原有认知结构经过吸收新知识，自身也得到改造和重新组织。在奥苏伯尔看来，意义学习过程是一个从逻辑意义到潜在意义再到心理意义的过程。从教学实际来看，意义可分为以下4个层次：

1.文本意义。文本意义即文本符号本身具有的“意义”。美国文艺理论家赫施把文本的含义分成“意思”和“意义”两种。赫施认为，文本的第一种含义是意思，是解释者可以复原的部分。文本的第二种含义是意义，是就文本与某读者、某事物的关系而言的，是解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不同解释的部分。

2.潜在意义。潜在意义是由文本意义与读者的关系确定的，只有当文本意义与读者的原有知识比较接近时，文本意义才会转化为潜在意义。潜在意义具有对象性，对有些人有意义，对另一些人可能没意义。

3.心理意义。心理意义是相对于客观意义而言的，是由文本意义转化来的，它体现在以下3个维度：外在———内在，客观———主观，公共———个体。按照奥苏伯尔的观点，心理意义是在新旧知识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的。

4.精神意义。这是指知识及其学习具有的促进人的思想、精神发展的力量。知识及其学习对儿童的精神成长和人格发展具有实质性的作用。教学过程中强调的“转识成智”就是把知识及其理解转化为智慧和方法；“教书育人”就是要挖掘和展现知识及其学习过程中的情感、道德、态度、品行，让知识升华为精神。

（摘自《今日教育》2010年第11期余文森/文）

校长考察“三注意”

外出考察学习是学校开阔教育视野、提升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校长组织外出考察，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1.要避开“虚热”。校长带队外出考察，不要迷信名校，特别是不要迷信突然“火”起来的名校。学校管理没有神话，所谓的“神话”常常是“包装”的结果。校长外出考察，不妨先进行一番甄别，对“虚热”的名校要有判断能力。其实，一些在默默开拓中平稳发展起来的学校，才是可行的目的地，去那樣的学校考察，才能得到可借鉴的发展经验。

2.要深入考察。因为受经费和时间的限制，许多学校组织的外出学习考察多是浮光掠影地走过场。这就造成了考察团仅仅看到考察对象的成果，而对于产生成果的机制和做法却无从知晓。校长要想得到“真经”，就不能简单地转一圈，而是要组织一个“长久团”，在考察学校驻点一段时间，才能看出门道。

3.要领会理念。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思路和方法，很难用同样的模式统一起来。很多事实证明：统一的“模式”是不可靠的。虽然统一的模式不可靠，但是模式中所体现出的教学理念却是可以借鉴的。校长不要急于生硬地落实人家的模式，而需要从模式中提炼理念，然后灵活地将教学理念注入自己的“模式”中，让教师在更新教学理念的过程中有“依靠”，而不是盲目地打翻一切，把别人的模式拿来强行推广，生搬硬套。

（摘自《河北教育》2010年第11期上半月·综合史峰/文）

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管理论文 篇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艺创新研讨会综述

2014年10月25-26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艺创新研讨会”在湖北恩施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湖北省恩施州委、湖北省恩施州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会议由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刘永泽主持，在简单朴素又不失隆重热烈的气氛中开幕，恩施州委书记王海涛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致辞。来自全国二十多所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与会代表近百人，提交高质量学术论文数十篇。与会代表深刻领会了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精神，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艺创新这一主题，具体讨论了文艺发展的现状、文艺价值的定位、文艺批评的立场、文艺创新的思路、文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弘扬等方面的话题。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时掀起热烈讨论的高潮。

一、文艺发展的现状

湖北大学文学院蔚蓝教授认为，新媒体背景下网络文学和后续文艺产品的创作，已成为中国当下最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和文艺创作景观。网络文学创作存在一些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表现为热衷于表现“个人”的“小时代”；脱离现实的写作倾向；物质崇拜和物欲化；经济利益驱使下的功利化的写作。面对这些文艺创作繁荣背后的隐忧，主流批评需要尽早地去加以分析和纠正。如果没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的导引，文学创作将会出现物欲横流、价值观混乱等问题。武汉理工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郭静舒教授对湖北卫视《我爱我的祖国》、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等节目进行了初步分析，提出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情感娱乐”、“励志娱乐”、“主题娱乐”、“公益娱乐”、“家教娱乐”的五种基本范式，并对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未来发展提出分类管理的建议。

二、文艺价值的定位

文艺价值是衡量作品思想与艺术品格高低的标杆，也是文艺创作的基点与归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张德祥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针对现实的文艺病态提出了健康纯正的文艺价值观，具有振聋发聩、激浊扬清的社会效果。市场利润的诱惑曾经对文艺价值观产生过负面的冲击，我们应该校正文艺方向，坚守文艺的价值本位，改变过去文艺作为阶级、市场工具的状况；应该以真善美作为文艺的价值坐标。湖北大学文学院刘川鄂教授认为，文学源于人的审美需求，源于人自由创造美的形式的冲动，是人逐渐摆脱动物性而更加“人化”（自由化）的方式。优秀的文艺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性，既因为它是自由创造的，也因为它表现了人性的自由品格，还因为它本身就创造了人自由的方式，使人在未必自由的现实中表达和体悟自由之美。中国戏曲学院傅谨教授结合中国戏曲的当代处境，主张弘扬传统戏剧的正面价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艺作品价值的评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民族以及这个时代所特别需要提倡和弘扬的，它为这个社会所公认而处于中心地位，它为这个时代所必需而成为时代精神，它体现民族的凝聚力而被视为民族精神。它作为基本主题表现在文艺实践中，往往决定某一时期文艺的基本性质和整体面貌；它作为核心价值源辐射到各种文艺活动中，从而引领文艺的发展方向。三峡大学文学院吴卫华教授聚焦《江河恋》这首电视主题歌曲的思想主题，认为该作品的歌词以江河为创作对象，虽然篇幅短小，却把笔触伸向历史文化的深处，传达出了热切的现实关怀，展现了深沉的情感力量和博大的人类情怀，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价值。

三、文艺批评的立场

文艺批评是基于作品价值进行的理性与客观评判，批评的立场是文艺定位的导向。清华大学哲学系肖鹰教授细致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认为应该践行习总书记关于文艺批评的指示，倡导文艺批评说真话、讲道德的品格。他提出了当下批评应该坚持的三个标准：坚守批评，讲真话；反对低俗，讲品位；提高水准，讲理想。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秘书长蔡家园认为，文艺批评只有走出狭隘的“自我经验”，以“人民性”作为规定，深刻把握历史发展总体趋势和社会发展本质性力量，才会推动创作的发展和价值理想的建构。文艺的“人民性”规定，批评必须具有广大性，要深切关怀人民的存在，关照历史的进程。惟如此，文艺批评方可突破知识自设的藩篱，唤回充沛的激情和想象的翅膀，更拥有活力与温度。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王彬认为，中国的文学要走向世界，不仅是小说、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作品，还应包括文学评论与文学理论。理论涉及文学乃至民族的自尊与自信，理论不应只是反映创作与评论的一面镜子，还应是引导创作与批评的指针。

四、文艺创新的思路

文艺创新是作品与时俱进、超越自身的动力，也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武汉大学文学院冯黎明教授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理论的创新主要表现为文化理论研究的视域、论题的扩展和文化观念的转型。本土思想资源中的“和谐”概念，有可能成为文化理论研究核心论题突破的最重要的起点。“和谐”强调“和而不同”，即多样统一，这种宽容的文化情怀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一种“用两执中”的思维方式，它兼及了存在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体现了人与自然平等相处的关系。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安洨华认为，群众路线是各行各业必须坚持的最根本的工作路线，文艺界也应在文艺创作中充分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坚定不移地坚持群众路线，是创作文艺精品的重要保证。贵州省文联理论研究室李晶认为，文艺创新、文艺家个人修养需要“正能量”的影响。优秀的文艺创作在当下需要正面价值的创新，并且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王均江副教授认为，美或艺术是一种创造，不仅是对艺术形式的创造，它的伟大更在于能创造一种还没有成为现实，但有可能也应该成为现实的那种美好生活。我们应该踏踏实实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文艺在中国当代的最高使命，文艺在其中大有可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李松副教授结合中国文艺与文化软实力的海外影响，论述了如何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构“新汉学”的理论主张。他认为，新汉学的创建需要破除中西语言隔阂，跨越不同的历史传统，通过对话与协商理解各自的价值观念，从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有必要在知己知彼、双向返观、超越主客的基础上，建构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第三者身份”。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周耘教授认为，佛乐是佛教文化的重要构成，被称为梵呗的传统佛乐在形态样式，尤其是美学蕴涵方面对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借鉴吸收合理的佛乐美学元素对当下的音乐文化建设不无裨益。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审藏策认为，元影像理论是新媒体时代有关文学与视觉艺术的跨界理论，涵盖了文字与图像两大系统的元理论，应该以古老的东方智慧作为元影像理论的精神内涵。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李遇春教授认为，文艺创作应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应该注意整合先进文化。作家应该以中国梦的正能量将反腐倡廉、革命英雄传奇、红色文化的作品整合起来，形成一种现代性的价值立场。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吴艳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分为国家、当代社会和社会全体公民三个层面。文学批评的创新应该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不同层次进行具体的创新实践。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库文静分析了文艺创新与社会伦理之间的交互建构关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恢复和发展社会伦理的精神保障，也是恢复社会正气和社会正义的修养准则。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李莉教授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为文学创作、文艺批评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体现在为人民写作的创作目标；传递真善美的创作动力；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做德艺双馨的艺术家的奋斗目标。

五、文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完成民族复兴伟业的精神资源。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路侃号召文艺工作者不断拓展文艺繁荣的新道路。文艺自身的价值标准与全社会共同的价值标准有内在的统一性。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要求文艺大发展大繁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既是社会共同的目标，也是文艺的崇高内涵和良好环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每个公民应有的行为准则，也是文艺家为文从艺的基本操守。文艺应该从如下四个方面处理不同的关系：文艺的精神追求和娱乐化、多样性；尊重艺术规律和历史规律；处理好更好更多与开拓创新；作家将创作个性、立身修德和社会责任感相结合。湖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永泽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从政治的高度、思想的深度、历史的跨度、文化的广度，深刻阐述新时期文艺繁荣的历史使命，关系当前文艺发展迫切需要解决好的五个方面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习总书记讲话博大精深、情真意切、语重心长、思想深邃、论述深刻、旗帜鲜明、内涵丰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指导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的行动指南。我们学习习总书记讲话，就是要明确文艺工作者服务人民、书写时代的历史责任；就是要牢记创作是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的谆谆告诫；就是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营造开展文艺批评工作的良好氛围；就是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追求真善美的永恒价值；就是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文艺的引领作用，激励人民共创中国梦。湖北省文联作为省委、省政府联系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组织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担当起以文载道、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使命，激发人民群众奋发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担当。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张玉能教授认为，艺术创新需要理解艺术的本质和审美本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艺术创新的动力。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成为了艺术创新的动力，艺术家和审美者的价值观决定着艺术创新的驱动。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包鹏程教授认为，对于新媒体艺术创新来说，切实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理想信念、联系实际、改进创新的原则。湖北省文联名誉委员黄中骏认为，文艺家应该自觉运用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升华精神世界，承担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神圣职责，正确处理思想品格和艺术品位的关系、创作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将思想层面的价值观及社会主流文化的思想意识，通过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生活场景体现出来，促进全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毕艳君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包括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在内的当代文艺工作者庄严的历史使命，也是少数民族文艺繁荣发展的前提。湖北省艺术研究所戴义德认为，文学艺术在社会的组织结构中，是思想灵魂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统工程建设中，文艺应该发挥建设性作用。作家出版社兴安从文艺创新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关系出发，结合绘画如何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绘画注重传承，以继承甚至临摹前人的经验为前提。文艺创新应在传承和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历史虚无主义的所谓创新只会给中国艺术带来损坏和断裂。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彭涛教授认为，在价值观念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多变化趋势的当下社会，坚持正确的主流价值取向既是新媒体艺术创作的需要，也是新媒体艺术发展的必然选择。恩施州作家协会副主席覃国平认为，一个写作者只有心怀悲悯、植根生命、学习经典、不断反思和警醒自己，真诚而为，方能谈得上有所担当。应该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真正地“为人民抒怀”“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彭公亮教授认为，在实现民族富强、民主、自由、和谐的中国梦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突显了国家新文艺构建的重要维度，历史、美学、现实、人民这四个方面形成了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

本次研讨会的特点是：与会代表身份的多元化，有教授、作家、艺术家，也有文艺事业管理者、新闻出版部门的从业人员；研讨话题的多样性：有文艺现状分析、文艺价值定位，也有文艺批评的立场、文艺创新的思路等；沟通对话的交互性：有创作、接受问题的交流，也有管理创新、政策改革的对话。本次会议的重点是：紧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艺创新这一核心命题，寻找文艺研究、文艺创作、文艺创新的宽广思路。本次会议的亮点是，官样文章少，务实论述多；情绪批判少，学理探讨多；自说自话少，对话沟通多。总之，这是一次新形势下全国文艺工作者贯彻习总书记文艺讲话精神的盛会，必将对开创中国文艺事业的新局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作者：李松

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管理论文 篇3：

冯牧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纪要

时 间：2019年2月26日上午

地 点：中国现代文学馆B座多功能厅

主 办：中国作家协会

主持人：钱小芊（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与会者：铁凝、王蒙、李存葆、徐怀中、郑伯农、缪俊杰、陈建功、高洪波、钱小芊、李敬泽、何向阳、黄尧、王必胜、从维熙、叶梅、刘锡诚、刘方、李一鸣、李建军、李茹、李炳银、杨匡满、束沛德、吴泰昌、何志云、张守仁、陈丹晨、陈德宏、范咏戈、金坚范、周大新、周明、贺绍俊、秦晋、高桦、萧立军、崔道怡、梁鸿鹰、程小玲、程绍武、鲁光、谢永旺、马波、严平、李洱、闻丹青、李迪、梁飞等近百人

铁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冯牧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缅怀冯牧先生的卓越成就和对中国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我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对冯牧先生的亲属表示诚挚的问候！对出席会议的文学界前辈、专家学者、作家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

冯牧出生于1919年，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到今年正好是一百年。他的一生，印证着时代精神的脉动。新文化与新文学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直到改革开放的澎湃激情，他始终走在时代变革的前沿。他从北平的书香之家走出，走过延河、走过太行、走过淮海、走过彩云之南，沧海横流、风云激荡，他始终忠诚于祖国和人民，深爱着生活和文学，他担当着对真实、美好和正义的责任，毕生矢志不渝。

冯牧十七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十九岁奔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由此投身党和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1941年起，他先后在鲁迅文艺研究室工作，在《解放日报》副刊部任文艺编辑，以笔为旗，讴歌革命的胜利，鼓舞人民的斗志。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冯牧作为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硝烟弥漫中随着刘邓大军前进，成为名副其实的文艺战士。他采写的战地通讯、人物特写和报告文学，忠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刘邓大军的胜利征程和英雄群像，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读来，这些文字依然如战鼓如号角，神采飞扬。

在散文《久病延年》中，冯牧自述道：“只要是于人民有益的工作，只要是性之所适、情之所至的好事，我总是愿意无条件无代价地付出自己的劳动，哪怕是力所不逮，我也总是尽力而为。”他的确是这样做的。“于人民有益”，这是他的责任，“性之所适、情之所至”，这是他的风骨，冯牧的一生，融责任与使命、风骨与性情为一体，以永不枯竭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无私地创造和奉献，取得了多方面的卓越成就。我至今还记得他的散文《沿着澜沧江的激流》，还记得在汹涌湍急的江流中“一尺一尺地撑向前去”的长篙，我想，很多同代人都是和我一样，从冯牧那些奇丽壮美的篇章中最初认识了云南。有学者认为，风景决不仅仅是客观的，风景是一种知觉结构，我想，这对于冯牧那些写于共和国早期的边地散文来说尤其恰切，这些文章中行走着一个人，年轻、浪漫、刚健，对新中国的山河和人民满怀自豪和热爱。

冯牧的散文不会被忘记，同时，在我们心中、在新中国文学的历史上留下最深刻印记的，无疑是冯牧的文学评论。冯牧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他的评论，不是书斋的或经院的，他始终身在现场，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历程中，特别是在新时期文学从拨乱反正走向繁荣发展的历程中，冯牧是一个竭尽全力的参与者和探索者，是走在前边的人。他的评论有深厚的理论品格和鲜明的导向意识，面对复杂多变的文学潮流、五光十色的创作现象，他反应敏捷、判断准确，既有勇立时代潮头的远见卓识，又有严正的、原则性的批评锋芒。冯牧的批评实践鼓励和推动着思想的解放，召唤着现实主义精神，启发和引导着众多的作家和广大的读者。

冯牧是评论家，同时也是党的文艺事业的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特别在20世纪80年代他曾长期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主要领导职务，参与领导作协的重建和发展、团结带领广大作家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他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艺反映时代、反映现实，文艺的社会效果、现实主义的美学和历史原则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上，他始终坚定而清醒。无论作为一位评论家、一位思想者，还是作为一位领导者，冯牧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作出的贡献，必将长留史册。

今天我们缅怀冯牧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坚定不移的忠诚，学习他永远响应时代召唤的战士的信念和担当。在冯牧的文学写作和文学活动中，始终贯彻着为时代立传、为人民立言的现实主义精神，始终牢记着文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历史斗争中的使命和责任。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上，冯牧都是一个胸怀群山、心向高峰的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前辈的业绩和道路激励启示着我们，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正在恢宏壮阔地在我们眼前展开，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向着中国文学的高峰奋勇迈进！

徐怀中（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原部长）：我是从部队生长起来的，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得到了许多位领导的关心培养，扶持与提携，其中一位就是冯牧先生。回忆冯牧先生，总觉得他与别的长辈老同志有明显不同，有什么不同呢？不妨用一句话加以总括，他是看似浅淡而又是十分深厚的一个人。在我看来，这句话也可说是冯牧先生为人处世一以贯之的风格，是他特有的一种人生姿态。和他接触，不像通常人们那样笑脸相迎，紧紧握手，出语热情亲近。与冯牧见面，他很少主动搭话，或是嘘寒问暖什么的，总是点头一笑，随之便会是一阵缄默无语。照例的一刻沉寂，不会让你产生丝毫尴尬，感觉有些冷场，决不会的。这时候需要你即时提出话题，立刻就会引来对方一番侃侃而谈。彼此相知已深，不存在任何距离感，所有那些热情友好的言辞都可以省略了。

1955年初，西南大区撤销，我处于待分配状态。恰好冯牧先生正在重庆陆军医院住院，他要人带口信给我说，希望我能考虑到云南军区去。我虽然当即答应了下来，并不抱有多大希望，不想真的把调动手续给办下来了。非常幸运，我被正式收编，进入彩云之南的冯牧军团麾下。这次调动，其实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西南军区政治部原定我到进藏部队一个团里去任职，如果那样，十有八九以后不会再从事文学写作了。

时间无情地流逝，决不肯稍作停顿。不觉已是1995年7月10日，冯牧先生住在友谊医院，我们夫妻两个前往探视。他一向体弱多病，记忆中曾到北京各大医院探视过的。所以总是存在一种侥幸心理，以为打熬一段时间，他又可以搬运着一沓一沓的书报文件回家去了。这次知道了他的真实病情，进入病房禁不住心怦怦地跳。冯牧先生从床头拿起一本书，用他颤抖的手，在扉页上写下了我们夫妇的名字，嬉笑着说：“对不起，把你们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我双手接过他的赠书——《但求无愧无悔》，吓了一跳，怎么竟会是这样一个书名呢！这句话不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终的遗言吗？

冯牧先生在他的岗位上奔忙一生，朋友圈内无人不曉，他却一生寄情于山水之间。谈起“彩云之南”，他总是双目闪放出醉洋洋的光亮，让你会深切感受到，他对大自然抱有无限热爱与深沉的敬畏之心。唯有如此矢志不渝的博大情怀，才可超越他实际体能，先后五次踏访云南边疆地区。其中一次为时一年之久，行程数百上千公里，最后一次成行，他已是将近七十岁的人了。我不知道还有哪位作家能够如冯牧先生，以书写大地山川为永久主题，交出了颇富于地理学考察意义的一系列游记美文。

他与明人大学问家徐霞客相随，“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古时交通条件更为艰难，徐霞客到达滇西北丽江，距离金沙江虎跳峡仅三日路程，却失之交臂。在《徐霞客游记》中缺失的这一处充满了神秘意味的人间名胜，在冯牧的《虎跳峡探胜》中得到了补救。他生前仅出版了两卷散文集，还有近百万字云南采访手记，有待先生的后人整理出来，让我们翘首以盼。

冯牧先生并未远去，是他第六次整装启程了。你眺望彩云之南那山重水复深处，便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他匆忙赶路的身影。

郑伯农（《文艺报》原主编）：冯牧同志是现当代著名的评论家、散文家、编辑家，文艺工作的杰出领导人、组织者。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多年，和他有频繁的接触。中国有一句话：“天地君亲师”，过去常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从搞音乐史、音乐评论，转到搞文艺理论与批评，是组织的安排，和冯牧的决定也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冯牧是我的导师，是我的领路人，也是我的培育者，包括生活上对我们部下也很关心。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77年初，当时文化部刚刚恢复，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冯牧、吕骥、张东川、许翰如都是负责人，冯牧是排第一。后来吕骥、张东川、许翰如都调走了，丁宁、徐非光、江晓天进入领导班子。冯牧在拨乱反正里面有大功劳，可以说打倒“四人帮”之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冯牧是领军人之一。当时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周扬、林默涵等同志尚背着文艺黑线的黑锅，许多老同志都没有被安排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担负了文艺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冯牧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就是他非常关心创作，他看很多的作品。我接触的领导人里面看作品最多的，在我的印象里一个陈荒煤，一个冯牧。荒煤看电影剧本，冯牧看文学作品，看了之后，还要找政研室、《文艺报》的同志谈，他集思广益，或者发表文章，或者在哪个报告里面讲，甚至找作者本人谈话。像李存葆同志的《高山下的花环》，没有冯牧就不会顺利出来。像邓刚的《迷人的海》，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诸如此类很多的作品，他都鼎力支持。冯牧看了很多作品，他不是一个空头的理论家，也不是一个只会在书斋里面做学问的坐而论道者，而是在实际工作里面为党为人民，培养了很多文学人才，推出很多文学佳作。文化部政研室里面分两个组，一个是调研组，我是理论组成员。当时文艺创作一片萧条，繁荣创作是很重要的任务，但是有的人还关在监狱里，有的人还在劳改，还在监督劳动，有的人还戴着黑线人物、黑线头子的帽子。如果当时不拨乱反正，不恢复文艺机构，不给一些人平反，文艺工作就没有办法开展。巴老提出一个口号，叫“作家要下去，创作要上去”，这是很重要的。冯牧在拨乱反正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是贺敬之提议的，请冯牧当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他们配合得非常密切，关系很好。研究室调研组调查过小说《刘志丹》问题，“样板戏”问题，“文艺黑线”回潮问题等，调查了许多文艺界的冤假错案。理论组撰写了许多清理“四人帮”流毒的重头文章。这些都是在贺敬之、冯牧的领导下进行的。

冯牧最后一次布置我写文章，是1983年。那年，文联召开全委会，要通过一个《文艺工作者公约》。当时，职业道德已成为众所关心、极需强调的问题。我奉命写就，通过后刊于报端。此后，冯牧全力和有关同志一起抓作协工作。我在文联，我们在工作上的联系少了，见面也少了。但逢年过节，遇到什么特殊情况，还是要去冯牧家看望老领导。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友谊医院，他已病危。他说诸葛亮活了五十多岁，杜甫五十九岁就死了，我活了七十多岁已经很满足了。听了这个话我感到心里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知道冯牧当时情况很严重，老领导和我诀别了。不多占大家时间，我觉得冯牧是一位有大功劳、非常值得怀念、值得学习的老前辈。

缪俊杰（《人民日报》文艺部原副主任）：我很赞同前面几位同志对冯牧同志的评价和赞扬，我也想到了几个字：战士、园丁、公仆，以表达我对冯牧同志的敬意。

其一，冯牧同志是一位勇于战斗的战士。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都进入一个“转型期”，需要大批勇于战斗，善于战斗的勇士去奋斗。冯牧同志就是这一“转型期”的敢于战斗的战士之一。文艺战线是被“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搞乱了的阵地之一。冯牧同志当年五十七岁，他既是从延安出来的，又是文艺界的内行，担负了参加重建文艺界的重任，他是负责恢复文联工作的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领导一个大批判写作组。在他的领导下有丁宁、江晓天、顾骧、郑伯农、刘庆库（刘梦溪）、丁道希等同志作为重要的写作力量，他们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许多署名为“本报评论员”和其他笔名的文章，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大声呼吼，为被错误批判的作家和文艺作品平反昭雪。冯牧同志也深得文艺界许多老同志的信任。周扬、张光年在给《人民日报》的稿件中，常常有这样的批示：“请冯牧同志看看有什么意见。”“请打一份清样给冯牧同志看看，提出修改意见。”冯牧同志当时的职务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他在文化人中包括文化界的领导人中，威信是很高的，是得到他们信任的。从我和冯牧的接触中，我感到冯牧同志是一位勇于斗争又是善于斗争的一位文化战士，深得大家的尊敬。

其二，冯牧同志是培育新文艺人才成长的园丁。冯牧同志在文艺界拨乱反正时期，不仅有“破”，而且有“立”！他热烈支持优秀文艺作品的问世，扶持新作者的涌现和成长。报刊上有新作品问世，出版社有新作品出版，他都要尽早尽快地阅读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许多同志说：“冯牧是阅读新时期作品最多的一位评论家和领导。”我是很相信这样的评价的。据说冯牧同志家里经常门庭若市，都是些认识和不认识的青年作者，他们来向他求教。这些青年作者都不空手而回，他们得到冯牧同志的许多教导和指点，他们把冯牧同志作为自己成长中的恩人。

其三，冯牧同志是人民的公仆。冯牧同志的人格魅力，还表现在对人谦和、处事低调方面。在部队时期，他是云南军区的文化部长。改革开放以后，他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用时下的说法，他已经是“高干”了，生活上应该得到“高干待遇”。我同他有过五次共同出差外地的经历，我感到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不摆高干架子，二不提生活要求，时时处处都以一个普通人要求自己。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南昌到赣州，要行车六百多公里，接待的主人看他年纪大了，而且身体比较弱提出让他坐小车出行，他坚持不坐，要同大家一起挤在一部面包车上。吃什么，他从不提出特殊要求。几次同行下来，我感到冯牧同志确实做到了人民公仆对自己的要求。

冯牧同志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对待报刊的编辑都是很客气很尊重的。记得有一次他去云南参观了漫湾水电站，写了一篇较长的散文，他写信给我说：“我向你投个稿，你看行不行，如果嫌长一些，请酌情处理，如不能用退我就可以了。”完全不摆架子，一种商量的口气。我看到他的短短的信很受感动，心里没有了压力。不像某些作者对编辑颐指气使的态度。我感受到了作为编辑的“尊严”。这与冯牧同志的公仆心态是分不开的。

今天我们纪念冯牧同志，要好好地向他学习，把我们的文艺提高一个层次，发挥文艺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提到一个新的境界。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过去参加冯牧同志的纪念活动，都是怀着感恩和敬仰，这次纪念他百年诞辰，我想或许应该把对他的怀念有所升华。因此两周前开始读《冯牧文集》1—3卷。1—3卷集中收录了冯牧同志一生涉及文艺理论与评论的文字，我自知在文艺理论方面修养不够，通过阅读，算是对他在文学理论和评论方面的贡献，有所了解有所感受。

作为我国当代文艺界公认的文艺理论评论家，冯牧的成就并不以“等身”的学术著作来奠定。兼具文艺批评家和文学界领导人物的身份，冯牧对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贡献，呈现了突出的“实践品格”，而通过解读作品、关注作家以及对文学思潮的审度，对文坛新时期的呼唤与引领，又使冯牧的文艺评论达到那一时期令我們折服的理论高度，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后，仍然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

冯牧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贡献，是和他持续五十年的评论文字连在一起的。正如袁鹰同志在《冯牧文集》前言中所说，冯牧作为一个“权威评论家”的“权威”，“常常表现在他文章和讲话中的高瞻远瞩、真知灼见”。这里所说的“高瞻远瞩”和“真知灼见”，已经为随后文学发展的实际所证明。

冯牧的文学理论、批评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是1977年以后，他先后出任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领导职务，在国家命运重大转折之时，他撰文、讲话，批判“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在文艺界大倡“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贯彻“双百”方针，为独具开创性和挑战性的文学佳作鸣锣开道……这个被称为文学“新时期”的开创，是国家政治清明、人心昂扬、思想自由、艺术民主的大格局使然，但也是文艺工作者感时忧国呕心沥血，才有了思想藩篱的冲破、艺术氛围的营造和创造实绩的收获，而冯牧应是这中间思想敏锐、果敢无畏的领军人物之一。

今天，每当我们回顾20世纪80年代前后形成的中国文学生机勃勃花团锦簇的局面，不能不对有着开创之功的冯牧及其当时所占据的理论高度表达由衷的敬意。当然我也不能不承认在某些同志眼里，冯牧仍然是个被“质疑”的文坛领导者。对此，我想以徐怀中同志在一篇回忆中的话，来回应这一质疑。怀中说，冯牧“并不像有些人在反右时期批判的那样，是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方式代替了党对文艺的领导。恰恰相反，他不过是从自己心性上就无法适应那种以政治概念去要求文艺创作的简单生硬做法，而是以尽可能符合文艺创作自身规律的也是他所习惯的方式，去实现高度的领导责任”。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理论上的认知和情感上的归属，使冯牧成为一个清醒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也成了一个尊重文艺规律、了解创作心理、谙熟领导艺术的文艺界领导者。这是50年代任职昆明军区的冯牧，扶持云南军旅作家群崛起的重要因素，而到了文坛风云多变的50-60年代，即使冒着重大的政治风险，冯牧仍然秉持自己认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向那些貌似神圣的、居高临下的、违反马克思主义艺术原理和艺术自身规律的观点发出执着的声音。而到了“新时期文学”的节点，他成为涌动的文学潮流的保护者、鼓吹者、激励者，从而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居功至伟的一笔，自然是水到渠成不言而喻的了。

高洪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是一个放牧心灵与思想的牧人，他的散文成就有四点：一是少而精，广而博;二是有感而发触景生情;三是万里路与万卷书的有机叠加;四是“四力”即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早期自觉实践者，是“三养”即学养、素养和修养的具体体现者。冯牧的散文是行走者的散文，是在场者的散文，也是“纠结者”的散文。何言纠结？首先是创作者与批评家身份的纠结;其次是知识分子与革命者身份的纠结;再次是城市少年名门之后与军旅作家身份的纠结。纠结的结果是使冯牧的散文创作呈现出异样的光芒，相对于工农兵作家的文章更有哲思，相对于书斋作家更多体验与阅历。是边疆生活和战斗岁月给了冯牧写作的原动力，是多彩人生给了他散文情感的内核。使他有了一双洞彻生活、捕捉生活、剖析生活的“慧眼”，而冯牧那种充溢着对生活真挚情感仔细描摹的生活的散文，是稀有而珍贵的文学元素。我们向冯牧致敬的理由很多，对于我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

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我于2001年获得第二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那一届获奖者包括莫言在内的九位作家、评论家，我们都以自己的名字能与以冯牧同志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联系在一起而感到光荣。但是作为时年三十出头的批评家，我对于冯牧先生的了解还只停留在文学组织者和文学推动者层面，对于他作为一个评论家对于新时期文学所做的工作有所了解，但并不很多。他对新时期之初也就是共和国当时正在经历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关键时期的文学发展起到了怎样重要的作用，身为评论家他提出的观点、理论、思想如何对新时期文学创作做出贡献和引领，我的认识并不深入。最近，由于工作关系，需要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文学理论发展方面的一些状况，我找到《冯牧文集》（9卷本）查阅1980年前后的一些评论，读后我发现，有一个弥足珍贵的冯牧，不应被评论界淡忘。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举办了许多庆祝活动，但会议上谈文学创作繁荣的居多，言理论评论贡献的较少。事实上，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尤其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发展中，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的恰恰是当时的文学评论，我以为，如若没有包括冯牧同志在内的那一代文学理论评论家的思想推动，今天我们的文学面貌也许不会如此饱满丰富。我们的文学发展也许不会如此迅疾而扎实地站在一个被称作“高原”的高地上。所以，我想以1978年至1984年这一段时间为节点，以“新时期之初作为评论家的冯牧”为题，谈一谈冯牧同志对新时期文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在1978年第4期《文学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冯牧同志率先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这在当时不仅是文艺批评的首要任务，而且关乎着文艺的发展方向。当其时，文艺刚刚打碎“精神枷锁”，迎来思想解放，如何将万马齐喑、百花凋敝的局面变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如何总结历史、反映现实，作家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仍是“心有余悸”，冯牧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扫除帮风”，主张“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力量”，在“文艺界的各个领域里造成一种正常的、平等的、与人为善的批评、探讨、辩论的气氛”，提出“文艺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浇花除草”。并进一步指出，以“实践的尺度”作为评判文艺作品的标准尺度，并前瞻性地提醒道：“如果我们只有兴趣于少数成熟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与分析，而不去关怀那些每时每日都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的幼苗和花苞，如果我们的文艺批评不能同文艺创作一样地时刻和火热的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我们的事业是不可能向前发展的，我们的队伍也将停滞不前，最后必将走上一条同我们的愿望大相径庭的道路。”这些四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就是在今天，于文学、于批评也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杜勃罗留波夫曾说，“作家应有一种令人震惊的能力——他能够在任何一个特定的瞬间，摄住那正在飞驰过去的生活现象，把握它的全部完整性与新鲜性，把它保持在自己的面前，一直保持到它整个都属于艺术家所有”。评论家也一样，一个优秀的评论家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瞬间，摄住正在飞驰的文学现象，而把握其完整性与新鲜性，冯牧同志是这优秀者中的一个代表。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冯牧一代评论家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他们不像作家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那样站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他们更像是文学这件有着绚丽色泽的锦缎织就的华美长袍的起着支撑作用的“里子”，往往，在历史的文学长河中，他们虽长期做着引领风尚、推波助澜的无私工作却大多保持着沉默而谦逊的品性。文学能有今天的繁荣，某种程度上正得益于有这样的一种人格存在。于此，我怀念冯牧和他所代表的文学精神。

黄尧（云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冯牧先生是中国当代文学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家，卓有建树的理论家、作家。他突出的组织才干、政治风范、艺术家品质和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为中国当代文学事业奋力开拓的精神以及明锐的理论家气质、创作成就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

今天的中国文学，一方面新生面宽广，成果沛然;一方面充满变数和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困境。作家的生活、情感资源枯竭、格局狭小。某些区间圈子化、小团体化日显突出。大国文学是否有大国气度，当得起时代变量？经济高速而文学艺术趋于流俗。我常想，如果冯牧先生等老一辈作家尚在，会有怎样的感受？如果指势论事，发声为文，笔底是何等样的文墨风云？但至少我们不会怀疑，他们精神还在，犹似不远。如果我们加以回顾、省察、总结，会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深远意义。

云南，与冯牧先生有着渊源关系，是他一生行程中的重要栈点和“又一个故乡”。《八千里路云和月》并非酬唱之词，而是他用生命丈量过的历程，他心心念念、行行停停，充满深醉与幸福。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作为云南文学界重要领导者之一，冯牧不是对一位、两位或“一群”作家加以指引和培养，而是致力于“一支队伍”的组织建设。他永远在军中，永远是云南文学新军的号令者、组织者。在其后担任中国作协主要领导时，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并贯穿了他的一生。我以为这是一条重要的工作经验。

冯牧同志具有超越一般领导者的文学艺术鉴赏力和经验，以及理论上永远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坦诚，绝无门户之见。我所知道的许多年轻作家，都是他“发现”的，一经“发现”，即深耕培土，热情推荐。甚至不吝亲自撰文评论。

冯牧同志有很高的政治责任感。同时又襟怀坦荡，敢于担当。

冯老由于年事已高，痼疾缠身。在最后的日子到来之前，1994年9月，安排了“云南告别行”，指定只由我一人陪同。我征求行程时，他突然提出：“我想去阿泸古洞看看，琼瑶写过这个地方，我却没有去过，真想去看看！”我心下打鼓，那是滇南方向二百二十多公里的二级路和毛路啊！他近日状况不好，几乎手不离平喘喷雾器。但我深知，“告别”对他等于生命的沉重与“唯一”。倒不在乎某位作家如何，他是不希望他的云南梦有一丝残缺。我答应安排，次日登程，中午平稳抵达。他尽量不需人搀扶，勉力前行，如陟高山。但进入溶洞中厅，他喘得厉害，我即央他止步。这是穹顶极高的中央巨窟，气息森冷，我马上安排生起栎炭火盆。冯老一向火，心情顿时舒缓。不由得叹道：“如果来一碟苦荞粑粑蘸蜂蜜，那真是美啊！”我说只要您想到我就能做到！僅半小时，我奔出洞外，请管理处找小摊让他们把全套家什连同草墩子全部搬往洞里。冯老喜笑颜开：“你这是变戏法啊！”他亲自动手烤粑粑，蘸两种蜂蜜：冬蜂蜜和荷花蜜，不亦乐乎！他对云南民俗了若指掌，一下子数出荞麦制品多样，还说崖蜂蜜最紧实，但因崖蜂采集花粉过杂，多食易中毒，其实也非毒，是蜜醉。而蜜醉胜酒，最难解！写文章也一样，素材太杂芜不行，出味太甜太咸太苦太涩太腻也不行！建议在这里办个学习班，专讲“蜂蜜原理”——后来，云南省作家协会与泸西县合作在阿泸古洞办班超过十期。在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历经四十年，也建立了一支涵盖老中青、各民族、文学类别齐全梯次完整的骨干作家队伍，二十五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成绩不可谓不大。这算是沿着以冯牧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开辟的道路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云南永远不忘冯牧！

（曾攀根据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