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学论文范文

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经济伦理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为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允许农民进行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政策。从经济伦理的角度解读，此举标志着政府处理“三农问题”伦理原则的重大转向，实现了从多予少取的补偿性公正原则到赋权放活的应得公正原则的转型。

第一篇：经济伦理学论文范文

经济伦理学话语的意识形态批判

摘要： 在经济伦理学话语中，存在许多意识形态所预设的逻辑陷阱。如果对此处于前反思的状态，就无法洞察其中的价值预设、理论陷阱和意识形态，必将使实践危害放大。实际上，关于市场经济的道德性神话与市场经济的非道德性神话，利润神话和非利润神话，“经营讲道德”的功利论神话与契约论神话，市场经济中的囚徒困境博弈论神话，影响甚大。因此，对经济伦理学话语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就成为经济学理论领域中揭秘、清扫“地基”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以此来还经济生活的本来面目，推进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向纵深方向发展、推进经济伦理实践的进步奠立扎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经济伦理学;话语;意识形态; 批判

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具有弥散性、渗透性的意识形态好比普照的“以太之光”，无处不存、无时不在，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仅存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而且存在于精神领域。意识形态通常以形形色色的流行话语形式体现出来，因此，对流行话语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是意识形态批判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同样道理，在经济伦理学话语中，的确存在着许多意识形态性的东西，它似乎在揭示了许多“真理性”的论断，但它的虚假性、神秘化、伪批判性致使它好像是在解蔽，实际上却遮蔽了更多的东西。因为“解蔽也是遮蔽，解释也是掩饰。”因此，为了认清本真的现实经济生活，我们必须对经济伦理学话语进行深度而彻底的意识形态批判，对遮蔽的东西进行解蔽，清扫“地基”，正本清源，还事物以本来面目，从而推进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向纵深方向发展，推进经济伦理实践的进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任务。

一、市场经济的道德性神话与市场经济的非道德性神话

一个国家和民族选择何种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体制，不是任意的，而是由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作为对于一定的经济运行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评价，有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两种评价方式。一般而言，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性的，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不可能在道德上是毫无优势、一无是处的。同样，在道德上具有积极意义的事物，也不可能对历史进步毫无意义。但是，由于人类历史尚处于阶级分化、利益多元和时代历史的“有限性”阶段，因而历史评价又往往难以与道德评价相一致。这就意味着，在具有历史先进性的后一种出现的事物，并不一定在道德性上也同样具有先进性，反之亦然。这一方法论原则对于分析市场经济的道德性问题很有启发价值。

在经济伦理学意义上，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具有道德性的，而计划经济是不具有道德性的。这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的道德性神话”。这种思想，在实行市场经济之初如此，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够为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作道德上的辩护。实际上，问题不在于辩护不辩护，而在于如何辩护、辩护什么，辩护的指向和目的何在?无独有偶，一些人在反思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时，按照传统惯性思维必然得出这样的判断：计划经济错误，市场经济正确;改革前错误，改革正确;发展是硬道理错误，科学发展观正确，等等。只要他们不抛弃惯常的“时髦”思维方式，得此判断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质言之，这些判断都是脱离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抽象地谈论对错、善恶的非法性宣判，是一种非历史的、目的论的、非理性的反思方式。

那么，究竟如何保障市场经济的道德呢?J.M·布坎南曾经指出[1]，社会哲学家的任务是拟订一种制度化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控制人的道德追求和效率追求，以便两个目标同时得到实现，并促成一个“更好的”世界，使人们能够在一个实际上受局限的方面不受挫折地达到他们的目的。对市场经济的道德性神话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祛除其“肢体”上所附之魅，它是神话也仅仅是神话，并使其破产的当然前提。需要沉思的层面有三：一是市场经济是何种意义、何种领域上的存在?二是对市场经济的道德性评价的标准与根据是什么?三是评价标准的标准是什么，怎么得来的?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即关于市场经济是何种意义、何种领域上的存在问题。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可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各个不同，言人人殊。大体来说，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指基本制度层面;二是指体制或机制层面;三是指文化层面。

就第一类理解来说，基本制度在此显然是指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是道德性的制度，或者资本主义制度是道德性的。当然，如果从历史评价的角度来讲，这种说法显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如果从历时性的角度，相比于封建社会制度来说，它是先进的，因而是道德性的，而相比于社会主义制度而言，则是落后的，因而是需要扬弃的非道德性制度。在将市场经济作为基本制度与资本主义“绑定”之后(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实际上，解读经济世界的视阈已然发生了畸变。如有西方学者(哈耶克等人)认为，社会主义中国是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搞的是典型的市场经济，尽管它不很完善①。其潜台词是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是一种落后的、因而是不道德的制度。这种观点我们显然难以苟同。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并非意味着我们存在抽象的不与具体社會制度结合的市场经济。

就第二类理解来说，作为体制、机制的市场经济是道德性的，这一判断显然是武断的。正如邓小平所言：“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一般而言，手段与手段相比较，对于社会的资源配置来讲，都很重要，各有所长。在此意义上，市场经济的道德性就不存在了。如果说，过去是计划手段一统天下，不该统一、不该集中也进行了统一集中，现在实行市场经济为基础，计划指导为辅的经济运行模式，能够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在此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有价值的，因而是道德性的，则是可行的。但是，如果简单粗略地说市场经济手段道德，计划经济手段不道德，则是一种简单化的线性思维方式。

就第三类理解来说，作为文化层面的市场经济是道德性的，这种判断则是颇可怀疑的，需要具体分析。尽管仅仅就一般意义来说的，文化的核心是道德;但就文化内容来看的话，则不能作出此种判定。科斯洛夫斯基说过，市场经济是一个精神文化空间。但是，在文化空间之中精神文化绝不是“清一色”的好，也不是“清一色”的坏。好与坏、美与丑二者不仅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而且有些事物本身有时直接是善恶好坏融合为一体。简单地用道德的善或者恶来评价，显得有失恰当，甚至导致以偏概全。正确的提法只能是，市场经济的精神文化空间呼唤和需要精神文化的到来。

由此可见，我们在对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的评价，要在具体历史的语境中来进行，否则，就是非法性宣判。而在评判的过程中，保持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之间的必要张力，是走向评判科学化、合理化的必由之路。换言之，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之间有区别和矛盾，也有联系，这都是根源于人类发展阶段和利益分化时代所仅仅具有的虚幻共同体的现实导致的。说到底，我们评价的标准是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旨归。对于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与否的评价，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视域，抛弃简单化。正如莫兰所说：“如果简单化思想是建立在分离和还原的两种逻辑操作的基础上，而这两个操作都是粗暴地对待事物和导致残缺的，那么复杂性思想的原则将必然是区分的、联合的和蕴含的原则。”[3]79

二、利润神话和非利润神话

在市场经济时代，人类的理性赶走了过去素为人所尊崇的神，摧毁了上帝之城，同时人们又迎来了物神来填补自己的精神真空。在这样的时代，什么都可不信，什么都可不认，但不能不认钱。于是乎，物质浪漫取代了精神浪漫，成为人唯一自足的浪漫。

实际上，只要在资本主义的伦理学视阈中，我们就无法破解利益、经济(赚钱)和伦理道德之间的“斯芬克斯之谜”。因为，它要么像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讲的，赚钱本身就是道德，就是为上帝脸上“贴金”，为了上帝的荣耀，于是，赚钱自然地成为崇高的神圣的活动;要么粗率地认为，赚钱就是赚钱，与伦理道德无涉，是“价值中立”的活动。“拼命劳动、疯狂享受”成为其典型的生活模式。诚然，游离于经济(利益)的道德批判必然软弱无力，但是，简单依附于经济(利益)的道德粉饰则尤可憎恶，而人为地在赚钱与道德之间开掘鸿沟只不过是道德粉饰的另一版本。这是因为，讲赚钱是价值无涉、价值中立，其目的无非是要为自利心以及哲学上的个人主义、经济学上的自由主义进行辩护的高妙戏法。

具体说来，赚钱不讲道德的神话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赚钱与道德无涉，一是赚钱可以不择手段。显然，前者的错误在于，在一种形而上学视阈中来审视经济与道德现象，在二元论和孤立主义的道路中寻找自己道路。然而，就连提出价值中立学说的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做到完全“价值无涉”是不可能的，仍然要受到人性最高的、最内在的普遍有效的价值的“污染”。他说道：“只有当这些价值判断對我们表现出有效的，是从我们最高价值中得出的并且是在与生命现存的疑难的斗争中发展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地采纳这些价值。”[4]许多思想家认识到人性的重要价值，却无法破解人性之谜。而在马克思看来，不是人性决定历史，而是历史塑造、决定人性。进一步来说，赚钱道德无涉论神话看来，经济是纯粹的物质的机械的活动，只有冷冷的钱在流动，只有孤立的物在互动。实际上，这是在经济“祛魅”之后的重新“附魅”， 这种“附魅”之所以狡猾，是因为它是打着纯粹的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崇拜的幌子进行，依然是一种有着明确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其背后徘徊的仍然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维的幽灵。在抽离、流放了道德之后，经济同样将自己流放了，变成一个“无家可归者”(海德格尔语)，对“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与分配”这一应然性问题的回答必然变成“超越其皮肤的事情。”为了赚钱而赚钱的“抽象的贪婪”、“利润神话”，在一个拜物教铺天盖地的时代，在一个意义迷失、信仰危机、精神“无精神”的时代②，必然带来物欲横流、尔虞我诈、认钱不认人，陷入“拼命赚钱、疯狂享受”的道德危机，这并不奇怪。

至于“赚钱可以不择手段”的神话，在资本主义革命时期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之后就摇身一变为资产阶级的辩护意识。不要说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该神话的漏洞百出、不堪一击，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经济人性化、企业“责任化”的时代趋势已经从实际上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今天，市场经济中“厚德载物”已不成问题，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道德“厚度”和伦理基础已经牢固可靠得令人高枕无忧。

再看赚钱要讲道德的神话。一般来说，赚钱讲道德是没有疑问的。可是，解蔽的同时也是遮蔽。赚钱讲道德必须澄明的前提是，这种道德是何种道德?讲道德是不是没有前提的?实际上，正如法国学者吉尔·利波维茨基所说的，我们今天处在“后道德时代”、“后责任社会”，进入后道德主义的伦理实践，反对“道德恐怖主义”的“绝对责任”[5]。尽管“后道德社会”否定道德责任和绝对责任自然难以服人，但“后道德社会”的行为主体具有更多的权利意识，而其价值多元给予了人们更多的选择的自由性，但同时人们可能陷入选择的困惑。

以何为标准，作何选择，何去何从，恐怕并非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易如反掌。现代的多元社会道德价值观具有多元性，尽管罗尔斯所谓的多元价值的“重叠共识”具有同一认识，形成共识，推动实践等意义，但是，由于这些共识所依附的道德哲学的母体不同，其性质及其实践也就必然存在诸多冲突和差异性。这实际上，给“赚钱讲道德”的观点提出了一个现实而具有挑战性的难题。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国的道德很难孤立封闭保守地捍卫纯洁性，而开放又容易落入别人的道德价值的陷阱。比如，SA8000标准如何应对，如果简单接纳是条邪路，而粗率地拒斥是条死路，两者都是难以轻松破解的道德难题。当然，我们反对以此为借口，拒斥赚钱过程中道德责任的履行，但仍然不可低估其中的理论的难题和实践的“掣肘”。[6]

另一个需要拷问的问题是，讲道德是不是没有前提的?政治制度框架不仅是经济伦理运行的“给定”前提，而且，“好的”政治制度是经济伦理健康有序运行的保障，制度的设置要保证基本的经济公正和人们的道德行为。的确，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正义是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的、正义的制度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成长与生活提供了现实背景，因此，制度正义优先于个体善。在此，我们从制度与行为区分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是由于伦理学发展分化带来的分析范式。科斯洛夫斯基说道：“伦理学在现代被分为两个层级：行为伦理学和基础性的行为条件的伦理学。人们把行为条件的伦理学理解为秩序或体制伦理学。人们必须十分注意，不使这两个层面陷入系统的矛盾。例如，不能这样塑造秩序层面，以使环境污染或贿赂在行为层面上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哲学家克林(H.King)说过：‘个人良心不能抵消体制失灵。’只有在不会通过体制设置而受到惩罚的情况下，才能期待道德行为。”③。实践告诉我们，制度安排合理，人人敢做好事，制度安排不合理，好人不敢做好事，坏人坏事大行其道。当然，就个人来看，行为者不能以制度环境不好或者有瑕疵为借口，而不积极地去做道德行为。但是，从治理的角度看，如果制度存在明确缺陷或不合理时，硬是一味强求遵循，也是某种不合理的 “暴力”。[7]尽管“没有美德，没有正义、勇敢与诚实，实践不可能抵御社会制度机构的腐蚀力。”[8]246当然，再好的制度，还需要高素质的人去执行和遵守，否则，赚钱必然讲道德依然显得是对个体的一种“暴力”与苛求。

由此不难看出，无论行为者面临的情况是怎样的复杂困难，道德依然有其挺立与超拔的价值和空间，无视这些复杂困难，道德空间势必受到挤压，价值实现势必遭挫折。因此，正确的理路应该是无条件的道德原则和有条件的道德行为之间的张力，实现利润(赚钱)与道德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经营讲道德”的功利论神话与契约论神话

与上述讨论承接，同样是赞成市场经济条件下讲道德，理由却存在许多异质性。一种观点即经营讲道德的功利论神话认为，道德能够给人带来功利或效用的目的(经济利益、利润)，除此之外，都是鬼话，差别仅仅在于是为了实现个人的利益，还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应该说，道德功利论对于摧毁道义论的禁锢，开启经济自由主义的阀门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现实地看，功利论对于提醒不“规矩”企业及其领导者的道德良心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因为看到了作为人类道德能够给人类带来利益和福利的工具性价值、经济价值。然而，其现实的困难在于，功利论不仅并非道德的最高境界，而且简单地为利益或者依附于利益的道德令人憎恶，换言之，就是说讲道德就是为了赚钱，此事已毕，了无他物。

实际上，只要你不否认人是一种现实的丰富的人，只要你不否认一般来说人不能过一种人格分裂式的生活，只要不想使人生碎片化，那么，人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正如卡西尔所言：“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 。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

扇面。”[9]因此，即使是经济领域的道德行为不能仅仅是功利维度，还有美德维度，尽管并非所有的经济主体都达到了这一境界。作如是理解，恰恰既符合道德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也符合人是一个形而上动物，是一个追寻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意识形态动物”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密在肯定利己心的价值的同时，并以“仁爱心”、“合宜感”来制约之。所谓儒家的内圣外王、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等，其核心要义都是强调这一层面。实际上，邓小平评价我们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已经内在蕴含了功利论和道义论(美德论)之间的整合。所谓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赚钱不单是为了实现物质功利的目的，还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生活水平包含物质和精神的内涵以及道德境界的提高等。

赚钱要讲道德的另一神话则是对此行为的契约论解释。在契约论看来，每一个人都是孤立的个人，都是自私的，为了彼此合作，互利共赢，必须遵守有关契约。反过来说，赚钱之所以讲道德是因为有了契约的约束，否则，就不会讲道德，合作互利共贏就无从谈起。

粗略看来，赚钱讲道德的契约论原因似乎非常有道理。然而，仔细想来，不难发现，首先，契约是一种非历史的原子主义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市民社会的个人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远如此、凝固不变。可见，马克思是以具体历史的眼光来分析所谓的自利个人、市民社会的个人的。实际上，独立个人并不能作为经济哲学中人的假定的基点，因为它是一个非历史的概念，形而上学的概念，意识形态的概念。实际上，马克思新哲学和他的经济哲学破解历史之谜的人学根据在于，他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⑤，这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具体的历史的概念，适应于所有历史时代和社会形态，因此，它是一个科学的合法性的概念。

基于现实的个人观，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并非无条件都是自利的，毋宁说无条件是自私的。因此，优良民风和传统道德的传承，就会使人注重利他之心，具有良心。正是在此意义上，市场经济存在的一般前提是，其主体模型是奉行总体性的具有弹性的互利主义的经济道德人。⑥再者，契约履行的保证是什么?契约能够保证契约而没有遗漏吗?无可否认，契约作用的实现全靠守约人的实际履行，当然，有关的道德风险以及惩罚措施对于人守约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是，不仅契约制定的基础，而且契约的签署都需要许多道德和文化的支撑条件。首先一点，如果一个人在签约上的表现是完美的，但是对于此人并不了解知情，这是可能存在较大问题。实际上，“没有美德，没有正义、勇敢与诚实，实践不可能抵御社会制度机构的腐蚀力。”[8]246也就是说，保证契约履行的恰恰不是契约而是美德(道德)和法律、习俗等等意识形态的因素。恰如诺斯所言：“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等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 在解释资源的现代配置以及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10]正由于契约论有自己无法拔除的“阿基里斯之踵”，因而，美德论对于医治其致命缺陷十分必要。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对此大有启发，在此不再赘述。总之，唯有以辩证视域来审视“赚钱讲道德”之理由，才能彻底地清扫无批判性的直观论、经验论、单线论的道德哲学的基地，将“赚钱讲道德”安置在稳固而牢靠的理论基地上。

四、市场经济中的囚徒困境博弈论神话

在经济伦理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话语中，经济人假设大化流行，认为人性自利(甚至自私)、并从人性自利出发来研究问题的不乏其例，实际上，这是片面承袭亚当·斯密的理论所造成的。正如亚当·斯密所言，每一个人都是自利的，但是整个社会却可以实现和谐共赢。其典型的标志性模型是囚徒困境博弈论。实际上，囚徒困境博弈论只是一种“神话”。其假定是在如下前提下进行的：一是信息不对称;二是竞争中的非合作性;三是“生人圈”的背景。[11]

然而，深究起来，囚徒困境博弈论中关于经济人假设主要的理论缺陷在于：其一，从人性论上说，主张人性自私论，实际上是一种简化主义的人性观。实际上，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60“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3]不难看出，个人具有社会性，与社会尽管存在区别，彼此却处于统一体中，因而必然具有人性、利他性。与此同时，个人也具有动物性，当不能理解为道德意义上自私性，而是人的“物质性”。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14]从市民社会的现实情况来看，人并非完全孤立、一味自利，尽管“人际关系的原子化导致了人对人的侵略、粗暴行为、难以置信的冷漠”[3]130。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将人性奠立在生活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的“现实的人”的基础之上，承认其丰富性、多面性、差异性，将人性首先看做实践的人、生活的人、现实的人、社会的人的人性。人性由历史决定，但是人性也有历史继承性，由此人性也具有复杂性，社会关系性和历史继承性决定了人性的复杂性。正如著名哲学家卡西尔说道：“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 。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9]87可见，人性是丰富的，人的价值是多元的。道德在所有社会领域的现实在场的事实，意味着了自私自利之心不可能是唯一的“天地良心”，恰恰相反，道德总是以某种利他主义为主要特征而显现的。⑦

其二，从方法论上说，将市民社会彰显的自利性永恒化这种方法论实质上是一种信誉不佳的经验论和形而上学，“至多也只能做到‘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12]60其方法论的根子上偏失在于，没有以历史辩证法视域审视“现实的个人”，不懂得个人的社会历史性和发展性，不懂得人的存在的社会历史前提的变化性，试图把“市民社会的个人”作为适应于人类社会所有阶段的“一般人”或者“永恒不变人”来理解，因而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相去甚远。对于哈耶克的方法论哲学或曰哲学方法论，冯克利曾经做过一个精准到位的研判，认为哈耶克的“他们作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并非一种救赎哲学，而是有着高度形式化的特点”[15]。囚徒困境博弈论的个人观必然使其陷入被“孤独的个人”。事实上，人不仅是个体的存在物，而且是类存在物，不仅是静态的存在物，而且是动态的存在物。“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16]从市民社会的发展趋势及其现实吁求来看，原子化的单质化的人都要要被超越的。可是，在单质化、原子化的哲学理念那里，“只有冷冷的钱在流动，只有孤独的我在徘徊”。因此，以社会性超越个体性，以互利性超越自利性，就是批判囚徒困境博弈论的内在逻辑必然得出的结论。

当然，无可否认，囚徒困境博弈论对于某些领域、某些情景的诠释是有解释力的。也有学者以囚徒困境博弈论来解释人们遵守道德的现象等。恰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如果不把不间断的东西割断，不使活生生的东西簡单化、粗糙化，不加以割碎，不使之僵化，那么我们就不能想象、表达、测量、描述运动。思维对运动的描述，总是粗糙化、僵化。不仅思维这样，而且感觉也是这样;不仅对运动是这样，而且对任何概念也都是这样。”[17]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否认和回避的一点是，囚徒困境博弈论并非无懈可击，并非完美无缺，并非具有自足的解释力，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崇拜，把囚徒困境博弈论抬到天上，否则，显然背离哲学批判反思的基本精神。基于此，有人认为“尽管囚徒困境博弈论有问题，但是抛弃它、另谋其他模型则更有问题”，并不能作为我们固守囚徒困境博弈论的合适理由。

正是在遭到理论围攻的背景下，囚徒困境博弈论理论早就开始了理论上的修正，以对围攻进行还击。所罗门曾经深刻地指出：“最近许多博弈论的自我修正的确减弱了我对它的反对所带来的影响。但是这避过不是幸运，对于博弈论隐喻来说，就像许多哲学中误导人的隐喻一样，它们需要的不是改进，而是全面的瓦解。……但是博弈论现在却成了伦理和经济的首选思索模式，这是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无论形式主义(它们的确很受关注)的悖论多么引人注目，如果认为解决了理论中不相关的技术问题就可以解决与之不相关的批判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18]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问题的解决。”[19]因此，面对囚徒困境博弈论，需要的不是修正，而是更新，张扬以互利主义为原则的经济道德人来解释市场经济中的行为逻辑，将竞合的观念引入市场经济之中，这样，囚徒困境博弈论神话必将破产。

总之，在经济学研究或者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多“似乎正确”的经济话语，实际是某种“意识形态话语”。这些意识形态话语对于现实起到遮蔽和掩盖的作用，对实践起到扰乱和迷惑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批判的本真命意在于，揭示经济话语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弄清理论的迷误，厘定实践的方向，从而开拓政治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新境界和经济伦理实践的新高度。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刨根究底式的意识形态批判，科学的经济话语才会自然彰显出来。

注释：

①许多思想家都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而非社会主义社会，这可能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评判标准有关。

②在弗兰克看来，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的生物，追寻生命的意义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动机。他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神经症。如果说弗洛伊德时代的神经症主要是性挫折引起的，那么今天的心理问题则主要来源于生存挫折和彻底的无意义感。请参阅维克多·弗兰克的《活出意义来·无意义生活之痛苦》一书(赵可式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卡尔·霍曼提出：“经济伦理学：道德有助于自利吗?”，载陆晓禾、金戴如主编的《经济伦理、公司治理与和谐社会》一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④正如伊格尔顿所言：“意识形态可以包括去教堂、投选票和让妇女优先出门这类行为;它还可以包括不仅我对君主政体的深深热爱这类自觉的偏爱，而且我的衣着方式和所驾驶的汽车的种类，即我对于他人和自己的深层的潜意识的概念。”(参见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学理论》一书，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页)在这种幽灵般泛化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语境中，人“‘自发地’或‘自然地’生活于意识形态之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说，“人天生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动物。”

⑤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出于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⑥参见张志丹的《论经济道德人》(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论企业的经济道德人本质》(曹孟勤、卢风主编的《环境哲学：理论与实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310页)。

⑦关于利他主义，它可分为绝对(无条件)利他主义和相对(有条件)利他主义，相较而言，后者更为普遍。威尔逊在《D.T.坎贝尔的〈论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及心理学与伦理传统之间的冲突〉》一文中指出，他赞同坎貝尔教授的观点，认为人和社会的利他主义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一是无条件利他主义，二是有条件利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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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

[17]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85.

[18]所罗门.伦理与卓越：商业中的合作与诚信[M].罗汉，黄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70.

[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3.

(责任编辑文格)

Ideological Criticism of Economic Ethics Discourse

ZHANG Zhi|dan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Key words：economic ethics; discourse; ideology; critique

作者：张志丹

第二篇：土地流转制度的经济伦理学解读

摘 要：为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出台允许农民进行土地承包权流转的政策。从经济伦理的角度解读，此举标志着政府处理“三农问题”伦理原则的重大转向，实现了从多予少取的补偿性公正原则到赋权放活的应得公正原则的转型。

关键词：土地流转；多予少取；补偿性公正；赋权放活；应得公正

30年前，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从农村开始；30年后，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农村改革再一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次会议通过的在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政策成为新一轮改革的核心和焦点。我认为这不仅仅代表一条新政策的出台，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经济政策和制度都隐含了一种伦理取向，土地流转政策的推出意味着政府处理涉农经济利益伦理原则的重大转向：从以往的补偿性公正原则到赋权放活的应得公正原则。

补偿性公正原则是经济伦理的基本价值之一。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认为,人们由于天赋的不同而带来的社会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现象，但社会可以通过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安排来补偿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从而实现公平。中国现代史上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业化进程都凝聚着中国农民的奉献和牺牲，他们的确是社会真正的弱势群体。建国伊始，为了尽快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基本的国家工业体系，我们搞了第一次工业化，但由于国家经济实力和经济丰裕程度的有限性，我们采取了城乡分而治之的抑农政策——城乡二元体制。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先市民后农民，以城市为中心，把农村和农民仅仅作为社会发展的外围与补给线；同时，农村的主要经济资源控制在国家手中，国家为积累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持久的压低农副产品价格的政策，使之成为工业化所需资金积累的基本来源。据统计，在1952-1992年的40年间，农业因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成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12580亿元的巨额积累资金，扣除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和财政从农业部门的收入差额，广大农民在自己生活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为国家提供了10636亿元的积累资金。［1］正是由于农民的奉献和牺牲支持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保证了我国工业体系建设的完备。改革开放以后,以农村改革为先声，我们又开启了第二波工业化进程。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农民,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但和城市人口相比，他们的“相对”受益还是很小，而且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市对劳动力、土地的需求不断高涨，致使农民工涌现、打工潮兴起，大量农村青壮劳力进城务工，遗留在农村的承包地或是被贱卖和不当征用，或是被抛荒。而被贱卖和不当征用的土地交易利润却往往被农村基层政府所截流，农民又一次成为工业化大潮中的利益受损方。

如何破解困扰中国发展已久的“三农”难题一直是党中央关注的大事。因此，在制度安排上很自然地采用补偿性公正原则，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政策倾斜“三农”，实行补贴和优惠。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回答记者有关“三农”问题的提问时，说了这样两段话：一是“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二是“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温家宝总理借助舒尔茨有关“穷人的经济学”原理所讲的这番话表明，政府对农民的贫困是抱有深切的道德关怀的，而且还千方百计最大限度地帮助农民脱贫。据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的指导农村改革的重要文件约79个，其中，有10个文件作为中央“1号文件”颁发，而这10个中央“1号文件”都贯穿着同一个主题：对于“三农”要多予少取。1982年和1983年，两个中央“1号文件”旨在解放农业生产力，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农民生产自主权。1984年，第三个中央“1号文件”强调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至15年以上，同时，大幅度提高粮食和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1985年，第四个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规定，取消30年来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1986年，面对整个国家物价波动较大、农业生产出现滑坡的不利形势，中央出台第五个“1号文件”，提出力保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稳定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九十年代以来，为了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1996年，中央颁布《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提出努力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1997年，从政策上承诺土地承包期15年到期后，继续延长30年保持不变。2000年以后的五个涉农中央“1号文件”更是加大了支农、惠农力度，在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上认识“三农”问题在整个改革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2003年，第六个中央“1号文件”和2004年的第七个中央“1号文件”都提出对种粮农民实行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促进农民增加收入。2005年第八个和2006年第九个中央“1号文件”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定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扭转长期以来农民负担过重的局面，推进城乡户籍、就业、财税、金融、社保等方面的改革，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加快形成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尽快构建起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随即，政府宣布全面取消农业税，标志着我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古老税种退出了历史舞台。2007年12月，第十个中央“1号文件”发布，强调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关注农村民生，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农村扶贫力度。

政府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政策背后所折射出来的多予少取的补偿性公正伦理原则本无可厚非，但落实在中国农村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悖论：一方面，政府对农民政策倾斜和补偿的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2008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4年的1∶1.81扩大到1999年的1∶2.6，再扩大到2007年的1∶3.3，人均收入差距绝对额则从5300元扩大到9600元。究其原因，多予少取只是从外部给予补偿和支援，况且还不能保证这种补偿和支援的足够度和持久性。好比救治病人，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变输血为造血，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就要在多予少取之外找寻新的路径：放活。放活就是确认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给其所应得,用经济伦理的语言表达就是应得公正原则。

应得公正是经济伦理的重要原则。英国哲学家米尔恩认为：“公正如果表现为‘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这种基本的形式，那么它在任何社会共同体中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道德原则。它要求每一个成员依其成员的身份，给予伙伴成员们应得的东西，并从他们那里获得他应得的东西”。而且，“不论一个社会共同体特定的文化和价值如何，有一种东西是每个成员都应该得到和给与的，这就是公平对待”［2］。美国政治学家德沃金认为，公正就是任何人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对待,社会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剥夺一部分人的应得权利和利益的基础上，“经济功利主义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把贫穷当作效益的手段而使之永存”［3］5。“分配应使任何一个种族或人种集团并不比其他集团更差。”［3］27可见，“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是确保社会公正的必要原则。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表面上看是出台又一项惠农政策，但实质上是拓宽了农民对土地的权利范围，赋予广大农民本应得到的更全面、更切实的土地处置权，从而让农民拥有搞活经济的基本条件，让他们真正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

土地流转政策的推出标志着政策导向从多予少取的补偿到赋权搞活的转型，这是历史的跨越。其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只有农民得到了包括土地流转交易权在内的完全的土地自主权，才能切实保证自身的权益。很多年里，政府的补偿性政策收效不大，农民的贫困没有根本改观，就在于农民并没有真正享有对自身赖以生存的，也是惟一的资本——土地的自主处置权。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保持土地集体性质不变的情况下，允许农民拥有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这种两权分离极大地激发了农村的活力，为当时农村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但只拥有使用权和经营权并不是完整的土地支配权，土地支配权中和农民权益收入最直接相关的交易权、流转权实质上却被农村基层政府僭越了。地方政权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征用农民的土地并占有了大部分的本该属于农民的交易利润，农民在土地方面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而且，这方面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既造成农民和地方政权之间的高度紧张，影响社会稳定；又诱发了官员和资本在土地问题上的严重腐败。只有赋权给农民，才能真正盘活农民手中的土地资本，使农民获利。比如：让农村建设用地上市流转；农民以地为股，经集体转让获稳定租赁收益；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将农业用地集中到龙头企业和种植养殖大户手中，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针对农业用地改为城市用地的情况，采取对征地动迁农民采取现金补偿+股份补偿的方式；集中配置宅基地等非农用地资源，把更多的非农用地释放出来进行交易获利；对离开农村去城镇务工或经商的农民可以通过转让土地获得补偿，等等。土地流转或者资本化显然可以是农民收入的一个很大来源，反之，如果土地不能资本化，地方政府实际上一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掠夺农民的土地，损害农民的权益。

第二，土地流转制度的实施有可能为农村的下一步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通过赋予农民土地流转权，农民的主体地位更全面地得到确认，可以预测，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势必会被激发出致富奔小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像当年创新承包制和乡镇企业模式那样，摸索出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有效路径。同时，赋予农民土地的流转权，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家庭承包责任制与土地规模经营之间固有的悖论，从而实现农村本身生产方式的转型。我们知道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显著特点就是土地分割到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显而易见，这种细碎化的小农经济结构无法获得规模效率与范围经济，也无法从农业内部发展出专业化与分工体系，而通过流转形成的合作经济和规模经济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第三，土地流转制度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那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依靠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是说，只有当工业化和城市化有能力吸收大部分农业人口的时候，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才有希望，实行土地流转显然是符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的。长期以来，我们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有着错误的浪漫化倾向，试图通过补偿式的大量投入和政策倾斜把农民和土地永久地绑在一起，使得农民和农村永久化，甚至认为保持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优势”。实践证明，此路既不道德也不奏效。“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依靠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出去，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专家论证，随着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流通权问题得到解决，一方面城市的资本、知识、人力等资源可以向农村流动；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农民也可以离开农村，转变为城市人口。这种双向互动的结果是把城市的知识、资源、文明带入农村，也把农村充足的劳动力输往城市，实现真正的互补双赢和城乡的同步有机发展，从而最终破除阻碍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城乡二元体制。

参考文献：

［1］罗建文.农民待遇与制度道德问题［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2］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58.

［3］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戴群英

作者：薛　葵

第三篇：循环经济伦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范式

摘 要：循环经济是自工业化以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对传统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场革命。它建立在“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内容的“3R”原则基础上，其运行包括小循环、中循环、大循环三个层次，构建了经济——生态——社会诸关系和谐发展的链条，催生了诸多新的伦理关系与道德诉求。循环经济深蕴的整体性价值原则、可持续发展价值原则以及新的生产伦理与消费伦理理论，构架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范式。

关键词：循环经济；伦理关系；道德诉求；价值原则

历史上，经济增长方式呈现出一个不断进步的嬗变进程，这是人类对经济发展与环境、经济与社会、经济与自身之间诸种关系深化认识、自觉选择的结晶。发展循环经济，摒弃单一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共识。毫无疑义，循环经济昭示并必将催生一种崭新的经济伦理观。本文从循环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演进史上的一场革命，循环经济催生新的伦理关系与道德诉求，循环经济伦理深蕴的价值原则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循环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演进史上的一场革命

循环经济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针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提出的。循环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他分析了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人类经济发展模式有必要从单向线性经济转移到循环经济上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人们开始深入探索这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可见，选择循环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是为了缓解发展经济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稀缺的矛盾与冲突问题。

循环经济建立在“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内容的“3R”原则基础上。减量化原则(Reduce)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物质量；再利用原则(Reuse)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延长物品在消费和生产中的时间强度；再循环原则（也称资源化原则）(Recycle)是输出端方法，通过把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以减少最终处理量。“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核心内容，循环经济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使资源能够得到合理的循环使用，从而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传统线性经济相比，循环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史上的一场革命。

首先，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地球和谐的经济发展方式。传统线性经济的发展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过程。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数量的增长，环境自身净化能力的削弱，导致环境问题日益加重，资源短缺的危机更加突出。传统线性经济正是通过把资源变成垃圾的过程，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来实现经济的粗放型增长。与此不同，循环经济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采用“自然资源——产品和服务——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把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这一学说揭示，经济不是人类活动的全部，而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

其次，循环经济追求的是内涵型、科技型、节约型和清洁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传统线性经济是追求数量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开发与节约的关系上，重开发轻节约，单一追求国民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增长；在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上，重速度轻效益；在发展的外延与内涵关系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提高。“三高一低”（高开采、高利用、高排放、低效益）的增长方式就是如此。在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上，传统线性经济是一种对环境不友好的经济增长方式。循环经济追求的是内涵型、科技型、节约型和清洁型的发展，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有利于推动污染预防和生产全过程控制，是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可能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最后，循环经济采用的是绿色核算体系（绿色GDP等）和评价指标。在对经济的核算与评价上，传统线性经济采用的是单一的经济指标（GDP、GNP、人均消费等），其GDP核算体系难以客观地反映出循环经济伦理的价值原则、生产与消费道德准则，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2011年5月20日，《中国青年报》以“GDP巨人血铅超标”为题，报道了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发生了332人血铅超标的污染事件。根源是当地政府为GDP增长大量上马高污染企业，且对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不闻不问。此次惹祸的浙江海久电池股份有限公司年产值4.5亿元，职工1000人。据当地媒体报道，这家企业是德清县规模最大的企业，并于2010年通过上市前的环保核查。除德清县外，2011年以来，经媒体披露的血铅超标事件还有安徽怀宁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和浙江台州血铅超标事件。2010年，全国也发生了6起影响较大的血铅超标事件，这些血铅超标事件大多与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的污染密切相关。传统线性经济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身心伤害一再说明，这种以牺牲环境、危害人民健康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循环经济采用的是绿色核算体系（绿色GDP等）。所谓绿色GDP，是指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其计算结果可称之为“绿色GDP”。绿色GDP核算可以促进资源的重复、合理利用，实现产业组合的最优化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同时，绿色GDP核算还会鼓励消费者进行绿色消费，促进工业的绿色生产。

概言之，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倡导经济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经济与社会相协调，以缓解自然资本对经济增长与人类福利发展的约束性作用，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者之间互相支持的良性发展关系。因此，循环经济为工业化以来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发展范式，它有可能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发展与资源、环境、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冲突，既符合自然规律又符合经济规律。

二、循环经济催生新的伦理关系与道德诉求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方式，其运行结构有三大层次，层次之间是环环相扣的产业链条，由此形成经济运行的有机整体，并形成与传统线性经济不同的新的伦理关系与道德诉求。

循环经济的运行结构包括三个层次的循环。企业内部的小循环、生产企业之间的区域中循环和社会经济层的大循环，三个运行层次既重构了产业关系，也重建了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新的伦理关系。

循环经济图示

第一，企业内部的小循环。在企业内部，要求从清洁生产、绿色管理和“零消耗”、“零污染”抓起，实施“物料闭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使一种产品产生的废物成为另一个产品形成的原料，根据不同的对象建立水循环、原材料多层利用和循环使用、节能和能源的重复利用、“三废”的控制与综合利用等良性循环系统。清洁生产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和创造性的思想，它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基础。

第二，区域层次上生产企业之间的中循环。在区域层次上，循环经济主要表现为共生企业或产业间的生态工业网络，即区域生态工业园内企业间废弃物的相互交换。生态工业园区是生态工业和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它通过工业园区内物流和能源的正确设计，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形成企业间的共生网络，一个企业的废物成为另一个企业的原材料，企业间能量及水等资源梯级使用，具有明显集约利用资源和能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特征。以河南商电铝业集团的“铝—电—热—化”生态链为例，它是把循环经济原理同工业生态学原理相结合的新型工业组织形态。它以热电厂为中心，辅以铝厂、化肥厂和水泥厂等相关行业，通过产业链的循环和流动，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内使上一个环节的二次能源成为下一个环节的一次能源，实现了物质能量利用最大化和废物排放最小化，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封闭的能量循环链和环保产业链，既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又减少了环境污染，体现了循环经济效益。

“铝—电—热—化”生态流程图

第三，社会经济层的大循环。指全国性的若干大的生态循环体系，如治理“三河”、“三湖”、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治沙治碱工程、优化能源结构工程以及发展生态农业等。还如我国的天津、山西等地，作为全国循环经济的示范区建设。以“资源——产品——资源再生利用”为核心的产业循环链，是实现资源的社会“大循环”的重要保证。循环经济在社会层次的大循环体系主要由政府主导。

可见，循环经济模式下的三个层次，实际上是一个产业结构及其有机的循环运行系统，并促成企业集聚，由此形成了一个企业与社会的联合体。在联合体内，结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经济利益关系链条、道德关系纽带，与此相适应，循环经济伦理具有了诸多新的道德诉求。

第一，清洁生产、减少排污、节约资源。循环经济所要求的清洁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生态化、绿色化的生产全过程污染控制模式，它将整体预防的环境战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产品和服务中，以增加生态效率和减少人类及环境的风险。清洁生产体现的是“预防为主”的方针，要求企业从产生污染的源头抓起，以推行清洁生产、减少排污为责任，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选用、改革和优化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物料循环和废弃物利用等多个环节入手，在生产的工艺技术和管理中，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力争用最少的资源产出最大的经济效益。通过加强管理和技术创新，积极采取无害或低害的新工艺和技术，有效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实现少投入、高产出、低污染，把影响环境的污染物尽可能消灭在生产过程之中，达到“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目的。在企业内部，要优先考虑“减量化”原则。总之，要根据生态效率的理念，推行清洁生产，使所有的资源、能源都得到有效的利用，最终达到污染无害排放或零排放目标的经济运行模式。

第二，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相统一。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自然环境对人类废弃物的吸纳、净化也是有限的，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循环经济旨在追求发展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以人类发展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重，以最小的环境成本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人类基本生活资料的供养以及建设所需的一切原材料，无不源自大自然的恩赐。对企业来说，环保责任，是其最主要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尤其对于我国这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化发展加速、人均资源占有不足、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根本性扭转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三，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兼顾。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现象多有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企业的短期行为所致。一些企业为追逐利润最大化，对社会和企业资源透支式利用，不惜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在发展模式上重短期产出轻长期投入，不仅危害当代人的利益，还过度消耗了后代人的生存资源。短期行为给社会带来诸多危害：一是对资源的过度开采使用及对环境的污染所导致的“资源瓶颈”和基础资源的稀缺；二是由于基础资源的稀缺所导致的社会发展的宏观和微观相脱节。为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必将给社会自然资源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制约优化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种损害长远发展和全社会利益的价值取向是不可取的。对于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微观主体——企业来说，要正确处理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坚持兼顾原则，坚持以环境保护为重、共同利益高于单个企业和个人利益、社会价值高于企业利润的观念作为核心理念，以此来实现共同发展，决不能再搞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企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共存共荣、互利共赢。生态工业园区是循环经济的重要载体，由此形成循环经济的中循环层次。园区内的企业之间进行原材料、能源、信息、技术、人员或资本交换，并通过包括这些资源要素在内的环境与资源方面的管理与合作，来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双赢。传统线形经济只强调企业之间存在某种交换关系，而不考虑交换关系的具体内容，这是生态园区与传统经济的重大区别。如上图的生态链中，有以热电厂为中心的电力行业，同时还辅以铝厂、化肥厂和水泥厂等相关行业。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处于循环经济产业链条上或生态园区中的相同行业企业与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经济发展已形成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利益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处理好共同体内同行业之间及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互相合作和支持，在对产业链上别的企业负责的同时，也给自身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构建一个良性发展的生态平台，实现共存共荣，互利共赢。

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催生了一些新的伦理关系，提出了诸多与传统线性经济不同的伦理理念与道德要求，这一方面要求生态圈内或生态区域内的企业之间必须形成相互认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对企业与公民提出了许多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行为道德准则需要共同遵守。

三、循环经济深蕴的价值原则

循环经济与传统线性经济不同，它深刻蕴藏着的内在伦理精神是整体性价值原则、可持续价值原则。具体体现在对资源、对环境、对生产、对消费、对利益、对公正等全新的认识和应报的伦理态度，表现出人类在生态约束面前的主动精神和对人类未来的责任意识。循环经济的价值原则，是缓解经济与环境、经济与社会紧张关系，从而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各方协调共存的伦理精神。

循环经济伦理的整体性价值原则，是基于世界普遍联系的学说与对经济的新认知。恩格斯说，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世界是一个由无数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所构成的相互联系的总体，其中每个事物和过程都是这个总体中的一个有机成分或环节。这就使得从个别事物到复杂体系，从非生命界到生命界，到社会，再到无限的宇宙，形成一个由无穷无尽的层次、中间环节的相互连结交织而成的普遍联系之网，而其中每一个别事物的存在、运动和变化又都是普遍联系的具体体现。因此，任何具体事物的发展，都要考虑其联系的相关方面，否则，只能是畸形的发展，而畸形发展则必然是短命的。循环经济这一发展方式，内蕴的、客观的、核心的要求就是考虑经济活动对与之相互关联的环境、资源、社会的结构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循环经济伦理便具有了“普遍伦理”的价值。

具体而言，循环经济伦理的整体性价值原则，是把经济视作全球大系统中的一个开放的子系统，它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与环境、与生态、与社会以及人类整个大系统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经济发展必须与系统整体协调发展。如前所述，循环经济是基于人类对当代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而提出的，目的是如何在资源少消耗、环境不恶化甚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当代人类必须摒弃仅仅关注经济效率与增长速度的单向度发展观，更加关注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更加重视生态环境的价值和人类自身的价值。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R•布朗认为：“从破坏生态的经济转入持续发展的经济，有赖于我们经济思想的哥白尼式改变，认识经济是地球生态经济的一部分，只有调整经济使之与生态系统相适应才能持续发展。”①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于1996年在他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中认为，现存经济的“主导模式完全排除了生态成本”②，造成市场不能反映生态学的真理。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发表了一篇题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文章，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学”概念。这种理论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从整体上去研究生态系统和生产力系统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作用，研究生态和经济的结合，揭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本质联系和规律，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节约利用一切可用资源。

在传统线性经济运行的各要素中，生态环境要素是作为一种没有限制和约束的可利用资源来使用的，这也是导致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破坏生态环境的理论原因所在。整体价值原则不仅弥补了先前人类对环境、对自然资源价值的认知缺乏，而且突破了生态伦理与经济伦理的严格界限，它要求经济发展必须尊重生态学规律。从空间维度来看，整体价值原则还表明，资源与环境问题已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全球性话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相对于整体价值观要求来说，都是局部，因而必须要有全球视野，正确认识和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遵守国际公约，承担道德义务，担负全球责任。由此可见，整体价值原则彰显了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类自身和谐发展的内在伦理精神，倡导的是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人类自身价值相统一的新的系统整体伦理观。

循环经济伦理的可持续价值原则，也是这一经济发展方式自身内蕴的。整体性价值原则与可持续价值原则两大原则，从空间与时间两个不同维度反映了循环经济的内在伦理精神。前者体现的是事物的联系本性，后者体现的是事物的发展本质。那么，什么是发展？人类需要什么样的发展？

循环经济内蕴的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当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的国家，无一不在关注着发展问题。那么，什么是发展？如何发展？就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而言，可持续发展是其目的。其要义是通过清洁生产、减少排污、节约资源实现经济增长，实现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社会的可持续性与经济的可持续性的发展目标。传统线性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基于追求GDP的经济增长方式，它具有明显的伦理缺陷，如忽视对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的考量、忽视对经济“外部性”的内部消解、忽视人的发展需求与社会的福祉的全面考虑，这些缺陷导致这一经济增长模式很难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莱斯特•R•布朗2002年在中国出版的《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中提出，必须“将一种以市场力量为导向的经济转变为一种以生态法则为导向的经济”③。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这种转变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在书中引用开发挪威和北海油田的埃索公司前副总裁厄于斯泰因•达勒的看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央计划经济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经济学的真理，自由市场经济则可能崩溃于不让价格表达生态学的真理。”④循环经济基于生态经济学原理，要求对资源、对环境、对健康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在选择经济增长方式上，人类在严峻的资源紧缺、环境污染面前，其认识在不断深化。1990年，国际上达成共识，可持续人类发展才是发展的完整涵义，人类必须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可持续价值原则以人为中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人类延续不断的发展。

可持续价值原则，体现在对生产、消费、自然等不同方面的新的伦理态度和要求。循环经济内蕴的可持续价值原则，需要全方位全过程的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

第一，要确立新的生产伦理准则。可持续发展价值原则要求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企业，必须抛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型的传统生产模式，选择具有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在一定区域内将这些企业或部门联结起来，构建产业链条，建立生态园区，形成产业共生组合和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共生关系。与这种要求相一致，企业必须遵守清洁生产、减少排污、节约资源的生产道德准则，把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坚持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兼顾，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节约、循环使用自然资源，以此来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第二，要树立新的消费道德观。循环经济的可持续性价值原则，在如何消费、应当树立什么样的消费观问题上，与传统线性经济根本不同。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那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他在开始生产以前和生产期间都一样。”⑤历史上，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其消费道德也存在明显差异。在传统线性经济模式下，追求的就是“拼命生产、拼命消费”，也即被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经济”；循环经济发展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主张提高资源的再循环再利用率，因此被称之为“从摇篮到摇篮的经济”；体现在消费环节，前者是一种不可持续消费模式，后者则是一种可持续消费模式，两种消费模式在其伦理向度及其道德诉求上呈现出根本差异。循环经济发展方式要求企业与社会成员的消费行为应遵循适度消费与绿色消费等道德准则，并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选择一种与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绿色生活方式，确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新观念。循环经济的消费观内蕴着可持续的价值理念，体现了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道德价值三者的内在统一性，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当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应自觉选择的一种经济伦理观。循环经济的消费伦理观是基于生态伦理理论和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而形成的，应该说，循环经济的消费伦理观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先进的伦理观念。

第三，要形成一种全新的自然伦理观。循环经济建立于生态学原理和自然规律基础之上，是一种与地球和谐进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运行模式不能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将自然环境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必须维持好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发展循环经济，要求通过科学技术的提高，不仅考量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还必须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功能，使之成为符合人类社会整体价值需要的、有益于人类整体生态环境、有益于人类利益与自然权利的平衡、有益于当代人与后代人的资源权益的公正等。这就是循环经济内蕴的可持续价值原则对待自然的伦理态度。

循环经济中的可持续发展价值原则，把能否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判断善与恶的标准，主张把利益的获得建立在人类的生存延续、人类的长远的共同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拒绝经济第一主义，反对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由此可见，是否内蕴可持续价值原则，是循环经济伦理范式与传统线性经济伦理观的区别所在。

循环经济伦理范式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伦理理论，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整体性价值原则、可持续发展价值原则，包含有环境伦理与生态伦理思想，又包括了新的生产伦理与消费伦理等，它揭示的是经济、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内在伦理精神，反映的是经济、自然与社会应是共生共荣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体现的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从而把人类的经济需求与生态规律内在的统一起来，把满足当代人的暂时需求与虑及后代人的长远利益统一起来，把人类与自然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一伦理范式，依据经济、生态、人类自身三大发展规律，融生态学、经济学、环境学、伦理学等诸多学科思想为一体，把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环境）、道德价值有机统一起来，因而，我们不能囿于在经济范畴的意义上去理解它，而应该从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循环经济伦理这一新的伦理范式的意义，把它作为一种协调经济与环境、经济与资源、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新的经济发展伦理观，并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并努力探索其实现机制，以期更好地引导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势。

注释

①［美］R•布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②［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7页。

③④［美］R•布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88、2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1页。

参考文献

［1］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M］.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卢风.应用伦理——现代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3］吴季松.新循环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诸大建.中国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思 齐

作者：乔法容 周林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