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动人口的农村经济论文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确立了基础教育的发展战略，体现了进入新世纪基础教育新的发展观：在坚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基础教育优先发展和“普九”扫盲“重中之重”不动摇的同时，突出体现了“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思想。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关于流动人口的农村经济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关于流动人口的农村经济论文 篇1：

近３０年来皖中村落宗族的复兴与衍变

[摘要]农村宗族自20世纪70年代末复兴以来，发展衍变迄今已近30年。学界关于农村宗族复兴原因的研究也日趋增多。从30年来皖中地区的一个山区村落——牌坊村的宗族发展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宗族复兴与衍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为传统宗族功能的短暂复归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为宗族观念、行为及组织的变革时期。从两个阶段呈现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出，宗族的负面影响是暂时的现象，并且随着新的宗族组合形式——网络宗族的出现，宗族在现代化大潮中不会最终消解。

[关键词]农村社会　宗族　网络宗族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宗族在我国很多地区大面积复兴，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目前学界基本上都是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来研究宗族复兴现象的，并对复兴原因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即国家基层权力的收缩以及宗族意识的长期影响是其得以复兴的两个因素。争议最大的是关于宗族活动的影响和发展趋向问题，学界大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历史学、人类学学者基本上肯定宗族组织的存在价值及其社会功能，对宗族的发展趋势也持乐观态度。社会学、政治学学者大多否定宗族组织的存在价值和社会功能，认为宗族将呈现消解态势。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转移，农村社会变迁日益加速，然而在此背景下分阶段考察宗族复兴与演变的文章尚不多见。故此，本文以皖中舒城县山七镇牌坊村为考察对象，根据该村八个散居宗族重修的十种宗谱，并结合田野采访所得的口述资料，对该村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宗族发展演变的阶段、特点、原因以及网络宗族组织的功能等问题进行研究。

牌坊村地处舒城县西南54公里处，属大别山区边缘丘陵地带。全村有水田625亩，旱地188亩，山多田少，土地资源相对紧张。全村共425户、1846人，分12个村民组，分别是草院、高摆、单祠、三院、储庄、张畈、院塘、万弯、胜利、东边、中庄、前进。该村属于杂性村落，主要由张(两支)、施、储、汪(两支)、刘5个大姓组成，这些宗族基本都是元末明初从江西和徽州迁徙过来的。其他小姓有韩、阮、夏、彭、朱、吴、万等，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因修建龙河口水库，从30公里外的梅河镇迁居而来。牌坊村的传统宗族观念浓厚，但现存宗族基本为散居宗族，‘累世共居的大型宗族很少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皖中地区的祠堂、族田、族产、族学等传统宗族的实体性组织和经济基础都已经基本消失，主要活动表现为从早期短暂的功能性活动逐渐转移到后期的诸如重修族谱、重修族坟和祭祀祖先等文化性活动。综合笔者田野调查收集的资料来看，该村宗族活动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以后。

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传统宗族功能的短暂复归

同我国其他许多村庄一样，在牌坊村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宗族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权加速向基层渗透，宗族势力一度受到打压，宗族功能丧失殆尽，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传统宗族功能出现了短暂复归。

首先从心理上看，各姓在该阶段普遍存在着重新收揽宗族的迫切愿望，并初步开始试探性活动。以本文所选村落的八个大宗族为例，在这一阶段重修族谱的已超过半数以上(见表1)。可见宗族观念早已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前阶段的革命外力并不能将其完全改变，只是使宗族活动呈现一定的隐蔽性的特点。

其次从行为方式上看，传统宗族功能性再度加强，族员一般性的生活、生产诉求全面转向宗族组织。传统宗族组织的血缘性、农耕性、封闭性、保守性、礼俗性和等级性，尤其是相当程度脱离法理之外的破坏性大量凸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宗族械斗和其他破坏性活动的大量发生，据笔者调查，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以前牌坊村出现的大型宗族械斗活动至少有三次。其一，宗族抗拒国家法律、干扰基层执法的事件。牌坊村中庄村民组施某，在80年代早期因盗窃木材，被基层执法人员关押审讯。后私自逃跑，追缉途中不幸溺水死亡。其家族联合向政府施加压力，由本家牵头发动族人募捐大量资金与政府交涉，严重影响了基层行政和执法工作。其二，宗族间为保护族人而进行的械斗。如施氏宗族和张氏宗族间的冲突。张某是牌坊村草院村民组人，为乡村裁缝。80年代早期招徒授业，因农村裁缝大部分以年轻女性为主，张某一直名声不好。外界盛传其与女徒弟之间关系暧昧，且张某对其妻施氏十分不好，经常拳脚相加，后其妻自杀身亡。施氏是当地一大族，其妻娘家发动族人到张氏家中大肆闹丧，并提出各种羞辱性的要求。如要求张某及其父母为施氏披麻戴孝，对施氏宗族男女老少行磕头礼，提供所有闹丧者饭菜伙食，吃喝后又大肆打砸。此后两族多年不再来往。其三，为争夺资源而进行的宗族械斗。如许氏家族和施氏家族为争地界进行的械斗。70年代末，村里曾经许诺给许氏三兄弟房屋一栋，地基在中庄村民组施氏家族的地界。后许氏家族多年定居于此，80年代末许氏家族在原地基上翻新房屋时，遭到当地施氏族人的强烈反对，造成两族械斗。这也是该村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械斗事件。据目击者称，两族数百人参与械斗，双方宗族的妇女儿童都参与进来，甚至将采访记者的摄像机砸坏，并重伤数人。值得注意的是施氏是该村最大的宗族，村里权力核心人物——村支书就出自该姓，该村支书的妻子是许氏三兄弟的姑母，因此在70年代末许诺给许氏兄弟地基，翻新房屋的时候老人已经退休，站在族人的一边，默许族人和许氏兄弟械斗。

该村落这一时期的宗族功能性行为还表现在分家活动中对族老的依赖、传统生育观念的延续以及大量传统礼俗仪式的存在。以分家活动为例，该阶段正是70年代前出生的一代人逐渐成为新的家庭经济主体的时期，这一代以多子家庭为主。据县志记载：舒城县1982年各年龄段人口所占比例中，15～19岁的人口总数是130119人，在所有年龄段中人数最多，而该年的全国户均规模则为4.41人。我国农村地区的比例要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因此到80年代中后期，分家析产活动在农村较普遍。皖中地区的分家活动都是由族老主持(俗称“老公亲”)。“老公亲”将要分家的家户财产进行清点登记，然后大家讨论，以保证将财产公正平均地分配给其男性后代。一经族老裁决将永远不得违背。分家析产对该时期的宗族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两个：一是保证了宗族绵延和分化功能，使宗族分支不断增多，房头日益分化。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宗族有可能建立新的支祠而变得十分庞大。二是使得族老的权力保留下来，宗族仲裁功能一度发挥作用。从礼俗仪式的保留情况来看，“坐位子的习惯颇有讲究，长者和年纪大的人坐上沿，贵客、稀客坐一座(左)、二席(右)，晚辈、年轻人和主人坐下沿，儿童一般不上桌入座，以桌缝定席位，以中堂(划)分上下沿。”仪式的保留则体现了农村宗族礼俗性功能基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此外，在大型事务的管理和运作上也仍依靠宗族的

力量来完成。

总之，这一阶段农村宗族的基质基本上没有改变，在王沪宁所归纳的村落宗族的血缘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农耕性、自给性、封闭性和稳定性等八大特点中，只有等级性受到改革的冲击，稍稍有所改变。这一阶段处于革命影响尚未结束而改革开放的影响又较小的时期。虽然农村的改革红红火火，但作为宗族组织和活动载体的个人依然维持和延续着传统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宗族意识，并在归属感上出现了全面回归传统宗族组织的倾向。因此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一些大规模的宗族械斗事件，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关注，学界的讨论也相当热烈，其实这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宗族观念、行为及组织的变革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皖中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乡镇企业也开始出现。乡村社会变迁日趋加速，农村宗族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前一个阶段的全面变革态势。

(一)宗族观念的变革

首先，宗族观念的代际分化严重。中老年群体对宗族活动仍然十分热衷，年轻一代兴趣明显下降。如永思堂汪氏1998年续修宗谱序指出：“特别是近年来少数青壮年弟子品德欠修，不思祖与父母含哺果腹襁褓提携之亲情，更不知奉养与反哺之恩义，且有举手犯上的恶劣行为，对尊祖敬宗藏谱敬谱之应尽权利和义务抛之九霄云外”，永思堂汪氏1998年重修宗谱时正是民工潮的鼎盛期，青年人除在家乡上学的部分外，其余全部外出打工。这段文字中的“少数青壮年弟子品德欠修”等语应该是指经济发展和外出务工对宗族意识造成的冲击。以百忍堂张氏为例：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以前，年轻一代都要在每年的清明节这一天跟随族中老人步行四五十里的山路，进行祖坟墓祭活动。在此过程中老人会讲述家族源流、故事、具体坟址和尊祖敬宗的重要性。而今天，张氏第四代宗族成员大量外出，很少参与宗族活动，有的甚至在外买房落籍，基本不再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出于对长辈的尊敬和尚存的宗族意识，偶尔会出资支持修撰族谱和重修祖坟的活动，但不会亲自参与，更不会因土地争执等小矛盾而集体进行宗族械斗。当问及年轻一代为什么不参与宗族活动的时候，答案和钱杭等人的调查结果颇为相似，即赚钱才是最重要的，那些事情留给老人去做吧。当然这样的话一般不会在长辈面前说，否则会引起长辈的责骂。

其次，宗族观念的变革性更强。该阶段牌坊村八个主要宗族续民国老谱的有三个，续80年代新谱的有两个。以续修族谱中的凡例变化为例，概括来说出现了关注国家最新的政策、希望与现代社会相融合的趋势。如义礼堂韩氏宗谱2004年重修跋载：族谱虽于1986年续修，但当今社会正处变革转型之期，诸多事物均求接轨适应。经族中诸贤达商定，对我韩氏义礼公之谱进行再次续修，期以承前启后，培育新人，重在拾遗补阙，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诸如文字编排，按现行体制。改谱文为横排，以直系血统依次编写，一脉到底，查阅清晰。尊重人权，男女平等。改前谱统称氏、妣，本届主张一律同书姓名入谱。对有女缺男者，可将其女提行大书同等享受继承权益。又如永思堂汪氏1998年续修宗谱的凡例规定：废除前届谱牒所载公堂、山场、议约契据以及一切封建礼制与不合法的家规家法，旧风俗行将变革，火葬制度在行，对前届所载之坟图，本届不再刊登。本届只载死亡日期及葬地山向，不载坟图。对未载入上届谱中之生卒葬者，其年号1949年前书民国，1949年后书公元。本届自1949年后死亡者均以个人姓氏代替，不书公妣，本届丁男女学历以初中为限，不够初中文化不书入谱，男女职称1949年前录县团级以上，1949年后录乡排级以上，其他行业者均以工职录，凡对人民有功者受政府或社会团体表彰者，各房代表书面送执笔人处具录，本届谱中对懿行美德之人当应撰写赞词刊诸谱牒，所谓有善必彰，不可湮没。本届采取自觉自愿不免强不包办原则，希望族丁越多越好，对谱费筹集每人丁十元，特困户酌情减免，谱成前列表公开财务，以昭信守。再如敦睦堂汪氏1996年重修宗谱规定：根据当代计划生育国策，如若有女无子户，应由本人选一名女儿作子入谱，招婿为媳入谱收养的义女，本人无儿无女，又无亲侄承祧者，可以作为继承人人谱。

由上述情形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宗族组织开始了对新时代制度和文化的认可、迎合的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所续谱牒也可以洞见宗族组织已经从应变走向全面的自变。

(二)宗族功能性活动与文化性活动的变革

在这一阶段宗族械斗和干扰基层行政的事情很少发生，大型宗族间的械斗基本不存在。重修族谱和祖坟等文化性活动逐渐公开化，且十分注重仪式的排场和经济上的夸耀。目前该村落尚未出现重修祠堂的现象，但20里外的班姓等宗族有重修祠堂、定期聚会进行祖先祭祀的活动。同样不属于该村的俞姓宗族在2006年进行联宗修谱活动，并开始制订相关族规整合宗族，甚至明确规定以物质奖励的形式鼓励高考中“金榜题名”的宗族子弟。但总的来说，类似俞氏宗族的此类功能性活动极少。而相对来说，皖中宗族以敬宗收族为主要目的的文化性活动普遍出现，且规模增大。就牌坊村来说，以百忍堂张氏2006年续修宗谱为例，该族已经被改造成小学的祠堂旧址为聚会场所，召集族人进行组织、编纂和发谱活动。据当事人描述，各宗支领谱那天，每支自备车辆在祠堂旧址集中，光车辆就达到60多辆，跨县、跨省甚至海外的宗亲参加了这次活动，而1989年的修谱活动则几乎是在隐蔽状态下完成的。此外，各族在重修宗谱时都十分注重主笔人的身份，大都从山外聘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诸如大学教授、中学历史教师、地方名人等)进行指导。在祭祀祖先的活动中加入了文娱和经济性的内容，如南阳韩氏一支在邀约族人参加祭祖活动时写入“欢迎你们到岳西来旅游，来北山做客，北山顶峰有海拔千米的桃园寨，山下是万家灯火昼夜明，这里是革命根据地，也是应瑞公的发祥地，这里交通、通讯条件都比较好，请你们来考察，共享改革开放的新成果，商讨修谱事宜，传递致富信息”等内容。2000年以来，很多家族都有了固定的清明祭祖日，这一天每户派人参加外出祭祀，如遇联宗大祭，则跨县、甚至跨省进行祭祀活动。总之，这一阶段的宗族活动逐渐从相对较强的功能性活动转移到文化性活动上来。

(三)宗族组织形式的变革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的变迁，一个以知识、技术为手段来谋生的群体业已形成，这个群体认同宗族文化，希望利用自身的知识和技能重新塑造宗族文化，在这一动力的推动下，网络宗族组织诞生。

关于确切的宗亲网站数量尚无法统计，但在百度输入关键词“宗亲网”可以找到102000个结果，而Google则可以搜到53700个结果。可见网上宗亲联谊组织已经广泛建立起来。以婺源大畈汪氏宗亲网为例，该宗族2006年正式建立起汪氏宗亲网，其注册会员达到3270人，每天的发帖量均在150篇左右，最高日发帖达到589篇，主题贴总数到目前为止达到5879篇，帖子总数则达到33846篇。整个网站共分四大版块，基本结构如下图所示：

汪氏宗亲网的主要活动有：通过网络收揽、整合宗族组织，感召并加强各地宗亲进行联谊活动；搜集各地谱牒，通过虚拟和现实的联系重新整理汪氏宗谱，并试图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汪姓宗谱；进行文化活动，如汪氏家族2006年成立汪氏文化研究会，利用网络搜集资料，募集款项；开展经济活动，到目前为止，宗族的经济活动尚不频繁，但庞大的网络和资源势必有助宗亲经济的发展。

关于网络宗族活动主体的身份尚难以全面统计，但可以推测，这个群体在经济上更加充裕，时间上更闲暇，文化科技水平上更高，对宗族文化的认同感也相对较高。与传统宗族相似的是，宗族中的“精英”在该活动中成为主要力量，新的网络宗族组织的出现也印证了这一点。网络宗族组织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创立主体在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上都不是传统宗族成员可以相提并论的。其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深入、组织的不断细化和紧密、功能上的不断突破和强化、演变趋势上的快速化以及对于传统宗族组织转型和重构，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关于网络宗族的研究学界尚没有成果出现，但是网络宗族作为时代的产物，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修宗谱活动一样，已经是客观存在。

关于宗族发展趋向的问题，学界多年来存在消亡说。但是就目前来说宗族不但没有消解，反而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发展态势在全国很多地区出现。“在某种意义上，现阶段中国农村宗族的重建过程，应被视为传统宗族发展史上的一个‘后宗族’阶段(post—lineage，‘后宗族’并不是‘无宗族’，也不是‘非宗族’，它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传统宗族，但是在宗族的基本规定上又是整个宗族传统的最新延续)，或者称为转型宗族阶段”，这是钱杭等人对宗族发展趋向的预示。王沪宁虽然认为宗族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走向消亡，但他也承认，“乡村人口可以通过招工、贸易、考学、参军、提干等方式进入市镇，带着他们在乡村已经形成的心理格式和价值观念进入城市。这便是一个扩散的过程”，这说明了宗族文化的强大感染力。

综上所述，皖中农村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全面与现代社会接轨，而新因素的介入使得传统宗族的功能整合方式出现了全面的危机，从而开始对新的宗族整合形式进行探索。新的职业群体开始形成，现代意识开始增长，传统宗族的八大基质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宗族各种功能的丧失并不等于宗族正走向消亡，宗族组织呈现出功能上的弱化和文化活动上的强化实际上是宗族组织开始抛弃传统功能、全面探索新的文化和族化方式的表现。

当代宗族转型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传统宗族功能出现短暂复归。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宗族观念、行为及组织等又发生了一系列变革，这种变化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缕析如下：

(一)经济改革的深入与人口流动的加剧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经济改革的步伐开始启动，而皖中地区的凤阳则成为家庭承包经营的发祥地。牌坊村所在的舒城县在1982年全县实行了承包经营。1984年4月，全县人民公社、大队，分别在原建制、区域基础上，改为乡(镇)、村。从此，在农村地区，家庭再一次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体和生产组织的中心。农民的生产生活诉求全面转向传统宗族组织，宗族组织于是得以复兴。然而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与农村社会中教育的落后、法律意识的淡薄以及对于现代社会的不理解，使二者之间形成了“文化堕距”，这种“文化堕距”的机理在于社会文化的各部分是相互依存的，当各部分以不同的速度改变时，其中的某一部分可能因变得过快或过慢而脱离整体，以致造成混乱，物质文化比非物质文化变化快，风俗习惯和规则的变化滞后于科技的变化，因而人们比较容易接受新的工具而不是新的思想意识，造成了人们行为规范的真空状态。由此，牌坊村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出现了传统宗族活动的普遍复兴和乡村秩序失范的现象。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到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进入城市，城市生活给他们带来了现代社会的观念、知识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发生改变。以百忍堂张氏为例：从第四代开始，职业分化和新的打工群体形成，宗族新成员主要以非农经济活动为主。90年代初期，族中只有极少数人外出打工，但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其第四代成员除长子从宗族聚居地搬到十里以外的集镇经商以外，其余诸子全部外出打工。到2007年百忍堂张氏共有人口59人(已嫁出女性不算、加入外姓嫁人女性)，其中32人在外打工，占了总人口的54％。另有在读研究生1名、教师2名、经商1名，现在城市读书的高中生、小学生各1名，留居本村受教育的6名。另有15人在家务农，且基本上年龄较大，很少从事农业生产。平时的清明祭祖基本都由这些留守的男性来承担，其前景可想而知。“有研究者估计进城的民工1997年已突破1亿，并以年平均50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以此推算，可以窥见全国农村宗族的后备力量已经几乎全部转移到大城市。流动人口从乡村进入城市，带回大量的资金，使得农村家庭的经济来源和资源需求不再只依赖于农业经济。资源总量的上升和来源的变化自然使得人们不再依赖宗族的保护。另外，更重要的是城市生活给这个群体全新的生活状态，美国学者阿力克斯·英格尔斯很早就指出：工厂是现代化的学校。“人们普遍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和一般现代化具有最共同的、几乎不可避免的伴随现象，其中有两条是：尚老思想受到腐蚀，青年文化崛起。”工厂提升了人们的个人效能感、使他们更乐于接受新经验、尊重科学技术，认为必须严格安排时间以及对事先作计划采取积极的取向。这些都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他们要在现代体制的工厂中生存，首先必须具有这样的基本品质。那么，多年培养出来的新生活取向也势必加速他们对宗族等级性、礼俗性、血缘性等保守观念的冲击，加速了宗族转型的进程。

(二)计划生育的广泛推行与家庭结构的小型化

计划生育制度的确立尤其是生育观念的转变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明显的效果。人口的大量缩减和户均规模大大缩小直接阻碍了宗族的绵延。再以百忍堂张氏为例：其第三代人口数量(1930—1950年出生)出现大规模增长，导致了房头分化和宗族裂变的出现。第四代虽然较为稳定，但仍然出现了一户多子(最多达三子)的现象，到第五代时这种分化和绵延开始全面收缩，基本上都是每户一子，充其量一子一女。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显示，1982年中国的户均规模是4.41人，到了2000年安徽省户均人口规模只有3.65人。户均规模缩小的原因一是人口的自然死亡，二是分家析产的完成。其中人口的死亡可以通过新增婴儿得以补充，所以笔者认为户均规模缩小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和分家活动。70～80年代最后一批多子家庭完成分家活动，而计划生育政策也开始同步推行，到90年代基本见效。据1995年所编《舒城县志》的统计，1979年以后，舒城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才真正稳定在10％以下。到90年代以后，“家庭的小型化，特别是家庭中男儿的减少，以及与此相应的兄弟数

量的减少，将对宗族的发展趋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后果“一是宗族内部不再出现新的分支；二是将使本人五服之内的旁系宗亲数量逐渐减少。这无疑都会使宗族变得有名无实，甚至走上消亡的道路”，钱杭等人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宗族转型和联宗现象时这样总结。当代农村人口的减少同时也意味着人口素质的提高，宗族通过传统功能整合感召族员的方式逐渐为历史所淘汰。宗族活动在该阶段退居到文化性活动上来，并试图探索出宗族转型之路。

(三)现代教育的普及与族员观念的更新

现代教育的普及应该分两个方面来讲：其一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学校教育。就牌坊村来说，目前该村有村小学一所，山七镇有初级中学一所，邻镇有完全中学一所。而该村村民历来受教育程度较低，现代教育的普遍推广是从九年制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开始的。“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公布后，全国分三片地区推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到2000年，全国有2410多个县通过了九年义务教育的验收，人口覆盖率达到85％，扣除城市人口，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的覆盖人口也达到54％左右。普及教育对农村社会起了动员作用，重教兴教蔚然成风，办学条件明显改善，许多地方农村学校的校舍确实是当地最好的建筑之一，为农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牌坊村在1995年开始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从该年开始，牌坊村的小学毕业生直接进入初级中学进行学习，这大大提高了该村人口的素质。如果说这一阶段推进教育的方式主要是外部动力，到了2000年前后，子女的教育问题则得到了村民们的普遍重视。这一时期由于受到农民工城市化的影响，农村人口看到了学历对于就业的重要性，开始大幅度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截至2007年5月笔者调查为止，全村共有人口1846人，其中研究生1人，具有本科学历者5人(包括在读生)，具有专科学历者10多人，具有高中及初中学历者更是占有了相当的比例。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于宗族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以为子女取名为例，传统宗族有着严格的尊卑秩序，按“辈分”取名是宗族维持尊卑秩序、整合宗族的重要手段。但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这一风俗习惯已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如百忍堂张氏宗族第三代“志”字辈子女共有13人，全部按辈分取名；第四代“学”字辈子女总计30人，其中19人按辈分取名；第五代“荣”字辈目前共10人，全部未按辈分取名。由此可见人们宗族观念的巨大变化。村民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受传统宗族规范的影响亦逐渐淡化。其二是流动人口在异地工作过程中的实践学习。如前所述，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获取新的文化知识和生活经验理当包含在农村教育的范畴之内。其影响前文已有论及，兹不赘述。

(四)农村政治生态的变化

农村政治生态的变化也较大地影响着宗族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通过土地改革以及人民公社制度的推行，极大地冲击了农村的宗族势力，使宗族势力一度“偃旗息鼓”。改革开放后，由于家庭承包后互助的需要以及历史惯性等因素，宗族功能开始复归。但随着农村政治生态的不断变化，促使宗族向新的形态转变。从村民自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影响着家族的演变。在牌坊村，这种影响尽管不像土改与人民公社那样“狂风暴雨”，但至少也是“和风细雨”，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响越来越大。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集中体现，也是农民“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的集中体现，农民有更大的参与权，自主选举村委会。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后，尽管受家族利益的驱使，人们在投票时表现出宗族优先的“非理性”。但随着自治的不断深化，农民开始越来越倾向于选举真正的“能人”，毕竟这是事关福利的大事。在牌坊村，不投自己宗族候选人的票已经不是个案，也不再是“有悖常理”的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影响到了家族的功能，此前宗族势力的一度抬头与农村中精神文明的缺失是息息相关的，由于正式渠道难以满足农民对精神文化的需要，才使得宗族组织发挥文化功能，弥补了农民的精神需要。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农村的大力展开，尤其是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倡导以及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宣传，都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农民的民主、理性意识，特别是在年轻人身上这一影响更为明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对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的一次全面洗礼，对宗族的影响更为深刻。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提倡开放意识、提倡人们在理性基础上的合作、互惠互利，牌坊村的合作组织开始兴起，经济利益逐渐开始替代血缘因素，这些都对宗族有所冲击。

皖中农村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制度一经济一人的思想观念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改革促进了早期宗族传统功能的短暂复归，而改革的非同步性又促使了“文化堕距”的出现，继而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90年代中后期以后，“文化堕距”逐渐消失，宗族观念、行为方式和整合形式出现全面革新，农村宗族开始了和现代社会全面融合的进程。因此，宗族活动一度呈现出的负面影响只是暂时的现象，断定宗族最终消亡更是言之过早。村落宗族的转型意味着宗族的传统特征越来越少，但这并不等于宗族组织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此间网络宗族便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普遍建立起来。由此可见，为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宗族组织正在进行着不断探索、发展、转型的过程。

[责任编辑：杨文利]

作者：宋言奇　张建华

关于流动人口的农村经济论文 篇2：

奋发有为 扎实工作 全面落实《决定》精神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确立了基础教育的发展战略，体现了进入新世纪基础教育新的发展观：在坚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基础教育优先发展和“普九”扫盲“重中之重”不动摇的同时，突出体现了“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和“跨越式发展”的思想。

坚持积极进取、实事求是、分区规划、分类指导、整体推进的原则，推动不同类型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全面持续健康发展。

坚决贯彻国务院《决定》关于调整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要求，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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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规范基础教育办学行为，研究解决引起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2002年，将以党的十六大召开为标志，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2002年基础教育工作的基本思路和重点工作是什么？新年前夕，带着基础教育工作者普遍关心的若干问题，记者专访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请问2002年我国基础教育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负责人答（以下简称“答”）：2002年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基础教育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精神为指导，以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为依据，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切实落实国务院制定的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治本之策”，全面推进基础教育领域的各项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影响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引起社会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进一步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问：您刚才谈到2002年要以《决定》为依据，全面推进基础教育领域的各项工作。我感觉，基础教育司在考虑2002年工作思路时，对《决定》有了许多新的思想认识。如何深刻领会《决定》的精神实质？

答：发展基础教育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之上。《决定》是新世纪指导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于新世纪初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的深入，《决定》的重大意义将日益显现。学习《决定》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我的理解和体会是，《决定》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从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高度，坚持确立基础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保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坚持基础教育优先发展，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动摇;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度，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和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努力建立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高度，坚持政府对教育事业的统筹，坚持社会主义教育的公平、公正，深化教育改革，努力提高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决定》确立了新世纪初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战略，体现了进入新世纪，我国基础教育新的发展观。一是突出体现了“均衡发展”的思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基础教育发展的实际，对全国不同类型地区做了新的划分，并且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目标、进度、措施和工作指导意见，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加快发展，促进基础薄弱的地区积极创造条件发展，推动发达地区带动贫困地区发展，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保障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权利，促进地区、城乡、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最终实现基础教育的全面健康发展。二是突出体现了“协调发展”的思想：在考虑教育工作时，坚持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协调发展;在基础教育内部，坚持义务教育与学前教育、高中教育的协调发展，坚持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的共同发展，坚持普及与提高、数量与质量、规模与效益的统一，把提高质量摆在突出位置，强调“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为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三是突出体现了“跨越式发展”的思想：坚持大力普及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在教育信息化这一平台上，使基础教育在进入新世纪后，能以信息化带动现代化，最终实现基础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问：2001年6月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对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同类型地区做了新的划分，并且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目标，教育部将如何对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分类指导”？

答：2002年，我们将根据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决定》的有关精神，坚持“积极进取、实事求是、分区规划、分类指导、整体推进”的原则，继续加强对不同类型地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指导，力争在“十五”期间使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更快，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好。在占全国人口15%左右、未实現“两基”的贫困地区，要打好“两基”攻坚战，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积极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适度发展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学前一年教育。在占全国人口50%左右、已实现“两基”的农村地区，要重点抓好“两基”巩固提高工作，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进一步提高，高中阶段教育和学前三年教育有较大发展。在占全国人口35%左右的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要高水平、高质量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满足社会对高中阶段教育和学前三年教育的需求，到2010年，基础教育总体水平接近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教育部将对加强基础教育“分类指导”工作制定具体的指导意见，提出在事业发展、教育质量、体制改革、教师队伍、教育投入、信息技术教育等方面的规划目标和指标要求。

问：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各地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保障经费投入，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方面进展如何，2002年还有哪些具体工作要做？

答：当前各地调整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形势十分喜人。我们要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遇，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落实国务院《决定》的有关精神，把好事做好，把好事做实，绝不能半途而废。

各地要尽快落实农村义务教育管理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目前，不少省份已经全部或大部分实行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此项工作尚未完全落实。各地要把认识统一到国务院《决定》精神上来，加快调整管理体制的工作进度，力争在今年完善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的调整工作。

建立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要按照《决定》的要求，对农村义务教育管理职责进一步明确、细化和落实，要加大中央、省、市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积极推动省、地（市）一级调整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县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对中小学、幼儿园的规划、布局调整、建设和管理的职责，落实对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管理职责，建立统一发放教职工工资保障机制，确保教职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杜绝新的教师工资拖欠行为。乡镇人民政府要履行按照国家规定筹措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等职责，还要担负起农村的扫盲教育、学前教育的责任来。各地要建立工作目标责任制，确保新体制的顺利运行。

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力度将进一步加大，范围将进一步拓宽，要认真研究农村税费改革后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问题，而尽快落实新体制是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治本之策”。同时，各地要增加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投入，合理安排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保证农村中小学正常运转。

要继续组织实施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和学校对口支援的“两个工程”，进一步推动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发展：完善并进一步落实中小学助学金制度和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制度的试点工作;积极开展旨在帮助贫困家庭子女完成学业的助学活动。

问：全社会对基础教育新课程实验推广工作非常关心，2002年教育部在加快基础教育新课程推进步伐、实施素质教育方面有何考虑？

答：经过努力，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制定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2001年，教育部已经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义务教育阶段18个学科的课程标准（实验稿）》、《开展基础教育新课程实验推广工作的意见》等文件：2002年将继续扩大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实验范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在每个地（市）确定一个省级课程改革实验区开展实验，全国实验规模达到同年级学生的10%～15%。普通高中新课程的研制工作已于2001年启动，2002年将基本完成研制工作。

今年是新课程实验推广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要认真学习国家课程改革的有关文件，深刻领会课程改革的重大意义，切实做好义务教育阶段新课程的实验工作，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新课程的实验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各地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形式向社会宣传国家课程改革有关文件的精神、改革的内容等，引导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新课程的实验推广工作，形成有利于课程改革的良好社会氛围。

教育观念的转变是实施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先导。各地可借鉴教育部进行的“更新教育观念报告团”的做法，组织本地区的更新教育观念的报告会，提倡广大教师总结、编写更新教育观念的案例。今年还将组织更新家庭教育观念的报告团，进一步推动全社会树立素质教育的新观念。

建立符合素质教育思想的评价与考试制度，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环节和紧迫任务。教育部将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对中小学考试评价制度的改革提出指导性意见，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供有力的保障。

问：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促进高中阶段教育的协调发展是“十五”期间我国基础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地在发展高中阶段教育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各地要在巩固提高“两基”成果的基础上，加大对高中教育发展的投入力度。要充分挖掘现有学校潜力，进一步调整学校布局和结构，优化普通高中的資源配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实行完全中学的初、高中分离，努力扩大普通高中的办学规模，提高办学效益。

2002年，要采取有力措施，扩大普通高中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让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各级政府要重点扶持县镇普通高中的发展，扩大县镇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增加农村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通高中的机会。

要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举办高中，促进民办高中的发展，使民办高中成为高中教育发展的有生力量。

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社会的关注，那就是“复读生”问题。过去是落榜之后复读，现在是录取之后不报到而复读。新的复读，实际上是考生和家长在高新技术发展背景下，面对社会用人制度改革、就业竞争的加剧、高校招生分配制度改革以及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建立等新情况下作出的一种选择。这是可以理解的，它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公办学校中“复读生”的大量出现，一是挤占了本来就比较紧缺的高中教育资源，二是高分复读生和应届生竞争，也进一步加大了高考的竞争力度。为保障更多初中毕业生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权利，从2002年秋季开始，公办普通高中不得招收往届生进校复读。有复读要求的学生，可以到民办教育机构复读。

问：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出现了办学行为不规范的现象。2002年，教育部将如何采取措施，进一步规范基础教育办学行为？

答：最近一个时期，有的地方将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作价出售、转让、拍卖或租赁;有的地方将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以“转制”的形式高额收取学费;有的地方允许一些“转制”学校以选拔考试的方法招收小学毕业生，使当地小学“应试教育”死灰复燃。这些不规范的办学行为，违背了国家的有关规定，损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影响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和社会稳定，引起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对于上述问题，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予以足够的重视，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对党和人民认真负责的态度，采取有力措施，堅决制止各种违背党的教育方针、违背国家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错误行为，确保基础教育战线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确保基础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问：2002年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还有哪些重点工作？

答：2002年，我国将进入初中学龄人口高峰期，特别是农村地区初中入学压力更大。因此，各地要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坚持“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做好小学升初中工作：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确保农村初中学龄人口高峰的平稳渡过，努力保证适龄儿童少年不因人口高峰、学校布局调整而辍学;要采取措施做好控制农村初中生辍学工作;要积极开展“绿色证书”教育，增加学生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区别对待、逐步推进”的原则，深入调研，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办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要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解决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九年义务教育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2002年，要坚持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当前，特别要结合学习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努力探索新形势～下德育工作的新途径、新方法，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要加强德育的实践环节。要把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不断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要总结“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工作的经验，切实加强对中小学信息化工作的指导和管理。要制定《十五期间扫盲工作的指导意见》，巩固扩大扫除青壮年文盲成果。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幼儿教育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特殊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促进幼儿教育、特殊教育持续健康发展。还要特别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幼儿园的安全工作，要在师生中开展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意识，完善保障制度，确保师生生命健康的安全。

问：您对全国的基础教育工作者还有什么希望？答：基础教育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最为关切的领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受教育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这是基础教育工作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多年来，基础教育工作一直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在新的一年里，基础教育战线的同志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作风建设，更新观念，转变作风，奋发有为，扎实工作，服务大局，确保稳定，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作者：梁伟国

关于流动人口的农村经济论文 篇3：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合法性探析

摘 要：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规定模糊，且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发生了误读。我国现有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试点既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暴露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在渐进式地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过程中，政府既是不可或缺的力量，也是一个务必准确定位的角色。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目标也是多重而复杂的，其中农民的利益是一切问题的起点也是归宿，所以改革应以保证农民意思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公平交易为准绳，伴随而生的是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与城市化的推进。

关键词：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思自治

一、现行法中有关宅基地使用权

制度的规定

在我国现行立法体系中，对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规制见诸于《宪法》、《土地管理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虽诸多法律法规对宅基地使用权制度都作了规定，但总体来看，法律的规定模糊、抽象，而且在诸多法律规定内部存在着相互矛盾、冲突的地方。概括来说，对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规制主要有5个要点：

1.现行法中所指的宅基地是专指农村宅基地，而未包括事实上存在的城市居民的宅基地，即城市居民私有房屋所占的国有土地[1]。

2.符合宅基地使用权分配条件的农户可以申请无偿使用一定面积标准下的宅基地，且遵循一户一宅的原则。符合条件的农户具体需要满足3个条件：第一，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成员，可见宅基地使用权具有明显的身份性；第二申请主体是以户为单位；第三，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且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一户一宅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一户享有申请一次宅基地的权利，而不是限制一户只有一处住宅，其他住宅占用范围内的宅基地是基于继承、赠与、有偿转让等流转方式取得则在所不问，否则就是法律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法律如是规定即可以认为是对集体内成员基于身份而衍生出的财产权的保障[2]，也可以认为是对农民居住权等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

3.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即一户只有一次申请权，当处分房屋时，房屋所占范围内的宅基地也随之转移。一并处分权利的行为，使原宅基地使用权人在丧失基于集体内成员身份无偿取得的宅基地的同时，也丧失了申请权。既然是权利当然允许有权者放弃权利的行使，却不可随意的剥夺仅有一次的权利。

4.担保法规定农村宅基地不得抵押，即不得将之作为融资的抵押物，但是并未禁止将宅基地上的住房抵押。农村宅基地归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农户享有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从权利归属的角度来看，限制宅基地的抵押是基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考虑。但是对以宅基地上的住房抵押的，在实现抵押权时，住宅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宅基地使用权一并转移的现象必然发生，否则将出现房权、地权的分离，因而如此规定实为虚设。

5.农村村民的住房经本集体的同意可以出售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成员，且受让人必须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符合宅基地使用权分配条件的农户，不得出售给城镇居民。显然如此严格的约束条件并不利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的形成，市场的参与者不仅被严格的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而且有权参与流转市场的农户必须符合宅基地使用权分配条件。严格的限制下，真正符合条件且愿意参与到这种市场的买方寥寥无几。

综上所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明显的身份性与城乡差异性，二是取得的无偿性，三是具有强烈的社会保障性功能，四是严格的政府管制性。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参与主体、方式及程序都是受到了严格限制的。现行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以极为特定的方式经过严格的程序才能进行流转。这样的制度设置在计划体制下和社会转型期，使农民获得了大体公平的住宅用地保障，实现了农民居者有其屋；形成严格的申请审批程序，制止了农地的乱占滥用；使管理大体有序有效，维护了农村稳定[3]。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乡格局的变化，这一制度与客观实践需求的差距不断扩大，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桎梏，以至于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突破上述规定的农村宅基地流转行为。

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实践与

现行法律规定的冲突 目前，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以两种情形存在：

1.在民间自发形成的广泛的隐性流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民间流转具有以下特点：（1）具有局部性。流转发生的地域主要出现在城乡结合部，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2）行为具有分散性，是房主分散的个人交易行为，交易对象也往往是分散的个体，有可能是外来人员，也有本村人，外来人员中既有村外农民也有城镇居民。（3）权利转让具有不完全性。流转形式主要是农户房屋买卖、出租及抵押等，由于农民一般不会轻易放弃对于宅基地的控制，所以最普遍的流转方式还是房屋出租，买卖房屋的现象虽有所发生，但往往也不是全部卖出。（4）具有进一步扩大化的趋势。近几年，在北京、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出现了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商品房对社会公开销售的情况（即小产权房买卖），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发展到现在，小产权房现象已漫延至小乡镇。

2.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试点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以多种形式展开，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有三者：（1）20世纪90年代末，浙江温州和义乌在“集体建设用地必须转为国有以后才能进入二级市场流转”的政策框架下，实施的将集体土地先征为国有土地，再按国有土地相关规定办理土地流转的试点。（2）2005年在天津市开展的宅基地换房试点。在国家现行政策的框架内，坚持承包责任制不变、可耕种土地不减、尊重农民自愿的原则，高水平规划、设计和建设有特色、适于产业聚集和生态宜居的新型小城镇。其土地运作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建新”“拆旧”两大方面。当一个村90%以上的村民提交申请之后，村委会与镇政府签订合同，准备实施换房。按照规定置换小城镇的新建住房后，原农村宅基地将统一复垦为耕地，原土地承包责任制并不改变，土地仍然发包给本村村民。此类试点在上海等地相继开展。（3）2008年12月，在重庆市推行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地票交易，即通过宅基地置换建设用地指标方式。具体的运作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民让渡使用权，将宅基地复垦并经验收合格后，将获得等面积的建设用地指标；再者，开发者通过竞标购入地票，选择符合城乡规划和土地规划的相应耕地，拟做自身建设项目；政府运用其征地权，将开发者所选耕地征转为城镇建设用地；一旦开发者在指标落地时竞标失败，则地票转给竞标成功者；其中的地票，可以冲抵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4]。此外还有广东的“有规范的将农民手中的宅基地住房送到市场交易”，深圳的“允许宅基地产权所有者补足地价，将住房性质变更为商品房”等。

区别于农村宅基地的民间自发的流转，政府积极主动探索下的农村宅基地流转则具有集中性、权利转让的整体性及明显的外部需求推动性。集中性表现为往往是分属于多户甚至是一定区域内的所有农户的宅基地一次性地参与流转；权利转让的整体性在于农民是以放弃宅基地为代价来换得社保或新房等各类补偿；外部需求的推动是指导致此类流转的直接根源是诸如城市扩张、建设用地等需要，而非农村自身发展的要求。

一方面是实践中大量存在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另一方面是现行法律规定限制农村宅基地的流转，这两者间存在明显冲突，冲突的实质在于三点：第一，土地观念的冲突。无论是土地价值观念还是土地利用观念上两者都存在明显冲突。现行立法强调农村宅基地的社会福利价值，而忽略了它的经济使用价值、生态价值与创造价值的能力；在土地利用上强调个体利益的保障，而忽略了整体利益的维护，实施分散而治。与现在强调集约用地、强化国土空间结构规划，实施规划用地的观念截然不同。第二，在农民与土地关系解读上的冲突。现有立法基于农民依附于土地，土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的判断，继而将农民捆绑于土地。在当时这既是对农民的保护也是农民的需求。但现在农民在土地面前能动性强化，他们需要土地，更想充分利用土地但不满足束缚于土地。今土地制度安排应有助于农民自主选择是融入城市生活、从事非农业生产，还是生活于农村、推动新农村建设为主，而不应以出身将之拘束于某一生活生产领域。第三，冲突的归结点在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城乡一体化是冲突产生的背景，也是推动冲突解决的关键。政府为满足城市扩张的需要，为促进农村的土地利用效率，推动宅基地使用权的改革试点；农民为能享有与城市居民相等的土地利用权、共享等同的社会资源，而企图实现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解决这一冲突的根本之道，在于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消除农村与城市在生活环境、教育资源、公共设施、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差别。

在此情形下，与其固守现有规定坚持农村宅基地不可流转，不如积极应和潮流，寻找有效的法律规制之举以求兴利除弊，实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有效合法流转。

三、农村宅基地流转合法性逻辑分析

（一）非农化的普遍性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客观背景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农村实际居住人口锐减，众多青壮年在城市打工甚至定居，名为农村人口，实际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等均已城市化。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如苏州市70%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领域，绍兴县64%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张家港市有超过80%的农村劳动力离开了土地。据有关统计，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流动人口已超过2亿。如此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导致：一方面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村、空心乡。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农民住房空置率在30%左右，农村住房闲置现象已极为普遍；另一方面是众多农村居民经济条件改善后，原有住房条件无法满足其需求，便大力新建住房。在住房新建过程中，伴随着的是农村宅基地扩张、大量农村土地资源被侵占浪费，农户间在土地资源的享有上出现愈加严重的分化，同时越来越多的原有旧房需要通过一定途径加以处置。隐藏在以上情形背后的实质是农村住宅还有更大的内在价值有待充分地利用与发挥，否则既是对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农民利益的忽视。

（二）农民要求享有更充分的使用权是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内在根源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是一种物权，不仅应享有占有、使用权，还应具有收益权。现代物权更强调对物的经济价值的追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作为一种物权如果仅仅确定其归属，则其财产的价值未能充分发挥[5]。由于宅基使用权的初始取得是无偿的，而对宅基地使用权加以严格限制的规定与物权的本质之间存在一定的背离。而这一规定的逻辑根源，既在于对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一种普适的福利的考虑，也在于当时对农民自我维权能力脆弱的担扰。所以这样的规定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的。住有所居的保障仅是生存权最基本的保障，而今天农民的社会生活需求早已超越了住有所居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生存权保障的层面，何况“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失去了收益权的福利保障功能极其有限，甚至可以说是以放弃更大价值的发挥与利用来获得一个基本层次的保障。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要求有更全面更充分的社会保障，农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能力来行使自己所具有的权利。相对城市住宅利益，相比于农民在农村宅基地上的投入，农民早已不满足于仅用住宅来满足自己的居住需要，还有了更为强烈的利用自己住所取得更多收益创造更好生活条件的要求[6]。

（三）城市的扩张与建设用地的需求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外部动力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催生了急剧膨胀的用地需求，而有限的国有土地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城市化规模的扩大，城市边缘不断地往外延伸，城市、城乡结合部、农村之间的界限随之不断变化。面对地方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土地的刚性需求和城市日益紧张的土地供给，而农村大量宅基地闲置与土地资源利用率低下的现实，各地方政府或主动或被动地行使法律赋予的国家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权，大肆圈占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其中就有包括宅基地在内集体建设用地，更有许多地方在国家出台的土地新政的推动下，纷纷推出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地方新政。这种现象在经济越发达，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越接近城市的农村越为明显，究其实质是变相的圈地运动，以满足城市扩张的需要，这也证明了在这些区域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有了强大的需求市场。政府积极试点引导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更多地是在此外力推动下的行为。

（四）实质公平是推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核心

现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是以城乡二元户籍制、限制城乡人口流动为初衷，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目标而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7]。这一制度在建立之初就与实质公平存在莫大的差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公平性愈加突显。第一，农民可以无偿取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农民占有宅基地无需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也就导致了农民想尽可能多地占有宅基地，使得农村村民乱占土地资源以及占用农村耕地建房成为了普遍存在的现象，由此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屡见不鲜。此外，不少非农户到乡村通过人情、关系，划拨宅基地建别墅，而到发达农村创业的人才却无法在当地取得宅基地安置落户。这些现象不仅造成了对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进一步加大农民本身间在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也滋生了大量的社会腐败，将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严重的制约因素。第二，人为地限制农村宅基地的流转，造成农村土地价值偏低，农民权益明显受损。城市居民与农民一样没有土地所有权，但却享有转让权；同样无偿划拨使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房改房、经济适用房法律上却明确可以上市交易，造成了城乡住宅土地二元化分异，农村宅基地产权不完整，有悖公平原则。第三，宅基地使用权的非流转性特征将农村人口人为限制在一方土地上，阻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农村户籍与土地直接挂勾，一些城乡结合部农民早已不从事农业劳动，也并未参与城市建设，却基于其农民身份无偿地享有宅基地使用权，并凭借有利的区域位置迅速地积累了财富，他们一方面分享了城市的建设成果，另一方面也享受了政府给予农民的特别待遇。这既加大了农民在宅基地权益上的两极分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利益，成为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障碍。

四、实现农村宅基地流转合法性的

几个要点 （一）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思自治是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基本前提

首先，在城乡统筹的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拒绝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获得短期的发展，以农村来换取城市的进步。其次，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既然是权利当然允许有权者选择的自由，其既可以选择行使权利亦可放弃权利的行使，唯如此才成其真正的权利。再次，农民长期以来在我国社会利益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政治与文化资源匮乏，自我维权的能力较差，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如不严格遵循这一前提，势必会形成新一轮的城市对农村的侵占，工业对农业的吞蚀，更遑论借此来实现农民的土地权益的充分化了。兼之，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农村宅基地对农民来说意义相去甚远，地方差异性明显。在广大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地区，农村宅基地对农民来说仍具有重要的保障意义，农民也无法在较短时间内融入城市化进程中，地方也不存在强大的需方市场，是不宜强行将其纳入土地流转市场当中的。最后，即便是在具备流转条件的经济发达地区，也不宜在政府主导下以强制方式来推进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因为市场的需求，农民的自愿是农村宅基地流转的根本动因，所以，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过程应是市场经济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农村管理方式自觉调整与完善的过程；应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要求现行土地管理和使用方式不断改革与进步的过程；应是农民自愿地参与城市化，分享城市化成果的过程。这一过程应是内生的而非外在强迫的，在这一进程中农民的权益是否得到充分尊重与保障直接关系这一变革的成败。

基于这一基本原则，无论是在农村宅基地制度的立法完善中还是在农村宅基地的具体流转实践中，都应充分听取农民的意见，尊重农民的意愿，应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农民行使农村宅基地使用流转决定权的机制与程序。在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宅基地所有权属于集体组织，转让的结果会导致宅基地的使用权归属于受让人，所以处分宅基地的使用权利应由集体组织的成员决定。对于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抵押，可以借鉴《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其他方式承包”的规定，即宅基地使用权或者宅基地上的房屋转让或抵押给本集体组织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的，应当实行经本集体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

（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应弱化政府参与，坚持市场主导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应以市场导向的渐进式的差异化方式推进，一刀切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整体性流转应该得到限制。从目前不少大城市开展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试点来看，政府的主导性非常明显，这意味着政府需要承担的相应责任十分繁重，远远超出政府本身的职能。首先，试点补偿农民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和银行贷款[8]。此种行为有明显弊端，财政资金一般都是预算范围内的资金，专款专用，如果从中抽调用于补偿款势必会影响其他事业的发展。其次，政府过度参与容易导致滥用强权，降低行政效能，损害弱势者利益。由肩负着行政职责的政府部门来主导这种整合工作，使本来应该遵循市场规则的经济活动成为政府干预下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行政执行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其对国家微观经济层面的干预，真正有效的政府是守住其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职能，以及在市场失灵时适可而止的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而对于城市化进程、工业化发展，政府过多的参与，甚至是主导，必然会沿袭其滥用强权提前完成目标的强势思维。如此必然会损害那些弱势者的利益。第三，置换出的宅基地往往用于经营性开发，这种商业开发成本与风险由政府来承担明显不合理。

政府的职责主要在于监管与配套机制的完善。一是制定完善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赋予农民宅基地完整的物权，明确宅基地流转的转让人、受让人与宅基地等实质条件和程序条件，为宅基地流转监管提供直接具体的依据。二是设立农村宅基地强制登记制度[9]。当前应尽快启动农村宅基地普查登记工作，对农村现有宅基地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清查，对于手续齐备、符合法律规定的则给予登记造册，对那些通过不合法渠道多占、多用的宅基地则不予登记，为下一步统一、规范的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奠定基础。应利用土地、房产行政管理部门已有的专业化、系统化测绘、登记、档案管理队伍，办理农村房屋产权证和宅基地使用权证，保护农民的房屋产权，促进农村房屋流转，实现生产要素按市场经济规则配置。将农村房产与城市政策性住房纳入同一体系，实现城乡房产登记的统一管理和信息共享。三是建立合理的宅基地流转价格机制，严格控制土地用途，防止外力挤压，侵占农民利益。由于农民的弱势地位，在流转中极易出现在内在困境或外在压力之下背离公平自由的转让，对此，政府若仅培育流转市场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进行交易审查、开展价格规制。而对于流转土地应确保其用途符合规划和批准用途，实现土地利用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总之，确保农民分享城市化中土地增值效益是政府在此过程中应尽的责任。

（三）农村宅基地流转应与提高乡镇村庄规划管理水平、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相结合

农村宅基地流转的价值不仅在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且在于为农民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真正意义上的惠农政策。目前农村住宅一般是独栋住宅，且居民点布局分散，不利于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推广与利用，造成了农村村民日常生活不便，垃圾处理困难，资源利用集约率低，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同时，适应地域特色，科学编制乡镇村庄规划，合理安排乡镇建设、农田保护、产业聚集、村落分布、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出台相关政策合理引导农村住宅和居民点建设，统筹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有效地推进城乡居民居住场所的一体化。这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的更高层面的意义。

鉴于以上分析， 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完善应在坚持现有的农户申请无偿使用宅基地制度、以及转让后村民不得再次申请无偿使用宅基地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农村宅基地流转条件。首先在农村宅基地转让时设置相对宽松的转让人与受让人条件。转让人除必须具有对该宅基地享有合法产权外，还应在转让该宅基地使用权后仍有合法的住处，且能保证其基本生存需要。受让者仅限于本村村民，对于有意来该地区投资、生产者或返乡居住者均可进行转让。其次整体性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应以政府规划、项目立项及充分合理的保障方案为前决条件，并应取得村民大会讨论，再由该村90%以上的村民提交申请。再次，允许村民基于特定目的以宅基地使用权出资入股、抵押，诸如为投资于农业生产发展项目。在此过程中应建立起完善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价格形成机制与监管制度，并采取如规划审批、产权登记、用途监管等措施，防止滥用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参考文献：

[1] 郭明瑞.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立法建议[J].法学论坛，2007（1）：1921.

[2] 蔡立东.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的法律结构[J].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41148.

[3] 赵树枫. 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的理由与思路[J].农村经济，2009（15）：1015.

[4] 周立群，张红星.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经验研究：从“宅基地换房”到“地票”交易所[J].南京社会科学，2011（8）：7278.

[5] 葛冬梅.加强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管理[EB/OL].[20101119].http：//www.sndrc.gov.cn/view.jsp？ID=14744.

[6] 张德元.农村宅基地的功能变迁研究[J].调研世界，2011（11）：2123.

[7] 喻文莉，陈利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嬗变的历史考察[J].中国土地科学，2009（8）：4650.

[8] 凤凰财经.农村宅基地流转：中央谨慎推进 地方政府态度积极[N].21世纪经济报，20081024（26）.

[9] 龙翼飞，徐霖.对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法律调整的立法建议——兼论“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J].法学杂志，2009（9）：2832.

作者：罗光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