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机构建设的新民主主义论文

2022-04-30

摘要：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大体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反腐倡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三个阶段。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监察机构建设的新民主主义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监察机构建设的新民主主义论文篇1：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文献综述

“为政清廉，则政权稳固；为政不廉，则政权衰落。”党风廉政建设是政权建设的重要方面，体现着政党的形象，影响着政权的稳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是其取得革命胜利并最终夺取政权的强大武器。在当时规章制度尚不完备的历史条件下党之所以能够保持廉洁，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它不仅激励着党有效地执掌国家政权，而且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继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一直非常重视党的廉政建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层高调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看似大快人心的反腐败斗争，却隐含了让人不寒而栗的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是倒退了还是更健全了？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党风廉政建设取得的成就空前，这也是党在当时严峻的内外形势下站稳脚跟并取得政权的重要原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笔者认真搜集了近几十年来关于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廉政建设的有关专著和学术论文，力求更加立体地总结比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以期为当代中国党风廉政建设提供借鉴。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建国以来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的廉政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著研究视角各有不同

（1）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中的一部分来论述，如邵景均所著的《新中国反腐败简史》，只在第一章简述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廉政建设的实践。（2）从时间线索入手研究的，如刘宋斌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廉政反腐纪事（1921年—2009年）》将1921年到2009年每一年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大事件以时间为线索作了详细叙述。（3）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廉政建设的思想和实践作了翔实的阐述，如陈挥、王关兴著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史》以及窦效民、王良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和徐家林、邓纯余、陈静等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史论》。（4）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某一有代表性意义的根据地的廉政建设进行论述，如朱钦胜所著的《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其中对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研究。

二、研究内容都大体围绕总结措施和经验

（1）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建设加以概括总结。如刘丽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腐倡廉建设》中就概括出“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尝试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有着不尽完善之处，但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为后来党的纪检监察机构的设置和纪检监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2）从具体的历史时间段进行的归纳总结。像李忠在《论毛泽东井冈山、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就总结了党在井同山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经验，并概括為“官兵平等、身正反腐”，“教育为本、思想反腐”，“建立规章制度、依法反腐”，“依靠群众、民主反腐”等几条经验。（3）从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理论逻辑的演进出发进行梳理，赵社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逻辑演进及其历史经验》就是以党的廉政建设逻辑演进梳理，最后还得出要“加强思想教育”、“从严治党”、“重视法律制度建设”、“依靠群众监督”等几点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并指出，“依靠群众反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经验之一。”（4）从执行力的有效性角度总结的论文，其中郭红亮《延安时期我党廉政制度有效执行的经验及启示》就是这其中典型的代表作，他将延安时期党反腐倡廉建设有效执行的原因归纳为“法规制定因势而易、系统配套”，“落实过程中领导带头、惩处严格”，“执行过程中改善环境、推进民主”，“执行机制上注重监督、大胆改革”。作者认为，“在廉政制度执行中法规是依据，过程是关键，环境是保障，机制是根本，只有从这四个方面才能切实提高执行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建设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天进一步加强党的廉政建设具有可借鉴的积极意义。但也尚存一些不足，比如在现有的研究中以介绍性、资料性的文章居多，而评价性的、思考性的研究较少；再如研究多集中在了抗日战争时期以及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相对来说建党初期、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研究就比较少，研究范围不够，缺乏全面性。

总体上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防腐倡廉思想教育多是通过整风运动的形式实现，同时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认真总结这些经验，不仅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提供思想保障和文化支撑。而且对于推进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创新，不断开创党风廉政法治建设的新局面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邵景均.新中国反腐败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2]刘宋斌.中国共产党廉政反腐纪事（1921—2009）[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

[3]陈挥、王关兴.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

[4]窦晓民、王良启.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

[5]徐家林、邓纯余、陈静等.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史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

[6]朱钦胜.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史[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7]刘丽：《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腐倡廉建设》，《兰台纵横》，2006年第2期

[8]李忠.论毛泽东井冈山、中央苏区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J].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03：72-74.

[9]赵社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逻辑演进及其历史经验[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22：89-91.

[10]郭红亮.延安时期我党廉政制度有效执行的经验及启示[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1，01：56-59.

作者：张若辰

监察机构建设的新民主主义论文篇2：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

　　摘要：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大体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反腐倡廉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主要是：不断推进反腐倡廉理论的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反腐倡廉实践；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反腐倡廉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中；坚持反腐倡廉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和发挥人民主体作用统一起来；健全廉政立法体系，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法制化水平；学习借鉴别国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3－0089－08
　　
　　提出反腐倡廉建设的概念并把它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首次正式见诸于党的十七大报告，而反腐倡廉建设的实践则可以追溯到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中，始终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在局部执政时期还是在全面执掌政权之后，无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在封闭半封闭条件下还是在全方位开放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都以不懈的努力整肃不良作风、惩治腐败现象，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认真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治理腐败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以其鲜明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十分注意保持党的纯洁性，反对和抵制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及不良作风对党的侵蚀。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专门设立“纪律”一章，明确规定了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要求。大革命时期，革命形势的高涨使得党员数量急剧增加，一些投机腐败分子混入党内，党内不良风气有所滋长，贪污腐化问题时有发生，主要是在经济问题上发生吞款、揩油的弊病。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通告》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了贪污腐化问题的严重危害，阐明了反对腐化的必要性，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关于反对贪污腐化的专门文件。为加强党内监督，党的五大成立了以王荷波为主席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的六大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审查委员会，这些机构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前身，为后来党的纪检工作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在思想、作风、组织上的非无产阶级倾向严重干扰着党的路线的执行。针对这种情况，1928年11月11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例举了党内思想作风不纯的种种表现，主要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个人的意气之争、小组织的倾向、雇佣革命的观念、消极怠工等，号召全党坚决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过程中，更加注重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由于红军党内社会成分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加之农村和游击战争的环境以及旧军队的影响，党和红军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为纠正这些错误倾向，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这是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件，它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初步形成，首先和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原则的确立，而且为肃清党内不良风气、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1932初，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lVZ8DKzJwXItdP1lYSBCKQ==区开展了廉政建设和以反对贪污腐化、挥霍浪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运动，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之前历时两年零八个月。在党内，1933年9月17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指出：“为要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弊发生，在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各省县于最近召集的省县级党代表大会时选举省县级的监察委员，成立各省县监察委员会。”根据这个决议，1934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成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从那时起直到七大召开前，主要承担加强党纪教育和执行党纪的任务。在苏维埃政府内，取消了大而无当的旧式官僚主义行政区域，适当划分行政区域，建立四级地方组织；建立市乡代表会议制度，民主选举政府工作人员，并根据公意撤换不胜任者；吸引广大工农兵群众参与政权管理，保证他们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鼓励他们批评、检举、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缺点错误和腐败行为；建立各级工农检查部(后改为工农检查委员会)作为行政监督机关，负责监督苏维埃法律的执行，检举国家机关的贪污腐化和违法乱纪行为；建立审计制度，成立审计机构，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通过经济审计整顿财政纪律，查处贪污浪费问题；开展反贪污浪费的节俭运动，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运用法律手段严惩贪污腐化分子，查处了瑞金县苏维埃财政部财会科长唐仁达、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等贪污公款案件；制定干部待遇条例，实行供给制，倡导廉洁作风，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严格遵守和执行纪律；等等。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是在局部执政条件下进行廉政建设的首次尝试，初步建立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种民主制度、监督制度和廉政制度。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分别写下了《整顿党的作风》、《为人民服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名篇，提出了党风的科学概念、党的宗旨、系统的党员修养理论和共产党员的标准，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培育了以三大作风为主要内容的优良传统作风。1937年10月，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讨论批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黄克功死刑。在陕北公学召开的公开审判大会上，当场宣读了毛泽东写给该案审判长雷经天的复信，信中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案件的处理在边区乃至国统区都引起很大震动，彰显了边区政府秉公执法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还开展了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的斗争。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把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列为重要内容之一。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39年经修订重新正式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了贪污犯罪行为的构成和量刑的具体标准，这为惩治贪污犯罪分子提供了法律依据。在贯彻实施条例过程中，边区政府查处了180多起贪污腐化案件，产生了巨大的威慑力量。查处肖玉璧贪污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肖玉璧1933年参加革命，是一个身经百战的红军英雄，曾任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税务分局局长等职，他身上的几十处伤疤记录着他的赫赫战功。后来肖玉璧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共3050元，被边区政府逮捕查办。肖玉璧自恃功高，又与毛泽东很熟，就写信向毛泽东求救。为慎重起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带着肖玉璧写的信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底，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查处肖玉璧贪污案件在边区引起很大震动，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评论。评论写道：我们要严重的注意!注意每一个反贪污的斗争，抓紧揭发每一个贪污事件，我们一定要作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为建设廉洁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如1943年4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了各级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和组织纪律，同年5月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规定了政府工作人员应当遵守的十条行动准则，积极倡导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作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也相继颁布了相关法规，如《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查处了一批贪污腐化案件。
　　解放战争时期，针对党员干部中新出现的一些贪污腐化现象，各解放区制定或修订了惩治贪污条例，惩治了一批贪污犯罪分子；普遍建立了行政监察机构，加强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完善了从中央苏区时期、延安时期延续下来的财经制度、审计制度等，健全了各项监督制度；结合土改开展了整党运动，纯洁了党的队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特别是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提出了拒腐防变和坚持“两个务必”的方针。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如下规定：一日不作寿，二日不送礼，三日少敬酒，四日少拍掌，五日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日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进城之前，毛泽东深沉而豪迈地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战争和局部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初步探索出以锤炼党性保持自身纯洁性，以培育优良作风树立良好形象，以严格纪律整肃内部不良作风，以法制手段惩治贪污腐化犯罪行为的反腐倡廉建设之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反腐倡廉建设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党所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使党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由于革命的胜利，一些投机分子混入党内，造成党的组织不纯、作风不纯，一些党员和领导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铺张浪费、贪污腐化、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玩忽职守。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于是从1950年下半年起，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1951年至1954年开展了整党运动。与民主革命时期的整党整风相比，此时整党整风的功能扩大了，不仅作为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而且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整风的重点不仅是整顿学风和思想作风，而且是整顿包括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在内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整风方式还被推及到国家政7469a0d253b9a35a6d22ac7e656d7fed63f363bc74c254e2628274fbb5c9a91e权机关，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成为防治腐败的重要措施。在全国开展了“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并于1952年4月颁布了新中国第一个惩治腐败的刑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在“三反”运动中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这个腐败第一大案。接着又进行了“新三反”运动，即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这些运动实际上是大规模的反腐败专项斗争，它震慑了违法犯罪，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蔓延，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生动实际的警示教育，所以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段时间内，党风、政风、社会风气都是比较好的，形成了政通、人和、风清的局面。
　　对于执政党来说，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权力失去监督。为此，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和国家强有力的监督机关。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随之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从此有了覆盖全党的专门监督机关和执纪机关，初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纪律检查体制和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格局。根据《共同纲领》第十九条的规定，成立了隶属于政务院的人民监察委员会，著名民主人士谭平山担任第一任主任。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正式设立国家监察部，钱瑛被任命为监察部部长。各级监察机关在监督检查国家政策、法令、建设计划的执行，在严肃国家法纪、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高饶事件的教训，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由董必武任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原来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进一步提高了党的监察机关的地位，加大了其职能作用。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的八大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对执政党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八大政治报告和八大党章强调，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原则，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号召全党抵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反对任何降低党的作用和削弱党的统一的分散主义倾向。1956年11月10日，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防止领导人员特殊化的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新的“贵族阶层”，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必须限制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他们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他还例举了瑞典、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做法，认为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这些振聋发聩的论述对全党产生了重要警示作用。
　　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之后，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滋长，致使党内出现了以“五风”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严重干扰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此后，全党大兴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之风，特别是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和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使得纠“左”取得初步成效，也使得“五风”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损失。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下，反腐倡廉建设被赋予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成为“反修防修”的工具。九大和十大党章取消了关于党的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的条款，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分别于1959年和1969年被撤销，党风、党纪和政纪一度涣散。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代表的邪恶势力追名逐利、滥用权力、拉帮结派、培植亲信、专横跋扈、骄奢淫逸，他们不仅带坏了一大批人，而且使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受到严重污染。正是从那时起，个人崇拜、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盛行起来，这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埋下了隐患。不可否认的是，党内正义力量与之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毛泽东提出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他多次对林彪、江青等提出批评，从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提醒全党增强拒腐防变意识，提出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周恩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竭力抵制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邓小平在他第二次复出后，着力进行整顿，力求刹住各种歪风邪气、恢复党的优良作风。虽然他们的努力遇到种种阻力，未能从根本上纠正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但毕竟没有让林彪、江青一伙搞垮整个党。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反腐倡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其中，毛泽东关于运用教育和法制手段反对腐败的思想，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的思想；刘少奇关于防止执政党内部产生特权阶层，的论述，关于学习西方某些合理的制度为我所用的论述；周恩来关于官僚主义20种表现和反对官僚主义的论述，关于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的论述，都具有独到之处。当时采取的反腐败措施，如限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特权，党的高级干部带头廉洁自律、率先垂范，提倡干部参加集体劳动，通过开展专项斗争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等，都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为我们今天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借鉴。但是，以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作为反腐败的主要方式，往往容易忽视制度建设，难以形成反腐倡廉建设的长效机制，这方面的教训也值得记取。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党风问题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把反对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更加坚决、主动、深入地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确立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思路
　　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并且指出：“必须把反腐败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这就初步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方针。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十五大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方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崭新命题。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工作原则和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大强调“三个更加”，即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上述反腐倡廉建设总体思路的形成和确立，适应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表明中国共产党正在用新的视角认识和治理腐败，从而实现了从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转变。
　　形成了反腐倡廉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在反腐倡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这就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群众支持参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和修订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增强责任意识，切实履行“一岗双责”的职责，认真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在抓好业务工作的同时，抓好职责范围内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建纪委，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委。十二大党章专门列了“党的纪律”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两章，明确规定了纪委的领导体制和主要任务。十六大党章重新确定了纪委的职能，明确纪委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承担三大任务和五项经常性工作。各级纪检机关认真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深化纪检体制改革，在反腐倡廉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群众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把党的领导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统一起来，不断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的渠道，群众信访、网络举报、电话举报、短信举报以及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等活动的开展，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初步构建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了反腐败的三项工作格局，这就是抓好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2004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将纠风工作改为“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党的十六大之后，党中央明确提出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把反腐倡廉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中。在惩治腐败方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信访工作，拓宽举报渠道，开通举报网站，注重发掘案源，排查案件线索，坚持依纪依法严格办案，始终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认真检查和处理比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特别是重点突破了一批大案要案。据党的十二大到十七大中央纪委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统计数据，30年来，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400多万件，处分违纪党员370多万人。同时，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查办案件，体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综合运用法律、纪律、经济处罚、组织处理、行政处罚等多种方式惩处违纪违法行为，更加注重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充分发挥办案的警示教育作用和在治本方面的建设性作用。在预防腐败方面，全党全社会积极构建“大宣教”工作格局，加强廉洁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运用多种宣传教育手段，体现多样性和针对性，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推进源头治理，主要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投资体制改革，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市场配置资源制度，等等。通过建立健全反腐倡廉的各项基本制度和配套制度，逐步形成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的长效机制。以2003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颁布为契机，推进党内十大监督制度建设，同时把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使各种监督逐步形成整体合力，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监督体系。
　　建立了反腐倡廉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完善，反腐倡廉建设不断走向法制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党章为依据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党内法规，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这些都为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党内法规依据。在国家廉政立法方面也有所加强，制定和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新时期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党内廉政法规与国家廉政法律法规的相互衔接、彼此照应、协调发展。可以说我国已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使得反腐倡廉建设有法可依。
　　加强了反腐败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为抵制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基本上处于相对封闭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针对腐败日益呈现出跨国化、国际化的特点，积极开展反腐败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157票全票通过决定，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7年9月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其职能之一是负责预防腐败的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我国纪检、监察、司法部门认真研究和借鉴国外反腐败的经验，积极拓宽渠道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截至目前，我国已与6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06项各类司法协助条约，与100多个国家开展包括引渡在内的国际司法合作。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开展了友好交往。我国还成功举办了几个重要的国际反腐败会议，多次参加国际性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会议，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中国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能力。在缉拿外逃贪官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我国的司法主权，追回了大笔涉案资金，挽回了国家的部分经济损失。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面前，不断深化对反腐倡廉建设规律的认识，正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正确的指导方针，明晰的工作思路，务实得当的工作部署，使得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
　　
　　四、结语
　　
　　回顾中国共产党90年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很多宝贵经验，得到许多重要启示，主要是：
　　不断推进反腐倡廉理论的与时俱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反腐倡廉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反腐倡廉理论，包括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江泽民反腐倡廉思想，胡锦涛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这些独具特色的党风和反腐倡廉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创新方面的与时俱进，为加强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反腐倡廉建设
　　正确处理反腐倡廉建设与党的中心任务的关系，既直接体现反腐倡廉建设的价值取向，又决定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定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期间曾出现过曲折。实践证明，离开党的中心任务来搞反腐倡廉建设，不仅不能解决腐败问题，而且会造成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只有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处理反腐倡廉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才能够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反腐倡廉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中
　　腐败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就腐败抓腐败是难以奏效的，必须把反腐败作为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来抓，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不断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这就要求我们在总体思路和工作部署上注重整体性与系统性、战略性与阶段性相结合，把反腐倡廉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融为一体，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尤其要注重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形成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
　　坚持反腐倡廉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和发挥人民主体作用统一起来
　　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是说，腐败问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靠自身力量来解决，而不能靠外力来解决，这一点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人民群众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是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核心问题，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反腐倡廉建设才能获得不竭的力量源泉，持续而有序地深入开展下去。
　　健全廉政立法体系，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法制化水平
　　反腐倡廉建设要靠思想教育，更要靠法制，正如邓小平所说，搞法制靠得住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对反腐倡廉建设走向法制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指出了明确方向。加强廉政立法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发展，健全中国特色廉政立法体系，包括实体性法律法规和程序性法律法规，尤其要注重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法制化水平，为反腐倡廉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提供可靠的法制保障。
　　学习借鉴别国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防治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课题，尽管各国的国情不同，在治理腐败方面有着各自的做法，但总有一些带有共性的东西值得研究，有一些好的经验值得借鉴。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国际反腐败的重要力量，必须以更加开放的眼光、更积极的态度，广泛开展与各类政党和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沟通和交流，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但决不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
　　
　　
　　(责任编辑：陈晓东)

作者：吴美华

监察机构建设的新民主主义论文篇3：

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历史回顾与经验启示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实践活动中，一直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逐步形成了优良的作风，为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全党；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党的中心任务的贯彻落实；领导干部起表率作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开展整党整风教育。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历史进程；经验启示

重视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特色，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笔者在此试对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90多年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作一研究概述。

一、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来的实践活动中，一直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

（一）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党的作风建设思想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早在井冈山革命时期，他就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77思想作风建设要重在教育，必须注重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此来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1929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对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决议》深入分析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的”[1]85。《决议》针对党员干部中错误思想的种种表现和来源，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着重于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和改进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武装党员干部的头脑，把农民出身的党员改造锻炼成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内容是“三反三整”，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2]812。通过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得到了大解放，从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在思想作风上表现出了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2]1093-1094。这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标志着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从此，三大优良作风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根本内容。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3]1438因此，他又强调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1438-1439这些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容。

（二）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思想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导致“左”的错误泛滥成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被歪曲，是非颠倒、敌我颠倒、谬误横行，派系严重，使得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也遭受到了极大破坏，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状况。

1978年1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4]143。这篇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思想理论上的前提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闸门。

邓小平从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阐明了加强和改进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1979年3月，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4]177-178

邓小平认为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根本问题。1979年11月，他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中指出，“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根本的思想观点，现在我们还是应该按照这些思想观点去办事。”[4]230他还进一步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4]368

邓小平还号召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中要求“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4]229。

邓小平在党风建设方面的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提出了要通过建立健全制度来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作风问题。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4]33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推进作风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如，恢复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建立监察机构，制定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干部出国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简化各级领导干部外出活动接待工作若干规定》等等。

（三）江泽民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思想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江泽民继往开来，励精图治，同样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作风建设。

江泽民深刻阐明了在平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89年12月，他在《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一文中指出：“由于一段时间来放松以至忽视党的建设，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活动，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对此，切不可估计不足，掉以轻心。”[5]89他强调指出：“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6]291。

江泽民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把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1992年10月，他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5]248-249。1997年9月，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已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7]45-46

江泽民认为党风的核心问题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2002年11月，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要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6]572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永葆蓬勃生机和活力，永远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8]

江泽民还对新时期执政党作风建设的基本内容作了精辟的阐述。2001年8月，他在《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一文中指出：“抓党的作风建设”，要“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使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能做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6]324这“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涵盖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基本内容。

江泽民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中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1996年1月，他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要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必须搞好党风，各级领导同志必须以身作则”[5]505。为此，他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7]360。并从1998年11月开始，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间，用整风的精神深入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三讲”教育采取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中央机关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1999年上半年结束，地、市、县机关1999年下半年结束。“三讲”教育为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方面作了一次创造性的探索和成功的实践，积累了经验。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还在建立健全制度来加强和改进党风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如：1995年1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1997年3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1998年11月，制定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2002年7月，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决定》是一个全面加强和改进执政党作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科学总结了取得执政地位5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深刻分析了党的作风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系列新思路、新举措，从而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四）胡锦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思想

在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胡锦涛就率领中央书记处的成员来到河北省的西柏坡，参观“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旧址”。他号召广大党员和干部一定要继续保持和发扬“两个务必”，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004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并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线，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学习贯彻党章为重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活动分三批进行，每批半年左右时间。第一批是县及县以上党政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从2005年1月开始到6月基本结束。第二批是城市基层和乡镇机关，从2005年7月开始到12月结束。第三批是农村和部分党政机关，从2006年1月开始到6月基本结束。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党的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一次集中教育活动，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自身作风建设的一次成功实践，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先进性建设取得了明显效果。

胡锦涛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问题。2006年1月，他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不仅关系他们的个人品行，而且关系党的整体形象。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9]。

胡锦涛同样强调领导干部在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2007年10月，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深入开展党风党纪教育，积极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领导干部模范遵守党纪国法，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新风正气，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10]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深刻分析了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认真总结了中共执政60年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提出全党要大兴“四风”即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并以坚强的党性来保证党的作风建设[11]。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再一次强调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2]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还在进一步建立健全制度来加强和改进执政党的作风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明显的进展。如，2003年12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4年4月，制定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时规定》；2005年1月，制定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二、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来的辉煌历程中，在作风建设方面取得的主要经验启示有以下几点：

（一）前提条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全党

党风是一个政党及其党员世界观的外在表现形式。一个人的行为活动归根结底总是受世界观指导的。从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来看，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武装全党，是搞好党风的一条基本经验。早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特别重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他在古田会议中明确提出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要对党员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进而从世界观的高度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表现和危害进行了深入批判，为延安整风运动顺利开展和党的优良作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前提条件。“文化大革命”中党的优良作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首先在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解决了世界观问题，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党风的好转。实践充分表明，党风建设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世界观转变问题。为此，要从根本解决党风问题，树立良好的作风，就必须从解决世界观问题入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终身的信念，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自觉地坚定地抵制和克服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各种各样的不正之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二）核心问题——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内容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人民群众判断评价一个政党，最直观的就是看党的作风状况，看党与人民群众是否紧紧地站在一起，是否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党风好坏决定人心向背，人心向背决定着党的命运。党风好，党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党就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党的事业就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反之，党就会失去民心，丧失力量的源泉，为人民群众所抛弃，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政党前途和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和衷心拥护，势必会垮台。这是一条被古今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意志的执行者，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捍卫者、实现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党的出发点和归宿。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才能使党永远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永葆蓬勃生机，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三）根本目标——保证党的中心任务的贯彻落实

党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通过加强党风建设振奋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有力地促进和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是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方面的一个基本做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因此，党风建设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和各个时期基本路线的贯彻落实来进行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善于搞革命、搞武装斗争的党，成功地创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继续大力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在新的实践中形成了与新的时代精神相适应的新作风。正是有了这种良好作风，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才得以深入贯彻落实；党才能在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领导亿万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成就。

（四）关键环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

搞好党风，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是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各级权力的执掌者，他们的作风好坏直接关系群众的利害得失，影响到全体党员思想作风的取向，是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人民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领导干部清正廉洁，作风优良，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就能赢得了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佩和拥戴，为党的形象增添光辉，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重要贡献。领导干部的作风不好，贪污腐败盛行，就在人民群众中失去了人格的魅力和威信，导致干群关系恶劣，损坏党的形象。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能够保持优良的作风，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的领导人率先垂范，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导之以行，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更重要。搞好党风，促使社会风气的进步，关键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五）主要途径——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搞好执政党党风的主要途径是加强制度建设，这是由制度的性质和作用所决定的。制度本身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所谓根本性，是由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党的制度是党的工作经验和党的生活规律的规范化和条文化，是全党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对贯彻落实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起着有力的保障性作用。制度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党的工作和行动必须遵守的法规法则，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对全党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强制性，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认真遵守，贯彻落实。所谓全局性，是指党的制度是与党的工作的所有重要方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对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的全局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等方面的建设都离不开党的制度的规范和保障。如果离开了制度的规范和保障，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等方面的建设就无法顺利进行。所谓稳定性，是从两个方面来体现的：一方面党的制度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党的任何一项制度都是由相应的党的权力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来制定、修改或废除。党的制度一经制定和颁布实施，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建设是党用来稳定队伍，巩固组织的工具，如果放弃了党的制度建设，那么党的队伍就无法稳定，党的组织就无法巩固。所以必须重视党的制度建设。所谓长期性，也是从两个方面来体现的：一方面是因为党的制度本身具有长期性。制度是把那些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可以长期发生作用的实践经验的结晶，用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另一方面是由于党的制度建设本身也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党的生命有多么长久，制度建设就会自始至终相伴随。所以，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作风建设的各项工作之中去，通过建立健全制度把作风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确定下来，坚持下去。

（六）有效形式——开展整党整风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以整党整风的形式来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取得了很好的，非常明显的效果。其做法是党员干部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提高、克服各种不良作风，达到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目的。客观地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学风、文风和党风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正是通过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得到了解决，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了最重要的准备。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也是通过整党整风教育来促进作风建设。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整党教育，90年代开展的“三讲”教育，在新世纪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活动等等，都为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为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勇于和善于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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