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理国主义文化建设论文

摘要：《大学》是一部蕴含丰富教育理论、伦理思想和政治智慧内容的儒家经典。“明德”、“知止”、“修身”是贯穿于《大学》始终的核心理念。“明德”是《大学》之魂，“知止”是“明德”之深化，“修身”是“明德”之本。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大学生理国主义文化建设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学生理国主义文化建设论文 篇1：

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涵与发展变迁

[提 要] 爱国主义对中华民族价值观念产生统摄作用，对民族文化心理产生激发、认同作用，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国文化发展。自古以来，爱国主义所具有的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的本质永恒不变。同时，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具体历史使命和任务各有不同。爱国主义的发展变迁经历了若干阶段：古代文化格局中以心怀天下、促进统一为使命;近代以来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使命;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主题。

[关键词] 爱国主义;民族凝聚力;民族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发展理念

[作者简介] 林丹：法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

爱国主义是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精神，是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就内涵而言，爱国主义包括对乡土家园的依恋，对文化传统与伦理习俗的热爱，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列宁曾说过，“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深深地将人们凝聚在“国家”的层面之中。自古以来，爱国主义的本质不变，饱含着人们对自己祖国和家乡故土浓烈的归属与认同情感，蕴含着浓郁的整体主义精神，渗透出强烈的群体本位意识。爱国主义本身具有的这种对政治共同体认同的整体观念，不仅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历经艰辛磨难而依然巍然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逐步演变为中华儿女价值取向的思想支援。同时，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有具体的对象、内容与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使命和任务不断变换。在新时代，爱国主义更具开放性，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中，更多地体现在现实的工作、生活、社会等领域。

一古代文化格局中以心怀天下、促进统一为使命的爱国主义

在厚重的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不体现了古人为国家而舍小我的爱国主义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形成了以儒家为代表、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儒家因其在抑制统治者的暴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得到青睐;到了汉代，更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局面。各家思想虽不尽相同，但其实质都是为了“平天下”，促进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从而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

先秦时期是爱国主义的形成时期。先秦时期是我国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大繁荣时期，也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在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的出现，各学派思想相互激荡和融合，促进了思想的发展。同时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诸侯国林立，人民饱受战争的苦难，这也造就了当时思想家心怀天下、济世报国的思想。因此，在这一时期，爱国主义成为其思想发展的主线。究其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大致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即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天下为公的爱民情怀以及舍生取义的义利观。

首先，强烈的忧患意识是爱国主义的逻辑起点。忧患意识来自对“时艰”的反思。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林立，为争夺土地和劳力，诸侯之间战事频繁，百姓也饱尝战争之苦;再加上当时生产力落后，致使民众生活艰辛。这就使得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社会危机也日渐加深，让人担心、思虑的状况层出不穷，于是忧患意识也更加炽盛，推升出“君子有终身之忧”的基调，并成为孔孟思想的特征之一。儒家的理想是心系天下，兼济入世。孔子一生克己复礼、弘扬与践履仁学、致力重建礼治社会，充分反映出他敢于承担历史使命的勇气和毅力，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即历史担当精神。这种历史担当精神的感召，鞭策著无数志士仁人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甘洒热血写春秋。孟子提出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不是成为“忠诚的仆人”，而是成为具有独立自主的道德意志和具有审美意识的感性品格的行为主体。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格不是外在服从的“命”，而是内在的“性”。它表现出由神意天命的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的转换，突出了个体的人格价值及其所担负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这也表现在生死关头主体的自我选择，具有矛盾性质的两方面要素交融在一起，使“修身”“正心诚意”“内圣”与“治平”“齐家治国”“外王”彰显出具有对立特征的辩证关系。

其次，儒家宣扬先公后私和先国后家，强调普遍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是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情怀的集中体现。公与私的划分标准是利益主体，对象是普遍、群体还是特殊、个体，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二者具有鲜明的界线和显著的差异性，其所涉及的是两种完全各异的领域。如孟子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样公田”就展示了公与私的显著分歧。古代思想家，尤以儒家先哲们为代表，大都表现出明显的重公轻私的倾向。大多数思想家均认为“大公无私，天之道也”，即大公无私的思想品格是符合自然法则与宇宙规律的;此外，受“天下为公”情怀的启迪，先哲们将“天下为公”作为理想社会的一种崇高境界，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天下观。

最后，舍生取义的义利观是爱国主义的价值追求。对“义”与“利”的讨论与阐述，先秦儒家的贡献尤为突出。义利之辩，乃儒者第一义。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也。”荀子曰：“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在义利之辩中，先秦儒家论述颇多的是道义高于生命，群体利益高于个体生命，这是先秦儒家对整个人类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舍生取义”这一核心价值观念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中国社会历史之中。苏武牧羊，不辱使命，不失气节;岳飞抗金，精忠报国;文天祥浩然正气，宁死不屈;林则徐虎门销烟，护国御强。这些受到世人们千古敬仰的民族英雄人物，无不具备舍生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价值观。

秦汉以后是爱国主义的发展时期。秦汉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形成家庭本位的封建君主专制社会与严格的等级秩序，爱国主义驶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西汉，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学独尊的历史地位，虽然西汉初年黄老之学得到推广，魏晋年间，佛学盛行，但是这些都没有动摇儒学的主流地位。不仅如此，儒学在吸收和借鉴了道家和佛教的观点之后，自身也在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中华文明传承不息，如果把中国历史的延续归因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凝聚力，那么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捍卫统一方面功不可没。

由于封建集权的高度统一，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实际上与血缘、家族相统一，等同于亲缘认同与地域认同。基于此，“忠”与“孝”得以密切地相互联系，构筑起“家国一体”的社会历史模式。就“忠”来说，事君以忠。“忠”，敬也，尽心曰忠。这里的忠可以理解为地理空间概念，如此，“心”置于“中”为“忠”。顾文思意，“忠”即是心怀端正，不偏不倚的适当与中正之意，由于“忠”表征尽己与无私的品格，得到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赞赏，将其作为规范君臣行为的准则。而所“忠”之“君”既指作为个体存在的统治者，亦指作为整体存在的国家，因此，君与国家呈一体化趋势，“一人定国，一言偾事”，“忠君”不仅烘托了社会与国家的利益，同时也极大地强化了君主专制。就“孝”来说，尊老事亲为孝。在中国古代社会，孝以调节家族、家庭乃至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的形式出现，大体有三层含义。第一是要求赡养父母，尊敬父母。“己敬”是孝的起点，“他敬”是孝的影响。孝的第二个要求是不能违背父母意志。正所谓“父为子纲”“父母之命”。第三是要祭亲，这是孝的持续。“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礼记·祭统》）

祭亲应该由亲生子女执行，因此古代特别重视香火的传递，以保证父母常享祭礼。忠与孝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君位世袭的封建社会，父子关系兼着君臣关系，忠孝是一体的。事亲如事君，忠君与爱国一体，显现出忠君报国的思想内涵与特征，成为这一时期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使中国封建社会得以保持长久的稳定和繁荣。

二近代以来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为使命的爱国主义

传统根植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淀，古代爱国主义精神建立在亲缘与地域认同基础之上，带有封建专制体制的色彩，但其内容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其现实的实践途径不尽相同。自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以来，爱国主义主要通过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体现出来。

回顾中国近代历史，第一阶段的爱国主义主要表现在救亡图存，抵御外侮的进程中。“中体西用”是问诊中国的重要救国主张。在“中体西用”中，“体”是内在而根本的，主要以儒家的伦理名教为核心;“用”是“体”的外在表现，泛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制度及民主思想等。由于当时所受的军事威胁迫在眉睫，西学被狭隘地理解为道统之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及其科学理论。它的基本特征是：“在中学和西学兼蓄并融的文化结构中，以突出中学的主导地位为条件，确认西学的辅助之作用。”

邱若宏.从“师夷长技”到提倡“格致之学”——论近代前期的科学思潮[J].中南大学学报，2005（4）：526-531.

然而，强调中学为“体”只是形式上的重点，究其实质而言，重点却在于强调西学为“用”。“洋务运动”是“中体西用”的第一次尝试，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学习西方，兴办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后期以“富国”为口号，提倡大力发展工矿、贸易、交通、电讯、金融等实业。由于清政府长期的守旧和腐败，这一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值得注意的是，后期这种重商主义的形成，彰显出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思想文化的趋势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维新变法运动旨在通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从政治制度层面改变当时的中国状况，但是随着“戊戌六君子”的牺牲，变法运动最终也宣告失败。虽然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我们还是应当承认“中体西用”带来了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化以及技术观上的根本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就中西技术差异而言，突破“天朝上国”和“蛮夷之地”的思维模式，迈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步伐。其次，就道器的本末關系而言，开始重视器具的重要性，突破了“重道轻具”“惟文为尚”的传统。最后，国家的权力与财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目的论”思想在中国占据一席之地。这样就使得中国重视传统而拒斥变革的思想发生了松动，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变革的张力，成为中国现代化的萌芽。

晚清民国之交，近代爱国主义与国学相关联。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遭遇了一场绝无仅有的国家危难，这是一次包含了经济、政治、外交的总体性危机。这场民族危机激发出当时国人强烈的民族救亡意识，人民普遍有意识地将国学的探讨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相关联，国学逐渐成为抒发民族情怀的重要途径之一。黄节阐释了国与学的关系问题，他说：“立乎地圜而名一国，则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焉，虽震撼掺杂，而不可以灭之也。灭之则必灭其种族而后可。灭其种族，则必灭其国学而后可……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

黄节.国粹学报叙.国学的历史[M].载桑兵等，编.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0：17.

邓实也主张“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是则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

邓实.拟设国粹学堂启.国学的历史[M].载桑兵等，编.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2010：81，89.

在深重的民族危机的自觉之下，这些观点均指出国家与国学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国学促进国家不断发展，国家推进国学繁荣昌盛。梁启超也认为，“今正当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者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之矣。”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3.

《国粹学报》的志向就是“保种、爱国、存学”。可以看出，国学的根本就是伸张国家大义。

辛亥革命以后，近代民族主义发生转变并融入爱国主义。存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得以瓦解，建立起议会民主政体，不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后，袁世凯复辟帝制使得革命果实被窃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人民一致反对复辟帝制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忠君即爱国”的爱国主义模式。不仅如此，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注入新的思想和活力，以促进人民的觉醒。传统的“华夷之辨”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也进一步转变为民国时期的“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民族原则，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民族基础。近代民族主义包括由浅至深的三个层次，依次体现为排外、拥护本国固有文化、建立民族国家。第三个层次是最高等最艰难的，因此一般的民族主义运动常常先达到前两个层次。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融入了爱国主义，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帝反封建，振兴中华成为爱国主义的历史使命。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各种救国主张及其实践都以失败收场，究其原因，在于缺少正确的理论指导，没有找到正确的民族复兴之路。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形成了争取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新型爱国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推动了中国反帝反封建、追求民族解放的历史进程。而外交上，巴黎和会的失败也使得中国认清了任人宰割这一屈辱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1919年，“五·四”爱国主义运动应运爆发。这是一场中华民族的自觉运动，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五四运动”以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或者走共产党领导下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救亡革命;或者从事反动政权下“工业救国”“抗日救国”“教育救国”“卫生救国”的工作，

黎澍.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论文选[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82.

成为中国由近代向现代转变的转折点。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赤诚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五四运动精神的核心”，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将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思想融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之中，彻底瓦解了以往的忠君即爱国的传统思想，从而架构起一种新型的爱国主义。同时，这场精神革命也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

对个人主义的辩证反思促使自力更生成为民族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点。张奚若先生在《国民人格之培养》中提出，个人主义将个人良心作为判断政治是非的最终标准，有利于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都具有最大优点和最高价值。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如果能多多培养这种人才，国事不怕没有人担负。

参见：张奚若.国民人格之培养[N].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05-05.

他认为“五四运动”的重要现实意义是通过思想解放推动了个人解放，从而产生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它的精髓是承认个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是在社会尚未形成新的人际关系结构、新的社会意识还未意识到社会历史使命之前，所谓“真的个人主义”或“健全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仍是一种无阶级意识的现象，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历史使命观点来说是落后的。毛泽东在1929年所批判的个人主义，其含义主要是“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具有阶级意识，个人必须首先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才会获得个人的利益，脱离阶级利益的个人利益，在阶级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当然，毛泽东认为对个人主义的文化意义不可做庸俗的理解，即不反对个体自由和个体存在，亦尊重作为个体自由和个体存在前提的生存权利和生存条件。毛泽东亦强调“个性”，他说：“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阶段，都应当以自力更生为主，这是独立自主原则的重心和基点，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

总而言之，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在社会内部成熟的条件下产生的，而是对外来刺激和挑战的应激。“中体西用论”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根源于对现代化的表面认知。而现代化的推动，应从国家和民族自身实际情况出发，依托本土文化，将其作为内在的驱动力，并借鉴欧美技术、制度和思想体系中的合理成分，创造出新的“体”和“用”，才能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站起来。

第二阶段，在全球化进程的冲击下，爱国主义以改革开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实践途径。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高度统一。邓小平认为爱国主义必须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否则就会变成空洞的口号。他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荣誉为最大耻辱。”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国家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地发展经济，使中国发展步入正轨。因此，这一时期爱国主义主要体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对经济复苏和建设的努力上。1953年，中国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此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不断积累经验和总结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成为我们之后道路选择的重要依据。

爱国主义不断深入社会生活实践与学术理论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由一个尚有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国家，变成一个经济繁荣，有着活跃市场的强大经济体。中国在迈向工业化的道路上飞速前进，成为世界工厂，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欧风美雨的侵袭，使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年来，人民群众的爱国热忱也高度凸显，钓鱼岛问题上的决不让步，汶川地震中的携手相助，以及汉字听写大会的热播等，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爱国主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影响不断加大，深入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随着全球化这一趋势的发展，爱国主义的内涵也逐渐扩展，如何在此趋势中维护民族国家独立性和民族文化独特性被提升为主要内容。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意识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爱国主义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例如，人口资源的全球流动扩大了爱国主义的外延;人的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爱国主义的情感基础;国家间利益的博弈左右了爱国主义行为。但毋庸置疑的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抵御全球化造成的离心力，推动爱国主义与民族认同相契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提升民族的凝聚力和国家的认同感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内核。

三新时代以“中国梦”为主题的爱国主义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与传统一脉相承、又具有新的特色，是对中华传统爱国主义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

习近平.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新华社[EB/OL].（2015-12-30）[2019-01-1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30/c_1117631083.htm.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是伟大梦想，又是伟大行动，也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0.

将爱国主义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联结，使爱国主义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国梦是强国梦、复兴梦，同时也是幸福梦。“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此时需要更多的信心和加倍的努力。同时，在一个国家里，民众所希望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裕，还有个人价值在国家生活中的体认，这是中国梦最具有生命力的成分，也是爱国主义最真实的体现。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为爱国主义提供了理性目标、价值导向，也更加凸显了爱国主义的伦理实践意义。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主题中，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原则成为应有之义。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人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同时也是爱国主义的主体。今天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需要以人为主体。进一步而言，这里所讲的人的内涵发生了变迁，既包括个人，也包括人民的含義，体现的是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在根本上相统一的价值观念。此外，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国”指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本质上与传统“忠君”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差异性。基于此，“多民族统一”的基本国情没有发生变化，但“忠”的涵义在延伸，从国家延伸至社会和人际关系范畴。

新时代的爱国主义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爱国主义与民族凝聚力密不可分，是民族精神的核心。随着爱国主义内涵的丰富与发展，逐渐延伸为关注国家和民族利益、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担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国家与世界相结合、将爱国意志与人类责任担当相结合，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担当意识。新时代各个国家均处于一个休戚与共的国际社会共同体中，任何一国的行为都不仅仅涉及本国利益，同时延伸至全球利益，西方传统的利己主义治理理念已经过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蕴含的合作共赢理念主张各国兼顾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各国之间同舟共济、共同繁荣，促进人类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中诠释出与西方“霸道”文化极为不同的价值理念，倡导“王道”精神，具有真正的普世价值。

新时代爱国主义还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通过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文化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灵魂和精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

John P.Lovell.The United States as Ally and Adversary in East Asia：Reflections on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in Jongsuk Chay，ed.Culture and Internations[M].New York，1990：89.

一个国家要想把全社会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都必须有一套与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集中体现，它所倡导的基本内容，对意识形态和社会共同理想目标、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个人行为规范和社会心理等都给出了明确的价值原则与价值判断，具有不可替代的高度的凝聚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12-26（0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思想道德观念和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资源，可以提升价值观自信，增强文化凝聚力。

新时代爱国主义还通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得以体现，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转化为爱国报国之举。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是广大人民为祖国繁荣富强所做的不懈努力以及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GDP不断上升，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嫦娥三号”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的航天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莫言以及屠呦呦分别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体现了国人的文学素养和科学成就。所有这些，都使得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内涵更加具体和丰满。

四小 结

总而言之，爱国主义自始至终饱含着人们对自己祖国和家乡故土的强烈的归属与认同情感，蕴含着浓郁的整体主义精神，渗透出强烈的群体本位意识。爱国主义的基础是民族共同体即国家的存在，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始终以整体主义精神、社会责任感与历史担当意识贯穿始终，成为爱国主义发挥凝聚民族精神功能的核心要素。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而言，爱国主义倾向于群体利益具有优先性，主张国家的整体利益是最高利益。例如，在处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提倡个人的命运与群体的发展息息相关，个人或局部的利益同集体或国家利益相比，是第二位的。从本质上说，爱国主义本身具有的这种对政治共同体认同的整体观念，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长期屹立的根本原因之一，也逐步演变为中华儿女价值取向的思想支援。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爱国主义的主题和客体不断发生着历史变迁。就爱国主义的主题而言，古代中国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忠君爱国”;近代以来中国爱国主义的主题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通过救亡图存、抵御外侮、改革开放、中国梦等路径得以实现，其特质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政治共同体国家认同的有机统一。

就爱国主义的客体而言，“爱”的对象是“国”，先秦时期的“国”包括“国家”“诸侯国”“天下”等诸多相似的概念。其中“天下”概念超越了君主政权和宗法集团，蕴含更广泛的公共性质和社会意义，是传统思想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核心。自近代开始，民族独立的现实实践将爱国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相统一;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将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道路相联系。在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就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结的有机统一体，爱国主义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新时代爱国主义继续定位于“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呈现出新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义利观和新型文化认同。数千年来，正是这种建立在本民族认同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成功打造了和正在打造着华夏儿女的道德情怀和文化身份。这种民族基本精神能够有效鼓舞全族成员为本民族利益而奉献、奋斗，使得全民族民众在抵御外来侵略、维系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民族历史进程中产生向心力，由此构筑起强大的民族文化凝聚力。新时代爱国主义超越了传统爱国主义的自然情感，成为新时代中国凝心聚气、改革创新的思想精神动力。

作者：林丹

大学生理国主义文化建设论文 篇2：

《大学》“明德”、“知止”、“修身”理念品析

摘要：《大学》是一部蕴含丰富教育理论、伦理思想和政治智慧内容的儒家经典。“明德”、“知止”、“修身”是贯穿于《大学》始终的核心理念。“明德”是《大学》之魂，“知止”是“明德”之深化，“修身”是“明德”之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重新审视“明德”、“修身”、“知止”理念的深刻内涵，传承其重视培养道德人格，提升精神境界，崇尚责任和担当的传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人们思想道德素质与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关键词：《大学》；“明德”；“知止”；“修身”；当代价值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2-11-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对大学生价值认同的影响及教育对策研究”（12YJA71001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与强化路径研究”（12MLB004）。

作者简介：郭华茹（1954-），女，湖北襄阳人，常州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大学》是儒学重要经典著作之一。从根本上说，它体现的是中国儒家思想由内而外，以德立人、以德治国，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而“明德”、“知止”、“修身”，是贯穿于《大学》始终的核心理念，尽管这些理念在不同的时代在某些方面有一些拓展性的阐释，但其思想的高度和深刻，不仅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利益分化、思想多元、甚或少数人价值扭曲的当下，对于人们德性的呼唤和道德塑造，对于高校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明德”、“知止”“、修身”理念及其关系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世称“二程”的宋朝程颢、程颐，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朱熹则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为《四书》，并将《大学》列为“四书”之首，称之为“入德之门”，由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品读《大学》全篇，统率全文的是“明德”，实现“明德”，达到“知止”、“至善”的根本途径则是“修身”。大学“明德”、“知止”、“修身”理念意蕴丰富，影响深远。

“明德”是《大学》之魂。古人对于大学的解释为“大人之学”。中国古代一般是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大学》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大学的根本宗旨，即“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大学》看来，德为人之本，“艺”与“术”是具体的技巧和技能，“艺”与“术”必须从属于德，为德所统御，如此才能发挥出应有的造福于人的作用。否则，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反倒为祸愈烈。所以，大学开宗明义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成为真正的“大人”，学做真人，即无愧于天地、俯仰于天地之间的道德高尚之人。

“知止”是“明德”之深化。《大学》在提出“三纲领”之后，又提出“知止”理念并比较详尽地分析了“知止”的意义，“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1]（P10）。可见，“知止”是对“三纲领”的承接和深化。“知止”不仅是要明白自己的理想、目标——“止于至善”，而且要通晓达到至善的途径和方法，那就是要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深刻的认识，能够区分事物的本末始终，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混乱始终。因此，“知止”就是要明白道德践履的本末始终，即根本的道理，也就是要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即所谓的“进退有据”。

“修身”是“明德”之本。德要有现实的载体人。否则，再美好的道德理想，也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为了实现“明德”之宗旨，《大学》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养品性，即不断地完善自己，增强自己明德知止的能力，是每个人最为根本的东西。基于“修身”的重要性，《大学》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概念，即“八条目”：“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P16）。可见，在《大学》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条目中，“修身”居于承前启后的中枢位置。一方面，“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具体方法及步骤，“修身”则是“格”、“致”“诚”、“正”的目标和结果。另一方面，“修身”又是“齐”、“治”、“平”的前提条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共同致力于“明明德于天下”。

在《大学》看来，“明德”是核心和灵魂，“知止”是目标和要求，“修身”是根本和手段。抓住了“修身”这一根本，“齐”、“治”、“平”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不重视修身，道德低下，则家必乱、国必亡，“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

二、“明德”、“知止”、“修身”与传统道德人格的塑造

《大学》中的“明德”、“知止”、“修身”等理念，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中关于道德人格的内涵界定、道德人格的塑造途径以及建立和处理群己关系、人我关系的人生智慧，对中国后世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生活、特别是人们的道德生活和伦理规范产生了一定的形塑作用，成为中国人进行道德认知和道德践履、提升自己精神境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第一，《大学》揭示了儒家对于道德人格的理想化追求。如前所述，“明德”是最终的目的、“知止”是明德的深化，“修身”则是达到“明德”与“知止”的途径和手段。只有通过“修身”才能不断地改善自己对于世间万物的感知和认识，提高对于世道人心的体悟和洞察，最终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即知止的境界。儒家与道家的最大不同在于，通过修身实现的知止和明德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讲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是仅仅追求自我的品性高洁而孤芳自赏，超然于社会之外，而是有所担当，强调个人对于他人和社会负有的使命和责任。所以，通过大学的修身、知止、明德，中国儒家传统中不怨天、不尤人、不懈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理想人格活泼泼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与那种弃绝尘世、不食人间烟火，不关心百姓疾苦的所谓超脱，以及重生、贵己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狭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处理群己关系、塑造人生理想的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

第二，《大学》揭示了人们提升自己道德修养、完善自己精神境界的实现途径。尽管儒家对于人性主导的思想和看法是“性善论”，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可以自动地得到提升，而是需要不断地进行修养。而这种修养，在《大学》中表现为八目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所谓“格物”就是要对世间万物进行深入的体察和分析，这种体察和分析既包括对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追问和思考，也包括对于社会生活、世道人情细致入微的揣摩和玩味。通过格物把握自然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达到“致知”，并尊重规律，善待规律，按规律办事。“诚”就是不自欺、不欺人，一切听从本心。“诚意”就是言行一致，不为了外在的利益而改变本心，伪装自己，取悦他人，从而蒙蔽事物的本来面目，违背客观规律。只有这样，人才能做到“正心”，即处理事情不偏不倚，客观公正，也不容易被事物外在的假象所迷惑和欺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最终目的就是人格的完善，即我们不但能够获得对外在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够把握其中的发展规律，而且能够善于运用规律，物为心役而不是心为物役，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和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地剪裁事物，歪曲规律，欺人欺己最终害人害己。

第三，《大学》对古代中国道德建设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自元始至明清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七百多年，《四书》均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教材，成为中国读书人最普遍的读本，《大学》因居《四书》之首而风行天下。《大学》对古代中国的影响，表现在教育、伦理、政治等多方面。在教育方面，《大学》通篇皆言大学之教的纲领和条目，最终达成“修己治民”、“内圣外王”的大人之学，通过官方和民间的努力，《大学》受到尊崇待遇而成为读书人必读的经典书目，其基本内容也在读书人心底扎根。在伦理道德方面，《大学》不仅论及“明德”、“知止”、“修身”之说，而且论及达到“至善”的具体标准和要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的“仁”、“敬”、“孝”、“慈”、“信”，无一不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伦理道德范畴和规范。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均具有多种身份，或为君、或为臣、或为子、或为父，不管是君与臣，或者子与父，都必须“知止”。这个“止”既是范围，又是标准，还是界限。君、臣、子、父、国，必须“仁”、“敬”、“孝”、“慈”、“信”，这样才能有比较和谐的社会关系，否则，君则不君，臣则不臣，子则不子，父则不父，国则不国了。当然，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仁”、“敬”、“孝”、“慈”的含义有一定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强调处理他们之间关系需要有一定的可遵循的规范、标准、要求，这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在政治方面，表现在目标、实践和影响三个维度上。《大学》“治国”、“平天下”目标，是千万儒士“明德”、“知止”、“修身”的终极政治抱负、政治理想和政治目的。“治国”、“平天下”的实践，就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实践，国治天下平，既是儒士对于自己人生发展的自我期许，也是社会对于他们特别是其中能够成为士大夫的一部分精英分子的政治要求。

三、“明德”、“知止”、“修身”理念的当代价值

《大学》所述“明德”、“知止”、“修身”等理念，尽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定程度上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后世的一些御用文人在一些具体内容的阐释上有所偏颇，如过度地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以维护社会道德伦理纲常为名强调对统治阶级顺从服从，但《大学》重视个人道德修养、注重人伦关系、深切的家国情怀，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仍然是极其珍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第一，《大学》“明德”、“修身”理念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的文化价值。毫无疑问，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的发展服务于人的发展。经济发展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康德说过，永远不要把人当作手段，人是最终的目的。而人的发展和幸福必须归结于社会关系的和谐、道德精神的高尚、内心的祥和宁静，而不只是物质生活的丰裕。《大学》中“明德”、“知止”、“修身”理念，体现了人的根本的精神追求，也体现了社会和谐安定的根本基础。人只有明德修身，独善其身，德才兼备，以德驭才，才能为社会作出贡献。当今大学教育中存在重智育，轻德育，重知识，轻素质，重“硬通货”（证书），轻思想品德“软件”的问题；社会上存在并一定程度上蔓延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严重地扭曲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因此，引导大学生以及全体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长期任务。胡锦涛同志《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在当今时代，坚持《大学》“明德”、“知止”理念、借鉴《大学》明人伦，讲修身，强调高尚人格的养成，对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大学》“知止”理念对当代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知止”就是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而且能够在实践中坚守道德底线和伦理准则。综观我国现阶段的思想道德状况，存在着部分官员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腐败问题，背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职业操守和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近年来的中国大学，表现的却是‘无根之浮萍，无魂之器物’。‘无根’、‘无魂’的大学之道，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学和大学人的价值观混乱甚至沦丧”[3]。学术界存在着学术造假、学术不端、学术功利化、学术腐败问题，背离了基本的学术研究的道德规范；学生上课逃课、考试作弊、选择“逃课安全、易拿学分”的“酱油课”，背离了崇尚科学、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致使部分大学生“有智商没有智慧，有前途没有壮志，有文化没有教养，有知识没有思想，有青春没有热血，有个性没有品行”[4]；企业经营中存在的偷税漏税、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问题，背离了合法经营，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等等，不一而足。上述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不“知止”。这有两方面情形，一方面，应该达到的“善”，应该去做的事情没有做到；另一方面，在不“善”的事情上，没有停止，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样不知本末，不知进退的社会行为，必然导致不和谐，必然会产生诸多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无论是哪个行业哪个部门，每一个人都应该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知所行止，坚守道德底线。否则，坏人得利，好人受辱，恶行当道，善行蒙冤，社会成员不会有任何安全和幸福可言。

第三，《大学》重视个体道德修养、道德自律，道德责任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在《大学》看来，齐家、治国、平天下，凭借的不是外在的强力，而是主体自身的精神高洁、道德高尚。家齐、国治、天下平，靠的是个人切切实实的“修身”。“修身”的途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其中的关键是“诚意”和“正心”。在格物”、“致知”的基础上，如果能够做到“诚意”、“正心”，势必使自己的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合乎伦理本性。一方面，即使这些行为在别人看来不合时宜，迂腐守旧、不知变通，但是仍然会选择坚持和坚守，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特立独行而绝不从众媚俗。对于不好的行为，也从来不为自己找借口或推托责任。另一方面，即使其他人德不明、身不修，但也不能成为自己逾越道德底线的理由和借口。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德明而身修，则家齐、国治、天下平就不会是梦想[5]。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每一个公民按照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要求，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和道德坚守，就是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发展增加正能量，就会促进个人自身，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日益和谐。

总之，《大学》是一部蕴含丰富教育理论、伦理思想和政治智慧内容的儒家经典。虽然我们不能直接照抄照搬“为我所用”，但是，学习经典、体味经典，挖掘《大学》“明德”、“修身”、“知止”理念的深刻内涵，传承《大学》重视培养道德人格，提升精神境界，崇尚责任和担当的传统，必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参考文献

[1] 曾参.子思.大学.中庸[M]西安：旅游出版社，2003.

[2] 胡锦涛.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

[3] 李慧玲，孟亚. 大学道德危机追问——兼与《道德危机中的中国大学》作者商榷[J].大学教育科学，2012（2）：25-29.

[4] 丁三青.激情·理智·大学精神[J].现代教育科学，

2005（5）：10-11.

[5] 李伟明.中华传统经典教育的现代建构研究[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64-65.

作者：郭华茹 朱忠孝

大学生理国主义文化建设论文 篇3：

“家国情怀”的内涵与现代价值

[摘要]“家国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所谓的“家国情怀”，是主体对共同体的一种认同，并促使其发展的思想和理念。其基本内涵包括家国同构、共同体意识和仁爱之情；其实现路径强调个人修身、重视亲情、心怀天下；既与行孝尽忠、民族精神、爱国主义、乡土观念、天下为公等传统文化有重要联系，又是对这些传统文化的超越。“家国情怀”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建设幸福家庭、提高公民意识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家国情怀；家；国；传统文化；爱国

[作者简介]杨清虎，男，安顺学院马克思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家国情怀”虽古已有之，却一直有实无名，近代鸦片战争以后才真正兴起。面对国破家亡、民族危机，中华民族开始自省和奋起，“家国情怀”思潮应运而生。在传统文化中，中国社会没有宗教的外在超越，更多依靠的是一种“人文信仰”。“家国情怀”以一种特有的信仰魅力，超越种族和民族、宗族和地域、阶级和阶层、政党和意识形态，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

一、何谓“家国情怀”

关于“家”，《说文解字》曰：“居也。”关于“国（园）”，则曰：“邦也。”关于“家国”，《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讨伐殷纣王日：“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情怀”是一种感情、一种心境、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从字意上来看，所谓的“家国情怀”就是（人）对国、对家的一种思想心境，没有家，哪来的国。人不是浮萍，当我们在关注“小家”的时候，不要忘了还有“大家”之国；当我们在建设“大国”的时候，不要忘了还有温暖的“小国”之家。

“家国”一词由“家”与“国”两个基本对象构成。国大家小，“国”即“国家”，《尚书·金滕》载周成王语日：“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论语·季氏》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里的“国家”应是当时的诸侯国，是城邦的意思。到了孟子，连横合纵、国破家亡，此时他论及“国家”就更多了，尤其是他说的“人有恒言，皆日‘天下国家”’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谓的“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句话用《大学》来表达就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政治层面来说，国家有多重内涵，包含祖传国家、公共国家、阶级国家、官僚国家、寡头国家、朕即国家和宗教国家等等。欧美学者多采用克斯韦·伯的关于国家的定义：“在一个给定范围领土内合法垄断了武力（暴力）使用权的”组织。可以说，国家与国，两者没有实质区别，都是指一定的地域范围。“国家”更偏向于政治范畴，是一个政治场合应用比较广泛的词汇，包含了一定的领域和人民，这与马克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国家概念，其强调的“区域”和“公共权力”是一致的。关于“家”，“豕之尻也”，俗语言，“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余光中说：“我曾经写过一千多首诗，写乡愁的诗占了十分之一。”可见，“家”浓缩了母亲、父亲、亲人、故乡的无限情感和思绪，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情感依靠，无家则无根，无家，就是游子，没了温暖和喜悦。综合来看，“家国”一词政治色彩较弱，含义具有从小到大的张力，强调一种归属的递推关系，更倾向于思想领域，是一种自家而国一脉相承的情感表达与人生理想。

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家国情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慢慢积淀形成的。首先，它源自古代士大夫阶层对自我圈子的优越感和自我陶醉感。绝地天通，巫瞽分离，春秋战国之际，学术不断下移，普通的国人与百姓开始形成钻研文化知识的小团体，一般称作士阶层。士阶层以读书为主，惠施“其书五车”是士的代表人物。士有着独特的人格意识，孔子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等都是这种人格的反映。其次，贵族没落，士阶层崛起，不仅导致了士与其他阶层的分化，还影响了士与士之间的关系，士的共同体意识开始上升，沾沾自喜，他们以文会友，其他人被排斥在外，有着某种优越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就有这种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在魏晋时期得以强化，玄学就成了士族文人孤芳自赏的代名词。士大夫赖以安身立命的立德、立功、立言，在魏晋社会根本施展不出来，于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拿名教来遮掩，玄学家们“辨明析理”，开始营造起来一个远离现实、抽闲虚玄、相对封闭的“精神家园”。最后，政治变迁、王朝更迭、民族战争，遗民旧臣怀念前朝，不忘故土，不忘国家，把“家国情怀”由内而外推上了台面。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柳宗元“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韩愈“大丈夫文武忠孝，求土为国，不私于家”、苏轼“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文天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黄宗羲“出仕为天下”，这些文人儒士的恋家、思乡、忧国忧民之情怀逐渐被沉淀而汇聚起来。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列强打破了近代中国人的宁静生活，人们遭受战争、投降、割地、赔款，妻离子散，国破家亡，士大夫的那种天生的优越感荡然无存，承接的则是文人志士对亡国灭种的一种自省和情结，这种情怀重构而成“家国情怀”。这种情怀支撑一代又一代文人志士前赴后继、救亡图存、苦苦探索。可以说，“家国情怀”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现实的累积产物。

所谓的“家国情怀”，笔者认为其概念是多层次的：第一，“家国情怀”起源于士大夫的人文信仰和人文精神，是古代知识分子阶级优越性的自我标榜，具有狭隘性。第二，“家国情怀”在形成过程中，与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宗族伦理、个体意识是密不可分的，是经历了战争失败、骨肉分离、国破家亡之后伤痛思维的沉淀。第三，“家国情怀”是近代特殊社会历史的思想产物，士大夫的人文精神不断下移，是士大夫精神在整个民族遭受苦难之后精神的重构，千锤百炼，浴火重生。近代的“家国情”怀带有很强的积极、正面意义。第四，“家国情怀”具有时代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超越民族、意识形态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社会建设、国家统一、展现民族凝聚力方面都开始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当前所说的“家国情怀”就应该是作为个体的人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对价值共同体持有的一种高度认同，并促使认知共同体朝着积极、正面、良性的方向发展的一种思想和理念。

二、“家国情怀”的基本内涵

“家国情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组成之一，有其基本的内涵特征，主要包括家国同构、共同体意识、仁爱之情。家国同构理念是“家国情怀”形成的关键，共同体意识是“家国情怀”持续发酵的动力，仁爱之情是“家国情怀”良性前进的出发点。

（一）家国同构

国家形成以前，原始社会主要是以带有血缘关系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构成，此时的“家”即“国”，“国”亦是“家”，也就无所谓是家还是国。夏商社会里，“国家”的意识开始出现，不过这种国家是军事占领后的政治产物，有人口、土地和主权。“国”的概念出现以后，与此矛盾的“家”也就诞生了。但是，它们之闻仍然保留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是靠血缘、地缘为纽带，此时的国与家血脉相连，只不过是部落联盟的再扩大和政治化。西周开始，“国”的范围空前扩大，人与人之间的血亲关系逐渐淡化，在这种情况下，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把家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秦汉开始，国家统一，行政上的垂直管理，导致家与国的矛盾凸显出来，汉代政府不得不继续延续伦理道德为主要手段的宗法体制，让其在社会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可以说，古代中国家与国从来就没有被割裂开来，“家”与“国”是一体的。所以有人认为，血缘和政治的联姻是家国一体伦理政治的存在前提和纽带，血缘关系和政治生活的相互渗透，保证了家国同构政治模式的合法化和合理化。

这种以宗法制为基本形式的家国一体的政治模式理念就是“家国同构”。家国同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强调家国一体的同时肯定要以家为本，把个人、家庭、国家有机结合。作为一种与道德和政治都有联系的价值理念，它强调以民为本、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执政者对这种理念的认识结果。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说明人在家、国关系中处于主体地位，人对家国同构理念的认知就形成了“家国情怀”。也就是说，“家国情怀”是人持有的“家国同构”理念，是把“家”与“国”的关系看成是一个整体的观念。

（二）共同体意识

在现代社会学中，无论是家的意识，还是国的意识，都可以划入共同体意识之中。共同体意识是一种传统意识，个人的所有行为都必须要符合共同体的需要，个人不能凌驾于共同体的需求之上，这种意识与个人自由意识是相对的。在这种意识的影响之下，所有个体“同呼吸共命运”，上级有绝对的权威，下级绝对屈服于上级的意志之下。儒家提倡的忠孝、礼仪、廉耻这些道德要求，都是为共同体服务的，带有很强的共同体意识印迹。近代前的社会中，家意识都是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形态。近代以后，西方自由思想进入中国，反对束缚，强调个性解放、个性自由，使得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开始凌驾于共同体意识之上。近代思想解放运动者，在反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同时，也把这种共同体意识一并当作“糟粕”从中国文化中清理出去了。

“家国情怀”把主体置于“家国同构”的共同体意识之下，使得个人意识必须服从社会意识，服务于共同体利益。在现代社会中，还表现为一种集体意识和公民意识。“家国情怀”，充满原始和质朴的味道，个人利益与家国利益捆绑在一起，达到一种平衡，既不超越也不屈服。

（三）仁爱之情

仁爱是一种思想情感，就是指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它是儒家思想的内在核心，也是“家国情怀”的内在驱动力。如果说个体只为共同体服务，是不是就可以不择手段，是不是就可以采用战争或者阴谋等手段获得暴利，显然不是，皋陶“宁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家国情怀”所持有的对共同体的认同感是建立在仁爱之心、敬畏之心、宽容之心的基础之上的。仁爱本是儒家传统思想的核心，这种思想以一种情感的形式转化给“家国情怀”，成为把人的这种情怀引领上正确方向的灯塔。

“家国情怀”最终的情感归宿，不是仇恨，不是敌视，而是一种“爱”的思想。这种爱不是一种宗教的外在超越，而是宗法宗教形态下的道德情操；这种爱，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宽容、谦逊、悯恤与慈悲。

三、“家国情怀”的实现途径

（一）强调个人正心、修身、慎独

《大学》所云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就是把个人修身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一室之不洽，何以天下家国为”就是这个道理。“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个体的人不仅要慎言慎行，戒躁戒傲，更要心怀天下，所谓“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礼记·中庸》）在儒家思想中，孔子强调提高个人道德，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儒家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无论多么地心怀天下，如果不能由己而始，都是空话，只有提高个人修养，让自己有所担当，充满责任感，才能有家有国。可以说，个人成家立业所必备的正心、修身、慎独，是家国情怀主体的基本构成。

所谓“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由内层到外层，“修身”而始，从汉唐儒家提倡研读“诗”“书”“礼”“易”“春秋”的《六经》到明清时要通晓浩瀚的《十三经》，修身之路被过度复杂化，既要遵循许多繁文缛节，又要谨记几十条家训祖规。在这些严苛训文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文人志士，优点是沉稳儒雅，富有教养；缺点是刻板守旧，缺乏个体意识和创新。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如此之多的教条陋习，在遵循基本家教的基础上，既要提倡个体意识，也要把传统修身之道现代化，把优秀传统提炼出来，提倡“家国情怀”。反之，要有“家国情怀”，就必须从正心、修身、慎独做起，否则就谈不上“家国情怀”。

（二）提倡重视亲情、人人和睦

儒家提倡修身，修己治人，要崇德、修慝、辨惑。《大学》云：“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家是社会的细胞，是个人物质上的保证和精神上的寄托，君臣可以易位，父子则不能颠倒，亲情不能割舍。《中庸》日：“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一个人再怎么谈“仁”，如果不能好好地对待亲人，不能珍惜善待自己的朋友，那么仁就是一句空话。“人之所以为人，非八尺之身，乃其精神也。”亲情与生俱来，是一种低层次的情感需求。“子欲养而亲不待”，俗语云：“虎毒不食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重视亲情，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才有所谓的家、国。也可以说，“家国情怀”的实践之路，就是从亲情开始走出来的。

（三）要有心怀天下之抱负与责任

儒家讲究内圣外王，天下大同。“家国情怀”的内在超越，其终极目的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所谓的“家”“国”圈子里，而是“天下”。传统文化主张“以天下为一家”和“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是超越狭隘的“家”“国”意识。“圣无外，天亦无外者也。”和谐的国家秩序，是包容民族和种族，包容疆界和国界，包容文化和文明，一个国家再富饶、再和平，其他国家贫瘠而战乱，势必影响到这个国家。天下观念，就是要打破这种隔离和限制，把不同文明和社会融为一炉，实现人类共同进步。“家国情怀”就是要胸怀天下，达到天下太平，人人和谐的社会终极理想。

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他人强调与人为善、讲信修睦，遇到冲突以礼为先，协和万邦而求“化干戈为玉帛”。乘人之危、以邻为壑则是历来反对的，主流文化倡导“和则两利，分则两损”。因此，牟钟鉴等人在倡导建立和谐社会时就强调儒家倡导以道德安邦定国，实行“以德行仁”的王道政治，才能“得道多助”，否则强行推行霸道，只能是“失道寡助”，终归众叛亲离。和平来之不易，传统文化重视和平、倡导大丈夫要负担起为天下的责任，平等、宽容、互尊、互助实现于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之中就是大同。心怀天下，是实现“家国情怀”的终极理想。

四、“家国情怀”与优秀传统文化

“家国情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提炼，这种情怀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其他内涵彼此联系，相互吸纳，相得益彰。与孝道、仁爱、爱国等精神都是彼此关联的，没有这些精神的影响，孤立地看待家国情怀，则往往片面而不得要领。

（一）行孝尽忠

行孝为百善之先，是一个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的集中体现。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报恩父母的良好情操，故《诗经》才有“欲报之德，吴天罔极”一说。（《诗经·蓼莪》）“孝”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流淌了数千年，已经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儒家文化激励推崇这种情感，并上升为一种至高的道德标准，故有“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泛爱众，而亲仁”，“孝弟于其家，而后仁爱及于物”。㈣孝道成为支撑中国社会伦理秩序的基本规范和标准。

在此基础上，为国尽忠，成为尽孝观念的延伸，是个人与国家关系在“家”基础上的提升。自古以来，一大批的仁人志士道出了“忠”的深刻内涵。春秋晏婴以“利害”言国，“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汉代班固以“饥渴”喻国之情感，谓“爱国如饥渴”；近代的林则徐则以生死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天下兴亡，山河变色，国之将亡，“忠”的博大情操就释放出来。无论是匹夫有责，还是留取丹心照汗青，为了国家，一大批的英雄和先烈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不怕牺牲。为国尽忠，是国人对国家的一份赤子之心，是一份特殊的情怀。

所谓的“行孝尽忠”，从儒家思想来看，似乎还未脱离简单的“亲亲”“仁民”和“爱物”，但事实上，历经千年历史风霜雪雨，这种情感早已升华和发生蜕变。行孝尽忠就是一种个体对主体的情感的依赖，这种“依赖”已经超脱了血缘、地缘和国家，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爱”的情感。人类之爱首先从亲情开始，以“爱有差等”之原则，推及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差异性与普遍性结合起来，如果使这种情感得以保持、扩充和发展，就会有仁的品德与行为。最终的目的是使亲人的生活、百姓的生计和万物的生存都能够得到理想的安顿。行孝尽忠让人们因此血脉相连，反对数典忘祖，忤逆不孝。

“家国情怀，”不是简单的“移孝作忠”，而是移愚孝而作仁爱，降低了忠孝的教化意识，但继承了忠孝的基本底线。从现代性来说，“家国情怀”是对忠孝道德的一种超越。

（二）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产生的物质基础是一个民族共同的血缘、共同的生活地域、共同的或相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习惯、共同的语言等。这种精神依靠代代相传，在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上有一定的稳定性，是经过历史筛选而积淀的精华，具有超越时代的特点。当代社会所提倡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囊括了所有民族的中华文明史，又是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超越。然而，对于“民族精神”，黑格尔说““这种精神便构成了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因为‘精神’在它自己的意识内，对于它自己必须成为一个对象，而客观性直接包含种种区别的发生，这些区别组成了客观精神各个显然不同的领域的总和；这好比‘灵魂’之所以存在，乃是它的各个机体的复合，这些机体集中于一个简单的统一的形式上，便产生了‘灵魂’。”民族精神正是由于过于“简单”，它与宗教、血缘、地域比起来，就显得异常脆弱，难以将这种“粗暴”的思想凌驾于其他更为牢固的“信仰”之上。

“家国情怀”由民族精神而萌发，但又没有刻意强调民族主义，把民族精神的特质剥离出来，只有民族精神的核而无民族精神的壳，少了民族狭隘的枷锁。不可否认，“家国情怀”是对民族精神的超越。

（三）爱国主义

传统文化倡导“大一统”，重“和合”，列宁把爱国主义定位为长期以来打破国家彼此隔离而铸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尤其是在近代社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最重要精神武器。可以说，没了爱国主义，就没了中华民族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情感依据。也可以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在政治上自我认同的基础，是由“家国情怀”衍生而来的国家最强烈的认同情操。

由爱国主义到“家国情怀”，看起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顾炎武把“经世致用”思想给予拓展，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也因此由“国”的外延扩大到“天下”这一容纳多个民族和地域的国家新名词，其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然而，中国的国家认同，更多的是一种文明认同。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美国《洛杉矶时报》撰文认为中国国家形态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型国家，本质上是一个基于“文明”而存在的国家，其身份认同都是源自悠久的传统历史文化。中国的国家存在，是以历史文化为存在前提的，管理者都是保护统一的文明化身。阿以说，“家国情怀”是对国家文明的认同，而爱国主义带有过于浓烈的政治色彩，是政治文明的产物。从文明认同而言，家国情怀以更为上善如水般地柔情超越了爱国主义。

（四）乡土观念

乡土观念是主体在长期的成长、生活、学习、交流中产生的对故土、家园、亲人、朋友的持久感情，由此而形成了对旧有文化传统的回忆、认同。中华民族本身重视血缘和亲情，讲究“光宗耀祖”“落叶归根”，加上幼年受到家庭教育尤为印象深刻，因此乡土观念也就格外强烈。近年来，寻根文化、祭祖文化、节日文化等相关的文化现象与乡土观念兴起不无关系。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可见乡土与“乡土”对应起来的就是“城市”，乡土观念的起源背景，则是近代社会发生大变迁，“乡下人”进城，在城市找不到归属感，才有了所谓的对故土的依恋之情。推而广之，当代很多人所谓的乡土观念，实际上是对童年回忆、下乡情怀、迁徙文化、移民文化背景下的怀旧感情。“家国情怀”不仅仅是发源于对基层乡土或者往昔的的怀旧，它更多的是一种理想蓝图，在思想起点上远比乡土情怀要高。可以说，一个人或许没有乡土情怀，但不代表他没有“家国情怀”。从理想层面来说，“家国情怀”是对乡土观念的超越。

（五）天下为公

《礼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与孔子所谓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闭的“三无私”是一致的。《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北宋张载提出“民胞物与”说，这种思想跨越血亲“小家”，走向同气同性的“大家”。“天下为公”源于儒家仁学思想，但又是对这种思想的推演，是在“仁者爱人”“差等之爱”“泛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儒家对“世界大同”社会理想的追求。天下为公思想具有时代价值，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建设，就需要这种文化基因。“天下为公”追求公共权力运作的普遍合理性，严格制约公权力的私有化，在公私张力场域把握合理的中道。

“天下为公”过于宏厚，目标过于远大，“家国情怀”小而清新，以蜻蜓点水般的姿态飞翔。若“天下为公”是雄鹰，展翅高飞九万里，那么“家国情怀”就是小鸟，有欢唱和歌语。‘家国情怀”以一种低层次的理想构建起来，虽没有“天下为公”浓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却是内心最低需求，是达到“天下为公”高层次理想的入门需求，从主体认同感上是对“天下为公”的超越。

此外，“家国情怀”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其他内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自强不息、忧国忧民、重和合、存博爱、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等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同气连枝、互有融汇。“家国情怀”更独具魅力，它包容性更强，心理需求层次更底层，侧重于情感的自觉与自省，强调自我的认同和归属，是对其他思想的一种超越。

五、“家国情怀”的现代价值

时至今日，“家国情怀”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之一，被赋予了重要的时代价值。徐文秀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认为：“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它是对自己国家一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家国情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理基石，它以个人为主体，以家国同构为对象，用传统文化把个人、家庭、国家联系在了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你荣她兴，你辱她耻。家国情怀，让人饮水思源，不忘本，不忘祖，血脉相连。

（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在阐述“中国梦”时，习近平这样说道：“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贱行中国梦，需要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更需要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天下之本在国”，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根基在于“家国情怀”。具备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才能形成亲和力、吸引力和向心力。祖国，我拿什么来爱你？“家国情怀”，有了让我们爱你的理由。

（二）建设幸福美满的家庭

2015年新春，习近平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重视“家国情怀”，就是重视与国家血脉相连的家庭建设，只有家庭和谐、幸福美满，才能为国家建设奠定基础。“国之本在家”，《大学》也强调：“家齐而后国洽。”儒家道德伦理在家庭中得以实践，其家国情怀作为优秀传统也需要在家庭单位中走向现代。“家国情怀”具有丰富家庭生活，协调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睦，培养子女健全人格和素养，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基点。

（三）树立良好的公民意识

古代中国政治中没有“公民”观念，在近代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才有了公民意识。“国情怀怀”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被赋予了树立公民意识的重要价值。“家之本在身”，修身责任感在现代社会的“家国情怀”理念中成长起来就是公民意识。

具体而言，就是需要我们在新型的社会环境中，树立起现代社会应该具备的公民意识。作为公民，应该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奉献牺牲、恪守道德。推而广之，是公仆，就应该勤政亲民、实干兴国、廉洁奉公、勇于担当、乐于奉献；是中国人，就应该以国为荣、为国争光、理性爱国、壮志凌云；是华夏子孙，就应该维护统一、倡导和平、热爱故土。最后，从我做起，胸中有天下，心里有祖国，脚下有故乡，眼里有亲人，身边有他人。

相反，倡导“家国情怀”，就需要摒弃卖国求荣、自私自利、中饱私囊、欺上瞒下，更需反对分裂、反对暴政、反对践踏公权利益。有了“家国情怀”，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亲情的温暖，哪里就有国家的自豪，哪里就有民族的自强不息，哪里就有人类的持久和平与发展。

作者：杨清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