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统法律文化论文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囿于西方表述，与中国古代法律实践呈现出较大差异。构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系，首先要跳出西方话语体系，从中国实践出发，建立自己的概念，形成对传统法律的自我表达，这是文化自信的应有之意。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西方传统法律文化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西方传统法律文化论文 篇1：

我国传统文化视域中的现代政体哲学思想探微

摘 要：现代政体制度，无疑是近代人类文明进程的产物，也是西方传统文化精华的结晶。时至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政体，而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当下却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彷徨、徘徊。究其原因，在于对西方政体思想及道路模式的过度尊崇而对我国本土文化中现代政体基因的漠视。在我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当中，偶尔也能寻觅到与现代政体相关的身影，虽然称谓不同，但二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键词：传统文化；民主遗风；分权制衡；法治

西方国家的政体制度源自其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其结构模式和路径也深受其本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被人们尊奉为近代政治文明的发祥地、“考古活化石”的英国，其政体的生成是在传统政治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中相互妥协、自然演进的结果。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传统至今仍深植于人们的血液当中，禁锢着现代政治思想的萌发，而分散于传统文化角落带有若干哲学碎片却能使我们有所启发，因为这些零星的思想火花或将是祖先留给我们开启当代政体制度之门的钥匙。

一、原始社会尧舜禹三代禅让的民主遗风

禅让制，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更迭的一种方式，指在位君主生前便将统治权让给他人，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原始的民主制度。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氏族作为一种基本社会组织而长期存在，氏族酋长（或首领）由全体氏族成员选举产生，没有任何特权，同一般氏族成员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大家一起劳作、共商国是。在古老的东方，先后出现了三位德才兼备的部落联盟首领，他们就是尧、舜、禹。尧在政权交接上是颇费心思的，他曾多次就接班人问题咨询臣下。據记载，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於天。

尧舜禹时期的禅让之制，虽然和今天的民主制度有着天壤之别，其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浓厚的原始社会习俗更是无法回避。但其中朴素的民主观念是值得我们继承和思考的，正如达尔所说：“我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存在合适的条件，民主就可以被独立地发明出来或重新发展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合适的条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存在过。”[1]尽管后来这一制度被禹的儿子夏启破坏，代之以家天下的世袭制，退出历史舞台的禅让制偶尔成为谋逆者们篡夺政权的合法外衣，但在提倡安定、和谐的大趋势下，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的。

二、西周时期封建制中的分权制衡意识

为了巩固奴隶制国家政权，周王把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诸侯国。从表象上来看，分封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它属于上层建筑，主要是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但本质上却体现了一定程度上国家权力彼此分立、相互制约的思想，因为分封出去的国家都是实体性的存在，他们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内政、外交等主权等。虽然诸侯对周王、卿大夫都得尽义务，但诸侯国的事情，周王却是无权一一过问的。西方的分权制衡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后由古罗马的波里比阿、西塞罗正式提出，再经洛克、孟德斯鸠等人发展，最终确立了深入人心的三权分立制度。维尔曾坦诚地说道：“权力分立学说源于古代世界，从那里演化出了政府职能的思想，衍化出混合均衡制的理论。在权力分立学说的发展中，这些都是关键要素。”[2]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绵延两千年的封建历史，尽管也曾经历无数次自然灾害的侵袭、兵连祸结的混乱，但中国“三纲五常”的传统伦理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成为维护封建专制最坚固的堡垒。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始终周而复始有规律地运行着，不得不说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分权制衡这一原则不仅是人类在国家政治领域不断探寻、深入总结的成果，同时也是无数经验教训的结晶，其对于预防权力滥用、保障人权、实现法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政治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十八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了“协商民主”这一概念，而有关其实现的具体路径，我们可以从分权制衡的思想和理论中去找寻答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荀子礼法并用学说中的法治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得各家思想可以得到广泛的传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作为其代表人物之一，荀子强化了周代和孔子重礼乐的传统，主张“礼治”，强调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但他对儒家礼治的思想做了更为系统的发挥。他说：“礼者，治之始也。”（《王制》）“隆礼重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议兵》）。他和孔子一道主张礼是国家的最高准则，所以：“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历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不由所以陨社稷也。”（《议兵》）从而把孔子的礼治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观念。同时，荀子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治人”与“治法”这一概念，在这二者的选择上，荀子主张“有治人、无治法”的“治人”思想，他以“人性恶”为基点，主张礼法并重的治国理念，并提倡先礼后刑，着重治人。最后，荀子就礼法并用、德刑结合的思想做了简练的概括：“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荀况以后，其学说被韩非、李斯等人继承和发扬，最终形成了与儒家相抗衡的法家学派，并对后世的治国方略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法家认为人与人之间仅仅只是一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将民众完全作为统治者谋利的工具肆意奴役驱使，是违背人类美好夙愿和民主社会发展要求的，但其定纷止争的法治思想和以法治国的理念却是我国本土法律文化的精髓，尤其对各个阶层人际关系精炼、深刻的阐述，至今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四、古代民本思想中的人民主权观念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将民众视作治国安邦之根本的一种政治学说，内容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其核心主要是爱民、重民、顺民、富民、利民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主流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受到了各个学派的青睐，并衍生出一系列令人遐想的人类美好愿望。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向世人描绘了理想的仁政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①为此，孟子还设计了实现上述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手段——“制民恒产”论。与之相比，墨家则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实现“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理想社会，他们批评儒家的“仁者爱人”是假爱人，是“爱有差等”，即贵族只爱自己的亲戚，不爱天下人。而墨家的“兼爱”是平等的相互的“爱人”，不分远近亲疏，一视同仁，“爱无差等”。他们认为，这种“兼相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正如墨子所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慧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貧，贵不敖贱，诈不欺愚。”②

虽然上述的民本思想内涵深刻、丰富多彩，但权利观念的模糊却严重制约了人民主权这一关键理念的孕育。以农为本的乡土社会孕育了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对封闭保守的内陆文化，而西方社会则在以城市为背景的工商业基础上开创了竞争与共赢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需要太多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单个家庭的力量就足以支撑起日常的生计，于是大多数社会成员被牢牢地捆绑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这种极端低下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不仅培育了国人清心寡欲、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同时也极大地阻碍了不同行业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严重制约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成为中国社会人情世故的至理名言。而西方日益繁荣的商品经济却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价值，工业生产的分工、细化也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人员的流动，高度发达的商品贸易使人们自然而然地萌发出保护自己财产的权利意识，最终“私权神圣”这一民法理念成为西方市民社会中全体成员的共识，而中国却始终没有产生正式的权利观念。

传统民本思想虽然被认为是统治阶级的驭民之术，其亲民、重民的表象之后却隐藏着存社稷、固君位的肮脏目的，但不可否认其中的民主意识。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华文明中民本思想是独有而美丽的，“民贵君轻”的文化底蕴塑造中国古代读书人至死不渝的诉求。在严复的眼中，西方文化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民主的思想是我们要学习和借鉴的，但西方的自由却过于偏重个体之自由而轻社会整体之和谐，其所谓之民主往往流于形式而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中国的民本思想则是从全体人民的整体的利益出发，将人民放在主人翁的地位。

五、结语

中华民族曾创造出人类发展史上最为灿烂文明，然千百年来踽踽独行的法文化却成为大多学者不堪回首的一页，而谈到当代政治体制时，更是衣衫褴褛、囊中羞涩。正所谓：“吾人行西方政体之难，犹在此理念与制度皆出自西域而非生于本土，是中国之政体理念源于传播，中国之立宪始于模仿。近十数年，国人畅言法治，谈论民主，虽精神可嘉，终因游谈无根，不能成就系统之理论，更难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之影响。”[3]笔者认为，诞生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现代政治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具有历史的偶然，而是其传统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由于对我国本土法文化中政治思想及政体制度研究的缺乏，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尴尬局面。在创建自由、平等、和谐的政治文明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然选择的今天，深入发掘、整理我国传统文化当中宝贵的现代政体哲学思想，使中国尽早走上充满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是时代赋予莘莘法律学子的崇高使命。

参考文献：

[1][美]达尔.论民主[M].李柏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1.

[2][英]维尔著.宪政与分权[M].苏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

[3][美]亨金，[美]罗森塔尔.宪政与权利：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M].郑戈，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

作者：冯涛

西方传统法律文化论文 篇2：

构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话语体系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囿于西方表述，与中国古代法律实践呈现出较大差异。构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系，首先要跳出西方话语体系，从中国实践出发，建立自己的概念，形成对传统法律的自我表达，这是文化自信的应有之意。

关键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构建;话语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把“文化自信”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问题的提出，是对时代课题的理论反映，也是解决实践问题的现实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为提升文化自信指明了方法路径，“更深层次地看，我们在国际上有理说不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1]

这一指示在弘扬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方面同样适用。中国法律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一派，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是西方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认知与其本身成就和地位并不相称，存在一定的误读与偏见，其传达出的传统法律形象脱离了古代法律实践。究其根源，在于我们的理论建设，尤其是话语体系建设，还不足以为古代和当代具有独创意义的中国法律实践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和阐释空间。这要求我们应当坚持文化自信，立足古代法律实践，反思传统法律文化，提炼具有标识性概念，打破西方表述的困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传播优秀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一、西方表述与中国实践的差别

整体而言，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传统法律形象并非一成不变，其起起落落，随着中西力量对比和西方自身利益的变化而变化。

歐洲对于中国的最初印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在希罗多德的叙事长诗《阿里玛斯贝亚》中，远东居住着一个神秘的、热爱和平的民族;罗马帝国后期，为了反衬帝国的衰败，时称“赛里斯”（Seres）的中国被描绘成人间天堂，法律公正智慧;蒙古铁骑横扫欧亚，时称“契丹”的中国被视为财富与秩序的天堂，法律精密合理。这是一个仰望的时代，对于想象中的神秘的东方国度，西方人不惜用最美的辞藻来表达对他的赞美。

航海大发现时代到来，以天主教传教士为代表的欧洲人尝试从海路进入中国，开始在沿海生活、学习，有的甚至进入中国的都城，与当时的政府官员开展密切交流。这是“中国帝国”的时期，“帝国”形象在17世纪初的欧洲开始流行。这一形象是优越的，它无意提供某一方面关于真实的信息，更倾向于总结性地树立起一个标准化的中国形象，为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新的起点。虽然开始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指出当时中国在政治、法律等领域的不足之处，但仍然基本延续着契丹传奇——法律整体公平有效、政府治理卓越、文官体系完备、人民克己守法。

接下来的世纪，情况急转而下。伴随着全球性的殖民主义扩张，中国传统法律形象开始急剧变化。十九世纪取得世界霸权的西方国家以“文明”为标准，将世界各国划分为“文明”的、“野蛮”（或“半文明”）的以及“蒙昧”的等三种不同类型，并以此为依据建立起等级体系。其中，欧洲国家及延续欧洲文明的美洲国家居于“文明”圈的核心，彼此间享有平等地位;土耳其、日本、中国等国虽有悠久历史，但文明“尚未完善”，在核心圈之外，只能获得西方国家的“部分承认”，无法与欧洲国家享有平等地位;一些亚洲国家及美洲和非洲的土著则位于文明圈的最外层，仅仅享有“纯粹作为人的承认”。[2]与之前的赞美和颂扬截然不同，在西方确立的文明秩序中，中国传统法律是作为西方近代法律的对立面出现的。清代中晚期开始，涉外纠纷急剧增加，中西方法律文化的碰撞在具体案件中一一展现。在许多个案积累下，西方表述中的清代法律呈现出武断、残暴、腐败、原始的形象，与“平等”、“正义”、“人性”的欧洲法律形成鲜明对比。西方以此为基础索取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论证自由贸易、殖民统治等的必要性及合理性，进而证明中国应当成为西方“文明化使命”的目标。中国传统法律是需要改良的“半文明”的法律，霍尔等国际法学者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学习和接受欧洲的法律才有可能进入文明国家的行列。第一份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汉学刊物《中国评论》提出的帮助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措施重点包括：全民改宗基督教;以西方近代法为蓝本改良中国国内法;遵守近代国际法等。中国传统法律偏于负面的形象在西方文明话语中被构建起来。

西方国家在鸦片战争后，通过军事胜利将领事裁判权等条约规则强加给中国，严重破坏中国主权，并且在政治上强化了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极为负面的表述。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学术权威的积累，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言辞、形象和演绎逐渐构成一整套话语体系，深刻塑造着西方对于中国法律、中国社会的理解和叙述。这一叙述又成为知识的起点，用来定义、定性并表达传统法律，客观上导致十八世纪之后西方表述中的传统法律与历史实践中的传统法律相去甚远。

西方话语中的传统法律是一个西方根据自身需要被塑造出来的僵化的形象，无法客观体现传统法律本身。无论是赞美还是诋毁，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话语对于事实的遮蔽。

二、跳出西方表述

西方表述中的中国在理论前提上体现出两种不同的立场——经验立场和批判立场。[3]西方表述中的传统法律形象同样延续着这一路径：经验的立场立足于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传统法律形象是中国实践的客观反映这一假设，关注观察者根据自身经验，对中国做出或真实或错误、或全面或片面的理解与误读;批判的立场立足于西方的中国传统法律形象是西方文化的另一种表述这一前提，与中国实践无涉，关注观察者对于中国的自我构建，甚至发明创造。

具体而言，在构建中国传统法律形象时，这两种立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有侧重。在航海大发现之前，因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制约，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是偶然的、表层的，带着猎奇的眼光，基于对异质文化自我理解式的误读难以避免。在殖民时代，中国从想象的他者变为利益的来源，不再是反省自身时的参照物，变为自我标榜时的对立面。西方建立起文明等级秩序，开始基于自我立场塑造出一个他们需要的“半文明”的中国和“半文明”的传统法律，企图通过政治、军事等手段将中国改造成“文明”国家，其最终目的还是在于自身利益的实现。

不论是经验的还是批判的立场，都必须承认西方话语与中国实践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其原因或者是对异质文明的误读，或者是出于自我利益的曲解。总之，真正影响以西方为立场的中国论述，并非不同文化的真实差别，而是一种关于文化差异和文明等级的话语在起着作用，[4]这一点在近代以后体现得尤为明显。文明视角蕴含着强烈的西方殖民主义特质，在审视和评价中国传统法律时，厘清并剥离出文明话语在政治、学术和心理上的影响应当是研究的应有之义。

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批判、无反思的简单拿来主义立场占据上风，对于传统法律的研究是在西方文明话语的框架中进行的。西方一些方法论和结论被视为普适性原则并用来解释中国传统法律实践。这一做法既忽视了西方思潮所产生的特定前提、所适用的特殊场景以及做出结论的特定立场，又忽视了我国实践内在逻辑和本土性特征，话语不适用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于包括传统法律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理解与传承。导致一提起传统文化与传统法律，就不加甄别地认为是需要被改造、被革除的“糟粕”，无法建立对于传统法律的正确观念。所以有学者呼吁：“文明视角蕴含着西方殖民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特质。因此，非西方学术界运用文明视角进行世界史研究时，批判西方“文明”话语“所带来的政治、心理和学术上的负面影响是题中应有之意。”[5]

西方固有理论无法全面总结古代法律实践的特征，无法解释传统法律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无法对法律实践中的难题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式。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从西方构建的关于中国传统法律表述的话语中挣脱出来，剥离掉被西方“发明”出来的中国法律，从本土实际出发，研究传统法律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展现出一个能够准确表达古代法律实践的形象，弘扬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有益指引。

跳出西方话语体系，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研究：第一，西方的中国传统法律形象是如何产生的;第二，中国传统法律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第三，中国传统法律形象是如何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运作。研究的目的在于澄清西方表述中的谬误，揭示西方话语霸权的实质，打破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禁锢。除此之外，第四个问题也应当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即在当今资讯传播条件下，中国如何主动总结并传达自己的传统法律文化，避免陷入有理没处说，说了也传不开的被动境地。

三、构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话语体系

中国传统法律的自我表达应当立足于本国实践，植根于文化传统，从中国经验中总结提炼出符合内在逻辑的概念和理论，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第一，从中国实践出发。文化与文明的一大区别在于，文化是呈现不同民族间差异性的东西，体现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文明体现人类的普遍行为和成就，是使各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东西。[6]文化的本质在于体现各民族特色，没有高低之分。

西方文明体系的本质在于确立了以基督教和西方近代法律为准入标准的“文明”，并以此建立起权利逐渐递减的等级秩序。其实质是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否认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合理性，是一种在“文明”名义下的话语霸权。传统法律的研究不宜将西方的结论直接作为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全部沿袭西方的理论路径来叙述。西方的论断与方法论囿于自身立场与利益需求，并不能完全客观地呈现传统法律的真实面貌、总结传统法律的基本特征，将带有偏见的结论作为研究传统法律的前提，其结果难具说服力。从中国古代司法实践出发，用实践检验和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性与指导性，在甄别的基础上再拿来为我所用。

第二，建立自己的概念。目前看来，传统法律被贴上了大量经由跨语际政治运作（representational and translingual politics）所“发明”出来的概念标签，整体传达出的形象是一种“他塑”而非“自塑”。跳出带有先天立场、无法客观描述中国传统法律实践的概念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概念表达自己。概念不是凭空而来，而是从历史实践出发，摆脱标签的束缚，主动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进而提炼能够精准描述和界定传统法律相关内容的新概念。具体来说，在定义中国古代特有的传统法律概念时，应当注意其与现代法律的区别，充分了解传统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避免用现代词汇生搬硬套地阐释传统法律而造成的误读和理解上的隔阂。剥离带有误导性的概念，从古代司法实践出发，立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经验，总结并提炼出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以此为基础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第三，形成对传统法律的自我表达。习总书记说：“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7]现在的中国已经基本解决贫穷和落后两个问题了，如何解决“挨骂”问题就是摆在面前的当务之急，争取国际话语权是必须要解决好的重大问题。自我表达不是自娱自乐，除了说得明白，还要让表述对象愿意去听且听得明白，在充分了解认知差异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尽量淡化“有色眼镜”的影响。讲故事，不失为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之一。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故事，需要研究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用通俗易懂、容易引起各方共鸣的语言，在故事中传达传统法律的智慧、理念和主张。但又不能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把思想融会贯通于故事之中，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用传统法律为现实困境的解决提供新思路、新方案，使受众通过精彩、精炼的中国故事了解传统法律，进而认同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

植根中国土壤，立足历史实践，用新概念、新范疇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传播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魅力与价值，是当代法律学者应当承担起的责任。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Z].2016-02-19.

[2]刘文明.19世纪末欧洲国际法中的“文明”标准[J].世界历史，2014（1）.

[3]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J].东南学术，2005（1）.

[4]陈利.法律、帝国与近代中西关系的历史学——1784年“休斯女士号”冲突的个案研究[J].北大法律评论，20114（2）.

[5]任东波.“文明”标准与英国学派的典型历史叙事[J].史学集刊，2018（4）.

[6]葛兆光.回过头去看文化，面向未来看文明[DB/OL].光明网.[2019-11-16].

http：//theory.gmw.cn/2015-12/16/content_18116045.htm.

[7]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Z].2015-12-11.

作者简介：张璐（1981—），女，汉族，新疆哈密人，法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制史。

（责任编辑：李直）

作者：张璐

西方传统法律文化论文 篇3：

试论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法治文化是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今天，需要正确理解和科学界定当代中国的法治文化。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途径，研究和思考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路径，有利于促进全社会自觉运用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依法办事，促进和谐、推动发展，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科学界定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最早形成于近代西方，是法律文化的近现代化阶段。对法治文化的内涵可谓见仁见智。法治文化是人类社会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形成的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与人治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以宪法至上，监督制约，保障人权，主权在民，依法行政等价值理念为核心内涵，以权利、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观点为基本构成要素，以依法办事为行为方式。

法治文化至少应当包括四种意识。法律至上意识，它是人们对法律的情感和态度的反映，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守法的意识，所有的人都会自觉地稳定地遵守法律；适用法律的意识，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人们不仅会适用法律知识分析社会现象，而且在发生争端时会适用法律寻求保护；维护法律尊严的意识，维护法律只是守法的一 个方面，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是维护法律的又一个方面，但决不允许特权践踏法律的尊严是维护法律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法治文化是指融合在人们内心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

法治文化以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发达的民主政治为前提。中国的法治文化是西方法治文化中国化的成果。中国的法治文化，应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随着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实施，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治文化逐渐从法律法规、法律制度、法律设施、法律教育等有形结构形态进入到与无形的法律意识形态协调统一，正在逐步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人们对法律生活所持有的法治价值观，包括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信仰，法律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則等。

法治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是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施法，所有社会成员依法行为的社会方式，是一个社会崇尚法治、服从法治、遵循法治，维护法治的文化状态和精神面貌，具有民主性、主导性、规范性、依附性、大众性等基本特征属性。

当今中国的法治文化是一种具体的法治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中，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等催生了中国的法治文化。中国的法治文化除具有法治文化的共同特征属性之外，还具有鲜明中国特征。

（一）社会主义属性。社会主义是我国文化形态的内在规定。社会主义属性应当也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属性首先表现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属性其次表现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社会主义的属性，还表现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二）是历史传承属性。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割裂自己的历史而凭空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地理环境、历史、宗教、习俗、生活方式等的影响，包括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中国国情现实作为研究立足点，自觉的思考中国法律文化，适用创新思维去构建中国法治文化。同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法治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西方的法治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较为成熟发达，因此对西方的法治文化，要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借鉴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应是既继承了中华法律体系的精华，又汲取了世界法治文化的优秀内容，具有历史传承属性。

（三）与时俱进属性。在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中，法治文化最早是中宣部，司法部作为普法概念提出来的，是侧重于面向大众。在普法意义上提出来的法治文化，内涵着重于对群众进行普法教育和社会生活法治精神的弘扬。中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法治文化的认识，随着法治国家的进程也不断丰富和发展。如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提出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立公正、高效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等等，都是党领导人民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法律制度，法律理念，法治理论，法治实践等方面不断开拓创新的成果，表现出鲜明的与时俱进属性。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今天，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途径。现阶段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应选择以下路径。

（一）把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纳入文化建设和文化强国的总体规划中去主动推进。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不仅事关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且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全局。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明确的今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现阶段是社会矛盾易发和多发的时期，当公私两类主体都不再法治轨道上进行时，社会管理就会失序，政府维稳和老百姓维权就会发生激烈冲突。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必须加强法治文化建设，而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布置实施、督促检查，经费保障等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的统筹，否则，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将失去主导。

（二）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是确保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正确发展方向的根本要求。要教育引导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围绕“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内容，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同时，还应认识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还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框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

（三）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法治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它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先进理念，这些理念要为广大市民所认同、掌握，就需要对他们进行传播和灌输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是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首先，强化法治观念教育。要加强对法律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法治文化的宣传，重点必须放在法治理念的培养，将倡导法治文化和弘扬法治精神贯穿于法治宣传教育的始终，让法治观念深植在每一个成员特别是官员的心中。其次优化宣传教育内容，把权利教育作为法治宣传教育的重心。权利教育有助于调动人们守法用法的积极性，有助于法治文化的形成。最后，拓展宣传教育载体。创新和拓展法治文化的载體，根据宣传教育对象的不同需求，灵活选择不同的载体和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活动，营造法治氛围，使人们在法治氛围中接受法治文化熏陶。

（四）要注重培育法律信仰和公民意识。法律信仰，是指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信赖和认同感。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说“法若不信仰，则形同虚设”。人们对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灵魂，也是法治文化的精髓。公民意识，是指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公民关于自身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意识。有明确的主体意识，认识到自身享有各项权利，在法定范围内主动追求和行使自己的权利；有平等意识，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有义务观念，不逃避和推却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一个社会中如果每个个体拥有坚定的健全的公民意识，那么任何形式的专制统治在其中都无法立足，公正的法治秩序很快就会建立起来。大力加强法律信仰和公民意识的倡导和培养，必将大大推进法治文化建设。

（五）努力营造法治文化发展的法治环境。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氛围是法治文化发展之需要，是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法治环境评价标准之一是权利受到法律制约，之二是确认保护公民权利。首先，执政者要率先守法。执政党的行为对全体国民会产生示范效应。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也应当是法治文化发展环境的营造者。其次，政府要严格执法。政府应当是法治政府，政府的官员要有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政府要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维护法律的尊严，对全体国民产生示范效应，不断推进良法善治。如果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领导干部不守法，普通老百姓当然也不会守法，所以构建法治文化，应当从政府守法做起。而且，众所周知法治的本质就是法律制约权力，它首先是以法治官，而不是依法治民，政府守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关键之关键。如果执法者具有良好的法治文化特别是人权理念，即使现代法律存在某种漏洞和弊端，也能很好地通过解释的方法弥补现行法律的不足，使之发挥良好的作用。如果不具有良好的法治文化，即使制定再完备的法律，也可能执行不好，甚至被恶意歪曲，导致恶劣后果，由此，可以说，政府守法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核心和重点。再次，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只有公正司法，才会有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人们才会信法、尊法，才会自觉守法、用法、护法，法治才能深入人心，融入内心，生成法治文化。“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如果司法失去公正，伤害的不只是法律本身的尊严，而且将直接影响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最后，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均受到法律保护，确认与维护公民权利其具体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是法治环境良好的重要体现，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在全社会树立人人守法守规的风气习惯，形成遇事找法、坚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作者单位：中共新乡市委党校）

作者：王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