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东方社会的法律文化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纠纷与矛盾将处于多发期,尽管当前也有一些化解农村矛盾与纠纷的机制,但这些机制有时候会显得苍白无力,所以探索这些机制以外的替代解决机制就显得非常有必要。文章旨在分析民间调解方式在解决当前农村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探析在传统民间调解方式基础上的值得推广使用的创新方式。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传统东方社会的法律文化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传统东方社会的法律文化论文 篇1：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法治意蕴

摘要：本文以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流变为切入点，阐述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主要观点，指出市民社会对法治社会形成的重要意义。认为现代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市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为基础，以期对我国市民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建构有所启迪。

关键词：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法治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我国开始由传统的国家社会一体化结构向国家一市民社会二元结构转变。这一切昭示着一种趋势，中国的现代市民社会正在顽强地崛起。当然，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矛盾发展，既是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冲突与整合的复杂历程，也是一个市民社会不断获得政治解放而展现人的自由理性精神和自由自主发展的伟大进程。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市民社会建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过程。

一、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

市民社会是一个自古就有的概念，可以说这一概念源于西方，最早可上溯到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市民社会是一种城邦。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在这里，市民社会就是文明社会的同义语，而所谓的文明社会则是指与自然状态相对立的人类社会。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社会在古代西方指的是政治社会即国家，也就是说那时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同一个概念。近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概念沿着两条不同的轨道发展。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政治哲学理论中国家仍然等同于社会，并叫做市民的社会，自然法哲学家认为市民社会是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概念，而不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实体社会。在洛克看来，国家的职能并不是要替代自然状态，而是社会的一个工具，目的是要将自然状态所隐含的自由和平等予以具体的体现。洛克的思想就是“社会先于国家而存在，国家只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为达致某种目的而形成的契约的结果。”洛克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理论架构，隐含着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洛克不同，黑格尔开辟了另一条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研究路径，他的市民社会思想主要体现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个人所有权得到法律确认与保护的，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追求个人利益的经济活动的领域。黑格尔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作为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概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他指出：市民社会是外在于家庭和国家的差别阶段，但它是一个不能自足的领域，常常由于利益的冲突而陷入战争状态，因此就需要一个外在的但却是最高的机构，即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伦理观念发展的三个有差别的阶段，家庭是直接的自然的伦理精神和狭窄的普遍性领域。国家是客观精神发展的顶点和最高体现。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可见，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界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他的这种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伦理三序列划分是其辩证法正、反、合的思想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合的完满性最终导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基础上的国家至上性，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是其明显的理论架构。

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

在黑格尔之后，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独立于政治国家的观点，但对其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且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历史过程和社会政治条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市民社会的本质。马克思最早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商品经济的产生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前提“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社会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形式、一级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工会形式提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因此，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他指出：“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是指人们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所发生的物质关系以及直接从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包括整个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它的观念地上层建筑的基础。”这样，马克思将黑格尔的“伦理关系”转换为“社会物质关系。”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物质交往的关系，”从阶级关系上把握了市民社会的本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后来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黑格尔关注的是国家怎样有利于市民社会的形成或实现，他认为，政治国家是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这也反映了他的历史唯心论倾向。马克思正是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认识到市民社会中蕴藏着理解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规律，即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第二，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关系。首先，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总的来说是市民社会产生和决定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则是市民社会为实现共同利益而采取的政治组织形式。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政治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与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其二，政治国家的性质是由市民社会的阶级状况决定的。其次，对于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这就是说，法产生于市民社会的规章通过国家获得的政治形式表面上看，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而法所反映的是市民社会的要求和意志。

第三，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意义。当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或专制权力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获得独立时，代议制民主就获得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它使等级制转变为代表制，在市民社会变成纯粹私人生活领域之后，国家的事物成为人民的事物，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代表制就是这种平等的具体表现。其次，它使国家权力分立，并以权利制约权力成为必要。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情况下，市民社会应通过立法来参与政治国家的事务，维护普遍的共同利益，而只有建

立起分权制衡的体制才能解决才能达到此目的，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成为约束国家权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再次，它确立了人权原则。“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彻底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个人的生存是最终目的。”这种独立的个人成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共同目的、人权和公民权正是人的目的性的具体体现和法律保障。

三、市民社会在法治社会构建中的推动作用

“法治”代表着有特定的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的法律秩序。具体说，就是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某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表达了法律的基本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等，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法治发展的目标在于使法居于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地位，在政治国家领域内严格依法运行。配置、限制政治权力，即“依法治权。”因此，在对公权的限制和对私权的保护中实现平衡是市民社会与法治发展的共同目标。市民社会的确立和走向成熟是法治传统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必由之路。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法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民社会理论构成了现代法治理论的重要支撑，为法治及其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解释和说明。众所周知，起始于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在价值上是对契约、自由、权利、正义的诉求，在形式上是理性化和个体化的运行主线。而在社会结构上则表现为市民社会的勃兴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而这种兴起和分离恰恰造成了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利的分解、平衡和控制机制。而正是这种机制为法治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根本保证。既使权利得到根本性保障，权力得到根本性制衡。并且在多元制衡关系框架下的权利运作和权利实现都要服从既定的规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土壤和基础。

第二，法治社会是以市民社会的理性文化为基础的。法律受到尊重并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守是法治社会的一向基本要求；而权利观念、合理合法性意识和自治精神等理性文化要素对于法律的普遍遵守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法律在其制定之时，应该广泛体现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意志，法律一经形成，便被赋予了国家的政治形式具有某种强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有效运行必须完全仰仗国家的强制力量。市民社会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自治系统，市民社会的成员必须认识到，只有尊重他人的利益和权利，才能赢得他人对自己利益和权利的尊重。因此，市民的一系列观念和活动规则不仅为法律制度和法律程序提供合法性认同和内化，而且为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的良性秩序，提供了价值基础。

第三，市民社会中的公民意识是法治形成的内在驱动力量。所谓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存在形式，是指公民对于自己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的自觉意识。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方面，反映了市民社会主体的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和理性认同。公民意识大致可以分为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监督意识和法律意识等几个方面。它在本质上体现为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平等自由为轴心的正义价值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并显现为合理性精神、合法性精神和守法精神的三元内在结构。公民意识的主体不限于公民。还包括相当数量的组织，因此。它是所有市民社会的主体。在近现代西方法治国家理论模式中。“保护、促进公民权利”始终是法治国家权力产生、配置、运作与调整的正当性法理依据。而这种权利意识正是现代公民意识的核心。法治意味着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重，公民意识作为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法治社会法律秩序内化的关键，法治理念就依托于公民共同体，而公民意识的自由理性精神和自由平等及权利的正义价值诉求则构成了法治理念的生命根基。

第四，市民社会形成了保障权利和制约权力的社会机制。众所周知。权力是指职责范围内所具有的支配和指挥力量，往往具有某种先天的穿透力与破坏性。如果不保持足够的警醒与约束。权力的膨胀与滥用对法治理念的消解将不可避免。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权力能为掌握它的人带来其它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即权力往往容易导致腐败。孟德斯鸠说过：“如果没有经济利益可得，权力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从事物的性质来看，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利制约权力。”孟德斯鸠看到了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权力部门制衡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权利制约权力的重要意义，而市民社会作为权利的集合与权力的源泉。对法治的制度性反思便无法脱离市民社会规范架构。首先。在一种非政治化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各种经济组织构成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国家是私有财产的“守夜人。”作为利益主体的社会个体和社会集团经济上获得了生存的独立性，经济上的独立性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自主性。而多元社会个体利益的自主性和排他性导致利益主体的异质化。为了求得自身利益的满足，这些利益主体不得不通过契约结成利益集团，从而使这些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契约型人际关系纽带，这种纽带关系起到利益交换和功能互补的作用。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制衡、公益表决、利益平衡等只不过是这种契约型人际关系和法则在政治层面的制度化表现而已。其次，市民社会各种社会组织多元化和自主化发展形成了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分权。再次，个人享有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形成了对国家集权的社会消解。

第五，市民社会营造了普遍守法的制度环境。法律受到普遍尊重并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守是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要求。在近现代民主制度下。由于实现了公共权力尤其是立法权的社会来源。即通过普选制和代议制的方式制定的法律成为社会与人民的共同意志，从而也就为守法创造了制度前提。市民社会是法治社会良法产生的社会土壤，基于这一点，普遍守法不仅有制度前提，还具有牢固的社会心理基础。市民社会使人们对法的认同与尊重建立在多元权力与利益差别并存、冲突与整合的基础之上而具备了社会基础。于是，守法意识也就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一种价值认同，并且外化为公民守法的具体实践活动。

总之。市民社会的产生、发展以及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奠定了西方法治社会的深层基础。而东方宗法社会市民社会的迟生与弱化。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产生法治的社会根基。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以及当前世界经济出现动荡的历史背景下，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经济竞争力，必须进一步推动社会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如果没有市民社会的发展，也就不会有现代法治的出现。因此，国家有意识的对市民社会的形成进行催化、保护和规范是非常必要的。正是因为二者之间这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我们应该把市民社会的构建与法治社会的推进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致法治社会。

作者：于 新

传统东方社会的法律文化论文 篇2：

新形势下农村民间调解方式初探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纠纷与矛盾将处于多发期,尽管当前也有一些化解农村矛盾与纠纷的机制,但这些机制有时候会显得苍白无力,所以探索这些机制以外的替代解决机制就显得非常有必要。文章旨在分析民间调解方式在解决当前农村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探析在传统民间调解方式基础上的值得推广使用的创新方式。

关键词: 农村矛盾纠纷;民间调解;对比分析

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矛盾是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矛盾有着不同的性质,有少数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而大量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非对抗性矛盾表现为民间纠纷。矛盾需要平衡,纠纷需要解决,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是任何社会均面临的重大课题。尽管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面临着消除矛盾、解决纠纷、寻求平衡的问题。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农村纠纷与矛盾增多,尽管当前也有一些化解农村矛盾与纠纷的机制,如诉讼、仲裁、调解等,但这些机制有时候会显得苍白无力,所以探索这些机制以外的替代解决机制就显得非常有必要。本文试图探讨在新形势下利用传统的民间调解方式与上述机制结合起来,达到调解的目的,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民间调解的历史演进过程

所谓民间调解,是指由民间的群众组织和人员主持,依照法律、政策及善良风俗与公共道德对民间发生的民事纠纷,在当事人自愿的条件下,运用说服教育、劝导排解的方式,晓之以礼、动之以情、明之以法,妥善予以处理的一种社会冲突解决方式。它是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是民间自治的重要体现。在我国,民间调解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它既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石,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和农业社会所特有的熟人社会特点的存在,以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传统被继承下来,在扬弃那些体现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观念的基础上,将古代传统的民间调解制度发展成了现代的调解制度,对解决民事纠纷,特别是大量的农村民间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调解从来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与倡导,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关于我国古代民间调解,学界普遍认为产生于初民社会人们解决纠纷时对暴力与文明的理性选择。民间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在原始社会已经存在。恩格斯描述当时的情景是这样说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在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惯就把一切调整好了。”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氏族首领一般作为调解主体,氏族习惯和共同生活准则作为调解依据,调解成了当时除武力解决之外的另一个必然的而且是必须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没有国家这个统治机器的条件下,调解本质上就是法的体现,因为它体现了当权者氏族首领的意志。据我国史料记载,在尧舜时期就已有调解的范例,周代的地方官吏中就有“调人”之设,其职能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伴随着阶级、国家的出现,受公共权力的影响,调解的主体、功能和依据逐渐发生了变化,在维护阶级统治与推行德化教育方面调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秦汉时期,调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已被作为一项诉讼制度普遍应用到处理民事纠纷上。《汉书•百官公卿表》云:“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缴……啬夫职听讼。”说明乡啬夫是乡级机构中民事诉讼的主管人。唐代沿袭了秦汉制度。宋代以后,家族组织日益完备,官府直接调处相对减少,民间自行调处渐成定制。元朝时乡里设社,社长负有调解之责。明清时民间调解被称为“私休”。他们的主要形式有宗族调解和乡邻调解,其中以宗族调解最为普遍。族内纠纷一般先由族长剖决是非,不允许族人轻易告官涉讼。

二、民间调解与其他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对比分析

总的来讲,当前农村矛盾纠纷的化解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司法机构是国家权威的化解机构,仲裁机构是公正、简单、快捷的三方解决机构,调解中心是基层的化解机构、协调中心,法律咨询与援助机构是缓冲机构和帮助机构。新形势下由于农村矛盾纠纷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上述这些化解机制有时候很难真正彻底解决矛盾,而用传统的民间调解方式加上自身的创新则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下面先分析民间调解方式较其它方式的优越性所在。

第一,民间调解主体较其它调解方式的主体要广泛得多。民间调解作为民间自治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调解者往往与社会自治条件下的民间自治组织和自治群体相联系,如居民自治组织的典型形式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行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律师以及很早就出现的邻里、亲友、家族等,他们大多来自于民间,这就决定了民间调解主体具有了广泛性。现代农村民间调解主体主要有:村干部、德高望重的老人、亲友、村里的能人、有知识或较有学问的人、本村在城里工作有一定身份的人等。这也是民间调解区别于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的重要特征之一,司法调解须由基层的司法所工作人员进行,行政调解须由乡镇政府组织进行,在人员数量和素质上有一定的限制,有时会影响调解的成效。

第二,民间调解较其它调解方式在程序上更具便利性,从而降低了社会成本。在当事人发生纠纷后,调解组织近在身边,可运用的调解方式不拘一格,调解地点“随遇而安”,田间炕头都可以成为解决纠纷的场所。调解主体可以主动或被动地在事前、事中、事后的任何时间段内介入纠纷,以化解消除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再者,调解主体可以根据被调解双方的意愿自由选择和控制调解的程序和进度,这就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的损耗,使民间调解达到了纠纷解决活动成本收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第三,民间调解较其它调解方式对民间具有更大的适用性。有时村民们在对待和处理公共生活的冲突和纠纷时,往往求助于民间调解。民间调解与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相比,调解主体在解决纠纷时更注重灵活、便利和迅速地解决纠纷,其所适用的规范除了现行法律、法规等正式规范外,还有其它诸如公共道德、地方风俗习惯和行业标准等非正式规范,同时还注重于“人情”、“面子”,让村民们更易于接受。正是依靠这些民间调解,许多民间纠纷才得以顺利解决,国家的法律规范也潜移默化地占领了人们的思维阵地。

第四,民间调解较其它调解方式在适用范围上更为广泛。民间调解经过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最初调解的本意过渡到传统上主要适用于公民之间的涉及人身、财产及身份利益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纠纷,至今,民间调解的范围已扩展到企业、公司等法人之间的合同纠纷、联营纠纷以及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而我国现行基层社会的调解方式如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在适用范围上相对来说则较窄。

三、新形势下民间调解对解决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替代性作用分析

现行基层矛盾调解方式大致有三种:人民调解(民间调解的主要形式)、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发生在基层,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家族性及乡土性等特点,因而调解时既可以考虑到法律的运用,也可以同时综合考虑到当地的社情、习俗、道德和村规民约等。因此,农村社会纠纷解决应该以民间调解为基础,充分发挥各种调解方式的网络优势,体现群众自治的理念。民间调解方式不仅是村民的首选,对政府来说在其它方式无法起明显作用时它可以起到替代性的作用。

(一)社会性作用——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实现社会和谐、构建美好生活,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但是,在一切有利益追求的社会中,社会纠纷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荀子云:“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解,则不能无争。”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始终是中国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关键词。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民群体的社会纠纷能否有效解决更是影响着现实社会秩序,影响社会发展的问题。

和谐社会的“和谐”是指社会状态(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也是指维持社会和谐状态的机制之人道、舒畅、和谐。这正是以民间调解方式来解决农村社会纠纷,体现传统文化中“和为贵”、“无讼”理念、“和谐”精神的外化和要求。从传统的“息讼”到司法调解制度,再到村民调解委员会,无不散发着东方“和”的文化光芒。我国的农村地区是传统文化流传最广泛的地区。民间调解解决手段可以在农村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中大显身手,主要就在于其容易得到文化支持和心理认同。在众多纠纷解决方式之中,民间调解依然是符合乡村社会解决纠纷要求的理想方式之一,民间调解既在传统上符合乡村社会的特点,也在现代精神上契合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需要。民间调解工作作为“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可以说与诉讼形成了层级递进、功能互补关系,而且民间调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诉讼本身产生的一些弊端,在纠纷解决中发挥自己独特的功能。

(二)经济性作用——节约成本,节约公共资源。和谐社会是一个节约型社会,节约型社会的建设重点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的节约,还包括各种社会资源的节约如人才资源、信息资源、诉讼资源的节约。因为羊吃了一片青菜而引发了耗时五年的马拉松式诉讼,或者“一口唾沫找到两级法院”,“为了一堆垃圾打了两年官司”,这些行为从经济学角度讲,是投入与收益严重失衡的行为,如果大量的类似纠纷涌入法院,会浪费有限的诉讼资源,这是与效益、节约观念背道而驰的。民间调解由于其方便易行、耗费低廉,所以也是一种经济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体现了和谐社会厉行节约的要求。新形势下,农村居民法律意识逐渐增强,但当村民在真正遇到纠纷想诉诸法院时往往是望而却步,因为在村民看来诉讼是要花钱的,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既费时费力又费财。许多村民不愿冒着“鸡飞蛋打”的风险选择诉讼。一般来说,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大多发生在邻里之间,当事人一般要么是有血缘关系,要么就是亲属关系或是同村邻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很多人不想因打官司而破坏了这种关系,进而影响到各种交往,增加日后活动的机会成本。所以更多的人选择了民间调解这种便利的、经济负担较少又能使纠纷得到永久性解决的调解方式。

(三)道德性作用——道德教育,维护人际关系。中国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传承了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中庸之道在古代社会被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人的美德,它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方式影响至今。民间调解往往利用了中庸思想,劝诫村民凡事不能太过,得饶人处且饶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尊重、合作与共赢,这样纠纷就容易得到解决,彼此之间合作关系得以维系。而且随着交往的深入,彼此之间的诚信会逐渐增加,久而久之就会使诚信意识在人们内心的价值世界生根发芽,成为一种自觉意识,维护了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

四、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民间调解方式初探

(一)充分发挥村庄精英的调解作用。村庄精英比别人拥有更多的社会影响力,这些影响力来自于他自身所掌握的资源,包括财富、职权、知识、经济、人际关系等等,这些资源一旦与权力运作在一起,就会转化为权力资源。村庄精英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他不一定拥有权力,他的权威来自于他自身长期扎根于农村社会中,对村规民约有认同感,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情感。

当前农村基层中村庄精英包括:村干部、经济能人、宗族精英等。村干部拥有一定的政治身份,是村民的父母官,村民一旦有了矛盾纠纷首先会找到村干部,大多数村民对村干部有一定的依赖性。经济能人是农村中“先富”之人,在经济上决定了他拥有了一定的地位和身份,因而说起话来也有一定的份量,村民有了纠纷有时候会听这些能人的劝导。当前农村中出现了村干部与经济能人两种身份相结合即“老板村官”现象,这种“双重”身份在民间纠纷或矛盾调解中能产生较高的效率,老百姓都较信服于他。在宗族活动中,宗族精英能力和实力的展示给了宗族成员以信心,所以对于发生在宗族成员之间的纠纷,宗族精英运用民间调解制度往往能很好地予以解决。村庄精英在调解矛盾纠纷时运用他自身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了作用。如村民在发生纠纷时由于双方情绪对立,谁都不愿先放下面子求和,这时村庄精英通过他自身参与整个事件的过程做出判断,巧妙运用自己的权威,在调解中进行劝导、说服,起到了缓解矛盾的作用,从而使争议得到和解,维护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二)充分发挥传统风俗的特殊作用。风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某些当时流行的时尚、习俗经过久而久之的变迁,原有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所谓“移风易俗”正是这一含义。由于风俗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对社会成员有一定的行为制约作用,因此,可以说风俗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辅助部分。中国传统习俗中就有求和平、促和谐、希望邻里和平相处、相互照应的愿望,没有生死攸关的矛盾不愿把邻里关系搞得太僵,只是需要一些中介机构来缓冲一下小矛盾、小纠纷,这时候民间风俗习惯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民间调解的平台,化干戈为玉帛。民间调解在处理民间矛盾纠纷时往往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对传统风俗习惯我们还要一分为二去看,当它与封建迷信纠缠在一起时就可能会引起民间的矛盾纠纷,对此我们应坚决抵制。

(三)邻里调解、家族调解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都是聚群而居的,相邻关系十分密切,所谓“远亲不如近邻”,既是指邻里互助的重要。但是,在长期生活中,邻里间难免会产生矛盾,发生纠纷。这时,其他邻人即会进行调解,规劝双方当事人谅解、让步,以团结为重,因为彼此是近邻,平时都很了解,这种调解往往是及时的成功的。邻里调解、家族调解是民间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重视家族关系,有些地方还是聚族而居,同宗同姓的人关系极为亲密,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有的还是名实相符的族长,在家族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旦家族成员中发生了纠纷,族长就会主动干预,进行调解。由于族长或长者既了解情况,又有很高威信,其调解成功率是很高的,发生纠纷的双方也会心悦诚服的服从调解的结果。

(四)“友好调解”方式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中华民族具有团结互助、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当遇见别人发生纠纷时一般都会出面予以劝导、疏通、说服教育,使争议双方能化干戈为玉帛或者至少先稳定局面,然后再交由有关方面处理。“友好调解”方式是日常生活中不时会遇到的,我认为这也是民间调解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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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弘毅.调解、诉讼与公正——代自由社会和儒家传统的反思[J].现代法学,2001(3).

责任编辑余青

作者：练　梅

传统东方社会的法律文化论文 篇3：

论农村社会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方式

摘要：农村社会纠纷的解决直接关系着农村法制建设成败，并对农村社会的安定和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非诉讼方式成为解决农村民事纠纷的主要途径，这既与村民们的乡土化情节和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分不开，更与非诉讼方式与农村社会现实的契合分不开。通过对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现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反思，以期为完善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提出新的思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必需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农村社会纠纷：民间规则：非诉讼：协商

中国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一、引言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纠纷在人类社会中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就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国家提供的公力救济途径之外。民间自发地形成了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如和解、调解、行政部门解决等，诉讼外的这些方式在某些方面似乎对解决民间纠纷更有效，尤其是在农村社会。我国农村社会的特点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需求与现代西方社会的诉讼方式不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现代农村社会仍然是农民们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那么，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农村纠纷解决中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它们怎样与诉讼方式一起构成农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我们应深入研究的课题。

为了更直观和客观地了解农村社会纠纷及其解决方式，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研是必须的。在笔者所进行的陕西农村纠纷解决方式现状的问卷调查中，了解到如下情况：首先，在农村社会纠纷类型现状方面，邻里纠纷(其中主要集中在相邻权纠纷)占的比重非常大，达到46％；其次是家庭纠纷，占20％；干群纠纷(计划生育、出嫁女财产权益、承包合同等)占11％，这与农村的现实状况是较为相符的，这种纠纷类型的差异，直接影响纠纷解决方式的适用。其次，在农村纠纷解决方式现状的调查中，农村不愿意到法院打官司的人占到59％，44％的被调查者在纠纷发生后首先选择双方协商和解，34％的被调查者选择他人调解(邻里乡亲、亲戚朋友、村干部或村里德高望重的人调解解决)，而选择去法院打官司的仅占6％，大多数村民还是愿意通过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的方式解决纠纷。由此可知，诉讼外的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更受农村民事纠纷当事人的青睐。至于农村民事纠纷最终得以解决的方法，双方协商解决和息事宁人共占46％，他人调解解决占30％，通过诉讼解决的纠纷只占11％，这反映出在农村更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依然是非诉讼方式。

在广大农村，社会纠纷发生后，人们更多地寻求诉讼以外的方式化解矛盾，在此民间途径比国家公力救济途径发挥了更好的作用、产生了更好的效果。那么，农村社会为什么偏好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如何将国家法和民间法在农村社会互动运用，以实现“双赢”，这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二、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现状分析和反思

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现状折射出一定的社会现实问题，现进行分析如下：

1.非诉讼方式运用的整体状况。从整体上来看，民事纠纷的解决绝大多数是通过非诉讼的方式完成的，只有不足10％的案件是交给法院进行审判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尤其是和解与调解在农村民间纠纷化解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和解。通过协商和解解决纠纷是当事人在发生民事纠纷后首先想到的方法，也是私力救济手段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在纠纷当事人之间长期存在某种关系、双方没有恶意或恶意不大、争议标的额相对较小、和解成本较低时，当事人愿意通过协商谈判以私力的手段和解解决纠纷。比如邻里纠纷、婚姻纠纷、家庭纠纷等，当事人双方存在长期合作关系，并且对纠纷的信息掌握较多，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有合作的余地，在一方愿意承担责任、另一方愿意作出一定让步的基础上，和解解决纠纷符合法经济学原理，也是当事人之间最常见的、能够有效适用的纠纷解决方式。(2)调解。调解解决纠纷在实践中的比重也很大。这种通过社会力量的介入以化解矛盾的劝解机制源于我国传统社会，并且在当今社会中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事人双方不能自主协商达成一致或没有和解基础时，调解方式就成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首选。调查结果显示，非机构性的调解比机构性调解在民间发挥的作用更大。当事人双方可以寻求第三方的帮助，由其担任调解人，这个调解人通常是双方或一方当事人的亲戚、朋友、长辈、领导或当事人双方所生活的群体中的精英、有威望的人等。调解解决是很多当事人愿意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以不伤情面、保守尊严、留有余地、积极主动地化解矛盾。(3)仲裁。调查结果显示，仲裁方式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作用发挥的并不理想。农村调查结果表明，首先想到或采取过以及最终以仲裁手段解决的纠纷仅占到1％。这与人们对仲裁的熟悉程度有关，也与仲裁的受案范围、程序特征等分不开。但是，应当认识到，仲裁的终局性比和解及调解要大得多，在一定程度上比和解、调解要距离司法更近一步。

2.乡土化情结在农村纠纷解决方式中的角色作用。我国农村大都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组成的乡村社会，在这样一个人们之间关系距离较近的社会里，情、礼、理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在城市，人们之间关系距离较远，法律的意识和作用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有很大影响。但在农村。国家意识则是薄弱的，最强烈的意识是村民个人意识、宗族意识和家族意识，除国家这个要素外，其他的各个要素问的社会关联性强，彼此间是熟人关系，比较了解对方，信息在很多情况下是共享的，是对称的。发生纠纷后，“礼之用，和为贵”是首先考虑的因素。因而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私力救济、社会救济的方式更为有效，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虽然随着农村社会改革的深入，法律知识的普及，农村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们开始逐渐认识到个体利益，宗族意识受到冲击，传统的人际交往习惯发生变化，影响到农村共同体的稳定性。但是，我国农村社会从根本上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们元法割舍对土地的依赖，他们的根仍然在农村，农村社会的“乡土性”依然存在。在邻里冲突、家庭矛盾、婚姻纠纷等占纠纷前几位的农村社会，村民们依然愿意选择温和的、不严重伤害感情的传统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国家法治的进程在农村遭遇到尴尬的境遇，代表先进文明的法律并未完全“占领”广阔的农村社会，农村民间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依然“我行我素”，在农村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协商和解、调解等救济方式仍然是大部分农村人的首选，居中调解的调解人。往往仍然是宗族中的长辈、村里有威望的人或者村干部，而代表当事人出头露面的，也往往是姑父、舅父等长辈亲戚，这其实就是受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宗族和民间规范的力量在农村社会更为现实可行，尽管“乡土化情结”下的纠纷解决方式不一定全部符合现行法律规

定，存在违法情形。

3.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法经济学分析。虽然国家法适用于并应当适用于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但由于法律的限度，国家法在某些领域或某些地区实际上并未发挥出其应当具有的价值，相反，这些领域或地区内自生秩序的作用更为明显。农村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对解决方式的选择即证明了这一点，这其中有农村社会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因素，也有经济的因素。

预期收益大于投入成本是人们的期望，在农村纠纷解决方式选择中，人们同样怀有这一期望。国家诉讼法在农村同样是有效的，但是农村纠纷发生后，非诉讼方式却是人们首先考虑的，也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的最终选择，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诉讼的成本要大于非诉讼成本。诉讼成本分为可预期成本和不可预期成本两大类，可预期成本主要包括诉讼费用、诉讼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诉讼的机会成本以及诉讼所带来的对双方关系的损害等成本；不可预期成本主要包括败诉的风险成本、司法腐败所带来的成本、执行难所带来的成本等。是否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在作出决定前，当事人往往会将其纠纷解决后的预期收益与投入成本进行对比，在成本大于收益时。当事人会放弃诉讼而选择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无论是从金钱成本、时间成本还是从风险成本上看，其投入都比诉讼方式要小得多。金钱成本方面，非诉讼方式虽然有多种形式，但从总体上看比诉讼方式花费要小。如果当事人之间自己协商解决纠纷，基本上没有什么金钱花费；如果采取调解方式，当事人一般选择村里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或者村干部做调解人，花费较少或没有花费，因而，非诉讼方式比诉讼方式廉价得多。时间成本方面，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和审判期间是一定的，而非诉讼方式法律并无强制性规定，程序灵活便捷，如果能够达成合意。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解决纠纷。精力投入成本方面，对于效率较高的非诉讼方式，既然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比诉讼方式投入小，当事人花费在其中的精力相对也要小些。此外，公正和效益相结合是体现法律价值的标准，诉讼的结果往往符合法律公正，但在传统农村社会往往难以实现，非诉讼的结果看似不符合法律公正，但是在乡村社会，却能为人们所接受，有利于实现其实践价值。

三、完善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路

1.实现国家法与农村民间秩序规则的良性互动。在我国农村，“国家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后盾’的象征的意义而存在的，它并没有在农村深深扎根。或者说国家法律在传统农村基本上是疏离与陌生的，农民更多的是生活在自生秩序的民间法中，由民问法调控和解决一切”。转型期农村的特点决定了国家法和民间法应当共同生长，良性互动，在确立法律在农村社会中的权威地位同时，其不足和存在的现实障碍应由民间法予以弥补。

国家法是全国人民整体利益的体现和表达，是从宏观的视角构建的人们的行为规范。整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国家法的制约，这里当然包括农村社会的每一位个体农民。但是，国家法的宏观性和整体性使得国家法不可能将其触角深入到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国家的权力控制对“遥远”的农村社会有些“力不从心”，此时，就应当重视农村民间秩序规则存在的必要性。农村民间自生的秩序规则相对国家法来说更具体和实用，对农村社会的安定和谐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往往是在“润物细无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秩序规则对农村社会纠纷的解决有时比国家法更为有效。因此，国家立法应考虑民间秩序规则的合理之处，借鉴其有益的部分，并通过合法的方式对其进行转化或肯定。目前国家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7月24日发布生效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就提倡以多元化的方式解决纠纷，以缩短民间秩序规则与国家法的距离。另一方面，民间社会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应与国家法一起服务于农村社会。所以，将国家法律与这个国家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让法律与习惯、民间社会规范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国家法与农村民间秩序规则的良性互动，以多元化的形式解决农村民事纠纷，保障当事人利益，化解社会矛盾，这才更具现实意义。

2.协调农村社会非诉讼与诉讼方式的并行运用。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的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的重点是如何进一步加强公民的诉权意识，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提倡当事人通过诉讼途径实现对自己合法实体权利的保护，但其却忽视了对非诉讼纠纷解决制度的建设，尤其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民间秩序规则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需求。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中，并不意味着只有诉讼才能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也不意味着民事纠纷都应该付之于诉讼。

农村社会纠纷的多样性决定了解决农村社会纠纷的途径也应当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途径是指针对不同的社会纠纷，根据其特点和规律，在充分考虑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基础上，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提供多种可以选择的方式来解决争端。对于民事纠纷，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各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彼此衔接，相互补充。构成了我国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事实表明，通过健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讼与非诉讼的互补衔接，从而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解决纠纷，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司法改革的重要趋势之一。国内不少专家认为，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纠纷解决途径单一化，诉讼不是被作为纠纷解决的“最终途径”，而是被普遍作为第一甚至唯一的选择，诉讼总量高速增长，法院不堪重负，导致部分纠纷久拖不决，矛盾加剧。即使法院判了，也难“真正”化解纠纷，反而结怨更深。增加了更多的潜在社会矛盾，给社会和谐埋下隐患。有效地运用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融合，既有利于缓解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压力，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从而促进社会和谐。诉讼不是万能的，只有充分认识到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农村社会现实中的作用，协调农村社会非诉讼与诉讼方式的并行运用，才能构建出农村社会真正需要的纠纷解决机制。

3.加强农村公众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认识。我国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关注才刚刚起步，只有少数学者关注这一领域，司法实践中，人们对非诉讼方式的了解、国家对非诉讼方式的重视都还不够。认识不足直接影响其方式的自由运用。以调查为据。农村中村民之间的民事纠纷非诉讼解决方式中以和解、调解居多，而更便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仲裁却乏人问津，究其原因，和农村公众对非诉讼解决方式的不完全认识有直接关系。比如，虽然我国的调解制度被称为“东方经验”，但由于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太注重强调审判的功能，而将调解看成是诉讼甚至正义的对立面，不重视调解的法律效力，使我国的调解制度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反而倒退了。农村的调查结果却显示，61％的人了解人民调解委员会。其中49％的人认为农村的调解委员会在纠纷解决方面的作用大，而城市中调解的适用比农村少很多，形成这种反差虽然有城市和农村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环境的作用影响，但也有另一部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农村村民对人民调解委员会更熟悉和了解。再比如，调查结果显示出仲裁制度在民间纠纷解决方面的一些问题。在农村，仲裁是所有纠纷解决方式中人们适用最少的，这其中有仲裁制度本身的局限性方面的原因，当然也有人们对这种制度的认识和了解方面的原因。由于很多人对仲裁制度不熟悉，再加上仲裁受理案件范围有限，而且行政机关对仲裁的干预过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仲裁结果的公正性，因而仲裁制度未能真正发挥效用即属正常了。可喜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6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给农村民众提供了认识和熟悉仲裁方式的平台。因而，加大对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宣传，加强农村公众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认识。是非诉讼方式在农村社会纠纷解决中发挥协调作用的关键。

[责任编辑：张亚茹]

作者：卞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