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自治与司法审查探究论文

【摘要】文章以何小强诉华中科技大学案为引入点，通过分析案件焦点问题及法院裁判要点，分析大学中行政授权出现的问题及相关的可行性。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高校自治与司法审查探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高校自治与司法审查探究论文 篇1：

大学生学习权司法救济范围再认识

摘要：为了大学生学习权司法保障的模式化、经常化与制度化，必须以“自治理论”取代“外部性”标准，即愈接近学术事项的核心地带，司法介入的广度愈小、强度愈弱，反之亦然。同时，由于“重要性”理论和“基本权利理论”的趋同，并表现出了实质内容的一致性，特别是“重要性”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高度抽象性和模糊性。可以将二者合并为一个可诉性判断标准，即“基本权利标准”。这样，就大学生学习权保障而言，司法审查范围的划分标准就可简约为“自治标准”和“基本权利标准”两个。其中，前者是一个保守的反思机制，后者则是一个积极的能动体系。

关键词：大学生；学习权；司法审查范围

自世纪之交始，尽管有“田永案”和“刘燕文案”的破冰之举，但我国内地各地法院对大学生学习权纠纷的审查态度整体上仍处于摇摆不定的状况，这既不利于大学治理的完善，又不利于司法公平和法制统一。司法实践的暂时挫败表明了国家司法权和大学自治权关系的特殊性和模糊性，“特殊性”显示了国家行政与自治行政的本质差异，而“模糊性”则是由于理论前提混乱和智识支持不足造成的。那么，面对大学事务特别是大学生学习权的救济问题，司法应该秉持怎样的审查态度，其介入大学的范围或广度又将如何界定呢?对此，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在积极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正着手起草《关于审理教育行政诉讼的若干问题规定》，并已出台“征求意见稿”供各界讨论，试图在《行政诉讼法》全面修改前，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回应实务的迫切需求。在众多有关“审查范围”界定的尝试中，笔者以为，程雁雷教授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该学者在借鉴域外行政法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被诉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是否足以改变学生的在学身分”、“被诉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是否具有外部性”和“被诉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是否对学生的公民基本权益有重大影响”为判断标准，对司法介入大学生学生权益纠纷的主要具体事项范围作了如下总结：

“第一，违纪处分类行为。这里是指使学生丧失学籍的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的处分行为。……第二，学籍处理类行为。这里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取消学籍和退学；一类是留级和降级。前者使学生改变在学身分，后者虽保留在学身分，但可能影响学生的公民基本权利。……取消学籍适用于两种情形：一是新生入学后，发现有徇私舞弊查实的；二是保留学籍期满不办理复学手续者。退学不是对学生的一种处分，它不同于上述的勒令退学，二者在起因和后果上是不同的，前者是由于学业或身体的原因，对退学学生发给退学证明并根据学习年限发给肄业证书。后者多是由于操行的原因，对勒令退学的学生发给学历证明。第三，学业证书管理类行为。此类行为应包括不作为。主要是指不予颁发、补办学业证书，宣布学业证书无效的行为。在我国，学业证书管理和学位管理是两个不同的管理体系，高校对学业证书的管理是其法定职权，而对学位证书的管理则由法律授权。我国的学业证书包括学历证书、其他学业证书和结业证书。第四，学位管理类行为。此类行为也应包括不作为。前者包括取消申请行为资格、撤销学位、宣布学位证书无效。后者包括不授予学位、不予颁发学位证书。第五，招生考录类行为。这里指高校的招生考录管理行为，不含政府在招生考录中的管理行为。包括取消入学资格、限制研究生报考资格、拒查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等。”

可以说“程文”较好处理了司法权和大学自治权之间的横向关系，基本准确地把握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未来方向。不过，笔者认为，由于深受“受教育权”理论框架的影响和对学术自由传统规律性的认识偏差，“程文”带有深刻的“乌勒理论”色彩，没有走出“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分析范式的理论束缚，徘徊在“特别权力关系”和“大学自治”的边缘。

(一)“判断标准”与“具体事项”的脱节

随着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逐渐融合，德国宪法法院的“重要性理论”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基本权利理论”也在发生着惊人的趋同。二者都将自己的价值取向置于对大学生“宪法权利”的关照上，即司法可否介入大学事务，关键看涉案大学生学习权是否如此“重要”并足以给外界的“干预”提供正当性理由，而判断“重要性”的标准就在于看该项权益是否是学生的基本权利或与基本权利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性，非仅以“在学关系”的存废或“学生身分”的得丧为已足。“程文”虽然亦将“基本权利”确立为判断标准之一，但从司法审查具体事项的分类上看，其仍局限于“学生身分”的得丧方面，显然未脱“基础关系”的理论窠臼。究其实质，是对“乌勒理论”的回归和对“重要性理论”的悖离，从而使自己推崇的“基本权利”标准形同虚设。同时，“招生考录”是大学的“入口”，“学力证书发放”则是大学的“出口”，“程文”以大学“入口”和“出口”为司法规制重点的设计，准确把握了大学生学习权体系保障的关键，这点应该称道。不过，“程文”将司法审查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学习自由权上，显然是对大学生学习权分类救济的认识不当。其实，随着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生资助力度的加大并逐步制度化、程序化和法治化，学习社会权的矛盾和争议正日益凸显。在我国贫困大学生的比重居高不下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的时代背景下，助学金评定引发的纠纷由于关涉大学生在校的基本生存保障和学业的正常开展，因此，也理应成为司法权理性介入的重要事项。

另外，在校大学生具有双重身分，他们既是学校这一“部分社会”的成员，又是国家这个“大社会”的公民。正如美国大法官福特斯所言：“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是适用于教师与学生的。我们不可能得出如此结论：学生和教师一旦踏入学校大门就丧失了宪法权利。”当作为学生的公民的其他宪法基本权利即“学习相关权”——如信仰自由、表达自由、婚姻自由、人身自由、隐私权等——受到来自大学当局以“学术”名义的非法限制甚或剥夺时，司法当然有介入审查的权力和必要，而“程文”对此并未提及。在1969年美国“Tinker v.Des Moines School Dist”一案中，5位学生为了表达对“越战”的不满情绪，用在校佩戴“黑色臂章”的方式支持停战，校方以“佩戴臂章违反了学校运作必须的纪律”且不听规劝为由，对涉案学生作出了停学处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学校对学生没有绝对的权力，学生在校内和校外都是受宪法保障的个体，学校应该尊重其享有的基本权利。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无论是言辞表达、行为表达，还是其他任何非暴力形式的表达，都有利于真理的探究，人民也只有在争论中才能成长和进步。最后，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学生上诉请求有理由，同意了撤销学校对他们的停学处分①。而在“West Virginia 13d of Education v.Bamette”一案中，

涉案学区规定学区公立学校师生，每日必须参加朝会，向国旗敬礼并宣誓效忠，学生巴纳特(Barnette)家庭信仰基督，依据圣经教义除了崇拜上帝外，不得崇拜其他偶像，因此其拒绝宣誓效忠，也不向国旗敬礼，学校为此将其退学。联邦最高法院受理后认为，国家的象征通常在传达政治信念，犹如宗教的象征物是宣扬神学信仰一样，所以强迫学校师生向国旗敬礼并宣誓效忠，无疑是强迫公民表达心中不存在的信仰，如此将严重侵害个人在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故此，撤销了学校的退学处分，维护了学生的宗教信仰自由。虽然上述两例涉案的都不是大学生，但既然中小学生的在校权利保障如是，作为成年人的大学生就自不待言了。在1992年“Kherouaa案”中，巴黎附近的一所国立学校颁布了一项“禁止佩戴任何奇特证章”的校规，旨在通过该规则禁止穆斯林女生佩戴头巾的行为。因为戴头巾被视为是一种对法国世俗性原则的威胁。3名因佩戴头巾被开除的女生家长对学校规则提出了司法挑战。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学生在公立学校内享有有限制地表达和证明其宗教信仰的权利，涉案规则旨在对属于个人自由的领域强加一个普遍的、绝对的禁止，因而就其本身来讲是非法的，除非学校能够证明，头巾的佩戴导致了校内的骚乱或其他非法行为，然而涉案学校并不能对此予以证明。因此最高行政法院否定了学校的该项规则并撤销了学校依据该规则对学生作出的开除处分。在“王洪杰结婚生子案”中，在校女大学生王洪杰于分娩前一周才和爱人办理了结婚手续，王所在的牡丹江医学院发现后以其“非法同居，无悔改表现”为由，对其作出了开除学籍的处分。王不服将学校诉诸法院，一、二审法院均以“程序不当”撤销了学校的处理决定。尽管该案中法院以程序瑕疵立论，并未涉及学校行为实体上的违法违宪问题，实属遗憾。但最终却使学生的婚姻自由得以维护，间接地表明了大学生公民权不容侵犯的基本立场。

(二)仅包括“损益行政行为”，未兼及“授益行政行为”

损益行政行为又称“负担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为相对人设定义务或剥夺、限制其权益的行政行为；授益行政行为则谓行政主体为行政相对人增设权益或免除义务的行政行为。从整体上来看，“程文”所列举的审查事项无一不是损益自治行政，而对学校当局因授益行为违法或不当行使引起的学习权争议却只字未提，从而使自己的结论仅具有“秩序行政”的正当性而缺乏理论的前瞻性。就大学而言，授益行政主要有“奖学金”的发放和“助学金”的评定两类。前者属学习自由权的范畴，其主要依据是2007年6月27日通过的《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财教[2007]91号规章”)等；后者则是学习社会权的集中体现，其主要法律依据是2007年6月27日通过的《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财教[2007]92号规章”)等。根据“财教[2007]91号规章”第3条的规定，法定学生要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必须满足“品学兼优”和“家庭经济困难”两个条件。这里容易引起对奖学金本质的误解，从而构成对家庭条件优越且“品学兼优”学生无意识的逆向歧视与不公。同时，尽管“财教[2007]91、92号规章”表述的是“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但这仅仅表明了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并不意味着资金评定和发放的国家行政属性。资金一旦确定并投入学校，其发放规则和具体分配方案就由各个高校自主决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大学自治与谁出资基本没有关系。教育事业的管理不能完全由出资人决定。这一点正是大学理想和教育公益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对私法原则和资本原则的突破。……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出资者，都不能像公司一样，基于出资而要求按比例划分管理权。”故此，笔者以为，奖学金和助学金的评审是大学自治事项，该类行为是自治行政行为，如果对违法或不当评审有司法审查的可能与必要，也应该秉持司法谦抑与节制态度。

根据“财教[2007]91号规章”第5条的规定，“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奖励标准是每生每年5000元”，而“财教[2007]92号规章”将“国家助学金”的资助额度定为平均每生每年2000元，部分省级财政对此还有配套投入。可见，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品学兼优”学生一年内所获得的奖励和资助远远超过我国大部分地区一个或多个农村家庭的年收入。如此高额的给付措施，决定了奖助学金评审行为的严肃性，各个学校必须合理订定评审规则，实现奖助学金分配的程序化、公平化与法治化。不过，奖助学金的评定毕竟是竞争性的活动，可以预见，由于各校评审“校规”的多样性与被评对象的个体差异，在社会公平和个体正义之间势必会产生争议与矛盾，评审活动也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大学纠纷的高发地带，如校方在指标确定、名额分配中的暗箱操作、程序瑕疵，学生申报时的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教师的营私舞弊、专断恣意，以及第三人权益保护等。大多数涉案金额较小、争议不大的此类纠纷可以通过校内申诉的方式解决。如若涉案金额较大、影响面广且案件与学生的学习权益关系重大的，也并不完全排除司法的有限介入，即将严重违法或不当的授益自治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三)可诉纪律处分种类设定单一

按照《学生管理规定》第53条之规定，学校根据违纪情节的轻重，可以对学生实施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和开除学籍五种程度不同的处分。“程文”仅赋予了“开除学籍”这一种纪律处理行为可诉性，其前提预设仍是“基础关系”理论，究其实质也无非是对“学生身分关系存废”理论框架的过分依恋与推崇。那么，是不是只有“开除学籍”方能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其他纪律处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有可诉性呢?笔者以为，任何事物都具有关联性，只要处分行为足以严重影响学生其他宪法基本权利的正常行使，就有司法介入审查的必要，至少“留校察看”是这样。

[案例]潘某2002年9月考入西华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就读。其在2006年3月18日下午的选修课考试时涉嫌舞弊，为此于3月20日受到母校“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6月20日。潘某自学校正常毕业并取得了本科毕业证书。2006年12月28日，被告温岭市人劳局决定从应届高校毕业生中公开招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并公布了相关考录条件。潘某自认符合该招考条件，遂于2007年1月9日报名，并于1月20日参加了被告组织的笔试考试，并以第一名成绩进入考核范围。2007年1月24日，西华师大作出解除潘某“留校察看”一年处分的决定，决定中称该处分解除的效力推至2006年6月。4月9日，潘某接到温岭市人劳局口头通知，“因原告于2006年3月在学校因考试舞弊，曾受到留校察看一年处分，且未解除，不符合条件，决定不予录用”。4月17日，潘某将温岭市人

劳局告上法庭，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录用决定，并重新作出录用的决定。

庭审中原告认为，根据规定，受“留校察看”处分的学生毕业离校时察看期未满的应作结业处理，既然自己已取得毕业证书正常毕业，就说明“留校察看”处分在毕业前已解除，况且还有随后学校的解除决定印证。而被告认为，招考报名时间是2007年1月7日至8日，而西华师大的解除决定是2007年1月24日作出的，表明原告不符合报名条件，因此不予录用的决定是成立的。这样，本案的焦点就转化为潘某的“留校察看”处分是否于毕业前解除这一关键问题上。那么，学校准予潘某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的行为是否可以推定为对其先前“留校察看”处分行为的解除与否定呢?法律行为的推定是指“当事人通过有目的、有意义的积极行为将其内在意志表达于外部，从而使他人可以根据常识、交易习惯或相互间的默契，推知当事人已作某种意思表示。”笔者以为，法律行为的推定形式仅适用于私法主体，公法主体间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解除因涉及公权力的行使，因此，必须以明示方式表达才能显示权力行使的权威性与严肃性，否则会造成诸多弊端。本案的发生主要归因于学校行为时程序意识和法治观念的淡薄，并最终导致了正常毕业学生的“留校察看”尚未要式解除的矛盾与荒唐。若本案原告败诉，其是否可以学校解除行为程序瑕疵为由，针对“母校”提起确认违法之诉并要求赔偿呢?尽管潘某所受处分仅仅是“留校察看”与在学身分关系的存废无直接关联，但是该处分行为的行使不当却促发了其就业权这一基本权利的严重受损。笔者以为，根据“基本权利理论”所昭示的法治理念，潘某享有起诉“母校”的权利，司法有足够的理由介入审查。

可见，程文以“外部性”为判断标准作出的只有“开除学籍”才具有可诉性的结论，有一定的狭隘性和滞后性，无法完全解释和涵盖现实生活中案情的复杂与多样。笔者主张，分析大学纪律处分行为的可诉性，既要关照该行为的严重性，又要兼顾处分与学生其他宪法权利的关联程度，不能仅以是否带有外部性和涉及“基础关系”简单作判。尽管并非所有的留校察看都有可诉性，但将所有的留校察看行为统统排除于司法审查范围之外的作法亦是不可取的。

“外部性”划分标准的理论前提是对“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二分法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肯定，固守的仍然是“行政的国家一元化”的思维定势，没有准确把握“公共行政理论”的深刻内涵，也是对人权精神和法治理念发展趋势的时代背反，无法合理解释和有效解决大学治理的学术本质和自治特征。因此，为了大学生学习权司法保障的模式化、经常化与制度化，必须以“自治理论”取代“外部性”标准，即愈接近学术事项的核心地带，司法介入的广度愈小、强度愈弱，反之亦然。同时，由于“重要性”理论和“基本权利理论”的趋同，并表现出了实质内容的一致性，特别是“重要性”这一“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高度抽象性和模糊性，笔者以为，可以将二者合并为一个可诉性判断标准，即“基本权利标准”。这样，就大学生学习权保障而言，司法审查范围的划分标准就可简约为“自治标准”和“基本权利标准”两个。其中，前者是一个保守的反思机制，制约着司法权的非理性扩张，让司法时时检讨自己行为的理性，始终秉持谦抑与自制的心态，从而守护学术那方宁静的自由天空。而后者则是一个积极的能动体系，司法据此以一种开放的理想姿态，按照时代发展和社会法治意识变化的内在要求，适时地调整(或拓展或紧缩)审查范围和修正司法政策，从而灵活机动地回应现实对司法的需求。可见，“自治”是消极标准，“基本权利”是积极标准，二者相互的配合必然会使司法审查范围划分合理能动、张弛有度。其实，确立司法审查范围理论的意义与宗旨，也就是欲在大学自治权和学生基本人权保障之间保持内在张力，以求型塑一种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那么，在“自治理论”和“基本权利理论”的指导下，有限司法审查的具体事项又该如何确立呢?笔者以学习权类型化体系框架为基础作如下概括性回应。

就学习自由权而言，司法审查的范围限于：第一，大学“人口”处的招生考录纠纷。此处涉及的是学校对学生择校权、选择院系专业权和退学自由权的可能侵犯，主要包括取消入学资格争议、取消学籍争议、不予注册争议、报考条件与资格争议、退学处理争议、拒绝院系与专业选择争议以及教育公平争议等。第二，“在学关系”中发生的纠纷。这里是由学生评量和品行考核所引发的学生对学校当局的处理与处分不服事项，包括留级、降级、休学处理和留校察看、开除学籍处分两类。争议主要集中在学位课程考试舞弊认定和校园教学秩序的维护上。第三，大学“出口”的学力证书管理纠纷。在我国，学力证书包括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两种，前者又包括毕业证书、结业证书、肄业证书和成绩证明文书等。由于证书的发放既关系着教育的质量和大学的品牌，又是学生学术能力、知识结构等综合评定的客观表征，同时，能否顺利毕业还与学生未来求职就业的美好期待紧密相关。正如有学者指出：“当整个社会被嵌入到一个以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为最显著特征的市场之内的时候，教育迅速地从旨在使每一个人的内在禀赋在一套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得到充分发展的过程蜕变为一个旨在赋予每一个人最适合于社会竞争的外在特征的过程。”这样，教育的形式化和标签化，使学力证书管理领域成为了纠纷频发的“高危”地带。大学“出口”处的争议主要是指颁发、授予、补发、撤销学力证书时产生的纠纷，还包括延期毕业和毕业资格审查等争议。这涉及到学习权的核心，成为司法介入审查的重要一环。

欲界定学习社会权事项的司法审查边界，必须首先说明两个问题：其一，社会基本权利的法规范功能素有争议，但若视其为宪法的一个制度保障，那么个别社会基本权利一经法律创设，宪法理念陈义过高的抽象性弊端即可避免，社会权也就具备了具体请求权内容，从而满足其“生存关照”的制度目的和法规范拘束力。学习社会权作为学习权的社会权侧面，其效力的法理亦同。其二，奖学金从其本质属性上讲，应属学习自由权的范畴，是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和品行获得客观公正评价的集中体现。但是，在我国，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除了“品学兼优”外，还必须满足“家庭经济困难”的法定条件，这就使其具有了较强的社会权特征。故此，笔者将其置于本部分探讨。既然“财教[2007]91、92号规章”将奖学金和助学金设定为实定法责任与义务，那么，在我国对学生而言，奖学金和助学金的管理与发放，就有了具体的实在内容而成为了给付请求权行使对象，当与奖助学金有利害关系的学生认为大学当局的评审程序和发放结果不公或违法时，就可以诉诸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换言之，大学奖学金和助学金管理行为亦应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当然，这里也只能以“重大违法”和“数额较大”为限。

“学习相关权”即大学生在校期间所享有的与学习密切相关的宪法基本权利，按照“基本权利标准”的内在价值追求，大学生与学校就此产生的纠纷，均应是司法审查范围的必要事项，因为“自由只能为了自由的缘故才被限制”。该部分潜在纠纷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人身自由限制案、学生财产罚没案、干涉婚姻自由案、组织与参与学生社团案、信仰自由案和着装、发型、言论的表达自由案，以及歧视与不公平待遇案等。尽管上述案件在我国目前还未引起足够的社会关注和学术关怀，但其间也并非如想像中的那样风平浪静，潜在的矛盾与冲突从未停止发生，只是处于激荡、酝酿与发酵期罢了。在可预见的不远将来，大学生基本权利案定会成为司法审查的重点与难点。故此，笔者以为，学界应该对此倾注更多的理论研究热情，以便为学习权保障的制度化和大学治理的法治化提供更加充分的智识支持。

学习权司法救济范围的形成并非是立法者的偶然选择，必须将其置于一国行政法治的具体情景中予以全面考察，才可以尽可能地趋近社会实践。因为受案范围拓展与收缩受以下发展因素时时变动的深刻影响：其一，大学整体的自治水平与自律的状况；其二，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和纠纷化解资源的占有比重；其三，大学生权利意识和自主观念的发展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所讨论的司法审查范围亦应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体系和框架，它将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断地作出相应的调整与完善。

责任编辑　饶娣清

作者：倪洪涛

高校自治与司法审查探究论文 篇2：

浅析何小强诉华中科技大学履行法定职责纠纷案

【摘要】文章以何小强诉华中科技大学案为引入点，通过分析案件焦点问题及法院裁判要点，分析大学中行政授权出现的问题及相关的可行性。

【关键词】英语六级；行政授权；可行性探究

一、案件简述

原告何小强系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2003级毕业生，华中科技大学作为独立学院的挂名院校，以原告未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为由，不授予原告工学学士学位。原告因此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华中科技大学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此案经一审、二审开庭审理，已依法判决驳回原告何小强要求被告华中科技大学为其颁发工学学士学位的诉讼请求。二、一审争议焦点评述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华中科技大学未授予原告何小强学士学位的行为是否合法。

原告何小强认为：国家教育考试应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种类。英语四级考试未被教育部批准为教育考试，所以英语四级为非法考试。本科期间校方并未开设英语四级的相关课程的前提下，将英语四级作为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标准时土政策。并以其他相关兄弟院校并未将英语四级与毕业证书挂钩进行举例。原告认为校方在招生简章上并未声明学生毕业将与英语四级成绩挂钩，未履行告知义务。

被告华中科技大学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允许并要求各高校灵活根据自身条件制定具体的要求。本校将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与学士学位挂钩，是在法律的授权之内，符合法律规定的。且我校已在学生手册和学校网站之中公布这一要求。老师的日常教学中也是反复多次强调，已尽到了告知义务。

法院经审理采纳了被告华中科技大学的意见，认定被告有权根据高校自身教学实际确定自身授予学士学位的具体考核标准。将学位授予类行政诉讼案件司法审查的深度和广度以合法性审查为基本原则。各高等院校根据自身的教学水平和实际情况在法定的基本原则范围内确定各自学士学位授予的学术标准，是学术自治原则在高等院校办学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对学士学位授予的司法审查不能干涉和影响高等院校的学术自治原则，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在国家学士学位授予基本原则范围内，有权自行制定授予学士学位的学术标准和规则。三、二审的争议焦点评述

被上诉人华中科技大学是否为适格的被告。华中科技大学认为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其与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并无行政隶属关系，其与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二者之间是委托与受委托审查、授予华中科技大学学士学位证书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只是接受“非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的委托，代为审查和授予本校本科毕业生的学士学位证书。华中科技大学与本案无关，不应列为本案一审被告。

二审法院经查明认为，华中科技大学具有审查授予普通高校学士学位的法定职权。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促进民办高校办学的政策的相关规定，华中科技大学可以接受民办高校委托对于符合本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民办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经审查合格授予普通高校学士学位。华中科技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开办者武汉军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合作办学协议的实际约定、华中科技大学实际接受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委托审查授予该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历史事实和现实操作情况，以及基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何小强以华中科技大学在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未授予其工学学士学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因此，华中科技大学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四、裁判要点评析

本案系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原告何小强起诉被告华中科技大学行政不作为，要求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纵观一审、二审，可以归纳出以下裁判要点：

（一）根据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及政策规定，大学作为独立学院的挂名院校，具有授予独立学院毕业生学士学位的法定职责，原告虽然是第三人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的毕业生，但由于武昌分校不具有授予学士学位的资格，并且基于2003年5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与武汉军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华中科技大学同意对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的本科毕业生中符合学士学位条件的授予学士学位”，可以认定华中科技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之间是一种接受委托审查授予学士学位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可以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

（二）各高等院校有权在法律规定的原则范围内规定与其教学水平和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学术标准和学位授予条件，这是学术自治原则的体现，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和第三人武昌分校均有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对学术标准的原则性规定的情况下制定符合本校学生学习情况和教学质量的学术标准。因此，被告和第三人在《关于武昌分校、文华学院申请学士学位的规定》和《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授予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规定，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之一是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并不违法。对学士学位授予的司法审查不得干预各个院校在其自治范围内制定的学术标准。原告何小强提出的通过英语四级考试不符合法定学术水平范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参考文献：

[1]薛刚凌.行政授权和行政委托之探讨[J].法学杂志，2002.3.

[2]张晓光.刍议行政授权几个周边问题[J].河北法学，2002，20（4）：156-157.

[3]林春玲.关于行政授权若干问题的探析[J].行政与法，2007，11（4）：74-75.

[4]冯乐坤.行政授权与行政委托之辨析[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7，4（1）：31-32.

作者：金旭

高校自治与司法审查探究论文 篇3：

高校学位授予权和自主管理权的冲突与平衡

【摘要】高校的学位授予一直是大学生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近段时间，部分高校在学位证的授予问题上与学生产生了分歧甚至冲突。通过法院的了解和受理，高校需要接受一定的审查，同时，法院会依据高校的自主管理权而判定原告败诉。本文通过研究高校自主管理权与学位授予权的关系，探究教育的法治，为高校管理树立法制化、公平化的前提，平衡学生和学校的关系。

【关键词】高校管理学位授予权自主管理关系平衡

一 目前中国高校学位授予权以及自主管理的冲突分析

通过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法》后可知，国家规定高校有自主管理学籍的权利，同时还能够自主招生且授予学生学位，这些可以归类为学校的办学自主。对学生学籍的管理、招生的管理等属于高校本身的权利，也就是高校自建立起所享有的；但学位授予权并不与其类同，学位授予权需要国家后期的授权，满足国家的教学要求，且通过国家相关单位的审核。如高校向研究生授予的硕士学位，只有一部分高校拥有该权利，一般高校需要额外提出申请。

中国针对高校学位授予出台了相关规定，从《学位授予条例》中可知：若高校学生本科毕业，同时成绩达到学院要求，掌握并将课程基础理论应用到实践、能够独立自主进行本专业的学术研究以及技术攻关，那么学校就可授予其专业学位。高校硕士学位的授予应满足以下条件：通过硕士考试以及论文答辩，熟练掌握本专业知识且能够从事专业学术研究。但上述规定中并没有非常细致的实施标准，在高校的不同要求下，难以得到有效执行。

二 高校学位授予以及自主管理权的平衡和调节策略

高校的自我管理能够确保大学中的学术自由，此外，高校的自治还能确保管理中的创新，从而实现高校的最终使命。但与此同时，高校的“自主”只是相对的，如某位学者曾经提出，高校能够自主办学，但是这些权利都源于国家的赋予，还需要受到政府和社会人民的监督、制约。中国高校在行使自主管理权的同时，有可能会对学生的切身利益造成相应的损失（过于严重的前提下），甚至触犯法律规定。因此可知，若高校的学位授予权与自主管理权有所冲突，可以采取如下建议性措施。

1．清晰划分高校自主管理权

高校的自主管理权有三部分：（1）学术性管理，其中包含了课程的设定、教学方案等，这一部分是学校自身所具备的权利。（2）高校毕业生的论文答辩、学位证以及毕业证的审核发放等。这一部分权利受到当地教育机构制约、管理，毕业论文是否通过，需要依据严格的规定，不能随意审核，否则会严重影响到毕业生的实质性合法利益。（3）行政权，这一部分有学校对学生平日学习状态、到课率、纪律检查等方面，高校的这类权利需要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实现。因此可知，高校在进行管理的同时，需要清晰划分自主管理权，这样才能保证自主权有法可依。

2．改变传统的管理方案，积极创新

要想实现高校学位授予权和自主管理权的平衡，就应该改变传统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只有通过不断创新原有的体制，才能不断地适应当前社会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为了保证学位授权和自主管理整体的质量和水平，应该完善相关的管理制度，应建立相关的行政机构，如果不能使高校真正获取自主权，高校学位管理将无法实现自主管理，学校将无法成为学位管理的主体。因此，只有建立明确的管理制度，才能确保其在学位自主管理中，能顺利落实自己的权利。建立以学校为中心的学位核心管理制度，就应该将各个高校联合起来，遵循学位条例中的规定，以最低的学位标准，在此基础上确定另一个更好的标准，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不同类型高校的发展需求。尤其是在当前高等教育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下，更加需要不断创新管理制度以达到变革发展。

3．确立教育行政救济制度

应该建立一套完备的、健全的教育行政救济制度，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学生义务的规定明显多于权利，当前高校在授予学位方面，其行为存在明显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情况。此时，就应提出诉讼，对于不正当的行为进行纠正和奖惩。但学位授予是一种学术问题，需要经过多方面的慎重考虑，在利于学校发展的情况下，确定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因此，应该尽可能地完善学校内部的救济制度，建立相关的行政复议制度，实现管理工作的透明化和规范化，在实施这些制度时，可以引入听证制度，专门用于解决行政诉讼纠纷问题。通过体制的建设和创新，最终能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能实现学校更好更快地发展。

三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法治的不断深入和拓展，中国公民的权利也有了足够的保障，对高校而言，在日常的工作中也会出现较多的矛盾，这时就需要通过一定手段和方法解决。本文通过了解中国部分高校在学位授予权以及自主管理权两者的关系，探究两者的平衡点、冲突现状以及解决方案，为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只有清晰划分高校自主管理权、积极创新、确立行政救济制度，才能不断完善学位授予权和自主管理权之间的关系，从而做到高校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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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薇〕

作者：陈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