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纪律处分司法审查论文

[摘要]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渊源、基本特征和对我国行政立法的影响入手，结合我国目前的内部行政行为，阐述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必要性和相应的制度设计的可能性。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学校纪律处分司法审查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学校纪律处分司法审查论文 篇1：

论退学处理行为的司法审查

[摘要]退学处理既非终止契约之行为也非内部行政行为，而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随着人权保护以及以法治国理念的兴起，特别是公民司法受益权的保障，应当将退学处理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轨道。为了达致学术自治权与国家司法监督权之间的平衡，在基于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行为司法审查中，教育申诉是启动司法审查的前置程序，同时，法院应当尊重大学内部退学规则的效力，仅在考试评分中作有限之审查，亦即仅在学生考试的作答是否正确的专业性方面，才有完全的审查权。

[关键词]退学处理；学业原因；司法审查

田永的一纸诉状，打破了宁静的象牙塔，原以为“脱逸”于法治视野的高校，却瞬时成为了法治建设的焦点。回顾近十年来学生告母校诸案例，惟退学处分与学位授予聚讼最多。学界研究之旨趣也更多地投向学生违纪处分司法审查问题，却对因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能否司法审查的问题，着墨不多。其实，无论违纪退学处分抑或因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均对学生的受教育权影响甚巨。况且，在学术自治与司法监督存在着潜在冲突的背景下，因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更能凸显“大学学术自治权”与“司法监督权”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对因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能否”司法审查以及“如何”司法审查等问题，实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一　退学处理行为的法律性质

退学处理，是指在发生某些特定的情形下，高校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高校内部规则，对注册在籍的学生取消或终止其学籍的行为。“退学处理”不同于“开除学籍”。首先，开除学籍在性质上属于纪律处分，具有可非难性和惩罚性，而退学处理属于学籍管理制度，不是纪律处分，其本身并不具有可非难性和惩罚性属性。其次，开除学籍主要适用于严重的违法、违规以及违纪行为，而退学处理的适用一般是由于某些事实原因，如学业不符合学校的要求，或者因患有疾病而无法在校学习，或者因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等。最后，学满一学年以上退学的学生，学校应当颁发肄业证书，学生档案中不记录原因退回原籍。而被开除学籍的学生，只由学校发给学习证明，同时学校应当将处分材料真实完整地归入学校文书档案和本人档案。通观教育部的部门规章以及各高校内部的规则，学校作出退学处理的情形有多样，本文所称的退学处理仅是指基于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亦即因学习成绩未达到高校的要求而退学的情形。

退学处理行为性质的不同，将决定被退学学生救济途径的选择，因此，厘定退学处理行为的法律性质，实乃探讨司法审查的前提。而对退学处理行为法律性质的界定，学界存有二说：1)退学处理是一种终止契约的行为。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乃“教育契约关系”是该说的理论基础，如日本学者室井力教授认为“公务员之勤务关系、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等营造物之利用关系为民法上之契约关系”。按照他的观点，“公立学校之利用关系与私立学校无异，应视为民法上之契约，对义务教育可解为强制契约。学校对学生之命令权或惩戒权，系利用学校的契约关系，为达成教育之目的，本质上教师应具有的权利，无碍其为契约之一种。”因此，学校基于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其性质则属终止契约的行为。2)退学处理属于内部行政行为。此说建立在“特别权力关系”的基础上，如德国与日本的传统行政法认为，学生因自愿就读于公立学校而与学校构成了特别权力关系，学校对学生的惩戒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并无司法救济之余地。在“我国虽无‘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却也有异曲同工的‘内部行政管理之说’，阻遏司法进入某些特殊管理地带”。司法实践中，也有将退学处理行为界定为内部行政行为而不予受理之案例。

笔者认为，退学处理既非终止契约之行为也非内部行政行为。对于前者，学校行使的是行政管理权而非民事权利，退学处理决定更多的是以高校自身的意志为依归而非被退学学生之意志(志愿申请退学者除外)，当事人地位不平等，这与契约平等、意志自由的法理相悖。对于后者，尽管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可对高校与学生在学籍管理中的地位不平等现象，作出较合理的解释，但是，随着法治国原则以及人权保护理念的兴起，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失去了昨日的荣光，渐趋式微了。再以特别权力关系建构内部行政行为之说，实与现代法治发展的潮流不符。况且，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前提预设是高校与学生地位不平等，在教育产品的供给上，高校属于支配者地位，学生属于从属地位，但在现代教育中，学生已是高校的当然成员，也是学术自由的权利主体，与高校地位平等，都应受到学术自由的保障。将学生沦为高校附属地位的内部行政行为之说，实与法治以及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不相吻合，应当予以摒弃。

那么，退学处理应是何种法律性质的行为?笔者认为，退学处理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首先，退学处理是行政行为，所谓行政行为，是指“享有行政权能的组织或个人运用行政权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法律行为”。其一，高校享有行政权吗?根据《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1)按照章程自主管理；2)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3)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4)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5)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6)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7)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8)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尽管法律文本中并没有区分“权利”和“权力”，但依学界通说，此处第3项规定的招生权，第4项规定的学籍管理权、奖励权、处分权，第5项规定的颁发学业证书权，第6项规定的教师及实施奖励、处分权等，因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与强制性，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权力，因此，高校退学处理决定权是一种行政权当无疑义。其二，退学处理是法律行为吗?尽管退学处理并非纪律处分，其本身并不具有可非难性和惩罚性的属性，不过，学生一旦被学校予以退学处理，既丧失学籍，并且也将无法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这对学生的受教育权影响甚巨，产生了直接的法律效果，因此，退学处理亦是法律行为。综合以上两方面的陈述，退学处理应是高校行使学籍管理职权而作出的行政行为。我国的司法实践佐证了此观点，如在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中，法院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④该判决书中透露的信息显示了高校对学生的退学处理行为，是一种高校基于行政管理职权而作出的行政行为。其次，退学处理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退学处理决定仅能针对被退学处理的学生，不能反复适用，且不具有普遍约束力。最后，由于退学处理终止了在学

关系，被退学学生丧失学籍且无法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实质上剥夺了学生的受教育权，使学生承受了某种不利益，退学处理还是一种损益行政行为。

二　基于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行为能否司法审查

厘定退学处理行为的法律性质，仅为开启法院大门提供了可能性，司法审查程序的真正启动，还应取决于退学处理行为是否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亦即退学处理行为之可诉性问题。

基于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行为能否司法审查，学界观点有肯定的，亦有否定的。否定者多从以下两方面考量，一是从学术评判角度，因为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关涉高校的学术评判权力与能力。“学术能力的评价不同于其他行政行为，涉及高度属人性的判断，通常具有不可代替性，而法院不是超级考试和评议委员会，即使是受过相当专业训练的法官，要对太空、生物、医学等各个专业领域的知识都深入了解也是不可能的。另外，根据平等原则，教师和评议机构根据以往各种类似考试以及评议所累积的经验，作为阅卷和评议时一般的评判标准，而法院针对个别案件进行审理。此时不服考评结果的人获得了超出一般考评标准的机会，有违平等原则。因此应当承认考试机关和高校对于学术行为享有独立判断的权力，法院原则上应尊重考试评议委员会的评议决定，不作审查。”二是从行为性质角度。认为公立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特别权力关系”，因此，基于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行为是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外部性，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唯有外部行政行为才能司法审查(法律规定的除外)，因此，退学处理行为不可诉。

笔者认为，否定退学处理司法审查的第一种理由——学术评价能力，混淆了司法审查范围与司法审查强度的区别，其主张的理由实质上属于司法审查强度问题，本文第三部分予以详述，此不赘述。在此，笔者仅从权利救济角度，对否定者的第二种理由——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予以回应与批驳。

(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修正与退学处理的司法审查

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观点，来源于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由德国学者Laband以及OttoMayer首创，日本全盘继受且有所发展，该理论认为，学生与公立学校之关系——在学关系——是一种典型的特别权力关系，其特征是：1)当事人地位不平等。2)义务不确定。3)学校得以订定内部规则拘束学生，且无须法律授权。4)对于违反义务者得加以惩罚。5)有关特别权力事项，不得以诉讼作为救济之手段。“传统特别权力关系，将营造物关系、公务员、军人之勤务关系定位为‘力’的关系，而非‘法’的关系，排除了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使规范此等事项之权限保留予行政部门。”其目的是通过限制立法权以及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介入，而保持行政系统的完整性。然而，这种“目的取向”的理论，也为行政权力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打开了方便之门。随着人权保护以及法治国理念的兴起，为了平衡行政系统的完整性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冲突，二战后的德国学者乌勒(c，H，Ule)将特别权力关系划分为基础关系(外部关系)与管理关系(内部关系)，凡是有关特别权力关系之产生、变更及消灭的事项，如学生身份资格的取得与丧失等，归为基础关系，司法救济与法律保留原则在此关系中有适用的余地。而特别权力人为达到行政目的所为的行为，如学生宿舍规则，课余时间的生活管理以及学生的服装、仪容规定等，皆为管理关系，法律保留原则与司法救济在此类关系中无适用的空间。这种“二分法”的优点是，既有助于学生基本权利之保障，亦有助于维护高校内部纪律及教育行政目的的有效达成。但是，何为基础关系?何为管理关系?二者的界限何在?乌勒的“二分法”难以明确清晰地界定，此为其缺点与瑕疵。20世纪70年代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又通过一系列案例，提出了“重要性”理论，重要性理论开始于监狱管理，后又将其适用范围扩张到公立学校。所谓重要性理论，是指“只要是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不论是干涉行政，抑或服务行政，就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方式限制而不可让诸行政权力自行决定”。至此，德国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已遭大幅度修正，不仅基础关系，而且管理关系中涉及基本权利之“重要事项”，都应由法律规定，且可以司法程序救济被侵害的基本权利。

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深受德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但是，“司法院”大法官在1995年作出的“382号解释文与解释理由书”中，第一次采用“重要性理论”来解释学生与高校之关系，从而较大程度地修正了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382号解释”认为：“各级学校依有关学籍规则或惩处规定，对学生所为退学或类此之处分行为，足以改变其学生身份并损及其受教育之机会，自属对人民宪法上受教育之权利有重大影响，此种处分行为应为诉愿法及行政诉讼法上之行政处分。受处分之学生于用尽校内申诉途径，未获救济者，自得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其解释理由是，“人民因学生身份受学校之处分，得否提起行政争讼，应就其处分内容分别论断。如学生所受处分系为维持学校秩序、实现教育目的所必要，且未侵害其受教育权之权利者(如记过、申戒等处分)，除循校内部申诉途径谋求救济外，尚无许其提起行政争讼之余地。反之，如学生所受者为退学或类此之处分，则其受教育之权利既已受侵害，自应许其于用尽校内申诉途径后，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

(二)司法受益权的保障与退学处理的司法审查

现代各国均在其宪法中赋予了公民的诉讼权一学界将其概括为司法受益权——以保障公民的实体权利得以实现。诉讼权是指公民于其权利受侵害时，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及受公平审判的权利，其性质属于确保实体权利得以实现的程序上基本权，是一种工具性权利。“宪法所保障的诉讼权要求国家必须提供一完整、无漏洞的权利救济途径。国家以强制力禁止自力救济，而担任公力救济之裁判者，独占司法裁判权，当然负有提供权利救济途径之义务。由于权利之可实践性，国家所提供之权利救济途径必须能完整包括所有的权利争执，以确保所有的权利均有实现之途径。换言之，国家必须提供无漏洞的权利救济途径，使得所有的权利争议均得由法院解决之，若某种权利不被赋予救济途径，该权利即无实现之可能，即属‘无救济之权利，非权利也”’。

毋庸置疑，除自愿申请退学之外，其他诸种情形(包括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对被处理的学生而言，都意味着其与学校在学关系的终止，都是对其受教育权的一种非自愿剥夺(哪怕是暂时的剥夺)。无论受教育权是源于生存权、人民主权还是源于学习权之说，其重要性，既关乎整体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经济与科技实力的提升，更关乎个人生存与发展，是个体公民人格自我发展的核心要素。基于“无救济则无权利”的基本法理以及司法受益权的权益保障之功能，将退学处理纳入司法审查体系，以救济学生之受教育权，实为宪政国家应有的价值追求。

综上所述，无论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变迁，还是司法受益权的保障，均昭示了：对改变学生身份的退学处理——包括学业原因以及非学业原因——进行司法审查应无疑义，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亦应顺应世界法治发展潮流，扩大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将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轨道，这对改变现行法院在教育行政诉讼中的摇摆不定之态度，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以及司法权威有其积极意义。

三　法院如何审查基于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行为

与一般违纪处分的司法审查不同，法院对基于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进行司法审查，更多涉及到高校的学术评价能力，而法院仅仅在法的适用方面有其能力上的优势，法院不是“超级考试和评议委员会”，在评价学术水平与能力方面有其先天的不足之处，但是，法院又是公民权益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能以自己学术水平有限为由而拒绝履行其保障公民权益的职责，如何解决这“二律背反”的难题?司法审查之时机以及司法审查之强度乃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制度设计。

(一)教育申诉：司法审查之前置程序

从申诉的层级来看，目前我国教育申诉主要包括校内申诉与校外申诉，校内申诉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主持，校外申诉则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受理。启动退学处理司法审查程序应否以教育申诉为其前置程序，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不需要经过教育申诉程序，当事人既可以先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起申诉，对申诉不服再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因为当事人有选择权；二是主张教育申诉是启动司法审查的前置程序。鉴于对学生学业能力的评价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笔者认为，应当以教育申诉为启动司法审查之前置程序，其价值在于充分发挥教育行政系统内部层级监督的优势，充分利用学术团体自身学术评判能力上的优势，这也是对学术自由的尊重，同时，还可以减少司法资源的耗费，消解当事人的诉累，避免法院想裁判学术纠纷而自己又无能力裁判的尴尬局面。

(二)退学处理行为司法审查之强度

司法审查强度是指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以自己观点替代行政机关看法的自由度”，是“法院对进人司法领域的行政行为介入和干预的纵向范围”。在基于学业原因退学处理的司法审查命题下，司法审查强度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高校学术自治权与司法监督权二者潜在的冲突问题。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退学规则的效力以及退学处理的事实认定。

1　法院应否尊重高校内部退学规则的效力

众所周知，各高校为了维护自己的教学秩序以及学术品质，都制定了学生学籍管理规定或办法，在这些规定或办法中，各高校明确了退学处理的条件，如《武汉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第46条规定：“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予退学：1)在校学习期间，考核不合格(含旷考)的必修课程学分累计达到30学分及以上的(考核不合格的必修课程学分累计达到20至29学分的，经学生本人申请，可以编人下一年级)；2)在校学习期间，平均每学年所修课程学分未达到28学分的。”《湘潭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第39条规定：“学生一学年内取得的学分(包括重修取得的学分)未达到15个学分者，由学校编人下一年级试读，试读期一学年。在试读期内取得的学分(包括重修取得的学分)达到或超过20个学分者，自动解除试读，可在试读班级继续学习。”第40条规定：“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以退学：1)试读期内取得的学分(包括重修取得的学分)未达到20个学分的；2)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含休学)未达到结业条件的……”

退学规则是高校作出退学处理决定的依据，那么，法院裁判退学纠纷时应当如何对待这些退学规则的效力呢?司法实务界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应当尊重，另一种主张不应尊重。主张不应尊重的观点，主要是借鉴国外的法律保留的理论，认为凡是对学生基本权有重大影响的决定，都应当由法律来规定，不应由行政机关代为规定。此种观点顺应了法治国的理念，但是，法律保留原则在我国是否存在?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有多大?在我国现行法制框架下还存在争议，若法院完全不尊重校内的退学规则的效力，笔者以为不是明智之举，有违法的安定性原理，不利于教学秩序的稳定。为了解决校内规则的效力问题，有学者提出了“两步审查法”，即学校惩戒规则应否得到司法尊重，“首先，应视其是否属于为了执行国家法律规范中的惩戒规则而制定的并未超出前者所定惩戒对象、情形、种类、幅度的规则；其次，若不是执行性规则，应视其是否在国家法律规范明确或暗示地授权自行制定惩戒规则的范围之内。”若是执行性规则或是在授权范围内自行制定的规则，法院应当尊重，反之，法院则可以不予尊重。笔者赞同此务实观点，就基于学业原因的退学处理规则来看，法院应否尊重其效力，应视退学规则是否超出了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2005年)第27条，“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或者在学校规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的”高校可以作出退学处理的规定。该规定并没有明确设定“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的具体标准，这就暗含着国家授权由学校根据自身的学术要求，自主设置“何为达到学校要求”以及“何为未达到学校要求”的具体标准。这体现了对高校学术自治权的尊重，也符合教育教学的规律。因此，笔者认为，法院应尊重各高校制定的“学生未达到多少学分”而退学的规则效力，法院不应以自己的学术评判来代替学校的专业评判。

2　法院应否尊重退学处理的事实认定

高校作出退学处理(学业原因)的决定，都是因为学生的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因此，学业成绩是否达到学校要求便成为了退学处理合法性的前提。目前我国高校评定学生成绩的方式有两种：考试和考查。而考试是评量学生学业水平的主要方式，考试评分的公正与否将直接决定学生的学业成绩，法院对退学处理事实认定的审查，也应集中在考试评分的审查。法院应当如何审查考试评分?德国联邦行政法院采用“判断余地理论”，对考试机关的评分予以极大地尊重，行政法院原则上不作审查。其理由是：“1)考试评分涉及考试委员个人高度学术、教育专业性判断，由于各个评分委员个人不同特质具高度属人性，因而，局外第三人应尽量不予介入。2)考试进行中不可避免地受外界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却是无法预料，一般称之为‘考试经验’，而此一经验在行政诉讼程序中，法官亦难以事后设身想像及审查。3)基于客观不可能，纵使经过审慎的举证亦难以在法官面前重建考试情状，考试状况无法重新进行性。4)法院在事后审理个案时，无法比较其他应考人之考试成绩。考试评分往往是具有相同专业人员组成委员会对考生个人所作成之评价，行政法院不是‘超级的’考试委员会，成为提供成绩不好考生更改分数的救济管道”。但是，在以下几种情形，法院还是应当进行审查，例如考试委员“1)是否有遵守程序性规定；2)是否对具体事实有误论；3)是否有偏离一般公认评断标

准；4)是否参酌与考试事件无关因素之考虑。”针对判断余地理论过多地赋予了考试委员的自由裁量权，有可能出现考试评分中的法治真空情况。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修正了“判断余地理论”，将考试事件区分为“考试本质特殊性评量”与“学术专业正确之审查”，就考试本质特殊性评量尤其是考生的答题评分上，联邦宪法法院认可了判断余地理论，这是基于考试阅卷经验的积累、考试不可回复性以及机会平等原则等方面的考量。而对学术专业正确性亦即专业问题的审查，联邦宪法法院则认为行政法院具有完全的审查权，而且在必要时可以聘请专家来协助审查，只要考生在试卷上的作答至少理论上可以说得通，就应视为正确答案而给予分数，不能因为考生的作答与考试委员个人的学术偏好相左而拒绝给分，这也是学术自由的应有之义，对此，法院应有审查权，这就是联邦宪法法院所提出的“考生作答余地理论”，以对抗行政法院的“判断余地理论”。

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也借鉴了德国的“判断余地理论”来审查考试评分，在一起退学处理的案件纠纷中，“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成了“第382号解释”，其在“解释理由书”中写道：“又受理学生退学或类此处分争讼事件之机关或法院，对于其中涉及学生之品行考核、学业评量或惩处方式之选择，应尊重教师及学校本于专业及对事实真象之熟知所为之决定，仅于其判断或裁量违法或显然不当时，得予以撤销或变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笔者主张完全可以借鉴德国的“考生作答余地理论”，在对考试评分的审查中，法院应当尊重教师的阅卷经验、综合考虑考试不可回复性以及机会平等原则等因素，对学生的答题应该评多少分、相类似作答之间的分数差距应该是多少，这属于“考试本质特殊性评量”，法院应当尊重教师的“判断余地”，但是，在学生考试作答是否正确的专业性审查方面，法院应具有完全的审查权，只要学生的作答在理论上说得通，就应视作为“可接受”的答案，亦即考生的作答具有前后一贯的有效论证、说理合乎逻辑就应视为“可接受”的答案，阅卷教师若拒绝给分或给分明显偏低，就属于裁量显然不当，法院应当予以撤销或变更，必要的时候可以聘请专家予以协助审查。这是因为学术本身就是一种有计划的、依循一定研究方法以及自我负责探索知识的活动，它具有无固定结果且容许争议的特征，因此，对专业问题，学生的考试作答并非仅有对、错之二分法，教师若固执己见，判定那些与其自身的学术观点相异的考生作答为零分或极低之分数，实有违学术研究的本质。因此，笔者主张在专业性审查方面，法院应有完全的审查权。这既有利于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也有利于维护学生的受教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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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九生

学校纪律处分司法审查论文 篇2：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摘 要] 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渊源、基本特征和对我国行政立法的影响入手，结合我国目前的内部行政行为，阐述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必要性和相应的制度设计的可能性。

[关键词] 特别权力关系；内部行政行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一、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

（一）特别权力关系传统理论的渊源及概念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十九世纪的德国，最初是为了维护君主对官员及军队的统治权。德国法学家拉邦正式提出“特别权力关系”的概念，并构建了理论体系。1876年拉邦在其《德意志帝国之国家法》提出人民对国家发生的勤务上之义务有三种情形：一种是命令与服从的管理关系，是基于纯粹的权力關系而产生的勤务关系；一种是私法上平等的雇用关系；三是这两种情形的合成，即关系的内容具有权力性，但关系的构成取决于当事人的同意。这是一种具有公法性质的契约，官吏有特别的服从、忠诚义务，国家则负有保护和支付薪俸的责任，这便构成了特别权力关系的基本要素。后来，德国行政法学鼻祖奥托·迈耶在拉邦的理论之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发展。其认为：特别权力关系可以基于法律、行政处分或因利用公共设施（如学校）而当然发生，其主要类型有公法上的营造物利用关系、勤务关系、以及特别监督关系等，在这些关系中，人民负有特别的服从义务，自由受到限制。奥托·迈耶特别指出，在特别权力关系中，依法行政、法律保留等原则不再适用。

依传统行政法理论，所谓特别权力关系，指在特定的行政领域内，为达成行政目的，由人民与国家所建立，并加强人民对国家从属性之关系。在特别权力关系中，人民被吸收进入行政内部，不再适用在一般情形所具有之基本权利、法律保留及权利保护等，形成“无法之自由空间”，构成“法治国家之漏洞”。特别权力关系与一般权力关系相对，在特别权力关系中，当事人地位不平等，处于行政主体相对的一方不仅要服从一般的法律法规，还要服从特定机关内部的规章制度。传统意义上的特别权力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种类。

（二）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的基本特征

第一，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性。在此关系中，特别权力主体一方对相对人有绝对的强制力和处罚性，相对人处于劣势地位，只能是绝对的服从。第二，相对人义务的不确定性。权利主体无须法律授权就可制定内部规则来限制相对人的权利。第三，法律保留原则在特别权力关系中不适用。第四，在解决纠纷时，一般不得提起法律争讼。有权利就有救济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但在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下，公民权利受到损害，只能向主管机关或上级机关申诉，这就排除了特别权力关系受司法审查的可能性。

（三）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修订以及对我国行政法的影响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后来又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在20世纪初开始传播到日本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其中日本受其影响最深，中国台湾地区深受德国法和日本法的影响。二战以后，由于世界范围内的“人权保障”之宪政精神的兴起，并随着德国基本法的颁布，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逐渐受到修正并有很大的发展。

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由于明确排除对特别权力关系的司法救济，反对相对人的法律救济权，与当代的民主法治理念相违背，一直以来特别权力关系救济问题饱受争议。目前学界普遍支持德国法院于1972年根据一次判决而产生的“重要性理论”——即承认特别权力关系中权力方与相对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同于普通的行政法律关系或民事法律关系，但在权利的救济上，一旦涉及到相对方作为一名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否则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寻求司法审查救济。

我国虽没有正式引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在现实中特别权力关系制度一直被我们实施和贯彻。我国的行政法学受德日以及台湾地区的影响，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我国制度构建中都留有烙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虽有缺陷，但其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我国应当良性地引进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弥补其缺失，加强对特别权力关系的法律救济制度，指导我国行政审判的实践，为公务员、学生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

二、特别权力关系与我国的内部行政行为

（一）根据我国现行制度，在实务中，特别权力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种：行政职务关系；军队与服役军人之间的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监狱与在押犯人之间的关系；强制戒毒机构与戒毒人员之间的关系；实施强制隔离时发生的医疗机构与传染病人之间的关系。

（二）我国的内部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以其适用与效力作用的对象范围为标准，可分为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所谓的内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内部行政组织管理过程中所作的只对行政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内部行政规则、行政处分、人事管理监察行为以及公立高校对学生、教师的纪律处分等。

对于内部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我国法律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而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理论界一直争议不断。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奖惩、任免等决定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显然，这一规定源于特别权力关系的传统理论。法条虽只列举奖惩、任免两项，但这类内部行政行为不仅仅限于这两项，其他的如辞退、开除等行为，这些对公务员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影响几乎与行政机关吊销外部行政相对人从事某种职业、工作的许可证、执照相同。但在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中，却被明文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只能依靠行政途径救济。

基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学校作为法律授权的行政主体，被国家赋予行政权力，这些权力的行使仅对管理关系内部发生效力，如此，可以把学校对学生的部分管理行为纳入内部行政行为的范畴，这样明确了教育行政行为的法律性质，将其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的内部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为教育行政纠纷的合理解决寻找到行政法理依据。

三、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当下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增多，多种因素导致行政相对人宁可信访都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纷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过窄。修改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是解决行政相对人法律救济困境的有效手段，而将部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之列，也是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的。

（一）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必要性

首先，有利于尊重和保障人权。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对一般公民我们强调保护人权，同样，对处于内部行政关系的公务员也该同样受到人权的保护。行政机关对公务员的处分行为、学校对学生开除学籍都可能涉及公民的劳动权、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依据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行政机关侵犯公民人权和人格尊严的案件有些是法院不能受理的。好在目前的《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9）项的规定，“受教育权”已被纳入了复议范围，突破了《行政诉讼法》和原《行政复议条例》有关人身权、财产权的限制，故学生的受教育权应当属于行政诉讼法所保护的权利范围。

其次，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是现代行政法发展的必要趋势。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排除司法审查的影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把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随着宪政理论、人权保障和依法治国理论的发展，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应得到新的修正与完善，如今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对行政权力进行严格的控制和规范是行政法的重要目标。

最后，有利于切实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经济社会不仅为了寻求效率，更要追求和实现法律的实质公平和正义。在目前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合理的制度设置规范和及时、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可以将一些社会隐患、纠纷和矛盾防患于未然。公务员对影响其合法权利的行为提起诉讼是法律的应有之意。近年来，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了一些与教育行政法律关系有关的案件，其中影响较大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等，都给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难题和挑战。

（二）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制度设计

1.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的范围标准。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我们关注的不该是它如何引进或到底在我国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法治进程中不断地将其加以修正和创新。确定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范围，应该有一个基本标准：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须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反之的则排除司法审查的范围。

2.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的原则---穷尽救济原则。不是所有的内部行政行为都是可诉的，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只有在受内部行政行为影响的权益在穷尽内部救济依然解决不了时，可以提起诉讼，请求司法救济。穷尽原则首先给予行政机关内部改错、纠错的机会，最后再保证公务员的司法救济权，有利于真正化解纠纷、矛盾、减轻法院负担。

3.内部行政行为具体的受案范围。按照姜明安教授的归类划分，其将内部行政行为分为内部行政规则、行政处分、公立高校對学生、教师的纪律处分和人事管理、监察行为四类。（1）对于内部行政规则的可诉性，应以相应规则的一定外部化为前提，完全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的纯内部规则不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对于行政处分，现行行政诉讼法完全排除作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出发，目前宜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限于开除、辞退、和解聘三类，这些涉及到了公务员的基本权利，法律应予以保护。（3）公立高校对学生、教师的纪律处分。公立高校对学生、教师的纪律处分相当于行政机关对公务员的行政处分，如涉及到基本权利的开除、勒令退学、辞退、解聘等，也应纳入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4）人事管理、监察行为。姜明安教授将内部行政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人事性质、一类是工作性质，在人事性质方面，涉及到公务员的合法权利，应纳入受案范围。哪些属于涉及公务员基本权利的内容呢？主要指公务员的录用、聘用等，这些涉及公民的劳动权、平等权、公平竞争权等。对于“双指”和限制财产权应该纳入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理由是《行政监察法》规定的这两项监察措施涉及作为公务员的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等重要基本权利，如排除司法审查，即有违平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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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燕（1979-），女，汉族，甘肃张掖人，硕士，甘肃河西学院政法系讲师，研究方向：经济法、法理学。

作者：张燕

学校纪律处分司法审查论文 篇3：

论高校处分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

摘 要：司法实践中对高校处分学生行为的处置不一，原因在于立法上缺乏 对高校处分学生行为性质的明确界定。高校处分权的性质及学生受教育权的保障决定了司法 审查高校处分学生行为具有正当理由，但是司法审查也应当尊重高校自治权，在程度上有所 限制。

关键词：处分；受教育权；自主管理权；司法审查

【收稿日期】2008-06-06

【作者简介】王静(1966-)，女，江苏赣榆人，淮海工学院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法伦 理学、高校德育。

Key words: punishment; rights to education;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on; judicial review

近年来，在我国因高校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行为而引发的诉讼案件时有发生。 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有的被列为行政案件，有的被列为民事案件，有的则被法院以“不属 于受理范围”为由驳回起诉。同类法律纠纷的不同处置结果，反映了司法实务界对于高校处 分学生行为性质认识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凸现了立法上的缺失，从根本上折射出高校自 治权与学生受教育权、司法审查权等之间的矛盾冲突与价值取舍。在此，笔者试就高校处分 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略陈管见。

一、高校处分学生行为的性质界定

高校处分学生行为的依据是高校处分权，因此，界定高校处分学生行为的性质必须基于对高 校处分权性质的认识。但是，究竟什么是高校处分权，目前尚无法定概念，学界也没有取得 一致认同的观点。高校处分权的法律依据可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 育 法》)及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相关规定，《教育法 》 第28条第4项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权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 分”，其表述为“处分”，但没有明确处分的具体种类；《规定》第52条规定：“对有违法 、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其解释为“纪律处分” ，并在第53条就纪律处分的种类作了明确规定，包括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及开 除学籍5种。上述法律及规章只是笼统规定了高校处分权，对于其概念和性质并未作明确界 定。法律规定的笼统与模糊造成理论上的认识不一，如有学者认为，高校处分权是高校对学 生的纪律处分权，并且认为，“高校对前四种处分的执行，是对学生的有效管理和教育所采 取的内部行政行为，不涉及学生身份的改变。而争议最多的莫过于高校对学生开除学籍处分 的执行，因为开除学籍的处分已造成了对学生身份的改变， 改变了原有的受教育者和高校 之间的‘在学法律关系’，使受教育者丧失学籍，理应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1］。也有学者主张将高校处分权的性质界定为高校行政处罚权，认为“《规定》中虽将处分定 性为‘纪律处分’，但其处分的六种方式已具有行政处罚的性质。因此，有理由也有必要在 立法上将性质模糊的处分权确定为行政处罚权”［2］。法律规定的笼统与模糊还造 成司法实践中的操作困难，以至出现具体个案的不同定性情形，其结果是在实质上影响法制 的统一与法律的权威。

笔者认为，界定高校处分权不能拘泥于法律条文的字面，不能从狭义上理解，应结合其设定 目的，从实质上讨论。高校处分权是高校管理权的重要内容，而高校管理权是高等学校依据 国家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为实现其办学宗旨，自主管理学校内部事务，开展教学、科 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活动的权利。我国《教育法》第28条第1～5项规定，学校有权“按照章 程自主管理，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和其他受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实施学籍管理 ，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也明确了高等学校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授予权，并且在第11条规定： “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可见，高校管理权应当包含两 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法律授予的教育行政权，二是法律认可的自主管理权，它不仅体现了国 家权力对于高等教育的介入和教育功能的导向，也体现了国家对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尊重，是 高等学校正常运行并实现其教育目的的需要。而高校处分权既是高校教育行政权的重要内容 ，又是高校自主权的必要成分，可是，由于在这种权力运行下建立起来的高校与学生之间的 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法律关系，因此，从根本上说，高校处分权应属于行政权范畴，是高校 根据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为维护教育秩序实现教育目的而对违法或违规的受教育者实施强制 性措施的权力。

基于高校处分权的行政权性质之基础，高校据此对学生所做的各种处分应当被视为行政 行为，它不限于教育立法以“处分”字样表明的处分种类，那么，具体而言，该行政行为究 竟是内部纪律处分还是行政处罚呢？笔者认为，高校处分学生行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内部 行政行为”，不能定性为内部纪律处分。理论上所称的“内部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在内 部行政活动中对行政组织内部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行政行为［3］。《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4项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 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的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对此解释，“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项规定的 ‘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该行政机关公务员 权利义务的决定”。上述规定表明，在我国，内部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 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是行政诉讼的排除范围。且不说将内部行政行为完全排除在行 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否合理，仅就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而言，显然不同于行政机关与其工作 人员的关系，其涉及的“处分”意义不同。因此，界定高校处分行为，不能接受“内部行政 行为”的概念，否则难免出现某些法院不予受理学生与高校因处分行为而发生的纠纷的情况 。既非内部行政行为，高校处分学生行为在性质上更类似于行政处罚，至于是否直接称谓“ 行政处罚”尚可商榷。

界定高校处分行为的性质对于研究其实施形式和程序以及给予遭受处分的受教育者以适当的 救济途径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过，要解决理论上及实践中的认识不一和操作困难问题，需要 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厘定高校处分行为的性质，以适用适当的法律规制。

二、司法审查高校处分学生行为的正当性分析

高校学生与高校之间就处分行为而产生的法律纠纷也引发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关于受处分 学生的权利救济途径的思考，其中包括高校处分权的可诉性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观 点，一种观点认为，司法监督不应进入高等教育自治管理领域，对于学生因为学校处分行为 而直接起诉的不予受理，学生只能向学校的主管行政部门提起申诉；另一种观点认为，高等 教育自治管理应纳入司法监督体制之下，对于学校与学生之间不平等的管理关系的行为，尤 其是高校对学生给予的开除学籍的处分，应当给予学生诉讼救济的途径。这两种观点在相关 案件的处理中都有所体现，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高校处分行为应当接受司法监督，司 法审查高校处分学生行为具备正当性基础。

对行政权的合理控制是司法审查的基本理由。行政权具有裁量性，这种裁量性表现在事实认 定、法律适用、程序选择、是否行为及如何行为等多个方面。尽管裁量权为维持正常行政活 动所必需的，但是广泛的裁量性却使行政权客观上存在着被滥用之可能，因此要对权力进行 限制和约束。高校处分权作为一种行政权，同样不能避免被滥用的可能，而且其对学生的不 利处分所造成的后果之严重，影响之强烈，并不亚于任何行政机关，自应接受外在监督，这 种监督除立法监督和行政监督外，包括引入外部司法审查制度。

保障学生受教育权是司法审查的根本依据。在我国，受教育权是一项宪法性质的权利，是受 教育者依法享有的接受文化教育、劳动技术教育及其他方面教育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第46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9 条据此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 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法》的其他相关 条款 也分别就公民受教育的内容和保障作了一些规定。在高校行使管理权的过程中，作出诸如开 除学籍、退学等处分时，会使受教育者遭受教育权被剥夺的境遇，这就出现了一种权利对另 一种权利的限制，学生受教育权与高校管理权之间产生冲突。权衡之下，法律应当向受教育 权倾斜。因为受 教育权是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宪法权利，它涉及学生个人的完善、涉及 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提高，因此，当它与其他权利发生冲突时必须受到法律更多的关注，包 括要求立法机关为其提供适当的保护机制，这种保护机制应包含司法救济的可能，否则基本 权利的设定就成为“空设”。

“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治理念是司法审查的理论基础。现代法治观念认为，无救济即无 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当公民以学生身份进入教育领域，其依法享有的各 项权益在该领域也应受到法律保护，包括必要的救济途径，而司法救济应当是其中最核心的 和最后的救济渠道，因为司法的公正、中立等特性对于确保受教育者的权利、对抗违法和不 当的行政行为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教育法》第42条第4项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对学 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但是，从该条规定的字面含义分析，没有规定学生对 于学校的“处分”可以提起诉讼，学生权利的救济途径不完备。基于“有权利，必有救济” 的法治理念，司法审查对于高校的处分行为不能例外。应当看到，学生与高校之间通过司法 救济解决纠纷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司法审查能够促进高校更加公正地处理学生的违法违纪行 为，尽管对行政权的合理控制和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保障等构成司法审查介入高校管理权的基 本理由，而法律在面对各种权利冲突时仍须有更多的理性思考，以求在各种权利保护之间寻 求最大限度的平衡，为此，要在构筑合理的司法审查制度方面作出努力。

三、司法审查高校处分学生行为的范围及程度分析

为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抑制行政权力的扩张，司法介入成为必要。结合目前的教育立法， 高校处分学生行为主要有：取消入学资格、不授予学历证书或学位证书、休学、退学、警告 、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等形式。学理上往往以处分行为是否“影响学生受 教育权”、“足以改变学生身份”为标准界定司法审查的范围，比如取消入学资格、退学、 开除学籍等种类的处分影响到学生的受教育权、足以改变学生身份，被认为应纳入司法审查 的范围，而警告、记过等种类的处分因不影响学生法律地位的改变，则被认为应排除在司法 审查之外，此种分类考虑到处分的种类。笔者认为，高校处分行为应当全面接受司法审查， 这是由高校处分行为的行政行为性质所决定的；况且，某些事由相同的行为可能所受到的处 分不同，倘若仅仅因为处分行为对学生受教育权影响的不同而在处置上有所区别，不符 合法律的普适性和平等性原则；此外，全面司法审查还意味着拒绝教育行政机关的终局裁决 权，因为如果行政行为涉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又要求保留终局裁决权，“必须有充分、 正当理由”［4］，而高校处分行为一般不涉及国家机密，不存在技术问题，没有理 由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

对于高校处分行为的全面审查可能会带来比如滥诉或者限制高校自主权等方面的担忧，我们 不能因此而堵塞学生权利救济的途径，至于其间存在的问题，则可以通过具体的制度设置来 解决，如要求司法审查在高校自主权面前保持必要的节制，以此寻求高校自主权与司法监督 权之间的平衡。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合理设定司法审查的程度，即把握司法审查对高校自主 权干预的深度，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在制度设计上可以做以下考虑：第一，延迟司法审查介 入的时间。我国《教育法》确认了学生申诉制度，这是学生合法权益的法定救济制度之一， 并且教育部《规定》第5章就学生如何行使申诉权的相关事项做了规定，如申诉受理机构及 其人员组成，申诉范围，申诉时效，申诉处理期限等，但是该规定也存在一定缺陷，如对申 诉期间申诉人的受教育权保护、申诉效力、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处理 申诉上的关系、学生对申诉处理结果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等问题缺乏规定。因此，建议建 立专门的统一的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并明确规定行政复议前置。如此，一方面可以穷尽行政救 济、发挥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在学术判断上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延迟司 法介入的时间以减少此类纠纷进入司法审查领域，避免司法审查有限性的不利影响。第二， 对高校处分学生行为的事实判断保持必要的尊重。高校处分学生行为需要事实的基础，诸如 作为处分行为基础事实的学生的品行考核、成绩认定、论文评定等日常教学管理内容系高校 自主管理事项，司法不应介入，法院不能以自己的观点替代高校的看法；对于是否核发毕业 证、学位证等具体处分行为的审查也仅限于行政法治原则的判断，即高校是否存在滥用职权 、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等情形，法院不应对该行为涉及的学术及专业判断进行审查。第三，对 高校自定规则采取审慎态度。实践中，许多高校为维护教学秩序往往制定学生管理方面的相 关规定，那么，司法审查时如何对待这些自定规则？是否要求该规则必须与法律法规及规章 相一致？笔者认为，应区别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处理，一是在法律法规及规章有明确规定而要 求高校据此执行的情况下，高校自定规则不能在范围、强度上超出前者的规定，而给予学生 更重的负担，否则应否定其效力；二是在法律法规及规章没有明确规定而授予高校自主管理 权的情形下，应当承认高校自定规则的效力，如教育部《规定》第27条关于“退学理由”的 规定，除“本人申请退学”这项外，其他5项都有“学校规定”或“学校要求”的字样，那 么高校据此可以对学业成绩或完成学业的年限、对休学期满后申请复学的期限、对学生应该 参加的教学活动、对学生注册期限等提出要求，而高校在这些方面所作的具体规定一般应予 肯定。

高校处分权是高校管理权之一，体现了国家教育行政权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双重特性。高校 在其自主范围内有权制定校规、校纪，并有权对违法违纪的学生作出处分，但是，其处分行 为应当接受司法监督，以维护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不过，要最终解决高校处分学 生行为定性不清、司法监督缺位、学生权利救济途径不畅等问题，须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 以构建合理的高校处分学生行为与学生权利救济制度体系，在法律未修改之前，最高人民法 院应当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解决司法实践中操作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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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