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腐败道德成因探究论文

摘要：中国没有陪审团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理论上是司法民主的体现，也是司法公正、避免司法腐败的保障，同时还利于促进司法独立。但在实际刑事审判中陪审员发挥的作用甚微，陪而不审、陪衬审等问题突出，人民陪审员陪审呈消极化、形式化的趋势愈加明显。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司法腐败道德成因探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司法腐败道德成因探究论文 篇1：

党政秘书腐败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制

【摘 要】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有贪必反、有腐必惩的方针，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实行的是“零容忍”，取得了许多成效。在反腐过程中，一方面要严查严办腐败行为，一方面还要加强反腐制度建设，预防腐败。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些廉洁国家的经验值得研究学习。文章分析了廉政建设较好的国家的反腐工作共性，从五个方面对我国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启示。

【关键字】 腐败 廉洁 CPI 反腐倡廉

【作者简介】 于爱水，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反腐倡廉

FANFUCHANGLIAN

反腐倡廉

FANFUCHANGLIAN

秘书作为一种职业，本不具有所谓的权力，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在党政机关从事秘书工作的人员即秘书群体，却由于其位居公共权力的领导机关或领导人身边，享受着“科级”“处级”之类的待遇，因而被视为不是官的“官”，事实上行使着有形或无形的权力。再者，党政秘书由于接近权力核心，掌握或知晓一般人难以了解的重要信息。这就使得党政秘书成为社会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拉拢腐蚀的对象，也使得这一群体有条件寻租手中的权力或兜售其知晓的机密信息。这样，许久以来，在党政秘书群体中，不少办公厅（室）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乃至普通秘书走上了腐败的道路，滑入了犯罪的深渊，不仅在道德上为人们所不齿，而且在法律上受到审判和追究。但是，现行法律手段对党政秘书腐败犯罪行为的规制却存在诸多不足，难以满足当今重拳反腐的形势需要，因而急需强化法律手段对党政秘书腐败犯罪行为的规制作用。

一、现行法律规制党政秘书腐败犯罪行为的不足

从已披露的案例看，党政秘书腐败犯罪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依附型腐败。此即秘书依附领导人，在领导人的指使、授意下参与实施腐败犯罪行为。这属于刑法总则中的共同犯罪，即领导人和秘书同罪，只不过由于在犯罪过程中两人的分工和作用不同，因此所承担的刑罚亦不一样。第二种为自主型腐败。所谓自主型腐败，是指党政秘书避开领导人，利用为领导人工作、服务或在党政机关工作所形成的有形或无形的权力、便利或者地位，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或者索贿受贿，或者出卖国家秘密。自主型腐败是秘书的个人行为，如果追究刑事责任，由秘书自己承担，但领导人如果用人失察，则可能承担领导责任。

1. 党政秘书腐败犯罪的成因

秘书作为领导的身边人，其腐败行为的产生是内、外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具体表现为：第一，在内部，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情况将会导致秘书腐败情形的出现，一些领导把秘书当作其贪贿腐化的工具，将秘书拐杖化，久而久之，秘书也就沦落进腐败的泥潭。另外，秘书自身的价值观扭曲、私欲膨胀也是其腐败并沦为历史罪人的原因。第二，在外部，对党政秘书的选拔任用机制上大多存在任人唯亲、暗中操作的现象，以及监督检查和法律制裁上的不到位，这些都是导致秘书腐败的因素。外因中，最主要的是法律规制的缺失，即事先在立法上对秘书腐败犯罪只是参照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等犯罪的惩处来规制，现行法尤其是刑法中没有明确的、专门的秘书行为规范；事中对党政秘书的工作在法律制度上缺乏健全的监督、检查、制约机制；事后（即秘书腐败犯罪后）又没有强有效的惩处机制。这使得党政秘书的腐败行为成本低、风险低而加剧其贪腐心理。

2. 现行法律规制党政秘书腐败犯罪行为的不足

当前，我国在反腐斗争中以法律手段规制党政秘书腐败犯罪行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仅体现在立法不足和不科学方面，也体现在司法中对腐败秘书的处理上往往从轻从缓、打击不严方面。

对于党政秘书腐败犯罪行为，我国根据《刑法》中对于职务犯罪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然而，由于现行刑法对职务犯罪的规定不仅内涵和外延过于模糊，而且刑罚标准的设置亦不科学，导致对腐败犯罪秘书的处罚适用混乱，其结果可能会出现罚不当罪、罪刑失衡或者罚不及时等现象。这样，虽然通过司法程序适用法律条文的规定对其进行了打击和震慑，但却因刑罚的不当和不及时从而降低了刑罚的特殊教育作用和权威性，降低了刑罚的威慑力。《刑法》具有规定过于宽泛和模糊的常见性，表现在惩治和预防秘书腐败犯罪上更是如此。这些都使得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手段及时有效地解决秘书腐败犯罪问题迫在眉睫。

二、规制党政秘书腐败犯罪行为的法律对策

当前党政秘书腐败的现象此起彼伏，呈现出多发性；腐败手段花样百出，呈现出多样性；领导和秘书共同腐败，呈现出共犯性。这些特点都尖锐地显示了秘书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依法规制秘书腐败犯罪刻不容缓。本文认为可以通过立法、司法层面的共同作用，内外兼具，形成法律规制的合力，从而使秘书腐败犯罪行为无处可逃。

1. 对秘书腐败犯罪的立法规制

党政秘书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大弄权术、无视国家法律进行贪污腐败犯罪，在外因中，最根本的就是立法上存在疏漏。党政秘书狐假虎威、大弄权术、以权谋私时所用之“权”是借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之权或权威性，因而不属于我国刑法意义上的职权，在某种意义上只可将其称为“权力”的影子。这样，按照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实践中，当秘书利用领导职权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时，有的地方就以盗窃罪、侵占罪或诈骗罪等罪名追究其刑事责任。显然，这种做法有从轻处罚之嫌。笔者认为，从法益侵犯的角度来讲，秘书腐败犯罪其本身侵害的就是我国的廉政制度，不应当将秘书利用领导人的职权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定为盗窃罪等。鉴于此，在立法方面，首先应当通过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造法功能）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所包含的意思扩大，不仅仅限于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而应当将贪污罪中的利用职权扩大解释，即将秘书利用领导人的地位、影响力和职务权力扩大解释为利用职权。其次，可以对秘书行为规范专门立法，制定秘书行为单行法，将秘书的选任、秘书资格、行为规范、违法责任等一应俱全地规定在秘书单行法中。再次，如果暂不能制定秘书行为单行法，则可以通过完善其他条例和法令，完善秘书选任等程序性规定，以规范秘书的任职资格、职责范围，还可对秘书违法行为的责任等事项进行规范和约束，使得秘书的选任和秘书工作中的行为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样，以立法作为预防的手段，从源头杜绝党政秘书腐败犯罪。

2. 对秘书腐败犯罪行为的司法规制

司法是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最强有力的处理手段，对待党政秘书腐败犯罪行为同样如此。加强司法对秘书腐败行为的监督制约，需在司法程序上细化量刑标准以提高司法公正性，对秘书的腐败行为绝不因顾忌领导面子而姑息，要做到违法必究，坚持严打方针。当前，党政秘书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对秘书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还不足以威慑到顶风作案的秘书。因此，法律必须敢于涉足秘书腐败的领域，做到严格司法监督和公正司法打击，杜绝权力的权利化和权力的无责任化司法手段是惩治党政秘书腐败犯罪的有效措施，但司法中如果执法不严、打击不力，只在形式上裁判其有罪，却从轻处罚、缓予执行，就势必难以形成对腐败秘书的威慑。党政秘书腐败犯罪的常用手段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其通过滥用权力获取非法收入或其他不当利益，使国家、集体利益或者私人利益遭受损失。因此，必须对腐败秘书实行人身罚和财产罚并行的原则才能有效地遏制其腐败行为。这样，司法中还应处理好以下问题：

第一，严格掌握秘书腐败犯罪案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职务犯罪案件的刑罚适用直接关系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效果。为此，应明确，如果对党政秘书腐败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免于刑事处罚，则须以退还全部赃款、开除公职等为前提。只有如此，才可能在反对党政秘书腐败犯罪的工作中取得切实的效果。

第二，鼓励腐败犯罪秘书的家属退赔。司法实践中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即腐败秘书将非法所得的财物用在给小孩出国留学或给家人投资做生意（即为家庭谋福利）上。在腐败犯罪行为被揭露后，如果家属为了减轻腐败犯罪者的罪责，愿意代其退赔赃款赃物，则可对腐败秘书从宽处理。笔者认为，犯罪秘书的家属代为退赔，有利于减少国家和集体的损失。因此，对于腐败犯罪秘书的家属代为退赔部分或者全部损失的，可以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总之，党政秘书腐败犯罪作为当前职务犯罪的新形态，必须抓住其腐败特点，从立法、司法等层面防微杜渐，严查严打，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相信通过诸多法律规制措施的共同作用，必会将秘书行为推向合法化和规范化，从而使得秘书不敢腐败并不能腐败，达到遏制其腐败现象滋生和防止权力被滥用的目的，同时也必将为清正廉洁的党政机关形象加分。

参考文献：

[1] 朱斌华，邬玲.论贪污罪定义的重构[J].青春岁月，2013，（15）.

[2] 王茜.当前党政秘书腐败的特点及外因分析[J].唯实，2011，（12）.

[3] 李秀艳.秘书腐败犯罪的司法控制[J].领导科学论坛，2014，（18）.

[4] 黄文君.受贿罪刑罚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9.

[5] 徐振科.盗窃罪量刑情节问题探究及其立法完善[D].保定：河北大学，2010.

作者：尹桢

司法腐败道德成因探究论文 篇2：

陪审团制度移植于我国审判体系问题之探讨

摘 要：中国没有陪审团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理论上是司法民主的体现，也是司法公正、避免司法腐败的保障，同时还利于促进司法独立。但在实际刑事审判中陪审员发挥的作用甚微，陪而不审、陪衬审等问题突出，人民陪审员陪审呈消极化、形式化的趋势愈加明显。相比之下，英美法系刑事陪审团制度具有的一些积极因素有利于民间智慧的引入，是促进司法民主实质化的良好途径，存在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方面。本文试图以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审判体系的视角进行分析探讨陪审团制度移植于我国司法体系的意义和可能性，以期与时俱进，促进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

关键词：陪审团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法律移植

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分析

域外国家的陪审制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的陪审团式即陪审制，其二是以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的混合陪审式即参审制。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名为陪审，实属参审，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极为相似。

（一）我国陪审员制度的概念及设立意义

所谓人民陪审员，是指代表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并在法院的审判过程中作为合议庭成员对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发表意见的人。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指法庭在审理案件时，吸收人民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的一种审判制度。现代我国陪审员制度的形成与设立有着深刻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根植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陪审员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存在的，不仅是司法民主的体现，也彰显着社会主义人权的光芒，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维护司法公正的效果。

（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及特点

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三大诉讼法都有关于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其中《刑事诉讼法》第13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其独有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参与制是我国陪审制度的主要方式。在某些案件中，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与职业法官共同决定案件的事实和法律问题。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必须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陪审式混合法庭仅是一种可选择的审判组织形式。并且在那些有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中，其在审判组织中往往只占少数比例。

再次，陪审员的选定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多由各个法院具体指定。

最后，陪审员参与对案件的审理，同時和审判员共同适用于回避的相关规定，特别说明的是控方无权提出陪审员回避，此项权利仅由被告一方享有。

（三）现状及成因

陪审制度在我国司法活动中没有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陪审员参与法庭审判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甚微，仅象征性的坐在法庭上，“审而不审、合而不议”，人民陪审员制度多形同虚设。导致如此困境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从现行立法来看，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所应承担的具体职责缺乏具体和明确的法律规定，致使陪审员陪审的积极性大为降低。

其二，从陪审员在审判组织中所占的比例来看，陪审员的人数与职业法官相比，在审判组织中一般只占少数，这就难以形成足够制约职业法官的力量。

其三，从产生方式来看，陪审员多由法院具体进行挑选，并且一些陪审员缺乏必要的法律修养，使其在心里上容易依附于法官。

二、英美陪审团制度分析

（一）陪审团制度的含义及源起

陪审团制度，是指在一国的审判体系中吸收一定数量的有选举权的普通公民组成陪审团，针对刑事案件，在法院审判的过程中，对案件进行具体的事实认定，即由陪审团判定该行为是否有罪，而具体的法律适用权则由法官行使的司法制度。一般认为，英国是世界上首先建立陪审制度的国家，可追溯到公元751年建立的加洛林王朝时期，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扩张，陪审制度传到美国，成为重要的诉讼制度。

（二）美国现行法律规定及特点

美国联邦宪法第三条规定，所有刑事案件的审判，除弹劾案外，都必须有陪审团出庭。宪法第六条修正案规定，刑事诉讼中，被告享受由公正的陪审团迅速和公开审理的权利。《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确立了刑事诉讼中的陪审团制度，一般说来，刑事案件被控刑期6个月以上，被告有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陪审团制度是美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

现代陪审团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陪审团成员由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公民组成。其二，陪审团成员在案件审理前对案件不能有任何偏见和主观看法，对案件的看法只形成于开庭审理过程中。其三，陪审团不对法律问题进行裁判，而只对事实作出判断。其四，每个陪审团成员必须单独对案件事实作出判断，不受任何人、任何压力的影响。

三、陪审团制度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问题之启示

（一）陪审团制度的利弊之探究以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陪审团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司法审判，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但是，和任何一种制度一样，陪审团制度既存在不可忽略的优越性，也有不能否认的缺陷。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其优点为我国人民陪审制度提供借鉴。

陪审团制度审判成本高，诉讼效率较低，而且陪审团成员的选择上是否公平在美国也存在诸多争议。尽管如此，我们仍须站在一个冷静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相比，陪审团制度也存在一些更为突出的优越性，这对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陪审团制度更有利于公众参与司法，监督和分享国家权力，保障公民的合法利益不受公权力侵犯。

第二、陪审团制度有利于保障司法民主。美国总统杰弗逊曾说，陪审团制度在维护民主所起的作用上，比选举权还重要。

第三、陪审团制度有利于防止法官腐败、维护司法公正。由于陪审团成员的选任是随机的，人员相对较多且不固定，这使得陪审团所做出的裁决不易被操控，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避免徇私现象的发生。

第四、陪审团制度有利于实现审判独立，使法院从财政和人事上事实上尽可能可以不受政府、机关等的影响，从而实现审判权的实质独立，进而起到维护司法尊严、提高法院判决公信力的作用。

第五、陪审团制度有利于对公众进行法制教育和法治宣传。一方面有利于公民政治道德的培养，另一方面也利于提升公民的法律素养。

第六、陪审团制度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法治进程。由被告人本人选择的公民组合形成陪审团，最终的判决是每一个成员深思熟虑后所做出的判断的凝结，程序的公平和公正，使得判决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与说服力。

（二）陪审团制度移植于我国审判体系之设想

所谓法律移植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某种法律制度或法律规范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具体是指在鉴别、整合的基础上，引进、摄取外国可资借鉴的法律，使之符合本国的社会土壤为本国所利用，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上文可见，陪审团制度和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虽然在一些方面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整个司法制度的设计上两者偏重的法律价值有所不同，前者更注重对民主和正义之追求，在我国诉讼偏重于效率的情况下，陪审团制度的移植对我国司法诉讼制度的改革就体现出了一定的借鉴意义。将陪审团制度移植于我国审判体系的含義实际上是指，我们应该考虑在保留现有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基础上，尝试增设陪审团，发挥其特定的职能作用，以期取长补短、促进我国审判体系的良性发展。

四、陪审团制度移植我国审判体系具体路径之构想

我们知道，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都有其赖以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基础。所以笔者认为，对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问题上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循序渐进，在保留现行的混合式陪审制的基础上，立足现实，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刑事案件陪审团规则。

其一，保留混合式陪审组织，增设陪审团，人数为12人，对陪审员的资格进行相应的限制。笔者认为，陪审团的成员可以参考我国选取陪审员的条件：一、拥护宪法，二、年满23周岁，三、品行良好，公道正派，四、身体健康，同时还应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如此设置能很好的排除因强制设定义务带来的排斥心理，能更好的为刑事审判服务，并且这种形式也大大的减少了对陪审团成员是否具备回避情况的审查，相比欧美更具有法律效益。另外应进一步提高并细化陪审团成员的任职条件。例如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不应成为人民法院陪审团成员，原因有二，一方面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介入司法审判有行政干涉司法之嫌，影响审判独立，另一方面各级人大常委会对法院具有监督权，若人大常委会委员参与审判必定会给法官构成巨大压力，难以保障当事人的正当利益。陪审团成员的隶属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笔者建议陪审团的选任和管理应由各级权力机关行使，在业务上受法院的指导。在隶属和业务上进行剥离，减小陪审团成员的外界压力，使陪审团成员专注于案件事实的认定。

其二，在针对法庭的布局上，笔者认为修改整个国家的法庭空间布局来适应陪审团制度的引入并不合理，可以考虑在侧席设置专门的陪审团席位。并且将陪审团分为普通陪审团和专家陪审团，并对具体陪审团的适用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定。

其三，陪审团的最终决议可按照9：3的比例确定。在美国，形成陪审团的合议一般要求所有陪审团成员都达成一致意见。在我国亦如此的话很可能出现，为了追求审判效率迅速达成一个合议，陪审团成员没办法坚持自己的意见，如此的话便会导致移植陪审团制度失去了意义。笔者以为，陪审团的总终决议可按照9：3的比例确定，即在陪审团合议中，一个决定若能获得九个陪审团成员的支持，就可以认为是整个陪审团的合议。这虽不符合陪审团制度的初衷，但考虑我国国情，如此设置还是具备一定合理性的，当然，在以后法制更加普及的情况下，可以将陪审团的合议改成必须要所有陪审团成员的一致同意。

其四，法庭审判过程中，严格遵循直接言词原则和集中审理原则。将审判职能一分为二，陪审团主要负责事实认定部分，由合议庭负责部分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部分。另外，陪审团的决议在审判结果中的比重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所占比重太大必然会引起法官意见的旁落，而如果所占比例太小又似乎起不到什么作用。笔者以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将整个陪审团的意见作为三分之一的事实判断来看，这也是与我国现在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相符合的。

五、结语

通过以上探究可知，陪审团制度在我国有很大的移植价值，很大程度上能作为司法制度改革的一个大方向。但不可否认，移植陪审团制度需要长期的摸索实践，而且如何在移植的过程中来使之契合我国的审判制度也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探索。笔者以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陪审团制度，适应法庭审理活动的需要，同时能够净化司法环境，实现司法公正，切实维护当事人的正当诉求，最终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作者单位：哈尔滨学院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洪浩.刑事诉讼法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2] 张彩凤.比较司法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100.

[3] [英]丹宁勋爵.刘庸安，张文镇译.法律的未来[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

作者：张潇文　杨晓静　刘婷

司法腐败道德成因探究论文 篇3：

民意和司法的冲突及对策

民意和司法相对独立、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两者能否实现良性互动，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相互纠结冲撞，使得民意和司法的冲突如此凸显，以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关于冲突的成因及解决对策众说纷纭，相互激荡。综观之，笔者认为，任何社会问题的形成都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认识和解决热点、尖锐的社会问题不能抛開对复杂社会现实的拷问和综合治理。化解民意和司法的冲突也是如此。

民意和司法冲突的现实性

民意和司法的冲突，是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张力与司法不力的冲突，是众多社会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和典型代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现实性。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法律知识不足、规则意识缺失的冲突。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快速推进，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的程度不断提高，民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觉醒、高涨。面对突发案件、热点事件，显示出了空前的参与热情。他们通过媒体发表对事件的看法与处理观点，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去探明真象，并希望他们的行动、观点能影响事件，使事件能顺着他们的愿望得以圆满解决。然而，由于法律知识的局限性、对司法活动的非专业性理解，使得他们的观点朴素、感性、情绪化，于是出现了他们的意愿与司法的冲突，这是非专业的理解与专业化司法追求间的冲突，更是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法治愿望的高涨与自身法律知识不足、规则意识缺失的冲突。

彭宇案中，不少民众都认为，好人就得有好报，做好事还得赔钱就是不合理，做了好事还赔钱，以后谁还做好事；邓玉娇案中，舆论一边倒，认为身为官员竟强迫良家女子卖淫，死有余辜……民众从道德感情出发，去评判案件，至于法律的规定、案件的细节，等等，在民众那里似乎并不重要。而司法机关要去搜集案件的证据，任何细节都不放过。法官更是要让证据说话，通过案件证据的认证质证进行推断，依据相关法律进行判断，还要考虑判决结果对规则形成的深远影响。很多时候，正是公众缺少这种专业的法律人的思维，缺少对判决结果的规则意义的认识，缺少对法律保持刚性的社会稳定价值的认同，不懂得因法律的刚性而造成个体实质不公是实行法治付出的必要代价，而这种不公也是完善法律的动力之一，才肆意宣泄愤怒，甚至不顺其意愿改变司法审判结果决不罢休，从而使得民意与司法要义剧烈冲突。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法律不健全的冲突。这使得他们对法律知识极端渴求。并努力用所学法律知识去评判案件。当法律的不健全伤害到他们的公平心理时，他们愤而鼓呼，向司法施压，从而造成司法与民意的冲突。

许霆案中，民众认为，许霆利用ＡＴＭ机的漏洞“取”了１７．５万元就被判了无期徒刑。而那些令人厌恶的、祸国殃民的贪官贪了几百万上千万甚至几个亿，也不过判了十几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缓。两者相比较，法律对许霆太不公平，法院判决太不合理。于是，对许霆的一审判决在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而且一浪高过一浪。任何对案情的分析，只要对许霆稍有不利，都会招致围攻与谩骂。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法院不得不启动特殊程序，对许霆案进行了重新审理，改变了一审判决。许霆的父亲公开对媒体表示感谢。该案也被称为媒体的胜利。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我们既没有健全的法律可遵从，又缺少敬仰法律的民意来支撑，问题的出现就可想而知。许霆案的判决结果，与其说是媒体的胜利，毋宁说是偷盗与贪污、受贿在定罪量刑上存在着不协调问题的反映，是立法对ＡＴＭ机等新事物过于迟钝的反映。因而是缺乏引领的民意与不健全的法律的冲突，是法律不健全条件下审判对民意的回应。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官方权力傲慢的冲突。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使得他们要求政府行为公开、透明，给他们以知情权。一旦知情权遭到忽视、冷落，他们就会通过自己可以借以使用的渠道，表达不满，并穷追不舍，寻求真相。“７０码”案、邓玉娇案、躲猫猫案……之所以从普通的刑事案件发展成为沸沸扬扬的公共事件，无一不与公众知情权被官方忽视、冷落有关。

“７０码”案中，官方显然低估了民众的智商，认定的车速７０码，与造成的伤害结果不相称，于是公众展开质疑，迫使民众眼里的官方，也就是相关权力部门对胡斌车速进行了重新界定，改变了７０码的说辞，还以“８４．１~１０１．２km／ｈ范围”；邓玉娇案中，警方的草率定案，可以说是对公众知情愿望的践踏，于是公众对以强欺弱谴责、对案件细节“较真”，让案件步步逼近真相；躲猫猫案中，官方对民众知情权的忽视，用傲慢至极都不为过，于是“躲猫猫能让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撞死？”“太离奇！”民众恼怒，不懈追问，终于揭出牢头狱霸行凶的事实……凡此种种，都让人觉得官方是在保护某种利益，因而暧昧，不够坦荡，甚至是傲慢。

民意与官方的这种冲突让司法面临窘境，人们对案件真相的怀疑足以影响对案件判决结果的信任。胡斌案审理中，人们对法庭上的胡斌是不是胡斌真身的质疑，就颇值得民众眼里的官方反思。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媒体约束不力的冲突。随着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他们获取法律知识的愿望，以及遇事寻求救济的积极性前所未有。通过媒体学法是民众获取法律知识的重要途径，而借助媒体造势，赢得关注，以向官方及相对方施压，被众人认为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在不少人看来甚至是最佳途径。这使得媒体在公众心目中，就主张权利而言，有着特殊的地位。媒体从自身赚取民众关注，吸引眼球，留住读者的利益出发，也乐于维护并不断强化这种地位。

媒体这种特殊地位的存在，在普法、维权方面确实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少可圈可点的作为。但一些媒体自律性的缺乏，一些编辑、记者法律知识的不足、法律意识的淡薄，加上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外部约束的不到位，致使“媒体审判”频频出现。案件还没到法院，法院还没审理，或正在审理还没作出判决。“杀人犯”“贪官”“获刑”之类的词，一些足以引起震撼、影响公众情绪的判断，就出现在报道里了。黄静案中，有媒体直接论证黄静男友就是杀人犯，甚至鼓励黄静家人将此论证结论进行到底，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是黄静男友杀人证据不足，杀人事实不能成立；“７０码”案报道中，《富家子弟把马路当Ｆ１赛道，无辜路人被撞起５米高》的标题很有心思，“富家子弟”对“无辜”，“马路”对“Ｆ１赛道”，加上“被撞”与“５米”的叠加，把富人的飞扬跋扈，没钱人的无奈、惨状，烘托得淋漓尽致，很具有引导舆论、制造轰动的功能；梁丽案中，有媒体的报道标题是这样的：《清洁工“捡”１４公斤金饰或被起诉》。“清洁工”、“捡”、“起诉”这样一串词的运用，让读者产生一弱者、无意还可能会被判刑之感，骤然关心起弱者无意间导致的前途起来，很具有对案件定了性的嫌疑……在日常报道中，上述现象可以说是不胜枚举。这种带着民意面纱的炒作，无疑使司法审判的压力变大。现实中常常有这种情况的发生：面对“民意”压力，一个案件的判决，若听了民意，专家、专业人士不干了，对法院、法官一通指责；遵从了法律，民意不干了，对法院、法官一通围攻。法院如此左右不落好，但却没有看到监管媒体的相关部门有所反应，进而从追求法律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可预见性，以及民众对法治的信心的高度出发，对炒作，尤其是恶意炒作有个说法，约束制止。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前腐后继”的冲突。这里所说的腐败，不单指存在于公、检、法系统的吃、拿、卡、要、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还包括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贪污腐败、腐化堕落，乃至失职、渎职等。正是这些腐败现象的屡打不止，使“官方”的公信力大打折扣，民意對个案愤怒的背后，是对腐败作祟的怀疑，和“替罪羊”式的发泄，和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

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中，对犯罪嫌疑人以嫖宿幼女罪的认定，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网民把检察院以嫖宿幼女罪提起的公诉，“官官相护”，说成是“当官就可以轻判”。案件判决后，北京大学一专家发表文章，从法律创制角度，依据法律相关规定，阐明法院的判决是恰当的、正确的，旋即引来不少网民的围攻、谩骂，质疑专家是为谁服务的，说该专家是“说客”、“传教士”、“呆子”。不仅热炒的涉“官”案遭遇类似，还有热炒的涉富案、涉贪案、涉强弱案……热议中无不透出民众对腐败作祟的担忧。其实，正是现实中腐败的存在，给了民众联想、质疑的空间。也正是对官腐的愤怒将民意的不满推向高涨，聚焦在一个个个案，把长期激发的对腐败的愤怒，集中于一个个具体的被告。不仅被告成为“替罪羊”，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罪责的同时,也为众多之前未被清算的类似案件、类似罪行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任何对案件的探究，只要不顺“民意”，作者就会被“民意”当成“坏蛋”“帮凶”。这里，司法审判的结果也未能幸免于难，有时要在民意的胁迫下为腐败埋单，否则，就不能平民愤。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冲突。关于司法含义有不同的解释。一般认为“司法”有广狭两义：广义上的司法包括审判、检察、侦查等国家权力的运作行为以及仲裁等“准司法”活动，只要是把书本上的法用于实际生活均为司法；而狭义的司法则指审判、检察机关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

这里，之所以阐述司法含义，是因为，在笔者看来，谈司法公信力用广义的司法概念更为有利于理解现实中民意与司法冲突形成的原因，也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换句话说，就个案展开的司法活动而言，只有侦查的案情翔实、检察起诉内容扎实、判决适用的法律准确，才能使案件的判决结果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赢得公众的信任。令人遗憾的是，在整个司法活动过程中，除了腐败现象的存在、行政权力的干扰、办案过程透明度的不足、民众参与度的不高、司法从业者素质的低下，等等，都使司法的公信力受到挫伤。正是公信力的不足，让民众产生了强烈的自救意识，采取了高涨的自救行为，使民意与司法的关系变得紧张。综观成为公共事件的诸多案件，其中不少案件都是民众从质疑侦查结论开始，聚焦拷问检察起诉的证据和罪名，从而不满或怀疑判决结果的公正性。

化解民意和司法的冲突需综合治理

面对司法面临的困境，有人说，法官要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内心对法律的敬仰，不被舆论所左右，以维护法的权威；有人说，法院要不断提高公信力，让案件办得公平、公开、公正；有人说，要改革司法体制，破除非法干预；有人说，要完善法律；还有人说，在现有体制条件下，无良方法，法官遵从自己的道德底线吧……笔者认为，民意和司法的冲突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交织的结果与反映，应作为系统工程，从复杂的社会背景出发，综合治理。

完善法律。虽然法律具有稳定性，而现实是多变的，立法永远不可能和多变的生活保持同步。但并不表明立法可以对生活过于麻木，尤其对一些已成社会问题的焦点问题，立法应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及时作出反应，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加强普法。“五五”普法虽然成效显著，但构建法制社会，普法任重道远。普法应不只是停留在让大家懂得一些法律条文，知道依法维权，更重要的是培养全社会的法制氛围、法律敬仰、规则意识，让人们明白法的思维规律，明白为了公共的规则，个体可能付出的代价。

惩治腐败。腐败损害的是整个社会的公信力。人们对腐败的不满一旦聚集于一点，其势可怖，政府惧之，何况法院？很多时候的事实是，政府迫于民愤压力，施权法院。在现有体制下，法院不能不听命于政府，于是民意审判得逞。因此，应加大反腐力度，给审判一片蓝天。

媒体监管。媒体常常说，没有监督的权力，容易腐败。这也同样适用于媒体自身。自律可用，但不可靠。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就本文的本意来说，就是要给“舆论审判”一个说法，对其有所监管，有所约束。

侦查缜密。案件侦查是起诉、审判的基础环节。缜密侦查、及时向社会进行案情通报，无疑是民意的期待，也是化解民意不满所需要的。从现实看，这个工作做实了，做到位了，可以把很多民愤化解在萌芽状态。

公诉准确。公诉对侦查和审判这两个环节起着制约作用，公诉工作做得越扎实，越有利于案件审判的顺利进行。公诉应有力、有理，并公开、透明。

审判阳光。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民意的检验，因而是阳光的审判。法官要不断提高适用法律的能力、吸纳民意的水平，办出阳光的案件。

（作者单位：人民法院报社）

编校：施宇

作者：王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