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师范教育观研究论文

2022-04-17

摘要：张之洞引进西方新式教育，创办新式学堂。改科举，建学制，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务实之风，扭转了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不良趋向。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为中国近代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张之洞师范教育观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张之洞师范教育观研究论文篇1：

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初探

摘要：张之洞是提倡实业教育的先驱之一，他把“兴办实业、培育人才”作为强国安邦的重大决策，为发展中国近代实业教育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不仅兴办了实业学堂，规定了实业学堂的分类分级，而且提出了实业教育的教育原则、教学方法、教师培养途径，形成了独特的实业教育思想体系。

关键词：张之洞；实业教育；实业教育思想

张之洞（1837—1909）是活跃于晚清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作为后期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的活动，尤其是晚期活动，主要集中在兴办实业以挽救封建清帝国的严重危机上。他在湖北创办了许多企业，较著名的有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四官局（纱、布、丝、麻）。他的这些实业活动对中国近现代工业，特别是武汉近现代工业建设起到奠基的作用，无怪乎毛泽东同志称誉说：“提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张之洞作为朝廷重臣，把“为国尽忠心，救国于危亡”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兴办实业，培育人才”作为强国安邦的重大举措。张之洞崇尚“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目现实，主张“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由此，张之洞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培养实用人才的实业教育领域。几十年的仕宦生涯，他几乎从未中断过教育活动，正如清末四川总督赵尔馔言“其平生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

在我国，实业教育作为教育领域的一种思潮形成于１９世纪末期，张之洞便是提倡实业教育的先驱之一。他不仅有自己的实业教育思想体系，而且兴办了实业学校，为社会造就了大批可用之才，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概括来说，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实业教育的重要性

实业教育是培养实业人才的重要途径张之洞是继李鸿章之后的又一位洋务重臣，他以自己独到的眼光认识到“挽救危亡”不在于高谈阔论，而在于脚踏实地干实事，于是张之洞把“实业救亡”作为一项宏伟的政治目标，把自己一生的所有心血凝聚于此。然而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却“无人才可任，奉行者不力”。在张之洞看来，国家的强弱在于人才培养和人才获得：“国无强弱，得人则兴；……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涉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图强易如反掌”。他看到中国“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有鱼雷而无修造演习之人……”，对比日本的情形，得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才”的结论，并指出“中国力图自强，舍植人才更无下手之处”。人才匮乏让张之洞把关注焦点投到了教育领域，现实加深了他对实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实业教育是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重要途径列强的侵略导致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也是致使清王朝衰败的直接原因之一。作为朝廷重臣，张之洞虽然对列强的侵犯不胜愤慨，放言主战，并踏入中法战争的最前线指挥抗战，但这并不妨碍他对西学的推崇。他说：“人皆知外洋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日本乃东瀛小国，却在中日对抗中连败我大清王朝，李鸿章靠多年洋务运动经营的北洋舰队在日军舰队面前一败涂地。张之洞在深感愤怒耻辱的同时也认识到日本之强大在于重视实业技术和实业人才的培养。这更加坚定了张之洞大力兴办实业和实业教育的决心。这种对实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与张之洞创办新式教育的实践和多次派员赴日本考察、学习学校教育有关。

实业教育是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的重要途径1898年，张之洞在奏请创办湖北农务工艺学堂的奏折中写道:“湖北连年水灾，岁收歉薄，谷价踊贵，洋货充斥，商贾萧条，民生艰苦异常，尤须于训农、通商、惠工各政急速讲求，以冀稍资补救。”这段话隐含了张之洞的某些思想：首先，他意识到湖北出现“岁收歉薄”、“洋货充斥”、“商贾萧条”的局面，与农、工、商三业的落后相关联，因此应急速讲求“训农”、“惠工”、“通商”各政；其次，他在创办农务工艺学堂的奏折中写下此段话，说明他认识到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要想真正改变农、工、商三业落后的面貌，就必须依赖先进的教育培养出具有近代农技、工艺和商业知识的人才，“科技兴农”、“启发商智”，最终振兴国家经济，使教育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这是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的闪光之处。

张之洞一直说:“国民生计，莫要于农工商实业，兴办实业学堂，有百益而无一弊，最宜注重”。“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最有益于邦本。”鉴于此，他在湖广总督任内，办起了一大批实业学堂，如湖北工艺学堂、湖北农务学堂、驻东铁路学堂等，并派遣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实业，以培养农、工、商各业发展所需的专业人才。

实业教育的目的

振兴实业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蕴含着强烈的竞争意识。1９世纪末的晚清政权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国内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备废弛，阶级矛盾尖锐，这些从内部侵蚀着它的肌体；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则从外部加速着它的灭亡。“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在政治上抱有宏愿的张之洞正生活在这多事之秋。面对国弱民贫的现实，他把“为国尽忠心，救国于危亡”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山西巡抚任上，他接触了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对“西艺”、“西技”有了一点皮毛认识。在李提摩太的启迪下，张之洞开始认识到“振兴实业”与“国家富强”的依存关系。以此为发轫，张之洞开始了他的洋务生涯，大力兴办各式洋务实业，希望借此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在具体的实业建设实践过程中，为满足实业建设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张之洞主张迅速发展实业教育，他认为兴办实业学堂是“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和“富国裕民”的根本大计。

储养人才张之洞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首先是严重的人才危机：“无人才可用，奉行者不力”，“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传统的儒家教育和虚妄学风培养出来的封建士子，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排斥万端，视近代机械和技术为奇技淫巧，这样的人无法满足张之洞进行近代化建设的需要。他以世界上的强国为参照，找到中国积弱不振、内外交困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教育落后和各种专门人才奇缺。他说：“人皆知外洋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在张之洞看来，实业教育之学“专求实际，不尚空谈，行之最为无弊，而小试则有小效，大试则有大效，尤为确实可凭。”于是，张之洞在19世纪末积极提倡实业教育。

（三）实业教育的分类分级

实业学堂是张之洞实业教育的有机构成，也是张之洞实业教育的重心。张之洞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创办起一大批实业学堂，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工艺学堂、驻东铁路学堂等，并结合办学实践于1903年与张百熙等人一道制定出《奏定实业学堂通则》，对实业教育进行系统规划，规定了实业学堂的立学宗旨、分类分级等，成为“癸卯学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奏定实业学堂通则》来看，张之洞等将实业学堂分为五类：“实业教员讲习所、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商业学堂、商船学堂；其水产学堂属农业，艺徒学堂属工业。”

各类实业学堂均分为初、中、高等三级：第一级和高等小学堂平行，为简易实业学堂；第二级和普通中学堂平行，为中等实业学堂；第三级和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平行，为高等实业学堂。这种分级已经具备了职业教育学制的雏形。

张之洞为各级各类实业学堂规定了办学宗旨，如初等农业学堂“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使毕业后实能从事简易农业为宗旨”；中等农业学堂“以授农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使将来首先从事农业为宗旨”；高等农业学堂“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使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并可充各农业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等等。尽管各级各类学堂的宗旨不尽相同，但要达到的目的并无二致，即通过实业学堂3～4年的专门培训，为农、工、商各项实业造就一批中初级技术员、管理员以及有一定近代知识的工人、农民和职员，以期振兴经济、富国裕民。

（四）实业教育的教学方法

张之洞并非职业教育家，而只是一个政治家，但“通经致用”的个人阅历与兴学育才的丰富实践，使他对于教学规律形成基本正确的认识。

对于课堂教学，张之洞主张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首先，他提倡循序渐进。以农业学堂为例，各级农业学堂的学习科目不断递增：初等农业学堂“普通科目凡五”，实习科目中的“农业之实习科目凡八”；中等农业学堂的“农业科之普通科目凡八”，“实习科目凡十二”；高等阶段，农学科目增至二十一科，实习科目增至二十五。学习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是逐渐增加的，从“最浅近之知识技能”到“必需之知识艺能”，最后“授高等农业学艺”；与之相适应的是，学生的能力越来越强，毕业后谋生的手段和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最终实现张之洞的“国无惰农，地少弃材”的美好愿望。其次，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倡导“讲习与历练兼之”。张之洞十分强调“讲习与历练兼之”，即把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在实业学堂教学中，张之洞不仅强调重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而且把“实习”课列为必修课。《奏定实业学堂通则》规定各实业学堂的课程都由“普通科目”和“实习科目”两部分组成，各学堂都应准备实习场所和实习器具，高等农业学堂当备“肥料制造场、农事实验场、各种实习室、农具室”，高等工业学堂当备实习工场，高等商船学堂则当备“练船坞及实习练船”，表明张之洞认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及实干精神的培养。张之洞还注意实业学堂校址的选择：“通商繁盛之区，宜设商业学堂；富于出产之区，宜设工艺学堂；富于海错之区，宜设水产学堂”。既给学生实习提供便利，也能促进学堂附近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实业教育的教育原则

“中体西用”是张之洞实业教育的指导思想与教育原则。1898年，张之洞写成《劝学篇》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入诠释，使“中体西用”论获得完整的理论形态。他在《设学》一章中规定了学堂的学习方针及中、西学说的内涵：“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一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声、光、化、点，西艺也。”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学东渐，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在长期的洋务实践中，张之洞发现“西艺”、“西技”对于兴办实业的重大作用，因而大力倡导西学。他改造旧书院，不遗余力地创办了一批新式学校，其中包括各式方言学堂、军事学堂、工艺学堂、农务学堂等实业学堂，以期培养出具有相当外语水平、掌握军事知识和西方先进农工业知识的“西学”“西艺”人才。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科举正途出身的封建官僚，他非常欣赏中国传统之学在陶冶人的品性方面的作用。“中学”在他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格外欣赏的人才，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具有深厚的中学功底。甚至在办实业招纳实用性人才的过程中，张之洞也非常重视考察他们的“中学”根底。

在实业学校具体教学内容上，他一方面主张学习传统经史之学，强调“通经”；一方面要求学习西方，让西学发挥实用功效，强调“致用”。为此，他对传统书院课程进行改造，率先在两湖、经心书院实行改章，增加西方自然科学。在这种“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张之洞培养了一大批“通经致用”的有识之士。

（六）实业教育的教师养成

张之洞在兴办各类实业学堂的过程中深感师资难得，从而发出“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的叹息。因此，在《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他和张百熙一起专门探讨了实业学堂师资来源的问题，即：一是“延聘外国教师”，湖北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都曾采取过此等做法。“查农政修明以美国为最，上年即经电致外洋，选募美国农学教习二人来鄂”，“又于洋务局内设工艺学堂，选募东洋工学教习二人：一教理化学，一教机器学。”二是派学生出洋学习各项实业，学成后归国去向之一就是充实教师队伍。张之洞认为聘请洋教习会遇到许多麻烦，如费用太高、语言不通等，因此，提倡各省选派条件优越的学生前往日本或欧洲等地学习实业，留学生回国后按相应的资历和能力派到相应程度的实业学堂任教。三是依赖实业教员讲习所的培养。“实业教员讲习所为实业学堂师范所资”。四是高等实业学堂的提供。高等农业学堂“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使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并可充各农业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这样就明确规定了高等实业学堂的毕业生可充任各实业学堂的教员、管理员，一方面壮大实业学堂的师资队伍，另一方面扩大实业学堂毕业生的就业面。

作为一名政治大员，张之洞在完成他的宏伟政治蓝图的时候，也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教育家、实业家。张之洞身上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影子，研究他的实业教育思想，必将有益于当今职业教育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被封建传统禁锢了几千年后，国外的新学、新观念开始传入，国人开始惊醒，尝试用新的方式接收并融入世界潮流，教育也开始进行新的尝试。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今天，中国加入了WTO，改革开放的浪潮惊心动魄，我们国家再一次面临与世界深入交流甚至融为一体的局面，我们的教育体制同样需要进行改革。研究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希望能够对今天的职业教育发展和职业教育改革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1]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2]冯天瑜.张之洞评传[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

[3]刘亚玲，胡世刚.简论张之洞的实业救国思想[J].黄冈师范学院院报，2000，（4）．

[4]胡世刚.张之洞创办实业学堂的思想与实践[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4）．

[5]胡世刚.张之洞实业教育观之我见[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6]董方奎.张之洞“中体西用”述评[A].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本栏责任编辑：杨在良）

作者：刘　超　唐国庆　夏金星

张之洞师范教育观研究论文篇2：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教育

摘要：张之洞引进西方新式教育，创办新式学堂。改科举，建学制，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务实之风，扭转了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不良趋向。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为中国近代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张之洞科举学制中国近代教育

一、引进西式教育，创办新式学堂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张之洞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他在实践中丰富了自己的教育观。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沉痛的打击使他清楚认识到中国没有西方的船坚利炮，缺乏懂西文，明西政，会洋务的人才是造成今日之事的原因。特别是张之洞看到中国虽办洋务，但“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有鱼雷而无修造演习之人；有炮而不谙筑造攻守之法；有枪炮而不知训练修理之方，则有船械犹无船械”。[1]更加坚定了其学西方，求富强的决心。因此在任职山西期间，他印发《延访洋务人才启》分之各省。用高薪征聘通晓天文、算学、格物、利器、矿学、电汽等的人才和专家来晋。

张之洞在建立近代化企业过程中，认识到举办近代化企业不仅需要走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们走过的老路，向国外引进设备和人才，还需要从根本上引进西方的新式教育，创立新式学堂。此外，他在对外交涉和经济活动中，深感外语和科技知识的重要，缺了它将困难重重，一事无成。在对外交涉中，因“语言不通，文字难辨”。所以“一切隔膜”，为了“不受人欺蒙”，必须有懂得外国语言文字的人。与此同时张之洞也看到了“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所以引进外国机器设备或请“洋师”“洋匠”，只能是“目前计”。从“久远计，必须自我制造”，否则或“数年而后，他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或“洋匠西归，中国匠徒仍复茫然”。张之洞很快意识到“当务之急首曰储人才”，“有人才而后器械精，有煤铁而后器械足，有煤铁器械而后人才得其用。得之则权利操诸我，失之则取予仰于人”。[2]鉴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张之洞不遗余力的创办一批新式学校，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他规定其中有的办学宗旨是“讲求时物，融贯中西，研精器物，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使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张之洞分别创办了关于外国语言的方言学堂，关于军事武备的水陆学堂，关于工程技术工艺、农务等实业学堂，关于师资培养的师范学堂等等。以期培养出更多具有相当外语水平，掌握军事知识，西方先进农业、工业知识的“西学”、“西艺”人才。外国人曾评论他的教育改革，说他是“一个稳健的、非常稳健的主张欧化的人”。[3]

二改科举，建学制

清朝中后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封建教育百弊众生，尤以科举为甚。张之洞清醒认识到科举制度的弊端，认为这一制度“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其便以藏拙，举之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张之洞谈到当今乃讲求“时务经济之时”。科举士人“极鄙夷排击之能事”，使“为国家扶危御侮”之人才益乏，认为“科举夙为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 “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则“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将士永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他提出了“变科举”之主张，强调“救时必自变法时，变法必自科举始”，主张“废八股，改策论”。[4]

1903年，张之洞与管学大臣张百熙厘定了《癸卯学制》和20余种教育章程。1905年会同袁世凯等人上奏废止了科举制度等。显而易见，他办了那么多的新学校，制定了新的教育大纲，废止了旧的教育体系。“张之洞一生可以说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耗其一生的心血和精力兴办教育，以兴学育才为乐事。他所办学堂之多、类型之广、范围之大，在清末学界，很难找出第二个人来与之比肩”。[5]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张之洞兴办教育的理念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性和阶级立场所影响。他因饱读经书取得功名，做到封疆大吏，使他对传统儒学笃信眷恋，对清政府无比忠诚。因此他并非完全“主张欧化”，他改革教育是为了巩固清朝封建统治。他一边创立新学，一边捍卫旧学；一边引进科学文化，一边强调尊孔读经。为此他决心培养出对清政府忠贞不二的人才来，在《忠教》篇里捏造出清廷入关以后的多项“仁政”；在《明纲》篇里通盘搬出封建的一整套纲常伦理，认为一切可变，唯此不能变，“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6]他办了那么多的新学校，制定了新的教育大纲，废止了旧的教育体系。但他自己却专门设立了与新学堂相对立的旧学堂，名之曰“存古学堂”，在停废科举后，还专选科举士人举、贡、廪、附诸生入堂学习经、史、词章等旧学。

张之洞引进西式教育，改科举，建学制，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有着丰富的内容。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传统教育而言，张之洞开创的中国近代教育，在教学指导思想，培养目标，学制设置，教学内容等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创新，也为当代的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历史启示。当然，对于张之洞的教育理念，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我们研究张之洞对中国近代教育影响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张之洞．创办粤省水陆师学堂折．张文襄公奏折，卷21

[2]《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光绪十四年十月廿七日“致李鸿章”

[3]（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年）［M］．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4页

[4]张之洞，刘坤一．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第15页

[5]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459页

[6]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377页

作者：蒲应秋

张之洞师范教育观研究论文篇3：

清末幼教机构研究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南京 210023）

摘要：湖北幼稚园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幼稚园。在此之前，中国儿童教育基本都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20世纪初，以湖北幼稚园的诞生为转折，中国近代幼教机构开始产生并逐步发展，中国儿童教育也逐渐学校化、机构化、社会化，幼教领域展现出新的面貌与风采。本文将以湖北幼稚园为个案研究对象，分析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推动力量、筹办始末、教育模式、对后世的影响等诸多问题，从而归纳出清末新政时期以湖北幼稚园为代表的幼教机构所共有的西学东渐的特点。

关键词：湖北幼稚园；张之洞；学习日本；西学东渐

中国儿童教育的发展，在20世纪逐渐由传统走向现代，其中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教育儿童的责任开始由家庭转向社会机构。湖北幼稚园——中国第一所官办幼稚园的创办标志着儿童教育已然突破传统家庭教育的框架，代际间的文化传递方式也从家庭内部逐渐学校化、机构化、社会化。一方面，传统儿童教育的近代转型暗合了中国“家天下”崩溃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锋与碰撞，顺应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发展趋势。

一、更生的契机——清末幼教机构出现的社会背景分析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有着重视儿童教育的传统，且幼教方式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在家庭内部进行。直到20世纪，家庭式的儿童教育逐渐被各种社会幼教机构取代，幼教的责任也由家庭转嫁给社会。

（一）从“育婴堂”出发的社会育婴机构

育婴堂作为清代社会专业的慈善机构，主要负责把被遗弃的婴孩收入堂内，由社会承担起哺育的责任，使他们有所归依。“育婴堂”式的保育包含对收养婴孩必要的启蒙教育以及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择其秀者，教以读书写字，粗笨者，教之打草鞋，打绳索，编竹器篾篮，以及一切皆可以自食其力之事。”如此育婴堂初步具备了一些公共教育的社会功能。

然而育婴堂到底还是慈善性质，与教育性质的幼稚園有明显差别。第一，育婴堂对入堂婴孩有严格的限制，只有“父母俱亡赤贫待毙者”才能被接受，富贵家庭不愿将子嗣送入堂中，而贫穷家庭则不能；第二，由于育婴堂里传授知识的多是雇佣的专职乳妇，受囿于乳妇自身的认知水平，她们很难对孩童进行系统有效的教导，故其在教育内容上与民间家庭教育并无区别；第三，由于清廷只将育婴事业作为标榜仁政的“道婆之政”，对育婴堂的关注也难免聊胜于无，再加上各地育婴堂长期受着经费来源不稳定的制约，因此难免时存时没。

（二）传教士来华办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凭借《北京条约》《天津条约》获得的在华居住和自由设立学校的特权，开始创办各种学校。据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统计，当时外国在中国设的幼教机构“有小孩察物学堂（即幼稚园，作者注）六所，学生一百九十四人（男女各半）”。

教会幼儿园采用福禄贝尔教育法，十分注重儿童的身心发展。有美丽的教室、小巧的设备，并且十分注重游戏、恩物的意义与价值。传教士还通过出版儿童报刊来启迪儿童思想，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当时的儿童报刊如《小孩月报》《福幼报》等都相当有影响力。

所以，尽管教会幼儿园只是来华传教士传教布道的一种辅助手段，但其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注意培养儿童实际操作能力的理念，严重冲击了中国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教育，这也使一大批有识之士开始探索儿童教育科学化的道路。

（三）中国有识之士的思想推动

最早倡导儿童公育思想的是康有为。康在1844年写《礼运注》时提出“人人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后他又在《大同书》中首次设想了从胎教到学前教育的完整的儿童公育体系：“自三岁至五岁入”慈幼院，“以其（女保）代为众母，非其子而抚之如子”。

追随康有为儿童公育思想的是梁启超。19世纪90年代末，梁启超在《论幼学》中明确表示他对儿童教育的关心：“人生百年，立于幼学”。然此时的梁启超虽关注幼学，但幼教观念仅局限在批判传统儿童教育“惟苦口呆读”上，丝毫未提及设立幼稚园。待其变法失败东渡日本，梁的幼教思想便打破了原先局限在家庭教育范畴内谈论幼学的束缚。1902年梁在《教育政策私议》中明确表示学龄前儿童应入幼稚园学习两年。梁启超由家庭教育向儿童公育思想的转变可谓当时有识之士幼学思想转变的一大典型。

同时代的罗振玉也有此想。1901年罗振玉在《教育私议》中提出“至婴儿于未就傅之岁，宜设幼稚园，选保姆保育之，导以运动、游戏、歌曲等，以长养其身体而户牖其智慧。”次年又在《学制私议》上进一步估测“将来必立幼稚园，以三岁至五岁为保育年限。”

由此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儿童公育思想已然浮出水面。在他们的有心推动下，中国幼教机构的创办势在必行。

二、陈格的变易——湖北首开风气，幼教奠基

当儿童公育思想在晚清中国愈演愈烈时，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中国首所官办幼稚园终于在湖北获得实践。

（一）张文襄公督鄂

在集权专制的中国，任何革故鼎新都与行政首脑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光绪十五年，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在张之洞心中，有对教育兴国最忠贞的信仰。他认为，“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教战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又认为“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理在学”，形成了“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的教育功利观。

于是他决定大力兴办学校。同时他也认为必须藉西学益华人之智创办新学，引进西学西艺，巩固“中体”。他要求所培养的学生，不但要“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且要“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观、人才观为西学的引进打开了方便之门，加速了湖北乃至全国教育的近代化。

除此以外如何确保教育经费的充足与稳定亦是棘手的难题。晚清中国在战争频繁、赔款外债的逼迫下，国家自身早已财政困顿、应接不暇，根本没有财政预算和政府直拨专款的条件。于是湖北主政人员从民间捐赠和官款分拨两方出发，竭尽所能筹集经费，为包括湖北幼稚园在内的新式学堂的兴起提供了财力的保障。

关于湖北地方筹措经费，一方面是沿袭成法，即仿传统办学接受民间捐赠，鼓励民间个人以不同形式为新兴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张之洞本人就曾以封疆大吏的身份率先捐出湖广总督兼职湖北巡抚公费18 000两，悉数移交湖北学务处充教育经费。另一方面是依靠地方政府从有关公款中挪借挤用。公款费用主要抽自盐道、统捐局和厘签局等机构，光绪二十九年，署理湖广总督端方将“川淮入鄂之盐，每斤加抽4文用作兴学等费用（其中用作兴学费一般为40—50万两），同年还开掘到汉口签捐局彩票盈余这一款源”。

（二）外来经验保障：湖北幼稚园的准备与学习日本

20世纪初的中国没有办近代教育的实践，以张之洞为首的教育改革筹划者往往“不得不讲西学”。当时在我国境内创办幼教机构有两种名称：一种叫蒙养院，一种叫幼稚园。“代表蒙养院的是日本式的幼稚教育，那一种代表幼稚园的却是出于教会的手泽。”

1.极力排斥教会式幼稚园

如上所述，西方传教士虽早早溯江而上，但在国内反洋教事件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传教士普通的育婴活动却也常常以政治风潮的形式出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久，法国天主教在南昌成立教堂，嗣后即因育婴谣言引发教案，总理衙门遂颁行《传教章程》，首条即要求教会不要介入育婴活动。然外国势力极力抵制，有关教会育婴的谣言也从未停息。19世纪80年代末，广东再次因此爆发教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上《商定稽查外国育婴办法折》，其中详细描述其情形：“窃自通商以来，外国教士在各口岸每设有育婴堂收养婴孩，育成者固有其人，而夭折者亦复不少。在彼以行善图名，未必遽加残害，无如民间讹言易滋疑惑，遇有婴孩病故，道听途说，辄谓系剜眼剖心之所致，辗转传述激成众怒，因而焚毁教堂，杀戮教士，事变仓卒，遂至一发难收，类此之案，不胜枚举。”面对内外交困，清政府除对“涉案”民众严酷镇压并尽力赔款外，也认识到教案常因教会育婴谣言而起，因而鼓励本国育婴事业发展以消除祸根。

2.备受青睐的日式幼稚机构

张之洞曾概括中国学习日式幼教之原因：“东瀛风土文字，皆与中国相近，华人侨寓者亦多，翻译易得，便于游览询问，受益较速，回华较早。且日本诸事虽仿西法，然多有参酌本国情形斟酌改易者，亦有熟察近日利病删减变通者，与中国采用尤为相宜”，且我国“于日本，古来政治之大体相同，宗教之并重儒佛相同，同洲同种，往来最久，风土尤相同，故其国现行之教育与我中国之性质无歧趋，则而行之，无害而有功”。因此，学习日本成为清末兴起的一批幼稚园的主要特征。关于如何学习办学经验，大致有如下三种途径。

一是邀请外国顾问。清末掌权朝臣面临清廷危机，往往利用权柄直接聘请外国顾问，以助充分“师夷长技”。单就湖广总督张之洞而言，他的幕府中就有大量洋员。据笔者统计，张之洞幕府洋员共239人，其中日本洋员80人，所占比例最高，而在日本洋员中，又有76%的人从事学堂教习。由此可见，张之洞聘请日本顾问、学习日式教育实乃有据可凭。

二是请教归国驻外使节和留学生。张之洞关注日式教育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与留日归国人士的接触与交流。1901年底，张之洞派罗振玉等人前往日本，罗振玉一行在考察日本教育时也关注了日本幼稚园的情况，给张之洞很大启发。还有帮助张之洞制定癸卯学制的刘邦骥，也是在日本留学过四年、对日本教育情况极其了解的人士。

三是高薪聘请洋教习。在汪向荣著的《日本教习》中大量记载了清末赴华从事教育事业的日本教习，湖北幼稚园的第一任园长就是张之洞聘请的日本女教习户野美知慧，她仿照日本幼稚园的教育模式订立了《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让清末兴起的幼稚园走上仿日的道路。

三、蒙养的新生——湖北幼稚园的创办与发展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湖北巡抚端方在武昌阅马场创办幼稚园，聘请了户野美知慧等三名日本保姆负责经辦，并拟定了《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中国幼教机构就此诞生。

（一）借鉴与移植东洋儿童教育

湖北幼稚园的筹划、建立和经营，主要由三位日本女教习主持。她们参照日本明治三十二年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规定》来设计湖北幼稚园，将在日本所学幼教之识完全照搬于此，制定了光绪三十年的《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

在保育宗旨方面，湖北幼稚园着重要求对儿童自然智能和涵养德性的开发，具体提出儿童要在体育、智育、德育方面全面发展，这种浓重的德、智、体育色彩深受日本幼教宗旨的影响。光绪二十八年，张之洞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明确提出中国教育要学日本实行德智体三育：“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湖北幼稚园正是这种日式幼教大义的具体实践。

在教学内容方面，湖北幼稚园开设的七门课程中，有“游戏、唱歌、训话、手技”四门完全照搬了日本保育条目，课程中甚至还有日语课程的学习，“唱日本翻译改订的幼稚园歌曲”。这在方便日本保姆教习幼儿的同时，也给湖北幼稚园烙上了“日本化”的印记。

在保教对象上，中日均明确规定孩童年岁必须3岁以上方可入园，每个保姆平均育儿人数湖北方面大概27人前后，日本规定的较为宽泛，即每保姆育儿不超过40人，然仍可见湖北幼稚园规定的保姆幼儿比其实也是符合日本保育规定的。

再细致到校舍设备，湖北幼稚园的硬性设备也像是对日本章程的扩展性解释：保育室分成开诱室、训话室，游戏室又有游戏场、游戏山等设备，职员室有保姆助教休息室、会计办公室、接应宾客室等等，尽善尽美地勾勒出了日本章程所要求的物理环境与空间的设计布置。

至于在保育年限与具体每日保育时间上，两者虽不甚一致，但若从整体结构上观，却是日本于1899年在幼教上规定了哪些方面，湖北幼稚园也对此相应做出反应。由上可知，湖北儿童教育的近代化，育儿新知在湖北幼稚园的登堂入室，完全是借鉴移植东洋文化的结果。

（二）癸卯学制颁布后的湖北幼稚园

中国早期幼教机构虽竭力模仿日本，但与日本创办的幼稚园仍有一最大不同，即日本先有学制，后来创办幼稚园；而湖北幼稚园创办之时中国新的学制尚未建成。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湖北幼稚园开办后的几个月，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其中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幼儿机构为蒙养院，“专为保育教导三岁以上至七岁之儿童”。

《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很大程度上也模仿了日式幼教规章，要求教导儿童“专在发展其身体，渐启其心知”“体察幼儿身体气力之所能为，心力知觉之所能及，断不可强授以难记难解之事”；在保育时间和教育课程上，规定蒙养院儿童在院时间每日不得超过4点钟，课程分为游戏、歌谣、谈话、手技四项，这些均与湖北幼稚园相符，晚清政府可以说以制度的形式肯定了湖北幼稚园的开办原则，也肯定了这种依靠社会机构办学育儿的近代幼教模式。

但湖北幼稚园在癸卯学制颁布后还是遇到了危机，尤其表现在师资来源方面。湖北幼稚园开办之初，园内选聘的主要是由毕业于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户野美知慧女士等3名日本保姆任教员。其后张之洞料到幼教风气大开之日，幼师必然奇缺，于是首开在幼稚园内附设幼稚师范学校先例。于是在他的亲自主持下，湖北幼稚园内附设了女子学堂，招收年十五岁至三十五岁的女子，专习幼儿师范课程，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举。

然设女子专门学校与癸卯学制相悖，章程明文禁止在蒙养院中附女子学堂，说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于是湖北幼稚园中的女子学堂在刚创办不久后就被停办了。在禁止女学的同时，为了解决幼儿师资问题，清廷即令各省厅州县分别在育婴堂和敬节堂内划出一院为蒙养院，在蒙养院内为乳媪及保姆讲习保育教导幼儿之事。培训所使用的教科书是从《孝经》《四书》《女诫》《女训》及《教女遗规》等书中摘录部分内容而加以编排，当然也“选取外国家庭教育之书，择其平正简易，与中国妇道妇职不相悖者”加以教导，由此培训出来的乳媪节妇自然成为“三从四德”模范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清廷这一举措不仅扼杀了早期女子专门教育，而且相较于师范生育儿，这些保姆在如何科学合理开发儿童自然心性智能方面也难免缺乏专业。就此，湖北幼稚园的师资来源经历了从培养专业的女师范生变成了“所学较浅”、然“远胜于寻常之女佣”的乳媪节妇。

四、结语——湖北幼稚园创办始末特点之西学东渐

湖北幼稚园诞生于清末新政时期，清末新政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其中的自救努力，是内外交困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幼稚园的出现也不例外。从前文可知，幼教机构得以产生，一是盼望教育兴国、救国自强事；二是传教士办学引发国人不满情绪，急欲自创以打击之。然无论何种原因，概括讲来都是来自西方的冲击刺激了中国本土的改变，让儿童教育囿于家庭的现象戛然止步。当然光有刺激显然不够，张之洞曾言，“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就幼教方面而言，时人选择了向日本学习，让湖北幼稚园在癸卯学制颁布前奇迹地走上国际化、现代化的轨道。

晚清幼教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同时也兼顾了“中体”。湖北幼稚园成立之初，日本女教习模仿日式规划校园，但癸卯学制颁布后，湖北幼稚园也不得不“削足适履”，在教育的最重要环节——师资方面让步，体现了清廷绝不容许践踏封建伦常的坚持。

除了学习内容、师资来源必须符合“中体”外，幼稚园最明显的局限在于，那个时代的教育本身是与当地政府官员是否重视教育息息相关的。因为教育本身在晚清并不独立，经费也无稳定来源，因此它的发展完全受着地方行政人员的控制，也就难保“人亡政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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