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张之洞评价（精选5篇）
篇1：近代史人物张之洞评价
《张之洞》本书内容包括清流砥柱、燕山聘贤、投石问路、晋祠知音、清查库款、观摩洋技、和耶战耶、谅山大捷、试办洋务等。
内容简介
“湖广总督”张之洞，晚清重臣、学界臣擘。他走科举之路，获朝廷重用，在京为清流言官，外放也忠君勤政;更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之余，向往西方科技文明，开办实业。他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旧意识、新思想复杂地交织于一身。他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百余年来常说常新。
唐浩明先生的“晚清三部曲”之《张之洞》大气磅礴，细致绵密，是一幅晚清风云变幻、国族存亡的长卷。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变化之际，更具历史参考和艺术欣赏的双重价值。
主编推荐
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少年解元，青年探花，中年督抚，晚年宰辅。这也是一个备受奚落的人物：起居无时，号令无节，行为乖张，巧于仕宦。
张之洞为晚清重臣，学界巨擘。他走科举之路，获朝迁重用，在京为清流言官，外放也忠君勤政，更于维护满清统治之余，向往西方科技文明，开办实业。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以旧意识、新思想交织复杂之身，力挽狂澜，提出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有”主终年，百余年来也是常说常新。
唐浩明编著的《张之洞》大气磅礴针线绵密，勾勒出一幅晚清风云变幻、国族存亡的长卷。
作者简介
唐浩明，原名邓云生。1946年生，湖南衡阳人。1970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研究生部，文学硕士。岳麓书社编审，湖南省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委员。著有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以及《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整理出版《曾国藩全集》等。
篇2：近代史人物张之洞评价
——读《张之洞》有感
原创： 马骝精
每逢乱世，我泱泱中华总是人才辈出，在时局动荡的晚清，中国出现了众多希望能救中国于水火的仁人义士，他们或改革、或维新、或革命，希望能找出一条令中国徐图自强的道路，而由满清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正是挽救清朝江山的一种尝试。说起洋务运动，人们大多联想到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旗号，由曾国藩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开端，再由李鸿章、左宗棠加以发展，先从军队、军备上实行现代化改造，再到发展制造业，使受到两次鸦片战争重创的满清政府仿佛又重现一线生机，而说到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就不得不提张之洞。
说起张之洞，这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因为他不像曾国藩那样功勋卓著而且自成一家之言，也不像李鸿章那样掌握晚清命脉几十年而且极富争论性，更不像左宗棠那样为保国土的完整而收复新疆大片失地，但晚清历史如果少了张之洞，那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大打折扣。
张之洞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晚年进入内阁中枢，早年本排斥西洋事物，认为这些都是奇淫巧技，后来任两广总督，受两广开放风气的影响，同时也看到西洋科技的先进性，故转变成坚定的洋务派，并在两广大力提倡发展洋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使两广一时间成为了洋务运动的桥头堡，但真正让他大展拳脚的，却是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成众多莘莘学子出国留洋，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技术，而且主导建造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芦汉铁路，大大促进了中国内地交通运输的便利性，也使武汉这个位于中国中心的枢纽城市，成为近代的工业中心和交通中心，今天武汉的发展，离不开张之洞打下的基础。可以说张之洞为中国近代的制造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广泛使用的汉阳造步枪，就是湖北枪炮厂制造的，由于湖北枪炮厂位于武汉三镇的汉阳，故称汉阳造。
在洋务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认为发展洋务要“中体”为主导，即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为“中体”服务，“西学”即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并在其《劝学篇》中加以论述，使这篇洋洋洒洒几万字的鸿篇巨著名扬海内外。
张之洞在湖北开展洋务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当时清政府的国库连朝廷的日常开支都应付不了，更不要说划拨资金支持湖广发展洋务，因此张之洞通过向外国银行借款、向民族资本家筹款等方式不断地筹措资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将湖广地区，尤其是武汉打造成中国的工业重镇，尤其是汉阳铁厂，其规模和产量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连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参观完铁厂后都赞叹不已。
清末正是大变局时代，张之洞出任地方督抚之时，清朝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而且刚刚平定了太平天国叛乱，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加之慈禧太后的专横跋扈，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官场上贪污腐败，官官相护，卖官鬻爵严重，清朝的国势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虽然有曾国藩、李鸿章等有见地的官员开展洋务运动，但是落后的制度与先进的技术不能相互匹配，洋务运动在轰轰烈烈开展了近30年后，展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以中体西用为理论根本的张之洞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由于洋务企业都是官办企业，以政府为主导，因此冗员过多、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产值低下、产品没有竞争力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湖北工业的发展，而作为湖广洋务运动领军人物的张之洞虽然看到了种种缺点，但由于见识与思想的局限性并没有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中体西用其实也只是改其形而不改其神的改革，没有制度作为洋务运动的后盾，即使引进再多的新技术也只是徒劳，最后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建议下，张之洞认识到官办企业的弊端，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自己创办的洋务企业能生存下去，他将汉阳铁厂，这个当时亚洲第一大的铁厂交给了民族资本家盛宣怀，在盛宣怀的改革和经营下，汉阳铁厂摆脱了死气沉沉的官僚气息，走上了真正的发展之路。
篇3：张之洞与近代农业职业技术教育
一、张之洞对传统经验农学的认识和反思
中国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留在父子相继的经验农学层面, 以至到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迅猛发展带来农业技术革新时, 我们的农业耕作制度仍“因袭着几千年以来的古法, 与近世科学差不多还不曾接触着”[3]。对此张之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他说:“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 惟农事最疲, 有退无进。”[4]原因何在?是中国的气候、土地不适宜农业发展吗?张之洞说中国“土地广大, 气候温和, 远胜欧洲, 于农最宜。其种植之无不宜, 为全球所不能及, 故汉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之说”[4]。天佑中华, 大自然馈赠给中国发展农业的优势, 那么近代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就只有从农业劳动主体方面找原因了。对此张之洞从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一是中国农民整体素质低, 缺乏专门的农业科技人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率皆谨愿愚拙, 不读书识字之人, 其所种之物, 种植之法, 止系本乡所见, 故父老所传, 断不能考究物产, 别悟新理, 新法, 惰陋自甘, 积成贫困”[4]。二是政府及官员不重视农业科技推广, 不讲求农学, 致使“耕织交病, 民生日蹙”[5]。张之洞说:“中国农民向多朴拙, 其于地学化学、制器利用素未知晓, 而士大夫又多不措意于此”[6]。“学者不农, 农者不学”。张之洞从职学政工作多年, 职业的本能使他对教育非常重视, 对农业教育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西方国家“一亩之地, 种植最优之利, 可养三人”, 而中国“一亩所产, 能养一人, 亦可谓至富矣”[4]。西方农业产量何以高出我们三倍?张之洞结合自己的观察和实践, 认为化学是农业的关键, 只有懂得化学之学, 才能知道如何提高土地的肥力、如何辨别种子的优劣、才能利用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等等;只有懂得机器之学, 才能知道如何制造或使用先进的农具, “凡取水、杀虫、耕耘, 或用风力, 或用水力, 各有新法利用, 可以省力而倍收”。然而, “化学非农夫所能解, 机器非农家所能办”[4]。所以只有政府出面, 兴办农学教育, 培养农学人才, 才能掌握并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 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张之洞进而感慨道:农民的愚比惰更可怕, “昔者农患惰, 今者农患拙, 惰则人有遗力, 所遗者一二, 拙则地有遗利, 所遗者七八。”[7]所以今日中国“欲图本富, 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 比先修农学”[4]。
二、张之洞兴办农业教育的主张与实践
张之洞认为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教育, 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最终改变“农者不学”的局面。其主张有:第一政府要重视, 设立专门的农业管理机构和专门主管农业的官员。张之洞要求在京设立农政大臣, 地方各省设立农务局, 州县设立劝农局, 这些机构有专门的办公场所, 具体负责“督课农务之事”, 并且这些各级官员有相应的权利, 中央给他们颁有“印信”[4], 同时中央根据他们农政的业绩进行奖惩, “以昭示国家敦本重农之意”[4]。第二政府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 引导农民走科技兴农之路。张之洞主张大力宣传西方先进科技的优越性, 使农民从心理上消除对西方先进科技的隔膜感和排拒感, “要在切实劝导, 使民间晓然于机器之妙用, 实能兴利, 决不至或夺其利”, 一旦农民知机器之大用, “自能闻风仿效”[8]。张之洞进一步指出:“各省先将农学诸书, 广为译刻, 分发通省州县, 由省城农务总局, 将农书所载各法, 本省所宜何物, 一一择要指出。”在实际操作中, 张之洞又特别注意发挥地方绅士的榜样作用, 要求各地绅士“依法试种”, 根据种植收成情况, 年终按照要求上报, 说明本地“何种相宜, 何法已能仿行, 何项收成最旺”。第三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大力兴办农业教育, 大力兴办农务学堂。为造就一批通晓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农业科技知识的人才, 张之洞先后亲自和倡导创办了一批农务学堂, 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省官立蚕业学堂、湖北农业教员讲习所、汉阳府官立中等农务学堂等。令人钦佩的是, 张之洞在办学过程中, 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办学管理措施, 主要有: (1) 学校定位准确, 不搞“千校一面”。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导致对劳动主体能力、素质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这就要求我们在办学过程中树立“骏马能厉险, 耕田不如牛”的差异化人才观。为此张之洞把农务学堂分成三种类型:初等农务学堂“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为主要内容, 培养的毕业生“能从事简易农业”生产的人才[9];中等农务学堂“以授农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 ”培养的毕业生“将来首先从事农业为宗旨”[9];高等农务学堂“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为主要内容, 培养的毕业生“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 并可充任各农业学堂的教员、管理员”[9]。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目标不同, 招收对象不同, 学制时间不同, 授课内容不同。 (2) 人才培养重视实践教学, 不搞“高分低能”。传统教育使广大学子埋头“四书五经”、“之乎者也”, 不经实际。所以张之洞在办理农务学堂时, 强调“经世致用”。一方面重视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 一方面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既有教师教学方法、教学艺术提高和改进的要求, 也有“实习课程”的必修规定和实习工具、实习场所广泛配备的落实。张之洞特别强调, 高等农务学堂必须建设“肥料制造场、各种实验室、农具室”, “农科大学当置农场、苗圃、果园……使得练习实业”, 并且要求设“置家畜病院, 使实究兽医学术。”[10]这些实践教学措施更符合职业教育的规律, 对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很有帮助。 (3) 走出去, 请进来, 开放式办学。张之洞主张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农学技术, 他建议官府予以奖励, “学生有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 学成领有凭照者, 视其学业等差, 分别奖给官职, 赴欧洲美洲农务学堂者, 路远日久, 给奖较优, 自备资斧者又加优焉, 令其充当各省农务局办事人员。”[11]同时张之洞根据中国农务学堂缺乏专业师资情况, 主张聘请外国教师, 并对外籍教师的管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4) 重学生品行养成, 促德智体全面发展。张之洞在办学过程中, 招收学生的前提条件是“品行端谨, 体质强健”者。[9]在教学管理过程中, 注重养成学生良好的思想品格, 他要求“各学堂尤重考核学生的品行”[10], 以儒家提倡的正直、气节、人品和德行作为培养目标, 以儒家的仁、义、忠、孝作为衡量学生品行的标尺, 以开设“修身”、地理、历史等课程作为育人手段, 使学生“不流于匪僻, 不习于放纵”[9]。当然, 学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还是教师, 张之洞为在农务学堂选拔师资时, 第一就是考核教师的品行, 他要求“膺师范之任者, 必当敦品养德, 循礼奉法, 言动威仪足为楷模”[9]。第二就是加强教师队伍的日常管理, “不得兼任其他事务, 并兼营私利之事业”, 并对教师进行定期考核, 以确定教师的任职年限。
三、张之洞办学的效果及历史启示
综上内容说明, 张之洞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农业职业教育的思想, 并利用地方督抚大员的权利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张之洞仅在湖北总督任内, 兴办各级农务学堂48所, 占当时全省各类实业学堂总数的70%, 湖北农业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农、林、牧等各类农业人才, 有力推动了湖北近代农业的发展, 也为全国各地输送了不少农业技术人才。当然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再加清政府国势衰败、帝国主义侵略, 使得张之洞近代农业教育的推广很受局限, 张之洞的农业教育思潮仅仅为中国农业的近代化作了一个引导。时至今日, 中国农业职业教育仍不容乐观, 亟待加强。因为“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 必须培养大批高素质的职业农民。为此, 我们还要进行许多相应的配套改革, 包括高考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要打破农民的传统身份标志, 树立农民是一个光荣职业的理念。行文至此, 笔者感到中国的农业职业教育任重而道远。因为在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下, 大批人才以“跃出农门”、踏入仕途为追求, 农村仅存“386199”“部队”, 造成农业生产人才匮乏。回顾历史, 看看今天, 我们的做法有时尚不及前人的水平。所以继承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遗产, 对于实现中国职业教育的振兴将大有裨益。因为历史的发展有过惊人的相似, 更有普世的永恒规律, 前人的说教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启示, 如果我们牢记, 能使后人少走弯路, 少受挫折。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 (三) [M].神州国光社, 1953:301.
[2]虞和平.经元善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248.
[3]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194.
[4]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一辑下)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5]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 (七)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150.
[6]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7]赵靖, 易梦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中册) [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21.
[8]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 (第一册) [M].北京:中国书店, 1990.
[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10]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上)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篇4：近代史人物张之洞评价
严辞拒绝法国领事无理要求 张之洞于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的背景下，走马上任两广总督。上任后，张之洞多方筹措，在镇南关—谅山大捷中居功至伟。战后法国传教士、领事返华，要求赔偿战争期间被毁坏的教堂财产。张之洞此时痛斥法国无理、法军残暴，指出法军已激起众怒，但在此情况下，中国并未伤害法国商人教士，反而加以保护，“试思去岁贵领事官，如不挈商民等离粤，所有教堂房产，如不由官封守，万一变生不测，何从保卫？何今日不以为德，反以为怨乎？”对于领事师克勤多次提出会见的请求，张之洞始终拒绝。
不得已之下，法国更换领事。新任领事法兰亭发起外交照会，要求中国赔偿损失38万。张之洞书面答复“无可议办”，“以众怒所萃之物业，而居然幸获瓦全，即小有遗落，仅如纤芥，所全于法国者实大且多”。如果法国一味索赔，张之洞则先请法国赔偿中国损失，“查中国自光绪九年办理海防以来，以至十年六月基隆开战以后……损耗银数，约计三百八十余万两。按照万国公法，自应以举兵至人之国生衅者认其咎，贵领事官须先言明，将此项银三百八十万两若何查办？若何归结？筹有妥善切实办法，与本部堂议明办妥，再为查办教堂损失零星物件可也”。张之洞拒绝接见法兰亭，仅以上述书面答复据理反驳。上述内容被记者获悉，刊载见报。登时民心振奋，一纸风传。
在张之洞的强硬之下，法国外交部陷入窘境，不得不再次更换人员，任命白藻泰担任广州领事。白藻泰曾任天津领事，与李鸿章颇有交往。到任之前，李鸿章致电张之洞，请张之洞接见白藻泰，强调法国“系修好之意。白谨慎，必无此等恶习，嘱北洋一语为介”，也想通过缓和局面为北洋外交争得空间。然张之洞外交主张与李鸿章不同，回电陈明，“美素睦，英渐谦，德无嫌谊，当款接。法无礼，故不能不以此折之，非得已也”，指明要刻意整治法国领事的骄横无理，并请李鸿章转告法国公使，“言定以后永不再提此等索偿之谬论，即当见之”。李鸿章和总理衙门都不认可张之洞的举措，“若必先与说定不提此事方可接见，转若示之以怯，恐彼更多借口，不如坦然相见，最为得体，倘彼再申前语，仍可严驳”。张之洞并未照总理衙门指示，仍拒见白藻泰。总理衙门为此专上《请饬粤督照章接见法领事》折，后上谕斥责张之洞，上谕如此，张之洞不得不表示“自当钦遵”。但此后白藻泰未再请见，张之洞亦未主动约见白藻泰，索赔问题也再无交涉。经一年三个月，连续三任法国驻广州领事都没得到两广总督接见，张之洞成为令洋人头疼的制台，也成为总理衙门眼中最不会与洋人打交道的总督。
奏折陈明利害减少损失 随后广州再次发生各国领事要求开通“沙路”而引发的外交纠纷，此事处理中鲜明体现了张之洞的外交立场。当时海路进入广州分南支“沙路”和北支“渔珠”。中法战争期间“沙路”封锁，只留“渔珠”行船。如不开沙路，则外国船只欲进入广州，必须先后通过牛山、长洲、渔珠各炮台；“沙路”封闭超过三年，则流沙淤积使军舰不能进入。各国领事以战事结束，提出开通“沙路”。张之洞出于广州海防角度一一拒绝各国领事。诸领事遂通过驻京公使向总理衙门照會，转而向张之洞施压。在此情形下，张之洞上奏折陈明，领事提出的方便通商、通航等理由，已经在“渔珠”解决，“沙路”封闭实际上并不影响通商、通航，反而方便海关管理，而且从广州长远海防角度看，“此事所关甚巨，不得不再行详切沥陈，仰恳敕下总理衙门立案，永远不予曲从，粤防天下大局幸甚”。除直接上奏折，此时张之洞还私下致函军机大臣阎敬铭，请求支持，“彼（洋人）之惯技，凡无理之事不能得之于粤者，则捏词耸听，嗾其公使向总署渎扰。总署不悉其情，以为彼直我曲，祗疑其势已汹汹，断不能解，恐生枝节，遂已俯允所请，责令外间照办。不知其事在外间甚属寻常，彼已辞穷势绌，（沙河一支河道，不能允其开通。）若总署稍一坚持峻拒，推之外省，不难硬驳善了。以后凡遇洋使搅扰事体，务望总署电询粤省，考其实在情形有无办法，再与定议，必可挽回不少”。由此可见，晚清地方官员得不到中央的支持，是造成制台惧见洋人的重要原因。
内强其国外御其辱的外交原则 随后，因诸多事情得不到总理衙门支持，张之洞直接上奏广东洋务状况，指出来华洋人多有贪利小人，给以小利则可以为我所用，“年来有英人谢耳仕，美人士边臣，皆为厘局作线引拿私货私土”。本来可以占据的主动局面，只因历任官员怕生事端，对洋人无理要求也一概迁就，而形成被动局面，“向来于交涉之件过形迁就，是以愈久愈肆，渎扰不休，每隔数日，必来一见，骄蹇不逊，要求无厌”。张之洞对此陈明自己的原则，“所求事件有理者力任办妥，不必推诿，不待催促。无理者直言拒驳，亦不周旋，若再渎扰，则竟置之不理，百折不回”。为打消慈禧恐拒绝洋人而导致“别生枝节”的担心，张之洞特意指出“彼虽岛夷，亦有政体公论，彼虽强悍，亦有形势牵掣，兵饷不便之处，断不能因无理细故辄启衅端。领事无理生事亦断非其国外部之意，彼看无可如何，自然消沮歇手”。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认识到外交根本在于国力：“日夜孜孜经营战守，讲求船炮，使彼知我时时有不忘战事、不甘隐忍之志，则可省无数口舌波澜。此尤无形之折冲，探源之因应”。随即张之洞在广东即投入洋务自强实践，经后来一生之努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最为系统的洋务实践。
两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历任湖广、两江总督和军机大臣。连战连败，国势衰落之下，外交更不堪言。然张之洞在殚精竭虑之中，仍坚持“有理者力任办妥，无理者直言拒驳”的原则，在外交压力下推动清廷完善中国财政、货币、税收、法制等方面建设，又极力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并成为令洋人又敬又怕的清朝高官。1909年，张之洞逝世，“各国驻京公使皆奉其国命致哀悼之意。受吊之日，各使均于几筵致敬”。被称为“最后一个儒臣”的张之洞，在晚清衰落的局势下书写了中国近代外交上的异样篇章。？笪（任九光）
篇5：近代史人物张之洞评价
一、从兴学局到学务处
中国近代最早的专职省级新式教育管理机构出现在湖北, 这与张之洞的趋新态度密不可分。在张之洞的努力下, 戊戌变法之前, 湖北新式学务发展迅速, 单就新式学堂的数量而言, 湖北已经成为全国新式教育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为此, 戊戌变法期间, 张之洞在积极构建新式学制的同时, 开始筹思全省新式学务管理的问题。1898年春, 湖北在籍绅士翰林院检讨陈曾佑、前掌广西道御史吴兆泰等三十三人联名呈请, 提议于省城及外府州各设“兴学局”, 轮举公正绅士管理“学堂捐”, 按年领款分发各学堂, 以半数给省城各学堂, 其余一半由十一府、直隶州城各设学堂一所分用。张之洞深表赞赏, 特向朝廷奏准拟即施行[1]1291, 这一计划因戊戌政变发生而没能实现。
戊戌政变使张之洞的湖北全省兴学计划被迫暂时中止, 转而将兴学重点先放在省城。在他的支持下, 湖北全省新式学务的发展仍居各省前列, 尤其是省城各类新式学堂日益增多, 随之而来的是与学堂相关的各类管理事宜也日益繁复, 因此, 张之洞意识到有必要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管理省城新式学堂事宜。1899年2月22日, 张之洞下令于“铁政洋务局”内附设“学堂所”, 委派湖北试用同知汪凤瀛、补用直隶州知州存焘、试用通判程颂万为委员, 管理省城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农务、工艺、商务各局、农工局内学堂, 以及其他各局各学堂洋操、各军之洋教习、出洋学生等事宜[1]3749。由于资料有限, 学堂所具体运作方式及办理成效尚待进一步考证, 但在笔者所见史料中, 学堂所无疑是湖北省, 也是中国近代最早正式设立的专门负责新式教育事宜的机构。但从“学堂所”附设于铁政洋务局而不是直属于督抚, 可见“学堂所”在督抚张之洞心目中与一般普通的洋务机构没有区别, 还不具备管理和规划全省新式教育的性质和职能。
清末新政正式开始后, 张之洞及刘坤一将“江楚会奏”中提出的兴学计划首先在其辖区内实施。在这种情况下, 大约在1901年7月底8月初, 鉴于湖北新式学堂数量日多, 相应管理事宜必将日趋繁复, 张之洞又另在湖广总督衙门附设学务处, 作为省城推广新式学堂的“总汇之所”。8月5日, 张之洞正式札派江苏特用道郑孝胥、湖北候补道赵滨彦 (渭卿) 为学务处总办。另有委员八人:农务局提调, 兼管将弃学堂, 湖北试用同知汪凤瀛;经心、江汉书院提调, 署武昌府同知双寿;自强学堂提调, 湖北试用通判程颂万;工艺局副提调, 湖北补用知州查双绥;武备学堂稽察委员, 前广东遂溪县知县李钟珏;前山东营州知州蒋牧楷;两湖书院监院, 远安县训导刘洪烈;总督衙门文案员, 通判职衔王孝绳。王孝绳兼管一切文牍案件[1]4180。
学务处成立后, 从其职权范围及人员构成上来看, 已经完全代替了学堂所的职能, 学堂所已经事实上名存实亡。与附设于铁政洋务局内的学堂所相比, 学务处有两个变化值得注意:首先, 地位提高。学堂所是附设于铁政洋务局, 不是总督直辖机构, 而学务处附设于总督衙门, 直接受总督管辖, 明显是为下一步学堂大兴之后的全省新式学务管理事宜预做准备;相对于学堂所委员汪凤瀛、存焘和程颂万的官阶品秩而言, 学务处两个总办郑孝胥和赵滨彦均为道员衔高级官员, 且才识过人, 深得张之洞及端方赏识, 这使学务处的地位大大提高[2]817;其次, 负责人员趋向专门, 学务处总办赵滨彦以及八个委员中有六人均是上述各学堂、书院负责人。张之洞之意显然是想以这种委员制形式, 集思广益, 促进湖北新式学务的快速发展。
与张之洞在湖北推行其他新政措施一样, 学务处从筹备到正式开办, 都受到当时媒体的高度关注, 并盛赞张之洞此举“独具卓识”[3]。清末陈昌绅所编《分类事务通纂》中所录《书报载学务宏开后》, 专论湖北设置学务处之事。作者认为此前兴学成效不彰, 究其原因, 在于各省兴学有四大弊端, 其中尤以缺乏统一而强有力的学务管理机构, 各级各类学堂办理缺乏必要的管理和约束最为关键, 全省统一的学务管理机构是学务发展的中枢, 其他监督、考核、课程、教科书、甄别等均为全省学务机构之应尽职能。中枢不备, 则指挥失灵, 各级各类学堂势必无所依归。因此, 作者指出, 欲除兴学之弊, 则设立专门的全省统一的学务机构势在必行。当时清廷中央尚未设立统辖全国新式学务事宜的专职学务机构, 因此, 湖北首设学务处之举, 实为时势之所然, 亦足为各省督抚兴学之模范[4]157。
二、湖北全省学务处的设立
张之洞成立学务处, 将其作为在湖北实施新政的措施之一, 但由于湖北全省新式学堂基本都集中在省城, 其他各属数量极少。因此, 学务处设立之初, 虽然地位比学堂所大大提高, 但实际能影响到的范围也仅限于省城。加上学务处本身机构不完全, 尚未形成完整、 系统的机构和职能分工, 甚至其主要成员——学务处各总办、委员等, 也均为兼差, 不领薪水, 办事缺乏灵活性[1]4180。学务处成立初期, 很大程度上仅仅只是作为张之洞关于湖北省城新式学务的咨询机构, 并没有真正起到统筹规划和管理全省新式教育的作用。随着湖北实施新政的深入, 以及清廷不断发出促令兴学的谕旨, 张之洞重新对湖北全省兴学进行了全面规划,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北办学模式, 学务处作为其中关键的一环, 也不断完善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成为其他各省争相仿效的对象。
1902年, 张之洞将学务处的职能权限扩大到全省, 明确规定各府州县中、小各学堂及民间私设各学堂“, 亦宜归学务处随时稽察考核”。经过此番大力整顿, 学务处地位骤然高涨。鉴于全省兴学后, 学务文牍纷繁、图书荟萃、人员众多, 在黄绍箕的建议下, 张之洞决定正式将学务处升格为“湖北全省学务处”, 进一步明确了其作为湖北全省新式教育总汇之区的地位。
最初, 张之洞曾拟以湖北农务学堂搬迁后腾出之地为湖北全省学务处办公之所。最终先是于1902年6月2日下令将省城水陆街之城守营守备衙门暨西邻官房, 改作湖北全省学务处办公之所[5], 该处需用经费, 由北善后局负责筹给, 并由该局刊刻清、汉文木质关防一颗交付使用, 文曰“湖北全省学务处之关防”[1]4192。8月14日又将湖北全省学务处办公地址移至姚园, 并于当日正式开局办公[2]841。
为了使湖北全省学务处能够正常运转和有效地发挥其职能, 张之洞基于文、武教育并重的原则, 在原学务处总办和委员的基础上, 对其机构人事进行充实和调整。湖北全省学务处机构设置包括总办、提调、坐办、参议和收支委员, 并附设编译局。
清末新政开始实施后, 推广新式学务成为各省办理新政事务中最重要的事项之一, 其所面临的问题与湖北亦基本一致, 因此, 湖北学务处及湖北全省学务处的示范效应, 很快对俞廉三、周馥、岑春煊等一些趋新督抚产生了影响, 他们纷纷于各自所辖省区仿照湖北模式设立学务处, 推广新式学务, 其机构设置与湖北模式大致相同。
癸卯学制颁订之前, 清廷通令全国仿照实行的办学方案是袁世凯所拟《山东大学堂章程》。张之洞认为太过简略, 必须参考日本学制, 从长计议, 并根据长期办理新式学务的经验和湖北省的实际, 模仿日本学制系统制定了一个湖北省学制体系。张百熙在对张之洞关于湖北新学制体系的奏折进行复议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称“:张之洞留心学务最早, 办理学堂亦最认真, 久为中外所推重, 是该督二十余年之阅历, 二十余年之讲求, 于学堂一切利弊知之较悉, 自与寻常不同。臣等遵将原奏悉心核对, 则与钦定章程相合之处甚多, 不谋而同, 有征益信。”[6]63这是随后张百熙奏请张之洞参与厘订全国性的新学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设立湖北全省学务处的经验, 也成为张之洞随后在两江总督任上设立江苏全省学务处, 以及赴京主持厘订全国性新学制, 进一步筹谋全国教育行政管理问题时的重要参考。
摘要：张之洞于湖北借鉴西方教育行政管理制度, 结合本国传统制度的优点, 在督抚之下设置学务处, 是中国近代教育行政管理制度走向系统化和专业化的关键一步。
关键词：张之洞,湖北,新式学务管理机构,学务处
参考文献
[1]苑书义, 等.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2]中国国家博物馆,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 (二) [M].中华书局, 1993.
[3]开学堂快论[N].新闻报, 1901-9-17.
[4]陈昌绅.分类事务通纂·第三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5]鄂督张鄂抚端札学务处文[N].湖南官报, 190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