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精选6篇）

篇1：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张之洞的为官之道

摘要：戌成政变之后,本就危机不断的`晚清政局更加动荡,滔天巨浪一个紧接一个扑面而来.在日益险恶的政治争斗中,工于心计、精于权谋、敏于窥测、善于转圜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关键时刻冷酷无情、心狠手辣,不仅安然度过一次次严重危机,而且权位更重更高.作 者：雷颐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期 刊：决策探索 Journal：POLICY RESEARCH & EXPLORATION年，卷(期)：,“”(3)分类号：

篇2：从“中体西用”看张之洞的文化

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之家,因而以“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致用,明道守儒珍”自勉.世代为官的家庭给儿童时代的张之洞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俭约知礼的家风与父母亲友的赞誉所营造的良好的文化氛围,对张之洞人格及文化人格的形成发生着潜在的影响。

一、洋务名臣

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时,聘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为顾问,从而接触了一些西方文化,开始由清流向洋务转化.中法战争时,他署理两广总督,参与战争的指挥,其后总结战争中的经验,开始承认中国之积弱在于科举落后,而西方诸国“无不以船炮为强国之计”,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仅仅依靠“仁厚遵家法,明道守儒珍”已无法保全老大的文明古国,不得不“舎理而言势“,他开始肯定有利于自强求富的西学,并仿效西方创建机械厂、织布局、炼铁厂等大型近代工业,开办筑路、采矿事业,编练新式陆军,倡导出国留学、兴建各类新式学校。由此可见,中法战争时张之洞思想观念的分水岭,“中法战争以前,清流‘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张之洞身居京师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使出任封疆大吏之初,其措施亦就是欲行此志也。洎甲申马江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不管西学东学,张之洞认为它唯一的功用就是保名教。此时的张之洞既是名噪一时的洋务名臣,又意味着他的文化价值观有了新的取向和抉择,对中国传统文化又开始新的审视。

二、独特的文化人格

张之洞愈来愈热衷于洋务,但他终于无法从整上来认识和掌握西方文化。“自咸丰以来,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因洋务而进用者数百人,因洋而而縻耗者数千万。冠盖之使,交错于海邦;市舶之司,日增于腹地。屈己捐爱,将回待时,事阅三朝,积弱如故。有俄事,以违者莫诀,缙绅缩手,将帅变色,即号忧国持高论者,亦徒吁嗟太息而不能知其所以然,泄泄悠悠,委其忧于君父……如谓修德修政,竭禹迹九州之全力,而不能与一邻国抗,怠亦数千年来史册所未有者也”。张之洞倡言西学,是一种权宜之计,妄图通过对中国古老的文化做细枝末节的调整使它继续发挥救世功用。当兴办洋务没有得到立竿见影之功效时,他又对西学发生了怀疑,甚至动摇,将审视的目光又重新投向了传统的纲常名教。他对西学所表现出来的摇摆性,正体现了他在文化抉择上的矛盾性;也正是摇摆性,又体现出了统一性,即不论什么文化,都必须肩负起经邦济世的重任。他所倡导的西学,始终没有超越文化的物质层面。因此,当戊戌维新运动把学习西方文化的进程推向制度层面时,这种矛盾就充分暴露出来。维新派康有为等所策动的“强学会”创建伊始,他积极赞助;《时务报》创刊时,他不但捐款资助,还下令所属文武官员按期订阅,又特邀主笔梁启超去武昌小住,礼为上宾。然而,顽固派很快就发动了对《时务报》的猛烈攻击,他的态度也立刻由支持转变为压制。首先是借口《时务报》言论有“悖谬“之处,下令湖北停阅一期,接着给《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施加压力,造成报社内部分化。1898年,他又抛出《劝学篇》,倡言“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他的主旨就是要通过辨明体用、内外、主辅、本末,来阐发“中体西用”的基本内涵。他认为中学是立国之基,主要用于端正人心,维护礼治秩序,故必居于主导地位,以制御对西学的采补;西学作用是借以巩固根本,促进富强,仅是辅助和补充,只要有了严格的界定,就不会犯方向性错误。“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号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这段话生动的表达了张之洞倡导中体西用的真实意图,即借西方的“汽机、铁路”之类的技艺和器具用来维护封建主义的“圣道”于不坠。十分明显,当西方近代文化思潮愈来愈猛烈的冲击着大清王朝和儒学圣教时,他就更加决心要把“中体西用”当成一道精神大堤;用以抵挡方心未艾的维新运动。

尽管“中体西用”这一文化模式后来受到人们的非议以至否定,但它在当时无论如何毕竟成为一代人的追求目标。正如梁启超所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之辈,亦稍稍和之。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体西用’,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可见中体西用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语,一种救亡图存“至言”,是半个世纪以来有识之士的共识共行的“至言”。

三、文化模式的重构

篇3：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关键词：张之洞 廉洁思想 成因 启示

乍看这个题目，似乎有风马牛不相及之感。也许有人会问：早已作古的张之洞与我国当前正大张旗鼓进行的反腐倡廉工作有什么联系呢？其实，“反腐倡廉”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鞭挞贪官、歌颂廉吏中国自古至今不衰的政治、历史和文学题材，引起历朝历代政治家及思想家的关注。近年来腐败像一个快速滋生的毒瘤，不断侵蚀着社会主义中国的肌体，引起了党和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当今我国正大力提倡和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之际，探讨张之洞的廉洁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一

张之洞是晚清大吏中一位比较清廉的官吏，其死后朝廷对他盖棺定论为“贤臣”，并“考其德业谥曰文襄”。[1]清廷及时人对他的赞誉颇多，如“公忠体国、廉正无私”，[1]“植躬廉正、秉性忠纯”，[1]“忠诚夙著、廉正不阿”[1]等等，但都离不开“廉”、“忠”二字。他的“廉”与“忠”主要体现在：第一，不贪私财，不谋私利。张之洞曾对幕僚辜鸿铭讲：“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2]在几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他努力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初为官时，他出任过四川学政，时有“四川学政，素号腴缺”[1]一说，但张之洞并未就此发财致富。史载，他裁抑了四川科场以钱财求取功名的陋习，“于例得参费银二万两辞而不受，其他恩优岁贡及録遗诸费，皆定为常额，不许婪索”[1]，离任时竟无钱治装，“出售其所刻万氏拾书经版，始克成行以去。”[1]第二，直言敢谏，不避权贵。张之洞为人处世及处理政务的原则是“公忠体国”，不循私情，一切从国家和朝廷的利益出发，他自己说：“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其人忠于国家者敬之，蠹于国家者恶之；其势利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奉公而不为身，谋期有济而不求名。”[3]他不能容忍祸害国家的人和事，每遇必当直言揭露，“以敢言极谏闻于辇下，朝上封奏，夕发弹意，意气粗疏，倡言无讳。内而宫廷帏帐之机宜，拨乱反正之深计，外而疆臣职吏，尤多掊击”。[4]第三，勤政爱民。张之洞具有勤政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几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他养成了事必躬亲的习惯。他能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在奏章中多次表露恤民之情，1879年，直隶旱灾，人民无以为生，“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张之洞奏请“速筹荒政”，建议清政府借鉴前人成功的救荒赈灾经验，“借款平粜”、“分地劝贷”，以确保“灾民全活必多”[1]。第四，崇尚节俭，力戒奢华。张之洞的这一思想在其奏议、公牍稿等件中多有体现。1901年，他与刘坤一联名上奏《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将“崇节俭”[1]列为第一条。他身体力行，尚俭去奢，不追求豪华舒适的办公条件和环境，辜鸿铭曾感叹说：“环视整个中国，没有一个总督衙门像张之洞当总督时的武昌（湖广）总督衙门那么破烂，待遇那么差！”[2]

二

为什么在贪污成风、贿赂公行的晚清政坛上，张之洞能洁身自好？第一，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张之洞出身仕宦世家，从小就接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其思想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其行为也多是历代“贤臣廉吏”行事的翻新。他说自己的所作所为“要皆儒者之政，儒者之法。”[5]他具有忠君报国的道德观，做一切他认为有益于国家之事，倡一切他认为有益于朝廷之言。第二，与其良好的家风、家教有关。清正廉洁是张之洞的祖传美德，从家史看，其祖上就有为官廉惠的好名声：祖先张维曾在明朝任过河南按察使，“以文章忠义有声于时”[6]；祖上在清朝时有过两位知县，即山西孝义县知县及浙江山阴县知县，史载：“两世为县令，皆以廉惠闻”[6]；张之洞之父张瑛，早年丧父，“食贫力学，”[6]对子女管教严格，特别是对他寄予厚望的张之洞，不仅礼聘名儒传授儒家经典，而且常以家世及“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7]的言语来勉励之洞，使之洞自小就在心中埋下廉洁自守、不以贫为耻的种子。第三，与他的个人社交圈有关。张之洞在与人交往时多有选择，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以前，他与以“直言敢谏”为特点，以爱国、抗战及倡导政治清明、改革弊政为政治内容的清流党人过从甚密，这是由于政见趋同，自然而然也就成为至交好友。1881年后，他踏上封疆大吏之路，历任过山西、两广、湖广、两江总督。任职期间，他能广纳贤士，广交人才，因其“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3]由于张之洞交往的绝大多数是比较贤良、忠厚之人，他的廉洁自律的道德素质也日臻完善。

三

综观历史，古往今来的各个朝代的衰败，尽管有诸多不同导因，但有一个共同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腐败。如今，我国的腐败问题也很严重，江泽民指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8]面对腐败分子的挑衅，我国政府重拳出击，已取得一定成效。然而，从现实来看，惩治腐败，任重道远。如何更加深入和彻底地开展惩治腐败工作呢？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寻找腐败滋生的原因，“对症下药”，同时也应从历史中寻找一些诸如张之洞反腐倡廉之类的可供借鉴的材。首先，重视道德建设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马克思说：“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它向来是人们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的工具，有“抑恶扬善”、“防患于未燃”等社会功能。在新的时期，我们一方面要加强道德建设，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增强他们自觉抵制腐败的能力；另一方面努力建立起教育、预防和惩处三结合的防腐治腐机制，推动反腐败工作取得更有实质性的进展。其次，重视道德建设的途径。张之洞从小就接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深受儒家道德思想的熏陶，这在他的行事论道中充分体现出来；同时他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和道德风范还与他的家风、家教有密切的关系，说明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人的优良道德品质的形成的重要性；且加强道德教育还应该从小做起，因为小孩的可塑性比成年人更强。再次，注重道德建设的内容，继承和发扬华民族许多自古以来形成的优秀的道德遗产，用理性的目光审视张之洞的廉洁思想和行为与反腐倡廉的关系。当然，我们强调道德建设在反腐倡廉中的重要性，并非轻视对法律和体制的建设。从历史上看，张之洞等人的思想和行为尽管对封建社会的腐败有一定的冲击，但仅靠一些像张之洞这样的清官是无法力挽颓废之风的，因为导致封建王朝的腐败还有其不合理的体制和不完善的法律等等。

作者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M].中国书店，1990.3,1,2,3,6,6,6,84-86,918-919.

[2] 黄兴涛译注.辜鸿铭文集（上册）[M].海南出版社，1996. 425，426.

[3]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四册）[M].中国书店，1990.787，13.

[4] 四明听雨斋主人编著.新出张文襄公事略[M].上海蒋春记书店石印本，宣统元年出版.

[5] 张秉铎（台湾）.张之洞评传[M].中华书局，1972. 47.

[6]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M].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版. 卷一，卷二，卷一.

[7] 胡钧编.张文襄公年谱[M].北京天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 卷一.

[8]《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02.

篇4：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和建筑类型。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书院不但形成了俗称“三大事业”的教学、藏书和祭祀的完整规制,更在建筑选址、布局等方面发展了与之相应的空间模式。由于面向对象为士子,即未来的国家精英,孔儒道德及传统士人审美在书院空间的营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因此形成了近山泽、环境清幽的空间特色。在意境追求上,书院既有士人园林之风韵,又因礼仪和功能的需要而有严谨、秩序之美。其发展稳定、性格鲜明,在中国古典建筑的脉络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岭南古代书院中,广雅虽然建成较晚,但影响巨大,其创办者为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1837-1909),直隶(今河北)南皮人,出身官宦,自小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时,正值晚清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他初为清流派健将、中为洋务重臣,晚年则成为新政推行的主角。[1]其人物性格既因循守旧又务实趋新,是过渡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1898年,张之洞撰写《劝学篇》,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高度浓缩了张之洞洋务建设和早期改良思想的基本纲领,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晚清洋务新政的思想本质。

从政治理念的形成与相关实践来看,在广东的任职经历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光绪十年(1884年),为应对中法战事,张之洞被派任两广总督。由于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张之洞开始真正、大规模地接受西学的熏陶。在进行洋务建设的同时,张注意到两广士风的不振,认为已严重影响国家人才的培养和地方风尚的端正。上述忧虑于1886年转化为行动,一座高等级官办书院开始筹备,并于1888年建成开馆,取“广者大也,雅者正也”之意,命名为广雅书院。作为清末四大书院之一,广雅旨在培养学识渊博、品行雅正的经世致用之才,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发端地,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和空间载体。

由于规模宏大、型制完整,广雅书院为考察转型时期中国传统建筑的空间策略提供了范本。广雅书院创建之时,正值晚清洋风日炽,以及洋务建设最为兴盛的时期。其时,广州以沙面租界和天主教圣心教堂为标志的西洋殖民主义景观已经形成,并通过殖民主义的空间策略不断影响广州城市的近代转型。1)张之洞本人也是最积极地推动空间改良以适应洋务需要的晚清官员之一。然而,广雅书院却展现出典型的中国风格,其空间策略含括了地理的选址、建筑的布局和园林的营造,并同时含括了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需要。有理由相信,在广雅书院的创建中,张采取了既定的空间策略、审美及文化取向,以适应广雅书院面向对象的特殊性。本研究试图考察近代转型时期晚清士大夫阶层对于传统建筑空间存废的思考,我认为,广雅书院的创办是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先期实践,广雅书院在拒绝西方空间殖民主义的同时,展现了帝国晚期士大夫的文化姿态。而作为空间载体,广雅之建筑与园林是张之洞有关“中体”思考的物质呈现。

1 选址:历史记忆与地理再现

书院是中国古代最为注重环境经营的建筑类型之一。早自北宋初年,白鹿洞、岳麓、石鼓、嵩阳四大书院以山林为依归2),其自由讲学、注重静修的教学理念,以及对山林的刻意选择极大地影响了后来者。于是,各地书院纷纷效仿,“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所”。讲求风景环境的选址和经营,寓教化于游息之中成为书院文化的突出特色。[2]

在张之洞看来,一个以“砺士品而储人才”(张之洞,1887)为己任的书院应当建立在远离繁嚣的清静之地。对于1880年代的广州、乃至朝廷而言,该构想有着十分现实的需要。一方面,由于经年对洋贸易的开展,以及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文化渗透日趋深入,广州城内、城外充溢着以租界花园和西式建筑为外显的西洋殖民主义景观,加之民间社会奢靡享乐之风盛行,极大地影响了士学的端正和严肃;另一方面,书院教育自清中期以来呈功利性发展。因以科考为目的,岭南书院开始从山林转向城市。其间虽有阮元所创学海堂、钟谦钧所建菊坡精舍,以及后来的应元书院等选址广州城北粤秀山,总体来看,晚清广州书院选址城内并靠近官衙成为主流。面对这一现状,张之洞将眼光投向书院教育的根源:“考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皆远在山泽不近城市,盖亦取避远嚣杂、收摄身心之意。广州省会地狭人哤,尤以城外为宜。”3)以城外僻静及风景秀美之处建立书院成为必然。

显然,远离城市、收摄身心并非张之洞考虑的全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山水胜境与道德、智慧,思想、品性有着密切的关联,所谓山水比德。孔子有云:“知者乐山,仁者乐水”[4],在明确人与自然对应关系的同时,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隐逸之风。在某种程度上,隐逸成为一种美德而为世人称道和纪念,并成为书院的重要源起,如白鹿洞书院选址庐山五老峰下,为唐末李涉、李渤兄弟隐居读书处;石鼓书院选址湖南衡阳石鼓山,为唐代李宽中藏修处,等等。对于以中兴朝廷为己任的张之洞而言,培养品德高尚、隐忍坚韧的士子精英是书院创建的根本。空间环境的溯古既符合书院的空间美学、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也隐含了创建者的期许。

从1886年底开始,张之洞对广州城外七处地点进行了考察。这七处地点广泛分布在广州城外东、西、南、北各向,包括西关外广田园、荔湾海山仙馆、河南漱珠岗、花地小蓬仙馆、东门外东园、大北门外山麓旷地、以及泮塘北南岸村等。其中,海山仙馆、小蓬仙馆、东园三处为旧园或废园。除小蓬仙馆因靠近河南官衙、过于嘈杂而被否决外,其余各处或因地势不适,水系不畅,或缺乏山水而被否决。其中如西关外田园:“鄙人亲往相度,水浅而浊,气势不畅。”3)又潘园海山仙馆,虽然有“半塘荔支”诗咏风物[5],张仍然认为潘园“有水无地,可园不可书院,潘氏衰败,地势可知,盖由水道不佳之故。”3)张之洞对水系的看重,一方面有沟通文运之想,另一方面则隐含着一个可能的空间愿景。

距广州城西北五里的源头乡被最终确定为未来书院所在地。张之洞认为“其地山川秀杰,风土清旷。”[6]这里北靠丘陵,西邻北江,南有增步河与北江相通(图1);地势较高且林木茂盛。张在致信书院第一任山长梁鼎芬时更为详尽地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景象:“东北则云山迤逦而来,注于粤秀。连山盘行环其东,北江抱其西,后枕增步以北诸远山。前带采虹桥下河,自东北而东南,而正南、而西南、而西,廻绕如带,再近则一路经其前,亦廻抱有情。南面平畴数百亩,平畴之外,则南岸诸村,树木葱郁,高山大河,左廻右抱,雄秀宽博,似兼有之。”4)他甚至描述了可以抵达的方式:自西郊河面划艇沿着小北江前驶,经增步河可直达学校门前登陆。水路虽然比较迂回转折,花时间也较多,但轻舟慢荡,蜿蜓迂曲,沿途浏览水陆风光,亦自另有一番情趣。

图 1 广雅书院之空间区位图片来源图 1:《 广 东 省 城 内 外 全 图》( 测 绘:F. Shnock) 局 部,1907;

图 2 1930 年代广雅书院空间格局图 2: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教务委员会.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一览.1931.6.

图 3 广雅书院礼堂(左)图 3、4: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教务委员会 编印.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一览 [Z] .1931.6.

图 4 广雅书院无邪堂图 3、4: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教务委员会 编印.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一览 [Z] .1931.6.

张有关书院的想象与岭南风土地貌、乃至士人情节有了最为真实的结合。其选址一方面满足了“近省城而无喧嚣之累”,“宜萃处久居而后有师长检束、朋友观摩之益”(张之洞,1887),另一方面则为兼备规制与园事的书院建筑打开了想象空间。

2 布局:礼仪与叙事

书院用地总计124亩,呈方形,1931年就读于二乙班的陈灿光以现代测量学方法绘制了“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最近平面图”(图2)。综合比较前人研究及现状可以发现,虽然在四十余年的时间里,广雅书院经历了书院、两广大学堂、两广高等学堂、广东高等学堂、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等多个时期,以及为适应不断扩大的教学规模,加建扩建情况明显,部分建筑(如冠冕楼)也因年久失修而毁殁,总体来看,1931年的广东省立一中仍基本保持张之洞创院时的空间格局。通过分析该图还可以发现,一个混合了多种建筑规制的布局模式被制订以适应广雅的功能需要,传统书院、官学,乃至新学的布局经验被综合运用至广雅的建筑布局中。

张之洞学习并继承了书院的完整规制,并试图建造一座兼顾礼仪与功能需要的宏大建筑。由于功能明确,中国古代书院分别以讲堂、祭祠、书楼、斋舍、园林(庭院)为中心,形成教学、祭祀、藏书、生活、游息等多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区域。中国传统中庸思想与礼乐观在整合各部分空间关系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因此形成礼乐相承的空间布局模式[7],在空间秩序上表现为讲堂、祭祠、书楼的序列排布和轴线关系,在空间组合上则表现为以院落为单元水平展开的布局模式。在广雅书院的规划中,张之洞沿中路纵深方向依此排列头门、二门、礼堂(图3)、无邪堂(图4)、冠冕楼等主体建筑,相互间以连廊相通、以庭院相隔,形成空间主轴。东、西两翼为斋舍,并与主轴两侧连廊相通。其余部分包括莲韬馆、岭学祠、一篑亭、小书楼、濂溪祠、湖舫、清佳堂等位于书院北侧,采自由式布局,与严谨对称的“士”形建筑群体形成鲜明对比。

“礼堂”为广雅书院的空间中心和礼仪中心,其所在位置位于地块的几何中心。中国古代建筑有“择中而立”的传统。傅熹年先生通过分析古代宫殿、祠庙、第宅等院落布置手法发现,至迟自隋唐时起,直至清代,在大型建筑组群和院落布局中,普遍运用以一定尺度的方网为布置基准的方法,并尽量使院落中的主体建筑位于该院落的几何中心位置。[8]张之洞显然熟谙这一空间话语的表述,张之洞“择中”设礼堂,显然是为了强调建筑在空间及礼仪中的重要性。

图 5 广雅书院冠冕楼图 5:历史明信片(制作者不详,作者收藏)

图 6 潮州城南书院、肇庆端溪书院、番禺禺山书院图图 6:( 清 ) 周恒重修《潮阳县志》,光绪十年刻本; ( 清 ) 屠英等修《肇庆府志》,清光绪二年刻本;清同治十年《番禺县志》点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礼堂平面略呈方形,面阔五间。建筑前部突出月台,同时期兴建的广州陈氏书院(1888年始建)聚贤堂采用了类似的做法以方便宣礼与聚议。与聚贤堂不同,广雅“礼堂”进深略大于面宽,内部空间具有纵深感和指向性,因以宣讲为主要功能,院长所在为空间的中心。为表达对书院所祀先贤和书院院长的崇敬,《广雅书院学规》“习礼”条规定:“春秋定期由院长率诸生致祭濂溪先生祠、岭学祠(广雅书院祭祠,作者注)。每月朔望均须随周院长诣两祠行礼,毕,齐集讲堂(即礼堂,作者注)公揖院长致敬。”又,“考核条”:“朔望行礼后,各携所业日记簿呈院长,听候考核询问。”[9]由于“行礼”与“致敬”及“考核”的关联,礼堂空间的设计使先贤、院长及士子共处一室:院长通过一种常态化、仪式化的程序将先贤的精神、美德乃至学问授予士子,士子定期在礼堂向院长致敬并接受院长的考核询问,从而实现空间功能和空间礼仪的结合。

与以往书院不同,广雅在教学与学制等方面进行了改良,进而推动教学空间的扩大。苏云峰指出,传统书院以自修应试为目的,故其建筑重斋舍,而轻讲堂。[10]广雅课程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4门,学生可自由选择,兼习文章之学,原定学制3年,后改为9年。因教学内容增多,兼因规模宏大,广雅时书院在礼堂之后另有讲堂一处称“无邪堂”。其堂名取自孔子《论语·为政策二》:“《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认为学诗是修身厉行的开始,张之洞取其意,或在告诫士子学习须端正态度,心无旁骛。

作为书院完整规制的重要组成,书楼在书院空间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位置一般在中路末端,常以楼阁形式出现,如岳麓书院御书楼,为中路空间体系的结束和制高点。张之洞向来重视藏书、印书,广雅书院建立前即设广雅书局,其藏书号称岭南之冠。遵循古制,张之洞将书楼设于中路末端,高二层,面阔七间,体型雄大,统率全局(图5)。

在谨遵书院规制的同时,张之洞有意营造一个以礼堂、讲堂、书楼为中心的叙事结构,它一方面呈现于空间序列的逻辑,另一方面则通过建筑的命名来实现。张将书楼取名为“冠冕”,显然意在科考、激励士子。自古以来,“冠冕”通常被用来指代官宦,《左传·昭公九年》载:“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又《北史·寇洛等传论》称:“冠冕之盛,当时莫与比焉。”之后延伸出排名首位、冠盖群雄之意。通过排列礼堂、讲堂和书楼,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以“冠冕”为指向的空间话语,创建者试图通过空间排列和题名的逻辑性传达出书院与入仕的关联,即士子则通过习“礼”、“无邪”读书获得“冠冕”(科名)。

张之洞并不排斥新的空间形态的出现,在确保空间礼仪的同时,张对士子斋舍的布局方式进行了改良。传统书院虽重斋舍,却对通风采光并不重视。同时期广东书院大多采用合院布局模式,该模式因空间礼仪的需要,在确保中轴线上厅堂南北向布局的同时,无法兼顾东、西廂斋舍的良好朝向,其典型案例如潮州城南书院、肇庆端溪书院等(图6)。部分采用南北向布置的斋舍(如番禺禺山书院)则有前后排间距过小、密度过高等缺点。张之洞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至少在1887年前已经形成,并在该年广东水陆师学堂和广雅书院的营建中得到具体的实施。5)

广雅书院招收广东、广西两省学生各一百名,计斋舍二百间。其中东省十斋,西省十斋,分列中路主体建筑的东、西两侧。各斋按顺序取五言诗“诵诗闻国政,东壁图书府。西园瀚墨林,讲易见天心”一字命名。为确保斋舍拥有良好的通风采光,张之洞采取了以中路连廊为主干,向左右两侧水平发出枝干连廊连接各斋舍的布局方法,并于前后斋舍之间留出庭院。该布局在空间结构上与广东水陆师学堂高度一致,因而在空间形态上呈现“王”字和“圭”字等多种形态。广雅之后,通风采光之于健康的重要性一直为张之洞所关注。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任湖广总督期间,曾要求湖北全省学堂建筑须合于卫生,具体而言,即水土清洁、空气流通、取光正确。 [10]这一空间经验显然与张之洞在广东的实践密不可分。

3 园事:隐喻与意境

为寓教化于游息,园林在广雅书院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份量。除建筑外,“余地分筑亭、台、池、沼、林、木、山、石,以为游息之所。”[11]从园林布局来看,张之洞“引增步之水,环绕左右,直通院内”。在水体的分隔下,广雅园林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庭院,后半部为池园。为表现严谨肃穆的空间气氛,庭院两侧植以松树,沿中轴线设石砌步道,行走其上,森然有序。后半部池园则以冠冕楼前莲池为界分东、西二池,环东池设濂溪祠6)、清佳堂7)、湖舫等;环西池设莲韬馆、岭学祠8)、一篑亭等。其布局自由,与书院中轴线上严谨排列的庭园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

图 7 广雅书院东池湖舫(摄影者佚名,约 1890 年代)图 7、9:作者收藏;

水系的组织和经营是考察广雅书院园林格局的重要线索。该理念显然受到同时期岭南园林的影响。由于水系发达,水网密布,岭南园林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依托自然水系、通过引流、整形形成水院的布局特点和理水技巧。较为典型的例子如海山仙馆,园主潘仕诚引荔湾涌河水入园:“一大池,广约百亩许,其水直通珠江,隆冬不涸,微沙渺弥,足以泛舟。”[12]又如十三行行商伍氏浩官家族在广州河南引龙溪水入伍家花园、引花地河水入馥荫园形成沟通自然水系的池院景观[13]。与此同时,或因为自然水系潮汐涨落及防洪的需要,岭南园林中池岸的处理通常采用高池壁、垒石砌筑的方法,并发展形成了自然而然、不过分雕琢等特点。张之洞有关岭南园林的认识一方面来自他个人游历赏玩的体验。在其《忆岭南草木诗》十四首中,涉及城中私园有杏林庄、南园、潘氏海山仙馆、花地小蓬仙馆等;另一方面,广雅书院的赞助者以地方士绅商贾为主,包括“顺德县青云文社,省城惠济仓各绅,爱育堂各董事,诚信堂、敬忠堂各商”等[14],其成员含括了本地区文化及社会精英,是晚清广东园事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在这些赞助人的帮助下,张之洞对地方经验的学习是显而易见的,并在广雅园事中有着完整的体现。

通过引入自然水系,张完成了场地的改造。张之洞引增步河水环用地一周,相似的做法在同时期张之洞创办的广东钱局(即造币厂)也可见到。与钱局不同的是,张之洞在广雅书院入口处将河道曲成半圆形,以两桥引入半月形前广场。该做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代学宫前的泮池。作为地方官学规制的重要组成,半月形泮池对士子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形式及象征意义:“入泮”意味着功名的取得,为士子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对于这个规模庞大、兼顾两广的官办书院而言,张之洞对其场地的改造,暗示了书院与仕途的关联,并兼有礼仪和象征的需要。

虽然在布局方面承袭古制并大量学习本地经验,但在园林意趣上,张之洞有意与当时的私园及官署园林等保持了距离。由于经年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岭南园林至晚清已高度繁荣,其类型多样并各具特色。其中如行商花园,在雄厚财力支持下,园林布局与室内陈设中西混合、极尽奢华。[13]官署园林则以将军府为代表,在叠山理石方面具有很高的技巧。由于面向士子这一特殊群体,张之洞在东、西池园的经营上展现出自然、朴素的隐逸文化传统。其池园布局疏朗有致,冼练适宜。

东、西二池为曲岸。其中,东池以湖舫为中心,以折形石桥及花廊与陆地相连(图7)。从另一个角度望过去,湖舫掩映在水松与莲荷中,一派闲情逸致(图8);西池则以莲韬馆为中心,该馆为山长住斋,其后为岭学祠,西侧为小书楼。在佚名摄影师的摄像中,莲韬馆孤立池中,以连廊与小书楼相连;其背依土丘,上有一篑亭(图9)。土丘相信由挖池取土堆积而成,同样的做法在东池北端也可见到。从东、西池的垒筑方式、池园构成来看,张之洞采取了去繁就简、去芜存真的造园手法,体现了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士人风格。

图 8 广雅书院湖舫图 8、10:美璋照相馆(Photo Mee Cheung)( 作者收藏 )。

图 10 莲韬馆前莲荷繁盛的景象图 8、10:美璋照相馆(Photo Mee Cheung)( 作者收藏 )。

图 9 广雅书院莲韬馆(摄影者佚名,约 1890 年代)图 7、9:作者收藏;

植物运用单纯简练,且寓意深刻。虽然该时期岭南园用植物十分丰富,张之洞却采取了十分精简的策略,其院外清渠多用水松,园内则莲荷满池。由于莲荷的季节性,夏天的繁盛(图10)与冬天的肃杀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园林空间场景的设计中,张之洞大量采用历史典故,并通过空间符号和场景还原等手段追溯古意、敞发联想。

作为东、西池园,以及前后庭院的过渡,冠冕楼前设方池。在中国古代书院的空间话语中,方形池塘有着深刻的含意。宋儒理学宗师朱熹曾有“观书有感”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中以半亩方塘的自然景色喻指读书,其意境清灵高远,为后人所崇仰,方塘因此成为与泮池类同的书院文化的重要空间符号之一,用之者如福建南溪书院、广州玉岩书院等。为确保水清云影的空间意境,广雅方池在东西二侧有水渠连通书院水系,由增步河补充活水。作为书院藏书处,冠冕楼与方池的空间对应,表达了张之洞对士子用心读书的期待。

莲荷的大量种植是广雅园事的另一重要特征。在张之洞看来,莲荷是高贵品格和士儒精神的象征,这一观念的形成与宋儒周敦颐(号濂溪)有着必然的联系。作为朱熹先师,周子曾有名篇《爱莲说》咏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的高洁品格。为表达对周子的敬佩和纪念,张之洞专设濂溪祠于莲荷池畔,并亲撰《濂溪祠荷》五言诗9),在还原周子赏莲这一空间场景的同时,实现了喻物、抒怀、明志的空间意境。

为加强园林的文教气氛,张之洞与其同僚、以及名士先后为广雅书院题写了大量匾额、楹联。在中国古代书院中,匾额、楹联通常用以表达深刻的哲理,揭示和启发阅读者理解主题,并阐发联想。广雅书院房舍、园景众多,因功能、性质的不同,其匾额、楹联所表达的主题也各不相同。其中:

有宣扬教化、明伦言道者。如张之洞题礼堂联:“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移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又,吴恪斋联:“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贤,过则相规、善则相劝。当秀才即以天下自任,处为名士、出为名臣。”

有宣示孔儒哲学,表明学派师承者。如张之洞题无邪堂柱联:“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合岭南东道、岭南西道,人才互相师友。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会汉儒经学、宋儒理学,宗旨同造圣贤。”

有借自然风光、院中胜景等抒发仕人心志,反映高雅脱俗的审美意趣者。如清佳堂,张之洞用朱子白鹿洞诗为联云:“故作轩窗挹苍翠,要将弦诵答潺溪”。堂额跋云:“清泉泽物,佳木垂阴,明道程子语。张之洞名堂名,命属吏李岳云书”。另有吴大激题:“听诸生夏诵春弦,声出户外如金石。到此地吟风弄月,花落水面皆文章”。又如莲韬馆,有吴恪斋撰门联云:“听诸生夏诵春弦,声出户外如金石。到此地吟风弄月,花落水面皆文章。”等等。

与此同时,从这些匾额、楹联中,还可看出张之洞将历史掌故运用于空间场景的再现。其中如书院山门楹联之一:“文如大历十才子,园似将军第五桥”。其上联隐喻书院人才辈出,下联则喻指书院环境之幽美,其中提到的“将军第五桥”虽以唐代贺姓将军家园作引,冠冕楼前的莲池石桥或者就是这一历史场景的对应和再现。

这些匾额、楹联,以及堂额等广泛分布在书院的各个角落,与园景互为补充,交相辉映,对书院自然与人文景观起到了十分显著的鉴赏与指引作用。

整体来看,园林是张之洞空间策略的最后呈现。如果说选址、布局更多地从宏观、中观层面实现张之洞有关书院“中体”的空间设想,园事活动的开展则从微观层面构建了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叙事性空间话语,并通过一系列空间符号的使用和历史典故的空间再现,最终完成中国意境的表达。

4 结语

1888年,广雅书院落成,一个新的文化景观在广州出现。在旷野中,书院仿若一座“城园”:方形的轮廓、壁立的高墙、环绕的水系,以及具有典型中国风格的园林景观。其空间姿态既表达了对外来干扰的拒绝,又展现了内有乾坤的中国意境,它的建造集中反映了帝国晚期士大夫对于文化传统和昔日荣耀的流连。张采取了追溯书院本原的策略,可以发现,广雅书院是一系列空间片段的组合。这些片段通过追古、思古而获得,并通过摹古而实现。张之洞选择性采纳用以填充其有关书院文化图景的想象。抛开上述种种,广雅书院完整地体现了书院建筑的文化性格,他有关书院空间的构想贯穿了选址、布局、园事等全过程,该构想服务于文教的需要,更在美学观念上体现了士人审美的空间意趣。在创建广雅的过程中,张之洞既是艺术赞助人,也是创作人,更是鉴赏者,多重身份的交织确保了相关策略的实现。

篇5：张之洞的“三不争”

他不与俗人争利，就是不与凡夫俗子，平庸粗鲁之辈争权夺利，落入下流。张之洞自视甚高，严以律己。深知“利”字身旁一把刀，为官之道，应该清正廉明。故此，他对钱财势力看得甚淡，更不喜好参与官场争斗。

有传张之洞睡眠从无定时，故此常常闹得随从幕僚苦不堪言。也因为睡眠问题，他得罪过不少人，袁世凯就是其中之一。据说张之洞身为长辈，曾力荐过袁世凯。因此，这位袁大人为了感恩，特地专程来访以示谢意。没曾想到，他正与张之洞闲侃之时，张却不知不觉地靠在椅子上睡去，闹得老袁心里很是不爽，偷偷溜了出来。

张之洞醒来之后，深感过意不去，为了表示歉意，他亲自登门道歉。适逢袁世凯摆席设宴，然酒席吃到一半之时，张之洞竟然又犯起困来，趴在桌子上，呼噜呼噜地睡将过去。这一来，又让袁世凯尴尬万分。

张之洞睡觉没规律，“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是朝内皆知的事。按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却给袁世凯留下不快，居然心生报复，暗中派人监视他的日常起居。事情暴露后，有人劝张之洞与之计较，张却不那样做，干脆搬家避开了事。这就是张之洞不与俗人争利，不与无谓之人争闲气的体现。可见得势之后的袁世凯，不过是一个闲俗之人罢了。

张之洞重视教育，故不与文人争名，这也是对文人儒士尊重的体现。可以说，他理解文人成名的苦心。他知道文人墨客，外表看起来懦弱，但内心却雄心壮志，江河湖海。故此，张之洞不与文人争名，也证明了他对文人之爱怜惜有加，体恤到位。

另有一传说，光绪年间，孙中山留学归来，作为一个文儒青年，他很想面见一下这位湖广总督张大人。于是，他来到府前，让门人递上名片，请求晋见。张之洞看完名片之后，有心想试探一下这位后生，笑写一副上联，叫门子送出去给这位自称兄弟的少年。联云：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

孙中山当时一看，知道这位总督大人有心想要试探一下他的才华，于是并不言语，微微一笑对出下联，交与门子送进去。联云：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一见下联，大喜，惊呼奇才！急命门官大开中门，迎接这位后来改变中国历史的读书人。

当然，这里所说的不与文人争名，除了尊重文人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张之洞拒绝中国一些庸俗文化现象——沽名钓誉！对不学无术的所谓文人，深为不齿！

张之洞的第三不争是不与无谓之人争闲气。所谓无谓之人，便是闲人也。旧中国的一些闲人，往往已经接近甚至等同于小人范畴。上面所说的袁世凯，虽然也算中国一介名人，却在气量上不及张之洞。所以，也可以说，袁世凯的行径，确实见之于小人之辈。不管对其恩师张謇还是对有恩于己的长辈张之洞，都不过如此。故此，张之洞亦将视为无谓之人！

身为晚清名臣，张之洞一生为国家朝廷奔忙劳碌，自然不会有闲情逸致与平庸之辈、无谓之人为伍。因此，若说无谓之事，就是朝臣之间的权势与人脉争斗，他把它们视为无谓之争，把此类人视为无谓之人，把此等气视为闲气，这是他人生境高的体现！张之洞号“无竞居士”，晚年又自号“抱冰”，可见其能够清净自守，让心安于自然！

临终前，他在遗嘱上说道：“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这是他上流之心，不行下流之事。

篇6：张之洞的当代意义

张之洞，河北省南皮县人，生于1837年，卒于1909年10月4日，历经道光、成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当时政局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一幅末世景象。张之洞的一生，就寄居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旧的已经坍塌，新的尚未建立。借用孔子的名言，几乎可以说是：“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晚年的他尽管位高权重，名满天下，但谤亦随之：新潮的人物嫌他太陈旧，陈旧的人物又嫌他过于新潮。这种新旧两边都不讨好的标志性人物，恰好写照了一个找不到方向的时代。张之洞，堪称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

从张之洞辞世到2009年，一个世纪的光阴飘然而逝。今天再读张之洞，可以发现，百年之前的张之洞，与当下的中国现实，依然具有丝丝缕缕的联系。

1998年，李书磊在评论梁启超的《政变原因答客难》一文时写道：“他的论题竟无意中与当下最热闹的讨论相合，他好像在百年之前就已藏下秘卷要将今日最时髦、最流行的观点掴碎。”品味李书磊的这段评论，我发现，把它套在张之洞的身上，也是贴切的。因为，梁启超关心的问题恰好也是张之洞留意的问题。梁、张一度是论敌、政敌，但是，正是这样的关系，表明他们在共同探索当时的中国与世界、时代与未来的关系问题。不过，饶有意味的是，由于梁启超的思想(至少是前期思想)被认为是革命的、进步的，因而受到了百年知识界的普遍重视；而张之洞的思想，由于被贴上了保守、落伍的标签，在思想史上，总是不大受待见。

然而，保守者的声音也是有价值的，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另一种逻辑，看到复杂问题的另一个侧面。清代学者阮元曾说，学术当于百年之后论沉浮。其实，思想也当于百年之后见分晓。在张之洞盖棺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妨以“百年祭”的方式，回首他与法理派的争论，品评他的“变法不变道”思想，重新思考他的“中体西用”的当代意义。

二

张之洞政治生涯的早期，立言大于立功，并以清流健将的角色，树立了“直声震天下”的良好形象。1882年以后，他先后出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立功重于立言，并在洋务运动中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对武汉的近代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到了晚年，他进入军机处，成为清末新政的核心人物，既立功又立言，影响力随之升至顶峰。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发起了一场著名的“思想大讨论”，即礼教派与法理派之争。后世一般称为“礼法之争”。

礼法之争源于清末修律。本来，张之洞是修律的积极鼓吹者。1902年。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署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详细地论证了跟国际接轨、参照西方法律改革中国传统法律的必要性。同年，他还与袁世凯、刘坤一共同推荐熟悉中国法律的沈家本与通晓西方法律的伍廷芳出任修律大臣。

1904年，伍廷芳正式就职修订法律大臣，标志清末修律活动全面展开。两年以后，沈家本、伍廷芳陆续向清廷提交了他们的修律成果：《刑事民事诉讼法》与《新刑律草案》。然而，这两部新法引起了张之洞、劳乃宣等人的激烈反对。礼教派与法理派之争随之开始。

按照法理派的看法，修律的方向就是向欧美看齐，用西方流行的法理来指导中国的修律工作。伍廷芳、沈家本、杨度等，都是法理派的代表人物。伍廷芳认为，日本已经走过的法制改革之路，就是中国应该照着走的法制改革之路。

沈家本虽然没有受过完整而系统的西方教育，却持有与伍廷芳相似的法律改革观。在沈家本的眼里，中国法律的西方化，乃是不容抗拒的。因而，修订法律就必须以“模范列强为宗旨”。

对于修律活动中的这种“全盘西化”的观点，张之洞不愿认同。1907年9月3日，他向清廷提交了一份《遵旨核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指责新的诉讼法“有碍难通行之处”。因为，它违反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礼教。在张之洞看来，新的诉讼法对于传统的三纲五常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动摇了中国文明的大根大本，必须予以驳斥。这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对于新法的基本态度。

其实，张之洞一直都承认，传统中国的法律确实应当与时俱进，并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但是，新修订的法律，必须尊重中国的民情、民俗，必须以传统中国的纲常作为修律的指导思想。“立法固贵因时，而经国必正本，值此环球交通之世，从前旧法自不能不量加变易，东西各国政法可采者亦多取其长，补我所短，揆时度势，诚不可缓。然必须将中国民情风俗、法令源流，通筹熟计，然后量为变通”。因此，“今日修改法律自应博采东西诸国法律，详加参酌，从速厘定，而仍求合于国家政教大纲方为妥善办法”。

张之洞的这种观点获得了当时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譬如，劳乃宣就为礼教派的核心观点提供了“学理化”的论证。他说：“风俗者，法律之母者，立法而不因其俗，其凿枘也必矣。中国，农桑之国也，故政治从家法；朔方，猎牧之国也，故政治从兵法；欧美，工商之国也，故政治从商法。若以中国家法政治治朔方，以朔方兵法政治治欧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行也。今欲以欧美之商法政治治中国，抑独可行之无弊乎?”在这段文字中，劳乃宣把法律分为三类，目的也是为了论证中国的法律必须符合传统中国的风俗，必须遵循传统中国的纲常。

三

通过比较法理派与礼教派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的两面。

一方面，张之洞虽是礼教派的主要发言人，却主张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可以变，也应当变，不变不行。而且他不但宣传变法，还积极推荐通晓西方法律的伍廷芳出任修订法律大臣，并批判那些裹足不前的守旧者：“今之排斥变法者，大率三等，一为泥古之迁儒”，“一为苟安之俗吏”，“又一为苛求之谈士”。

另一方面，张之洞在认同变法、积极推进变法与修律的同时，却又在法律与纲常之间做出了严格的区分：法律可以变，但纲常不能变，且变法不能冲击纲常。在写于1898年的名著《劝学篇》中，他阐述了这样的观点：“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就是“变法不变道”。按照张之洞的观点，具体的法制应当按照时代的要求加以改革，但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圣道”、“伦纪”绝不能丢。否则，就将无以“立本”。

与“变法不变道”相比，伍廷芳、沈家本、杨度等人的观点是“变法也变道”。譬如，以“父子平等”取代“父为子纲”，以“夫妇分资”取代“夫为妻纲”，以西式的“个体主义”取代中式的“家族主义”等，虽然没有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却已隐藏在他们向朝廷提交的“法律草案”以及“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中了。尽管如此，法理派并没有只手打倒三纲五常的决绝。他们只是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不得不按照西方的法理与法制来改造中国的法律；如果在无意之中触及到三纲五常，那也是改革本身的

逻辑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因为改革而必须支付的代价。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他对于法理派的批判，对于“变法不变道”的坚持，并不是一个临时生出的念头，而是他的“中体西用”思想的产物。礼法论争中的“法”、“道”之分，不过是他的“体”、“用”之别的具体运用而已。在礼法之争中，张之洞对于三纲五常的坚守，实际上就是对“中体”的坚守；借鉴西方的法律制度，不过是把“西学为用”付诸实践而已。

在张之洞的思想中，体与用的区别，对应于道与法的区别。在体、道与用、法之间，主次、轻重、本末都有严格的差异，绝不能相互混同。大致说来，中体(不变的道)是根本，是目标，体现的是价值理性；西用(可变的法)是路径，是方法，体现的是工具理性。因此，中国对于西方法律制度及其他制度、技术的吸收，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维护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

对于这场争论，清廷的立场当然是偏向礼教派。1909年2月17曰，清廷以最高仲裁人的身份阐明了自己的态度：“刑法之源，本乎礼教，中外各国礼教不同，故刑法亦因之而异，中国素重纲常，故于干犯名义之条，立法特为严重。良以三纲五常，阐自唐虞，圣帝明王，兢兢保守，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但只可采彼所长，益我所短，凡我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这段话，听上去几乎就是张之洞的口吻。

作为法理派的对头、礼教派的旗手，张之洞的观点虽然得到了最高决策者的支持，但是，支持他的清廷很快就跨台了。而张之洞也在清廷作出裁决的数月之后，撒手人寰，彻底告别了这场所谓的礼法之争。

四

以中国礼教纲常的名义反对西方法理，尤其是反对西方法理对于中国纲常的挤压与消解，几乎可以视为张之洞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推出的压轴大戏。

从发生学的角度上看，张之洞在自己年届七旬之际，掀起这样一场“思想大讨论”，当然是多种历史机缘交错作用的产物。在我看来，这个思想事件却可以解读为一个暗含着历史玄机的隐喻：张之洞殚精竭虑的一切，最后都归结为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主流法理之争。而且，在这个主题上的争论并未随着清廷的裁断而结束，也未随着张之洞的辞世而结束。在张之洞身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礼教与西方法理之间的争论，在“中西之争”的思想潮流中，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反反复复地出现。

在宗教学界，1973年，陈观胜出版《中国转化佛教》。在这本著作中，陈观胜认为，与其说是外来佛理征服了中国文化，还不如说是中国文化转化了外来佛理——禅宗就是这种转化的产物。同样，张之洞身后的百年史，是证明了西方法理已经征服了中国文化呢?还是中国文化正在转化西方法理呢?此外，在中国思想界，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在语文学界，有汉字是否应当拉丁化的争论；在经济学界，有要不要市场的争论；在政治学与法学领域，有儒家人权观与西方人权观的争论，有司法大众化与司法专业化的争论，有法治保守主义与法治激进主义的争论，等等。大致说来，在所有重大问题的争论背后，几乎都有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主流法理之争的影子。这样的争论，也许是现代中国人根本无法摆脱的一个历史宿命。谁让中国从“天下时代”迈进了“万国时代”呢?

在张之洞的晚年，时代的主题词是“变法”。张之洞也支持变法，但要求“变法不变道”。在张之洞辞世一百周年后的今天，尤其是在新中国建国60周年后的今天，“变法”虽已换成了“改革”，然而，改革就是变法的另一种表达而已，改革的实质就是“变法”；坚持改革、深化改革，其实就是坚持变法、深化变法。既然如此，我们在强调变法(或改革)的同时，有没有“不变的道”呢?现在，按照决策者的说法，在深化改革的同时，还必须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不变的道”。如果说，张之洞守护的“道”，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那么，现在必须坚持的“道”，其核心内容就是四项基本原则。

表面上看，张之洞与法理派关于清末修律及其指导思想的争论，已经尘埃落定。百年的实践似乎也证明：是张之洞错了。他太保守了、太落后了。然而，就在张之洞辞世百年之后的今天，一场大致相似的争论正在或隐或显地展开：在新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中国的司法改革乃至整个中国法制之路，到底应该如何往前走?

60年的法制之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段落：前30年与后30年。前30年的法制实践，主要是借重苏联的经验；后30年的法制实践，主要是参考欧美关于法律的思想观念、话语体系、制度安排、技术手段。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欧美式的法治，几乎成为共识——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法学人，都希望早日告别“文革”时期“无法无天”的“非法治”状况。然而，在经历了30年的法制改革实践之后，决策者发现，欧美式的法治既不可能在短期内降临中国，甚至也难以妥贴地回应、有效地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于是，决策者开始提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有意与资本主义(欧美式)法治理念形成某种相互对照的关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作为具体内容，实质上就是在法律、法治、法制的领域内，为不容变更的“道”确立了一系列新的内涵。由此形成的主导思想，依然是“变法不变道”：当下的法制改革或法治建设，完全应当借鉴、吸收西方法治的因素(先进经验)，以之完善中国的法治或法制。但是，在变法的同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社会主义的法治之道。这样的“理念”(道)，与张之洞着力维护的不容变革的“纲常”(道)，可以说是遥相呼应。

五

当下，众多的法学人依然在承袭伍廷芳、沈家本等“法理派”的思维模式：必须把西方法理作为中国法制改革或法治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大多数当代法学人看来，只有欧美的法理才具有普适性，才具有正当性，才是更高的“道”。同时，也只有欧美的近现代法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法治。因此，无论是法律的理念还是法律的制度、技术，都应当向欧美看齐。30年来，中国法学人关于法治的“十大训诫”之类的主流论述，无不是以欧美国家的法理及其实践为理想图景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30年的法治建设之后，当代的“法理派”学人不免有些失望。因为，理想中的欧美式法治，并没有出现在自己的周围；中国法制的现实状况与理想中的法治图景依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落差。面对这样的落差，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批评现实，试图以理想强迫现实，试图以西西弗的精神，驱使现实向理想靠拢。还有一些人，在失望之余，干脆不再关心实践中的法治或法制。他们退回到书斋，在“纯学术”的旗号下，“为学术而学术”。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法学景观。正是这样的景观，让我想到了张之洞，并促使我写下了这篇“张之洞百年祭”。

“祭”往是为了开来。百年前的礼教派与法理派虽然观点对立，但争论尚未全面而深入地展开，张之洞就去世了，清政府也很快覆灭了，双方的争论也就烟消云散。但是当下的分歧，则象征着已经消散的烟云又一次汇聚成为了浓浓的思想迷雾。而且，决策者必然会坚持不容变革的“道”。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法学人又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一方面，对现实抱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当然意义重大。另一方面，远离现实的“纯学术”也自有其不容低估的价值。但是，法制改革的方向呢?西方法理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呢?旧的“纲常”与新的“理念”的关系呢?哪些是“可以变的法”?哪些是“不能变的道”?如何在“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西体西用”、“中体中用”之间进行恰当的取舍?“体用关系模式”的解释能力到底如何?甚至，“体用二分”能否成立?等等重大现实问题，法学人岂能袖手旁观?岂能在“以学术为业”的名义下推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