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劝学篇》

张之洞 《劝学篇》（共13篇）

篇1：张之洞 《劝学篇》

昔楚庄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讨军实儆其军，以祸至无日训其国人。夫楚当春秋鲁文宣之际，土方辟，兵方强，国势方张，齐晋秦宋无敢抗颜行，谁能祸楚者!何为而急迫震惧，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祸则辱至矣，知其祸则福至矣。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

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蹋於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於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植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裹在学。不佞承乏两湖，与有教士化民之责，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规时势，综本末，著论二十四篇，以告两湖之士，海内君子，舆我同志，亦所不隐。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内篇九：曰同心，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头目原，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曰教忠，陈述本朝德泽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以保国也，曰明纲，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类，闵神明之胄裔，无沦胥以亡，以保种也;曰宗经，周秦诸子，瑜不掩瑕，取节则可，破道勿听，必折衷於圣也;曰正权，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权之乱政也;曰循序，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约，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学，宜治要而约取也;曰去毒，洋药涤染，我民斯活，绝之使无萌拚也。

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来攻，迷者有凶也;曰游学，明时势，长志气，扩见闻，增才智，非游历外国不为功也;曰设学，广立学堂，储为时用，为习帖括者击蒙也，曰学制，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师有定程，弟有适从，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择善而从也;曰广译，从西师之益有限，译西书之益无方也：曰阅报，眉睫难见，苦药难尝，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变法，专已袭常，不能自存也;曰变科举，所习所用，事必相因也;曰农工商学，保民在养，养民在教，教农工商，利乃可兴也;曰兵学，教士卒不如教将领，教兵易练，教将难成也;曰矿学，兴地利也;曰铁路，通血气也，曰会通，知西学之精意，通於中学，以晓固蔽也;曰非弭兵，恶教逸欲而自毙也，曰非攻教，恶逞小忿而败大计也。

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为埃及，惧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凡此所说，窃尝考诸中庸而有合焉。鲁弱国也，哀公问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终之曰：“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

夫中庸之书，岂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鲁秉礼而积弱，齐邾吴越皆得以兵侮之，故为此言以破鲁国臣民之聋聩，起鲁国诸懦之废疾，望鲁国幡然有为，以复文武之盛。然则，无学、无力、无耻则愚且柔，有学、有力，有耻则明且强。在鲁且然，况以七十万方里之广，四百兆人民之众者哉?吾恐海内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祸之将及也，故举楚事。吾又恐甘於暴弃而不复求强也，故举鲁事。易曰：“其亡其亡，系於苞桑。”惟勿亡，则知强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张之洞书。

篇2：张之洞 《劝学篇》

今天读张之洞《劝学篇》，看到张同志是很坚定的，这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关，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抓的矛盾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还是很准的，劝学24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括之以“五知”，五知是什么呢?一要知耻，懂得比不上日本，比不过土耳其甚至古巴，这是很羞辱的事情，二要知惧，要担心中国的命运，不能沦为印度越南埃及波兰这样的殖民地，三要知变，四知要，也就是大家都要抓主要矛盾咯，比如“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要知本，要有一个民族立场。 我觉得这些话对于今天的情况来说，都是值得重新思量的。张之洞说，“惟知亡，则知强矣”，忧患意识是他这个文章也是他思想的最原初的一个出发点。我们今天写文章好像所患的偏生就是这个，首先是很多人已经不知“亡”，觉得天下太平，人民每天都在进步，世界每天都在发展，中国的好日子是一天一天好了;稍微好点的便是不“知”亡，知道忧患，但是忧患得乱七八糟的，不对头，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可能我就是这样子咯，我有自知之明;但是还有最坏的，“不”知亡，知道问题，就是不说，还故意掩盖，这样的人大概是获利的寡头与权力的代表，利之所至，至于家国之思，那是不要也罢的。 现在为官者，有谁看时代问题，有张之洞之深刻透彻，温总?吴副总?各级封疆大吏?他们只是庸碌之辈，只知沉迷于酒色金钱之中，比晚清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林则徐等名臣的清廉、为国为民的思想，相差何止千百倍。晚清名臣立言立书，道德修养可以传于后世，当今社会，我看不到有哪个政要人物，可以比得上晚清名臣。

篇3：张之洞送客

有一位姓肖的布政使对张之洞 的这种做 派大为不 满, 多次想直言张之洞的这一缺点, 但碍于自己是张之洞的下级, 不便直言犯上。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巧妙的点拨办法。

一天, 肖布政使又去总督府拜见张之洞, 谈完公事之后, 向张之洞告辞。按清朝官场礼仪规定: 总督在送布政使这一级别的官员时, 应该送至总督府前的仪门。而张之洞每次总是只送出门厅 就停下了。当然, 这天他送肖布政使依然是到门厅就停下准备转回。肖布政使回头看 了看停下的张之洞, 故作神秘地说:“请大人多走几步, 下官还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告诉你。”张之洞一听布政使还有重要的话要说, 就迈出了门厅又陪着肖布政使走了一段路。可是走了半天, 却没听到肖布政使开口说话。这时两人已走到仪门, 张之洞不耐烦地问道:“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 ”肖布政使故作严肃地说:“我的确有重要的话要说, 这是关乎朝廷礼仪是否丧失的重大问题。我只想告诉大人, 按照礼仪制度, 总督应该将布政使送到仪门, 现在大人既已按规定把我送到仪门, 就请留步吧。”肖布政使说完长揖施礼而去。

张之洞一听, 虽然很不悦, 但又不好发作。他一路琢磨着肖布政使的话, 终于醒悟:自己身为总督, 的确各方面要起带头作用, 不能做有损朝廷礼仪的事。从此以后, 张之洞转变了作风, 严格要求自己, 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僚属, 受到了僚属们的称赞。

篇4：张之洞遗言

遗言的一半是他给朝廷上了份奏折，请求朝廷把他身上的诸多要职一概免去，以让他“暂释重负”。另一半遗言，则是他留给几个儿子的。

也许写奏折时过于激动和费思耗神，张之洞不久开始大出汗，汗稍止，他又想起要交代一些事。据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记载，当时，张之洞将几个儿子叫到床前，告诫他们，“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他怕儿子们不上心，还要他们把他刚才说的话复述一遍。眼看着老父亲边喘息边叮嘱遗言，几个儿子不由得一边哽咽，一边答应遵命行事。这时，倒是张之洞开始安慰起儿子们，说他并不感到自己有什么痛苦。

张之洞幕僚重要成员之一张曾畴也在现场，并作了记录，他对当时的情景叙述更详：张之洞对站在床前的几个儿子说：“我病知不能好矣。我一生做人，志在正字、忠字，公忠体国，廉正无私，我可自信。学术仅行十之五六，治术仅行十之六七。平生不树党，不殖产，自幼不争财产。指公子辈云，汝等须记得此谕：兄弟不可争产，志须在报国，勤学立品；君子小人，要看得清楚，不可自居下流。”

至此，张之洞的生命遗言终于画上句号。

选自《特别关注》

篇5：张之洞简介

中文名称: 张之洞

又 名: 号壹公 号抱冰 号无竞居士 号香涛 字孝达

性 别: 男

所属年代: 清代

生 卒 年: 1837—1909

相关事件: 中日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

相关人物: 刘永福 李秉衡 李鸿章

生平简介

张之洞（1837～1909），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宁津）人。1863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

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晚年自号抱冰老人。

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1863年（同治二年）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其间，为清流派重要成员，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陈宝琛、吴大澂、张观准、刘恩溥、吴可读、邓承修、何金寿等人一起，放言高论，纠弹时政，抨击奕䜣、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有“四谏”、“六君子”、“十朋”之称。

1881年（光绪七年），授山西巡抚，为任封疆大吏之始。以后政治态度一变，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奉命署理旋又补授两广总督。任内力主抗法，筹饷备械，起用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等，为战事的进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在广东筹建官办新式企业，设立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设立水师学堂。1889年，调湖广总督。以后十八年间，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一直久于此任。他将在广东向外国订购的机器移设湖北，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包括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1894～1895年署督两江时，仿德国营制，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筹练江南自强军，后又以之为基础在湖北编练新军。为培养洋务人才，尤注重广办学校，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在举办洋务事业中，还大量举借外债，是为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

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颇得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好感，并任用其中一些人充当幕僚。戊戌变法时期，起先以支持维新活动的面目出现。1895年秋京师强学会成立时，捐金五千为助；未几上海强学分会成立，被推为会长，并派旧属汪康年助办《时务报》；同时对湖南南学会和《湘学新报》亦颇表赞助。但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即表明与维新派的分歧，登报声明自除会长之名，对《时务报》的进步言论大加干涉，并严斥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184月，撰《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维护封建纲常，宣传洋务主张，攻击维新思想，反对变法运动。19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主张“安内乃可攘外”，多次上书清廷，要求对义和团严加镇压。是年夏，八国联军进逼京津，清政府对外宣战，乃于地方拥兵自重，并在英国策动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治安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8月间，在汉口通过英国领事，破获设于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捕杀唐才常等人。随后又在鄂、湘、皖镇压了由维新派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联络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发动的自立军起义。

19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设督办政务处，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旋与刘坤一联衔合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及调整中法关系十二事，采用西法十一事，为“新政”活动的重要蓝本。19，会同管理学务大臣商办学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首采近代教育体制。19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在东南地区破坏革命组织，镇压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因此受到社会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19调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且兼管学部。次年清政府决定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受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旋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19（宣统元年）病故，谥文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1889年8月，调署湖广总督。

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立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 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篇6：张之洞的为官之道

张之洞的为官之道

摘要：戌成政变之后,本就危机不断的`晚清政局更加动荡,滔天巨浪一个紧接一个扑面而来.在日益险恶的政治争斗中,工于心计、精于权谋、敏于窥测、善于转圜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关键时刻冷酷无情、心狠手辣,不仅安然度过一次次严重危机,而且权位更重更高.作 者：雷颐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期 刊：决策探索 Journal：POLICY RESEARCH & EXPLORATION年，卷(期)：,“”(3)分类号：

篇7：张之洞 《劝学篇》

三君，即虞翻、韩愈、苏轼。

海气百重楼，岂谓浮云能蔽日；

文章千古事，萧条异代不同时。

篇8：张之洞:保持距离避免祸端

1895年康有为主张兴办强学会, 推行维新, 并开办了《中外纪闻》。当时强学会的开办取得了一些大臣的支持和赞助, 其中最重要的两位便是翁同和张之洞。当时张之洞支持康有为等人维新改革, 因此被康有为等人称为顾全大局、通权达变的“今世大贤”。后来张之洞还积极地拿出资金支持康有为等人在上海开设强学会, 并表示自己想做维新党的领头人, 跟随维新党, 并联合康有为等人在上海创办《强学报》等。虽然在这期间他通过资金以及各种方式支持帮助维新党成立强学会并且支持自己的同僚加入强学会, 但张之洞却婉拒了康有为将他的名字列在强学会之内。这种行为足以表明张之洞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 他时刻为自己留有余地。

张之洞之所以会支持强学会, 是因为他认为维新党的思想十分先进, 要想使清廷摆脱这种落后的状态, 维新变法是一个正确的方式。但是他拒绝加入强学会的理由便是他有长远的眼光, 他看到了当时整个清廷的大环境, 他认为光绪和慈禧太后这两个派别的争斗, 最终胜利者还很难预料, 但凭借他的眼光认为慈禧太后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的机会更大, 为了不让自己陷入麻烦之中, 他只能与康有为的强学会保持距离, 留好退路, 以免引祸上身。

篇9：张之洞教子

这样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改革家，当然不会忽视自己的家庭教育，从他的《诫子书》可见一斑。

作为当时少有的明白人，张之洞是其教育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积极践行者。他教育孩子，其终极目标是培养“國家干城之器，有用之才”，从内容上讲是“用功上进”、“勿惮劳，勿恃贵”、“苦身戮力”、“尽心求学，勿妄外骛”；从方法上讲就是“严”字当头，因材施教，顺势成才，言传与身教相结合。在《诫子书》中，他大力宣扬以國家需要和民族大业为己任的國家至上精神。他告诉儿子，國积贫积弱，正处于多事之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世界列强正忙着瓜分神州大地，压榨炎黄子孙，國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亟须富國强兵。國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而练兵强军，离不开见多识广、知己知彼的高素质军事管人才。高素质的军事管人才是军队之魂，而國家最缺的就是这方面的人才。

他在《劝学篇》中也指出，“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今日朝野皆知练兵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不学之于外洋，艺虽精，习不化也。”为了國家民族的千秋大业，为了强兵的需要，为了躬行“中体西用”，他毅然决然送子东渡，去日本士官学校求学军事。

当然，这也是从孩子的兴趣爱好和性格特点出发的，因为这个孩子自幼活泼好动，喜欢舞枪弄棒，“一遇先生外出，即跳掷嬉笑，无所不为”，又“绝非科甲中人”，体育是他的最强项。原来还一直对这个只取得秀才功名的孩子耿耿于怀，但是國衰若此，张之洞觉得弃文从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他千叮万嘱儿子“既来之，则安之”，要不畏艰难，平时多流汗，“务必”培养自己勇猛刚毅的性格，多学本领，做一名合格的军人，学成归来，报效祖國，保土卫民，个人前途才会光明。同时，他要求儿子谨记高格做人，勿忘低调做事。他现身说法，说自己“服官一品，名满天下，然尤兢兢也，常自恐惧，不敢放恣”，用自身浸淫江湖多年的心得和行为教育儿子为人不可轻狂傲慢，当常怀敬畏之心；要把自己当作最下层的草根，这样不仅能够竭尽全力学习，而且可以“藉是磨练身心”，根除自己奢、逸的致命缺点，更重要的是将来“得一官一职，亦可深知在下者之苦”，能够恤民意，察民情，不至于高高在上，自以为是。

业精于勤荒于嬉。他谆谆告诫儿子在國外“尤戒有狭邪赌博等行为”，那样不仅浪费时间和精力，荒废学业，而且辱没家门，就是做父亲的也会面上无光。

“为父未尝一日忘汝，父母爱子，无微不至，其言恨不能一日不离汝……汝尽心求学，勿妄外骛。汝苟竿头日上，余亦心广体胖矣。”盼儿出息，为國为家能有所建树，张之洞的舐犊之情溢于言表，传递出的拳拳爱國之心也令人钦佩。

温馨提示：“十一”期间，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讲讲爱國小故事，其乐融融之余，让立志爱國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篇10：新发现张之洞信札一通

在张之洞的所有政绩中, 笔者认为其对教育的贡献为最大。在张之洞四十余载仕宦生涯中, 创办各类学校60余所, 如在湖北创办了经心书院、在四川创建了尊经书院、在山西创建了令德书院、在广东创建了广雅书院等等, 甚至还在日本建立了湖北驻东京铁路学堂, 因而他在朝野赢得了“第一通晓学务之人”的盛名, 也被后人誉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奠基人”。

近日, 在友人家中见到其收藏的一通两页张之洞手书信札。查阅苑书义等主编的《张之洞全集》和其他相关文献, 均未见收录。此信札每页尺幅120×230毫米, 全文九十八个字。清徐珂《清稗类钞》云“文襄书法东坡”。信札虽不同于书法作品, 看似随意写就, 却从中可见张之洞书法的开合遒劲、自然丰润、笔意舒展、典雅隽秀。研读信札内容, 足见张之洞对教育的关注。

此信札没有署年份或年号, 但从张之洞1884年补授两广总督, 1889年又调任湖广总督来分析, 此信札应写于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的五年间。札中所言就一事, 张之洞拟给菊坡精舍入门第一排横舍题名“日经塾”, 并打算写一短联, 请教梁鼎芬可否。信札对于考证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札中提及的张之洞为陈澧讲经处撰写的楹联, 因1938年日寇入侵广州时菊坡精舍被夷为平地, 已无法实地查证, 笔者求证地方志书及《张文襄公全集·杂著》等文献资料也未见记载, 存疑及注释不当之处还请各界方家指正。

张之洞致梁鼎芬信札

菊坡精舍 (1) 入门第一层横舍, 即悬“学问思辨行”五字拓本处, 阁下前日云此为兰甫澧 (2) 君晚年讲经 (3) 处, 拟题“日经塾”, 尊意以为妥否?如可, 洞窃 (4) 拟以小篆书之更清, 作一联不拘何屋 (五六七八言皆佳, 长联似板滞 (5) ) , 真行, 皆可当付刊, 星海 (6) 仁兄翰林, 弟洞顿首。

注:

(1) 菊坡精舍位于广州越秀山麓, 在现在的广州市第二中学校内。其名取自宋朝宰相崔与之的斋舍名。同治五年 (1866) , 两广盐运使方浚颐重新修整长春仙馆, 奏请广东巡抚蒋益澧将之改建为菊坡精舍。菊坡精舍自同治六年 (1867) 秋建成, 至1903年停办, 1908年与应元书院合并改为存古学堂, 办学时间只有二十多年。菊坡精舍成为东塾学派的摇篮。菊坡精舍的创立, 标志东塾学派正式形成;东塾学派的形成提升了广东学术界的整体地位和知名度, 将清后期广东学术推至巅峰。

(2) 陈澧 (1810—1882) , 清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字兰甫, 又字兰浦, 号东塾, 出生于广州的书香世家。七岁起攻读四书五经, 九岁已能赋诗作文, 十七岁考取秀才, 二十三岁考中举人。但其后连续七次赴京会试均未中, 于是决意不再走科举致仕之路, 专意著述和讲学。陈澧一生钻研的学科领域十分广泛, 涉猎经学、文学、音韵学、文字训诂学、文献学、考据学、史学、哲学、地理学、声律、音乐、书法、诗词、天文学、数学、佛学、教育学等诸多门类。著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声律通考》等著述达120余种。执教数十载, 桃李遍天下。他和弟子在学术上建树甚多, 并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学派———“东塾学派”。

(3) 讲学。 (4) 谦辞, 指自己。 (5) 呆板, 没有变化。

(6) 梁鼎芬 (1859—1920) , 字星海, 号节庵, 广东番禺人。早年以科举入仕, 授翰林院编修。中法战争期间, 因上书弹劾李鸿章, 得罪慈禧太后, 被降五级调用, 愤而辞官还乡。此后张之洞慕其学问渊博, 聘请他主讲于丰湖书院、端溪书院、广雅书院, 张之洞督两湖后又主讲两湖书院。梁鼎芬长期追随张之洞左右, 成为张之洞最为得力的幕僚之一, 参与了张之洞大部分政治活动, 总是在紧要关头, 协助张之洞作出重要决策, 使张之洞在晚清政局的风雨飘摇中稳如磐石, 二人关系因此颇为密切。张之洞更是充分肯定了梁鼎芬的教育功绩, 称其“学术纯正, 待士肫诚, 于教育事体, 大纲细目擘画精详, 任事多年, 勤劳最著”, 并请求朝廷赏加二品衔, 以示鼓励。

摘要：本文考证了张之洞一通手书信札, 通过试读信札内容, 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张之洞对中国近代教育作出的贡献, 也从中展示了张之洞书法的独特魅力。

篇11：张之洞的“三不争”

他不与俗人争利，就是不与凡夫俗子，平庸粗鲁之辈争权夺利，落入下流。张之洞自视甚高，严以律己。深知“利”字身旁一把刀，为官之道，应该清正廉明。故此，他对钱财势力看得甚淡，更不喜好参与官场争斗。

有传张之洞睡眠从无定时，故此常常闹得随从幕僚苦不堪言。也因为睡眠问题，他得罪过不少人，袁世凯就是其中之一。据说张之洞身为长辈，曾力荐过袁世凯。因此，这位袁大人为了感恩，特地专程来访以示谢意。没曾想到，他正与张之洞闲侃之时，张却不知不觉地靠在椅子上睡去，闹得老袁心里很是不爽，偷偷溜了出来。

张之洞醒来之后，深感过意不去，为了表示歉意，他亲自登门道歉。适逢袁世凯摆席设宴，然酒席吃到一半之时，张之洞竟然又犯起困来，趴在桌子上，呼噜呼噜地睡将过去。这一来，又让袁世凯尴尬万分。

张之洞睡觉没规律，“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是朝内皆知的事。按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却给袁世凯留下不快，居然心生报复，暗中派人监视他的日常起居。事情暴露后，有人劝张之洞与之计较，张却不那样做，干脆搬家避开了事。这就是张之洞不与俗人争利，不与无谓之人争闲气的体现。可见得势之后的袁世凯，不过是一个闲俗之人罢了。

张之洞重视教育，故不与文人争名，这也是对文人儒士尊重的体现。可以说，他理解文人成名的苦心。他知道文人墨客，外表看起来懦弱，但内心却雄心壮志，江河湖海。故此，张之洞不与文人争名，也证明了他对文人之爱怜惜有加，体恤到位。

另有一传说，光绪年间，孙中山留学归来，作为一个文儒青年，他很想面见一下这位湖广总督张大人。于是，他来到府前，让门人递上名片，请求晋见。张之洞看完名片之后，有心想试探一下这位后生，笑写一副上联，叫门子送出去给这位自称兄弟的少年。联云：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

孙中山当时一看，知道这位总督大人有心想要试探一下他的才华，于是并不言语，微微一笑对出下联，交与门子送进去。联云：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一见下联，大喜，惊呼奇才！急命门官大开中门，迎接这位后来改变中国历史的读书人。

当然，这里所说的不与文人争名，除了尊重文人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张之洞拒绝中国一些庸俗文化现象——沽名钓誉！对不学无术的所谓文人，深为不齿！

张之洞的第三不争是不与无谓之人争闲气。所谓无谓之人，便是闲人也。旧中国的一些闲人，往往已经接近甚至等同于小人范畴。上面所说的袁世凯，虽然也算中国一介名人，却在气量上不及张之洞。所以，也可以说，袁世凯的行径，确实见之于小人之辈。不管对其恩师张謇还是对有恩于己的长辈张之洞，都不过如此。故此，张之洞亦将视为无谓之人！

身为晚清名臣，张之洞一生为国家朝廷奔忙劳碌，自然不会有闲情逸致与平庸之辈、无谓之人为伍。因此，若说无谓之事，就是朝臣之间的权势与人脉争斗，他把它们视为无谓之争，把此类人视为无谓之人，把此等气视为闲气，这是他人生境高的体现！张之洞号“无竞居士”，晚年又自号“抱冰”，可见其能够清净自守，让心安于自然！

临终前，他在遗嘱上说道：“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这是他上流之心，不行下流之事。

篇12：张之洞与近代农业职业技术教育

一、张之洞对传统经验农学的认识和反思

中国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留在父子相继的经验农学层面, 以至到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迅猛发展带来农业技术革新时, 我们的农业耕作制度仍“因袭着几千年以来的古法, 与近世科学差不多还不曾接触着”[3]。对此张之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他说:“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 惟农事最疲, 有退无进。”[4]原因何在?是中国的气候、土地不适宜农业发展吗?张之洞说中国“土地广大, 气候温和, 远胜欧洲, 于农最宜。其种植之无不宜, 为全球所不能及, 故汉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之说”[4]。天佑中华, 大自然馈赠给中国发展农业的优势, 那么近代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就只有从农业劳动主体方面找原因了。对此张之洞从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一是中国农民整体素质低, 缺乏专门的农业科技人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率皆谨愿愚拙, 不读书识字之人, 其所种之物, 种植之法, 止系本乡所见, 故父老所传, 断不能考究物产, 别悟新理, 新法, 惰陋自甘, 积成贫困”[4]。二是政府及官员不重视农业科技推广, 不讲求农学, 致使“耕织交病, 民生日蹙”[5]。张之洞说:“中国农民向多朴拙, 其于地学化学、制器利用素未知晓, 而士大夫又多不措意于此”[6]。“学者不农, 农者不学”。张之洞从职学政工作多年, 职业的本能使他对教育非常重视, 对农业教育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西方国家“一亩之地, 种植最优之利, 可养三人”, 而中国“一亩所产, 能养一人, 亦可谓至富矣”[4]。西方农业产量何以高出我们三倍?张之洞结合自己的观察和实践, 认为化学是农业的关键, 只有懂得化学之学, 才能知道如何提高土地的肥力、如何辨别种子的优劣、才能利用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等等;只有懂得机器之学, 才能知道如何制造或使用先进的农具, “凡取水、杀虫、耕耘, 或用风力, 或用水力, 各有新法利用, 可以省力而倍收”。然而, “化学非农夫所能解, 机器非农家所能办”[4]。所以只有政府出面, 兴办农学教育, 培养农学人才, 才能掌握并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 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 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张之洞进而感慨道:农民的愚比惰更可怕, “昔者农患惰, 今者农患拙, 惰则人有遗力, 所遗者一二, 拙则地有遗利, 所遗者七八。”[7]所以今日中国“欲图本富, 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 比先修农学”[4]。

二、张之洞兴办农业教育的主张与实践

张之洞认为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教育, 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最终改变“农者不学”的局面。其主张有:第一政府要重视, 设立专门的农业管理机构和专门主管农业的官员。张之洞要求在京设立农政大臣, 地方各省设立农务局, 州县设立劝农局, 这些机构有专门的办公场所, 具体负责“督课农务之事”, 并且这些各级官员有相应的权利, 中央给他们颁有“印信”[4], 同时中央根据他们农政的业绩进行奖惩, “以昭示国家敦本重农之意”[4]。第二政府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 引导农民走科技兴农之路。张之洞主张大力宣传西方先进科技的优越性, 使农民从心理上消除对西方先进科技的隔膜感和排拒感, “要在切实劝导, 使民间晓然于机器之妙用, 实能兴利, 决不至或夺其利”, 一旦农民知机器之大用, “自能闻风仿效”[8]。张之洞进一步指出:“各省先将农学诸书, 广为译刻, 分发通省州县, 由省城农务总局, 将农书所载各法, 本省所宜何物, 一一择要指出。”在实际操作中, 张之洞又特别注意发挥地方绅士的榜样作用, 要求各地绅士“依法试种”, 根据种植收成情况, 年终按照要求上报, 说明本地“何种相宜, 何法已能仿行, 何项收成最旺”。第三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大力兴办农业教育, 大力兴办农务学堂。为造就一批通晓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农业科技知识的人才, 张之洞先后亲自和倡导创办了一批农务学堂, 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省官立蚕业学堂、湖北农业教员讲习所、汉阳府官立中等农务学堂等。令人钦佩的是, 张之洞在办学过程中, 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办学管理措施, 主要有: (1) 学校定位准确, 不搞“千校一面”。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导致对劳动主体能力、素质的要求也不尽相同, 这就要求我们在办学过程中树立“骏马能厉险, 耕田不如牛”的差异化人才观。为此张之洞把农务学堂分成三种类型:初等农务学堂“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为主要内容, 培养的毕业生“能从事简易农业”生产的人才[9];中等农务学堂“以授农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 ”培养的毕业生“将来首先从事农业为宗旨”[9];高等农务学堂“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为主要内容, 培养的毕业生“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 并可充任各农业学堂的教员、管理员”[9]。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目标不同, 招收对象不同, 学制时间不同, 授课内容不同。 (2) 人才培养重视实践教学, 不搞“高分低能”。传统教育使广大学子埋头“四书五经”、“之乎者也”, 不经实际。所以张之洞在办理农务学堂时, 强调“经世致用”。一方面重视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 一方面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既有教师教学方法、教学艺术提高和改进的要求, 也有“实习课程”的必修规定和实习工具、实习场所广泛配备的落实。张之洞特别强调, 高等农务学堂必须建设“肥料制造场、各种实验室、农具室”, “农科大学当置农场、苗圃、果园……使得练习实业”, 并且要求设“置家畜病院, 使实究兽医学术。”[10]这些实践教学措施更符合职业教育的规律, 对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很有帮助。 (3) 走出去, 请进来, 开放式办学。张之洞主张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农学技术, 他建议官府予以奖励, “学生有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 学成领有凭照者, 视其学业等差, 分别奖给官职, 赴欧洲美洲农务学堂者, 路远日久, 给奖较优, 自备资斧者又加优焉, 令其充当各省农务局办事人员。”[11]同时张之洞根据中国农务学堂缺乏专业师资情况, 主张聘请外国教师, 并对外籍教师的管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4) 重学生品行养成, 促德智体全面发展。张之洞在办学过程中, 招收学生的前提条件是“品行端谨, 体质强健”者。[9]在教学管理过程中, 注重养成学生良好的思想品格, 他要求“各学堂尤重考核学生的品行”[10], 以儒家提倡的正直、气节、人品和德行作为培养目标, 以儒家的仁、义、忠、孝作为衡量学生品行的标尺, 以开设“修身”、地理、历史等课程作为育人手段, 使学生“不流于匪僻, 不习于放纵”[9]。当然, 学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还是教师, 张之洞为在农务学堂选拔师资时, 第一就是考核教师的品行, 他要求“膺师范之任者, 必当敦品养德, 循礼奉法, 言动威仪足为楷模”[9]。第二就是加强教师队伍的日常管理, “不得兼任其他事务, 并兼营私利之事业”, 并对教师进行定期考核, 以确定教师的任职年限。

三、张之洞办学的效果及历史启示

综上内容说明, 张之洞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农业职业教育的思想, 并利用地方督抚大员的权利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张之洞仅在湖北总督任内, 兴办各级农务学堂48所, 占当时全省各类实业学堂总数的70%, 湖北农业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农、林、牧等各类农业人才, 有力推动了湖北近代农业的发展, 也为全国各地输送了不少农业技术人才。当然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再加清政府国势衰败、帝国主义侵略, 使得张之洞近代农业教育的推广很受局限, 张之洞的农业教育思潮仅仅为中国农业的近代化作了一个引导。时至今日, 中国农业职业教育仍不容乐观, 亟待加强。因为“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 必须培养大批高素质的职业农民。为此, 我们还要进行许多相应的配套改革, 包括高考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要打破农民的传统身份标志, 树立农民是一个光荣职业的理念。行文至此, 笔者感到中国的农业职业教育任重而道远。因为在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下, 大批人才以“跃出农门”、踏入仕途为追求, 农村仅存“386199”“部队”, 造成农业生产人才匮乏。回顾历史, 看看今天, 我们的做法有时尚不及前人的水平。所以继承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遗产, 对于实现中国职业教育的振兴将大有裨益。因为历史的发展有过惊人的相似, 更有普世的永恒规律, 前人的说教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启示, 如果我们牢记, 能使后人少走弯路, 少受挫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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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一辑下)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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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 (第一册) [M].北京:中国书店, 1990.

[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中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10]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二辑上)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篇13：张之洞的搞笑怪癖

夜深人静，浑身上下倍儿精神

在生活中，张之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说他奇特，是指他有一些奇异的怪癖。张之洞升任山西巡抚后，每天凌晨一点半起床，凌晨三点办公，早上七点接见下级官员。山西的政务太繁杂了，他必须这么干。但在以往，他的作息时间却是另外一种怪象：每天下午两点入睡，晚上十点起床办公。幕僚或下属有事，一般都在半夜前来谒见，谒见不了的，就要等到第二天早上。

张之洞为什么这么作息呢？因为他是个十足的夜猫子，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他特别兴奋的时候，浑身上下都倍儿精神。在晚上，他要是和一个人谈得高兴，就会谈一整夜，从不在乎别人困不困。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高级属官，一般都选在上午谒见他。这个时候，别人倍儿精神，他却犯困。常常是属官一边向他汇报工作，他一边趴在办公桌上打盹，然后鼾声大作。属官无奈而又无语，只好坐在大厅里等，这一等便是好几小时，直等到他醒来。像道府州县以下属官谒见他真的很难，有时候真的要等上好几天。等人的滋味很不好受，他们真的好苦。

会见客人时，他也是这样，只要他困了，就不管客人的话有没有说完，而只顾自己呼呼大睡。客人不好打搅他，只好默然退出，改天再约。

这些人跟张之洞耗不起，但并不要命。要命的是，个别体弱多病的人竟然被他耗没了命。清流名将黄体芳的儿子黄绍箕是张之洞的门生，也是他的侄女婿。黄绍箕后来做了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非常器重他，最喜欢在晚上找他聊天，一聊就是一整夜，而且揪住他不放。黄绍箕体弱多病，根本熬不了夜。熬来熬去，他一病不起，最后眼睛一闭不睁，死时年仅54岁。

不时之需，办公桌上常备十多种零食

张之洞对此却毫无意识，他该咋地还要咋地。在张之洞看来，世间万物万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变态和无序，你要是用正常的眼光看待不正常的事物，而觉得不正常的话，那么你本身就不正常。正是有这样的认识，张之洞才把辜鸿铭那个怪杰当做掌中宝，一掌二十多年，直到他死。

此外，在饮食习惯上，张之洞也有他独特的怪癣。他最喜欢吃新鲜的水果、糕点和蜜饯等食物。他的办公桌上除了摆放文房四宝和文件档案外，还摆放了十多个盘子，这些盘子里放的都是各式各样的水果和零食。他想吃就吃，伸手便吃，不分白天黑夜。

每次进餐之前，他都要先吃水果，然后喝点好酒，最后再进主食。喝酒的时候，他不需要下酒菜，他的下酒菜就是各类水果。

张之洞吃饭的姿势也很特别，他不像我们正常人那样，屁股坐在椅子上，垂足而坐。而是喜欢蹲在椅子上，猫着腰，双手搭在桌子上进食。

养猫几十只，怪癖行为与猫无异

他的这个姿势很有可能不是跟人学的，而是跟猫学的，因为他特别喜欢养猫，他在卧室里养了几十只猫。这个史料来自张之万（张之洞兄）写给他亲弟张之京的一封信中：

“香涛饮食起居，无往不谬。性又喜畜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亲自饲之食。猫有时遗矢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且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

这封信的意思是说，张之洞在卧室里养了几十只猫，而猫是特别能闹腾的动物，肯定闹翻天。因此，他的书报、文件上尽是猫屎，可他毫不介意，取出手帕擦擦也就没事了。我们知道，猫是一种懒性动物，它常常蹲在某个地方吃东西。

民间有一种说法，经常养猫的人，他的行为举止，也会受到猫的影响和传染，如伸懒腰，睡懒觉，猫着腰蹲在某个地方等。张之洞的这些怪癖行为，真的和猫无异。而且，他养了几十只猫，不被传染才怪！

搞笑传闻让人忍俊不禁

张之洞除了有很多令人难以想象的怪癖外，也有一些非常搞笑的传闻。比如，他个子不高，长得不帅，很多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他接任湖广总督之初，就有一个商人画家拿他开涮。这个商人画了一幅题为“三矮奇闻”的水彩画，画上的三个矮子分别是张之洞和后来的湖北布政使瞿廷韶及巡警道冯绍祝。

张之洞身材确实矮瘦，瞿廷韶也以瘦小著称，冯绍祝绰号叫“冯矮子”，这三个人组合在一起，真的称得上是三矮奇闻。这幅画展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土的广泛关注，一时轰动武昌。张之洞得知后，只是呵呵一笑，然后吩咐僚属将那幅画买下了事。那个商人画家惊呆了，旋即晕死了。

如果换作别的高官，不把他抓起来审问拷打，然后告他侵犯形象和名誉权才怪，可张之洞竟然呵呵一笑，然后还掏银子埋单，这事实在是不可思议。还有一件事，也挺有意思。那就是张之洞为官清廉是出了名的，他时常说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就是再穷，未必连二三十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他的这句话，说得颇具讽刺意义，因为他经常有这样的时候，每到这个时候，他就令人拿皮箱到武昌维新当铺去典当。

张之洞因此成了维新当铺的常客，而维新当铺也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总督衙门的人拿皮箱来典当，每只箱子可当二百两银子，不管箱子里是什么东西，也不管箱子里有没有东西，只管按照箱子的数量付足银两就可以了。

维新当铺之所以定下这样的规矩，是因为张之洞并不是真想当他的皮箱。只要手头有了银子，他就会把皮箱赎回去。就这样，他当当赎赎，赎赎当当，乐此不疲，而又非常搞笑。这在贪污腐败日趋严重的晚清官场来说，实在是一桩奇闻。（据《官场达人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