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共存法制关系分析论文

摘要：党际民主是党际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与合法化。政党制度对党际民主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美国的两党制形成了特殊的党际民主。同美国党际民主相比，我国特色政党制度具有自身特点。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党际民主的经验与优点。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宪政共存法制关系分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宪政共存法制关系分析论文 篇1：

论宪政的宽容精神

现代社会是一个由许许多多不同部分构成的异质社会，求得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和谐共存是一个古老的政治理想。我们建设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和而不同”的民主法治社会，宽容是其基本精神，宪政建设是其必经之道。即和谐社会的宪政之道是一条宽容之道。

一、宪政与宽容的含义

（一）宪政的含义

通常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1]笔者认为,宪政不仅仅是一套控制政府行为的合法性的技术,它同时指向一套价值观念。作为一种人文制度,它背后隐藏着深厚的人文精神。从静态意义上讲,民主、法治、人权与自由是宪政的基本要素;从动态意义上讲,宪政是一种过程,一种自始至终都体现着权力的合理配置与有效运行,旨在保障国民权利与自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宪政对自由的保障比对民主的保障更为彻底,“宪政只是迈向民主的第一步,其本意和直接目标在于自由而不是民主,宪政不能保证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翁,但可保证人民成为自由民,宪政不是将当道者的权力夺过来交给人民,而是要保障人民的自由不受当道者的侵犯。”[2]宪政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对“民主的缺陷”（如运用多数决定机制伤及少数人基本权益）的一种克服,宪政为保障国民的自由而存在。

（二）宽容的含义

1.宽容的词义。宽容一词来源于拉丁文tolerare，原意为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具有耐心和公正的容忍。后来宽容引申为指一种以价值多元化为根据的、理性的、明智的生活态度和实践方式。因此，宽容首先意味着对现实主体和价值多元化的承认;其次意味着对不同主体之间平等地位的尊重,对于不同价值标准的客观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意味着对自己价值标准的信念执著[3]。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解释,宽容就是指“一个人虽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自己不赞成的行为也不进行阻止、妨碍或干涉的审慎选择。”[4]

2.传统中国“宽恕”与宽容的区别。中国儒教中所指“宽恕”内容:第一,儒家的“宽容”思想是先将人划分为君子与小人之后的宽容,是君子对小人的宽容,所谓“君子不计小人过”。第二,儒家思想中的恕道,看似也讲求宽容,实则从属于“忠”,是一种“忠”压制下的恕道。宽恕的内容仅为“过”,唯有出言不逊而无伤大雅的“过”,才有可能得到宽谅与容忍。第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说的是交友的原则,但两千年来很少有人将“和而不同”的思想推及政治实践层面。在宗教宽容的基础之上,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政治宽容的命题。他们认为:宽容的政治哲学与宽容的宗教哲学一样,都信奉价值相对主义,主张对相异之信仰与价值观应采取宽容的立场。换言之,无论是对于宗教的信仰还是对于政治信仰,宽容有其前提条件:奉行价值相对主义,承认真理的相对性。西方之宪政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自然成长起来的。

二、宽容的价值理性

宽容的前提是承认主体平等、信仰平等、价值相对主义，宪政产生于并同时存活于多元社会之中，而多元社会是以主体平等、信仰平等、言论自由为基本表征的。可以说，无宽容即无多元社会；多元社会之不存，宪政也就遭遇到了其最大的敌人——极权主义。

1. 宽容的民主价值。民主这个词是翻译过来的，不是土生土长的，在中国民主往往被简单地解读为人民当家作主。如果这样理解民主，结果必将是内乱纷争，因为谁都是人民，都有理由当家作主。你是人民要当家作主；我也是人民，也要当家作主，岂不就争起来了吗？把民主理解为协商和宽容，和专制的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说了算不同，争论就有了解决的可能。有人批评中国人民主讲得太多，宪政讲得太少。这批评是对的，就因为民主这词没有点到要害。以我国的反右派斗争为例，那时候的积极分子除了少数踩着别人当梯子向上爬的人之外，大部分也是有热情的青年人。凭这份热情他们不惜冤枉好人。“文化革命”中又有许多热血青年，抱着解放全人类的热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些人和现在的“愤青”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缺乏宽容精神。为什么追求民主的人缺乏宽容呢？民主最最需要的正好就是宽容。可以说，没有了宽容就没有民主，这两者几乎是等价的。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用绝对和严厉的态度追求民主，再一次大规模冤枉好人的类似于反右派的运动完全有可能发生。我们往往以为“文革”等罪恶是一些坏人干出来的，殊不知他们绝大多数不是天生的坏人，好的出发点也能干出坏事来，而且一件事是好是坏当时是很难判断的。宽容是一剂良药，它能防止因判断错误而干的坏事。虽然宽容本身可能纵容坏人，如果我们不得不做选择的话，我们宁可选择因宽容而犯错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不宽容而犯的错误远远超过因宽容而犯的错误。

2.宽容的法治价值。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离开法治谈自由民主是毫无意义的。法治相对于人治是通过法律来规范权力的运作方式，一切权力的被行使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法治下的法律必须体现善和公正的内容，从而使法治排除了恶法的存在；法治重程序轻结果，法治追求的是程序正义即程序过程的价值而不是结果的价值。法治的精神即宽容和理性的精神。美国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于1919年说：“人们一旦看到岁月给昔日分庭抗礼的种种信仰带来的起落沉浮便会相信……达到最理想境地的更好途径是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对真理的最好检验，莫过于它在市场竞争中得以为人们所接受的能力……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宪法》中的理念。这是一个试验，而整个生活就是一个试验。”[5]

3.宽容的人文价值。在实践中有人诘难：对待强盗小偷杀人犯要不要宽容？一般而言，对这些所谓的“人渣”应该以直报怨，该制裁的要制裁，该处罚的要处罚。但同时要从教育出发，给他们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从更全面、更历史地看问题，还是要有宽容精神。这些人之所以去偷去抢，难道社会就没有责任吗？收入分配的不公，司法的腐败，教育的不普及，社会风气的败坏，对此都有一定的责任。所以以德报怨是有道理的。初看是过于纵容，于事无补。但从历史的眼光看这是解决问题更为根本的办法。以德报怨看似不合理，但是它是许多宗教能够存在几百几千年的原因。

没有宽容的宪政必定是争争吵吵的议会闹剧；只有本着宽容精神的协商合作， 才能得到良好的政治。

4.宽容的宪政价值。仅仅主张宪政还不够，宽容才是最后的精神。没有宽容的宪政必定是争争吵吵的议会闹剧。只有本着宽容精神的协商合作，才能得到良好的政治。当然，宽容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人与人的平等。宽容是指放弃对别人指责的权利。但奴隶对奴隶主就谈不上讲宽容，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指责主人的权利。而且奴隶对奴隶主反抗是正当的，强求他们讲宽容，难道要他们永远当奴隶吗？所以任何人和人不平等的关系将排斥宽容的可能性。当人和人已经处于平等地位时，或者说，在已经有了人权和民主的社会中，彼此之间既可能互相宽容，也可能互相苛刻。所以说，宽容是人权与宪政社会中人与人相处的最重要的原则。

三、宽容的宪法界限

和谐社会的宪政宽容之道，首先是一条基本人权和民主理念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在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它要求我们首先抛弃错误的公民基本权利认知和民主理念。人权是宽容的底线。当某种观点和行为方式以及支持它们的理念和思想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基本人权，它就是不可宽容的对象。

一部有效的宪法就是一套可以引发人们对政治进程的稳定寄以期望的规则体系；宽容不是无原则的，宪法本身就是 为宽容界定必要的限度。

在专制的时代里,不同于主流价值的思想、宗教、信仰往往成为政治迫害的对象。 在自由民主社会里,多元价值并存与互动的现象，受到高度肯定与正视。许多不同甚至互斥的价值,得以兼容并蓄,实有赖宽容理念之阐扬与落实，无形中,宽容似乎已成为尊重集体多元(包括文化、宗教、政治等)及个人自决权(人格、言论)的具体正面表征与行为。此时宽容的理念,广泛、普遍地适用在国家、人民、团体间各种互动组合关系之中。宽容理念在定义困难下,有时反而成为伪善、滥情甚至滥权的借口与装饰品,因此,必须从理性上反思。宽容的时代内涵为何？宽容是否应该有其界限？无界限的宽容,就私的领域上,是否会形成纵容？在公的领域上,是否会挑战纪律、秩序、权威甚至公平正义？特别是,应否对宽容持敌意的人予以宽容,或对视宽容为无物者(包括个人、团体、国家)予以宽容,为此需付出的代价,我们能否承受得起？在一般事理思考上,我们原则上无法容忍“不能容忍的事情”,换句话“忍耐有其限度”或“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法治思维上,则强调应排除违反“合宪秩序”或“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因素。此种思维的逻辑与架构本身,正面而言是宽容的界限,负面而言已形成一种排斥其他价值观的事实，而与宽容产生矛盾互斥现象,此种“不太宽容的态度”是进步的原动力或绊脚石。

而宪法恰恰在于为社会中的冲突提供一个宏观解决办法，一部有效的宪法就是一套可以引发人们对政治进程的稳定寄以期望的规则体系。宽容不是无原则的，宪法本身就是为宽容界定必要的限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宪政不仅表现为宽容、妥协的产物，而且是宽容、妥协的常规机制。

四、弘扬宪政中的宽容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中世纪以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理义，在世俗社会领域获得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解。中国的梁漱溟先生认为，宪政乃“势”与“理”的产物[6]。所谓“势”者,即社会上已然衍生出各种不相上下的力量，其消长已足以构成“谁亦不敢欺负谁”的制衡格局,即各逞其强而构成各方得理并不得不让步的态势。诸势达致制衡,多为流血之后的事,多为斗争演绎到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阶段时,宪法的出现是势均的结果,就此而言,辜鸿铭从王道理想和人文情怀出发,谓宪法不过一页拭净血迹的“秽纸”,看来不无道理。宪政的出现务必势均,势均力敌情形下如各逞其强,互不相让,互无宽容,宪政也断无可能出现。势均只是使宽容成为可能。梁漱溟所谓“理”者,指社会中各“势”已意识到“立宪”乃是确立“国权”如何运行的无可替代的方法；同时,亦指各方对此具有法律信仰,于此达成了真正的共识,而形成一种“优越的理性势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必须弘扬宽容精神，为建设宽容的宪政国家创造条件。为此，我们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观念层面：树立宽容的宪政民主观

1.以宪政民主观代替“革命”民主观 。无论是在革命过程中还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我们理解和建立的都是一种不同于宪政民主观的“革命”民主观，民主主体与专政对象的划分是“革命”民主观的理论前提。它认为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下，社会中存在一个潜在的身份划分：一部分人属于民主的主体，被称之为“人民”；另一部分人则属于专政的对象，被称之为“敌人”。这一民主观同时认为，在“真”与“善”的认知层面，人民认清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追求先进的社会建制，是真理的持有者，并在道德等级序列上处于高端，是“善的”化身。敌人则坚持一个低等级的社会形态和制度，与社会发展规律相抵牾，在道德上则是“恶的”。人民与敌人的区分从而确定了“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的界限和区分。“革命”民主是一种无限民主，为了保证真理和善的实现，国家权力的功能之一是维护人民所代表的真理和善行，限制甚至消除错误和恶的持有者。因此，“革命”民主观认为，某一种观点和行为方式能否成为宽容的对象，不在于是否与人权相抵触，也不在于它是否与经验性事实相一致，而在于它是否和“人民”（代表真理和善）站在一边，也即它是否与事先便确定且不容置疑的标准相一致。但是，这条标准先验地将一部分人划定为与人类主流事业相对抗，代表落后的、没落的、反动的制度形态，因而必须被消除。所以，“革命”民主观与宽容不相容，任何挑战“人民”的个体和群体，都只有消亡的命运。在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宪政民主观。

宪政民主观并不反对至高权威的存在和必要性，但将至高权威固定于“宪法”这一国家根本法，最为重要的是它倡导公民文化和身份的平等。

宪政民主观作为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并不反对至高权威的存在和必要性，但将这一至高权威固定于“宪法”这一国家根本法，最为重要的是它倡导公民文化和身份平等，它并不否认多数和少数的存在和相互之间的差异，但它允许少数和多数之间的相互分化并保障少数的法律地位；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认为任何社会成员不得被固定化为特定的少数身份并受到与多数完全不同的宪法待遇。换言之，宪政民主观关注的焦点是政府怎样代表每一个公民并保障公民个人权利，以及公民通过怎样的程序和制度来制约自己选出的代表，最终实现个人权利保护和社会利益增进的协调。因此，宪政民主观这一民主新思维不会强制性地将某一理论和社会建制认定为真理和善，并将之置于不可质疑和挑战的地位。它所坚持的是每个人基本人权的不可侵犯性和普遍性。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将任何一种理论推上绝对真理的神坛，并罩上至圣的外衣。它让公众通过广泛参与来决定何种观点应当被遵循来作为政治决策的指导，但却同时容许人们在下一次政治决策的过程中来改变自己曾经作出的可能错误的选择。这使得处于边缘地位的观点和行为方式可能因为自己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而成为主流的选择。同时，即使某一种观点和行为方式与主流认识不同，它也不会担心自己仅仅因为不同而遭到灭顶之灾。这正是宽容的基本要求。

2.用“公民社会的逻辑”来取代“政治国家的逻辑”，用“‘生活’哲学”来取代“‘统治’的哲学”，用“‘和谐’哲学”来取代“‘斗争’哲学”。从哲学的意义上说，也就是从其本原的意义上而言，宪法不仅是为人的生活而存在，而且实在应该是为人的优良生活而存在。当我们越接近宪法的本原，我们就越能够自信地说，宪法其实从来就是“以人的生活”为终极关怀的，为人类谋求一种更为优良的生活方式，是宪法恒久不变的追求。一直被人视为“形而上之学”而抽象生硬的宪法哲学因此充满生活情怀。因此，它是以人类优良生活方式为职志的哲学，个体生活得以进入它的视野，它是生活的，不是革命的宣言。可以说，生活宪法是自由之法、中庸之道、宽容之学。

（二）制度层面：建立宽容的宪政制度

宽容当然首先指的是思想或精神，但宽容的实现或破坏却决定于制度。宽容总是发生在或应该发生在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或集团之间，它反对封闭的、排他的信仰、偏见、偏爱、理想。宪法典作为近代民主国家的根本法典，是国民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法律载体，当然也就必然是宽容与否的法律形式。从一般意义上说，只有宽容的宪法才能建构宽容的制度，一个宽容的宪政制度必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平等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就是指现代民主国家使多元、多变的利益获得充分表达的社会制度的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重心则在于它们之间发生联系的动态过程和程序规则。就宪政制度而言，最贴近的关涉利益表达的制度形式是选举制度。选举制度在民主政治中为多元的利益提供了竞争性平台和竞争性的规则，从各种政党组织到普通公民都通过这个舞台，利用这个规则追求自己的利益和自己所代表的利益，在竞争的过程中各种利益都获得了平等的尊重和各得其所的保障。由此，选举制度就不仅仅是工具意义上的选举国家代表机关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各种程序和规则的总称，而且在价值意义上成为可以容纳多元利益实现社会正义的制度保障。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全球化在中国的表现）推动了利益的多元化，特别是出现了新的经济利益群体，原有利益群体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所谓“共同利益”已经不存在。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历史状态，并不是人为安排的结果，当然也就不能人为地加以改变。因此，现有的利益表达机制就应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作出适当的调整，否则，当现有的合法利益表达机制没有为各种现实的利益群体提供平等的利益表达机会的时候，无法表达利益的群体就会转而寻求其他的渠道——政治的抑或违法的——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法治秩序由此将被破坏。

2.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对社会主体的利益的合理协调是以利益的平等表达为基础的。从宽容的宪政制度的角度看，与利益协调最相关的制度形式是立法制度。立法过程是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定化过程，因此也就是各种利益冲突的协调过程和利益竞争结果的确认过程。事实上，一个社会现实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是极为复杂的，因此，合理的立法制度不仅在于是否能够坚持民主、法治和科学的原则制定法律，而且在于能否建构合理的制度性框架以容许法律规则的自然成长或利益关系的自然协调。

我国现行的立法制度存在着诸多的缺陷，有学者分析了中国现行立法体制的实用主义的观念基础，这一观念指导下的立法制度，不仅以为法制是可以通过人为立法像土木工程一样“建设”起来的，而且普通百姓完全外在于立法过程；不仅由于立法权分散，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盛行，法律的冲突越来越突出，而且偏重经济有效性使经济立法成为重头，相应的民主与权利保障的立法滞后。这样的立法制度对于协调社会利益的冲突和合理配置权利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完善立法制度，在当代中国还面临着严重的立法不作为的问题。所谓立法不作为，是指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仍不以制定、修改、解释、审查、废除等适当的方式行使立法权的行为。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的立法不作为。当这种后果表现在宪法关系上时，我们看到的是以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为代表的公民宪法权利保障的极度弱化。

我国宪政制度对于多元利益的平等对待和合理整合，还没有真正做到制度性的“宽容”；关注制度的长期发展能力及其 对社会关系变迁的包容性，更有利于发挥理 论本身的实践功能。

3.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权利的救济事实上就是一种利益被侵犯的救济。根据“有权利必有救济”的罗马法原则，如果一项法律承认一项权利，就必须为权利被侵犯的情况提供救济。救济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根本意义上说，人民行使主权的民主制度本身就隐含着救济的原理与手段。但与权利救济最直接相关的制度形式是司法制度，司法救济是权利救济的核心。如果一种宪政制度是“宽容”的，司法权的发挥就不应该仅仅是“依法办事”那么简单。如果法官不能在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下，审查法律并以解释的方式发展法律，权利的救济就不可能是及时和充分的。

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安排极大地限制了司法救济的范围。审判机关没有宪法解释权，也无法对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这意味着对于立法机关的立法侵权和行政机关的立法侵权，审判机关都无权给予救济，由此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司法不作为。这种制度性缺陷的存在，是为了在形式上保证人大的最高权威性地位，而对司法权的刻意限制，其后果却是对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性权利的弱救济甚至无救济，由此又进一步放大了立法不作为的弊端。

有效的司法救济是以司法独立为前提的。通过我国法学界长期的探讨，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已被人们普遍认识并接受。司法独立包括机关独立和法官独立两个部分。从机关独立的意义上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司法独立与三权分立制度下的司法独立显然有着重要的区别。前者司法机关更多的要接受立法机关的监督，后者立法与司法机关之间是重要的制衡力量。从法官独立的意义上看，法官应该既独立于行政官僚的权属也独立于商业社会的利益，为维护社会公正，只服从法律。法官在审判案件过程中应该能够抛开一切牵绊，只以在程序中实现公正为目的。这会使法官脱离开国家机关利益共同体，成为一种具有特定的伦理观念和技术能力的特殊群体，从而成为打破上述利益共同体坚冰的制度性力量，实现社会公正。

综上所述，我国宪政制度的内在机制还有待完善，对于多元利益的平等对待和合理整合还没有真正做到制度性的“宽容”；对于宪法学的研究而言，关注宪法典的完善固然重要，但关注制度的长期发展能力及其对社会关系变迁的包容性，则更有利于发挥理论本身的实践功能。

参考文献：

[1]周叶中、邓联繁：《宪政中国初论》，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2]杜刚建：《新宪政主义与政治体制改革》，载《浙江学刊》1993年第1期。

[3]李德顺：《宽容的价值》，载《开放时代》1996年第1期。

[4]邓正来：《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约翰? W?约翰逊：《自由媒体的作用》，转引自美国参考《论民主文集》。

[6]许章润：《宪法与账单》，载《读书》1998第3期。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法学院）

作者：黄温泉

宪政共存法制关系分析论文 篇2：

美国两党制下的党际民主析论

摘要：党际民主是党际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与合法化。政党制度对党际民主的实现具有重要影响。美国的两党制形成了特殊的党际民主。同美国党际民主相比，我国特色政党制度具有自身特点。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党际民主的经验与优点。

关键词： 党际民主；美国两党制；多党合作制度

在政治体制的稳固完善和政党政治的发展进步方面，美国始终独树一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众多国家在民主制度构建层面推崇和复制的模板。不管是从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与共和党的关系来审视，还是以当今民主党与共和党竞争上台、轮流执政的制衡格局作为考察点，美国的两党制都体现了两党之间公平、规范、透明竞选的特征，亦即体现了党际民主。

一、党际民主的内涵与重要性

党际民主是用来处理和发展政党之间的民主形式。在中国，党际民主的制度化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政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尽管党际民主尚未如民主、自由、宪政等概念那样获得广泛认同，党际民主理论也不尽成熟，但党际民主亦应有与党内民主共同存在的价值。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同时两党或多党并存。尽管由于国情不同和政党制度差异，各国政党在本国政治体制中所处的地位与发挥的功能互有不同，但民主社会中政党政治的演进、国家政党制度的成熟，均需要有一套公正、透明、科学、有效的民主机制来规范各政党间的关系，并以此稳定政局。因此，党际民主具备适用于各国政党政治的共同内涵和普遍意义。

从狭义上讲，“党际”是就一个国家内政党之间关系而言的。无论是执政党与非执政党之间的关联互动，还是各个在野党的沟通交往，都属于党际交往的范畴。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党政治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保证政党发挥特定功能。而政党功能发挥的前提是各政党之间关系的民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它们都要共同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共同捍卫自由、民主、公平的价值原则。这也就是要求有党际民主。对于执政党而言，就是要在其位谋其政；对于非执政党而言，则要做到补台而不拆台，按照法定的民主规则和程序开展党务活动，履行监督职责。

在现代民主体制下，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作为现代民主政体的一股支撑力量，政党有其发挥正功能的一面，也就是说，没有现代政党，代议民主政体就不可能实现良性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党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公正性就显得尤其重要。它直接关乎政党是否能够赢得大选，取得执政地位。就本质而言，西方的党际民主就是一国之内的各个政党，无论规模大小和实力强弱，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在参与竞选的过程中共同以民主、公正和合法的选举程序作为依据；在大选结束和政府组建后，同样要对政府的政策执行、官员行为以及人事任免进行监督。这既是政党自身应当具备的基本政治功能，也是党际民主关系原则的本质要求。

综上所述，党际民主是党际关系的制度化、规范化与合法化。政党制度作为根据一国法律规定或长期政治实践而形成并延续的政党结构模式，对党际民主的实现具有关键性意义。政党制度的良性运作是达到党际民主的必然途径。反之，缺乏健全的政党制度，就会导致党际紧张与不和谐，甚至是恶性相斗、互为仇雠。这样不但会丧失党际民主，宪政民主也会成为一句空话。笔者认为，美国的两党制正是美国党际民主的制度性保障。

二、对美国两党制下党际民主的透视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两党制国家。长期以来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两党不仅控制着联邦政府，也几乎控制着所有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虽然曾经出现过几个颇具声势和规模的“第三党”和其他一些“小党”，但是它们或是昙花一现，或虽能长期存在但影响极小，“都不能成为同两大政党分庭抗礼的全国性政治力量”[1]。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不是在美国建国时就已存在的，而是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发展才形成的。下文将通过分析美国两党制中两大党的关系，研究美国两党制背景下党际民主的状况。

（一）共同拥护宪政立场，捍卫合众国利益

民主党与共和党是美国国内具有优势地位的两个大党。它们在稳定美国政局、维持社会稳定、推进美国对外战略和巩固发展综合国力方面，起到了一般小党所不具备的中流砥柱作用。如果两个实力相当、地位对等的大党，都“没有崇高的目标”，在国家大政方针与内外事务上各不相让， 都“自私自利”、以本党利益为出发点，“注意后果胜于注意原则”的话，美国绝不可能实行这样一种分权制衡体系来达到民主政治的目标。相反，倒很可能因为缺乏党际合作与民主而闹得不可开交，从而导致美国社会严重分化。作为有组织的全国性政党，这两个党的实力发展乃至名称变更都经历过一个相当长阶段的历史变迁，以致于形成今天相对稳定的政党结构模式。在如何具体施政上，两党存在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政策倾向，因而两党之间也常有摩擦。在出现重大社会转变时，两党之间甚至会出现严重分歧。但是，两党都一直遵守这样一项政治规则，即在两党制下，双方都必须在美国的宪政制度的框架下行动，避免在政策上走极端，需要变革时也是温和逐步地推进。这正是美国党际民主的鲜明见证。

政党毕竟不像企业，它不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建党纲领与奋斗目标。政党应当也必须以国家大局为重，以社会和谐、国家福祉及人民福利作为立党之本。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自成立壮大至今，虽然摩擦不断，矛盾重重，但在事关国内外重大要务上，都是鲜明地站在宪政立场上，按照法律和民主原则立法、行政和司法。200多年来，两党内虽然纷争不息，但从未发生过非程序性政权更迭。美国除了一次为完成国家统一的南北内战之外，从没有出现某个政党为阴谋取得政权而发动政变促成执政党下台的实例。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不是以本党能否赢得执政地位作为政党获胜标志，而是沿循党际民主轨迹，凭藉自身力量规范、合法地开展竞选，以便贯彻自己的施政纲领和方针政策，为合众国赢得最大利益。这种党际民主既是美国宪政传统的延伸，也是美国宪政民主的基石。它尤其明确地体现在总统选举、国事处理与对外政策上。

（二）一致遵循选举制度，平等参与总统竞选

美国两党制是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保障，也是两党平等参与竞选的制度性依赖。作为竞选工具的政党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对于民主社会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长期以来，美国的总统选举被形象地称为“驴象之争”，被看成两党为了上台执政而不择手段进行竞争的伎俩。客观地说，对于美国两党在大选过程中的种种现状所做出的批评指责并非毫无道理。许多有洞见的抨击言论切中了竞选弊端之要害，发人深省。1972年的“水门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同时也必须指出，美国并未因为选举制度的不完美而抛开制度，两党也没有由于制度的漏洞而僭越宪法。选举之中两党之间的问责和抨击甚至污蔑也是司空见惯，但彼此坚持和力挺所共同认可的竞选制度与原则，已经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和理念。否则，当时尼克松身居总统要职，也绝不可能惧于遭受弹劾而自动辞职。

在现代民主国家里，假如没有党际民主，或是仅有党际民主之名而行一党独裁之实，那么必将导致极权主义的盛行。这样的社会决不是民主社会，这样的政治也从不是民主政治。希特勒的纳粹政权虽是通过民选的形式上台执政的，但它是通过制造“国会纵火案”、运用非法手段打击和诬陷德共、压制其它党派力量，欺骗愚弄德国民众。正是由于缺乏党际民主和党际制衡，纳粹势力能够滥用民意为所欲为，致使极端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膨胀，给20世纪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

（三）各自行使本党权力，互不干涉别党内务

党际民主意味着执政党和非执政党之间必须相互监督。“水门事件”多被看作党派争夺的一桩政治丑闻，亦是美国人民运用宪法权利制约总统非法行为的成功范例。实际上，“水门事件”的处理结果，也是对共和党侵犯民主党权利的非法行为所做出的合法制裁。共和党的窃听是对他党内务的涉足，也就是对党际民主原则的漠视和越界，而最后的结局恰恰验证了两党之间的党际民主确实存在，而且不容践踏。

美国两党制下的党际民主还体现在，无论哪个政党上任，都无权侵越另一党的权力。两党在行使各自合法权力方面是独立的，在某些国内外事务上又是妥协、合作的。这在“9·11”事件后美国的反恐战略上得到进一步证明。在美国第107届国会任内，共和党行使全部行政权和半部立法权（即控制众议院的立法权），而民主党所能行使的执政权只是“半部立法权”。同一法案必须经国会两院通过，才可能成为法律。两院对法案都有平等的否决权。因此，任何一院享有的都只是半部立法权。参议院民主党的难题在于，公众等待着总统和国会迅速打退恐怖活动；共和党总统因其接连出台反恐措施而民望雀升。众议院多数党明确表示要为总统保驾护航。参议院共和党也随时会运用它的49席与多数党交锋，以迫使多数党与总统妥协。所以，参议院民主党不会轻易与三面围攻的共和党决战，总体上与共和党总统合作，相机拿出民主党的对策。参议院赶在众议院之前通过授权总统使用武力反击“9·11”恐怖分子的两院联合决议，以表明民主党是对国家安危负责的执政党。在制定《反恐怖法》方面，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甚至比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还积极靠拢共和党政府的政策，充分体现两党一致精神[2]。这一案例成为我们透析美国党际民主的一面镜子。

三、美国党际民主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比较分析

与美国两党制相比，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的产物和结晶。这一制度与新中国相伴而生，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壤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制度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显著特征。这一政党制度坚持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开展民主协商、科学决策，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符合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有着巨大的优越性，是世界范围内协商民主的优秀实践成果。

从党际关系的视角看，我国的政党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形式，更侧重于协商、合作，强调团结。这和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强调两党或多党之间的竞争有很大不同。我国政党之间是合作关系。我们需要从历史文化角度来考察这种合作关系确立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西方是个人本位的文化，强调的主要是竞争。这在美国两党之间显而易见。而中国是集体本位的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和为贵”，强调的主要是合作。合作可以克服竞争带来的负面作用。这也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经济基础相适应。在中国，要把13亿人民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搞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来领导，没有全社会的广泛团结与合作，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才能保持政局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

就党际民主发展轨迹来看，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经历了一个曲折前进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民主党派人士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和15个部的正部长。党际民主的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了检验。但后来由于“左”的思想泛滥，民主党派人士的政治待遇不断下降，直至“文革”期间民主党派名存实亡。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方针已经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础上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并且确认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多党合作制度由此得以确立巩固。在如何提高各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地位方面，有学者指出，今后“应多选拔他们（即民主党派领导人）担任正部长、国务委员以至副总理，使他们能够参加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这样才能共同决策，共同负责，真正做到荣辱与共。同时还要放手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壮大队伍，不仅后继有人，而且人才辈出”[3]。参政党既然作为参加国家政权的友党，那么理应具有这样的地位和待遇。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突破。2007年，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学技术部部长，成为30年来首位担任部长的党派人士。

基于文化、制度及国情等方面的差异，我们不能搞西方的两党制与多党制，但这并不表明我们不可以吸收和借鉴美国党际民主的经验与优点。美国社会之所以能呈现动态稳定和有机团结的局面，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最大的两个政党能够发扬党际民主，一致坚持宪政立场与民主制度惯例。这对我们未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具有重要启示。2005年以来，海峡两岸党际交流得以实现并深入发展。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相继组团来访，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三度历史性握手。随之而来的是，两岸的基层党际交流也逐步启动。这些可喜的变化昭示，加强两岸党际交流，有利于两岸之间消弭隔阂，增强互信，增加共识，加速融合，对于进一步发展国共党际关系、推动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轨道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从长远来看，要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一历史性任务，既要靠两岸民间社会的水乳交融，也需要以深化两岸党际互动为突破口，从发展党际民主起步，共同协商解决统一后台湾高度自治以及吸纳台湾党派领导人进入中央政府任职等可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当代各国政治体制——美国[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116.

[2] 蒋劲松.从应对"9·11"看美国两党的执政方式[J].美国研究,2003,(1).

[3] 高放.关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J].人大研究,1999,(5).

责任编辑：林华山

作者：孙增超

宪政共存法制关系分析论文 篇3：

论新时期中国宪法的发展

摘要：宪政是法治的最高形式，而宪法至上则是法治的精义所在。作为我国法律关系顶层的宪法，其在社会转型期的发展情况颇受关注，本文拟从实证和分析的角度入手，对我国现阶段宪法发展的具体情况及其特色进行分析，并对我国宪法以后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以期对我国今后宪法的发展有所裨益。

关键词：内容发展；原则发展；建议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并做出要把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为了与当时的形势相顺应，制定一部体现时代要求，为改革开路的新宪法显得尤为重要，于是现行的1982年宪法诞生了。本文所论述的是迄今为止1982年宪法发展和实施的基本状况。

一、内容上的发展

由于1982年宪法在内容上规定过于僵硬，至今为止一共对其进行了四次修改，分别是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修改的具体内容如下：

1.1988年4月12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该宪法修正案共2条。第一条为宪法第11条增加一款：“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进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条修正案给了私有经济一个合法的“身份”，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铺平了道路，但我们看到私营经济还是“补充”，而不是现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时对“姓公”、“姓私”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第二条是关于土地使用权依照法律规定可以转让的规定。

2.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本次修正案共9条，与1988年修正案连排(3～11条)，内容比较零散，可分为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主要内容为：政治上，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去掉人民公社内容，关于人民政协制度的宣示，县级人大任期改为5年；经济上主要是“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以及企业自主权的扩大。

3.1999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共6条(12～17条)。除了个别文字的修改以外，内容可分为政治、法律、经济三方面。在政治方面主要是增加了邓小平理论和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容(12条)。在法律方面增加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13条)，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17条)。有关经济的内容有三条(第14条、15条、16条)，内容为：关于所有制与分配制度方面强调各种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共存；农村经济制度由联产承包制走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宣示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共14条（18～31条），主要内容分为四个方面。首先，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方面，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还增加了推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容；其次，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完善了土地征用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完善了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在统一战线的表述中增加“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确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最后，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完善了全国人大组成的规定、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关于国家主席职权的规定，修改了乡镇政权任期，增加了对国歌的规定。

二、宪法基本原则上的变化和发展

宪法基本原则是人们在制定和实施宪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准则，是贯穿立宪和行宪的基本精神，尽管它没有预先设定任何具体的事实，也没有规定什么具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后果，但它却协调着整个宪法机制，使宪法的基本价值保持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因此我们说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部宪法的灵魂。现在受到广泛认同的基本原则分别是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法治原则。本文所讨论是第二项和第四项原则，即基本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因为这两项基本原则是通过1999年和2004年两次对1982年宪法进行修正后才真正确立起来的。[1]

1.法治原则

法治是指一个国家采用民主的方法将国家事务法律化，并且严格按照法律进行管理的一种治国理论。法治入宪对我国宪法的发展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法治入宪保障了宪法的基本价值的实现。众所周知，宪法的基本价值在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然而这个目标要如何实现呢？公民相对于强大公权力，无疑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因此公民只有通过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利。“权力意志根植于支配他人并使他人受其影响和控制的欲望之中，而法律一直则源于人类反对权力冲动的倾向之中，即要求摆脱他人专断统治的欲望。法律制度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它可以被视为是一种限制和约束人们权力欲的一种工具”[2]。所以法治是保障宪法基本价值实现的最有效的方式。

其次，法治入宪加速了实现宪政的步伐。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生命。宪法指导宪政实践，宪政实践完善宪法。宪法与宪政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的辨证关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的事项非常广泛与抽象，其具体的实施只有通过那些贯彻着宪法精神的普通法律来实现，而法治的基本精神就是依法办事，一切都按照法律规定的来办。所以法治能够使宪法精神更好地落到实处，使我们拥有一部真正的“活着的宪法”，而不仅仅是一种口号或者是政治宣言。

最后，法治能够加速宪法民主化的进程。通过对法律的严格执行，使宪法的精神得到彻底地贯彻，让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宪法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在宪法的优劣同人们的切身利益之间建立一种确切的联系，吸引人们自愿地、积极地加入到宪法活动中来，促进宪法民主化。

2.基本人权原则

人权是指作为一个人所应享有的权利，是一个人为满足其生存和发展所应当具有的权利。“公民权”和“人权”两个概念有所区别。早在1789年，法国就制定了《人和公民权利的宣言》明确区别了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作为一般“人”的普遍权利。公民权利是和政治权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属于特定国家管辖范围之内的人才可以享受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利。而人权则是作为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是否属于特定国家的公民，并不能成为享有这些基本“人权”的先决条件。例如美国宪法的第十四修正案，法律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适用于所有的人，而不仅限于美国公民。我们可以看到，1982年宪法中所规定的权利几乎全部是“公民权利”，2004年第24条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在这个方面的显著进步，完成了我国宪法从“基本权利保护原则”到现在“基本人权原则”的过渡。

另外，人权入宪对我国宪法的发展具有很多积极的意义。首先，人权入宪为我国宪法关于保障公民权利规范的发展提供了依据。人权是公民权利的源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都从人权的内容发展而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公民权利必然还将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内容，“人权”的规范将为基本权利发展的提供方向，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促进公民权利的进步和完善。其次，人权入宪为我国宪法关于限制国家权力规范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按照“契约论”，人们通过契约放弃部分的个人权利组成国家权力，而达成契约的目的还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因此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还是公民权利，是人权的另外一种转化的形式。人权入宪使宪法理顺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以往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公民应该无条件为国家奉献，现在则调换了位置。人权为国家权力提供了界限，尊重和保障人权也同时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最高原则。最后，人权入宪对宪法未进行规定的基本权利起到了兜底的作用。如上所述，基本权利是人权法律化的形式，因此基本权利是人权的一部分。宪法中规定了人权的条款，就可以为那些未归入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起到保障作用。

三、今后中国宪法发展的走向及建议

中国宪法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不安定的一百年，接下来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应该怎样发展？对宪法的发展和变迁做一个预测是困难的，但大致方向肯定是步入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这和目前国际国内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宪法发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修改模式，另一种则是解释模式。两种模式的性质也有所不同，修改模式具有立法性，它是由立法机关和制宪机关来完成的；而解释模式则具有司法性，主要是由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来完成的。[3]以中国目前的制度和传统来看，将来中国宪法的发展仍然应该是走修改模式，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解释模式也可能会被更好地应用起来。

1.内容规范上应该更加科学合理

我国现行宪法内容上还有很多缺陷，主要有两点：

第一，关于公民义务方面的规定。我国宪法有很多关于公民义务的内容，宪法第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宪法第4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等等。宪法虽然也是法律，但它是“更高的法”，其达到基本目标的方式和一般法律是不一样的。一般法律主要是通过规定人们的义务来达成目标，宪法则是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应该说宪法的义务主体是国家机构，尤其是立法机关，而个人则不应承担宪法规定的义务。

第二，关于国家政策的规定。宪法不应该涉及国家政策。国家政策是国家机构为了社会发展而针对不同的形势所制定的方针和路线。当今社会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政策肯定也是处于不断更新和变化之中，在当今的改革开放中，经济政策尤其如此。而宪法由于它的权威性和至高性，必然会要求其内容和结构的表现相当的稳定，两者的性质差异决定了它们的不相容。另外，许多国家政策很难判断国家是否适当实行。例如：国家“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第24条）；“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增强国防力量”（第29条）。怎么样才算是“普及”和“提倡”了呢？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而国家大规模裁军是否是增强国防力量呢？也很难说清楚。[3]

2.完善宪法实施的司法保障制度

中国的宪法看上去更加像是“规定着公民权利的白纸”，因为我国宪法一直给人一种缺乏实效的感觉。究其原因，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宪法的实施缺乏有效的司法保障制度。

其实宪法不仅表达了一种理念，它和民法、刑法或其他任何普通法律一样，它表达了可以直接实施的制宪者意志，具有一般法律所具有的强制效力。因此只有宪法真正实现了“司法化”，它才能够融入所有人的生活当中，也就是说宪法的效力才能真正地体现出来。宪法的实施是由两种纠纷机制组成的：一是宪法中的国家权力纠纷和国家权力侵害纠纷，它通过违宪审查机制实施；二是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受到国家权力以外的侵犯或两种公民宪法权利相冲突的私权纠纷，它通过宪法诉讼方式实施。我们的制度完善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我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具备高度独立性的违宪审查机构。原因在于：只要立法权力的形式仍被要求符合立法的文字与精神，且只要立法者不是一贯正确（这是肯定的），那么就有必要使立法行为受制于一个中立于独立的机构来审查。法治的普遍原则告诉我们“任何人不能为自己的法官”，如果审查机构不能绝对独立于人大，甚至审查机构就是人大本身，就意味者间接地允许了人大对自己立法的合宪性进行判断，这样的审查就很难具有实际的作用了。另外一方面，这个违宪审查机构应该是一个类似于法院的司法机构，因为解释与审判本身主要是一项司法任务。由此看来，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的改制之路不外乎两条：一是美国的普通法院审查模式，另一条则是欧洲大陆的专门法院审查模式。但在中国目前的权力分配情况看来，普通法院是在人大的领导和监督下进行。宪法第128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所以在中国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是行不通的，欧洲大陆的专门法院审查模式应更适合中国的现行状况。

参考文献：

[1]1999年通过了第13条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4年通过了第24条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J].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77.

[3]胡肖华，欧爱民.“宪法演进模式论纲”[J].湘潭大学学报,2000(3).

责任编辑：丰 军

作者：陈　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