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政建设论文

摘要：宪政作为一种民i政治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是与民主、法治相统一的。我国宪政的现状与特征，根源于传统法治文化的缺失和现实政治与法律地位状况。因此，从我国宪政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应选择符合实际的宪政建设策略。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我国宪政建设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国宪政建设论文 篇1：

儒学对我国宪政建设的意义

摘 要 传统是既定的、古老的和弥足珍贵的，传统所蕴含的社会知识乃是千人的洞察力和经验，维护传统方能维护客观道德秩序的真理。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浅谈作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对我国宪政建设的意义。

关键词 保守主义 儒家思想 传统 宪政

一、传统

传统是先人有效应对彼时自然、社会、人生等诸历史经验的积淀，延续至今。简而言之，传统就是代代相传的东西，或者说传承下来的价值系统，是流传下来的行为方式、习俗礼仪乃至思想。传统是千百年来人们理性、智慧和经验的积累。在这种意义上，传统往往是人类不为后代所知的“秘密储蓄”，是自然留给人类的“神圣的家当”。

传统有一些重要的特性，这些特性往往被人们所误解和忽略。传统的第一特性是，传统式开放的、共享的、流动的，而不是本土的、封闭的。正如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百百年来的融合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的一个部分。传统的特性之二是，传统不是静止的、过去的，而是从过去经现在到将来绵延不断的。例如在春秋战国时代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经过孟子、董仲舒等的继承和发扬，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从我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冲突这样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传统的特性之三是，传统的内部组成部分很多，组成部分之往往存在着冲突，所以传统是可以选择的和修正的。传统越是庞大，内部的冲突就越多，但是其中什么是正确的传统，什么是错误的，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二、保守主义传统观

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其独特之处在于强调传统是智慧的来源，而且是大智慧的来源。传统是得到了证明并且行之有效的智慧。保守主义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捍卫传统，维护已有的习俗和传统。如果以“传统”来定义，保守主义者便是努力保存人类的传统和制度中最好的东西的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保守主义者所说的传统并非抽象之物，他们并非把一切既定观念和社会现状都奉为传统，他们所尊崇的乃是特定的传统，提倡传统是为了维护特定的社会秩序。

保守主义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主张人类要靠道德传统、社会经验和先辈积累的知识的指引。伯克认为社会是由活着的人、已经逝去的人和将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三者之间的结伴关系。这就是说活着的人应该尊重他们的先辈以自己积累的经验和智慧，即在历史中形成的传统。由此可见，保守主义尊重和强调传统的原因之一便是传统式经受了过去的实践检验了的，为了活着的人及其后代的利益，必须加以维护。其次，保守主义尊重传统，还因为传统能够给人提供一种归宿感和安全感。由于传统是为人所熟知的，是经过时间检验过的，就为人们提供给了某种认同感，这是一种团结的力量，是任何理论都不能比拟的。

保守主义把传统看作是真理与知识的最重要的来源。来自传统的知识比来自理性的知识可靠得多。传统是独立思考的向导，从而使得思考能够更接近真理。由于保守主义的人性观，他们对理性持怀疑的态度，认为仅靠理性不足以发现这些客观真理，并把它们转化成社会制度和社会方式。没有传统和习俗的帮助，人们无法抽象地创建社会秩序，无法规范个人的生活。所以人们无论如何也跳不出传统的掌心。传统凝聚的是先辈的智慧，现代的人不论多么高明，都不过如牛顿所说的那样，只是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在保守主义看来，传统与历史的经验是现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和历史经验的了解可以克制个人的狂妄和自大。传统固然有其局限性，但是仅凭理性，我们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所以脱离了经验的理论和理想是十分危险的。每个社会都植根于特定的历史传统。传统虽然不是人生和社会政治生活唯一的指南，但却是十分有益的指南。对传统的尊敬并不排除理性的用场。传统可以充当运用理性的指南，而不是压制理性的工具。所以保守主义虽然认为传统十分重要，但传统并不是一切，这与守旧派不同，在守旧派眼中，传统与过去就是一切。在这种意义上，保守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而是对任何条件下的一切问题都有先定的答案，并提供一个封闭的抽象的价值系统。保守主义的主张和原则是来自传统和经验，而不像激进主义那样来自抽象的理想和相关的理论。因此，依靠传统的对立面是依靠凭空想象出来的理论。理论与传统的最大差别是理论未经过检验。经过检验并被证明为有效的便是传统。违背常识的理论是极其危险的理论。

三、作为传统的中国儒家学说与宪政

儒家学说是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从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家学说就处于没落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西方文化的入侵，一些学者又喊出了复兴儒学的口号。下面就从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五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之一的复兴，在提倡宪政的当今社会具有怎样的意义。

保守主义者相信，建立在长期积累的传统之上的政府体制要优越于建立在根据空洞的幻想和抽象的推理基础之上的政府体制。也许建立在较少自由的传统上的体制不如建立在较多自由的传统上的体制那么优越，即便如此，也比建立在科学的、反传统的某种主义上的体制要优越得多。因为这种全新的体制拒绝了传统中所包含的、积累下来的人类的经验和智慧，而其所依据的新主义并未经过人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反复试错的检验。西塞罗以罗马为例说明了这一道理，他认为罗马宪法之所以优越于那些由君主孤家寡人制定的法律，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一个人而是许多人的聪明才智之上。它不是在一代人之内，而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时期、许多代人的努力才建成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具有如此伟大的天才，以致可以无所不知。在这种意义上，建立在吸收传统智慧上的体制，要比建立在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的思想上的体制要“民主”得多。因为在前一种体制中，历史上众多逝者的正确意见、经验和智慧发生了作用；而后一种体制则竭力排斥包含在传统中的众人的智慧，只宗奉个别人的学说，不免流于独断，而完全无视传统中集思广益的民主成份。

宪法与宪政毕竟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制度，宪政就是在宪法基础上的落实，是一种宪法实现的过程。宪政是在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下关于自由和权力保护的制度。根据保守主义者的观点，建立在传统上的制度才是最优越的。作为我国传统之一的儒家学说的思想对我国的影响广泛且根深蒂固的，所以要想在我国建立起宪政体制，就不可避免的要与儒家学说联系到一起。

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宪政制度不可能忽略儒家思想，然而西方思想中的法治和有限政府都是人性善的角度进行思考得出的制度，这与我国儒家思想中的性善论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在现在社会，法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儒家学说里的人治与这一点也十分不契合，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社会已经不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了，我们也要对自己的传统进行扬弃，正如保守主义者提倡的传统是为了维护特定秩序的传统。所以儒家思想的复兴在当今社会我们不能一味的盲目的遵从，而是有选择的复兴。

儒学与法治、宪政并不是没有相联系的方面，现代法治强调道德的作用，上就与我国儒家学说中所提倡的德治不谋而合。我国的宪政应该是建立在中国传统上的，但是儒家思想中没有西方宪政的分权内容，这样是不是以为这宪政在我国就建立不起来了呢？答案不一定是否定的，根据保守主义的观点，中国能不能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宪政制度的关键在于我国的儒家传统够不够开放，能不能与时俱进形成新的内涵和思想形成可以孕育宪政的土壤。

四、结语

传统是开放的、演化的，对传统的继承则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经过千百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当然的假如两人专制时代的帝王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可能在当今法治社会立足的。我们所要继承的是与宪政法治想契合的部分。□

（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法学）

参考文献：

[1]王皖强 . 西方保守主义思想的传统观.学海, 2009年第2期.

[2]刘军宁.开放的传统.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d06fb0100eavj.html.

[3]陈明. 儒家思想与宪政主义试说 .原道. 2008年00期.

作者：杨笑南

我国宪政建设论文 篇2：

试论我国的宪政建设策略

摘 要：宪政作为一种民i政治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是与民主、法治相统一的。我国宪政的现状与特征，根源于传统法治文化的缺失和现实政治与法律地位状况。因此，从我国宪政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应选择符合实际的宪政建设策略。

关键词：民主；法治；宪政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文献标识码：A

作者：宋宇宙

我国宪政建设论文 篇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历史回顾与启示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法治建设经历了法制恢复重建、依法治国方略确立、发展和全面推进四个历史时期，初步实现了从人治到法治、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转变。历史经验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构建完善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和强化社会法治建设。我国法治模式應立足于中国国情，分三个阶段性的目标，分层次稳步推进。

关键词：改革开放；法治建设；发展历程；路径选择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历程，分析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为实现我国法治建设目标提供现实选择，是新时代赋予广大法治工作者的历史任命。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四个历史时期

（一）社会主义法制的恢复、重建期

此阶段从1978年12月开始到1997年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在这一历史时期，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方针。

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制度是决定性、根本性因素，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同年同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指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程上来。”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这些论述，表明了我国将走上依法治国的法治道路，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打开了新局面。

1979年6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7部基本法律。不久《经济合同法》《民事诉讼法》（试行）《民法通则》等国家基本法律也很快被审议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重要领域的法律空白。

1982年12 月4日，为了深刻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国家机构、国旗、国徽等宪政性、根本性内容，明确了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得到恢复和重建，同时开启了我国法治建设新征程。

（二）依法治国方略确立期

从1997年开始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确立与中央举办法制讲座紧密相关。中央带头学法并制度化地开展法制讲座，促进了全社会法治意识的培育，最终在国家治理层面提出和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

1994年12月9日，中央第一次法制讲座在中南海举行。主讲人是时任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曹建明，题目是《国际商贸法律制度与关贸总协定》。在这次讲座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是为了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此次讲座后江泽民同志就明确提出：“以后，中央法制讲座要规范化、制度化，每年讲一至两次，形成制度。”

1996年2月8日，中央第三次法制讲座——《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中南海举行，由社科院法学专家王家福主讲。江泽民同志在对讲座的总结讲话中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并对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从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基于我国的法治传统和法治建设现实国情限制，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坚持依法治国方略与坚持党的领导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分歧，没有形成高度统一。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依法治国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同时系统地阐明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最终确立。

（三）依法治国方略的发展期

此阶段从2004年开始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时期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发展阶段。2004年是依法治国的一个新起点，被学者称之为“中国法治建设，正在迈向社会主义宪政阶段，这是法治的高级阶段”。在这一年，我国法治建设在最高法律效力层次的国家宪法、执政党依法执政、法治政府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均有出现标志性事件，初步体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推进。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使之与依法治国这一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相呼应，抓住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和关键。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从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到依法领导人民执掌国家政权的历史性选择，是党代表人民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实现法治化治理的理性选择。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把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为我们党确立了法治背景下的执政方式。

2004年3月颁布宪法修正案，共14条。修正条文数是1982年宪法四次修改之最，其主要内容包括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权、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合法权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尊重和保护人权等重大问题，有力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向全世界宣告“建设法治政府”的具体目标，以此启动“建设法治政府”的征程。纲要明确了我国用10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强调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进一步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划建设法治政府蓝图的纲领性文件，它确立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明确规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有力地提升了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水平。

2004年底，中央发布了《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一是重点改革和完善了民事、行政案件强制执行体制、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刑罚执行体制、劳动教养制度和律师制度等，逐步健全和完善司法体制。二是改革和完善了诉讼制度，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建立了民事、行政案件再审之诉制度，建立和完善了羁押工作制度，集中清理纠正了超期羁押問题，切实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三是改革和完善了基层人民法庭工作机制和诉讼收费制度，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打官司难、打官司贵的问题。四是改革和完善了检察监督体制，对诉讼活动、侦查机关刑事立案、刑罚执行和侦查取证等活动加强了监督，加大了对司法权的制约和监督力度。五是改革和完善了司法干部管理体制，切实加强党对司法队伍的领导，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

（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期

此阶段自2012年至今。经过15年依法治国的实践，法治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表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适应性，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层面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开启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新时代。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强调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并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强调了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同时对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和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作了重要部署。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表明了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心和勇气。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立法、建设法治政府、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和加大全民普法力度等方面提出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体的战略部署。

2018年3月，全国人大对1982年《宪法》进行了第五次修改，共涉及21条文，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主要内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加强宪法实施的相关举措，增加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相关规定等内容，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了总的遵循，必将有力促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法治建设的经验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构建完善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和强化社会法治建设。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保证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保证。同时，坚持党的领导也是被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实践所证明的经验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才能确保依法治国实践在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框架内进行，并保证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目标顺利推进和最终实现。

（二）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前提基础

亚里士多德在对法治内涵的阐释中指出，“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表明了良好的法律制度是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前提基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原因就在于党和国家充分重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当前，我国已有26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700多件行政法规、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可以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有力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政府及职能部门的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使公共权力运行更加透明、规范，社会公众法治意识得到有力提升。

（三）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在我国，政府是主要的执法主体，80%以上法律制度需要政府及政府职能加以执行，如果各级政府不严格依法行政，就意味着我国现行的80%以上的法律法规都会被束之高阁。改革开放40年我国法治建设经验也启示我们：当前，我们必须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从而有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

（四）构建权力运行监督体系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要求

权力具有异化的天然属性，在法治国家和现代社会，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对权力的约束，防止权力的滥用。改革开放40年我国法治建设经验也启示我们：当前我们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构建权力运行的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7月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五）强化社会法治意识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改革开放40年我国法治建设经验启示我们：当前我们必须大力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引導和支持人们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三、当前加强我国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当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关于法治建设路径的争鸣

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选择问题，是从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选择的角度提出来的，即对我国要实现法治社会的这一观点是统一的，但对如何实现法治问题、该选择怎么样的法治建设道路则有争论。目前，理论界提出了三种法治模式：“权威推进型”“社会推进型”及“‘权威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型”。但这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只能是由政府推进，“选择强制性的法治模式，即国家强行实施法治”，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如果没有民众的回应，政府刚性地推进法治将会使法治脱离民意基础并逐步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也有学者认为，法治建设只能依靠社会的演进。其理由主要是“人的理性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按预先设定的计划去构建完备的法治秩序。法治和整个社会进程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忽视了我国社会一直较为缺乏民主基础、人本意识的传统，没有近现代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厚重的民主文化、人本意识底蕴，也忽视了前苏联等东欧国家民主法治“先破后立”导致社会无序的历史教训。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应该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以政府推进法治为主导，辅之以社会民间力自然生存的具有现代法制精神的制度、规范和力量。”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现实国情和民主法治实践的阶段性特征。

（二）我国法治建设模式的现实选择

基于以上三种观点的缺陷，结合我国法治的实践，我国法治模式应立足于中国国情，分三个阶段性的目标，分层次稳步推进。

第一阶段：“权威推进型”，适用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这一阶段法治方面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我国法治社会的基础问题，即法律制度的完善，现在已基本完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有力地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推进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进程。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6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700多件行政法规、8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大力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各级政府建立健全依法决策机制体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和执法程序，强化公共服务和信息公开，推进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解决机制，全面完善了行政权力的全过程监督；持续推行全民普法宣传教育，共进行了30多年六个普法宣传教育阶段，8.5亿多普法对象接受教育……这些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和法治体系的构造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公共权力强力推进，有效地规避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容易出现的重大社会风险，保证了我国法治建设事业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稳步推进，表现出明显的“权威推进型”特征。

第二阶段：“‘社会推进型’与‘权威推进型’相结合型”，适用于法律体系较为完善健全，民众民主法治理性自觉阶段。目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近几年来全国发生了一些推动法治建设、具有法治里程碑意义的案件。这些案件都反映出社会民众充分参与，进而影响政府决策，政府部门依法办案的“‘社会推进型’与‘权威推进型’相结合型”的特征。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社会民众的充分参与必须要和政府的推动相结合，政府的推动是主导，民众的充分参与直到对全过程的监督作用。在PX事件中，厦门市政府副秘书长朱子鹭在环评公众座谈会上，代表政府担当惟一主持人。主持期间他引用最为频繁的西方名言是：“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就是最好的说明。同时，各级党政机关的重要决策必须遵从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等必经程序，也表明了我国法治建设阶段性的“‘社会推进型’与‘权威推进型’相结合型”模式。

第三阶段：“社会推进型”，这个阶段适用于社会民众形成了厚重的民主文化、人本意识底蕴，政府处于有限权力阶段政府。这是法治建设的下一个阶段。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2035年后我国法治政府即有限权力政府的目标基本建成，到时我国的法治建设力量将转化为以社会公众力量推进为主，法治建设的模式也将呈现出“社会推进型”特征，也就是说这一阶段至少应从2035年后正式实施。

参考文献：

[1]卓泽渊主编.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蒋立山.中国法治道路初探[J].中外法学，1998（3）.

责任编辑：秦利民

作者：邱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