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和法治核心论文

摘要：社会稳定问题牵涉社会系统各领域的诸多因素。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重视意识形态整合，不断强化社会共享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加强社会关系和结构调整，促进和保持社会运行协调平衡；实施宪政和法治，为社会稳定运行提供基本秩序规范，是西方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经验；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措施，建立和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系统机制，是西方经验的价值所在。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宪政和法治核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宪政和法治核心论文 篇1：

对中国宪政与法治建设的思考

法治与宪政的关系

法治与宪政的关系，一方面，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另一方面，宪政反过来又保证了法律的内容和形式的公正，维持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平衡。事实上，正如我们下面将讨论的，宪政恐怕是人类所知道的实现一定程度法治的唯一途径；同时，我们将看到，宪政是法治与人治良好平衡的必然要求。

由于对宪政和法治的定义不同，学者们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解释。有些学者认为法治只是宪政的一部分，建立宪政体制不能只靠法治。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法治与宪政是同一个概念，而且法的至上性的最高和最终体现就是宪法的至上性。戴雪把“一般法律的普适性或至上性”作为英国宪政的一个要素。在本文中，我们从被当代人广为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宪政和法治：宪政是建立在宪法至上、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司法审查及保障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政府体制，而法治则是以法律的至上性（包括法官在一定限度内的至上性）和公正性（包括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为基础的一种法律体系；在一个法治国，法律对政府权力构成透明的、稳定的和理性的约束。在这样的定义下，宪政与法治具有双重关系。

首先，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这表现在几个方面。宪政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化实现。宪政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安排来建构和规范政府的权力，保护个人基本权利，从而实现有限(但又有效的)政府和个人自由的理念。法治就是这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安排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法治的一个核心涵义是“限制性”。在一个法治国，法律对人的行为(尤其是当权者的行为)加以限制和规范，从而成为宪政框架下规范政府行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当然，其他一些宪政制度也对政府的任意权力构成一定的约束和规范(例如立法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分权制衡制度)，但很多这些制度都得依靠一个独立的法院来解决纠纷(例如最近美国国会与副总统切尼之间关于能源政策制订过程公开性的纠纷，美国联邦法院正在审理此案)，从而进一步显示法治对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不能仅仅把宪政理解为限制政府权力。这种理解不全面，甚至很危险。作为赋予政府权力同时又限制其权力的制度安排，宪政的目标决不是简单地限制政府权力。宪政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效的、负责的、公正的、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政治和法律体系，这就要求宪法赋予政府足够的、有效的权力来管理公共事务和保持社会安全及稳定。换句话说，在宪政体制下，政府在宪法指定的公共事务领域有充分的、有效的权力(包括权力基础、行使权力所需要的资源、自由裁量的空间等等)。例如美国联邦宪法很细心地规定，第一，美国总统及联邦议员必须由各州选民直选，而不是由各州议员间接选举，从而使联邦政府的权力直接来源于选民，权力的基础非常坚实。因此，联邦政府在其负责的事务上（例如维护全国共同大市场）不用看州政府的脸色；第二，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必须依靠直接从纳税人收税，而不能依靠各州政府。这样，联邦政府行使其权力所需要的资源就有了保障，而且使联邦政府进一步独立于狭隘的地方利益之外；第三，联邦政府全权负责外交、军事和其他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务，而且总统在这些事务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原因很简单：外交、军事和其他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务涉及整个国家的利益，而且往往需要快速反应能力，让各州政府或几百名联邦议员仔细讨论每一个决策是不可能也不明智的；第四，联邦政府负有维护全国共同大市场和规制跨州贸易的责任和权力。在过去二百多年里（尤其是美国早期），美国联邦法院曾经宣判各州的一系列的贸易壁垒违反美国联邦宪法，从而有效地促进和维护了全国共同大市场。同时，联邦政府有广泛的规制跨州贸易的权力，如果联邦政府（包括联邦议会和联邦行政部门）对某个跨州贸易领域进行规制并写明该规制压过各州政府在同一领域的规制，那么除非该联邦规制违宪，各州政府在同一领域的规制就失效了，而且将来也不允许有在同一领域的规制。这些例子表明，在宪政体制下，政府在宪法指定的公共事务领域可以有充分的、有效的权力。当然，认识到不受约束的权力被滥用的现实危险和可能，宪政体制还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安排来防止政府权力被滥用，也防止公民的个人权利被无辜侵犯；同时，宪政体制也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安排来防止政府行使宪法里没有给政府的权力。

有些学者误认为宪政（或者其思想基础，即自由主义）会导致弱政府和弱国家。这是不正确的。史·霍尔姆斯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宪政：积极宪政和消极宪政。美国的宪政体制是积极宪政的典型，因为它不仅实现了对政府任意权力的有效约束，也充分赋予政府应有的权力和必要的能量。美国宪政同时解决了无政府和专制这两个问题。事实上，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初衷不是要限制联邦政府，而是要强化联邦政府。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我们可以发现，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在1787年主要担心的问题是联邦政府太弱和太“低能”。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美国就对付不了当时的内忧外患，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得不到保障，公民的自由也得不到保障。麦迪逊等人认为无政府主义在1787年是威胁美国人民自由的主要敌人，它甚至比专制更为可怕。联邦党人指出，美国宪法应该同时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方面在联邦政府各公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建立起权力的分离和制衡机制，以防止专制，防止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被专制者无辜侵犯；另一方面赋予联邦政府足够的力量，使美国成为一个强大和稳固的联邦，同时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被外来的侵略者或者自己的邻居侵犯。今天来看，联邦党人成功了。事实上，当今的很多自由民主国家（例如美国和英国）的宪政实践都表明，宪政政府虽然是一个有限政府，但它可以同时是一个强大和有效的政府。

为什么一个有限的宪政政府可以同时是一个强大和有效的政府呢？首先，我们可以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找到一个答案。马基雅维利认为，如果一个君主有专制权力，他反而可能不会很强大，因为人民不支持他，而且可能随时刺杀他。相反，如果君主可信地限制自己的权力，不强夺民妇和民产，他不仅不会被刺杀，而且能保持自己应有的权力，在战争时更会得到臣民的支持。马基雅维利在这一点上可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由于自由的政府（其制度实现是宪政政府）不干涉民众的私人生活，它能获得人民更多支持，因此是一个强政府。从这一意义上讲，自由在限制政府的同时也强化了政府。

其次，宪政体制（尤其是宪政框架下的法治）不仅约束了政府的任意权力，它也提升了政府决策的理性。分权制衡、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高级法理念等等，都有利于防止公共决策被冲动、情感、局部利益和短期不理性所腐蚀。自由民主主义者要求建立宪政和法治，原因之一是法治使人们（包括政府官员）按照长远利益和理性来行事。从这一角度来讲，法治一方面限制了政府的任意权力，另一方面也使政府更加理性和有效，同时更加取信于民。

第三，虽然宪政体制并不完美，但它提供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制度框架，使得公民个人和社会整体的不同要求可以在其中进行和解、妥协和释放。例如，宪政体制容许不同利益的存在并通过自由民主过程使之和解和释放，而不对这些利益的合法性进行预先设定，这样就避免了未解决的利益冲突的积累，避免出现大的动乱，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与积极宪政相反，史·霍尔姆斯指出，与美国宪法差不多同时颁布的法国 1790年宪法是消极宪政的典型。法国人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限制政府的权力上，所以在1790年宪法中他们仅解决了专制的问题，没有更好地赋予政府应有的权力。当危机到来时，法国1790年宪法不能维持政府的权力，导致政府被人民推翻，国家进入动乱。在这种背景下，拿破仑上台，法国又回到了专制政府的时代。

这里的道理很简单。宪政政府尽管是有限政府，但也应该是（而且可以是）强大的和有效的政府。宪政体制不仅致力于约束政府的任意权力(以防止专制和权力滥用)，它也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的和有效的政府。宪政政府不能专断地剥夺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但它也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和资源来维持和平与社会秩序、提供国防和其他公共物品、建立法治和其他社会经济基础（包括财产权体制）以及提供刑事和民事正义等等。若非如此，就谈不上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自由的理想也就不能实现。

法治只是宪政一部分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宪政是法治与人治的结合，是维持法治与人治之间平衡的一种制度和文化安排，也是法治与人治良好平衡的必然要求。萨托利认为，仅仅靠法治或仅仅靠人治都有问题。在代议民主国家中，人治意味着代议立法者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是立法者“纯粹意志”的体现。不受限制的人治必然导致专制。相反，在法治之下，法律是法官“法律推理”的产物，而纯粹法治的问题在于，首先，法律可能变成过于静止的东西；其次，纯粹的法治会导致法官专断；最后，法治本身不能保证政治自由。故此，理想的自由民主体制必须在立法者统治和法治(法官统治)之间取得平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宪政的原因。以下引自萨托利的一段话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自由宪政制度是一种保留立法者统治和法治两者的长处、同时又减少它们各自短处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宪政体制承认立法者统治，但带有两个限制：一是关于立法方式的，使之受到严格的立法程序的限制；一是关于立法范围的，使之受到高级法的限制，从而使之难以染指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宪政体制还保留了法治。虽然这种宪政体制的后一部分[即法治][正面临着]逐渐被前一部分[即立法者统治]所取代[的危险]，我们应该记住，自由宪政的创立者们并未把国家设想成一部立法机器，而是把立法者设想为一个补充角色；在这样的设想中，议会应当总结和完善[而不是取代]法官找法的过程”。

法治虽然只是宪政的一部分，但它是宪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法治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没有法治就没有宪政。如果法律仅仅是统治者（立法者或执法者）意志的体现，那就没有法治，也就无宪政可言。要建立稳定的分权、制衡、保护个人权利等各方面的宪政体制，就必须对立法者和执法者的权力作出限制，而且需要一个不受政治影响的、独立的法院系统来阐示宪法的内涵和确保宪政框架的稳定。这种对立法者和执法者权力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治实现的，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公民对法官公正和权威的普遍认同以及一种特定的法律观(即法至少部分来源于法官独立的法律推理)而得以实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宪法条文本身既不具有能动性也不具有限制性。要确切有效地实施宪法的条款，我们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安排来执行和保护宪法。法治是这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安排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司法审查以及对法律(尤其是宪法)至上性的认同在一起捍卫了宪法的条文和精神，确保了政府的运作符合宪法的规定。正如萨托利所说，“尽管我们的宪政制度正在变得越来越偏向于制定成文法，但只要宪法仍被视为更高的法律，只要我们还有司法审查、专注于法律推理的独立法官以及正当的法律程序，而且只要立法程序仍然能够遏制把法等同于赤裸裸的意志的法律观──只要这些条件还存在并占上风，我们就仍然依靠着自由宪政的手段来解决政治权力的问题”。

另外，法治是保持宪政框架稳定的重要基础。法官的宪法解释权、宪法司法、独立的司法审查以及普通法体系下的“遵照先例”原则，加在一起保证了对宪法解释的相对稳定，也促进了宪政框架的相对稳定。相反，在一个宪政民主中，如果只有议会有宪法解释权，该宪政框架可能很不稳定，因为如果议会的多数党变了，宪法的解释可能也就变了。

上面我们简略地谈了法治对宪政的重要意义。宪政对法治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将法治定义为以法律的至上性和公正性(包括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为基础的一种法律体系。如何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呢？答案是宪政民主。宪政民主为法律内容和形式的公正都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过去一百年西方法学界将注意力集中在法的形式正义上，他们主要致力于设计程序化的机制和防护制度以使法律更加公正和合乎理性。西方的法学家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宪政民主制度已经在他们的国家中存在了两百余年。宪政民主确保了法律内容的基本公正性。包括代议民主、定期的和具有竞争性的选举、新闻自由等在内的宪政机制都从不同角度来确保法律内容的公正性。当然，宪政民主国家也可能有不公正的法律，但宪政民主机制提供了很多纠错的机会，而且显示出极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所以不公正的法律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长期存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萨托利写道：“Rechtsstaat,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国家）的存在似乎消除了出现不公正法律的可能性，从而允许法律问题被简化为形式问题而非内容问题”。当然，这种简化有它的危险性，因为它容易使人忘记宪政民主对法律的实质正义的重要性。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更不能忘记法律的实质正义的重要性(虽然法律的形式)程序(正义有它独立的、非常重要的价值)，因为我们还没有宪政民主。

与此同时，宪政体制也有助于确保法律的形式或程序正义。程序正义首先意味着具体程序必须在立法规章中列明，或在法官的判例中阐明。宪法的规定和保护个人权利的宪政制度和文化对建立和执行公正透明的程序都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保护个人权利的宪政文化有利于法官培养一种重视程序的理念，因为很多程序性的法律规则都是为保护个人权力而设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宪政恐怕是人类在长期内实现法治的唯一途径。“法治”一词中的“法”是高级法(或自然法／道德法)，但在现实生活中，高级法必须有一个具体的化身，要不然不确定性太大，而且人们可能会为高级法的具体内容争论不休，这都不符合法治的精神。什么文件应该是高级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化身呢？人类社会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个化身不应该是《圣经》，不应该是《古兰经》，也不应该是立法机构可以随时修改的普通法律，而应该是高于一切的宪法。如何在该宪法的框架下实现法治呢？靠的是宪法司法、司法独立、司法审查、法官找法等一系列的宪政体制。

总而言之，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宪政保持了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平衡，为法律的内容和形式正义提供了保障，而且恐怕是人类在长期内实现法治的唯一途径。同时，宪政本身又需要法治的保护，法治是宪政的必要基础，是宪政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对我国宪政和法治建设的几点思考

第一，要想在我国建立宪政和法治，必须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法”代表人类社会的基本正义规则，而不是任何人或团体的工具。“法”(基本正义规则)有别于“法律”(立法机关颁布的规则)。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法的“纯粹意志论”的危险性；认识到法(基本正义规则)不是，或不仅仅是人写出来的，很多基本正义规则需要人们去寻找和发现(例如通过法官的法律推理)；认识到基本正义规则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认识到任何个人和群体都不可能具备十全十美的知识和美德去掌握、颁布和公正地实施所有的基本正义规则；认识到寻找、发现、颁布和实施基本正义规则的过程需要相当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并认识到高素质的、受过专门教育和训练的、独立的和受到适当约束的法官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法治的精神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渐进的、累积的找法过程和一套符合基本正义规则的、透明的、理性的、相对稳定的实证法律体系；认识到立法机关在寻找和发现法(基本正义规则)方面的局限性和真正作用(浓缩和提炼民间的习惯法，并使之具有合法性)。有了这些基本认识之后，我们才可能树立正确的制度和文化目标，即在宪政框架和分权制衡体制下对立法权进行划分，使民主（由立法机关代表(与法治)由独立的法官代表）有机结合、相互补充、相互约束，建立立法机关浓缩和提炼民间习惯法(包括法官积累的判例法)的制度和文化，建立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和法官找法的制度和文化。这些制度和文化安排也许永远也不能使我们完全把握所有的“法”的规则，但它们，也只有它们，至少能保证我们在最大程度上接近“法”的规则。

第二，法治与民主不是一个概念，宪政与民主也不是一个概念。虽然从长期来看宪政、法治与民主是分不开的，但在短期内宪政(尤其是其中关于法治的部分)和民主可以有适当脱节。在短期之内，宪政改革(尤其是其中关于法治的部分)可以先走一步，因为它有利于民主的稳定发展和巩固。

第三，法治的核心是独立的、高素质的法官。所以作为宪政和法治改革的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必须花大力气提高法官的素质。法官必须接受高等法律教育，并通过律师或法官资格考试。从长期来看，法官不仅需要接受高等法律教育和通过资格考试，而且在做法官前应该有丰富的法律学术或实务经验，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法官找法”这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这要求我们改革法官的培训、选任、晋升和考评制度，真正做到只有法律专家才能做法官。

第四，要实现法治，仅仅有高素质的法官是远远不够的。法官必须独立于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之外才可能做到公正司法。从现在的情况看，要在我国实现司法独立，至少有四方面的工作需要做。第一，法官审案必须独立于法院内部和外部的行政干预。法院不能象一个行政机构，有行政级别。对每一个案例，主审法官应独立对其负责。第二，各级法院的财政和人事必须独立于地方政府(包括地方行政机构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之外，否则很难解决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第三，逐步建立法官终身制，从而使之独立于党的官员、行政官员和人民代表的正常更换。第四，改革法院的预算和拨款机制，进一步减少法院对行政机构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依赖(例如通过宪法规定法院的经费每年只能涨不能降)。

第五，进一步建立和发展司法审查制度，并引入宪法司法制度。以宪法司法为基础的司法审查制度是实现宪政和法治所必需的制度。我国已开始有比较初级的司法审查制度，但离宪政和法治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距离。我国现有的司法审查制度只允许法院审查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不允许法院审查行政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例如行政部门制订的规章)的合法性，也不允许法院审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的合宪性。显然，要在我国实现宪政和法治，必须逐渐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最终使法官不仅有权审查行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有权审查行政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而后者常常是一种合宪性审查。由于合宪性审查的基础是法官的宪法解释权和宪法司法制度，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给法官一定的宪法解释权，并引入宪法司法制度。（注：关于合宪性审查，另外一种可能是成立专门的宪法法庭。有些宪政国家，例如法国和南韩，采取这一种方式。）

第六，建立和发展普通法(判例法)制度，这有利于抵制法律实证主义，对宪政框架的稳定也很重要，而且是法官找法所必需的。从经验上看，普通法系国家一般来说比大陆法系国家要运行得更好、更公正，以及更容易保持经济、政治上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为什么呢？一是普通法体系比大陆法体系更容易抵制法律实证主义，二是普通法体系比大陆法体系更容易维持宪政框架的相对稳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建立和发展普通法(判例法)制度的重要性。另外，如果没有判例法，司法审查的效力会很差，因为任何一个司法审查的结果（即法官的判例）对后人都没有约束力。最后，没有判例法，那也就谈不上法官找法。

第七，建立和发展有效的法官制约机制。法治也要求独立的法官受到恰当的激励和制约，否则我们也不能保证法官能始终坚持正义。在这方面，可以考虑借鉴西方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例如法官弹劾制度、司法克制和遵照先例的法律文化和法官职业准则、法律解释的各种规则、对法官的判决和论证的经常性的学术和专业性评论、传媒的普遍报道、法官的名誉机制、法官职业组织的纪律等等。需要注意的是，法官制约机制和司法独立并不矛盾。司法独立是指法官在判案时根据法律(包括判例法)和事实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受其他人或机构(包括政府机构)的不当影响。法官制约机制是指那些防止法官滥用职权和腐败的机制，这些机制不应该影响法官在判案时的独立。

第八，必须制止立法膨胀倾向。正如有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我国新的《立法法》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划定立法权的范围，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仍然不受任何限制。建议修改《立法法》，清楚划定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的范围，对立法权作出应有的限制，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在宪法框架下立法，以及法律不得侵犯公民个人的宪法权利等等。同时，在立法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注重法律的质量、可确定性、可预测性以及提高人民对法律的尊重。在立法之前研究已有的案例以及被广泛接受的习惯做法，也是非常重要的。立法机关的首要角色应该是“精练（和颁布）未成文的（习惯）法”（包括被广泛接受的司法案例、传统和习惯）。对于那些缺乏惯例和传统的新领域，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尝试从其他相似或相关领域汲取一些经验，或参考其他国家的相似法律。在条件成熟前，人民代表大会不应该轻易立法，而且在立法前还可以给民间和法院一定的时间积累经验。一旦立法，人民代表大会应该颁布普遍适用的、一般的法律规则，而不是关注某些特定的司法情节和现实境遇（那是法官的任务）。

第九，建立保护个人权利的制度和文化。宪政和法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保护个人权利。个人权利是一个重要的自然法／道德法规则。关于个人基本权利为什么神圣不可侵犯，大量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们已经作了大量的论述，而且要想在中国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并使经济有长期发展的活力，我们的宪政和法律体系也必须有效地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如何有效地保护个人权利呢？要有效地实现宪法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必须有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安排。比如，宪法的原则性条款要有效，需要立法机关在宪法原则下的具体立法和法官在具体案例中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和运用。我们看到，在美国，司法独立制度和以法官的宪法解释权及宪法司法为基础的司法审查制度对保护个人权利都是非常重要的。又比如，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和法官积累的判例法加在一起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对侵犯个人权利行为的惩罚和对受害者的补偿机制。如果违法行为（包括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不带来相应的法律后果，法律是没有权威也不可能至上的，个人权利也是得不到保障的，这是我国法律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的法律虽然明文禁止很多不正当行为，但很多法律缺乏对违法后果的规定，这使得很多法律条款更象道德说教，其有效性很差，公民的个人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所以，要有效地保护个人权利，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和法官积累的判例法加在一起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对侵犯个人权利行为的惩罚和对受害者的补偿机制。

要有效地保护个人权利，仅仅靠法律的改革和发展是不够的。正如阿尔福德（安守廉）教授所言，“法律的发展是在中国实现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的必要条件，但不是那一目标的替代品”。要在中国实现国际公认的人权标准，除了法律的发展以外，还需要文化的演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宪政民主的最终诞生和巩固。例如，要实现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在文化方面，需要公民改变对自己以及对政府／公民关系的看法，逐渐树立对个人权利神圣性的认同，树立对侵犯个人权利行为的警惕，认识到独立而且公正的法庭的重要性，树立捍卫自己权利的观念，熟悉依法捍卫自己权利的方式，等等。又比如，要实现对个人权利的有效和一贯的保护，在政治改革方面，需要逐渐将政府权力的产生、行使和交接纳入宪法的轨道，通过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司法审查等宪政制度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应有的制约，从而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第十，在宪政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既注重制度建设，也注重文化建设。宪政和法治既包括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也包括一套相应的文化底蕴。要在中国实现宪政和法治，我们在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建立与制度相应的文化底蕴，这包括宣传和帮助公民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帮助公民树立对法律（包括宪法）和法官权威的认同，帮助公民改变对自己以及对政府／公民关系的看法，逐渐树立捍卫自己权利的观念，逐渐熟悉依法捍卫自己权利的方式，等等。当然，法治的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比如，法治要求公民对法律和法官的权威具有普遍的认同，但这种认同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是法律和法庭的公正，而这种公正又需要依靠一系列的宪政和法律制度的保障。

最后，要在中国建立宪政和法治，最终必须把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则（包括权力更迭的规则）纳入宪法的轨道。在中国，宪政问题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要在中国实现宪政，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改变政府的合法性基础，逐渐将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宪法之上，将政府权力的产生、行使和交接纳入宪法的轨道，通过宪政框架下的分权制衡和法治（包括独立的司法审查）使政府的权力受到透明的、稳定的、理性的宪法性制约，并使宪法中规定的个人权利能得到真正的实现。这些改革都不会容易，但它们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不可不做，也不可盲目乱做。但有一类顾忌是不应该有的，即认为有限政府都是弱政府或无能政府。无论从西方宪政的理论或实践来看，我们都可以发现，宪政政府一方面是一个有限政府，另一方面也可以同时是一个强大和有效的政府。要做到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有机结合，必须在宪政制度的设计上花大力气。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建立宪政和法治是一个渐进的、累积的过程，它要求我们正确理解和处理目标与过程的关系，边做边学，不盲动，但在适当的时候也必须勇于创新。

（作者本人对译稿作了诸多修改和补充，并对文中遗漏或不妥之处负责。）

（作者单位：美国纽约 Davis Polk & Wardwell律师事务所。译者刘淳系中山大学行政系硕士研究生。）

参考书目

Ackerman, Bruce. "Higher Lawmaking." In Responding to Imperfect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ed. Sanford Levinson,pp. 63-8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Adam,Thomas R. "Isotes,or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In Aspects of Human Equality,ed. L.Bryson et al. New York,New York:Harper, 1956.

Alford,William P. "Statement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ebruary 7,2002.

Aristotle. On Rhetoric,Book I,Chapter 13 (George A. Kennedy,translation). 1991.

Berman,Harold. "The Crisis of Legal Education in America."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26 (1985):347.

Chen,Albert H. Y. "Toward a Legal Enlightenment:Discussions inContemporary China on the Rule of Law." UCLA Pacific Basin Law Journal 17 (1999-2000):125-165.

Cicero,M. "Laws." In Great Legal Philosophers,ed. C. Morris,1959.

Dicey,A. V.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82.

Hamilton,Alexander,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London:Everyman,1996.

Hayek,Friedrich.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Henkin,Louis. "Elements of Constitutionalism." Unpublished Manuscript,2000.

Holmes,Oliver W. "Natural Law." Harvard Law Review 32(1918):40.

Holmes,Stephen. Passions and Constraint: On the Theory of LiberalDemocrac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Leoni,Bruno. Freedom and the Law. 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91.

李波, "民主的四个起源," 《开放时代》,2001年5月号(2001a)?

Li,Bo."The Moral Foundation of Liberalism." Perspectives Vol. 3,No. 1,August 31,2001b.

Machiavelli,Niccolo. The Pri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Mahler,Gregory. Comparative Politics:An Institutional andCross-National Approach. 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Prentice Hall,2000.

Rice,Charles. 50 Questions on the Natural Law:What It Is & Why We Need It. San Francisco,California:Ignatius Press,1999.

Sartori,Giovanni.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New Jersey:Chatham House,1987.

Schauer,Frederick. "Formalism." Yale Law Journal 97 (1988):509-548.

Selznick,P. Law,Society and Industrial Justice.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69.

Shen,Yuanyuan. "Conceptions and Receptions of Legality: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Law Reform in China." In The Limits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ed. Karen G. Turner,James V. Feinerman and R. Kent Guy.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

Thomas,Clarence. "The Higher Law Background of the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12(1989):63.

Weber,Max. Economy and Society,ed. G. Roth and R. Wittich.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Wirszubski,Ch. Libertas as a Political Idea at Rome During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Princip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13

作者：（美）李　波

宪政和法治核心论文 篇2：

价值认同·结构平衡·秩序建构

摘 要：社会稳定问题牵涉社会系统各领域的诸多因素。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重视意识形态整合，不断强化社会共享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加强社会关系和结构调整，促进和保持社会运行协调平衡；实施宪政和法治，为社会稳定运行提供基本秩序规范，是西方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经验；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措施，建立和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系统机制，是西方经验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 社会稳定；价值认同；结构平衡；秩序建构

对战后西方各国能够长期保持社会相对稳定的原因分析，比较流行的解释模式是美国学者亨廷顿的“变化——秩序”理论。按照亨廷顿的说法，现代性与稳定性紧密相连，较现代化的社会一般比不太现代化的社会更稳定。一个现代化水平很高的社会，“政治上一定是较为稳定和安宁的”［1］。以此观点，西方社会的稳定，自然是由于西方国家在战后迅速完成了现代化，社会结构、功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整合。另一种有影响的解释是“经济基础”论。其基本观点是，战后西方社会之所以越来越趋向稳定，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各国以新科技革命为主导，在1950～60年代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从而为社会稳定运行提供了坚实基础。这两种分析都有自身的合理性，但也都存在明显不足，前者忽视了统治者的主观努力，后者缺乏对非经济因素的分析，难免陷入决定论的误区。实际上，社会运行能否保持持续的稳定状态所牵涉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也不会是一个纯粹客观的过程。战后西方各国能够长期维持社会稳定，除了经济发展这一必要前提之外，在价值认同、结构平衡、秩序建构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努力，从而形成了支撑社会持续稳定运行的系统机制。

一、意识形态整合：不断强化社会共享的信仰和价值观念体系

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是社会稳定机制的深层次因素。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有一个经典的理论，即意识形态同政治上层建筑一样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同时又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并对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既可能是正向的促进作用（同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也可能是反向的束缚或阻碍作用（不适应发展的要求）。那么，意识形态同秩序和稳定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西方学者多倾向于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意识形态对既有统治秩序起着维护作用。“尽管在有些情况下意识形态起着颠覆的作用，但它们的主要作用是维护特定的既定秩序。”［2］美国经济学家诺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约束。他指出，个人并非时时处处都是经济人，个人行为也有不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时候，有时候人们会自觉遵守社会规则。原因何在呢？诺斯认为，对这些个人行为的解释来自非经济的理由，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意识形态、道德对个人行为的约束。维持一个现有秩序需要确立其合理性，一旦使人们确信现存秩序的合理性，人们就会自觉遵守和维护它［3］。意识形态影响和价值认同不同于外在的强力控制，而是通过对人的内心和精神的深刻影响达到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这种表面上具有“软性”特征的影响力，对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所起的作用，常常是具有“刚性”特征的外部强力控制系统所难以企及的。正因为如此，借助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整合功能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

在近代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从文艺复兴经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逐步确立起以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民主、宪政、法治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到当代，这些观念事实上已经植入大多数西方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不可动摇的信仰，并强烈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毋庸否认，这些基本观念和信仰，在本质上都不可能不带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色彩，之所以能够被社会和大众所认同和接受，就在于统治者在意识形态整合过程中，使这些观念以超越于阶级和政党的抽象的普遍的形式表现出来，并通过不断的强化使之成为社会共享的价值和信仰体系。而现存的社会则被反复描绘为这一整套观念和价值体系最好的实现。于是，现实的社会和统治秩序便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得到维护，乃至于要动摇和摧毁现存秩序，首先便得来一场“文化”的革命，摧毁既有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人们精神的统治。对此，西方共产党的思想先驱葛兰西早就提出了深刻的洞见。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不只是简单地通过强制来实现，而是细微地通过观念的霸权来实现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慢慢地普及化为一般公民的常识。权力不只是粗暴的法律或有形的强制，而是对语言、道德、文化和常识的控制。大众由于观念控制的内化而受到压制和同化。在当代西方国家，对大多数公众来说，可以不满、反对甚至推翻政府，但现存制度应该得到维护，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个制度体现了他们所接受和认同（通过不断灌输和教化）的价值观念，没有必要去推翻它。对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政策可以也必然会有所不同，但几乎都非常谨慎地避免去触动或挑战社会共享的基本价值观念，否则就有下台或者被推翻的危险。

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会有所不同。但就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而言，重视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整合功能，不断强化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和认可的共享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从而使人们在内在观念的支配下自觉地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对任何社会、国家和执政党来说都是适用的。

二、社会关系和结构调整：促进和保持社会运行协调平衡

社会关系协调、结构平衡，是社会稳定的基本条件。一旦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处于紧张和冲突之中，就很容易引致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断调整社会关系和结构，促进和保持社会运行的协调和平衡，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

（一）国家、社会、公民关系的调整

国家、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现代国家最基本的关系。近现代西方思想，无论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研究，无不把三者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分析视角。如何有效调节和整合三者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对这一关系进行了重构，不同国家的具体做法有所差异，比较一致和共同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扩大和加强公民权利保障。主要通过宪法规定扩大公民权利的范围，同时通过普通立法加强对公民权利的实际保障。例如《意大利宪法》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在战前仅有9条，战后则多达42条。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这是战后西方国家重构公民与国家关系最重要的举措。扩大和保障公民权利对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权利的充分享有可以大大增加公民对国家和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减少对抗；另一方面，公民权利的扩大可以对政治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防止政府恣意妄为，减少因政府的决策失误引发社会动荡的风险。第二，严格规范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在西方国家，各国政府的权力有大有小，总的来看相对于战前而言政府权力并没有削减的迹象，但对权力的规范则大大加强了，包括权力的范围、行使权力的方式、应承担的责任、对权力的监督程序等等，都有明确而严格的法律规定，以至于任何政党在台上执政都必须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政府权力。政府乃至整个国家权力规范有序地运行，是社会和公民的要求，是社会制约国家的表现，而政治权力的规范有序，又为整个社会稳定而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第三，大力扩展第三领域。在当代，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三领域（部门）迅速扩展。第三领域即介于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领域或部门，主要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的民间社团、利益代表机构以及社区组织等。第三领域的兴起成为国家与社会张力的缓冲地带，对沟通国家与公民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第三领域中的某些非政府组织具有一定的社会管理功能，可以作为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必要延伸和补充；另一方面，各种利益代表机构和组织可以把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集中而有序地向政府表达，既利于公民的有序参与，又使政府更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愿望。尤其是，第三领域对加强公民社会自治，实现社会关系的自我调整和社会秩序的自我维护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阶级（劳资）关系调整

阶级（劳资）关系的整合程度同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极大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由资本主义本身所引起的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将最终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当代德国政治社会学家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主要是具有根本利害冲突的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即阶级冲突。

正是看到阶级冲突对社会秩序的极大破坏性和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威胁，战后西方国家无不把调节和缓和劳资关系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采取了一些列措施对劳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和整合。其一是建立和完善劳动法律体系。当代西方国家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劳动法律体系，如《劳动法》《工会法》《就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等等。这些立法为劳资关系的建立及调整确立了法律依据。其二是建立有效的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当代西方国家普遍实行了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通过集体谈判，以劳资关系双方共同协商的形式来确定集体合同，沟通意见，解决纠纷。由政府的劳动行政部门、工会组织、雇主组织组成的3方协调机制，是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的基本格局和主要运行机制。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不直接参与劳资关系，也不直接参与劳资关系的处理，而是采取各种措施为劳资关系的良好发展创造外部条件，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起到规范劳资双方的行为、相对平衡双方实力的作用。其三是建立健全工会参与决定制度。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工会的地位和作用相比战前大大增强，这改变了单个职工在劳资关系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的局面。工会参与涉及国家劳动立法和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定，为争取职工利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职工获得参与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四是建立相对公平的利益平衡体系。其主要表现就是雇员持股。近年来，西方国家的企业雇员购买股票的现象大大增加。雇员持股，尤其是企业内部员工持股对缓和劳资紧张、减少对抗和冲突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通过雇员持股可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形成企业雇主和雇员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能够使雇员在企业面临工资待遇与企业利润相矛盾时，从股份的分红角度考虑企业利润的实现，从而缓解劳资对立与冲突。

这些做法和措施，使西方发达国家劳资之间大规模的激烈对抗明显减少，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重要作用。达伦多夫认为，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阶级冲突的和缓形式，即阶级之间的妥协和协调，是解决阶级冲突更有效的形式［4］。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劳资关系的调整，实现劳资之间的妥协和协调，达到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的目的。

（三）分配关系调整和社会保障

分配关系调整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实现社会结构平衡起着重要作用。从理论上说，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结构应符合下述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在价值形态上，整个社会结构尤其是分配关系必须体现出能够得到社会不同阶层所认可的公平正义。只有公平正义能够得到尽可能充分地体现，社会各阶层才有可能和谐相处，政府才能得到社会和公众的普遍认同和支持，也才会有社会的稳定。在这个意义上，实现公平正义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第二，在结构状态上，应该形成一个以中等阶级（middle class）[ZW（]英文middle class可以翻译成“中产阶级”，也可以翻译为“中间阶级”或“中等阶级”、“中等收入阶级”。这里的中等阶级或中等收入阶级的判定依据侧重于收入分配而不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财产的多寡，即指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中等阶级”（new middle class），同以财产来衡量的传统中产阶级相区别。目前国内研究中习惯上也使用“中等阶层”或“中等收入阶层”等术语。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中等阶级由其地位所决定，其品性中庸、心态平和、富于理性，因而在本性上趋于稳定。因此，中等阶级数量的多寡决定着社会稳定的程度，一个以中等收入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第三，在平衡机制上，需要加强对处于社会下层的贫困和弱势阶层的社会保障。在现实的社会条件下，贫困和弱势阶层的存在是任何社会结构中的必然现象。“出于社会正义的理念，公共支持政策和发展计划的援助重点，应当是那些生活选择能力严重受限制的群体，尤其是那些除了存活以外几乎别无选择的的群体。”［5］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当贫困和弱势阶层的生活乃至生存得不到必要保障的时候，就很容易走向反社会反政府的道路。这就决定了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充分保障弱势阶层的权利和利益。

从保持结构平衡、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出发，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对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在分配关系调整方面，当代西方国家收人分配制度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并越来越重视通过二次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为此，西方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其中，个人所得税征收的累进税率制起了重要作用。实行累进税率制，富人多交税，穷人少交税，低收人者免交税。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一般为起始税率的三倍左右，一些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超过50%。二次分配制度对于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在西方社会中巨富者和赤贫者都是少数，大多数居民属于中间收人阶层。这种“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无疑是西方社会战后几十年保持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社会保障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从1950年代起普遍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将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发展的“减震器”和社会竞争的“安全网”。西方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社会保险为主，包括法定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事故等保险。除此之外，还有社会救助和家庭补贴。其中作为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有社会救济金、社会抚恤金、子女抚育津贴、教育补贴、青年资助和住房津贴等。重视解决贫困问题，特别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是西方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法国为保障贫困和弱势阶层的权益，专门制定了《反对社会排斥法》。加拿大对老幼孕残、失业、无家可归者等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也相当健全。例如，政府对婴幼儿的补贴足以满足一切抚养花费；政府投资建造住房专门供无家可归者居住；退休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能充分保证老有所养；对失业人员也有一定的社会保障。目前西方各国的社会保障开支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成为国民收入再分配和结构平衡的重要手段。分配关系调整和社会保障促进了社会平等和公正，缓和了社会矛盾，加强了社会的凝聚力，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结构性基础。

三、加强宪政和法治：为社会稳定运行提供基本秩序规范

如果说社会共享价值观念、信仰体系的确立和强化是从精神和意识深处对人的行为加以引导，促使人们的行为趋向秩序和稳定，以平等公正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关系调整旨在建立一个社会稳定运行的内在秩序结构的话，那么，宪政和法治则是社会稳定所不可缺少的外在秩序规范。价值和信仰也好，社会关系和结构也好，对人的行为约束和调整都不可能是始终有效的，其本身也会有“失范”的时候，从而也会使人们的行为因缺乏正确导引而失范，对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威胁；因此，维护和保持社会稳定，在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关系之外，尚需要对个人和其他社会主体行为进行“刚性”约束的外在秩序规范。这种外在秩序规范，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最后保障。在西方，这种具有制度刚性的行为规范最根本的就是宪政和法治。

拋开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阶级属性，人们对西方国家政治上的最大认知就是所谓的民主（自由）社会和法治国家。应该说民主和法治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全过程在政治上的基本现象。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和法治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对社会秩序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不断完善民主，健全法治，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上的一个普遍做法。而民主也好，法治也好，都是同宪政相联系的，并且在宪政制度的基本框架下运作。可以说，当代西方民主就是一种宪政民主，法治则是宪政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和要求。宪政体制下民主和法治的内在结合成为西方国家整合冲突、规范秩序、维持稳定的基本工具和手段。对此，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作了明确的表述，他指出，在现代所有民主国家中，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分裂和冲突是普遍存在的，但也存在着协调、整合各种冲突的一致因素，即建立在竞争性政党制度基础上的宪政民主制度［6］。

对秩序的维护和控制，是宪政的一个突出特征。宪政强调法治，目的之一就在于确立以宪法为中心的法治秩序，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在一定意义上，宪政即意味着法治、规范和秩序，舍此也就无所谓宪政。宪政和法治使现代国家对秩序的需要从两个方面得到满足：一是通过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进行规范，为国家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二是通过确定政治参与和权力运行的一整套规范秩序，对政治运行进行规范，为民主发展提供必要的政治秩序。宪政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确立，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说，宪法就是“规范和保障民主政治秩序的法律”［7］。实施宪政，为国家权力的稳定运行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从而为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条件。正因为如此，在西方发达国家，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是以宪政为核心，同法治、规范和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从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角度看，西方国家法治的施行体现了规范、治理、控制的紧密结合。首先，在宪法的基础上，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立法，为包括公民和社会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体的活动确立行为规范，人们在私人生活空间之外的所有的社会行为和活动几乎都有明确的规范和标准，都要受到法律约束。这种完整严密的规范秩序体系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前提。其次，在规范的基础上加强对社会的治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摆脱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理论的约束，越来越重视发挥政府的治理功能。从有限政府向“有效政府”转变成为普遍趋势，在政府合法的权限范围内强化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是西方各国的共同选择。这也正体现了法治重在治理的精义。法治之下的社会治理在西方国家主要着力于两个方向上：一是针对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的违法和损害公共秩序的行为，加强管理和惩治力度；二是对公共领域的管理者和执法者本身的治理，以尽可能防止、克服或减少滥权、违法和侵权行为的发生。对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的双重强化治理，有效减少了社会内部、社会和政府（国家）之间各种可能的冲突，大大降低了人们的行为对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冲击和破坏力度。最后，为有效治理，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强力控制体系。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方面几乎都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控制机制，包括丰富和详细的信息情报数据库和网络、犯罪预警机制和系统、普通公共治安管理、紧急情况处置和快速反应系统、反恐怖活动等特别行动机构和程序、多部门协调和联动机制等等。所有这些，对加强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有自身的背景和条件，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不同类型、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然而，从社会本身的系统性出发，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综合施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和形成维护社会稳定的系统机制这样一种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如何从本国国情出发在发展中形成社会共识和价值认同、实现结构平衡和社会公正、建构可行的秩序规范，是所有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维护社会稳定都必须认真重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塞谬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40.

［2］安德鲁·文森.现代政治意识形态［M］.袁久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1.

［3］徐大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454－457.

［4］S．马斯泰罗内.当代欧洲政治思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99.

［5］ 朱玲.理解森的视角［J］.读书.2007（5）：137.

［6］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6.

［7］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217.

Analysis of Western Countries’ Experience in Maintaining the Social Stability

FU Jianming

(The Party University of Sichuan Province Committee of CCP, Chengdu 610071, China)

Key words:social stability; Western countries; value identification; equilibrium structure; order construction

本文责任编辑：李 树

作者：付健明

宪政和法治核心论文 篇3：

马克思主义指导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容提要]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社会思潮和文化多样化、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化、传播手段信息化的情况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为前提，否则培育者和践行者就会丢失“灵魂”，培育和践行工作就会偏离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就是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发现、分析和解决培育和践行工作中的问题，去指导培育和践行工作的具体思路、步骤和过程。解决“用什么指导、为什么指导、怎样指导”的问题，不仅能保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而且能保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和高效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

[作者简介]高奇，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向军，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十八大就提出、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一项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战略性基础工程，它涉及诸多要素，需要从多方面发力。其中，一个具有根本性的方面，也是当下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方面看起来似乎不应是个问题，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复杂原因，对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完全正确的想法和做法，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事实说明，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必须坚持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不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什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培育者和践行者必须确定和弄明白的问题，是培育和践行工作能否顺利推进之前提。因此，必须在理论上讲清楚这一问题。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于这一要求至少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和把握。

其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是对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精辟概括。相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的表述具有简洁明快、言简意赅、形象生动等鲜明特点，便于传播、学习和践行。从根本上或本质上说，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一方面，两者都从道路、理论、制度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从国家、社会、公民各层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价值追求，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的规定性。另一方面，两者都坚持重在建设，就是要弘扬共同理想、凝聚精神力量、塑造道德风尚，都是为了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使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在思想和精神上强起来，更好地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1]与此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自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23因此，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灵魂”作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其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处于指导地位。“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3]。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因此，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之大成，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了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决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体现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由此来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此相联系，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否则，就难以体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也难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

其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首要内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文化建设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涉及的内容和方面十分广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其首要内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決定》明确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4]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毫无疑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其四，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情况看，

也必须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即“三个倡导”以来，全国各地以多种方式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管不同地域、不同教育背景、不同职业、不同政治面貌的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践行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看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围绕一些社会热点问题，诸如老人摔倒扶不扶、消费欺诈、商品质量、因“萨德”入韩部署是否该去韩国旅游等问题所进行的全国上下、线上线下大讨论，以及各地出台的法治建设、诚信建设、弘扬工匠精神等措施，使公众的法治意识、诚信意识、敬业精神、爱国热情等得到了增强，公众在这些方面践行得也比较好，这是要充分肯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些地方在宣传和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工作中，还存在宣传不到位、误释误解、庸俗化、形式主义等问题，部分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些价值理念在内容把握上也不到位，甚至在传播、理解、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上出现与传统核心价值观和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混淆的现象。相关调查数据显示[6]，有47.3%的公众认为传统社会崇尚的“仁、义、礼、智、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认为后者对前者是批判继承关系的占34.8%，而17.9%的公众认为两者无关；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崇尚的价值观的比较中，有36%的公众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崇尚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38.7%的公众意识到后者批判借鉴了前者，25.3%的公众认为两者无关。尽管该调查是在山东省进行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核心价值观和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的认知状况。对这些关系的模糊认识和不正确判断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极为不利的，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就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普及工作，去分析和解决在培育和践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困惑和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多变的时期，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不迷失方向，取得实效。

二、 站在馬克思主义立场上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所谓立场，就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和态度。人们的立场是由其经济政治利益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持不同立场的人，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态度和方式也会不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首要表现就是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

其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政治立场。这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立场要贯穿于培育和践行工作所涉及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方面、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环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目的。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首先，要有政治意识，坚持政治原则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各级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普及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崇高的使命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普及活动，遵循政治路线，旗帜鲜明地讲政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持清醒头脑，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作；始终用政治标准规范宣传普及工作，分析判断工作的得失，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正确的政治引领，让广大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价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和公民价值准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次，要以适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进行宣传普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宣传普及工作中就要用群众常用的话语体系来表达，用群众熟悉的身边事来举证，用群众明白的道理来解说，用群众习惯的思维方式来叙述，用群众适合的便利渠道来传播，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接近群众，让理论研究走出学术殿堂，打通理论宣传普及的“最后一公里”，让宣传工作与群众面对面，满足群众的释疑解惑需求，做到以理服众、以情感人，不仅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眼、入耳、入脑，更要动心，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自觉主动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后，净化社会和网络舆论生态，营造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环境。“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2]61要旗帜鲜明地剖析和批判西方宪政民主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公民社会”论等形形色色的错误社会思潮，反对和抵制各种否定歪曲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行以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侵蚀；同时，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教育，帮助广大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巩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思想基础。要理直气壮地反对和抵制一切危害国家利益和尊严以及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言行，反对和抵制否定歪曲丑化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以及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人物的言行，反对和防止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抵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消极落后的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社会上流行的低俗之风和歪风邪气；同时，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法治教育，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帮助广大群众明辨真伪，看清善恶、美丑，让人们在一个充满信仰、希望和正能量的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2]15，理论宣传普及工作者和广大群众要从关乎民族复兴大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出发，同各种错误思潮和不良道德观念、社会风气做斗争，净化舆论环境，筑牢思想防线，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唱响主旋律，汇聚正能量。

其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立场。这就是坚持世界的物质性和真理的客观性，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通过科学方法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这一立场要求我们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系统工程。首先，要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坚持科学的唯物主义立场的基本要求，要深入实际，通过调查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基本情况，清楚已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以安排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要科学规划、管理培育和践行工作。要把这一工作放到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中去定位、规划和布局，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战略工程、基础工程和系统工程，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运用科学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推进这一工程建设。各级相关部门要在调研的基础上，科学决策，统筹规划，针对培育和践行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和改进的措施，协调各方面、各因素、各步骤之间的关系，完善科学规范的检查、评估、反馈、奖励机制，充分调动各部门、各单位、群众个体的积极性，使培育和践行工作取得实效。最后，要科学地分析与总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验教训，研究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律，借鉴其他领域的成功做法，解放思想，开阔视野，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和创新更加有效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路及方式方法。

三、 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普遍适用的方法，如唯物辩证法、实践方法、辩证思维方法、群众路线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关系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性和规范性，而且关系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动性和效率效果。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既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又要运用得当，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偏差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以下仅就几个基本的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和内容，以帮助宣传普及工作者和广大群众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各价值理念的科学内涵。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可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要培育和践行以及如何培育和践行等基本问题。也就是说，能够解决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元问题，增强我们的价值观自信。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可以搞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必然性，分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核心价值观和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帮助我们进一步搞明白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搞私有化、西方宪政民主、西方多党制、“公民社会”，不走老路与邪路，不简单延续历史母版，不搞西方发展的翻版，帮助我们深刻领会为什么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什么要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为什么要培育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坚定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决心，增强“四个自信”，推动我们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前进。最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可以搞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价值理念的科学内涵，加深我们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其中包含关于世界的本质与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与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本质与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发展规律、共产主义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等一系列观点，内容涉及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生态、科技、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为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价值理念的内涵提供了科学指导和依据。譬如，解释“文明”这一价值理念时，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的论述，解释“自由”这一价值理念时，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的论述，从而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价值理念的内涵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准确，践行起来更加有力和自觉。

其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以帮助宣传管理工作者、普及工作者和广大群众协调有序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方方面面、多个环节，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过程，如果不能解决问题、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就会事倍功半，影响培育和践行的效果。例如，在培育和践行工作中，会遇到如何认识和处理宣传普及工作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现代信息手段与培育和践行任务及目标之间的关系、宣传普及和践行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传统宣传普及手段与信息化宣传普及手段之间的关系、宣传普及和践行方式方法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关系、借鉴古今中外优秀经验与建立新的传播传承体系之间的关系、科学准确地阐释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内涵与艺术化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關系、泛化普及与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层次受众的精准普及之间的关系、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对于这些关系问题都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分析、质量互变、辩证否定以及关于整体与部分、目的与手段、内容与形式、普遍与特殊、内因与外因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科学的指导和辩证的分析，从而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方针、措施和办法，理顺各部门、各方面、各环节之间的关系，使培育和践行工作顺利推进。

其三，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指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工作思路、具体工作步骤和具体工作过程，使培育和践行工作能够科学高效地进行。例如，把实践的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在培育和践行的实践中发现矛盾和提出问题，在对培育和践行工作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中，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措施，再进一步通过培育和践行的实践来检验这些方案和措施的有效性，并在新的培育和践行的实践中大胆尝试、不断探索，提出新的方案和措施。又如，把群众路线的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让培育和践行的一切工作围绕着广大人民群众这一中心进行，努力贴近群众生活，以群众需要不需要、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为标准，使培育和践行工作接地气；就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培育和践行工作当作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搞好培育和践行工作；就是要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把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再如，把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和方法运用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不能抽象、孤立、片面、静止地谈论价值观概念，而要针对不同群体，联系国内外情况，联系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的实际，联系群众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实际，分析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用群众易于接受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还要通过联系实际作对比、找差距，改进培育和践行工作的方式方法。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由亿万民众共同参与的庞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需要长期从事的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的方面、要素非常多，要处理的关系和问题也很复杂，但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好掌握规范与提高实效的工作，前者关乎政治方向，后者关乎工作成果，而这二者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既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又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文围绕“用什么指导、为什么指导、怎样指导”的问题，主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面进行了一般性的分析，还有很多方面没有论及。事实说明，那些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取得优异成绩的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与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分不开。从根本上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和激励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就是在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落到实处，就是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新时代，要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取得更新更大的成果，就必须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思想认识上以及如何更具体高效地指导上下功夫。

按照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观点和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不仅是因为当我们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时就内在地包含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2]20，对于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云山.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党建，2014（2）：21.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05.

[4]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8.

[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

[6]张宏明，张伟红，张天卫.调研山东（2014）[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10.

（编辑：杨增岽）

作者：高奇 周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