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学与西方文学论文

摘要：认同问题是当今世界的热点，而跨越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女性写作所寻求的身份认同往往是多元认同的结合。本文力图通过对在阿拉伯国家甚至在西方世界都享有盛名的作家嘉黛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十亿之夜》的介绍，探讨后现代语境下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阿拉伯文学与西方文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阿拉伯文学与西方文学论文 篇1：

同“途”殊“归”为哪般

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当我们透过岁月的雾霭，共时性的横向观照我国当代的抗战文学与西方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时，便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作为20世纪人类社会的一次梦魇，虽给人们的生命及心灵造成了不可言状的创伤，但却给世界文坛打入了一剂药效极大的“强心剂”，中西方的作家经过战争的锻打磨难和精神洗沐，用自己的心灵和良知，为人类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战争文学作品，但同一场战争孕育的文学作品其风格却存有巨大的差异。西方作家多通过战争对人的存在价值和生命意义进行深刻的反思，普遍具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和人文精神。如贝科夫《第三颗信号弹》，阿纳尼印夫《坦克成菱形队伍前进》，瓦西里列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库尔特·冯尼格特《第五号屠宰场》，托马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约瑟夫·海勒《我们轰炸纽黑文》、《第二十二条军规》。我国当代的抗战文学（主要指17年时期）则充满了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和乐观基调，大都具备喜剧成分的因素。如知侠《铁道游击队》，刘流《烈火金刚》，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梁斌《红旗谱》（第三部《烽烟图》），冯德英《苦菜花》，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原因何在呢？以往，我国当代的抗战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多以延安文学为参照系，习惯从政治、民族的角度进行审视和解读，本文拟以一种东西方横向比较的视野，从心理学、哲学和文化层面去分析造成这种文学现象的原因。

一

作为“权力理论”哲学家的福柯认为：“就像权力的关系网最终是形成一张渗透入各类机制的稠密网络，而不被定位在它们中间，对权力的漫不胜数的抵制点，同样也横贯了各个社会阶层和个人团体，毫无疑问，一定程度上正像国家是各种权力关系的机制整合，在此基础上的战争有可能对这些抵制点的系统编码，在某种走势上决定历史的方向和人们内心的状态。”^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场“权力的游戏”，不但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内心感受。虽是同一场战争，对东西方而言，其结果却大相径庭。二次大战之前，西方经过内部的调整，资本的累积，社会物质生活水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人们生活稳定，安居乐业，其社会心理结构的主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乐观精神。战争，似乎在一夜间，将西方人从幸福的天堂抛入了万劫不复的地狱，使其从充满了希望的现实突然坠入到灾难的深渊。战后，无论是同盟国还是轴心国，同样是物质极度匮乏，社会混乱，部分国家甚至分崩离析，百姓妻离子散，痛苦不堪……是战争的强力改变了他们人生命运运行的轨迹。因而，在西方人的潜意识中，对于战争普遍具有一种诅咒感和罪恶感，作为感应生活神经极为敏感的作家来说，更是首当其冲。西方作家，无论是战前，战争中或战后，都较好地保持了知识分子这一群落的特质心态，他们能够用其熟悉的、惯用的叙事方式来剖析这场战争和描呈这种心态。苏联当代作家瓦西里列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描写的是1942年夏，5位美丽善良的苏联女兵在西伯利亚和残忍的德国伞兵生死搏斗的故事，5位年轻的女兵，在和平的环境中长大，曾经拥有诗情般美好的爱情和生活，但炮火把一切都毁灭了……作者以知识分子特有的心态和视角，对这个简单的故事进行了独特的思考，他深掘了“战争与人”的主题，关注的是战争中的人，而不是战争本身，关心的是普通的士兵命运，而不是纪念碑式的英雄功绩，作者重点强调的是战争与个人幸福的不可调和。库尔特·冯尼格特的代表作《第五号屠宰场》，是根据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写成的。主人公毕利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所在的那个团被德军击溃，他被押在德累斯顿，当时城市正遭轰炸，因躲在屠宰场地下室的冷藏肉库中，才得以幸存。轰炸后，城市化为灰烬，到处是尸体，整个城市被尸体腐烂的臭气笼罩着。在这里，作者通过似傻如狂的毕利之口，一方面揭露德国法西斯的惨无人道，另一方面也对盟军毫无军事目标的狂轰滥炸、杀害无辜进行了愤怒的谴责。另外，通过劫持的外星人使他明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大宰场，谁也无法逃脱被宰割的命运。 作者既具有宿命论的思想，又同情战争给人类造成的不幸。

抗日战争虽然使中华民族付出了死伤三千五百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了5000亿美元的巨大代价，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1840年以后中国人民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的彻底的胜利，对于世界而言，1945年5月9日 ，只意味着一场持续6年的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而对中国而言，1945年8月15日，则是一个长达整个世纪的外侵受辱历史的彻底终结，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一次根本性的扭转，是现代民族国家良好建构的开端。战后，中国成为了联合国发起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以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这种国际地位的提高，大国形象的建立，来源于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从经济因素来看，国民政府针对战时确立的经济方针，在工业、农业、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方面，都得到了一系列实施，完成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整合，并重新建构了平衡的中国经济布局，例如，战前大部分工业设施均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区，战后，许多工业内迁西南、西北。文化方面亦是如此，众所周知的高校南迁与西南联大的建立，战时的“文学重镇”重庆和“学术重镇”昆明的形成和出现，都是抗战的副产品，当然这也为日后，我们的文学研究，特别是战时文学研究提供了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抗日战争，使我们的形象由屡遭欺侮的弱者，陡然成为脸上写满胜利微笑的强者；还是抗日战争，使广大的百姓首次走上了中国文化社会的大舞台。因而，我们的作家，多数对于该战争，抱有深深的感激之情。经过抗战这场血与火的痛苦和磨难，中国的知识分子群落，也在这场战争的硝烟之中发生了裂变，刚刚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浸润而萌生的民主启蒙观念和科学的理性精神，与战争中“救亡”主题所强调的集体利益，团队精神，高度服从的纪律要求相碰撞，并渐渐的实现了对后者的无意识屈从，进而普遍地以胜利者的眼光和心态去观照这场战争。另外，就文学内部而言，创作主体的心态变化和抗战的现实，也导致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叙事方式及文体类型的改变和颠覆。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救亡”的主题压倒了一切，“五四”以来新文学作者始终关注的启蒙主题，已经走向边缘化，逐渐被救亡的高亢的狂欢所淹没。于是“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成为当时文学的“关键词”。在解放区，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是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更加突出了文艺的人民大众性。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则明确提出了“工农兵方向”。之后，中国的当代文学（17年文学）基本上是在这条道路上昂首前行的，其中产生的抗战文学也不例外。我认为，抗战文学与战时文学应是两个概念，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不应混淆使用。“战时文学”指在抗日战争（1937—1945）中所产生的文学作品，而“抗战文学”则应指各个时期出现的反映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由于中国的抗战文学的创作主体，多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他们或是随军记者，或者本身就是普通士兵，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切的生活感受，为他们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又驱使他们普遍以自豪的心情和真实性为前提，责无旁贷对历史本质进行规划化的叙述，以具象的方式来表现这场战争。而不是以知识分子的心态进行抗战文学的创作。这一系列的变化，体现在当代抗战文学内部元素上，就是“史诗性”的艺术形式的追求和“通俗性”叙事方式和文体形式的“复活”。“史诗性”的艺术形式，来源于19世纪的法、俄等国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它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早已存在，如茅盾、老舍、巴金、李劼人、欧阳山的作品等，并在当代的抗战文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阔大的时空跨度，英雄形象的完善刻画，英雄主义基调的酿制，成为作家们普遍而自觉的追求。无论是反映冀中平原抗日烽火的《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还是描写山西、山东抗日战争起源性叙事的《吕梁英雄传》、《苦菜花》，以及近期热播的《八路军》、《太行山上》都是如此。为了表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古典通俗性叙事方式的回归则成为当代抗战文学的一种共识，这既包括人物性格中以侠义为核心的江湖气魄的书写，也包括了传奇性、故事性的情节方式的营造等，人们在《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鲁汉、李正等人物身上，似乎就能够发现《水浒传》中诸多人物的身影。因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挖掘中西方作家的不同心态，应是我国的抗战文学与西方反法西斯战争文学平行比较的视角之一。

二

东西方的哲学是人类知识宝库中一件熠熠发光的瑰宝，但二者却存有较大的不同。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批判经院哲学信仰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②该命题一经诞生，就受到同时代哲学家的责难和非议，但它所体现的新精神，新原则，即推尚理性的主题，却启迪了整个欧洲的近代哲学，进而使其形成了推崇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哲学框架。其后，无论是以培根、霍布斯和洛克为代表的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还是以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大陆唯理论，伏尔泰、狄德罗为代表的18世纪法国的自然神论和机械唯物以及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西方哲学的基本内核都是循此发展，尽管20世纪出现了以柏格森、海德格尔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但不可否认的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依然为其主潮（其实，非理性思潮，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也是在二战后对人的存在所做的理性反思）。他们尊重人的感性欲望，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然性的存在。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说：“一个能够正确而真正地享受自己的生存之乐的人，是绝对的并且几乎是神圣完美的人。”^③他们尊重个体的理性。贝克莱认为：“人的理性包括人对自然的观察，实验和思考，也包括著书立说等心灵的活动。”^④在他看来，理性能力是人的特质，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分野标界。他们信奉怀疑主义。怀疑主义的基石就是理性精神，因而西方的哲学家们最早发出了“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命题式呼喊。对于哲学与理论思维的关系，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而为了锻炼理论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由此可见，哲学与思维方式之间内在的关联。西方哲学的理性内蕴不可避免地对西方作家的文学思维产生重大的影响。如美国现代作家海勒的小说《第22条军规》，就以二战期间，美国空军生活为背景，对战争，对人性，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进行了深层面的哲学思考。美国空军的上尉轰炸手尤索林，厌倦了战争。为了保全自己，他假装神经错乱，根据第22条军规，只有神经错乱的疯子，才能获准停止飞行。尤索林似乎有了生的希望。然而还是这第22条军规规定：停止飞行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如果你在面临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时，能够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就证明你头脑清醒，决不是疯子，你就得继续飞行……尤索林终于省悟，第22条军规实为危机之源，它是一张永远逃不脱的罪恶之网。在自我理性的引导之下，尤索林终于看清了战争的本质，他不顾一切地逃往理想中自由王国——瑞典去了。《第22条军规》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之一，它突出描写主人公周围世界的荒谬，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嘲讽态度表现环境和个人之间的互不协调，并把这种不协调现象加以放大、扭曲、变形，表现人性的贪婪和理性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整部作品具有较强的理性思辨色彩。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虽内容庞杂，涉及到现代物理学中的“热寂”说、导弹工程学、高等数学、侦探技术、性心理学等等。但作者仍醉心于对战争进行理性层而的思考。作品主要写德国秘密制造V-2火箭袭击英国，其导弹运行的最终落点，恰好是伦敦心理战术部队——美国情报军官斯罗士洛普和许多偶然结识的女子过性生活的地方，而主持制造导弹的德国纳粹上校魏斯曼也是一个淫虐狂。通过这个荒唐的故事和其他一些喜剧性场面，作者告诉人们：支配人类的战争和人类引以为骄傲的科学技术都只意味着死亡。

中国哲学则是以农业小生产的家庭宗法制度为基本生存延续基石的，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它更加强调群体的利益和作用，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依附和让步，重视“和谐”和“中庸”。朱熹认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平常也。”^⑤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⑥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于关注宇宙论和认识论的发展，偏重于对事象大体的认知；同时，强调合一相融与和谐；重视实用，提倡个人修德重行，具有较强的辩论性和实用性。但中国哲学过分强调体验的内涵，而阻碍了逻辑理性的发展；过重对事物共同点的肯认，从而缺少对于事物间相互共处，特别是细微处的体察和对事物的复杂性、异质性、冲突性和矛盾性的认知。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重视人的感性认识，更多地强调个人的“悟性”，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更多的依靠个体的体验和内省，普遍缺少一种清醒的理性提升。同样，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写作思维走向。不论是浪漫传奇的《铁道游击队》，宏伟壮阔的《红旗谱》，还是气势磅礴的《烈火金刚》，真切朴素的《苦菜花》，它们更多地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磨练和提升，是个体在战争这个大熔炉中的锻炼和成长，在这里，战争成了个体甚至整个民族走向成功的一个至为关键的契机和环节。在战争这个大课堂里，人们学到的是团结友爱、克服困难、不怕牺牲、集体至上……而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以及对战争本身进行的理性思考则完全被遮蔽了。在中国的现代作家中，也只有鲁迅和郭沫若、张爱玲真正像西方作家那样思考过“我是谁”的哲学命题，这可以从《过客》、《凤凰涅槃》、《金锁记》中找到答案。由此可见，哲学思维的不同，导致中西方作家对战争文学的切入角度不同，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三

就文化传统而言，西方文学具有较强的悲剧意识，而东方文学则蕴含浓郁的喜剧因子。悲剧在希腊语原意为“受难的深深感情”，亚里士多德在《诗学》11章中将其称为摧毁性或使人痛苦的情节，比如“在舞台上死去，出现巨大悲痛的场面”。他以古希腊悲剧特别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为例，说明悲剧的目的在于激发人们的怜悯和恐惧心，从而使他们产生感情净化效果。可见，在古希腊时期，悲剧已具有了较为重要的地位。16世纪中叶，产生了英国悲剧。1562年《萨克维尔》和《诺顿》的上演，标志英国悲剧的正式出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流的悲剧大师莎士比亚，他所采用的悲剧形式主要有“复仇的悲剧”、“家庭悲剧”和“历史悲剧”。17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千篇一律的描写爱情与荣誉冲突的英雄悲剧。18世纪，则围绕中产阶级人物而发展产生了所谓的家庭悲剧。19世纪末，出现了易卜生戏剧，即社会悲剧。由此可见，悲剧在西方文学中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学传承性。悲剧意识就普遍成为西方作家观照生活表达感情的一种特有的方式。浏查西方各国的战争文学，可以发现，不但英国、美国、苏联的作品，都或隐或显地浸润了悲剧特质，德国也不例外。德国现代著名作家雷马克，在其长篇小说《生死存亡的年代》中，塑造了一个法西斯军队中被唤醒了人道主义情感的青年士兵格拉贝尔的形象。一开始，格拉贝尔在法西斯主义教育下，脑子里充满了“英雄幻想”，但在残暴的现实面前，他的幻想破灭了，对纳粹产生了怀疑，对法西斯分子充满了仇恨，当他打死了纳粹分子，释放了苏联游击队员后，因不愿与他们一起投奔自由，而被苏联人捡起他自己扔掉的冲锋枪枪杀……在他身上，体现出整个德意志民族对自己错误进行的理性反思，整部作品也处处弥漫着浓郁的悲剧氛围。

在东方文学传统中，喜剧占有主导的地位，以中国、日本、印度及阿拉伯为代表。从起源上讲，古希腊戏剧起源于严肃的祭典——酒神颂歌，而东方的戏剧则起源于娱乐性较强的原始艺术范畴，往往与舞、乐渗透，掺杂在一起，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观众得到欢娱，因而以喜剧为主；同时，与古希腊的悲剧主题——“命运不可战胜”不同，东方喜剧的主题则是“命运可变，天人感应”。具而言之，或是“神授天命，人改命运”，或“宗教道德化”，或是“神权历史化”，或是“轮回业报”，或是大家熟悉的“大团圆”式的结局。受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当代的抗战文学作品，无论是史诗性的《红旗谱》、《吕梁英雄传》，还是通俗性的《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甚至孙犁的《芦花荡》《吴召儿》、《嘱咐》等战争诗意小说，都摆脱不了喜剧文学的影子。因此，作为两个不同文化范畴中的承受个体——作家而言，不可避免地承继了各自的文化传统因子，进而影响到各自的文学创作。可见，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是造成我国当代抗战文学与西方反法西斯战争文学风格特点不同的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文学，是我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放置在世界文学大格局的视野中进行比较分析，应是实现当下抗战文学研究“突围”的策略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抗战文学，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已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西方化趋势，但其在心理学、哲学和文化方面的特征，与西方相比，仍然标识着深深的民族烙印。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福柯《性史》第1卷，第96页，纽约1978年版。

②③④冒从虎，王勤田，张庆荣《欧洲哲学史》上册，第392页，第

412页，第18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⑤⑥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一册，第45页，第47页，人民文学出

版社1979年版。

作者：刘东方

阿拉伯文学与西方文学论文 篇2：

从《十亿之夜》看后现代语境下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摘要：认同问题是当今世界的热点，而跨越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女性写作所寻求的身份认同往往是多元认同的结合。本文力图通过对在阿拉伯国家甚至在西方世界都享有盛名的作家嘉黛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十亿之夜》的介绍，探讨后现代语境下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关键词：嘉黛；《十亿之夜》；后现代语境；宗教认同；政治认同；性别认同；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史月，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阿拉伯语系讲师(上海

200083)。

《十亿之夜》(下文简称《夜》)是20世纪八十年代阿拉伯现代小说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阿拉伯著名女作家嘉黛·萨曼(下文简称嘉黛)成就最高的文学作品之一。小说一经出版便好评如潮，嘉黛也因此戴上了阿拉伯世界文学领域，特别是小说领域“最优秀女作家”的桂冠。

《夜》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其创作手法或技巧，而更在于作品具有的深刻社会意义。在《夜》中，嘉黛描绘了因黎巴嫩内战而旅居海外的阿拉伯移民百态，考察了这些远离本民族文化之根、跨越东西方文明的移民在面临西方价值观念异化和坚持本民族文化归属中的身份认同选择。作为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追求独立，不懈探寻身份归属并主动参与身份建构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和多元化所导致的复杂性使嘉黛的努力尤为可贵。她在作品中着重探讨了文化身份认同，这不仅使处于西方社会边缘的阿拉伯移民产生强烈共鸣，也激起了面临以西方强势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为主导的文化全球化的阿拉伯本国人民的思考。

在《夜》中，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体现为多种认同指向的彼此交织但又主次分明，嘉黛不仅引出了对宗教认同、政治认同的思考，还将对文化认同的探寻放大为所有阿拉伯人共同面临的课题，从而将性别身份的认同提升至更成熟的阶段。这种对身份认同，特别是文化身份认同的积极探讨正表明嘉黛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以及在后现代语境下对身份认同复杂性的全面考量。

一、宗教身份认同的淡化

虽然身为穆斯林，且深受《古兰经》影响，但宗教身份认同却没有成为嘉黛认同的主要倾向。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没有宗教归属，全书唯一真正提及宗教身份的是一位穆斯林，即萨赫尔的兄长希拉勒，他的名字具有鲜明的宗教归属。在小说中，他的作用便是以一个笃信伊斯兰教、来自伊斯兰教发源地阿拉伯半岛的海湾人身份用伊斯兰教的语言毫不留情地抨击大资产阶级萨赫尔父子的行为，从而使这种谴责更具说服力。

对宗教身份认同的淡化正也许是由于嘉黛深受萨特、加缪存在主义思想影响。她的出发点并不是宗教之别，而是出于人道主义观念本能地去捍卫人的尊严和价值。她在叙事中力图宣扬人道主义，从而“达到了美学与伦理学的高度结合”。在世界各国丰富的游历生活让她有了广阔的人道主义情怀，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去讴歌爱和美，鞭挞丑与恶。她见证了时代的变化，为时代向着更文明、更人性化方向发展而欢欣鼓舞，也为旧时代的残余仍然禁锢人们的思想而痛心。而身处第三世界的处境，也让她能充分利用这种边缘身份，在体验西方社会的疏离感的同时，在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和对民族文化之根的苦苦追寻中拓宽视野，去主动认知并积极探讨身份认同的多元件。

二、政治身份认同的矛盾性

高度现代性所导入的时空分延的广阔层次在“地方性和全球性的辩证法的两极”的“自我认同和全球化中的转型”之间缔结了联系。“个体，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对于每一个生存于晚期现代性场景的个体，都是核心的问题。”虽然焦虑和不安在各个社会都普遍存在，但在晚期现代化社会中，全球化打破了以往固定的疆界，空间不再成为禁锢封闭的所在，而是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这颠覆了将人的身份界定与国家边界、地理因素相联系的传统知识，而随着这两者的疆界逐渐被打破，人的身份“不能够以地域性的民族国家来统一建构”，而应由其“具体的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来建构”。身份认同由此呈现多元、流动甚至是彼此矛盾的态势，政治身份的认同不再成为建构身份认同的主要取向。

在《夜》中，嘉黛并无意对某个特定阿拉伯国家的未来走向进行大段描述，只是在几处对阿拉伯世界的落后状况和黎巴嫩内战中满目疮痍景象发表感慨。在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西方世界，联系海外黎巴嫩人与阿拉伯世界的纽带以文化为主，相比之下，对国家政治身份的认同并不十分强烈。世界文学中有个不约而同的比喻，那就是用旅途来比喻人生，自由地行走意味着动态和变化，而家则意味着固定和束缚，联想起嘉黛在被叙利亚政府缺席审判后主动与资产阶级家庭割断联系，即使在叙政府解除禁令后也再没有回到大马士革的做法，可以看出，跨越不同边界的经历让她对国家的政治身份并不十分重视。

同样以内战为背景，《夜》与另两部长篇小说，即《贝鲁特1975》与《贝鲁特梦魇》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并无明显的地理标识。作为实际地理存在的贝鲁特在《夜》中只出现于小说的开篇，此后它便只在阿拉伯移民群体的回忆与向往中出现，日内瓦才是小说的主要空间场景。此外，主人公之一的哈利勒得以在欧洲各个城市游历，这意味着主人公在大的空间背景下有了自由移动的权利。虽然小说体现了嘉黛对巴以问题、黎巴嫩内战的关注，表达了知识分子对祖国黎巴嫩强烈的思乡情绪，甚至在小说结尾还让哈利勒重回黎巴嫩，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政治身份的强烈认同，反而显示她对政治身份认同的矛盾心理。虽然嘉黛热爱贝鲁特，认为它是心灵归属，但叙利亚大马士革才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而她至今仍旅居法国的现实似乎也可以证明，她对政治身份的认同有着一定的矛盾性。在这样的心境下，她对文化之根的坚持就尤为坚定。因为阿拉伯文化才是维系阿拉伯移民与阿拉伯各国的共同纽带，因此，嘉黛对阿拉伯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相对而言更为强烈。

三、性别身份认同退居其次

“身份认同是任何个体都会面临的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只有通过确认身份，个体才能够获得心理的安全感。在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这种认同感中，个体的主体性才得以建立。”以写作去“寻找，捕捉自身的真正生命”，进而实现对主体的确认和对身份的认同是阿拉伯女作家们在身份认同道路上的共同手段，虽然她们“在身份认同、独立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斗争的历史上，确实获得了比在别的领域多得多的进步。”但也正如评论家加里·舒克里所言，除了嘉黛·萨曼以外，其他女作家们的作品千篇一律。在这些被指责为毫无新意的作品背后，则是女作家群体陷入的集体困顿。在没有更深化的认识之前，她们的身份认同几乎整齐划一地局限于对性别身份的认同，过分强调两性的差异和对立。

但这种彻底反对男性、将男性视为女性对立面的立场，只会由于偏激而引起狭隘，在女性自我认同的道路上陷入无法转圜的困顿状态，因为“过分膨胀女性主体(即写作者女性意识载体)倾向，而这种膨胀最终与男性压迫在实质上相通，无法从真正意义上带来妇女全面解放”。这一点正是嘉黛在探寻身份认同道路上努力跨越的障碍，因为“如果女性创作依然以敌视、抗争的

姿态呈现，而不去寻找一条男女共融的生存之路，把男女对抗作为长久的斗争方向，势必使世界的情绪处于激烈状态，而人类的发展则难以为继”。

嘉黛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她并不将目光局限于体现女性问题，而是将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与人道主义精神纳入视野。她对写作的思考和通过写作对身份认同的探索不仅始终没有停止，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演进与深化，因此才能以其强烈的批判和自省意识始终保持对实现自我的渴求，在探寻身份认同的道路上不断突破瓶颈，开启新的征程。这不仅反映在嘉黛对性别身份的认同有更为深化的认识，也体现于她对文化身份认同的极大关注。

她并未将性别身份认同作为身份认同道路上的主要方向，而是让不同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将各种矛盾与对立关系置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加以叩问。远离文化之根带来的彷徨沮丧与缺乏安全感，是所有阿拉伯移民所共同面对的窘境。《夜》描绘了身处文化冲突地带的阿拉伯移民的群像，而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两位主人公是哈利勒和莱伊拉。但不管是生活在西方社会的边缘、游离于民族文化之外、饱受良心谴责与煎熬、最终选择回归阿拉伯文化的哈利勒，还是生活在西方、努力改变生活方式、甚至改名换姓却依然无法摆脱原来的归属、无法被西方女性所接纳、也无法摆脱幼时所受的东方价值观念和传统影响的莱伊拉，他们所承受的，是在多元文化的夹缝中、在精神危机中备受困扰的阿拉伯移民的痛苦，也是身处第三世界的阿拉伯人共同承受的痛苦，在这样的语境中，性别身份的认同退居其次，而对文化身份认同的探寻逐渐成为身份认同中的重大命题。

四、文化身份认同成为身份认同的主要指向

《夜》以嘉黛的第二故乡贝鲁特为小说的开端和结尾发生的空间，以她曾经生活过的日内瓦作为主人公们的栖身之处，这正是她将个人经历主动融入创作并加以反思的结果。作为第三世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嘉黛身处西方社会、兼具“观念和行为上的西化与对本民族文化的忠诚”。如此矛盾的她将内心的茫然与困惑转嫁到小说的主人公身上，使得《夜》中的主要命题便集中在对多元文化夹缝中饱受精神危机困扰的知识分子该如何确立文化身份认同的探讨上。

为躲避黎巴嫩内战而逃亡至日内瓦的哈利勒终日为莫名的恐惧感、深重的孤独感、难以调和的疏离感包围。他从战争中逃离，却在西方遭遇了足以摧毁其身心的更猛烈的战争，这种痛苦便来自于挥之不去的疏离感，他流落异乡，却又无法融入当地的文化，难以确定的归属感和认同危机让他每天都在忍受煎熬。为此，他一度通过吸食毒品来麻醉自己，试图从虚幻的世界里找到乐趣。但当毒品的效力过去，他的痛苦就会加倍袭来。这种痛苦来自于背井离乡之苦，也来自于对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担忧。嘉黛以哈利勒之所见所闻，暗示了阿拉伯国家的现状。吸食毒品后的哈利勒在梦境中不无伤感地看到：西方国家几个世纪以来都在从阿拉伯国家攫取各种资源，凭借科技领先和经济强势奴役当地人民，使他们在饱受了西方赤裸裸的殖民统治后，又要面对文化帝国主义带来的文化殖民，曾经泽被东方也照耀西方的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正被逐渐边缘化，其自主性被动摇甚至可能丧失。阿拉伯世界曾经拥有的辉煌一去不返，如今的阿拉伯处于失语的尴尬境地，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在世界民族之林，弱势民族无法在强势文化的压力下安之若素地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哈利勒的梦境并非虚幻，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阿拉伯人应该清醒地直面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化面临的这种尴尬境地。只有实现阿拉伯民族的全面振兴，在社会、经济方面增强实力，保持社会生活的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寻求自身发展的道路。

外部环境的混沌与内心的混乱曾让哈利勒迷失。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他几乎无法找到自我的本真，丧失了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但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与社会的阴暗面却让他更感阿拉伯文化的魅力，因此无意融入西方社会成为其中的一份子。针对来自强势的西方文化对阿拉伯文化猎奇式的解读以及身处西方所感受的切实冲击，他渴望声张自我和本民族的价值，然而与祖国联系在一起的痛苦记忆却让他对回归犹豫不决，使他不得不在反观本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承认，阿拉伯文化的复兴仍然任重道远，阿拉伯民族的振兴也仍需努力。

尽管面临撕裂性的痛苦，但哈利勒并没有放弃对身份认同的思考，他终于明白，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每个人都事不关己、独善其身，那么现实中的阿拉伯民族就永远会成为西方贬低的对象。身处异乡的阿拉伯人如果将西方文化绝对化和神圣化而对本民族文化妄自菲薄，终将因为个性的缺失而成为西方文化的接受者，从而导致民族自尊心、凝聚力的丧失。而只有追溯到阿拉伯民族文化的木源，才能增强信心和自豪感，对抗西方文化的异化。长期的思考终于让他下定决心带着孩子重回黎巴嫩，与阿拉伯民族共患难，因为惟其如此他才能找到归属感，也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指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公莱伊拉，尽管她最初非常适应新生活，对与阿拉伯世界有关的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但她却始终无法掩盖内心的焦灼和脆弱。艾米尔所倡导的理想社会让她觉得如同海市蜃楼般飘渺虚无，她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自由，却处处受到压抑。身处异乡的莱依拉一方面渴望自由与独立，另一方面却又对阿拉伯民族的传统风俗、伦理道德念念不忘。她严守东方的人际交往方式，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交往方式，崇尚婚姻，但同时又企图摆脱阿拉伯文化传统对她的种种束缚。对自我的极度不满以及信仰的动摇和崩溃让她对自我产生怀疑。在远离阿拉伯社会的环境下，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作为本源文化的阿拉伯文化面临“被分化、渗透、淡化以至边缘化而产生‘文化的失真’和‘文化的改观’”的危险，而她想摆脱传统社会，割断与过往的联系，便意味着对“本源文化的淡化或无形的低贬”。她实践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以为可以成为其中一员，然而投奔大资产阶级拉基德的怀抱使她不仅遭受离散于祖国之外的痛苦，也让她继续承受来自阶级和性别的压迫。

身份认同的指向始终处在不断的变异中。不管是哈利勒的遭遇，还是莱伊拉的命运，都清晰表明，对宗教、政治以及性别身份认同的探讨，都已不再成为嘉黛的写作主题，在后现代语境下，对文化身份认同的考量才是嘉黛探寻身份认同道路上的主要指向。

五、文化身份认同探寻中的叛逆与坚持

阿拉伯知识分子大都有在西方国家留学的经历，对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与交流有着切身感受。阿拉伯小说自诞生起便不乏涉及此类题材的作品，但人们往往只提及埃及的陶菲格·哈基姆的长篇小说《东来鸟》(1938年)以及苏丹的塔伊布·萨利赫所著的长篇小说《迁徙北方的季节》(1966年)。事实上，最早涉及东西方文化碰撞并在小说里触及文化身份与现代化问题的应为叙利亚女作家阿菲芙·凯拉姆的《白迪阿和苏阿德》，它的发表比《东来鸟》早了三十余年。可以说，阿菲芙·凯拉姆更为先觉地注意到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前辈的思考为嘉黛提供了启迪，而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也促使她必须注重对文化身份的思考。

全球化并不局限于经济的全球化，同样也意味着文化的全球化。随着地理边界的流动性，文

化的疆界被打破，成为动态的变量。现代性所带来的全球化深刻地影响着个体乃至整个集体的文化身份构建，“在世界各地以及在联合国，不断增长的国家体系间的互相依赖，突出了文化间的差异，使许多人更紧密地依附于他们觉得可能受到威胁的族裔一历史和文化遗产。当全球一致变得更加突出时，人们所具有的自身文化价值的不可取代之感变得更为强烈。”不同文化碰撞带来的精神认同危机日益成为知识分子焦虑的原因，《夜》对后现代语境下身处东西方文化碰撞带的阿拉伯移民心态的深度刻画正是源于同样在探寻文化身份认同道路上踯躅前进的嘉黛的亲身经历。

作为一位阿拉伯知识分子，一位客居西方、深受其文化影响的第三世界女性，嘉黛对自由不遗余力的追求让她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在远离祖国、饱尝离散之苦的情境下，西方世界的发达与先进让她目不暇接，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也对她构成强烈吸引，随着“原有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不断消融瓦解，传统价值标准和取向逐渐异变”，她“深感‘自我’的失落，却又找不到摆脱这种苦恼和困境的出路”。作为身处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她虽然能以学识和知识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却也不可避免地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中矛盾彷徨。

她试图在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寻找平衡，因此扎根于阿拉伯文化，并以此为立足点去看待西方文化。对前者在批判中接受，在叛逆中体现坚持，固守阿拉伯文化的传统与价值却不固步自封，在离散中克服异化，从客观认识和批判中实现对西方文化(包括西方文学)的消化和转化：对后者在接受中批判，在坚持中体现叛逆，对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思想敞开怀抱但又不对其顶礼膜拜，从冷峻的反思和清算中实现对阿拉伯文化的皈依和认同。她既对祖国的现状感到担忧和不满，又具有鲜明的爱国立场，她所追求的并不是个人的解放与解脱，而是主动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女性的命运、国家民族的命运对接，用人道主义精神去关照整个世界。

《夜》的末尾有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吗?”可以说，这是嘉黛对文中所有主人公发出的疑问，是对所有阿拉伯人的疑问，也是对自己的疑问。哈利勒内心矛盾重重，虽然最终选择回国，但却不免在读者心中激起这样的怀疑，作为一个没有在西方社会找到立足点的阿拉伯人，哈利勒的回归是不是在西方无法找到成就感后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虽然纳西姆将在完成学业后回归建设祖国，但觉醒后的冬妮娅何从?作为这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精神导师的艾米尔·尼利又将有怎样的结局?哈利勒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始终处于犹豫与坚持的矛盾状态，他感慨西方的文明程度，却也对它的阴暗面有清醒认识；他想坚守传统，却发现自己举步维艰；祖国的命运让他忧心忡忡，虽然最终决定回国，但回归是否意味着无谓的牺牲?纳西姆也许会在学业结束后捧着一颗建设祖国的赤诚之心回国，但他是否能在祖国找到用武之地?觉醒后的冬妮娅是新女性的代表，她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对西方文化十分熟稔，但这样具有开明进步思想的女性是不是会在回国后，与相对保守的阿拉伯世界格格不入?而被祖国驱逐的艾米尔·尼利是否还将继续著书立说、充当西方社会阿拉伯移民的精神导师，最终也无法真正为祖国所接纳?可以说，无法对这四个人物未知命运一一作答正是嘉黛内心忧虑、彷徨的集中体现。

这种忧虑和彷徨与她试图确立的文化身份认同并不矛盾。因为包括文化身份认同在内的身份认同的“内容及其含义是根据每一个人的理解和态度随着文化、时期、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们从来不是静止固定的……它们的形式和内容总是根据当时的形势以及群体与个体的需要和成见不断地流动、变化”。既然身份认同本来就是一个在寻找、确立、颠覆、重构……之中不断变异的过程，那么期间既可能出现进步或上升，也很可能伴随着踌躇与倒退，困惑与迷失。

尽管生存环境的变迁对身份认同的取向和塑造有极大的影响力，但每个人都应成为自己主体的能动缔造者，“在实践中通过异化和扬弃来实现主体人的自由”。虽然认同会随着时代境遇、政治经济环境以及个体经历的改变而改变，但认同并非是一种被动的过程，而是认同主体主动干预的结果。因此，《夜》最后的疑问也正说明它绝不会是嘉黛对身份认同探寻的结束，因为生命不息，对身份认同的努力追寻就永远不会终结。然而，这绝不是夸父追日的疲于奔命，也绝不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徒劳无功。个体只有不断地追寻自我身份认同才能安身立命，而整个民族只有不断地认识自我、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身份也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一席之地。

六、结语

通过对《夜》中呈现的不同身份认同指向的分析与说明可以看出，嘉黛对认同的渴求从未停止，她对身份认同的探寻轨迹清晰可辨。作为女性，她从自己的性别出发，对性别身份的认同十分明晰，然而，在全球化的多元复杂世界，由高度现代性产生的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变迁逐渐凸显，在这种大格局下，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固然十分重要，但已经无法成为其身份认同的唯一向度。相较之下，文化身份的认同显得日益重要和迫切。因此，当她意识到性别认同并非自己的归宿后，便开始了质疑和批判，也启动了新的挖掘和探索。于是，她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大背景下，在对文化身份认同的思考中将“政治、经济、伦理、宗教、语言和观念等”多元因素的合力编织入自己的叙事文本，真正为阿拉伯女性甚至是阿拉伯民族立言。

“在世界范围内，女性写作所面临的困境和构建自我的思想模式与叙述方式都有一致性可求。”而嘉黛以其长篇小说创作所呈现的这种历史厚重感和使命感，以及对阿拉伯女性身份认同的不懈追寻和努力探索，为阿拉伯女性的身份构建，甚至阿拉伯民族身份以及世界其他民族身份构建的版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启迪和宝贵的精神力量。

(责任编辑：钮　松)

作者：史 月

阿拉伯文学与西方文学论文 篇3：

多彩活动诠释版贸新内涵

活动·丰富多彩

版贸会围绕版权贸易这一核心主题，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融通助力并促进民心相通为最终目的，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第三届尼山国际讲坛探讨“文学与翻译”给文化交流带来的促进；凯斯特纳、曹文轩作品版贸交流漫谈，中德出版人面对面探讨儿童文学出版经验；《天竺心影》英文版新书发布，季羡林先生名作再度引发中外学者的一致肯定和推崇。

本届“一带一路”版贸会，在为参展商打造版权贸易洽谈专业性平台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精彩活动，为大家提供了更多沟通与交流的机会。

本着“功夫在会前”的原则，承办方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所属各出版社结合自身特色与优势资源，策划出一系列不同主题、不同形式的特色活动。国际性讲坛、新书座谈、版贸交流漫谈等六场主题活动，让学者、出版商、作者甚至读者各取所需，成为本届展会的亮点之一。

尼山讲坛破解文化交流翻译瓶颈

19日下午，以“文学与翻译”为主题的第三届尼山国际讲坛举行，作为中外学者的高端交流平台，尼山国际讲坛的举办无疑是本届展会的重头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周慧琳出席讲坛并致辞，还为北美翻译家协会的成立揭牌。墨西哥翻译家莉亚娜，美国特拉华大学终身教授、翻译家陈建国和阿联酋出版家、作家贾麦勒·夏西分别从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角度、翻译理论中的形式对等和动态、中国文学走进阿拉伯国家中的翻译问题发表了主题演讲。

来自墨西哥的翻译家莉亚娜认为，是文学打开了拉美国家了解中国的大门。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莉亚娜将一系列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拉丁文，其中包括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王蒙的《坚硬的稀粥》、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我是刘跃进》等等。在莉亚娜看来，汉语是一种生生不息、永远不会枯竭的语言。中国历史悠久，很多历史积淀的词汇，比如道、阴阳、五行、仁、理、太极等，很难用另外一种语言准确表达。西方世界一直以来都在尝试更准确地翻译它们，但直到现在仍不能如愿。中国的一些成语、谚语、歇后语等源于中国古典文化的词汇也是如此。如何对待这些中国独有的表达方式，是译者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在她看来，既能保持原作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又能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激发他们了解对方文学与文化的欲望，才是优秀的翻译。

作为大学教授，陈建国谈及翻译，视野更宽，他从翻译的历史、翻译的理论和翻译的跨文化实践三方面展开，并时时以自己的译作《论语诠解》为例，深刻阐释翻译作为跨文学和跨文化的话语特征。从历史角度来看，陈建国认为，翻译是一种活动，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接力，也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对话。作为精通中英文的大学教授，陈建国更偏重于从学术方面谈论翻译。他认为翻译不只是一种语言行为，它远超过了语言范畴，更像是两种文化和语言的谈判。若想双方皆大欢喜，翻译就要有所取舍，他的这种观点和莉亚娜所说的“平衡”，有异曲同工之妙。陈建国认为，这种平衡应在跨文化的基础上，在不同语系和语境间实现转换，实现两种语言在功能和形式上的对等。

贾麦勒·夏西则表示，中国文学亟待打破在阿拉伯语国家的壁垒。贾麦勒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表达他对翻译的理解，“中国的朋友告诉我济南会有些热，其实济南不到三十度，我从迪拜坐飞机来中国，而迪拜的气温有四十多度。对我而言济南已够凉爽了。凉爽或者是热，其实是由不同的衡量标准得出，翻译也是同样的道理，语境不一样，就会有差异。”

贾麦勒表示，阿拉伯国家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但中国文学作品却很少。仅有的一些作品，也都是经过英语或法语等第三方语言翻译过来的，这样就可能丢掉原文的一些深层意义，不利于了解中国文化。贾麦勒认为，阿拉伯国家渴望了解中国文化，两国的翻译家都肩负着责任，任重而道远。

三位嘉宾各抒己见，见解观点互相碰撞，产生新的火花，为未来的文学翻译，尤其是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推广注入了活力，利于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的中国，展示一个生机勃勃、愿与各国共同发展的中国。

鸿篇巨作搭起文化交流桥梁

8月20日，多部名篇巨作的新书发布与出版座谈会举办，成为中外学者与出版人之间互通有无、增进了解的重要途径。其中，《重返全球与新丝绸之路》出版座谈会吸引了“一带一路”多个国家学者的关注。季羡林先生《天竺心影》英文版发布，这位已故大家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友好交流史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得到中外学者的一致肯定和尊崇。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重返全球与新丝绸之路》，汇集了中国、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著名研究学者参与，是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研究的学术前沿之作。它的出版，体现了“一带一路”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及合作共赢理念，是“一带一路”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

来自亚洲各国的多名学者高度评价《重返全球与新丝绸之路》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印度尼西亚总统中文翻译、海洋部长中国特别顾问、印度尼西亚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员林优娜女士表示：“要想实现‘重返全球、重返文明’的设想，要在今后两国交流中重视‘软环境’建设，即人文交流。今天的活动可以视为人文交流的桥梁，推动来自不同国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促使‘一带一路’倡议获得全面性的发展。”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姜景奎教授表示，《重返全球与新丝绸之路》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丝绸之路精神、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及其在当今中国振兴背景下的现实意义，将“一带一路”的倡议进行深入的解读与实践。

季羡林先生的游记作品《天竺心影》英文版在本次版贸会上首发，对当下的“一带一路”建设，讲好中外友好交流故事，有着促进和启发意义。

“季先生是我们山东人，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大学问家。作为印度学家，季先生多次访问印度，寫下访印游记《天竺心影》。季先生的访印，以及他的访印游记，已经像柯棣华大夫和印度援华医疗队一样，成为中印友谊的一笔宝贵财富。”山东教育出版社社长刘东杰表示。

普拉卡山学院出版社社长哈里斯·钱德·夏尔玛说：“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有相互学习的必要，出版是一种非常完美的途径，我们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会有更多的收获。”

姜景奎教授表示，这本书的出版对季先生的学术思想的传播有重要作用，能够加深中印两国的相互了解，通过文化交流拉近彼此的距离。

在两部巨作发布的同时，山东教育出版社与澳大利亚教育管理集团举行了澳山国际教育出版公司揭牌暨《我的第一本英文词典》《提升学术素养必修课程》新书发布会。

名家名著让中德儿童文学世界互联

19日，由明天出版社和德国莱比锡童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中德首获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凯斯特纳、曹文轩作品版贸交流漫谈”备受瞩目。凯斯特纳是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巨匠，是德國第一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作家，被誉为“战后德国儿童文学之父”，其作品《埃米尔擒贼记》《小不点和安东》《飞翔的教室》等家喻户晓。而曹文轩作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作家，其作品中所传达的爱与美、人性的光辉品质，更是让其成为当代儿童文学领军人物。

“早在1997年，明天出版社就开始洽谈引进凯斯特纳的作品。1999年，在凯斯特纳诞辰100周年之际，这位世界顶级儿童文学大师的作品被明天出版社引进，并正式在中国大陆出版。20年过去，《凯斯特纳作品典藏》丛书于今年年初推出了第四个版本，起印量达到了45万册。这套德国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因其独特的魅力，成为明天出版社畅销又长销的看家产品，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心。”明天出版社社长傅大伟表示，正是因为看中了凯斯特纳作品的永恒魅力，所以明天出版社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引进版权。

“我们与曹文轩的合作由来已久，在他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之前，我们之间的合作就开始了。”傅大伟表示，明天出版社之所以很早就开始关注曹文轩并与他长期合作，是因为他的作品所塑造纯美的儿童世界，所传达的干净、质朴、唯美的文学意境，与明天出版社的理念不谋而合。“例如曹文轩纯美绘本系列，就是我们在一起互相探讨的成果。现在，绘本作为一种独特的图书样式，是近年来少儿出版的重要板块之一。而纵观中国的绘本出版市场，绝大多数都是引进自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品种，原创绘本比较少。于是，我们就与曹文轩洽谈，希望他能出绘本系列。目前，这套纯美绘本系列已经出了6册，获得了‘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多项大奖。”

德国莱比锡童书出版社社长斯特凡·雷曼先生表示，“我们被曹文轩纯美绘本系列的《最后一只豹子》《痴鸡》表达的丰厚人文情怀和浪漫唯美的意义所深深打动。尤其是《最后一只豹子》所表达的那种孤独感，让人难以忘记。这些情感都是人类永恒的，不分国界。”最终，德国莱比锡童书出版社与明天出版社签署了《痴鸡》《最后一只豹子》的德文版权输出协议。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原创绘本将走进德国小读者的世界，更标志着，中德两国安徒生奖获得者的作品通过明天出版社这个平台实现了跨国界的交流。

一纸绘本消弭中外语言文化隔阂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家门外的自然课》系列童书，在本次版贸会上生动诠释了不同国别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绝佳案例。这套系列童书的作者萨沙是俄罗斯人，她所出版的中文绘本，在本次“一带一路”版贸会上，又将版权成功输出到了阿联酋和越南等国。

“大自然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家门口，希望小朋友都热爱大自然，了解大自然。”在8月19日上午举行的《家门外的自然课》系列童书阿拉伯语新书发布会现场，萨沙阐述了这套书的创作历程。她表示，自己童年的每个假期都是在圣彼得堡郊外姥姥家的木头房子里度过的。那里地广人稀，森林茂密，环境优美。正是在那里，她发现了自然无穷无尽的魅力。读大学时，她又在圣彼得堡国立艺术设计学院学了六年的平面设计，在艺术理论专业读了三年博士，对艺术和科学都非常痴迷。

谈到之所以会发现萨沙，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BOX童书馆主任董小眉表示，“萨沙现在生活在中国，是济南的儿媳妇。机缘巧合，与她相识。刚开始她并没有从事绘本的创作，但是经过几次接触，我们发现她非常有这方面的天赋，所以就建议她开始创作绘本。而且因为她现在有了两个可爱的宝宝，也非常爱他们，所以她特别能够从儿童的角度来进行创作。”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尤其是对于世界一片纯净的孩子们而言。而文化又是互通的，即便孩子们出生在不同的国家，学习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对自然的认知、对世界的认知是相通的，萨沙的作品受到不同国家的孩子们共同的喜爱。正因如此，这套原创绘本在众多优秀图书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一带一路”版贸会上的亮点。8月19日上午，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赵猛与阿联酋哈默利尔传媒集团龙分社社长阿卜杜拉，进行了《家门外的自然课》等23种图书的签约仪式。阿拉伯语版权代理人王宇讲述了与哈默利尔传媒集团洽谈的过程，并表示：“《家门外的自然课》系列在海湾国家受到一致好评和赞许，这也很好地印证了那句古话：酒香不怕巷子深。”

作者：陈先云 王立群 崔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