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与印度农产品贸易论文 篇1：
中印新三国贸易竞争互补关系及贸易趋势研究
摘 要：中国、印度、新加坡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重要的贸易大国，中国和新加坡以电子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印度以能源和资源类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中国出口优势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初级产品，印度出口优势也集中在初级产品部门，新加坡制造业具有显性比较优势。近十几年来，中国与印度、新加坡的贸易竞争逐渐增加，但贸易竞争激烈程度不显著；印度与新加坡的贸易竞争激烈；中印新三国的贸易合作关系均逐渐加深。基于此，本文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 贸易竞争 贸易互补
一、引言
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战略，对沿线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依靠欧美等发达国家，政治和经济风险逐渐增加，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速，市场需求潜力巨大，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市场中越来越重要的力量，通过货物投资贸易与这些国家实现共赢发展符合全球经济发展趋势。2015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外交部以及国家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实际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了以“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为核心的发展目标，其中，货物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而中国、印度、新加坡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贸易大国，具有较为显著的贸易关系，为合作共赢发展提供了美好前景根据发展情况，本研究涉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65个，具体有：中国、俄罗斯、蒙古、东南亚11国、南亚8国、中亚5国、西亚北非16国、中东欧16国、独联体6国。。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可知，外贸合作取决于国家之间进出口货物的竞争和互补关系。如果两个国家产业结构相似，则对外贸易的产品会出现同质化竞争现象，对外贸易合作的空间就小，反之，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互补，则对外贸易的产品会满足两国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合作的空间就大（罗伯特·J·凯伯）。因此，分析中国、印度、新加坡货物贸易竞争互补关系有助于探索中国与这些国家在重点产业的合作前景，还能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科学依据。
二、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对“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的货物投资贸易详细情况研究极少，主要针对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以及特定贸易产品开展了一定研究，具体如下：
一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研究。胡鞍钢等（2014）在分析“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货物贸易情况过程中，选取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货物进出口总量指标。蔡春林（2014）在对新经济体参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研究文献中，将中国历年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情况作了全面分析。陈万灵等（2014）基于博弈理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量进行了分析。二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关系的研究。赵翊（2014）基于投资引力模型，对中国与阿拉伯联盟20个国家进行了货物出口数据分析，测算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潜力。孙致陆等（2013）对1995年至2012年中国与印度的农产品贸易情况开展了实证分析。Chen.Mo（2011）研究发现，中国与海湾国家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和现实基础。李敬等（2017）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的竞争互补关系及动态变化。三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定产品贸易的研究。Hu（2015）对中国和中亚地区在油气方面的合作潜力作了全面研究。李敬等（2016）分析了中俄印新国家货物贸易的特点。Simeone（2012）分析了俄罗斯发展森林产业在中国市场需求动因。Wang（2010）分析了Appalachia地区发展木材产业在中国的市场空间。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文献对我们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考，但是，本文对于中印新三国的货物贸易竞争互补关系的研究有助于丰富“一带一路”研究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基础。一是采用网络方法来分析中印新三国的货物贸易情况，能够从总体和结构视角进一步揭示中印新三国的货物贸易功能特征。二是采用最新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2012）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数据，涉及商品近100类、6000余种。三是聚焦于中印新三国，能够全面细致分析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货物贸易潜在市场状况。
文章后续章节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从总量和结构视角分析中印新三国货物贸易的基本特点以及演变趋势；第四部分分析中印新三国货物贸易竞争互补关系及变化趋势；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
三、中印新三国贸易基本特点及演变趋势
（一）貨物进出口规模及变化趋势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UNCTAD）的数据分析可知，2005年，中国、印度、新加坡货物出口总规模达到10253亿美元，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总规模的比重为37.01%，占全球出口总规模的比重为9.82%；2016年，中国、印度、新加坡货物出口总规模达到26918亿美元，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总规模的比重为46.89%，占全球出口总规模的比重为19.23%；2005年至2016年，中印新三国出口规模增加了162.54%，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规模的比重、全球出口规模的比重分别增加了9.88个百分点、9.41个百分点。
2005年，中国、印度、新加坡货物进口总规模达到8902亿美元，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总规模的比重为37.95%，占全球进口总规模的比重为8.85%；2016年，中国、印度、新加坡货物进口总规模达到22322亿美元，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总规模的比重为47.52%，占全球进口总规模的比重为17.16%；2005年至2016年，中印新三国进口规模增加了150.75%，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规模的比重、全球进口规模的比重分别增加了9.57个百分点8.31个百分点。2005年至2016年，中印新三国货物出口大于进口，呈现贸易顺差态势。
（二）中印新三国货物出口结构比较分析
机械制造和电子产品是中国和新加坡主要的出口产品，两国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分析可知，2005年至2016年，中国、新加坡货物贸易出口排名第一的均为电器设备及机械以及相关零部件的制造；2005年，中国、新加坡电器设备及机械以及相关零部件制造的出口总额在其全年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2.57%、37.49%，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比重分别为12.90%、6.46%；2016年，中国、新加坡电器设备及机械以及相关零部件制造的出口总额在其全年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5.62%、31.48%，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比重分别为27.33%、6.15%。2005年至2016年，中国电器设备及机械以及相关零部件制造的出口总额在其全年出口总额的比重、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比重分别上升了3.08个百分点、14.43个百分点；新加坡电器设备及机械以及相关零部件制造的出口总额在其全年出口总额的比重、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比重分别下降了6.01个百分点、0.31个百分点。
核反应堆及相关机械零部件制造是中印新三国主要的出口产品，市场竞争态势趋强。2005年，中国、新加坡核反应堆及相关机械零部件制造在各自对外货物贸易中均排名第二，印度的核反应堆及相关机械零部件制造对外贸易情况尚未进入前五；2016年，中国、印度、新加坡核反应堆及相关机械零部件制造在各自对外货物贸易中的排名分别为2、3、4；2005年至2016年，中国核反应堆及相关机械零部件制造在对外货物贸易中的排名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在全球出口市场的比重增加了9.27个百分点，新加坡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比重下降了0.81个百分点。
总体看，中国、印度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加坡出口的产品结构较为稳定，但市场空间收窄。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密集型或者资源型产品出口规模呈現递减趋势，技术含量高以及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规模呈现递增趋势。2005年至2016年，中国以纺织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规模下降了0.71个百分点；印度出口排名前五的产品由资源或劳动密集型的服装生产变为汽车零部件、核反应堆以及机械设备制造；新加坡虽然主要出口高技术电子产品，但是国际市场份额下降明显，其国内产业面临较大的转型升级压力。
四、中印新三国的货物贸易竞争互补关系
（一）构建货物贸易竞争互补关系网络模型
为了分析三个国家在货物贸易中的相互关系，文章引入网络分析方法来描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网络分析主要是把每个国家看成一个点，在相互活动过程中互相的货物往来机制形成了网状关系。考察国家之间的网络关系主要用贸易竞争指数（CS，Coefficient of Specialization）和贸易互补指数（TCI，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来刻画，贸易竞争主要发生在出口产品结构趋同的国家之间，而一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结构相互匹配程度较高就会形成较为显著的贸易互补关系（罗伯特·J·凯伯，2012）。
贸易竞争指数（CS，Coefficient of Specialization）计算公式如下：
为了便于比较国家之间的贸易竞争和互补关系及其变化趋势，文章选取了2005年和2016年5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来构建贸易关系网络。近十年来，这451个国家的贸易规模占“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贸易总规模的比重接近95%，因此，具有极为强烈的代表性。
（二）中印新三国贸易网络关系对比分析
1. 中印新三国贸易竞争网络分析。2005年，中国、印度、新加坡的贸易竞争指数（CS）均值分别为0.1265、0.1651、0.1661，其中，贸易竞争强烈的国家（CS>0.3）分别为6个、7个、9个，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比重分别为13.04%、15.22%、19.57%；贸易竞争较为强烈的国家（0.2 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竞争比较激烈，但有缩小趋势。2005年，中国、新加坡的贸易竞争指数为0.4038，贸易竞争关系强烈；2016年，中国、新加坡贸易竞争指数为0.2964，贸易竞争关系较强；2005年至2016年，中国、新加坡贸易竞争指数下降了0.1074，从中国看，贸易竞争指数排名下降了2位，从新加坡看，贸易竞争指数排名下降了8位。 中国与印度的贸易竞争指数有所增加，但贸易竞争趋势不显著。2005年，中国、印度贸易竞争指数为0.0883，贸易竞争关系较弱；2016年，中国、印度贸易竞争指数为0.2745，贸易竞争关系较强；2005年至2016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竞争指数增加了0.1862，从中国看，贸易竞争指数排名上升了5位，从印度看，贸易竞争指数排名上升了4位。 印度与新加坡的贸易竞争呈现递减趋势。2005年，印度、新加坡的贸易竞争指数为0.2877，贸易竞争关系较强；2016年，印度、新加坡的贸易竞争指数为0.2797，贸易竞争关系较强；2005年至2016年，印度与新加坡的贸易竞争指数降低了0.0080，从印度看，贸易竞争指数由第9位下降到第11位；从新加坡看，贸易竞争指数由第10位下降到第12位。 2. 中印新三国贸易互补网络分析。2005年，以本国计算来看，中国、印度、新加坡三国的贸易互补指数均值分别为0.2623、0.2453、0.2647，具有强烈互补关系（TCI>0.3）的国家分别有17个、5个、11个，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重分别为36.96%、10.87%、23.91%；具有较为强烈互补关系（0.2 2016年，以本国计算来看，中国、印度、新加坡三国的贸易互补指数均值分别为0.3111、0.2828、0.2735，具有强烈互补关系（TCI>0.3）的国家分别有31个、26个、20个，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比重分别为47.69%、40%、30.77%；具有较为强烈互补关系（0.2 中国与印度贸易合作关系呈现较好发展趋势。一方面，从以中国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看，2005年、2016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互补指数分别为0.2260、0.3055，2005年至2016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互补指数增加了35.18%，表示对中国来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互补关系具有增强趋势。另一方面，2005年，以中国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为0.2260，以印度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为0.2204；2016年，以中国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为0.3055，以印度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为0.2172；2005年和2016年，以中国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大于以印度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表示中国与印度在贸易过程中，有利于中国出口和印度进口。 中国与新加坡贸易合作关系总体较强。一方面，从以新加坡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看，2005年、2016年，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互补指数分别为0.3946、0.4058，2005年至2016年，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互补指数增加了2.84%，表示对新加坡来说，中国的贸易重要性逐渐增加，应该进一步强化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往来。另一方面，2005年，以中国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为0.3555，以新加坡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为0.3946；2016年，以中国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为0.3452，以新加坡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为0.4058；2005年和2016年，以新加坡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大于以中国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表示中国与新加坡在贸易过程中，有利于中国进口和新加坡出口。 印度与新加坡贸易合作关系逐渐加深。一方面，从以印度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看，2005年、2016年，新加坡与印度的贸易互补指数分别为0.2579、0.3217，2005年至2016年，印度与新加坡的贸易互补指数增加了24.74%，表示对印度来说，新加坡的贸易重要性逐渐增加，应该进一步强化与新加坡的贸易合作往来。另一方面，2005年，以印度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为0.2579，以新加坡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为0.2801；2016年，以印度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为0.3217，以新加坡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为0.2884；2005年，以新加坡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大于以印度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表示印度与新加坡在贸易过程中，有利于新加坡出口和印度进口，2016年，两国的进出口关系发生反转，以印度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大于以新加坡出口计算的贸易互补指数，表示印度与新加坡在贸易过程中，有利于印度出口和新加坡进口。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涵义 文章主要利用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2005年以来，中国、印度、新加坡货物贸易竞争互补关系及趋势。得出如下结论：（1）从趋势看，中国、印度、新加坡是“一带一路”重要的对外贸易国家，三国均呈现贸易顺差态势。其中，中国和新加坡以电子产品为主导出口产品，印度以能源和资源类产品为主导出口产品。（2）从特点看，中国、印度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规模逐渐降低，高技术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规模逐渐增加，新加坡一直以高技术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3）从货物结构看，中国出口主要集中在雨伞、服装、帽子等技术含量较低的初级产品，这些产品并不是中国出口的主导产业；印度出口主要集中在树脂、棉花、地毯等初加工产品，这些产品也不是印度的主导出口产品；新加坡主要出口锡制品、印刷产品以及电子产品等。（4）从贸易格局看，近十几年来，中国与印度、新加坡的贸易竞争逐渐增加，但是，截至目前，贸易竞争激烈程度不显著；印度与新加坡的贸易竞争格局显著。中国、印度、新加坡三国之间贸易合作关系均逐渐加深，但是，中国应该主动加深与印度的贸易合作，进一步扩大对印度的出口规模，新加坡应该主动加深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增加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印度应该主动加深与新加坡的贸易合作，进一步扩大印度优势产品在新加坡国内市场的占有比重。 本研究的主要政策涵义在于，中国应该进一步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持续加深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虽然在贸易往来中存在一些障碍，但是，贸易合作发展空间巨大，因此，应该首先增加互相了解，各自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和改善自身实力，促进合作共赢发展。（1）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本国出口产品的技术附加值，增加全球贸易的核心竞争力，构建差异化全球产业发展格局。（2）进一步加大对印度、新加坡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增进互相了解。（3）高度重视与印度日益增加的贸易竞争关系，与其构建差异发展格局，降低初级产品的出口规模，同时，在机械制造以及电子产品方面避免与新加坡正面竞争。（4）积极与印度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展合作发展，向新加坡学习先进机械制造经验，并合作发展物流、金融等产业。 参考文献： [1]罗伯特·J·凯伯.国际贸易（第13版）（原毅军等译）[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胡鞍钢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J].新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3]蔡春林.新兴经济体参与新丝绸之路建设的策略研究[J]. 国际贸易，2014（5）. [4]陈万灵，何传添.海上丝绸之路的各方博弈及其经贸协定[J].改革，2014（3）. [5]赵翊.“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出口潜力分析[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3）. [6]李敬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的竞争互补关系及动态变化[J].管理世界，2017（4）. [7]李敬等.中俄印新四国贸易特征及比较优势分析[J].管理世界，2016（10）. 作者：邓靖 非洲的丝绸之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新疆界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亚洲经济大国近年来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大幅度增加，如果能解决区域关系内部的不对称问题，可望为非洲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带来巨大的潜力 连接两个大陆 非洲有全球三亿最贫困的人口，面临着世界最令人望而却步的发展挑战，中国和印度对非洲贸易及投资的兴起，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亚非贸易及投资的爆炸性增长，核心是这两个亚洲新兴的经济“巨人”，这是南南关系新趋势中一个令人侧目的特点。 两国从事国际商业活动都有千百年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的时代，当时的商人往返于丝绸之路，穿越几大洲，将货物运到当时最艰险、相对而言还尚未开发的市场。现代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及投资实际上也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时期，早期投资大都集中于铁路等基础设施领域。印度与现代非洲的贸易及投资同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在海外印度裔大量聚居的东非。不过，今天的中国和印度与非洲的贸易及投资规模之大，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在近年来全球经济的动向中，南南贸易及投资的加速是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几十年来，占世界贸易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在北方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在北方与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的商业往来。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估计，南南贸易只占全球贸易的11%。自2000 年以来，非洲撒哈拉以南各国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及投资大幅度增加。今天，非洲27%的出口是到亚洲，而2000 年这个比例仅有14%左右。在非洲的出口贸易中，对亚洲的贸易量目前与对传统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量几乎并驾齐驱；事实上，2000—2005 年，欧盟在非洲对外出口中所占的比例降低了一半，即从50%降低至27%。亚洲对非洲的出口增长也非常迅速，年增长幅度大约18%，增长速度超过对其他地区的出口。与此同时，尽管非洲与亚洲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规模远远小于贸易规模（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仅获得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1.8%），但非洲与亚洲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正在高速增长。亚洲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尤其迅速。 中国和印度的工业正在快速现代化，中产阶层迅速崛起，收入和购买力不断增加。由此带来的是，不仅对非洲的传统出口商品需求不断增长，例如自然资源采掘型初级商品、棉花等农业产品，而且对非洲的各种非传统出口产品需求也不断增长，例如家用消费品、加工后的初级商品、轻工制成品、食品和旅游。非洲劳动力密集，在向普通的中国和印度消费者和公司出口这些非传统货物及服务方面，是有竞争潜力的。 投资方面，中国和印度在非洲已有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开采领域，例如石油和采矿。这方面的投资一直是新闻媒体关注的主要焦点，但事实上两国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最近几年一直在多元化，投资领域主要有服装、食品加工、零售企业、渔业和海产养殖、商业房地产和交通建设、旅游、发电厂和电信业。另外，有些投资正在推动非洲的贸易进入最领先的多国公司网络，不断改变“国际分工”的格局。中国和印度对非洲的商业战略，着眼点远远超过资源本身。 亚洲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及投资急剧增长，但显然存在不对称性。亚洲固然占非洲全球出口的四分之一，但在亚洲的全球进口总量中，来自非洲的仅有1.6%左右。同样，非洲公司在亚洲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相对比例都是微乎其微。与此同时，随着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和印度企业的崛起，通过中国和印度企业家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投资，或从本土市场出口的方式，也挤占了纺织和服装等领域非洲厂家的国内销售和出口空间。这种竞争一方面促使非洲企业提高效率，但在转型期间也制造了失业和其他社会成本。为此，有些非洲政府采取了保护国内企业的政策。 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比较优势的快速转换，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千千万万人民的经济福祉正受到很大的威胁。世界贸易及投资的这个新发展阶段逐步成型，南南国际商业活动日渐崛起，中国和印度在其中的领袖地位呼之欲出，非洲无法承担落后的代价，特别是因为与北方之间可以增进发展的贸易及投资机会与以往一样非常有限。如果非洲人民无法真正参与国际商业的新模式（最重要的是无法从中获益），那将是世界其他地区（包括非洲的国际发展伙伴）无法承担的损失。 在这个背景下，无论是非洲和亚洲的决策者和企业，还是国际发展伙伴，对于进一步理解非洲与亚洲的贸易及投资关系的发展以及对发展、商业和政策的影响，都有浓厚的兴趣。2005 年7 月在雅加达举行亚非峰会，纪念《万隆宣言》发表五十周年，会上进行的南南讨论可能是这方面兴趣的最突出例证，在讨论中突出强调了两个地区间国际商业活动的大幅度增加；此外，2005 年7月的格伦伊格尔斯八国集团峰会也显示了这方面的兴趣，北方领导人在会上强调指出南南贸易及投资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特别是在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 那么，近年来，非洲与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及投资模式及表现有什么变化？未来哪些因素可能会对亚非之间的贸易及投资产生重大影响？非洲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及投资关系对非洲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对这些影响加以调节，以增进非洲的经济发展前景？ 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探讨了四个对亚非间贸易及投资有重大影响的关键因素： ● “边境线上”的贸易及投资政策，包括市场准入政策（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体制，以及双边、区域及多边贸易协议； ● “边境线后”（国内）的市场条件，包括商业环境的性质，市场结构的竞争力，市场制度的质量，以及供给约束，例如基础设施不佳，人力资本和技能欠发达； ● “边境线间”的因素，包括对跨境贸易有促进作用的物流及运输体制，海外市场机会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包括通过驻外人员和侨民收集的信息，技术标准的影响，以及人口迁移所扮演的角色； ● 投资与贸易之间的互补性，包括投资与贸易彼此的杠杆效应大小，互补性对公司的生产规模以及跨市场整合能力的影响，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的程度，以及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都认为第一组因素是亚非贸易及投资关系的主导影响因素。但本研究发现，正式的贸易及投资政策的重要性与后三组因素相比，很可能是相同的，甚至更小。就对非洲与中国及印度间国际商业活动的程度、性质和效果的影响而言，主要影响因素是投资与贸易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边境线后及边境线间的条件。 非洲未能利用贸易带动增长 过去10年中，非洲的经济发展模式日趋多元化，成功事例越来越多。自1990 年代中期以来，有19个撒哈拉以南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达到或超过4.5%。这里有些国家取得这样的成就，全球石油价格的上涨无疑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因素。世界资源依赖型经济体有三分之一在非洲。即使将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排除在外，增长最快的15个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也不低于4.5%。这些国家的人口占该地区的34%。相比之下，非洲增长最慢的13个经济体的平均增长不到3%，有些是零增长或负增长。这些国家中，许多可能仍然陷于冲突或最近刚刚摆脱冲突，人口占该地区的20%。 在非洲经济版图的塑造中，地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非洲大陆的国家密度是最大的，平均每个国家与四个邻国接壤。另外，非洲在地理上也高度分化。非洲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地理和经济基础对发展不利的国家。40%的非洲人生活在内陆国家。另外，非洲不仅人口密度低，而且内部运输成本高昂，估计接近其他发展中地区的两倍。其结果是，除了南非和尼日利亚这两个非洲的主要经济大国，非洲大陆各国的市场不仅小而且缺乏深度。 这些现实条件，加上市场制度欠发达、商业竞争受到约束以及治理薄弱无力，导致在非洲进行国际贸易及投资的成本非常高。过去15 年来，世界贸易及投资大幅度膨胀，但非洲大陆的总体贸易表现令人失望。事实上，过去60年来，非洲的总出口市场份额是一直在下降的（图1）。如果不扭转下降趋势，非洲大陆的持续增长前景黯淡。尽管近年来进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非洲大陆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净额中所占的比例仅有1.8%（图2）。 非洲的商品出口主要是石油。事实上，在过去20年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非石油出口比重没有保持增加的地区（图3）。这一令人失望的表现意味着，非洲未能充分利用国际贸易来带动增长。 除产油国外，经济增长强劲的非洲国家增长动力部分来源于其他主要出口初级商品的全球价格上涨。如图4所示，除价格相对停滞的原材料外，包括金属和非石油矿物在内，其他初级商品的价格均显著上涨。初级商品价格出现世界性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受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所拉动，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进口增长中，中国和印度的贡献比例为，近40%的宝石，原油的30%以及金属矿砂的20%（图5）。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对初级商品的需求继续增长，或至少保持目前的水平不变。 不过，许多非洲国家也正在实现出口的多元化，不再单纯依赖少数几种未加工初级商品的出口。轻工制成品、加工食品、园艺产品以及旅游等服务在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有些国家（例如尼日利亚和南非）一直在提高技术型产品的出口比例。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正在出口中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进入那些不再受亚洲国家重视的产业领域。 中国和印度的非洲贸易 亚洲与非洲的贸易量飞速增长，这一趋势是非洲贸易表现中的一个主要亮点。 贸易量的增长，主要推动力是两个地区经济上的互补性。非洲对亚洲的制成品和机械的需求不断增长，而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不仅对非洲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对非洲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要素禀赋和其他经济资源有可能会继续在国家层面上维持这种很强的亚非互补性，意味着目前的亚非贸易热潮有可能具有可持续性。 非洲对亚洲的出口量正在加速增长：1990—1995年间，非洲对亚洲出口保持15%的年增长，2000-2005年增长率达20%。非洲的对外出口中，亚洲占27%，与欧盟的32%和美国的29%相差无几。 非洲对亚洲出口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对中国和印度出口剧增。尽管中国和印度在非洲对外总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有13%，但非洲对中印的出口增长速度是非洲出口总增速的1.7倍。与印度相比，中国是更有活力的非洲出口目的地。1999—2004年，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年增长为48%，对印度则只有14%。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出口目前有10%是输出到中国，3%左右输出到印度。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产品输入国。 过去几年来，非洲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增长，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工业不断发展，家庭消费不断增加，存在庞大的自然资源国内需求缺口。石油是第一大出口商品，其次是矿砂和金属。中国和印度也在越来越多地进口非洲劳动力密集型的未加工或半加工农业初级产品，进一步深加工后用于工业用途或消费用途。石油、金属和农业原材料加起来，在非洲对中国和印度出口中占85%。 亚洲对非洲的出口也不断增长。过去五年中，亚洲对非洲的出口年增长速度达18%，超过对包括欧盟在内所有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亚洲的制成品像潮水一样涌入非洲。出口中有一些是产品散件，在非洲组装后再输出至欧盟和美国等第三方市场，还有一些是供非洲制造业自用的机械设备。与此同时，非洲还从亚洲进口相当数量的非耐用消费品，与非洲本土生产的产品展开竞争。 非洲与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快速增长，但金额比贸易要小得多。截至2006 年年中，中国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估计为11.8亿美元。 过去10年中，中国和印度在非洲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大都集中于采掘业。此类投资一般属于资本密集性，因此在当地创造的就业很有限。但是过去几年内，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开始向其他领域进行多元化发展，主要包括服装、农产品加工、发电、公路建造、旅游和电信。另外，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的投资在地理上也更趋分散，(图6)所示为目前中国对非洲进行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分布。 亚非贸易的决定性因素 在国际商业谈判和磋商中，边境线上的正式贸易政策往往首当其冲。很明显，关税及非关税壁垒（NTB）是贸易自由化的首要目标。实行自由度较高的进口政策（例如低关税）、优惠的市场准入措施或自由贸易协议，应该可以刺激贸易流动的增加。但是，调整正式贸易政策只是促进跨境贸易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进行贸易，首先必须生产出可贸易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货物及服务。大多数非洲国家基础相当薄，不仅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营企业，而且缺乏让这些企业能够进行国际交易所需要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贸易及投资政策进行什么样的有利改革，供给方面的响应恐怕都很有限。简单地说，没有这样的改革，非洲可能错过新的贸易及投资机会。与此同时，要高效率进行货物及服务的贸易，贸易促进性质的基础设施、制度和服务需要有足够的能力，以降低“边境线间”与贸易有关的交易成本。 从整体看，除了贸易政策变量，边境线后及边境线间因素都对非洲国家的贸易表现有重大影响。事实上，分析显示，边境线后及边境线间因素对非洲国家与亚洲国家之间出口倾向和国际商业活动方向的影响，至少等于甚至超过正式边境线上政策的影响。例如，针对新创企业的国内壁垒降低10%，或国内电力服务改进10%，非洲的制成品出口分别可增加大约28%和15%。 ● 边境线上政策的角色 中国和印度以及非洲国家的关税结构中依然有一些制约相互贸易的不利成分。 中国、印度和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是WTO成员国，因此这些国家的关税一般都是根据非歧视性最惠国的原则制定的。目前暂时中止的WTO多哈回合，其目标之一就是寻求就降低成员国的各种关税达成全球协议。 除了一些重要商品，非洲出口商在亚洲面对的关税高于美国和欧盟。印度的关税普遍很高。中国是一个相对自由化的市场，对本国需求最大的原材料实行零关税，包括原油和矿砂，但是对其他进口商品维持中高关税水平，特别是对从南方进口的非食用性原料。中国已经宣布进一步降低关税。 亚洲市场对某些商品征收高关税，不利于非洲出口高附加值加工产品，这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在非洲对中国和印度出口的一些主要商品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咖啡、可可豆和腰果就是其中三个例子（表1）。 与亚洲国家一样，非洲对亚洲商品也有许多高关税限制。纺织品、棉纱、服装、鞋袜和轻工制成品是非洲从亚洲进口的最主要商品，在非洲属于关税最高的商品之列。但是，其他从中国和印度进口的大宗商品，例如电子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关税一般相对较低。尽管非洲的关税壁垒已经大幅度降低，中间产品进入非洲的关税依然很高，这也制约了非洲的制造业出口。这种不利于出口的偏向性做法是非洲决策者的一个明显改革目标。 非关税壁垒，例如技术标准，是非洲出口遇到的特别挑战。非洲大多数国家都缺乏全面实施或有效执行这些标准的制度能力和资源。这一点削弱了非洲国内生产商打入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某些亚洲出口市场的能力。 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近年来区域性和双边贸易及投资协议在非洲大陆也是风行一时，其中包括与中国、印度等南方国家签署的互惠性协议。目前，亚洲国家与非洲国家之间还没有已经生效的自由贸易协议（FTA），但是有几项自由贸易协议正在进行谈判或有待批准，其中包括中国—南非自由贸易协议、印度—毛里求斯经济合作及伙伴协议以及印度—SACU（南部非洲海关联盟）自由贸易协议。 非洲国家之间近年来签署的区域性贸易协议交相缠杂，比如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阿拉伯马格勒布联盟、东部及南部非洲共同市场、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印度洋委员会等等，宛如“一碗意大利面”，本意可能是好的，但实践中却没有取得好的效果，许多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者（非洲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就更不必提了）发现这些贸易协议往最好的方面讲是没有用处，往最坏的方面讲是增加混乱，不利于吸引国际商业活动。 此外，还有几项亚非优惠安排，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中国2006年初对某些非洲出口商品的单边自由化：取消25个非洲国家190种初级商品的进口关税。这些安排促进了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和印度公司生产商品后从非洲出口的市场准入。此外，这些安排还鼓励了亚洲在制造业的投资，例如莱索托的服装业和南非的汽车组装业。 除了正式的国际协议，亚非贸易及投资还在不同程度上受其他工具性因素的影响。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IPA）和公私合作投资者机构，在促进两个地区的国际商业往来方面一直扮演着日益重要的关键角色。中国和印度还建立了各种其他机制，希望促进与非洲的贸易及投资。最近的一项举措，可能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决策，是《中国的非洲政策》于2006年1月在北京发布。白皮书列举了大量中国希望与非洲合作解决的问题，包括贸易、投资、债务减免、经济援助、金融、农业和基础设施。 有些出口及投资激励措施，例如出口加工区（EPZ），在中国和印度都取得了成功，但是在非洲，除极少的几个例外，这些措施在激励出口方面的潜力并未得到有效的实现。此类激励措施在非洲大陆普遍效能低下，部分原因是制度能力普遍薄弱，造成重大的实施和执行挑战。由于没有强大的治理约束和激励机制，导致任意裁量行为和腐败的机会增加。出口及投资激励措施的无效，也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劳动技能。 ● “边境线后”的因素 规模是影响在非洲经营的公司表现的一个强烈影响因素。无论企业的国籍、规模都是重要因素。非洲竞争较激烈的部门不仅能够吸引较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且在通过出口打入外国市场方面也更有作为。通过这种方式，国内竞争与国际融合形成了互加强关系。非洲公司的经验很清楚：“国内成功是国外成功之母”，这个结论符合世界其他地区近年来的经验。中国和印度投资者的进入明显促进了非洲市场的国内竞争(图7)。事实上，研究发现了一个互加强效应；在本土市场面临的竞争越激烈的非洲公司，与中国和印度资本的接触程度越深，而中国和印度投资者最多的非洲市场往往也是竞争最激烈的。 中国和印度企业在边境线后的经营所在地要支付高额的交易成本，在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都是如此。结果是对于来自中国和印度及其他国家的投资者，贸易和投资的吸引力降低了。中国和印度公司在非洲的高经营成本主要有四个原因：基础设施服务质量差（电力供应、电话服务、互联网接入）；要素市场效率低下（缺乏高技能的劳动力、国内劳工市场的刚性以及当地融资渠道有限）；不利的监管体制以及治理约束薄弱。 ●“边境线间”的因素 非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及投资，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贸易及投资一样，受边境线间的经济或制度“摩擦”的影响。因此，建立新的贸易及投资关系，往往是付出高额成本。这些成本主要来自评估新的市场机会、搜寻新的贸易或投资伙伴、建立融资及营销渠道、转移人员及技术、遵守海关条例及技术标准以及确定如何以最佳方式利用物流、运输和交通系统，特别是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非常多的内陆国家。 这些成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降低。例如，通过使用正式渠道（企业间或政府间渠道）或非正式的“软”网络，例如族群网络和侨民。通过改进或发展贸易促进基础设施和相关制度，可减少物流瓶颈造成的成本。通过提供贸易融资和保险，有助于化解商业方面的顾虑。非洲和亚洲在有些方面依然相距很远，对彼此市场的了解程度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直接的地区间运输服务（空运、海运服务和客运线路）非常有限。此类服务的提供非常有限，可能会制约两个地区间的贸易及投资流。 对于非洲、中国和印度的投资者，在关于两个地区潜在跨境商业机会的市场信息质量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对称。为了促进此类信息的流动和补偿信息的缺陷和不对称，对族群网络的依赖性在不断加大。在非洲大陆开展经营的印度和中国企业在对族群网络的依赖性上存在巨大的差异（表2)。在接受调查的印度裔非洲公司所有人中，大约有一半人的国籍是在非洲。接受调查的欧洲裔非洲公司所有人中，国籍在非洲的比例与此类似。这些数字说明，印度裔及欧洲裔移民已经实质性地融入非洲工商界。 另一方面，接受调查的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公司所有人，无论是按国籍还是按族群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这说明中国投资者在非洲是相对的新来者，在目前这个时刻，还没有在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上融入非洲工商界。相反，近年来中国在非洲进行投资，大部分是外派高级管理人员前往非洲。随着中国增加在非洲的投资，估计大约已有8万名流动性工人从中国前往非洲工作，创造了一个新的中国侨民群体。 同样是在非洲经营，中国企业与印度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别。非洲中资企业的风险厌恶特征往往有别于印资企业，主要表现在关于进入模式的对外投资决策，垂直一体化程度、企业采购的来源市场、以及开展交易时与国家机构（而非私营实体）的关联强度。非洲中资企业在业务战略上谋求加强对生产链的全程控制，企业属独立王国类型，溢出效应较为有限。相比之下，印资企业的非洲投资战略则是更多地融入本地市场，在经营中大量采用非正式渠道，甚至融入当地政治经济的层面，当然这是因为印度与非洲之间有更悠久的族群联系传统。 非洲与亚洲之间的技术及劳动力的流动正在促进两个地区之间商业联系的形成，而商业联系则可带来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事实上，贸易及投资，与劳动技能及技术的转移之间，存在一个互加强效应。例如，在接受调查的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及印度公司中，平均而言，从非洲大陆出口较多的，来自本土公司总部的工人比例要高于出口较少的。 但是非洲人和在非洲大陆经营的中国及印度投资者，在有效利用这种协同效应方面，都面对着很大的挑战。随外国资本而来的外国技术工人，没有获得向当地工人进行有效的技能转移所需的资源，更不必提奖励，因而导致当地的技术转移或劳动技能转移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即使尝试进行这些转移，由于缺乏足够的教育或训练，非洲人往往很难掌握新的技能。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及印度政府正在提供或投资于必要的资源，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技术合作，主要目标就是促进此类技术转移。中国及印度投资者在非洲大陆越来越多地进行国际网络生产，非洲公司提高参与其中的程度，是另外一种让非洲人有效把握取得技术进步和现代技能的机会。 非洲目前的运输及物流服务不仅不足，而且成本高昂，使在非洲经营的中国及印度公司苦不堪言（表3）。在南非的一家中国公司发现，从安哥拉发货去南非，成本与运到中国一样高。在加纳的一家印度公司反映，西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内部的货运成本及关税非常之高，从阿克拉发一个集装箱去拉各斯，成本为1000 美元。因此，该公司决定进行跨国界投资，而不是做出口。 事实上，非洲大陆贸易支持服务这个薄弱环节损害了非洲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利用新的全球市场机会的能力也因此受到制约，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市场机会。 在非洲的内资及外资公司在获得当地贸易融资方面都面临重大的问题，中小企业尤为严重。不过，中国及印度的进出口银行所设立的公共贸易融资计划正在为中国及印度公司在非洲的投资提供大力的援助。 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机会 在非洲的公司，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数十年来一直采取国际投资与贸易关系相结合的做法。不过近年来，全球化带来了生产流程的细化裂分，并形成了紧密集成的新的全球生产及分销网络。中间产品和零配件贸易的兴起是世界贸易体系一次根本性的结构转变，这些转变对已经在非洲经营的企业（包括中资及印资企业）以及正在考虑进入非洲的企业构成重大的挑战。 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贸易方向（即由哪些国家生产出口货物）是由“比较优势”原则确定的，即一个国家专门生产和出口相对生产率优势超过外国的一种或多种商品。但是，由于投资及贸易彼此撬动的杠杆效应以及中间产品在整个国际贸易中举足轻重，现在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比较优势理论。 信息、物流和生产领域的技术进步已使企业可以将价值链划分为由境外子公司或供应商来完成的职能。由于可获取实时的供应链数据，不仅可以远距离运输可长期保存的货物，还可远距离运输即时制造所需的零件，以及对非洲国家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的生鲜货物。其结果是，相对于以成品和服务为对象较传统的行业间贸易，行业内贸易（“网络贸易”）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在这个环境下，很难想象非洲经济发展的未来能够与这些网络隔绝开来。 “买方驱动型网络”通常没有直接的所有者，往往存在于由大型零售商、有著名品牌的经销商和有著名品牌的制造商在价值链的组织中扮演核心角色的行业。买方驱动型商品链的特征是生产系统具有高度竞争性，所有权属于本地并且分散于全球各地。产品一般是劳动力密集型消费品，例如服装、鞋袜、食品和家具等。“生产者驱动型网络”往往是由大型多国企业来协调。此类网络是垂直的多层型安排，通常有直接所有权结构，包括母公司、子公司和分包商。此类网络多见于资本及技术密集性较高、往往由全球寡头所把持的行业，例如汽车、机械和电子业。 国家层面新的统计分析表明，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亚洲，外国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都有很强的互补关系；具体而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越大，出口额越高。在促进非洲大陆外国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动方面，在非洲开展业务的中国及印度公司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中国及印度在非洲的企业，经营规模一般要大于相同领域内的非洲同行，应该可以实现规模效益。因此，证据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及印度企业的出口强度远大于非洲企业，这一点是情理之中的。另外，与非洲内资企业相比，中国及印度企业生产后从非洲出口的产品，其多元化程度以及在价值链中的位置要高得多。 全球价值链为非洲国家提供了真正的机会，可以利用中国及印度的投资及贸易活动来增加非洲大陆的对外出口规模、多样性和增加值。非洲有几个行业已经参与或很有希望参与买方驱动型网络贸易，主要包括食品、鲜花、服装和渔业。非洲出口的所有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对的竞争都远远超过非洲大陆传统的未加工初级商品，因此必须要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另外，中国及印度的跨国公司正在迅速参与的南非汽车组装及零部件行业。还有证据表明，非洲参与服务出口的网络贸易也有很大的机会，比如外包后台支持服务，加纳、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等国家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在服务业里，旅游是第二个切实的增长机会。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层正在不断崛起，可支配收入增加，希望将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度假，非洲明显有潜力从中获益。 总的来说，全球供应链中的贸易是机会的来源，尽管很少有非洲国家能够取得跨越式的进步，以利用这些机会。举例来说，印度之所以大量出口钻石，部分原因就是从非洲进口粗钻石后进行打磨和切割。钻石精加工是附加值较高的工序，印度和中国企业可以前来投资，将这道工序留在非洲进行。 中国及印度与非洲大陆的商业活动迅速增长，为非洲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机遇。这两个亚洲经济巨人对发展与非洲的商业关系有浓厚的兴趣，可能使非洲摆脱过度依赖少数几种初级商品的局面，提高出口的多样化，转向增加生产劳动力密集型轻工制成品及服务。此外，非洲还可借此利用自然资源禀赋的长处，发展后向及前向关联产业，从加工中获取更多的价值，并适时参与现代的全球生产共享网络。此外，中印两国的浓厚兴趣还可使非洲企业更多地面对外国竞争、技术进步和现代劳动技能，从而提高非洲企业的效率；提高国际一体程度，不仅是加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最重要的可能是加强非洲的内部一体化，因为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国内市场深度和规模都太小，无法提供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口产品所需要的规模。 中国与印度农产品双边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摘 要：中国和印度都是农业大国，有着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水平，决定了两国农产品贸易存在着竞争性。而两国农产品双边贸易中农产品出口结构的差异性又决定了中印双边贸易竞争性较弱，互补性较强。利用两个贸易指数对中印农产品贸易关系进行分析，得以证实中印双边贸易以互补性为主。 关键词：中印农产品 双边贸易 互补性 1 中印双边农产品贸易现状及贸易特点 1.1 中印双边农产品贸易现状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 也是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自然禀赋相近的两个国家，这样就决定了中国和印度对于农产品进口需求也相应较大，而且农业发展状态也相近。农产品贸易中存在着一定的竞争性，中印互为对方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双方农产品贸易近年的发展态势良好，2010年，中国进口25.4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171.6%；同时，中国对印出口5.2亿美元，同比增长7.4%，除2003年外，一直保持着增长状态。中国在中印农产品贸易中从2004年开始处于逆差地位，且逆差额还在不断扩大，如表1所示，从2004年的逆差0.58亿美元，2010年则达到20.2亿美元，增长近40倍。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从2004年开始，中印农产品双边贸易中以中国从印度进口农产品为主，中国农产品进口额增长速度很快，都是以两位数增长，有时甚至以上百的数率增长。2010年的增长率高达171.6%。而出口增长率增幅却呈下降趋势。2010年的增长率仅为7.4%。中国在中印农产品贸易中始终处于逆差地位，而且进口农产品的比重逐年增加，贸易逆差呈扩大趋势，进口农产品比重从2002年的26.7%上升到2004年的56%,再到2010年的83%。 1.2 中国与印度农产品双边贸易特点 从图1和相关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中印农产品双边贸易有如下特点： (1)从2002年到201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中国与印度农产品双边贸易中，中国对印度农产品出口中主要以蚕丝为主等非食用畜产品，这类产品占了占绝大部分份额。根据UN数据计算得出，2002～2010年，中国对印度生丝出口占中国对印度农产品出口总额的63％，是双边贸易中中国对印度主要的出口农产品。其次是干芸豆 (12％)、畜产品(7％)、蔬菜水果(5％)和水产品(3％)。2010年，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农产品共有300多种，出口总额为5.2亿美元。其中生丝出口额达3.7亿美元，占对印农产品出口总额的71.1％。 (2)印度出口中国农产品中以水产品比重最大，占到总出口农产品比重的42%。而且从中国海关数据得知，中国从印度进口的水产品占中国水产品进口总额将近25%。从2002年到201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在双边农产品贸易中进口最多的是水产品、棉花、饼粕、植物油和干豆。其进口额占中国从印度进口农产品总额的80％多。据国际贸易数据显示，印度已成为我国棉花进口的第二大国。 (3)中印农产品双边贸易中，中国对印主要出口生丝，进口水产品，各占从印度出口农产品和进口农产品总额的63%和42%。中国从印度进口水产品和棉花的集中度很高，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进口印度农产品呈逐年增长状态，而实际上两国之间的出口集中度总体也呈增长趋势，反映了中国市场对于印度农产品的重要性。中国出口到印度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例如生丝的出口集中度指数也很高。 2 中印农产品双边贸易中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 2.1 贸易专业化指数 TSCabi = (Xij-Mij)/(Xij+Mij) -1<=TSCij<=1 其中，a代表中国市场，b代表印度市场，i代表农产品。Xij 代表中国农产品出口到印度市场的出口额， Mij表示中国对印度农产品进口额。TSCabi = - TSCbai ,其绝对值反映双边贸易竞争压力分布的不对称性程度。当TSCabi指标值愈接近-1或1，则代表中或印度出口农产品的专业化程度较高，表示两国在相互的市场的贸易专业化程度较高，反之，若数值愈趋近于0，则代表中国与印度在农产品双边贸易中进出口程度相当，属产业内贸易型态。在贸易关系的研究中，竞争性与互补性是相反相成的概念, 二者通常为此消彼长的关系。竞争性或互补性对贸易双方而言是对称的。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 (1)中国对印度TSCabi值从2004年开始小于0，即从2004年开始，在两国农产品双边贸易中，中国从2004年开始处于逆差地位，中国对印度竞争压力较小而印度对中竞争压力较大。 (2)中对印TSCabi值从2004年开始在波动中呈递减趋势，而TSCbai在波动中呈递增趋势，表明在两国农产品双边贸易中，中国对印度的农产品竞争压力成递减趋势，相反，印度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竞争压力不断增强，呈递增状态，两国之间竞争压力的不对称性呈扩大趋势。其原因是中国对印度出口农产品的增长率小于从印度进口农产品的增长率, 以及两项增长率相对值在各年的波动性。 总而言之在中印农产品双边贸易中,因中国处于显著逆差地位而受到来自印度的显著大于其对印度的竞争压力。 2.2 产业内贸易指数 Tabi=1-|Xabi-Mabi|/(Xabi+Mabi) 式中：Tabi表示a国与b国在i产品上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当Tabi介于0到0.5之间，表明两国的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如果介于0.5到1之间，说明两国的产品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 表2表明：中印农产品产业贸易指数2002 年到2005年大于0.5，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竞争性较强，互补性比较弱。但从2006年至2010年，除2009年之外，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小于0.5，中印农产品贸易呈现产业间贸易特征，竞争性较弱、互补性较强。表明中印农产品贸易有从产业内贸易向产业间贸易转变。这其间的原因是资源察赋起着作用。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一国应该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印度拥有丰富的耕地、渔业比较发达。中国耕地面积的匮乏直接导致土地密集型的大宗农产品没有优势。劳动力资源的丰裕和劳动力的低成本相互关联，直接影响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国在此类农产品上具有竞争优势。 3 建议 (1)中印两国农产品总体出口竞争性不强以及由于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共同合作越来越多，行成了两国农产品贸易的基础。为实现互利共赢，中印雙方应加强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合作，可以采取协调降低或免除双边农产品关税等措施，逐步开放双方的农产品市场，深化农产品市场合作，拓展双边贸易空间，求同存异，将互补性转化成为共同的利益。 (2)根据比较优势相关理论，各国在参与国际市场贸易的过程中，应该着重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生产成本低的产品上。因此中国应加快调整农业内部结构，重点投资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如桑蚕、中草药以及优质禽畜、水产品等，同时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着力于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 (3)加强同印度农产品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我们可以在中印谈判过程中，努力促使印度在农产品检验检疫、市场准入等方面做出更大让步，同时我国可以减免具有较强优势的农产品的进口税率，有效控制农产品进口配额，给予国内农产品一定的保护，尽量做到平衡双方利益。 参考文献： [1] Uma Kapilla.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s of Indian Eeonomy[M].2000-2001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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