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贸易论文范文

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农产品贸易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近10年来新新贸易理论产生并发展繁荣，但大量文献集中于制造业研究。文章对近年该理论在农业的运用进行了回顾，从其对农产品贸易的适用性、农业主体出口参与决策、农产品贸易增长动态、农业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边际影响、贸易壁垒对农产品贸易流的作用等方面对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研究不足和实际中凸显的新问题，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建议。

第一篇：农产品贸易论文范文

《日美贸易协定》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及对策

摘 要：本文在分析日美农产品关税、贸易和在《日美贸易协定》中降税情况的基础上，采用GTAP模型定量分析《协定》实施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协定》的实施将对我国农业总体发展产生一定冲击，日美相互减免农产品关税将带来一定程度的贸易转移效应，尤其对我国出口日本的蔬果和畜产品影响尤为明显。结合我国自贸区谈判和农业发展情况，本文提出积极推动多双边农业谈判、培育出口竞争优势、借鉴日本经验灵活处理农产品降税、利用自贸试验区积极对接农业国际规则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日美贸易协定》;农产品贸易;农业谈判

一、引言

随着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欧经济合作协定(EPA)相继生效，美国农产品对日本出口份额受到冲击。为扩大对日出口，美国向日本提出，开展贸易协定谈判。2019年4月17日，日美正式启动貿易谈判，同年9月，两国举行首脑会谈并达成了《日美贸易协定》的最终共识，预期于2020年1月1日正式生效。从内容来看，《协定》主要集中在货物贸易尤其是农产品降税领域，日本将对美国大幅开放农产品市场。日本和美国分别是我国农产品第一大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协定》的实施将不可避免的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并与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产生叠加效应，不利于我国农产品出口和农民创收。

目前对《协定》签订后对我国产生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大部分集中于分析美日签署协定的动因以及《协定》的特征，针对农业领域的研究几乎没有。鉴此，本文从分析日美农产品关税政策和贸易情况入手，梳理日美在《协定》中的农产品降税情况，采用GTAP模型定量评估《协定》实施对我国农业总体及农产品贸易产生的影响，并结合我国自贸区建设和农业发展情况，提出今后我国自贸区谈判和农业开放发展策略，以期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二、日美农产品关税及贸易情况

(一)日本农产品关税及贸易情况

1. 日本农产品关税政策

日本农产品关税平均水平不高但存在关税高峰。2018年，日本全部商品最惠国简单平均实施税率4.4%。其中，非农产品(包括工业品和水产品)平均实施税率2.5%，农产品平均实施税率15.7%，零关税税目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35.7%，其中畜产品、蔬菜和水果等我国具有出口优势的农产品的最高关税分别为584%和356%。

此外，为有效保护国内农业，日本采用了复杂的关税制度，农产品关税形式有从价税、从量税、复合税、选择税、季节关税和关税配额管理等。其中，复合税是指从价税加从量税，例如，黄油配额外关税为29.8%+985日元/千克;选择税是选择从价税和从量税中较高者，例如，苹果汁的关税为19.1%-(34%与23日元/千克两者中的较高者);季节关税针对有季节特征的货物，制定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税率，比如新鲜橘子关税在6月1日-11月30日期间为16%、12月1日-次年5月31日为32%。此外，日本还对大米、小麦和大麦、花生和杂豆等敏感产品采取关税配额管理，例如，大米的配额内进口关税为零，配额外关税达341日元/千克。

2. 日本农产品贸易情况

日本是世界主要农产品进口国，主要进口谷物、畜产品、油籽、蔬菜和果汁等。日本是我国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2019年，中日农产品贸易额为117.1亿美元， 同比下降2.3%。其中，我国对日本出口农产品103.8亿美元，下降3.7%;自日本进口农产品13.3亿美元，增长11%。我国主要向日本出口水产品、蔬菜、畜产品、水果和药材，2019年出口额分别为39.3亿美元、22.2亿美元、14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亿美元，分别占我国对日本出口农产品的37.9%、21.4%、13.5%、5.3%和2.2%，合计占80.3%。

(二)美国农产品关税及贸易情况

1. 美国农产品关税政策

2018年，美国农产品关税平均水平仅为5.3%，相对较低。美国农产品免税税目占农产品总税目的30.2%，仅有5.7%的税目关税超过15%。但少数农产品采取高关税保护，乳制品、油籽和油、蔬果等三类产品的最高关税均超过100%。此外，美国还对牛肉、羊肉、乳制品、花生和烟草等少量农产品采取关税配额管理。

2. 美国农产品贸易情况

美国是世界玉米、大豆、牛肉和鸡肉等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国，也是农产品第二大出口国，多数农产品在世界市场占有较大比重。美国农产品出口以谷物、食用油籽和棉花等产品为主，进口以饮品、水产品、蔬菜和水果等产品为主。美国是世界棉花、大豆、玉米的第一大出口国，猪肉和鸡肉第二大出口国，牛肉第四大出口国。其中，日本是美国小麦的最大出口市场，也是美国玉米、牛肉和牛肉产品、猪肉和猪肉产品的前五大出口市场。

美国是仅次于巴西的我国农产品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和仅次于日本和中国香港的第三大出口市场。2018年，中美农产品贸易额245.8亿美元，同比减少72.7亿美元。其中，我国向美国出口农产品83.5亿美元，增长8%，占我国农产品 出口总额的10.4%，前五大农产品是水产品、蔬菜、水果、畜产品和饮品，5类产品出口额合计59.3亿美元，占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的71.1%;进口162.3亿美元，下降32.7%，占农产品进口额的11.8%，前五大进口农产品为油籽、畜产品、水产品、棉 麻丝和谷物，5类产品进口额总计124.8亿 美元，占自美进口农产品总额的76.9%。

三、日美在《协定》中的农产品降税情况

与此前日美共同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相比，日美贸易协定是一个小范围、相对聚焦农产品的协定。从《协定》内容来看，主要是日本削减自美进口农产品的关税，同时美国降低自日进口工业品关税。

(一)日本对美国农产品降税情况

《协定》以2018年的税则和贸易额为基础进行降税。日本在不超出CPTPP所规定的水平范围内，在WTO最惠国关税的基础上，对美国进一步开放了72亿美元的农产品市场，共计567个9位税目。日本的降税模式较为复杂，按大类可以分成6类，但按小类则可以分成40种。例如，“6年降税至零”模式中就包括6年间均等取消、第一年取消X%维持若干年后再均等取消等模式。本文将日本农产品降税大致分为立即零关税、过渡期降税至零、部分降税、国别关税配额管理(TRQ)、限定最高加价(设定此类货物最低售价所需支付金额的最高加价)和特殊保障措施六类：

1. 立即零关税。主要包括：杏仁、蓝莓、蔓越莓、核桃、甜玉米、高粱、食品添加剂、西兰花以及梅干等。

2. 过渡期降税至零。主要包括：葡萄酒、奶酪和乳清、乙醇、冷冻禽肉、新鲜樱桃、牛杂、冷冻土豆、猪肉及制品、橘子、蛋制品以及番茄酱等。

3. 部分降税。主要包括：鲜冷冻牛肉和猪肉。其中，牛肉进口关税自2020年1月1日起，從38.5%调至26.6%，最终将下调至9%。

4. 国别关税配额。主要包括：小麦及制品、麦芽、葡萄糖、果糖、玉米淀粉、土豆淀粉和菊粉等。

5. 限定最高加价。减少对自美进口小麦和大麦的加价(日本在WTO中享有对进口产品加价后再向国内市场出售的权利)。

6. 特殊保障措施。主要包括：牛肉、猪肉、乳清、橙子和赛马等。其中，牛肉第1年触发数量为24.2万吨，此后逐年提高，至2033年最终达29.3万吨。

此外，日方在TPP中曾同意对美国设定7万吨免税额度，但在本《协定》中并未承诺大米减免关税。

(二)美国对日本农产品降税情况

根据《协定》，美国将对日本对美出口的4亿美元共42个8位税目农产品降低关税或给予免税待遇，开放水平较低，主要包括兰花、菊花、柿子、绿茶、口香糖、某些糖果产品以及酱油等。降税模式较为简单，具体分为三类：

1. 立即零关税。主要包括：杜鹃花、除兰花外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奥根瓜和加利亚瓜、柿子和荷荷巴油等。

2. 过渡期降税至零。主要包括：康乃馨、适于花束或观赏的切花和花蕾、混合植物油、口香糖、不含可可的蜜饯、酱油和部分巧克力等。

3. 取消50%的关税。主要包括：可供食用的糖或甜食(不含可可)、部分巧克力、山药、绿茶、兰花和菊花等。

四、《协定》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与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相同，《协定》具有歧视非成员国商品和服务的本质，将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尤其是对日农产品出口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本文采用GTAP模型对《协定》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和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是GTAP模型第九版，该数据库是以2011年美元计价为基础，共计140个国家和地区，将所有产业分为57个部门。数据库中，涉及农产品的部门主要有农作物、畜牧产品和食品加工3个部门。本文的农产品定义为WTO的“农产品+水产品”口径，结合GTAP9.0数据库的分类，将数据库中部门重新分为：谷物、动物制品、蔬菜水果坚果、乳制品、脂肪油籽、糖类、饮料和烟草、水产品等8个农产品部分和其他所有产品部门。地区方面，本文将数据库中的国家和地区分为4个国家和地区集合，即中国、日本、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二)方案设置

根据《协定》，两国于2020年开始相互降税，部分农产品立即降税至零，部分农产品采用3年、4年、5年、6年、8年、11年、12年、16年等过渡期降至零，特殊情况采用配额制等降税模式。本文在设置方案时，设定短期、中期、长期的方案来考虑对我国的影响，即，协定达成之日、6年后和16年后的成员国关税来进行模拟。GTAP模型中采用的是加权平均税率，因此，本文根据日本和美国的原始税率和降税标准，计算各成员国每个税号的农产品税率。以B6模式为例，协定达成之日的税率即为原始税率的1/6，6年后的税率则为0;对于特殊降税类目，比如配额制，则根据配额内外不同税率和贸易额加权计算最终税率;对于从价税则根据重量或者数量单位来计算税额并换算税率。

本文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中，美日两国间6位税目编码的贸易额加权计算出协定达成之日、6年后、16年后各成员国各类农产品的进口税率，据此来模拟协定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短期、中期、长期影响。

(三)模拟结果与结果分析

本文着重模拟分析《协定》对我国农业经济和农产品贸易两个方面的影响。结果分析如下：

1.《协定》实施将对我国农业总体发展产生一定冲击

通过三个方案的模拟，可以看出，《协定》实施后，日美间由于取消或降低关税，将在GDP、进出口总额、贸易条件、社会福利等各方面均有收益，而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各项指标均产生了不利影响。农业增加值方面，短期来看，将下降0.03%，随着时间的推移，下降幅度增大至0.05%;社会福利方面，从长期影响来看，我国的社会福利将会下降91.02百万美元，主要是因为日美关税的相互减免将会直接冲击我国的农产品贸易，长期来看，将对间接影响相关产业的就业和资源的分配，从而减少的总体社会福利。

2. 日美相互减免农产品关税将带来一定程度的贸易转移效应

根据模拟结果，我国农产品出口受《协定》的影响大于进口，对我农产品出口日本的影响尤为明显。短期内我国农产品进口额将下降0.04%，出口额下降0.69%，其中对日出口下降3.73%，长期来看，影响将扩大，农产品进口额将下降0.09%，出口额下降1.37%，其中对日出口下降达7.35%。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对日削减关税的农产品税目数较少，且基本不涉及我国对美出口主要农产品，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有限。但日本是我国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随着其对美国大幅度和全方面降低农产品关税，我国输日农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将面临较大竞争压力。

根据《协定》，日本将对约72亿美元来自美国的农产品减免关税，约占2018年美国对日农产品出口额的一半，加之日本WTO最惠国关税原本为零的产品，日本对自美进口的农产品基本实现90%以上零关税。目前，我国与美日两国均未签署双边自贸协定，与日本共同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尚未生效。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在对日出口农产品结构上我国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尤其是，日本部分农产品最惠国关税较高，我国输日农产品将遭遇来自美国农产品的激烈竞争。

3. 对我国出口日本的蔬果和畜产品影响尤为明显

《协定》对不同产业的影响不尽相同，各部门所受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该部门当前国际竞争力及协定实施前关税保护水平。表 9 显示了采用 GTAP 模型定量模拟的《协定》实施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变动的影响。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我国谷物、动物产品、乳制品和蔬果等农产品出口额将明显下降，对世界出口额分别比基准方案下降 0.77%、3. 47%、0.91%和 0. 23%;对日本出口额分别比基准方案下降 6.27%、10.31%、20.59%和2.83%;对美国农产品出口额影响不明显。其中，谷物和乳制品是我国比较劣势农产品，而美国是世界第一大谷物出口国，乳制品出口也排名世界前列，日本对美国取消上述产品的进口关税，将更加提高美国相关产品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水产品、蔬果和畜产品是我国出口日本的主要农产品，由于水产品未在《协定》降税清单内，因此蔬果和畜产品也是我国受影响的主要产品。蔬果方面，2019年，我国对日蔬菜和水果分别出口22.2亿美元和5.5亿美元，占我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21.4%和5.3%。根据《协定》，其对美基本完全取消了蔬果进口关税，而我国对日出口的蔬果采用10.5%的WTO最惠国平均税率，这将挤占我国蔬果在日本的市场份额。以我国对日出口的重要水果—苹果为例，日本新鲜苹果和苹果汁的最惠国税率分别为17%和19.1%，《协定》生效后，对自美进口相关产品最终取消关税。畜产品方面，2019年我国对日出口畜产品14亿美元，其中禽肉占60%以上。日本作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其肉类进口额占世界肉类进口总额的10%以上，市场潜力较大。根据《协定》，日本对自美进口的禽肉将降税至零，而我国对日出口的冻整鸡和鸡块采用的税率为11.9%，这将对我国禽肉出口日本带来较大挑战。

4.《协定》升级可能给我国自贸协定谈判和农业发展带来潜在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采用GTAP模型测算的影响结果，仅是基于目前《协定》采取的货物贸易降税进行模拟，但日美两国已达成共识，将在《协定》基础上继续进行第二阶段谈判。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初公布的谈判目标，不仅包含货物贸易，还涵盖了投资和服务贸易，甚至主张纳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的“毒丸条款”内容。而日本主张的则是货物贸易协定。 经过多次磋商，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即将美日贸易协定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仅涉及货物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早期收获”，第二阶段则涉及更长期的问题。因此，未来，双方要达成实质意义上的自贸易协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我国而言，如果《协定》纳入“毒丸条款”，就意味着我国正在积极推动的中日韩自贸区将会受到影响，将制约我国自贸区战略的推进，也将使我国农业发展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

五、政策建议

日本是我国重要农产品出口市场，也是我国重点合作的自贸协定伙伴。为弥补《协定》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和农业的影响，本文围绕自贸协定谈判和农业发展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积极推动多双边农业谈判，为我国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是，坚定不移地继续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和完善。WTO多哈回合谈判虽至今仍未完成，但WTO制定的基本游戏规则依然有效，WTO在管理和规范世界贸易、解决贸易争端方面仍发挥着基础和主体作用，不可替代，对此，我国应在既有共识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多哈回合谈判早日达成平衡的一揽子协议。二是，积极推动RCEP实施以及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日本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近年来已与美国、越南、印度等农产品出口大国签署自贸协定，RCEP谈判与 CPTPP 有7个重叠国家，其成功实施有利于降低 CPTPP 和《日美贸易协定》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我国应尽快推动RCEP协定实施落地，为我国农产品对日出口搭建平等竞争的平台。三是，密切关注日美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为我国加入CPTPP准备预案。为防止美国将“毒丸条款”纳入日美谈判后使得我国无法加入CPTPP，建议尽快研究我国加入CPTPP的困难与对策，并密切关切日美协定后续谈判，适时加入CPTPP，以防未来被世界高标准自贸协定边缘化。

(二)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积极应对贸易转移效应

建议围绕受贸易转移效应影响较大的農业产业，加强出口促进，缓解出口压力。一是，促进高附加值农产品出口。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和研发力度、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技术、推广农产品保鲜新技术，延长农产品的销售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二是，开拓农产品出口新空间。支持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深入了解出口潜在市场的进口管理政策和质量标准，引导企业向人口和收入水平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向开放程度较高的中亚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优势产品，推动农产品出口市场多元化。三是，培育农产品出口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鼓励企业开展农产品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运用跨境电商营销平台扩大农产品海外营销渠道;选择目前基础条件优越、配套设施齐全、外贸功能完善的以农产品交易为主体的批发市场，鼓励其学习湖南高桥大市场在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建设中的成熟经验，申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争取在业务流程、监管方式等方面先行先试。

(三)借鉴日本经验，在自贸协定农业谈判中最大限度维护我国农业利益

日本農业资源匮乏，与美开展贸易谈判完全处于防守地位，但其通过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农业利益，这对我国未来与美欧等农业实力较强的经济体开展自贸协定谈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方面，我国应力保农业谈判底线，统筹农产品出要价。《日美贸易协定》谈判中，日本将对美农产品降税和美国对日汽车降税挂钩，最终，日本以放弃美削减汽车关税的要求，换取了美放弃对日汽车加征25%关税的可能，也维持了对美农产品降低关税的底线，即与CPTPP的标准相同。鉴此，我国在自贸协定谈判中应继续确保对口粮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例外处理，确保农业产业安全。不仅应力争农业内部利益平衡，还要积极与其他部委沟通配合，在谈判中努力实现工农出要价结合。另一方面，我国应采取多种降税方式灵活处理敏感农产品降税问题。《协定》中，日本虽然对自美进口农产品全面降税，但减让模式十分复杂。按大类分，可以分成13种，但按小类则可以超过60种。例如，“6年降税至零”模式中就包括6年间均等取消、第一年取消X%维持若干年后再均等取消等模式。与此同时，日本虽然对牛肉、猪肉等敏感产品削减了部分或全部关税，但也采取了特殊保障措施。除系统例外处理的粮棉油糖等产品外，我国牛肉、乳制品等部分农产品也十分敏感，未来在自贸协定谈判中应参照日本做法，根据敏感程度，设置更为灵活的降税方式，最大程度地维护我国农业利益。

(四)积极对接农业国际规则，推进农业全方面对外开放

针对《日美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及CPTTP涉及的投资和服务条款，可能对包括农业在内的全产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建议配合相关部门，积极参与自贸试验区等对外开放平台建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农业规则，逐步放宽农业市场准入，推进农业领域高质量对外开放。一方面，在陕西自贸区杨凌片区、海南自贸区等以农业为主导产业之一的自贸试验(片)区，争取给农业投资和服务领域更多的压力测试，推动农业领域的规则更高水平开放，以便应对未来双边和多边贸易投资协定谈判的高标准要求。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自贸试验区在贸易方面的先行先试政策，提升农产品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农产品通关成本、提高通关效率，积极应对其他双边自贸协定带来的冲击。

参考文献：

[1] 黄金宇.FTA进程中日本农业议题谈判模式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8.

[2] 刘艺卓，赵一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J ].农业技术经济，2017(06)：118-124.

[3] 倪月菊.美日贸易协定对RCEP的影响有限.进出口经理人[ J ].2019(09)：28-29.

[4] 徐梅.新时期的日美贸易谈判：成果与趋势探析.日本学刊[ J ].2020(02)：39-57.

(责任编辑：罗湘龙)

The Impact of Japan US Trade Agreement o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LIU Yi-zhuo1，GAO Ying2，HAN Jia-jia3

(1.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Beijing 100710;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

3. Beijing Yanqing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Beijing 102100)

Key words： Japan US Trade Agreement Agricultural;Products Trade;Agricultural Negotiations

作者：刘艺卓 高颖 韩佳佳

第二篇：农产品贸易与新新贸易理论：文献述评

摘 要 近10年来新新贸易理论产生并发展繁荣，但大量文献集中于制造业研究。文章对近年该理论在农业的运用进行了回顾，从其对农产品贸易的适用性、农业主体出口参与决策、农产品贸易增长动态、农业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边际影响、贸易壁垒对农产品贸易流的作用等方面对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在此基础上，针对现有研究不足和实际中凸显的新问题，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农产品贸易;新新贸易理论;文献综述

入世以来，中国的传统农产品如水产品、蔬菜水果、畜产品等已经逐步在日益开放的全球农产品市场找到了出路，然而予以农产品出口杠杆加速从而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和农民收入增长效应对我国而言却是一个挑战。全球农业改革日益加深，然而这并未给与中国农业部门带来显著的出口导向增长和多样化效应。实践证明，各种单边多边的FTA带来的市场准入机会作为单一因素并不足以支撑我国农业的外向发展目标。近10年逐渐发展繁荣起来的新新贸易理论为研究贸易动态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Melitz(2003)指出企业异质性是比较优势的额外源泉，贸易自由化效应不仅促进了产业间资源再分配，而且引发了产业内部企业间资源分配效应，为从微观层面观察贸易企业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相对于农业经济增长模式研究的系统性和成熟性而言，对于农产品出口增长动态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实践上，农业自由化往往被认为具有长期改革收益但短期会引致结构调整和对农户和农场利益的损害(Aksoy and Beghin， 2005)。因此，在微观层面加深对农产品贸易增长动态的理解，充分认识其农业内部资源优化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果，无论短期还是长期而言对于我国应对农业自由化和理解农业改革的积极效应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新新贸易理论是否适用于农产品贸易分析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农产品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大量的同质生产者(从技术角度而言)，消费者也很多，单个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价格的接受者。农产品，尤其是大宗农产品接近于无差异，尽管生产者千方百计说明产地差异、营销差异。由此产生第一个疑问：同质的生产者和同质产品的条件下，基于企业异质性模型的新新贸易理论能否适用于农产品贸易分析?

部分学者首先从产品异质性角度关注了此问题(Rakhal Sarker，Yves Surry，2006)。从理论上而言，小麦、大米、牛肉、羊毛、奶酪、葡萄酒等農产品被当做同质化产品是合理的，但实践上而言，生产处理流程、育种、产地特征、卫生检疫标准和食品安全要求使得这些产品实际上差异广泛。特别是国际贸易中占很大比重的加工产品由于其要素内容、质量属性和营销特征、品牌等方面使得其异质性更加显著。这足以证明国际贸易中这些产品及生产者特征是差异明显的，而且日益为消费者所认知。

另一部分学者则直接从农业企业、农户、农场的特征分析寻求答案。

一类是从农业企业角度进行分析。Tybout's (2000)的文献对食品加工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以及产业内生产率分布问题进行了关注。Bernard et al.(2006)指出，食品加工企业与工业加工企业一样在生产率、工厂规模、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方面展示出异质性特征，美国的食品出口加工企业就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而言甚至要超过制造业的平均水平。M.Gopinath和Ian Sheldon(2007)则认为基于制造业环境的异质性出口行为分析可以直接套用到食品加工企业和产业。然而，他们也提示初级农产品的生产者—农户和农场可能并不直接参与到农业出口决策，而是参与出口导向的生产决策，这是与加工农产品企业的本质区别。Kandilov and X. Zheng(2011)的研究证明了，对于所有的主要农产品，出口市场参与的固定成本是客观存在的，毫无例外。

另一类是从农户和农场角度的分析。Griliches (1957) 基于杂交玉米及Roger (1962)基于农业创新发散的研究关注了看上去类似的美国中西部农场存在的异质性特征。他们发现一些农户明显比其他农户更善于耕作，更快地采纳新技术和新品种，而这种异质性特征明显导致了农业内部异质性操作主体间的资源再分配及进入和退出行为。Hoch (1962)的明尼苏达州农场面板数据及Mundlak (1961)对以色列农场的面板数据研究也发现了大量农场、农户个体差异，他将之归结为主体的管理能力及特定的技术效率差异。类似的，S?魻ren Prehn， Bernhard Brümmer(2012)也指出生产初级产品的农户或者农场对于不同生产、管理技术的选择或对于新技术应用的时点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从而导致了其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的，农户和农场并不直接参与出口选择，而是通过贸易中介进行或进行出口导向的生产决策。 Ján POKRIV ?魣K1， Pavel CIAIAN(2011)等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了农户和农场异质性的来源——转型国家的二元农场、农户结构。他们指出，由于市场不完全，导致了农场(农户)再组织的交易成本及农场(农户)再专业化的交易成本较高，从而导致同一产业内部农场(农户)的二元结构，由此不同类别农场(农户)在生产率、生产规模、要素投入密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由此也影响到其出口参与选择的差异以及出口要素内容的差异。

总体看来，目前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农业企业、农场、农户的异质性，并给出了其异质性来源，证明了农业主体出口参与的固定成本客观存在，并对新新贸易理论如何应用于农产品贸易给出了提示。几个典型事实已经明确：第一，农业内部的确长期存在着农业企业、农户、农场的生产率差异，而且高生产率农业主体和低生产率农业主体倾向于长期保持其生产率特征;第二，退出风险与生产率负向关联，低生产率农业主体更倾向于退出;第三，无论进入还是退出，大部分生产要素倾向于保留在产业内部再分配(Hoppe et.，2010)。这也证明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农业领域应用的合理性，农业主体的自我选择和生产率引致贸易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而未来的挑战在于，理论上农业主体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是一个动态和长期的过程，而现有研究构造的面板数据更多的是静态的和短期的，而目前尚未有文献将长期的与短期的研究结论进行对比和分析，从而揭示出更加一致的结论。而另外的挑战在于，对于农户、农场的面板数据观测很大程度要受到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的制约，世界各国政府在提供数据的方式和程度方面差异巨大。

二、新新贸易理论在农产品贸易的应用

(一)农业主体的出口参与决定

要进入外国市场，出口商除了要面临一个典型的单位可变成本之外也要面临一个市场进入沉没成本，例如识别海外销售渠道、为满足外国消费需求升级生产设施、获取国外进口管理程序及法律环境信息。对于国际农产品市场而言，进入成本也包含为克服一定的市场准入限制带来的产品标准化成本。Ivan T. Kandilov和 Xiaoyong Zheng(2011)运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估计了一个带滞后变量的动态Probit模型研究发现沉没成本的影响无论在经济意义还是统计意义而言对于主要6种农产品都是显著的。由于更容易识别分配渠道、了解进口程序及更好的法律制度、较低的腐败率，进入发达国家农产品市场的沉没成本要低于进入发展中国家。由于良好金融制度、出口促进计划、贸易信贷及海外贸易网络，发达国家农业企业出口参与能力要强于发展中国家企业。Niringiye Aggrey(2010)运用Probit估计研究了影响东部非洲农业制造企业出口参与的因素，揭示了资本、平均教育水平、外国所有权、地理区位、公司规模及非熟练劳动力比重起到积极作用。与上述研究不同，D. Severine(2014)则主要运用了案例研究法讨论了高交易成本对于坦桑尼亚小规模农户参与出口价值链的阻碍作用。指出小农户分割化的小块土地导致的高交易频度及协作监督成本、地理位置及距离和地貌导致的高运输成本及高价值链基础设施成本、市场制度无效率带来的参与者高机会主义成本、低产出价格及高市场价格波动引发的市场交易成本共同形成了对小规模农户出口价值链参与的障碍因素。Damir Esenaliev(2014)运用711个吉尔吉斯斯坦农户调查数据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并进一步分析其福利效应，揭示了产品属性、劳动力、灌溉、地理位置、移民等因素的影响。而Rodrigo Echeverría及Munisamy Gopinath，etc(2009)主要考察了智利农户的出口生产选择行为。利用智利国家资源信息中心的调查数据，他们运用logit回归的结果发现，农业出口生产决定更多由生产商特定属性及农场特定的地理属性而不是区域地理属性决定，其中教育作为生产率衡量指标是生产商属性中的关键因素，而灌溉和排水系统是农场地理属性中的关键因素，距离大都市的距离通过劳动成本对出口生产决定产生影响。

其他一些学者關注了FDI的作用及农业主体出口产品和市场转换的交易成本。Shauna Phillips及Fredoun Z. Ahmadi-Esfahani(2010)主要分析了FDI对于澳大利亚食品制造业企业出口参与行为的影响。运用理论分析及Probit实证，发现FDI并未有效刺激澳大利亚食品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参与。其原因在于一方面FDI多以并购方式控制相关产业，其对特有资产的保护及并购后竞争效应的不明显使得FDI并未对本土企业产生预期的溢出效应(如国际市场经验、技术等)。此外，很多FDI属于关税跨越性而不是出口平台型的。Liesbeth Dires and Johan F.M. Swinnen(2004)也曾分析FDI对于波兰奶业出口生产参与的影响。不过得出了积极结论，由于FDI属于出口平台型，通过与上游本土农户农场的积极垂直联系，例如采购支付保障、最低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高品质产品溢价、农业贷款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支持等方式，不仅强化了产业组织，也无形中增加了本地农户和农场的出口进入能力。Lota D. Tamini and Jean-Philippe Gervais，etc(2010)的研究显示，由于世界各国之间高度差别的农业贸易壁垒、国内农业出口补贴和支持政策以及加工食品工厂层面的异质性引发的交易成本不对称，很大程度导致了世界农产品贸易零值的存在及农业企业出口参与行为的跨国差异，与制造业比，农业出口商进行跨市场产品转换的能力也大大受到限制。

从现有研究看，农业主体出口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非常广泛，既有主体特定属性、产品属性因素影响，又与市场竞争环境、地理属性、上下游一体化程度有关;既有生产率因素起作用，又有非生产率因素例如政策、交易成本的影响。现有研究多数是定量研究，基于统计数据经验分析中得出如高生产率主体出口参与可能性更强的结论，更多的是一种推断。直接面向农户、农场、农业企业的定性研究目前比较缺乏，少有研究通过问卷、实地访谈等各种形式直接从农业主体角度了解其出口参与行为的动机和原因。取得第一手的数据有可能将目前此方面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启示。

(二)农产品贸易增长动态与决定因素

在一国农业经济处于增长进程的时候，一个可以观测到的广泛存在的事实就是随着时间推移，新品种不断在市场出现与部分老品种消失相伴相随。品种的不断进化与贸易量的增长共同推动着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大量研究对于这种增长动态进行了关注。

一类主要是通过不同的时间框架、不同产品分解指标和分解程度、不同的产品品种定义探索新产品和新贸易伙伴在农产品贸易增长中的作用。

Liapis， P. (2009)研究了69个国家在1996～2006年农业食品贸易流的进化，横截面分析结果显示53%的额外出口发生在集约边际，而发达国家的56%额外出口发生在扩展边际并获得了18%的出口溢价，他把原因归结于加工贸易份额的增长。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农产品出口整体增长主要发生在集约边际，老产品老市场占绝大多数比重。最后，引力模型结果显示，贸易摩擦比需求因素对两个边际的影响更大。随后，P. Liapis(2010)检验了是否一国生产和出口的农产品类型会影响收入增长。发现不是所有的农产品出口会产生收入增长，出口与食品饮料及烟草部门相关的加工产品确实带来了收入增长。此后，Liapis P. (2011)用三种替代性方法研究了1995～2008年加工农产品出口增长动态，发现高收入国家出口更多品种到更多目的地，高生产性劳动力产品也趋于溢价;对于拥有大规模劳动力的新兴国家，出口增长则伴随着价格折扣;在同等收入水平条件下，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出口更多的体现在扩展边际。

Shuwen Duan(2014)运用1986～2010年数据检验了世界和美国贸易的二元边际，发现世界农产品贸易增长78%在集约边际而22%在扩展边际但扩展边际重要性随时间而增长。对于传统贸易伙伴，集约边际解释了美国大部分出口增长而扩展边际主要在新兴市场起到重要作用。

Trade Research Niche Area研究组(2013)的研究表明，由于南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贸易集约边际增长及亚洲发展中国家农产品扩展边际的增长，高收入国家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的份额趋于下降。而低、中、高收入国家农业投入品扩展边际的增长显示了全球农业技术加强的趋势。

Dongwen Tian，etc(2014)通过非参数KM方法及半参数Cox比例风险函数，发现中国农产品新确立的贸易关系更容易失败，仅仅当新贸易关系超过4年的门槛条件才会转化为稳定而持续的出口增长。贸易关系持续时间也取决于进口国发展状态、出口经验、加工程度、地理空间等因素.

Carole Maurel(2010)以法国葡萄酒产业为例，采用蒙彼利埃数据中心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业中小企业出口业绩的决定因素。他综合考虑了企业属性、管理属性、技术资源、决策者属性、出口战略和出口环境及产业状况等因素，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出口承诺和出口导向、企业规模、出口战略是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第二类研究主要是讨论农产品贸易动态研究中的经验方法问题。

Zahoor Ul Haq， Karl Meilke，etc(2011)考察了農业食品贸易流中显著存在的大量零贸易流的处理问题，指出忽视零贸易流会导致农产品贸易引力模型估计产生显著的偏误，他们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对零贸易流处理结果表明，距离、共同边界和语言、有偏贸易协定、出口国基尼系数、出口国收入、是否内陆、殖民地因素对农产品双边贸易流发展有显著影响。Maxim Belenkiy(2009)研究了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在应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的区别，他认为由于竞争性产业性质及企业间差异相对较小，扩展边际修正对于农产品贸易引力模型意义不大，扩展边际不会成为农产品贸易流的主要影响因素，但考虑到巨大的贸易零值，出口选择修正对农业意义较大。

由以上可见，目前对农产品出口增长动态的分析的文献还比较有限，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集约边际、扩张边际、复杂度或者质量边际、可持续边际(贸易关系的维持和深化)。现有研究更多是基于产品层面，基于出口商层面的贸易增长动态研究较少。对于集约边际和扩张边际的研究，既可以基于贸易总量用Tobit或者修正引力模型、也可以用Freenstra方法分解，或者HK相对指标分解，或者直接将贸易流分解为品种数量和每品种平均出口额，其本质都是农产品贸易流进化的一种体现形式，目前而言并没有哪种方法体现出特别优越的解释能力，也没有原因可以解释为何不同的方法要相互排除地运用。未来的研究可以将这些方法加以综合并互补地运用，以检验其一致性和理论及实践价值。此外，现有研究多数还是关注农产品贸易流的总量进化的特征，考虑到不同农产品大类生产属性、产业结构属性、市场属性的差异，未来需要加强对于不同种类农产品进化特征差异的研究。类似的，就国别层面而言，不同的目的市场在市场增长、经济与政治稳定、市场竞争性和市场化程度、金融发展水平、消费偏好及贸易壁垒、质量标准方面差异巨大，从跨国角度进一步分析可能揭示更多的细节、特征和规律。

(三)贸易自由化对农产品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如近期众多包括农业的区域FTA或PTA、协商中的关税削减有助于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并克服诸如小国市场约束，对于替代弹性较低、关税水平较高的农产品新品种以及价格相对较高的高附加值品种更可谓是打开了市场空间，并使得更多生产率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户和农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目前的经验研究大多肯定了上述理论观点。

一部分研究肯定了关税削减对贸易参与可能性的积极效果，同时下游的获益要高于上游。Lota D. Tamini， Jean-Philippe Gervais(2010)基于两阶段引力模型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42个国家不同加工阶段农产品的影响。发现比起部分自由化，激进的自由化将引发发展中国家扩展边际6倍以上的调整。源于下游更高和更分散的关税，贸易自由化效应对下游牛肉部门的影响比上游牛部门更大，且发展中国家公司数量趋于增长，发达国家公司数量趋于下降。Pascal L. Ghazalian， Bruno Larue(2009)使用随机参数probit估计检验了贸易自由化对于肉类产品确立新贸易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关税削减效应随距离而下降，而随发展水平而增长。关税削减力度与贸易参与可能性成正比，说明激进贸易自由化的需求。Jason H. Grant和Kathryn A. Boys(2011)使用大面板农产品和非农产品贸易流研究了WTO/GATT成员关系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发现尽管农业具有敏感性及成员国不愿采纳严肃的改革措施，多边贸易制度对成员国农产品贸易产生了显著积极效应，且结果显著性体现在具有样本选择和扩展边际修正的重力模型中。

其他的研究则将关注焦点放在FTA和PTA对贸易边际的影响上，部分研究认为PTA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种单一化。Maria Cipollina and Luca Salvatici(2010)使用基于161个发展中国家出口到欧盟的细分数据，研究了特惠贸易协定对欧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使用样本选择框架，研究显示欧盟特惠贸易对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在集约边际和扩张边际都具有积极影响，但细分部门差别较大。Elisa Gamberoni(2007)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欧盟单边贸易自由化对集约边际和扩张边际的影响。发现单边自由化对农产品部门的集约边际和扩张边际都产生了积极的效应。Pedro E. Moncarz(2010)则研究了阿根廷和巴西关税政策变化对于进口的影响，发现关税偏好的改变对来自其他拉美一体化成员的进口影响较小，效应主要在于关税率的变化。J.C. Bureau， S. Jean(2013)则从区域一体化协定角度运用1998～2009年数据从产品层面数据考察了78个协议的伙伴国自己关税偏好效应。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面板估计显示，在协定实施1年后，对出口参与可能性的积极影响是温和的。积极效应对南方国家出口影响比北方国家更强。M. Scoppola，etc(2013)运用1990～2006年发展中国家样本研究了欧盟特惠贸易协定的贸易创造效应，研究发现欧盟PTA积极影响农产品扩展边际，特别是通过与PTA相关联的关税条款，而食品贸易的结果则对估计方法具有敏感性，而集约边际主要被关税作用驱动(见表1)。

由以上可知，近年国外文献已在运用新新贸易理论不断探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不同模式(如关税和出口补贴削减、优惠贸易协定及不同自由化手段的组合等)及对于参与各方的可行性、福利效果，不同方法和不同程度的自由化模拟大多给出了比较肯定的结果，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理论共识日趋形成。实际上世界农业自由化进程也在日趋推进，各种包含农业的双边、多边FTA的达成事实上也验证了这一点。其次，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收入增长及世界各国的食品进口需求不断增长，食品价格持续高企，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变动使得大量农业投资涌入新兴市场(包括中国)，农产品贸易呈现增长势头。在此背景下，有三个主题值得关注：第一，基于农产品贸易关税阶梯结构，很显然，高附加值的加工农产品贸易受益更大，目前大量包含农业自由化的区域FTA对于加工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第二，自由化过程中新兴市场需求增长更快，但市场化程度、法律和行政环境、金融制度、契约执行、基础设施方面相对滞后，发达国家法律、制度、金融、基础设施更完善，但市场趋于饱和，两类市场各有其利弊，自由化对农产品贸易区域增长结构效应有待研究;第三，近年来国际农产品市场供求缺口日益加大，农业自由化能否通过对进出口贸易边际和价格的调整实现全球供求平衡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四)贸易壁垒与农产品贸易流

目前理论的模拟已经证实了未来农产品市场进一步自由化的可行性，實践上不断深化的双边和多边农业自由化合作也有助于帮助合作方形成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从而为未来进一步的自由化消除障碍和提供基础。在此进程中，启用WTO许可的“安全阀”的国家将不断增加，从而使得农产品贸易壁垒的发起数量和范围逐步与农产品贸易本身的发展进程保持一致。因此，少量学者也加强了对贸易壁垒对农产品贸易增长动态可能的影响进行了评估。

目前多数此领域文献都将焦点集中在SPS和TBT措施的影响上。部分研究认为SPS和TBT将不仅减低出口可能性，且负面影响集约边际增长。Pramila Crivelliyand Jasmin Gr?魻schl(2012)使用从WTO网站获取的SPS信息，在控制零贸易流的基础上，通过heckman两阶段法证明SPS措施削弱了农业和食品的贸易可能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一致性评估不仅损害贸易可能性且减少贸易总量，而于产品属性有关的措施不影响贸易可能性但对贸易流影响巨大。QIN Zhen，NI Yan(2013)研究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1995～2011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发现TBT和SPS措施同样的会降低农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但SPS效应更强且SPS还会进一步降低集约边际。

而其他学者对于SPS和TBT对贸易边际影响的结论却不一样，这可能跟选择的具体农产品品种、受影响对象国家的发展水平、考察的具体措施及数据、变量选择有关。Hoda El-Enbaby， Rana Hendy(2014)使用埃及企业层面数据，考察了SPS及TBT对于农产品贸易可能性和贸易流的影响。结果发现影响主要是降低贸易可能性，对贸易流影响不大。Bo Xiong， John Beghin(2011)的研究发现对于农产品的技术性措施经常在OECD国家内部同时增强进口需求和阻碍出口供应。而这些措施的净效应是减少了OECD区内奶产品的贸易可能性，然而却增加了区内谷物储备的贸易量。Oleksandr Shepotylo(2015)对各种主要非关税壁垒对海产品贸易边际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SPS措施主要是增加可变贸易成本，提升贸易扩展边际，降低集约边际;而TBT措施主要增加固定贸易成本，降低扩展边际并提升集约边际;STCs(特别贸易关注)对贸易边际的影响比前两者更大。

还有部分学者关注了关税、产品标准的影响，对贸易边际的影响基本是负面的。Ana M. Fernandesa和Esteban Ferrob(2014)运用2006～2010年60个国家203种农产品讨论了产品标准对农业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指出相对出口国，进口国更严格的产品标准不仅影响企业的出口选择而且增加了企业的出口市场退出率。其中公司属性和网络效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S?魻ren Prehn， Bernhard Brümmer(2012)建立理论模型说明，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对农场生产率有着直接的影响，关税导致来自国外竞争的弱化和国内低生产率农场的生存，结果意味着国内平均生产率水平的下降并由此影响了农产品出口。而出口补贴的作用则相反。Marie-Luise Rau and Frank van Tongeren(2008)发展出一个异质性企业的局部均衡贸易模型。基于蒙特卡洛参数样本的核密度估计显示出波兰和欧盟15国之间非对称贸易成本。结果发现，在欧盟准入的环境下的投资支持计划降低了肉类企业适应欧盟标准及出口参与的生产率门槛。他们指出，适度增加产业最低生产率水平将足以补偿因为固定服从成本提升而导致的出口下降。

从目前来看，用新新贸易理论研究贸易壁垒与农产品贸易流关系的文献并不多，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上，缺乏对于贸易壁垒如何影响农产品的质量边际及出口关系生存和深化的探讨。从具体措施上看，多数研究关注的是常规的非关税壁垒，而对于TTB(临时性贸易壁垒)的影响研究不足。随着未来农业自由化的发展，以及由于垂直一体化、合作组织、上下游契约关系的加深，农业主体的贸易保护参与能力和动机将趋于增加，政府也会更多考虑对农业TTB安全阀的启用。因此，虽然存量上看目前农业TTB无论从发起国还是发起的产品范围有限，但基于对未来增量的预期，对于此方面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三、总结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过去10年多来，新新贸易理论产生并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截至目前，在农产品贸易领域的应用相对是有限的。传统的贸易理论对于农产品贸易的研究相对不充分，未能充分体现农业内部企业、农场、农户之间的竞争特征和经济后果。新新贸易理论则为农业内部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新的理论启示。理解农户、农场、农业企业全球市场参与有助于有竞争力的农业出口商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带来更多的农业稳定就业及收入增长甚至福及更广泛的经济，也将使得自由化和开放市场的政策政治上可行。

總体来说，目前的文献对于发展农业新新贸易理论分析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但有很明显的理论和实践表明，这是一个需要后续研究不断跟进的领域，同时也产生了对专业的农业企业数据库和农户、农场调查数据建设的需求。与制造业不同，农业特别是初级产品存在着大量的农户和农场，它们不直接出口，但可进行出口生产决策，农户、农场的异质性来源及它们出口生产参与的影响因素及对农业内部资源分配、农业经济增长、农户收入的影响值得未来进一步探究。目前的研究大多使用二手统计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其结论更多的是一种推断，未来从农业企业、农场、农户取得第一手的调查、访谈数据，直接从农业主体角度了解其出口行为的动机和原因有可能将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启示。各种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建设、促进政策在农产品进出口增长动态中扮演的角色也有待于进一步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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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cultural Trade and New New Trade Theoy： A Review

Wang Xi

(Business School，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Key words：agriculture trade;new new trade theory;review

(責任编辑：张积慧)

作者：王晰

第三篇：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中日韩农产品贸易

摘要：当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缓慢，农产品贸易问题一直是重要影响因素。出于食品安全和政治等因素考虑，日本和韩国对中国农产品实施严格的农业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因此，了解并深入分析日本和韩国的农业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实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并思考其解决机制，将有利于中日韩缓解农产品贸易摩擦，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发展。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肯定列表制度

1 引言

2012年11月，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式启动，但其自启动以来进展缓慢。当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在几个领域中的模式谈判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有望进入实质性谈判。而农业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下的敏感性问题，日韩一直对农产品贸易采取较为消极的态度，我国与日本、韩国农产品贸易摩擦不断，成为阻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发展的因素之一。日本和韩国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但是其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我国农产品出口。本文将通过探究日韩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的影响机制，为缓解中日韩农产品贸易摩擦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2 技术性贸易壁垒

2.1 技术性贸易壁垒定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关税壁垒正在逐渐降低，而WTO也在严格限制直接非关税壁垒。所以，间接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简称TBT)，因其较好的隐蔽性和针对性成为了各国保护其产业的重要手段。根据TBT协定和SPS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进口国通过严格的技术标准，增加进口难度而限制进口的一种非关税壁垒措施。联合国贸发会议2015年《贸易政策重要数据及趋势》报告，2014年，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到70%的世界贸易;而从行业来看，农业受非关税措施影响最大，绝大部分农产品贸易都受到检验检疫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

2.2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特点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特点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是积极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有效保护进口国人们的健康和安全，使消费者享受到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提高社会效率。王志明、袁建新(2003)指出技术性贸易措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技术性贸易壁垒被滥用而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通过制定严苛的技术法规和标准，提高准入标准，以此保护国内的产业。Baldwin(1970)则认为TBT具有很大负面影响，应该被消除。这样的双重特性使得技术性贸易壁垒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纷争中的热点问题，近年来，尤其是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等为由，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制定严格的规定来限制其出口，而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逐渐增多。

2.3 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发展趋势

2001年至2015年间，农产品的TBT-SPS通报占通报总数的66%，且有关农产品通报数量呈现上升趋势。而我国作为农产品出口大国，主要出口市场为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农产品进口方面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比如依托严格的标准体系，欧盟构建了一套完整且运行有序的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而根据2014年数据，欧盟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企业出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其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占直接总损失近三分之一。

3 日本和韩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

3.1 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

日本一直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但是近年来，因为日本严格的TBT限制，我国对日农产品出口比例在逐渐下降，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造成的损失占总损失的30%左右。2006年开始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极大提高了农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门槛，在该制度下，农业化学品的残留限量包括五大类型，其中“一律标准”类型包含了大部分的农业化学品，但是其限定的农业化学品最大残留限量不得超过0.001毫克/公斤。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项制度要求进入日本市场的任何农产品都没有化学品残留。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大大增加了产品的检测费用，延长了出口检疫通关时间，引发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成本和风险。

3.2 韩国技术性贸易壁垒体系

中国与韩国在地理位置上邻近，凭借地理位置优势，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之一，但是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韩国对中国的农产品进口设置了较为严格的农产品TBT。首先，韩国拥有十分健全的农产品进口法规和标准体系，该体系涵盖了水产品、谷物、家畜等，几乎把所有的农产品都纳入了质量安全和检疫检验法规的保护之下，一些农产品甚至需要满足多项标准。其次，韩国国内对农产品实施全面的义务认证制度和生产履历制度，规定了正在销售的农产品必须标明农药、化肥的施用量，以及栽培过程等详细信息。韩国的农产品TBT已经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抑制作用。

4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双重影响

当前，我国农产品出口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严重影响，损失金额不断增加，而且受阻形式愈发复杂，其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根据张小蒂(2004)、李春顶(2005)等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短期和长期贸易效应研究，我们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分析日韩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4.1 短期贸易效应

从短期来看，严格的TBT限制对贸易产生抑制效应：

(1)数量抑制效应。严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限制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数量。日本和韩国都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但是因为其严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大量农产品因为没有达到其标准而被限制进入出口国市场。国内市场同类产品供应增多，出口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这样一来，技术性贸易壁垒大大影响了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速度和规模，也不利于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均衡发展。

(2)价格控制效应。日本和韩国复杂的农产品检验体系和标准大大提高了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成本。日本和韩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农产品，而且对农产品的检验检疫提出了十分复杂的要求。中国的出口商一方面要为了达到对方的技术要求而不断改变生产工艺，引进新设备，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出口商也要负担较为高昂的检验检疫费用及时间成本，成本的提高将使中国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竞争力，出口商利润下降。

4.2 长期贸易效应

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些措施可以引导我国农产品生产逐步走向规范，有利于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表现为贸易促进效应。

因为国外严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势必要改变生产方式，借鉴国外经验，进行技术创新，引进更加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否则将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我国农产品一直存在监管不严格，评价体系不完善等弊病，国外的TBT可以为我国规范农产品检验体系、规范评价标准提供很好的参考，督促监管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企业加快创新速度，增加贸易量，即存在贸易促进效应。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出于食品安全和保护本国农业等因素考虑，日本和韩国出台了较为严格的措施保护他们的农业，成为阻碍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的重要原因。面对日本和韩国对中国农业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我们有必要在三方互惠互利的前提下寻求缓解农产品贸易摩擦的最佳方案。

(1)增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当前，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诸多隐患，制约了我国农产品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国内并没有对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做出严格的规范，我国农产品生产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鉴于以上问题，为了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农产品生产企业应该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借鉴发达国家农产品生产的经验，提高农产品生产技术含量，建立完善的仓储、运输体系，为农产品出口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

(2)优化农产品的出口结构。一直以来，我国的水产品和蔬菜制品一直在日韩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但是这两类产品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不高。因此，企业需要加强技术创新，推动出口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农产品出口的多元化及结构升级。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劳务输出、技术输出、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改变出口方式，有效缓解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

(3)建立完善的农产品监管机制。政府应当通过完善农产品生产标准、制定相关法律来规范农产品生产，并加大监管力度。与此同时，政府应当及时公告国外TBT，使我国出口企业了解到最新生产标准;当出现农产品贸易摩擦时，应当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维护我国出口企业的合法权益。我国政府也应当持续积极参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利用主动地位，促进达成有关农产品出口共识，争取更大程度的开放。

作者：张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