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贸易发展管理论文

摘要：尽管遭受贸易壁垒不利于出口增长，但可以倒逼企业出口产品和市场的多样化发展，并促使出口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出口多样化和技术进步均有利于出口稳定，因而贸易壁垒的强化对出口波动可能具有负向影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产品贸易发展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农产品贸易发展管理论文 篇1：

亚欧农民合作组织模式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通过对以东亚地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综合农协模式与欧美国家普遍存在的专业合作社模式在产生背景、组织架构、功能定位、金融支持和政府作用的差异对比，以及两种模式发展趋势的研究，结合实际，提出发展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政策及对策建议。

关键词：综合农协；专用合作社；合作组织；模式

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的农村地区一般都有较好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该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广大农民小生产面对大市场的难题，为避免产生一国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国际上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主要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东亚地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综合农协（台湾称之为农会）模式，另一种是欧美国家普遍存在的专业合作社模式。

一、综合农协模式与专业合作社模式差异分析

（一）产生背景差异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同处东亚地区，人多地少，有着悠久的小农经济传统。二战以后，这些国家或地区处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经济水平发展普遍较低，在吸取欧美国家专业合作社发展思想基础上的“综合农协模式”成为其主流。日本1947年出台了《农协法》，政府在各地按照市町村行政区划重新组建了综合农协，成为集购销、信用合作及保险等农村各项事业的综合性垄断机构①。中国台湾地区于1949年通过《农会与合作社合并办法》，将负责农业推广的农会与信用合作社合并[1]。韩国根据1961年《农协法》将原农协和韩国农业银行合并成综合农协②。

在欧美，农民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独立经营权的农场主，许多专业合作社产生的原因是为了自发适应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农业产供销市场化和农产品贸易竞争加剧的需要。1922年的“合作社大宪章”《帕尔·沃尔斯太德法》把合作社从《反托拉斯法》中豁免出来，让专业合作社迅速规范和发展起来③。德国农业合作社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大型的生产单位可更加经济有效地利用农机、大型设施等不可分割的生产要素。在荷兰，农民和园艺工人为了能够与农资供应商和花卉采购商抗衡，自发建立了农业和园艺业合作社。

（二）组织架构差异

综合农协基本上全面覆盖农村社区，并形成自上而下的三级体系。在日本，农协覆盖全体农民，由基层农协、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农协联合会、全国联合会构成。韩国农协从1969年改制后，开始形成中央农协、省（道）农协、基层农协三级组织体系④。中国台湾地区在1952年建立起省、县、乡镇的三级农会体制。

专业合作社则围绕某项专业生产提供系列化服务，围绕农业产业链中某个环节进行服务，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全国性专业服务机构，大致形成了全国和地方的两级体系，但其坚持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制度，确保社员对合作社的最终控制权。在美国，每6个农场主就有5个参加合作社，由于分工较细，许多农场主同时参加几个合作社，以便享受到农业专业化经营服务的好处。

（三）功能定位差异

综合农协更强调合作的综合性、社区性。综合农协扮演产供销一体化中龙头企业的角色，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一系列服务，甚至包括对会员的生老病死。日本农协从事信用服务、生产指导、组织流通、互助共济福利四种基本事业，以及农业种植技术、食品加工技术、病虫害防治、住宅改建、道路修建、医疗保健等服务。中国台湾地区农会是影响最大的农民组织，各级农会都设有信用、保险、农技推广、农产品供销等业务部门，近年还向家政、休闲、文体等社区服务功能拓展。

专业合作社更强调合作的市场性、专业性。专业合作社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其围绕某个农产品专业化生产领域满足特定农户的需要，其本身就是较大的经济实体。欧美专业合作社在100多年的进程中，发展出形式多样的类型，其中，供销合作社或流通合作社渐成主流。美国农业部将专业合作社分为营销、供应和服务合作社三大类，其共同特点是跨区域合作与联合，其中营销合作社最为发达，在牛奶、水果、蔬菜等领域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在德国、英国，最为成功的是流通合作社，如德国最大的100家农业食品工业企业中就有40家属于流通合作社①。

（四）金融支持差异

综合农协对下属信用部门的依靠作用十分突出。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信用部是农协下属,专门负责对成员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及结算的合作金融组织，该部门成为“综合农协模式”能够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收入来源，并提高了农村的信贷供给能力。2003年，日本农协实现利润2.07万亿日元，其中农协金融系统的利润占到35.3%②。农协金融系统提供低息的流动发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其中，中长期贷款占比在70%以上。除此之外，在中央层面还有政策性银行的农林中央金库，发行农林债券并对基层农协信用部门提供转存贷服务。韩国农协是直接具有政策性业务的合作金融机构，不仅为农协会员提供存贷款服务，还建立农业发展管理基金发放政策性贷款。

专业合作社所依靠的农村金融机构，配合专业合作社体系，但却平行于合作社体系、独立运营。在法国，农业合作社不仅能获得规模对等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如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银行）贷款,也能获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类等政策性贷款,但其一般不直接贷给农场主,只通过合作社发放。美国通过立法建立了农村政策性、合作性以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并存的复合型农业金融体系，为农场主及合作社提供各类层次的金融服务，这一体系曾被认为是“最安全、最稳定的信贷机构”。其中，信贷合作社是与其他供应、营销类合作社并行且独立核算的合作社，提供的贷款占全部农业贷款2/5左右。

（五）政府作用差异

综合农协模式属于“政府推动型”。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其农协都具有“半官方”的性质，政府出于扶持农业的目的，形成了特有的管理模式和目标。以日本为例，1947年综合农协成立不到一年，就因经济恶化、经营者缺乏经验、会员合作意识不强等原因而陷入萧条。为摆脱困境，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增加农民入股运动、农业计划运动、购买等运动，直接介入农协的工作。此外，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日本政府的支农资金，大多通过农协投放[2]。

专业合作社则是注重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支持和兴办，更加体现员工利益和愿望。专业合作社最早出现在欧洲，后来传到美国，但都是在自发、自愿基础上建立的组织，起初政府不限制也不鼓励，任其自由发展。如瑞典的农民合作社，“首先是由部分大农场主发起，说服众多小农场主参加而建立起来的”。等到专业合作社进入成熟期，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在其民商法体系中制定并不断修订法律，为合作社提供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在完善的法治和政府引导下，专业合作社能始终坚持自下而上的组建和选举制度。许多合作社决策权高度民主、考核监督严格，始终都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二、两种模式的最新发展趋势

（一）综合农协模式由于遭遇挑战而变革

1.综合农协模式面临的挑战。一是金融业务困难。20世纪80、90年代的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日本90年代经济泡沫的破灭，使得农协金融业务产生大量亏损或坏账，由于综合农协的运转模式是依靠金融业务盈余填补赤字经营的销售和生产指导部门，金融业务出现问题将直接撼动综合农协的根基。二是综合农协成本较高，效率低。以日本为例，农协代表农民要求政府不断提高大米收购价格，并对海外农产品施以高关税，导致日本国内大米价格高于国际市场10倍多。日本农林水产业2003年在GDP中仅占1.3%的份额，而同年对农林水产业的财政预算就占到其产值的47%，高补贴模式使日本农产品全面丧失价格竞争力①。

2.政府变革趋势。一是综合农协金融业务开始独立出来，向普通商业银行转化，并处理问题农协金融机构。韩国于1994年根据修改后的《农协法》将银行部门和农协其他部门的财务、管理、人事等分开，2005年韩国农协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1.81%，连续6年达标，不良贷款率降至1.38%②。日本于2002年修改法律成立农协银行，开始对非农金融业务倾斜，2007年2月，农协金融系统存款80.4兆日元，贷款21兆日元，贷存比仅为26.1%，改革道路还将继续。台湾2002—2003年由“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接管34家农会信用部，建立金融重建基金进行救助和改革，将其转让给国有或民营的商业银行[3]。二是横向合并与扩展，日本综合农协通过合并，已由1960年的12050个，降至1980年的4528个，2003年的952个③。三是纵向精简与综合，三级农协中间环节多，费用高，日本已将延续几十年的“国家—县—基层”三层体制简化为“国家—基层”两层，并根据“利用得多优惠越多”的市场原理，对大户实施优惠。四是在原有农协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新的经营联合体，如韩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持基层农协之间成立各类专业的联合营销体（AMA），仅从2004—2005年通过AMA的农产品销售量就由826亿韩元上升至2490亿韩元。

（二）欧美专业合作社在成熟中继续变革

1.加强跨地区、跨国的合并与合作，不断扩大合作社规模。美国的专业合作社由1945年10150个，减少至1986年的5369个，2004年的3229个。1955—2003年法国农业经营单位数量从230.7万个减少至66.4万个，单位经营土地面积由13.3公顷增加至42公顷。为了与零售连锁巨头AHOLD、家乐福等竞争，瑞典、挪威和丹麦的消费合作社联合起来，首次于2002年跨国成立了的北欧合作社。伴随着规模扩大的是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专业合作社的农产品市场占有率都在50%以上，北欧、荷兰等地区每个农产品领域甚至发展成为只有一个合作社的局面，市场占有率都超过了80%[4]。

2.出现合作社企业化特征。以美国的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一代合作社”最为典型，更具有公司模式中股东的特点，体现了生产者试图向价值链下游拓展的趋势。其特征为：一是利润化取向。它经营农产品单一，将其深加工后增值销售。二是封闭会员制（投资购买交易额成为社员）、按交易额分配盈余、会员份额上下限制、股份可以交易。三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社员选举的理事会聘请了职业经理。英国和北欧的合作社为了便于和大型企业竞争，加强了合作社对核心企业的控制，这些企业、商店等均为合作社全资拥有或控股，并致力于改善其公司治理结构。

3.合作社存在一体化、社区化趋势。1991年组建于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联合社（MCC），已发展成为集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商业、金融、教育、科研等120多个合作社组成的联合体。2004年MCC的全球营业额高达191.41亿欧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合作社集团。在法国，近年正在形成由生产合作社、销售合作社、供应合作社、农业服务合作社等组成产供销一体化的综合性合作社企业集团，而其中有2/3的合作社视社区建设、关注公益事业为应尽责任和义务。

4.以信贷合作社为基层组织的合作银行农业根基愈加牢固。如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荷兰合作银行，已成为全球知名的大银行，但是仍然以农业为本，是农场主扩大生产的金融后盾。法国90%的农场主都是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的社员，其中20%的贷款有政府的贴息，荷兰合作银行占有本国农业信贷市场90%的份额④。

三、对我国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启示

（一）在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下大力培育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鉴于日本、韩国与中国具有相似的小农经济传统，加之我国要在较短时间完成农业产业化和组织合作化的目标，由市场自发培育出农合组织的困难较多。因此，“政府推动型”的“综合农协”模式应该更具有参考价值，但为了避免“综合农协”模式高财政补贴、市场竞争力差的弱点，政府应采取“渐进式、多层次”的方法推进。可以引导农民自愿建立各式各样类似欧美类型的“专业经营型农协”，让农民利用此类农协能够稳步渐进地见到效益、增加收入，在尝到初级合作的好处的同时培育合作意识。同时加强宣传和培训,将试点示范效果好的组织加以推广，做到以点带面。

（二）制定切合各地实际的农合组织推进计划，多渠道多层次培育各类农合组织

一是继续利用政府性质部门（如供销社）组建各类农合组织，但成立后要注意不断减少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合作制原则的基础上，将其逐渐改组成农民管理、控制的真正意义的农合组织[5]。二是鼓励工商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起组建，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农户规模过于分散，农户合作化意识欠缺，容易形成企业控制农合组织的局面，需要对大户的会员份额或投资额进行限制。三是充分利用目前农村的种养大户、销售专业户、经纪人，对其进行教育与培训，由其发起组建。

（三）政府的支农政策、资金和人力资源应该逐渐向农合组织倾斜

一是改变现有农合组织由农业局、供销社、工商局、民政局等机构管理的局面，整合各类涉农部门的资源，集中为农合组织服务。二是加大财政资金对示范农合组织建立的投入，建立农合组织低税或免税政策体系，探索建立农合组织执行农业财政补贴政策。三是以优厚的薪酬招募人才参与农合组织建设。四是完善与之配套的基本制度建设，如优先支持普及九年甚至高中义务教育，全面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这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和培育合作意识。

（四）成熟时期适时推进农合组织的自下而上的合并

当前，我国构建新型农合组织所处的时期，已大不同于日韩台推进的初期，为适应自由贸易农业的需要，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应做到先按农产品供销建立，逐步延伸到深加工领域，再进行区县内合并，借鉴欧美、日韩的最新趋势，建立中央指导与区县自治的两级管理模式。

（五）构建与农合组织配套的复合型农村金融体系

一是利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契机，将现有的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打造成支农主力军，再辅以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等。形成与农合组织配套的复合型农业金融体系，并借鉴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模式做强其中的部分银行。二是借鉴“综合农协”自建金融系统的模式，浙江瑞安的“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试点农协值得关注。三是构建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以规避大的农业风险给农合组织带来的损失。

参考文献：

[1]洪嘉声，王瑜琳.农会信用部挤兑是随机提领抑或有讯息基础[J]台湾农业经济（半年刊），2005（78）.

[2]穆月英，陈家骥.日本农协发展及农协事业的新动向[J].经济问题，2005（1）.

[3]贾群.台湾农业金融体系概况[J].天津农村，2007（5）.

[4]白立忱，汤益诚，戎军，刘惠，张望舒，彭远国，林峻.英国、瑞典、挪威合作社考察报告[M].北京：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2005.

[5]孙亚范.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作者：马小兵

农产品贸易发展管理论文 篇2：

贸易多样化和技术创新：出口波动的稳定器

摘 要：尽管遭受贸易壁垒不利于出口增长，但可以倒逼企业出口产品和市场的多样化发展，并促使出口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出口多样化和技术进步均有利于出口稳定，因而贸易壁垒的强化对出口波动可能具有负向影响。采用1998—2018年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4分位行业（ISIC）数据，以涉华贸易救济案件数量作为贸易壁垒的代理变量，分析发现：涉华贸易救济案件数量的增加对中国产品出口波动具有负向影响，且该影响对制造业和下游行业更为显著;对华贸易壁垒增加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对进口中国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波动，而在进口中国产品多样化程度低的国家和地区没有显著影响;对于出口市场多样化程度较低的产品，贸易壁垒增加会增强出口波动，而对于出口市场多样化程度较高的产品，贸易壁垒增加会减弱出口波动;相比研发强度较低的行业，贸易壁垒增加对研发强度较高行业产品出口波动的弱化效应更强。面对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应实施多样化高质量发展策略，提升出口贸易多样化水平，并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进而增强出口稳定性，提高出口竞争力。

关键词：出口波动;贸易壁垒;出口产品多样化;出口市场多样化;技术创新;研发强度

一、引言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贸易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各国对外贸易的波动性趋于增强。近年来，中国出口产品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也日趋增大，其中贸易壁垒对企业产品出口的冲击不容忽视。一方面，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市场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各国针对中国出口产品设置的贸易壁垒趋于增多;另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因应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问题以及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企图挤压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导致中国出口产品面临的贸易壁垒呈现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这些贸易壁垒既包括以反倾销、反补贴为主要形式的非关税壁垒，也包括以直接关税上调为特征的关税壁垒;既包括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限制，又包括对重点技术领域的出口限制。面对贸易壁垒多样化和不确定性的不断增强，如何实现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成为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图1给出了1995—2018年国外涉华贸易救济案件总体情况。可以看出，反倾销一直是国外对华贸易壁垒的主要手段，自加入WTO以来，中国面临的反倾销案件呈上升趋势，并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2008—2009年）达到高峰;反补贴案件数量虽略有波动，但近些年逐渐增多;保障措施案件数量较为稳定，而特别保障措施在中国加入WTO后几年实施较多。2019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增强贸易创新能力，优化贸易结构，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应对贸易壁垒必须从内循环入手，通过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的提升来优化贸易结构，进而增强出口贸易的稳定性和多样化。

关于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除了对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外，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对企业定价行为、出口目的地、出口产品范围及产品组合、出口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影响（Kao et al，2016;Lu et al，2013）[1-2]。大多数研究认为，遭受贸易壁垒不利于中国产品出口的增长（王孝松 等，2014;余骏强 等，2020）[3-4]，但鲜有直接研究贸易壁垒与中国产品出口波动关系的文献。少数针对贸易壁垒与中国出口增长趋势的研究也仅是限于单个国家的单种对华贸易壁垒（詹晶 等，2013;张志新 等，2021））[5-6]，研究结论的一般性有待提升。鉴于出口增长与出口波动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且有不同的测度指标，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究贸易壁垒影响出口波动的主要机制，并实证检验对华贸易壁垒对中国产品出口波动的影响。

探究贸易壁垒对出口波动的影响，寻找既受到贸易壁垒的影响又会影响企业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是一条可行的研究思路。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贸易壁垒的变化会改变出口企业的研发行为和出口多样化程度，而技术创新和出口多样化也是影响出口波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主要从技术创新和出口多样化两个方面来考察贸易壁垒影响出口波动的机制。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用线性回归估计残差的方法构造单个行业的逐年出口波动指标;二是通过引入研发强度和出口产品及市场多样化程度，揭示贸易壁垒影响出口波动的主要机制;三是基于ISIC 4分位细分行业数据，以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为样本，实证检验涉华贸易救济对中国产品出口波动的影响，从而对现有相关经验研究进行拓展和完善。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1.贸易壁垒、出口多样化与出口波动

在出口多样化方面企业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出口产品多样化，即拓展和改进生产线，进行更多产品生产和出口;二是出口市场多样化，即拓展海外市场，避免过度依赖单个或少数几个出口市场。目前，直接研究贸易壁垒对出口多样化的影响的文献不多，更多的是研究贸易自由化对贸易多样性的影响。当企业在遭受贸易壁垒时，会进行产品出口目的地的多样化（金则杨 等，2020）[7];中间品关税降低有利于私营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但不利于国有和外资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程惠芳 等，2018）[8];以降低关税为形式的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多样化（Osakwe et al，2018）[9];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多样化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对农产品出口多样化的促进强于工业制成品，对高收入国家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影响最大（涂远芬，2018）[10]。对此，笔者认为，贸易壁垒和贸易自由化都有可能促进出口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但两者作用机制不同。贸易自由化使企业的产品出口更加顺畅，进而在通常情况下会表现为出口产品的增加和出口市场的拓展;而贸易壁垒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企业的产品出口，但在国际市场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也会迫使出口企业更加积极地为出口产品寻求更多的海外市场或开发更多的新的出口产品。因而从长期来看，如果企业能够采取更加积极的多样化策略应对贸易壁垒，则贸易壁垒的增加则可能反而会促进出口贸易的多样化发展。

关于出口多样化对出口波动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出口多样化可以缓解外部冲击，减少产品出口波动。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分散化投资能有效降低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风险，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多样化程度分散风险，从而在外部冲击下仍能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黄漓江等（2017）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带来的外部风险会显著增强经济波动，而进出口市场多样化负向影响经济波动，贸易多样化在保持经济稳定上具有重要作用[11]。Kramarz等（2020）认为，出口的波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口厂商客户组合的多样化程度，如果大多数出口商只集中于一到两个主要客户，外部风险冲击将导致企业出口及经济总体出现较大波动[12]。鲁晓东和李林峰（2018）针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分析发现，出口多样化对企业出口波动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且市场多样化比产品多样化对出口波动的平抑作用更为有效[13]。万晓宁（2019）则认为，地理多样化和产品多样化对农产品贸易波动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应针对不同商品采取多样化或专一化政策以减少农产品进出口波动[14]。张明志和岳帅（2020）指出，中美贸易摩擦之所以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主要是由于中国对美国市场过于依赖，对外贸易的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够多元化[15]。可见，企业出口多样化程度的提升可以降低负向需求冲击对出口企业的不利影响（佟家栋 等。2018）[16]，因而面对贸易壁垒的冲击，企业应将出口多元化战略落到实处，积极开辟新市场和开发新产品，跨越贸易壁垒（王孝松 等，2020）[17]。

2.贸易壁垒、技术创新与出口波动

由于技术创新对产品出口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在遭受贸易壁垒时，许多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Atanassov等（2015）认为，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并导致企业在研发项目上进行抢占性投资[18]。李敬子和刘月（2019）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研发投资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这一作用主要通过政府补贴、企业出口及融资约束等渠道实现[19]。戴魁早和方杰炜（2019）分析发现，出口贸易壁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20]。李峰和王亚星（2020）分析指出，技术性贸易壁垒以更高的产品质量技术标准倒逼企业提高研发力度，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和政府补贴双重影响的企业具有更多的研发活动[21]。黎文等（2020）分析发现，贸易摩擦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持续发展，但高专利密集度行业受贸易摩擦的影响较小[22]。

企业技术创新与出口增长往往是相互促进的。高技术含量的商品具有较高的需求，从而产品出口也相应较多;而出口较多的企业具有较高的利润，可以在研发和创新方面投资更多。出口贸易与企业研发能力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谢建国 等，2018）[23]。一方面，企业出口受多种创新活动的积极影响，创新尤其是工艺创新或产品创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品出口（Palangkaraya，2013）[24];同时，创新也增加了产品出口的可能性，当企业出口到多个国外市场时，产品创新、流程创新及组织创新活动之间可能存在互补性（Papalia et al，2018）[25]。另一方面，出口对创新也具有积极影响，相比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研发及其他创新投资较高（Tavassoli et al，2014）[26]。目前对于技术创新与出口关系的研究主要针对出口量的变化，对出口波动的研究相对较少。张龑和孙浦阳（2018）认为，企业的研发创新可以提高产品差异化程度，增强消费者的辨識度，使生产企业面对的较小的竞争压力和较低的需求价格弹性，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内源性波动水平[27]。

3.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当出口企业遭受贸易壁垒时，如果能够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实施出口多样化策略，增加研发投入，则有可能通过贸易多样化和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减弱产品出口的波动。当然，这种作用的存在性及其大小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进而在各国实践中有不同的表现。

一方面，贸易壁垒减弱出口波动的效应并非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它需要企业的努力及国家政策的支持。面对贸易壁垒的冲击，企业必须积极应对，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通过贸易方式创新拓展产品出口市场，才能实现出口的稳定增长;同时，也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必要的支持，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对外贸易环境，才能帮助企业在贸易不确定性中实现持续发展和出口稳定。从中国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深入推进开放发展，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出口贸易多样化程度不断提高（参见图2和表1）;国家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面对各种贸易壁垒等外部冲击，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都积极应对，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因此，贸易壁垒减弱出口波动的效应在中国可能显著存在。

另一方面，对于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市场，贸易壁垒减弱出口波动的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在贸易不确定背景下，出口到一国或一地区的产品种类较多，或者某种产品具有多元化的出口市场，将有助于实现风险分担，并有效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产品多样化和市场多样化可以使出口企业在遭受贸易壁垒时更加从容，并有效缓解贸易壁垒对产品出口的不利影响，进而保持出口稳定。如果企业出口产品及出口渠道单一，当遭受贸易壁垒时，突然的成本增加将会使企业面临较大的出口波动;而出口多样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多样化出口使出口波动的风险分散，并最终降低出口波动。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其需求更加稳定，即使遭受贸易壁垒，也能保持一定的出口，甚至不受贸易壁垒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从总体上看，对华贸易壁垒的增加会降低中国产品出口波动（H1）;相比中国出口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的市场，在中国出口产品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市场中，对华贸易壁垒增加降低中国产品出口波动的作用更为显著（H2）;相比出口市场多样化程度较低的产品，贸易壁垒增加对出口市场多样化程度较高产品出口波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H3）;相比研发强度较低的行业，贸易壁垒增加对研发强度较高行业产品出口波动的弱化效应更显著（H4）。

2.样本选取与数据描述

多数相关文献采用HS 6分位行业数据，但HS 6分位下中国与所有贸易伙伴完整的进出口数据不易获取，无法确切计算市场多样化或产品多样化程度。而WITS基于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ISIC）提供了多个国家和地区分行业分国别和地区进出口贸易数据的批量下载。本文中各国和地区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价值数据来自WITS，这些数据属于ISIC第3版4分位行业数据。删除进出口贸易数据缺失的样本并对关税值缺失的数据取值为0，最终得到1998—2018年包括145个行业和201个进口国家和地区的样本，总样本量为557 256个。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四、实证分析结果

1.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

由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假定因变量既可为正也可为负（未考虑产品出口波动的非负约束），Beshkar等（2015）认为应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36]。然而，当固定效应存在及特异性误差为异方差时，Tobit模型可能会产生不一致的估计量。泊松拟最大似然估计（PPML）方法在相关研究中较为常用。所以，本文在基准模型分析中同时采用OLS和PPML方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所有模型中“贸易壁垒”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出口目的地涉华贸易救济案件数量的增加，中国产品的出口波动趋于下降，研究假说H1得到验证。

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1）剔除特殊样本。由于2007—2008年的国际金融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巨大，删除2007和2008年的样本重新进行模型检验，估计结果见表4的（1）列。同时，为排除出口额为0及数据缺失样本的干扰，删除产品出口额为0的样本后对模型重新估计，估计结果见表4的（2）列。（2）内生性检验。一方面，考虑到当期的贸易救济措施也可能受到出口波动的影响，为避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滞后一期的涉华贸易救济案件数量替换当期涉华贸易救济案件数量作为“贸易壁垒”的代理变量，估计结果见表4的（3）列。另一方面，由于关税水平可能受自身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考虑“贸易成本”为内生变量，参考Lake 和Linask（2016）的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2SLS估计[28]。首先用HP滤波法将出口目的地c的实际GDP（取自然对数）分解成周期成分和趋势成分，然后将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Cragg-Donald Wald F值均大于10，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LM检验P值为0.0000，可以认为不存在识别不足问题，表明选取的工具变量合理。2SLS估计结果见表4的（4）列。上述稳健性分析均显示，“贸易壁垒”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说明本文的基本结论具有稳健性，出口目的地涉华贸易救济措施的增加可以降低中国产品的出口波动。

2.机制分析

本文通过调节效应检验来验证贸易壁垒通过出口多样化和技术创新影响出口波动的机制。表5的检验结果显示：（1）“贸易壁垒×产品多样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贸易壁垒”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在中国出口产品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对华贸易壁垒的增加会显著降低中国产品的出口波动;而在中国出口產品多样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对华贸易壁垒增加减弱中国产品出口波动的作用不显著。假说H2得到验证。（2）“贸易壁垒×市场多样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而“贸易壁垒”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当出口产品的市场多样化程度较低时，对华贸易壁垒的增加会增强中国产品出口波动;而当出口产品的市场多样化程度较高时，对华贸易壁垒对中国产品出口波动的影响出现逆转（0.008 7-0.015 6<0）。假说H3得到验证。（3）“贸易壁垒×研发强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贸易壁垒”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负。相比研发强度较低的行业，对华贸易壁垒的增加可以在更大程度上降低研发强度较高行业的产品出口波动。假说H4得到验证。可见，在出口多样化程度较低情景，对华贸易壁垒的增加会加剧中国产品的出口波动;而在出口多样化程度较高情景，对华贸易壁垒的增加会减弱中国产品的出口波动。上述结果也表明，对华贸易壁垒的增加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出口多样化程度和研发强度起到减弱产品出口波动的作用。

3.异质性分析

（1）农业与制造业的差异。将ISIC 2位码编码为01、02、05的行业归为“农业”，编码为15—36的行业归为“制造业”，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的（1）（2）列：对于农业的产品出口波动，“贸易壁垒”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对于制造业的产品出口波动，“贸易壁垒”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10%水平下显著。当遭受的贸易壁垒增加时，制造业的产品出口波动将显著下降，而农业的产品出口波动所受影响不大，贸易壁垒对出口波动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一方面，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因而其出口较少受到贸易壁垒干扰;另一方面，当遭受贸易壁垒时，技术创新及出口多样化更多发生在制造业，导致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波动对贸易壁垒反应更敏感。

（2）上游行业与下游行业的差异。参考Antràs 和 Chor（2013）的研究，根据一个行业作为投入品的直接使用量与总使用量之比（数值较大则说明该行业生产的贡献主要发生在上游阶段）划分上游行业和下游行业[33]，计算所有行业的均值，大于均值的行业为上游行业，小于均值的行业为下游行业，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的（3）（4）列：对于上游行业的产品出口波动，“贸易壁垒”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对于下游行业的产品出口波动，“贸易壁垒”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10%水平下显著。一般来讲，相对于上游行业，下游行业的出口多样化（尤其是产品多样化）和技术创新更容易发生，因而贸易壁垒的增加更能够通过促进出口多样化和技术创新减弱下游行业的产品出口波动。

（3）不同贸易壁垒的异质性影响。分别检验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对中国产品出口波动的影响，结果见表7：“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而“特别保障措施”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相比特别保障措施，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较为普遍，其实施具有更大的可预见性，出口企业更有可能针对这些贸易壁垒提前做好预案，防止出口出现较大波动。而特别保障措施在某些年份较为集中（参见图1），其他年份较为少见，其实施的突然性也强较，因而会导致较大的出口波动。

五、结论与启示

对华贸易壁垒必然会对中国企业产品出口造成一定阻碍，并增加企业出口成本，不利于出口增长。同时，面对贸易壁垒，出口企业也会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例如加强技术创新和提高出口多样化等，而这些应对策略能够有效降低产品出口的波动性。因此，中国产品的出口波动在总体上可能表现出随着对华贸易壁垒的增加而趋于减弱的趋势。本文利用行业-国家-年度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1998—2018年涉华贸易救济案件数量对中国产品出口波动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涉华贸易救济案件数量的增加减弱了中国产品出口的波动;贸易壁垒的这种出口波动弱化效应，对于出口产品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市场、出口市场多样化程度较高的产品、研发强度较高的行业更为显著，对于更容易发生出口多样化和技术创新的制造业（相对于农业）和下游行业（相对于上游行业）也更为显著。可见，遭受贸易壁垒可以倒逼企业更为积极地采取出口多样化策略和加大研发投入，通过贸易方式创新和技术创新更好地拓展产品出口市场和提升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而实现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

中国在实现技术经济赶超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到某些国家的技术优势和垄断势力，为维持其技术优势和维护其既得利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针对中国设置了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企图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近年来对华贸易壁垒多发的重要原因，这些贸易壁垒或多或少对中国出口造成了一定冲击。在新发展阶段，面对贸易壁垒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不能以压缩出口市场来消极应对，必须科学研判，积极应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第一，要强化研发投入，促进技术进步，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内循环的发展质量，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稳步提升外循环的发展层次。第二，企业要积极实施产品差异化策略，拓展銷售渠道，提升出口多样化水平;政府要进一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不断优化对外经贸发展环境，促进多边经贸合作，减少出口市场风险。第三，要及时分析研判各国对华贸易壁垒态势及其市场变化趋势，着力开发针对特定出口目的地的多种产品，不断拓展特定产品的出口市场;针对受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产品要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和帮扶举措，尽可能规避或降低其他国家贸易政策变化对企业出口产生的负面影响。

本文尝试从出口多样化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对贸易壁垒影响出口波动的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并针对中国进行了经验分析，对于深入理解各国对华贸易壁垒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相关经贸政策的制定带来一定启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数据限制，本文采用行业-国别-年度层面的对华贸易壁垒数据研究其对中国产品出口波动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缺陷，研究结论是否具有国际普适性和地区及企业的一般性有待采用更多层面的数据进一步研究。另外，贸易壁垒还可能通过出口多样化和技术创新之外的其他机制影响出口波动，也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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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export volatility; trade barriers; export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export market diversification; technical innovation; intensity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LC number：F752.62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21）02-0027-13

（編辑：朱德东）

作者：赵文霞 杨经国

农产品贸易发展管理论文 篇3：

湖北物流园区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 要：物流园区在我省兴起并快速发展10多年来，机遇与挑战共存，抓住“黄金十年”重要战略机遇，构建“一站式”物流园区发展管理体系，促进我省物流园区规范、健康、快速发展，为加快构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产业发展的支撑。

关键词：物流园区；战略支点；物流枢纽

文献标识码：A

物流园区在我省兴起并快速发展10多年来，在提高物流的组织化水平和集约化程度，转变物流运作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抓住“黄金十年”重要战略机遇，促进我省物流园区规范、健康、快速发展，为加快构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产业发展的支撑。

1 湖北物流园区发展现状分析

（1）物流园区规模不断壮大，特色物流园区异军突起。根据调查，我省物流园区建设始于2001年新建的武汉高桥物流园。全省共有76个物流园区，其中运营25个，在建25个，规划中26个，园区数量居全国前列。在建和规划中的物流园区占整个物流园区的67%，这说明各地政府已经认识到物流园区是物流业发展的支撑，把物流园区建设作为物流业和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抓手。从物流园区的分布来看，我省物流园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武汉市、襄阳、宜昌等经济发达地区，这说明物流园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区域经济产业集群的派生产物。在特色物流园区方面，一些物流园区开始走特色服务发展的道路，通过自身的特色定位和提供增值服务来提高园区的竞争力。例如宜昌长阳贺家坪物流产业园依托火烧坪“高山蔬菜”规划建设的，园区所有功能全方位为火烧坪“高山蔬菜”提供服务。此外，十堰东风商用车物流园、荆州两湖绿谷物流园、襄阳汽车物流园等都是极具特色的专业型物流园区。

（2）开发投资主体多元化，园区发展模式日益成熟。目前，物流园区的投资方式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政府提供优惠政策，企业投资；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建设；企业依据市场投资。从投资规模来看，物流园区投资以1—10亿元为主，占到我省物流园区建设的50%以上。从投资来源来看，园区建设资金以自筹为主，其次是贷款，总体上区投资主体还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从省委、省政府加快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的总体布局及各地物流园区建设规划来看，“黄金十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内，这方面的投资会持续增加。物流园区的开发模式日趋成熟，主要有政府规划、企业主导开发，政府规划、工业地产商主导开发，企业自主开发三种模式。其中，以政府规划、企业主导开发模式为主，说明政府规划、企业运营模式在我国物流园区长期建设实践中的主导地位。在建设类型方面，我省物流园区可以分为综合服务型、商贸服务型、货运服务型、生产服务型等四类。其中一半以上的物流园区是综合服务型的物流园区，这说明我省的物流园区的建设特色不够，功能定位存在同质化现象。

（3）信息化建设得到重视，服务功能日趋专业化。据调查，我省物流园区信息化工作水平总体滞后，只有少部分园区建有自己的物流信息系统，不过信息化日益得到园区经营者的重视。例如宜昌三峡物流园，规划了4万平方米的物流信息交易中心，搭建公共信息、企业应用、园区内部管理、物联网等应用平台。物流园区信息系统建设国内通常的做法是，将区域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与物流园区建设相结合，通过物流园区支撑物流公共信息平台运营，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反过来提升物流园区的信息化水平，信息技术应用与实体物流运营融合联动，实现共赢。在园区服务功能方面，仓储、运输、配送等传统业务功能仍占主导地位，加工、交易、转运、海关报关以及金融物流等服务发展迅速。目前，部分运营的物流园区正在不断寻求服务创新。例如，物流与制造业的联动发展，物流与电子商务的服务融合，基于多式联运的服务创新等等，以新业态带动物流园区功能升级和服务提升的趋势已经出现。

（4）园区辐射能力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明显。在经济全球化、组织网络化的背景下，物流园区的服务范围逐渐扩大，并通过贸易不断向周边区域辐射。随着我省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使物流园区的集聚效应持续增强。东西湖物流园区、三峡物流园区等一批物流园区形成了辐射全省乃至周边省市的分布格局，呈现出明显的集聚性业态。据调查，我省物流园区的经济社会效益日益增强，武汉空港综合物流园、汉口北综合物流园等一批物流园区年上缴税收超亿元。荆州两湖绿谷物流园，全国有20多个省市近5000多家商户与其常年签约营销，与全国18个省市的100多个农产品基地建立了稳定的供货关系，直接从业人员10000多人，年交易额过200亿元。在就业方面，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调查，2009年平均一个园区新增800人、2010新增1271人、2011年新增1843人，显示出物流园区吸纳就业的作用越来越大。此外，物流园区在提高物流的组织化水平和集约化程度，转变物流运作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 物流园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省物流园区发展的问题是物流园区高成本、低效率的运行与加快构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的物流需要不配套，具体表现为：

（1）缺乏科学规划，同质化发展严重。物流业既是大产业，也是大环境，既是服务性产业，也是基础性产业，发达的物流业能降低社会成本、支撑产业发展。但有关部门和部分政府领导没有把物流园区的建设放到地方经济建设上去全盘考虑，认识不到位是物流园区建设的重要障碍。目前，全省各地纷纷提出建设物流园区的构想，部分乡镇也提出要建物流园区。但缺乏科学规划，园区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缺乏衔接。在定位方面，相当一部分物流园区建设的优势可以归纳为：区位优势明显，市场需求巨大，政策与基础条件优越，缺乏对实际物流需求的调研，可行性论证不足，缺乏明确的特色和核心服务，服务同质化比较明显。此外，物流园区的建设规划缺乏“一盘棋”的思想，各地都分头建设物流园区，造成功能重复，同质化竞争严重。以武汉的保税物流建设为例，汉口、汉阳、武昌三地都有相应的保税物流中心或者仓库，在有限的市场需求条件下，难免会形成同质化竞争和资源浪费。

（2）服务层次低，配套设施衔接不够。一是现有物流园区普遍只具备仓储、简单运输配送组织、装卸等功能，物流节点应具备的增值服务功能远不完善，集散中心、信息中心、控制中心效用功能远未形成；二是物流活动的组织、运输方式的衔接、物流通道的疏导、物流信息的传递与共享等方面基本处于自发状态，没有形成统一的运营平台，仓储、堆场等基础设施资源分散，综合利用率低；三是缺乏为企业提供物流公共信息服务的中心平台，“信息孤岛”、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难以满足物流业发展和园区内企业需求。四是中转联运设施建设薄弱，转运场站建设严重不足，铁公水衔接不畅，多式联运水平较低。一些地区的需求与供给处于不平衡状态，货物需要外援运力才能满足运输需求，如秭归县10月—1月份的柑桔运输、长阳县6月—9月的蔬菜运输，70—80%的运输车辆来自省外和市外，部分物流企业外援车辆运输产值占总产值70—80%，有的比率甚至更高。

（3）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配送功能弱。我省物流园区建设的层次不够，没有形成梯队合理的物流园区体系，突出的表现为城市物流园区建设趋于过度，乡镇特别是农产品生产集中区域的园区建设缺乏。例如，潜江的小龙虾和棉油产业都很大，但没有规划相应的物流园区。各地物流园区的发展也不平衡，以武汉为例，“十一五”期间规划建设的五大物流园区，阳逻、东西湖、武汉经济开发区等物流园区基本成型外，天河临空、郑店等物流园区发展迟缓。汉口北、东湖综合保税区、花山港等物流园还在规划建设中。城市物流配送体系建设不完善，城市内部物流配送系统还无法满足市场需要。

（4）专业人才缺乏，产学研协同创新不够。我省缺乏一批有理论、会经营、懂管理的物流人才，特别是能够进行物流策划、规划，系统方案设计的高级物流人才，更是寥寥无几。作为政府部门也同样缺乏懂物流的管理人才。湖北作为科教大省，物流的研究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出现了马士华等“中国有突出贡献的物流专家”，也有湖北物流发展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湖北物流发展中的问题。此外，在调查中，物流园区的老板也表现出对科研的需求。这说明在我省的产学研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3 发展物流园区的对策建议

（1）构建“一站式”物流园区发展管理体系。物流园区的建设涉及发改委、规划、土地、工商、税务、环保、商务、建委、消防、物价以及交通等10多个部门，可以通过强化全省现代物流联席会议制度，加强物流园区的规划、指导、协调、督办和协调工作。成立湖北省物流园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副组长由全省现代物流联席会议办公室领导担任，成员为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负责我省物流园区的日常工作。根据需要召开物流园区发展集体办公会议，集中研究解决物流园区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推进物流园区和物流园区重点项目建设，同时也可以解决物流园区建设审批过程长、审批时间慢、审批程序复杂等企业遇到的问题。

（2）出台一系列支持物流园区发展的政策。一是要制定出台《湖北省物流园区建设发展规划》，物流园区的建设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布局问题，通过制定物流园区专项发展规划，来促进我省物流园区的合理布局。二是设立物流园区建设专项基金。省政府每年安排2—3亿元财政预算资金作为引导资金，以财政贴息或项目补助方式，重点支持物流园区建设。三是在土地政策方面。对符合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点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项目建设所需用地，在符合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下，优先安排年度用地计划指标，并比照工业用地价格和程序依法加以保障。四是在财税政策方面。进一步加大园区内税收试点物流企业资格认定工作力度，认真落实国家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借鉴沿海发达地区经验，合理确定物流企业营业税计征基数，适当简化物流企业征税手续。五是在金融政策方面。协调金融机构对符合发展规划的重点物流园区、项目给予信贷支持；拓宽融资渠道，引导不同所有制投资者参与物流项目建设和发展物流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物流企业到境内外资本市场融资。六是在价格政策方面。比照工业用水、用电、用气价格，制订促进物流园区发展的优惠价格政策。七是物流通关政策。支持加强“大通关”建设，在物流园区内建设一站式服务功能的物流信息平台，集执法管理、货物检验、检疫、保税等相关物流服务为一体的大通关、大物流、大外贸的统一信息平台。

（3）整合物流设施资，培育提升辐射能力强的物流园区。对于已有的物流设施，有些已不符合新的物流园区空间布局的要求，需要改变和调整其功能。本着充分利用现有物流基础设施，最大限度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加快物流设施布局调整，明确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层级和职能分工，构建完整的物流网络。为了不多占用土地，节约成本，要重新调整不符合空间布局要求的物流设施，按照新的物流园区空间布局要求进行土地置换。在用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主体与物流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主体之间，要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协调，要协调好相关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形成节约务实的物流设施资源整合方式。鼓励、支持重点物流企业通过联合、租赁、并购、兼并等形式整合现有物流资源，加速企业重组改造，科学布网设点，合理互补整合，提高市场集中度，优化产业结构，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4）开展物流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物流专业人才建设，培养物流经营管理和技术开发人才。注重对现有物流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鼓励企业做好对物流人员的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工作。加强与有关物流教育与培训机构、大中专院校的合作，开展物流专业教育和培训。强化职业技能教育，开展物流职业资格培训与认证工作。进一步改善生产、学习、工作和创业环境，多形式吸引优秀物流专业技术人才，对有特别贡献的人才给予专门奖励。充分利用我省已有的教育资源优势，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加强物流人才的培养和职业培训。坚持长期培养与短期培训相结合、正规教育与在职培训相结合的多层次、多方面培养。

作者：汤国生　谭支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