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治实现模式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的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功实现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经济发展过程的转变。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经济结构失衡、创新不足、体制不合理等问题，阻碍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高质量发展是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实现经济发展转型的必由路径。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我国法治实现模式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法治实现模式论文 篇1：

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制度保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紧紧抓住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要关键点，大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项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最新概括和最新发展，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制度创新，也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创新，体现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合。这几项经济制度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形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

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释放了经济发展新活力，提高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育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这一制度在“量”上保持了公有资产的优势，在“质”上强化了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重要领域的控制力，实现了质和量的结合。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使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协同配合，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经济发展。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所有制制度决定分配制度，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要实行按劳分配，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并存又决定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这一分配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确保了这一分配制度的长期稳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对缩小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提高劳动者收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分配制度健全了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健全了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可以合理调节城乡、区域、群体间分配关系，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是强市场、强政府和强企业的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到基本经济制度的范围，这是我们党对市场经济作用以及对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认识的深化，向全世界表明了未来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不变。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作用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在国有经济改革段落中提出“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将“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放在首句，有深刻含义。

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可以进行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探索。公有制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我们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以公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可以使公有资产组织形式及其经营方式多样化。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现阶段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决定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公有制本身形式多样化，自身多样化包括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等，而且公有制自身多样化形式之间可以相互结合，形成更加多样化的公有制自身实现形式。同时公有制的产权载体也多样化，公有制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也可以多样化。第二层含义是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其他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依据公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可以推进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实现国有经济与国有资产在概念上和操作层面的分离，进一步表明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不只国有企业这一类型，可以探索多种实现形式。

国有经济应该进行战略布局调整，有进有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有多次讲话，他提出，“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促进国有资本向战略性关键性领域、优势产业集聚，加快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步伐。”针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我们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振兴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积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在新时代的经济发展中，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通过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实现国资布局和国企布局的优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公有制的新实现形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混合所有制改革列入国有经济范围，是把混合所有制改革纳入到了所有制改革的范围，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就意味着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一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提高国有资本竞争力，有利于民营资本拓展发展空间，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资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新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仅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也给民营企业带来了发展新机遇。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可以促进国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融合发展，从而激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完善支持公有制新实现形式的政策体系。探索公有制经济的新实现形式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新探索，是巩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途径。但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需要完善支持公有制新实现形式的政策体系，重点解决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力、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平等保护各类产权的问题以及混合所有制的运行机制问题。围绕混合所有制的发展，要突出转换经营机制，探索适应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管控模式，提升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融合发展，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形成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

把完善高水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结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结合，国内高水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制相结合，这是高质量发展实现的体制机制基础。为此，我们要把完善高水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结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發挥政府的作用，把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相结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有效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实现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结合，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实现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的结合。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完善市场体系。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发挥监督引导调节作用，通过宏观经济调节、弥补市场失灵以及公共品供给来发挥政府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通过政府与市场作用的结合，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现高水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结合，推动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国内要建设高水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完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有效激励。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营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完善产权界定制度、产权配置制度和产权交易制度，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科技人才的激励机制以及科技管理的政策体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另一方面对外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相比而言开放的要求更高、层次更高，意味着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通过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进一步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责任编辑：狄英娜

作者：任保平

我国法治实现模式论文 篇2：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快速的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功实现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经济发展过程的转变。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经济结构失衡、创新不足、体制不合理等问题，阻碍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高质量发展是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实现经济发展转型的必由路径。论文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当今时代的必然要求，对通过高质量发展能够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做出分析，最后对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提出分析建议。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失衡;优化路径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往依靠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无法适应新环境和新市场的需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建立优质高效多元供给体系，才能在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上达到供求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路径。

1. 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产品和服务水平显著提升。但优质产品供给有限，使得中高端购买力通过境外消费、“海淘”等方式流向海外，同时部分商品质量不高，导致未能达到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质量标准而影响出口;同时我国外贸依存度较高，2017年达到33.6%，高于一些发展中大国和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只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扭转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价值低端的滞绊局面，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经济发达国家行列。

2. 遵循经济规律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高质量发展。遵循螺旋式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一定时期量的积累后，经济发展的内涵和质量发生变化，向更高水平迈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实现全面健康可持续发展，完成现代化进程，也必然要遵循这一发展规律。当前我国将内涵和质量提升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使经济社会发生阶段性转变。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使经济发展由“量变”向“质变”提升，进而实现经济可持续、现代化发展。

3. 解决社会矛盾，实现均衡发展必须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经济结构性矛盾的长期积累和尖锐化、民生建设相对不平衡、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等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多元的、多方面的，包含物质财富、生存环境需求和精神生活的满足，以及公平正义的渴求和对民主法治的保障等等。在这种背景下，唯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4. 破解发展瓶颈，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必须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实现了较长时期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其中有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低的优势和发展早期阶段技术水平差距比较大、技术引进潜力大的优势等。但以上优势发挥的作用逐渐减弱，传统的高污染、高耗能、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只有挖掘新的、更有力的比较优势，再造新动能，我国的竞争力才能不断增强。而要破解发展瓶颈、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只能依靠高质量发展。

二、 高质量发展要破解的主要问题

1. 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产业结构方面。2018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比例是7.2∶40.7∶52.2，产业结构中，主要矛盾集中于二产和三产。二产中存在着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等问题，制造型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无法满足国内外的需求;由于产品质量水平不高、标准水平相对较低、知名品牌不足，导致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三产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力不足，发展不充分，对一产和二产的支撑力不够，尤其是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偏低，导致传统低效的粗放型企业转型升级受阻。货物贸易的长期顺差和服务贸易的逆差，说明了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出路弱势地位。

需求结构方面。投资、消费和出口是开放国家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根据国际经验，只有这三大需求的比例合理，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如果它们失衡，虽然在短期可以得到增长，但会影响到长期增长的基础。我国的需求结构失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内外需的失衡。尽管近几年来出口依存度呈下降趋势，但是到2018年，该数据仍在18.1%。另一方面投资、消费增速持续减缓，但财政支出水平持续提高。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2009年达到30.0%，到2018年下降至5.9%;消费增长同样放缓，2010前平均增速水平15.6%，到2018年增速下降到9.0%。虽然投资、消费增速表现疲软，但政府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贡献明显，2011年至2018年，财政支出平均增速达到13.63%，占GDP比重均达到20%以上，最高已突破25.0%。

供给结构方面。过去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投资品在供给体系中所占的比例过高，煤炭、钢铁等投资品产业产能严重过剩，部分产业甚至达到或超过饱和峰值。由于过度投资，引起投资效率低下、产能过剩、杠杆率过高、房地产供给过度等问题，同时导致了结构失衡，特别是超前投资现象相对突出、基础设施投资过度。超前投资和过度投资导致资源浪費，极易带来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等问题。

2. 科技创新不足问题。基础研究方面。存在着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短板。2018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为1 090.4亿元。相较于美国，规模偏低，美国仅国家科学基金会2018年基础研究经费就达到50亿美元（将近350亿元），加上其他机构，美国政府基础研究预算高达290亿美元（约2 000亿元）。相比之下，2018年，我国基础研究中央财政支出预算仅为542.86亿元，不足美国的三分之一。同时，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不高，2018年，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投入的5.5%，相比2010年增加0.9%;但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占比稳定在12%～18%。显然，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基础研究在研发经费的占比偏低。

企业基础研究是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短板中的短板。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规模小、占比低：我国2016年企业基础研究经费规模为6.85亿美元，不及日本和韩国的1/10、美国的1/25，存在明显差距;占比方面，基础研究经费在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中的比重只有0.21%，而美国、日本、韩国分别为11.86%、7.46%、6.11%。因此，相比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我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严重不足。

核心技术方面。我国研发经费持续增加，科技产出不断增长，然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自主率偏低，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外技术。2017年，我国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9.8件，而作为衡量创新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国内发明专利的申请量、授权量所占比例不足40%、20%。另外，每百万人中的研究人员数，高收入国家达到4 000人左右，而我国仅有1 000人左右。

企业创新能力方面。我国企业在技术和创新等方面依然相对落后。大部分企业均处于世界企业价值链尾端，工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均偏低。企业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不强，未能发挥后发优势进而实现技术二次创新。2016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费用支出与引进国外技术费用支出的比例已减少至0.23∶1，远低于2011年的水平（0.45∶1）;而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该比例平均在3∶1左右，一些重点领域甚至达到7∶1。

3. 体制机制仍存诸多不合理的问题。制度性交易成本决定着当前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动能的转换速度。而基础性制度供给中的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凸显，制约着新旧动能转换。这给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企业带来诸多突出问题，包括显性隐性费用较多、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同时，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导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阻碍着企业经营，严重减缓创新驱动、结构转型的步伐，也弱化了企业微观创新活力和产业供给能力的转换。

三、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1. 优化需求、供给、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一是通过逐步转换传统粗放式的投资渠道和方式提升投资效率，充分利用规模效应、集约效应，使投资需求更好地发挥对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促进作用，减少总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的比重。二是调整出口结构，在确保出口稳定增加的同时，逐渐调整国内消费的结构和出口商品的结构，确保在面对国际外部冲击时出口需求对我国经济发展稳定性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为提升经济发展效益和质量创造空間。三是进一步扩大内需，一方面增加居民的收入来源，特别是扩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渠道，减少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使占全国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成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

调整最终产品的供给结构，特别是科学规划最终消费品行业的发展路径，确保产能过剩行业的健康发展，使其和目前的需求结构相适应。优化我国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培训、教育等公共产品的投入，助力劳动力素质水平的提高。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重要环节，提高劳动力和产品在各部门、各市场之间的转移和流动性，进而提高劳动力和产品等要素的配置效率。进一步优化科技制度创新体系，大力保护知识产权，使市场主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创新，使创新和资源配置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关键路径。

2.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突显经济发展“含金量”。

（1）加强基础研究。提高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投入，提高其经费增长速度，重视人才培养和科技平台的建设。通过省部共同制定、实施基础研究计划和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鼓励地方政府增加配套资金投入，持续加大地方政府对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

充分激发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在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系、改善宏观经济环境等方面积极采取有效举措，增强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开展各类基础研究活动，对企业给予税收、金融上的优惠支持，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同时对高校基本科研业务、国家重点实验室经费等专项经费给与持续性支持，增加985工程、973计划、创新工程中持续支持基础研究所占的比重。

（2）加快我国核心技术创新。增加科研的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设立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创新专项。去年中美爆发的贸易争端，以中兴事件为代表的典型案例，已明确告诉我们，加快技术升级，摆脱对国外企业的“技术依赖”已刻不容缓，依靠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逐步进行技术升级和“以市场换技术”思维方式并不可取。设立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专项活动，通过加强自主研发，尽快掌握核心关键技术。探索政策激励机制并加以落实，依托国家级骨干企业、军工企业成立核心共性技术创新平台，支持持有核心技术的企业采取并购等方式，最终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3）突显我国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重视小微创新在技术革新中的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设立研发部门，加大对创新和研发的激励力度，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氛围。

加大对高新技术的投入，提高我国企业的核心技术水平，持续推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根据市场需求，畅通“技术—市场”的转换机制，为企业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加快科技成果转换，构建企业持续创新的长效机制。

探索“官、产、学、研、企”之间的合作路径，加快对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以企业为主体，联合相关科研院所和高校单位，建立“产、学、研”协同机制，联合攻关重大项目。突出前言引领技术、关键基础共性技术创新，尽快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一批重大突破，以此促进应用科学的发展进步。

强化金融、科技、财税等政策协同，营造激励创新的良好改革环境。努力探索科学、高效的人才管理方式，最大程度地发挥各类人才的创新创造潜力。建立市场化的科技型人才薪酬体系，对于技术型人才，要保护他们的积极性，给他们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同时，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在法律层面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

3. 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继续减少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帮助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垄断须从国企改革入手，竞争性环节、竞争性领域必须退足退够，纯公共性领域要进足进够，而且纯公共性领域也要按市场原则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有限竞争。进一步减税降费，采取降税减费是送给企业、居民的礼包和福利，可以有助于近期社会需求扩大与未来潜在生产率的提高。

凸显消费引领经济增长。加强当前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总量上减少公共投资。增加对居民社会福利支出的比例，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基本医疗保险标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等。实施免税减负政策，对企业和个人实施定向减税。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大力支持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核心技术创新研究，使企业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中提高参与度和行动能力。

积极推进城镇化。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对各參与者的支出责任科学地、合理地划分;调低外来人口落户城镇的门槛;健全完善各类基础性制度，尤其是完善社会诚信体系、产权保护制度、资源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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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迟福林.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J].行政管理改革，2017，（1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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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纪明，刘志彪.中国需求结构演进对经济增长及经济波动的影响[J].经济科学，2014，（1）：10-22.

[5] 舒展，程建华.我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现象解析及应对策略[J].贵州社会科学，2017，（8）：103-109.

[6] 封北麟.打好“三大攻坚战”/“‘脱实向虚’风险防范”系列笔谈之四“脱实向虚”风险防范与企业降成本[J].改革，2017，（10）：45-48.

[7] 李尚骜，龚六堂.非一致性偏好、内生偏好结构与经济结构变迁[J].经济研究，2012，（7）：35-47.

[8] 李文贵，余明桂.民营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J].管理世界，2015，（4）：112-125.

[9] 程大中.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演变趋势——基于跨国投入—产出分析[J].经济研究，2015，（9）：4-16.

[10] 戴翔，张二震.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中国外贸失速之“谜”[J].经济学家，2016，（1）：75-82.

作者简介：李艺敏（1988-），男，汉族，福建省安溪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学;林淼（1966-），女，汉族，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旅游管理。

收稿日期：2019-11-23。

作者：李艺敏　林淼

我国法治实现模式论文 篇3：

对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认识

[摘 要]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应定位于培养地方性创新法治人才和民族性创新法治人才，以为地方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建构好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和相应的制度构建。顶层设计应始终围绕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目标，把夯实专业知识基础作为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的根本，以质量求发展，增强学生的社会竞争能力。

[关键词]创新法治人才；民族性；地方性；主体间性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邓浩（1981—），女，湖北利川人，博士，湖北民族学院法学院讲师；冉瑞恩（1979—），男，湖北利川人，博士，湖北民族学院经济学院讲师。

一、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定位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提到，特色发展是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纲要》认为中国的教育缺少选择性，都使用同一个教育标准、同一种教学模式，用统一的东西面对不同的学生。高校应该合理定位，克服同质化倾向，形成各自不同的办学理念和办学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1]地方民族院校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定位上就应该突出自身的特点，避免自己的人才培养缺少特色，不适合本校生源。地方民族院校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在于地方性和民族性，因此，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应定位于培养地方性创新法治人才和民族性创新法治人才，为地方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地方性和民族性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建构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理念

模式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2]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培养某种专业（技能）人才的理念、方式、步骤、措施和规则的结合体。[3]在构建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必须关注以下问题：

（一）顶层设计始终围绕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目标

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地方性创新法治人才和民族性创新法治人才，为地方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地方性和民族性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因此，在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顶层设计建构中必须始终围绕这一人才培养目标。而地方性和民族性创新法治人才的重要特征是能力本位，因此，整个人才培养过程必须始终围绕学生的创新性能力培养展开设计。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学校的自身情况，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应该以地方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学生为本，以地方性和民族性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坚持知识、能力、素质、社会责任感协调发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重从课堂到实践、从师资建设到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建设，构建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性民族性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总体要求。按照这一改革思路，构建融合理论和实践的培养体系，形成富有特色的培养方案，建设一支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地方性民族性法治人才队伍。

（二）夯实专业知识基础是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的根本

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是指能够使用专业知识为民族地方社会服务的人才。要为地方服务必须掌握法学专业知识、具备法学实践能力和职业素质。这三者有主次之分，专业知识是根本，可以打一个形象的比方：专业知识是树根，实践能力是树干，职业素质是树叶。因此，在构建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时不能本末倒置，不能压缩、减少学生专业课程的学习时间，而应让学生更有效地掌握专业知识。如果一个法学本科毕业生没有掌握足够的专业知识，他就没有应用的基础。

（三）以质量求发展，增强学生的社会竞争能力

法学专业毕业生要实现专业对口就业，必须通过四种社会考试：国家司法考试、司法干部考试、公务员考试和研究生考试。法学本科学生参加这几种考试的成功率是衡量法学本科教学质量的根本标准。因此，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从事法学教育的教师不能对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熟视无睹，应该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并把这种责任感转化为提高学生学习“含金量”的具体努力。法学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高要求，尤其是地方民族院校要想让自己有光明的发展前途，必须着力培养适合地方民族院校、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创新法治人才。要培养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就必须把重点放在以质量求发展，增强学生的社会竞争力上。

三、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实现路径

很多高校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千篇一律，培养的人才结构雷同；实行关门办学，强调通识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缺乏必要的法律职业和法律实务训练，短期专业实习往往流于形式。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起草合同，不能办案，无法适应社会需要。这种培养模式导致了法学教育的困境。地方民族院校创新型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从制度构建来看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突出地方性和民族性特色，使培养的学生符合地方社会发展要求；二是在原有培养模式内增加职业教育和实务训练内容，使学科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统一，使培养出的学生满足社会要求。构建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模式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地方民族院校人才培养的核心。地方民族院校培养创新法治人才需要建设既有丰富的法学理论修养，又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4]在地方民族院校创新法治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下，教师队伍的建设同样应该突出地方性、民族性，同时突出应用性。只有那些既有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又有很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双师型”教师才能为上述培养目标提供现实的保障。这种“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主要依靠两种途径，“走出去”和“引进来”。“走出去”是让原有的教师走进法律实践部门锻炼自己，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引进来”是从实践部门引进既有高学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实践人员，充实到教师队伍中。

（二）实践基地建设

地方民族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在当地公检法、监狱、律所等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实现互惠双赢的结果。一方面，与当地的法律实践部门建立教学实践基地可为法学本科学生的司法实践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学生可以通过学年见习和专业实习的方式进入这些部门接触实际法律问题，培养自身的法律思维方式和分析、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熟悉地方法律事务，为将来更好地为地方服务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民族地区创新法治人才匮乏，实践基地的建设可以输送一大批具有法律专业素养的法学人才到这些部门见习，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其人手不足的局面，实现学校和地方法律实践部门的双赢。

（三）改革教学思路

传统的法学教育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模式，注重教师的课堂讲授过程，完全忽视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其实早在1981年，顾明远先生就提出“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的观点。[5]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提出代表着我国整个教育界教育观念的巨大进步。整个教学活动的过程有三个重要的要素，即教学者、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在传统的法学教育过程中，无论是“教师中心论”抑或是“学生中心论”，整个的教学过程都是一个主客间互动的过程。“教师中心论”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和教学内容是教学的客体。“学生中心论”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学内容是客体。这两种“单主体说”只注重了教学中的一方主体而忽视了教学活动中的另外一方主体，不符合教学规律的发展。

在整个法学教育活动中，应该承认学生和教师双主体的地位，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主体间性的体现。人的存在具有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发展是在交往活动中实现的。法学教育活动是一种社会化活动，整个法学教育过程应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形成主体性认识的阶段，这个阶段通过主客体关系互动达成。主体通过对客体的认识完成主体性认识。具体在法学教育中，教师的主体性是在其自身的受教育和继续学习过程中完成的，学生的主体性是在对教学资源的理解中完成的，这是学生对教师的讲授和对教学资源的占有以及混合自身的前见的结果。第二个阶段是达成理解的阶段。在理解过程中，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之间存在理解的差异，尤其是在地方民族院校，这种差异更加明显。这是由于地方民族院校的生源绝大部分来自地方民族地区，学生理解的前见中包含更多的地域性差别和民族性差别。因此，要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需要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主体间在面对客体教学资源的学习中达到充分的沟通、交流，最终达成理解。通过主体间的互动，能更好地培养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创新法治人才，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法学教育发展与法治人才培养地区不平衡的问题。

四、反思当前民族地区地方院校法学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困境

当前民族地区地方院校法学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种人才培养模式的前提令人生疑，用“单主体说”的主客体理论培养主体的人，必然出现缘木求鱼的悖论。民族地区地方院校法学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应该彻底清算教师和学生主客关系的影响，确立师生主体间性是当前民族地区地方院校法学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本真取向。

地方民族院校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力军，而这类院校培养的人才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业务骨干和基层工作者，他们在地方建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很大，是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展的主力军，是提高中国整体法治水平的生力军。因此，地方民族院校如果在法律人才培养方面不顾自身实际，盲目模仿综合性大学，这必然导致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毫无特色和优势，进而导致自身培养的人才无法与综合性大学培养的人才竞争。地方民族院校应该对自己正确定位，培养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创新法治人才。

参考文献：

[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EB/OL].（2010-07-29）[2015-06-05].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838/201008/93704.html.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961.

[3] 杨得志.法学专业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1（8）.

[4] 李年终.新建本科院校法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12）.

[5] 顾明远.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J].江苏教育，1981（10）.

作者：邓浩　冉瑞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