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法治建设影响论文

摘要：在我国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结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和特点，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对比古代儒家法家道家三家的治国思想，在肯定其积极影响的同时，提出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消极作用。为了更好地建设法治社会，本文认为应该从批判的角度看待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我国现代法治建设影响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国现代法治建设影响论文 篇1：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家的“万物平等”思想、佛家的生态思想都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观，对我国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学习和思考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能够为我国现代生态理论建设作支撑。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文明;“天人合一”

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的生态观出发，研究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针对我国现在出现的公民意识薄弱、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缺乏国际合作等问题，提出相关解决对策，为我国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路径。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

1. 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凝结了儒家生态思想的基本原则，属于儒家思想其中的一个基本哲学命题。但是，“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儒家独创的，它是通过历代中国人对生活经验的总结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所形成的一种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观念。

在孔子看来，天是指自然界。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这边所说的“天”就是指自然界。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天没有说话，但是它却主宰着世间的一切，四季照常变化，生物继续生长。所以说，孔子虽然去除了天的人格神的外貌，但是还是认为“天”是具有主宰性的。他还指出“富贵在天”的思想，认为人的贵贱取决于天的“天命论”。孔子认为，人和天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也就是人和自然界是一体的，天地万物与人不可分割，即“天人合一”。关于孟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主旨是道德境界的问题，是人的道德达到一种高度后，人与天地合二为一的一种精神感受。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天是人格神，天创造了人，因此，天是有意志的，天和人是可以相互感应的。

儒家的“天人合一”，是指万事万物的发展和规律，认为人的行为需要符合天地万物的法则。從这可以看出，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主体是人即以人为主体，通过更加深入的认识天，从而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从而达到“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和自然万物的和谐与统一。

2. 道家老子的“道生万物”宇宙生命观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关于这句话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一致认可“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并且，老子认为宇宙万物是平等的，人和其它的自然万物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他们都是由“道”而生。

“道法自然”是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与根本规律，贯穿在整个理论体系当中。“道法自然”是指天、地、人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相互依赖而存在。天地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之道，也就是受自然客观的制约。我们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做对生态有破坏的实践活动，不能任意妄为，我们应该付诸行动来保护生态平衡。

老子认为“道”是产生万物的根本原因，对待万物应当一视同仁。正因为道家“万物平等”的这种思想，要求我们尊重自然、尊重生命、遵循自然客观规律。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我们也要体现这种平等的观念，把人与自然的平等共存作为首要条件，从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 佛家的生态思想

佛家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没有明确界限的，提出“万物一体”的主张。佛家认为世界万物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关于万物的生命，佛家认为“众生平等”，世间万物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要尊重万物的生命，拥有慈悲之心。

在“万物平等”的基础上，佛家还提出了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大智度论》卷十三说：“诸罪当中，杀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佛家的第一大戒律就是“不杀生”，佛家认为人和自然万物的每一条生命都值得被爱护，要有慈悲之心，要用慈悲精神感化众人、教导众人。从而，让每个人都感受到生命的珍贵，得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感悟。佛家的这种慈悲情怀所强调的是对其它生命体的关怀之情，主张善待世间万物，珍惜每一条生命，所以佛家要求佛徒吃素，也是对每一个动物生命的珍惜。

佛家对保护自然这方面的行动是积极主动的，其“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道德追求，使得人在保护自然时，拥有一种使命感，使得保护自然的行为成为自己的一份责任。

二、“天人合一”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和合”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强调“和合”强调和谐。和合文化对我国有很重要的时代意义，有利于促进我国的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天人合一”是“和合文化”的精髓，“天人合一”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是习近平总书记生态观的重要来源。“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习总书记这是在提醒我们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保护环境，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应同时进行。我国强调可持续发展观，提出高质量发展措施，都与环境问题息息相关。环境破坏是不可逆的，所以在发展时必须高度重视“绿水青山”的作用。习总书记又说：“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说明习总书记把生态环境放在了经济建设前面，强调了任何经济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大自然为基础而存在，力求人们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人们生存的根本。“宁要绿水青山”的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天人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了要保护自然的意识。儒家“天人合一”以人为主体，通过人对自然的认识再去保护自然，促进自然的和谐统一。那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这个时期，结合习总书记所说的“宁要绿水青山”的深刻内涵，是不是可以强调“以自然为主”的观念呢？从自然本身出发，以自然为主体，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共生的境界。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膨胀导致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从而出现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温饱问题是首要问题，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时期，谈何保护生态环境。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为了发展经济，不断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我国的耕地面积也不断减少。在当今，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发展还是第一要务，但是，我国现在已经大面积脱贫，生态问题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问题。

在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我国过度开发自然资源，造成了一系列生态问题。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而导致的环境问题可以看作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结果。自从有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人类就一直在向自然索取，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的不断索取导致了生态系统的循环，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工业革命后，工业发展给人们提供了便利的生活，但是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例如：工业废水的不合理排放、工业废气对大气的污染、对原材料的不断需求等等，这都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和合文化让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合”思想承认个体差异性，强调差异中的一致、矛盾中的统一。当然，当代的“和合”思想和传统的“和合”观是有区别的，如今我们所强调的“和合”实际是经过“扬弃”后的“新和合”，结合了当今实际情况更具有时代意义。在保护自然的同时，也必须把经济建设融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各方面的发展，推崇发展和保护的步调相一致。“和合文化”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要科学学习“和合文化”，将“和合”思想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三、“万物平等”观对增强我国公民生态意识的启示

我国以农立国，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深入人心。受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百姓们大都重视生产发展，而相对忽视了环境保护的问题。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今天，已经在公民们的思想观念中深根发芽，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这是导致公民生态意识薄弱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数字媒体迅速发展，多种多样的娱乐搞笑节目深受公民们喜欢，观看这些节目成为他们休闲的方式，并且逐渐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相比这些娱乐搞笑节目，生态新闻报道缺乏趣味性，并且比较严肃，公民们也就不太愿意去关注这类型的节目和新闻，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明显很低。其实，生态环境保护标语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在树木草坪多的地带“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这句标语随处可见，但是见多了大家都习惯了，对于这种环境保护的标语看见了也不在意。

对于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公民可能有所了解，但真正了解又付诸行动的少之又少。因此，在理论和思想层面上，要结合公民实际生活情况大力宣传生态文明保护的重要性，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态保护价值观;在实践上，各地要开展更多深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活动，从实际中让公民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已经实施垃圾分类举措，但是还没有全部普及。相关部门一直都是通过报纸或者节目频道从理论上呼吁公民们保护环境，在实践上的行动还很有限，致使公民们对垃圾分类等等活动的具体做法还很不了解，这也是一大问题，需要重视起来，开展更多的活动使得公民可以理论联系实际，更好的树立生态保护意识。

道家的“万物平等”思想是从老子开始的，老子认为人也是万事万物中的一部分，在道面前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庄子發展了老子的思想，提出了“物无贵贱”的思想。道家的万物平等观是基于“道法自然”的，道家超越了人的自我优越感，对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佛家也提倡“万物平等”的观念，佛家认为“众生皆平等”，强调慈悲怜悯之心，这对增强公民保护自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有一定意义。

首先，加强公民的生态意识是首要的问题。我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应当理论结合实际，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开展有关生态的各种主题活动，呼吁大家参与，让公民们从实践中感受到生态文明的重要性。其次，应从青少年抓起，呼吁各大高校创立生态小分队，定期开展实践活动，并组织互相交流的活动，从而增强学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感。最后，生态文明建设应更加普及，应传达到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由党员带头，党组织发布宣传活动，挨家挨户宣传，呼吁广大民众参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切实加强公众的生态意识。

道家和佛家的万物平等观强调了万事万物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和自然也是平等的，人们应该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吸取这种万物平等观中优良的部分，并结合实际，切实加强我国公民的生态意识，把理论付诸行动。

四、为全球生态治理提出“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道家的“道生万物”思想强调物我平等即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佛家的生态思想强调的是众生平等以及佛家一直坚持的“慈悲为怀”的思想。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和自然被认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人离不开自然，没有自然的存在，人无法生存便也不存在了;自然离不开人，人通过实践活动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一旦人不存在了，自然界只能是宇宙中的一个“死体”，没有谁来认识改造它，它也就失去了探索的价值。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和人彼此依存。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合作，人类之间的关系没有因为距离而遥远，人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组成部分。通过战略定位、战略部署、法治建设等等，以确保贯彻落实生态文明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了马克思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概念，主张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交往合作越来越密切，生产不断扩大、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给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如果我们忽略生态环境的问题，那么我们必将受到环境对我们的“惩罚。”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生态环境保护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要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把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这两方面同时推进，并且我们得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在重视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得注意要有生态合作意识，要有全球生态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万物平等”思想、和谐思想都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考价值，有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让全球进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对话。

参考文献

[1]曲文军.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7.

[3]叶舒宪.从生态人类学看老庄的社会理想[J].海南大学学报（哲）1994，（3）.

[4]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03）.

[5]赵梓博.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对生态文明的启示[J].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2011，（11）.

作者简介：

[1]张宇文，（1997-），女，江苏苏州，，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15009，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哲学。

[2]惠树倩（1998-），女，江苏苏州，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师范）。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项目（KYCX20_2739）：马克思恩格斯居住思想的当代研究价值

（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张宇文 惠树倩

我国现代法治建设影响论文 篇2：

古代法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及对策

摘 要：在我国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结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和特点，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对比古代儒家法家道家三家的治国思想，在肯定其积极影响的同时，提出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消极作用。为了更好地建设法治社会，本文认为应该从批判的角度看待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

关键词：儒家；法家；道家；治国思想；消极影响

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生活各不相同，法律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时，也有各自的特殊性。中国的法制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形成的传统治国思想也必然对法律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诸如提倡和谐、限制君权、主张良法等都对法制建设有积极影响。在这里，我们在肯定这些积极作用的同时，着重谈谈传统的治国思想对现代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

一、儒、法、道三家的治国思想概述

古代治国思想中，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较大的思想主要是儒、法、道三家，其中又以儒、法二者的影响为最。西汉以后，统治者实行外儒内法，德治法治并用，同时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广泛吸收包括道家思想在内的各种思想，逐渐完善了儒家思想的体系，也奠定了其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地位。

（一）儒家的治国思想

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在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上，主张德治为先。《论语》中有这样的话：“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用政治来引导，用刑法来统一，老百姓就会免于刑罚但不知羞耻；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来统一，老百姓就会有羞耻感并且不会犯法。儒家把治国寄希望于有道德的君主身上，主张君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儒家主张人治，认为法制禁令是人制定的，法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法令最终靠人来执行，愚笨的人遵守法令，聪明的人制定法令。儒家也主张无为而治，但前提是为政以德，“恭己”。如《论语》中，“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总之，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

（二）法家的治国思想

法家主张“法”“术”“势”。“法”是政府制定发布的法律条文；“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虽然法家提倡法治，但是其法治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不同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因此，人治是法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其目的是适应当时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

（三）道家的治国思想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国家百姓有其自身发展的轨道，反对国君过多的干预社会干扰百姓。老子讲：“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意思是无所作为却什么都可以做成，治理天下总是无所事事，等到有事可做，就不配治理天下了。老子讲：“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人民难以治理，是因为统治者喜欢有所作为，因此难以治理。

二、古代传统治国思想对建设法治社会的消极影响

首先，儒家的德治不适合现代法治建设。我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后，虽然逐步完善了一些法律制度，但由于受传统文化对法的态度的影响，以及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并没有把法作为建设、治理国家的重要依据，并且法治建设也屡遭破坏。在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和阶级统治理论的影响下，德治与法治较长时间处于二元对立的局面，甚至片面强调德治的重要地位。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法律至上，而按儒家道德至上的思想，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是第一位的，处于价值与规范的最高层。儒家的道德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不同的理念和原则，具有互相排斥的性质。道德至上的思想本身就有轻视法的地位与作用，排斥法律至上的含义。因而在历史上，儒家主导的社会不容易产生法治的趋向，这是儒家思想不适合于现代法治要求的主要之处。

其次，法家虽然主张以法治国，但实质上，法家所推行的依然是人治。因为封建社会的法是君主制定的，体现了君主个人的意志，并且君主的权力大于法，当法与君主的权力利益相抵触时，法要服从于君主的个人利益和权力，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法家思想的核心目的就是建立起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政治，这种对历史发展极其短视而对君主统治的确立又行之有效的政治运作方式在西汉以后为儒家思想所继承和发展，导致了家国一体国家本位观念的形成和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蔑视法律观念的不断深化。

再次，国家本位观念是国家权利膨胀的产物，这种国家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在国家本位观念下，中国古代法律以刑为本，强调义务本位，强调权威服从和履行观念，并且在封建专制之下，皇帝敕令成为最高的法律渊源，君主不受法律约束，“为君主所喜之物具有法律效力”，君主强大到足以宣称“朕即国家”。可见这种法，只能是帝国权力的延伸，是执行统治意志的暴力手段。这种君权至上、皇权神圣的国家主义与重血缘家族情节的宗法伦理、等级观念结合在一起，使天理、司法、人情沟通联结，导致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人们最高价值的判断标准。

崇拜权力、轻蔑法律的传统使中国一直是一个国家权力观念高度发达的社会，政治传统和法律文化势必形成崇尚权力至上的观念。法律不是权力存在的依据，而权力是作为法律的存在依据。所以，君主掌握了最高权力，也就掌握了是非标准。各朝代的权力始终大于法律，法律成为权力的附庸而丧失了独立存在的地位，其至高无上性被王权的绝对神圣性所代替。正所谓“法者治之端也，君主者法之源也”。传统中国既不存在独立的司法体系，也没有一个如西方社会那种独立的负责解释法律或自然权利概念的法律职业阶层。权大于法，法律服从权力，司法制度在制度上始终都要受到行政权力的干预。在现实的政治运作中，各级官僚只需对上级负责，而不必面向民众、更无须对民众负责，因而习惯于“唯上是从”、“唯最高指示是听”，而不必依法行事。这种权力至上、权大于法的人治文化传统绵延不绝。

在法治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屡屡纠缠于情理法还是法理情的纠结中。事实上，依法治国意味着一切公共权力都必须以法律作为其存在的基础，即治国之权须依法设立、依法取得、依法行使并被依法监督和依法评价。一切治国者，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机构，都必须随时准备接受法律的评价并须为违反法律而担责任。因而历史上这种崇拜权力、轻蔑法律的倾向，既不利于控制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又不利于防止国家公共权力滥用的现代公法的建立和健全，其危害很大。

三、在法治建设中要批判地看待传统文化

由于中西方两种文明形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导致中西法律文化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得不承认，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程上，西方走在了历史的前列，这也是西方国家率先走向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体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的开始阶段，以法治代替人治、民主取代专制是最基本的内容。近代以后的中国在被动地迈上现代化之路的过程中，法治建设也是以西方为蓝本进行的，向先进文明学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探讨古代传统文化对当今法治建设消极影响的原因。

在法治建设中，对传统文化，分歧的焦点是应该彻底否定传统还是应该加以批判地继承。诚然，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历史传统，如果离开了传统、离开本民族的历史讲现代化，那么现代化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民族在发展的道路上必须科学地看待本民族的历史，如果一个民族隔断自己的历史，它也隔断了自己文明的生命之源。中国法传统有着自己固有的规范的模式与价值取向，是一种不可超越的法文化源泉，它对社会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调节作用。因而，注意继承传统文化中伦理化的善良风俗，将是中国法获得社会认同、实现社会化的基本保证和生命力之所在。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走向法治社会的今天，由于传统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摆脱传统观念的精神束缚，消除某些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法律意识的影响，形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而市场经济的推行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为这种要求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所以，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观念的问题上，既不能一味地指责、批判我们的法律传统，又不能拘泥于传统观念而缺乏建设的精神。在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我们应当有勇气和信心，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中，挣脱传统法律观念的精神束缚，获取新的法律价值观念。

事实上，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与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陷入了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中。抱残守缺行不通，闭关锁国不可能。在民主、平等、法治、社会契约为基本特征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法治建设缓慢的地向前迈进，逐步与世界接轨。全球化、市场经济、改革开放，都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不同文明之间的法律制度互相借鉴与取舍，只要国家民族之间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无论是友好交流还是武力征服，都会产生文化上的碰撞与交流，制度上的借鉴与移植，进而推动社会发展。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由于传统法律文化中宗法观念、专制思想与近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成分是主要的，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充分有效地提供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借鉴学习西方法律文化更能提高效益。因此，大胆学习西方国家的法律文化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一条重要而便捷的途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进的国家和民族在现代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学习过程。

在逐步实现法治化建设的中国，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和继承问题一直是许多学者的重点课题。笔者认为法律既应谦抑，也需进取，任何制度和规则的确立都应在社会发展现实需要的基础上。我们在构建法治社会的同时，应该正确地认识古代法文化的消极部分，加以批判地继承，积极向世界先进文化学习和借鉴，合理构建我国的法律制度，才能达到最佳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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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梁治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3〕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商务印书馆，1999.

〔4〕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徐阳）

作者：刘琪

我国现代法治建设影响论文 篇3：

反思与进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民主法治向度论析

摘要：民主法治建设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二者有机统一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扩大人民民主、推进法治建设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而且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只有发扬民主，才能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集思广益、凝聚共识；只有厉行法治，才能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捍卫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进依法治国，并使三者有机统一有助于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优化国家治理结构。在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治国、依法治权的结合深化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民主法治；依法治国；民主执政

民主法治建设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社会的公平正义，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积极的影响。当前，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各种利益相互冲突，各类社会问题易发突发，要化解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应对治理危机，就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才能使党治国理政更加科学，更加行之有效。因此，要充分把握民主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联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深化和统一，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程，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和有机统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在历史方位与时代特征的研判中认识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民主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民主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彼此影响、相互促进。民主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逻辑必然，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着民主法治建设的程度。国家治理现代化涵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民主法治建设是二者有机结合、向前推进的切入点。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能够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协同推进、统筹兼顾，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以及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治理民主化、法治化，从而整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民主法制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1]民主法治建设始终贯穿于这一体系之中，并使这一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只有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才能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顶层设计与实化细化中强化政治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民主法治是国家制度建设和发展的核心，民主法治不健全，就会导致各项体制机制缺乏平等性、规范性和有序性，从而引发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以及冲突和矛盾，严重阻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民主法治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保障和支撑。加快民主法治建设进程，有助于形成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契合、严密完整又相互協调的国家治理体系，对治理主体进行有效地规范和约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

（二）民主法治建设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1]民主法治建设对于国家治理能力具有提升作用，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依法运用公共权力，扩大人民民主，从而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治理逐步发展为多元化的治理。以民主化、法治化作为基础和条件，能够降低国家治理的物质和精神成本，提高治理的效率，稳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从国家治理的主导者来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强化民主观念和法治意识，提升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认识，进而通过国家治理的思维方式转变提高化解社会矛盾、治理各种问题的能力。只有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才能把制度优势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凸显治理主体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执行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就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行使权力。遵循民主法治原则，处理好权力与制衡的关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这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然性要求，也是实然性的直观感受和评判依据。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民主法治建设具有“反哺”作用

在各种矛盾频发易发、社会价值多元碰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治建设无疑是破解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困境的着力点，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对民主法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首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反映着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文明、和谐的治理，它不仅以民主法治的途径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而且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也会相应地凸显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缺陷和不足。通过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入实践能够检验和反映民主法治建设的程度，为增强政治体制改革的实效性，促进民主法治建设导航把脉。其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能够有效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健全和完善。民主法治深入民心、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保障就越发有力，国家治理的体系和能力才会朝着现代化的目标顺利推进。因此，民主法治自身的实质内容和价值效用决定了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中不可替代、无法逾越的作用。

二、民主法治建设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民主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价值基石，在其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上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规范化、程序化、民主化的过程。”[2]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都离不开民主法治的保障。民主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核。只有从内涵与外延、制度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层面厘清民主法治建设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的具体意涵，才能充分认识民主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联动生长，进一步拓展渠道，创造平台，实现民主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互通互动。

（一）民主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坚持民主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文明执政的优良传统，没有民主法治现代化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3]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证明无论是在国家政治事务、公共事务的治理中，还是在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各种关系方面，制度建设、参与程序、权责划分等具体过程都离不开民主法治。只有把民主法治贯穿于国家治理的整个过程，才能有效杜绝独断专行、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克服权力腐败，从而优化国家治理的结构，以国家治理的系统化、民主化、法治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方面联结互动的整体过程，民主法治不仅是政治治理的关键，也是内蕴和渗透在国家治理各个方面的核心要素，它关系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治理的深入有效、合理有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多元主体一致统一、共同治理，也需要制度、理念、权力、人力、物力的相互支撑、协调配合。只有发扬民主，才能充分集思广益，激发多元主体和力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厉行法治，才能规避权力风险，凸显人民主体意志，确保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民主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当前，国家治理正处在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如何增强治理效果，优化治理结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究其原因在于治理的执行力、协同力不够。提高国家治理的效率和现代化程度，有待于不断扩大人民民主，把全面依法治国深化、实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4]，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5]。这充分说明民主法治是提高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的政治价值，必须在民主法治思想意识的培育践行中才能得以落地和深化。“一个民主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法律是至高无上的。”[6]124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通过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决策力、执行力，把各项政策落实到底，切实解决各种公共问题，不仅要达到治理的既定目标，更要提高治理的水平和效率，实现通力合作、高效笃行的善治局面。

（三）民主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民主法治观念淡薄，仍然存在特权思想和“人治”观念，尤其是我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观念，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亟待破解的难题。民主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规制和现实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应是一个以人民民主、依法治理为原则，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崇尚法治精神为依托，以民主协商制度、法律制度为保障的有序参与、良性运行的过程。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3]18其目的就在于把民主法治觀念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使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强化民主法治观念，促进民主监督和依法执政。制度是对权力行使的硬约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7]12新时期加强民主法治必须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完善法律制度，让领导干部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转变观念，做到民主执政、依法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只有在全面具体的民主法治之下，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民主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国家治理的公平性、权威性，破除改革的阻力和利益的藩篱，发挥广大人民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凝魂聚气、保驾护航。

三、切实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民主法治建设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只有不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实现政党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联动，才能形成整体效应，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5]深化和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在三者结合的过程中落实和扩大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实现民主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互动。

（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者、推动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心骨。党的领导地位是在大浪淘沙的历史考验中确立的，其长期执政的关键在于牢固的执政基础和先进的执政理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就明确指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8]33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也离不开党的领导。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有效地治理贪污腐败，强化政府职责，提高行政效率，扩大和巩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协调和组织好各方面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有着任何其他组织和团体都无法比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邓小平曾指出：“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9]32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影响和关系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就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发挥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主导和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团结广大人民，扩大共识、凝聚力量，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凝魂聚气、披荆斩棘；有利于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推动政治体制的深化改革，保证国家治理现代化沿着民主法治的方向前进。

（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是不断汲取世界政治文明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智慧结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尊重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真正做到让人民当家做主，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表达对公共问题治理的诉求和心声，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建言献策、贡献力量，发挥主体智慧。“现代国家治理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体系。”[10]公民权利本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识，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着眼于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发展人民。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维护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同时，有助于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民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内容涉及广大人民的现实利益，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在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的健全丰富过程中不断推进，让人民大众真正感受到自己享有和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体会到人民民主的广泛性和真实性。因此，扩宽民主渠道，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既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基本要求。

（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使国家治理现代化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进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并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就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11]践行法治理念，提高法治能力，健全法律制度，才能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提升党和政府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实到底，以法治的效力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定力。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我们坚定不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显著增强了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12]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把法制建设和法治意识培养结合起来，才能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基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是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稳妥有效、规范有序的方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纳入法治的轨道，以法治思维和法治建设统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破与立，有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四、结语

民主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内生逻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互动性。一方面，民主法治对推进国家治现代化的作用要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深化中体现；另一方面，三者有机结合既是民主法治建设的现实路径，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任重道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势在必行，二者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上是制度体制的现代化，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是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性、优越性的现实考量，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和价值诉求。我们在着眼长远、展望未来的同时也要立足眼前、结合现实，统筹民主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互动性，以民主法治建设循序渐进、积极稳健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2014（01）.

[2]孙绍勇，陈锡喜.法治文化的动态生成及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J].河南社会科学，2017（06）.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3-11-13.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

[6]赵震江.中国法制四十年（1949—198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7]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8]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陈宇翔，余清.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政治协商有效性的价值与路径[J].湖湘论坛，2015（05）.

[11]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02-25.

[1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7-07-28.

作者简介：郑人杰，女，成都大学政治学院教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朱希良）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學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2017年度项目“文化自信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内化研究”（CSZ17086）；成都大学2017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专项课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成都大学2017党建创新专项课题“文化自信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合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郑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