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区德育论文

2022-04-16

目前，学校教育对本土社区德育资源的开发利用严重滞后，再加上社区不良因素的剧增，从而造成了教育阵地的丢失和教育内涵的缺失加重。如何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以生本化的方式更好地开发利用社区德育资源，以适应少年儿童德育教育的需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工作。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科学社区德育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科学社区德育论文篇1：

浅析社区德育工作的实效性问题

【摘要】现阶段，社区德育工作正处于重要阶段，直接影响着居民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这个阶段社区工作者作为最直接的德育引导者，必须努力地对广大居民实施有效的德育教育，才能够为居民引领一条正确的道路，培养广大居民养成良好的德育意识和德育观念。

【关键词】社区德育；实效性

现阶段，社区德育工作正处于重要阶段，直接影响着居民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这个阶段社区工作者作为最直接的德育引导者，必须努力地对广大居民实施有效的德育教育，才能够为居民引领一条正确的道路，培养广大居民养成良好的德育意识和德育觀念。

一、社区工作者德育工作的重要性

近年来，伴随着思想道德品质呼声的高涨，越来越多的德育工作者纷纷投入到探讨如何做好德育工作上来，并提出“育人為本，德育为首，注重实效”的德育理念。的确，把道德教育摆在德育工作的首位，让德育贯穿于社区工作、生活中是培养居民，乃至影响居民生活、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就目前社区道德教育现状来看，情况并不乐观。为此，作为社区的工作者和教育者，抓好社区的德育工作很有必要。

德育工作是社区居民思想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是社区的重要工作内容，更是社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重要职责。社区工作者，本着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在新形势下提升居民的思想道德品质十分重要，因此社区德育工作是社区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目前社区德育工作的现状及原因

1、社区德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强调固定模式的宣传教育。社区工作者对居民的教育主要集中在传统形式的宣传教育，忽视居民道德培养的自觉性；德育是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四个过程的有机统一，道德认识是道德行为产生的基础，但深刻的道德认识并不一定会转化为相应的道德行为。道德认识向道德行为的转化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居民在己有的道德认识的基础上，通过情感上的共鸣，形成坚定的道德意志，最后，把已有的道德认识付诸行动，产生道德行为。这样，德育才会产生实际效果。

第二、社区工作者对德育实践活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针对性的德育实践活动少之又少，居民不能从生活中得到品德养成的亲身体验。

第三、社区工作者在开展德育工作时，缺乏针对性，一方面是没有针对居民这一群众性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另一方面是没能针对不同个体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

2、社区工作者德育工作实效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1）影响社区德育工作实效性的客观原因

社会环境直接影响着广大居民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形成。不容否认，目前大环境确实存在许多不利于道德品质养成的因素，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恶性膨胀，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弱势阶层利益缺乏保障，社会上还存在贪污腐化、暴力犯罪、黄赌毒黑等丑恶现象。这些因素都给居民蒙上了一层影，影响了社区德育的成效。他们一方面通过社区接受奉献、诚实、利他、节制的正面教育，另一方面又从社会上受到金钱、逐利、欺诈、贪欲的“活教育”。

（2）影响社区德育工作实效性的主观原因

对德育理解的片面性。一些社区工作者对思想品德的内涵认识不清，在德育工作中，一方面把德育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了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把道德品质教育内容简单化，将德育降格为仅仅是维持正常工作的手段。“这种德育不是人性的塑造，而往往是一种改造和压制”。缺乏科学的德育观。有什么样的教育观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反过来一定的行为必然是一定观念的反映。当前社区工作者的德育工作也是居民德育观的反映。对德育的不重视，简化德育内容，单一的德育方法都反映出社区工作者缺乏科学的德育观。在这样德育观的指导下，必然导致德育实效性低的结果。

三、提高社区工作者德育工作实效性的对策

1、转变德育观念，提高德育实效性

目前德育实效性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重智轻德”的传统教育观念的制约。因此，要增强德育实效性，最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转变德育观念。知识经济时代对人的素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要求，除了要具备广博扎实的知识基础和知识更新能力以及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的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外，更重要的是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社区工作者应站在时代的高度，高瞻远瞩，明确德育的重要性，重新审视德育在社区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工作者要树立大德育观念，明确德育工作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要靠学校、家庭、社会来共同完成。

2、调整德育目标，提高德育实效性

正确调整德育目标是提高德育实效性的关键环节，因为德育目标既体现德育的目的性和计划性，又规定着德育的内容、方式和方法。随着国家德育培养目标的调整，社区德育工作目标也必须及时调整，调整的关键是积极拓展德育目标。一是从以往注重简单形式的宣传，转变为注重能力的培养，提高居民具有较强的价值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二是培养居民的心理素质，树立现代人的观念，包括风险意识，经受挫折和困难的心理承受能力等方面。三是培养具有时代精神的人，树立竞争与合作意识。

3、探讨德育新方法，提高德育实效性

德育方法是直接影响德育实效性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社区工作者的德育理念、确立的德育目标制约着德育方法，另一方面，科学的德育观、德育目标必须通过适当的方法才能得以实现。笔者认为社区工作者对德育工作方法的选择应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社区的环境建设。社区环境建设要体现社区的特色，通过社区环境物化的存在形式来表现主观的教育意图，如定期出好宣传板报、张贴名人格言等，使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构成具体环境的物质形态有机结合，对居民发挥潜移默化的有效持久的作用。

第二、社区工作者自身形象的塑造。社区工作者要树立责任意识，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群的。社区工作者的模范行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辖区的居民，要加强社区工作者自身素质修养，以自己良好的仪表举止、高尚的人格情操、正确的处事方式影响辖区居民的道德意识的养成。

第三、使家庭教育与学校德育密切配合。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家庭是德育工作的基础所在，而且是开展德育工作最长期的课堂。因而，增强德育实效性不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不争取家庭教育对德育的支持与配合是不够的。所以社区工作者应多于居民百姓进行交流和沟通，及时全面了解居民的家庭情况，深入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德育工作理念。

德育实效性，一直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而对社区这个基层组织单位德育肩负着塑造人格，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使命，是重中之重。社区工作者对广大居民德育的实效性，是社区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它于社区工作者的个性性格、理论水平、德育理念、工作方法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又与社会、家庭、学校、居民自身存在着直接关系。因此，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系统中各因素有科学性、针对性、实事求是地去对待，才能得以提高。

作者：相殿富

科学社区德育论文篇2：

社区德育资源开发的生本化策略

目前，学校教育对本土社区德育资源的开发利用严重滞后，再加上社区不良因素的剧增，从而造成了教育阵地的丢失和教育内涵的缺失加重。如何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以生本化的方式更好地开发利用社区德育资源，以适应少年儿童德育教育的需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工作。

社区德育资源是实施小学德育课程的支撑，因此，构建一个合理的社区德育资源运行模式是保障小学德育工作卓有成效的重要一环。要构建一个有效的社区德育资源运行模式，关键是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特色化。要地方特色浓，有一定的专业性。有特色才会吸引人，才会引起小学生的兴趣，才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达到教育的目的。第二，基建化、系列化。建立具有不同教育功能的固定的教育基地，让学生定期开展活动（如参观、访问、社会调查慰问、劳动实践等），接受教育。如建立态度情感价值观系列德育基地、知识的技能训练基地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基地等。第三，灵活性。随着自然界季节变换，气候的变化或重大的节日安排活动。这样更适时，更具针对性，教育效果更佳。第四，制度化。根据各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心理特征作系统的安排使之形成系列，形成制度，使社区德育资源的利用得以强化，以增强德育效能。

具体而言，社区德育资源开发的生本化策略主要可归纳为如下方面：

首先，是生本化的学校变革策略。真正的德育必须从学校教育的变革入手。德育问题其实也与目前教育现实中的学习问题密切相关，学生美好而幸福的学习生活才是德育真正的基础与前提。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是包括德育的教育变革的基础。这样，德育就与教学联系起来了。课堂生活是学生们最主要的生活内容，也是进行德育的最有本土特色的阵地。教师自身的榜样也是最常见的德育本土资源。还有，学生丰富的业余生活也是进行学校社区德育的重要方式。可见，坚持生本教育的改革思想，无疑是德育成功的重要前提。

其次，是重视德育资源的生本化思维转变策略。本土社区的德育资源其实是非常适合于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教育的。本土社区的德育资源具有如下这几个特点，使得其重要性非常突出：本土社区德育资源的影响具有恒久性。自然环境及人文景观、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不断发展变革，都不断地变化着，永远处于一种动态，历史人物如匆匆过客，历史事件大多如过眼云烟。但这一切都会以不同的形式留下历史的印记。本土社区德育资源也具有实践性。社区是少年儿童生活的地方，是少年儿童生活的物质环境和人际环境，直接通过他们的感官影响其成长。他们只有通过实践才会从中得到切身的体验，深刻的认识，才会学到真正的知识与技能，才能形成良好的品德。社区德育资源具有形象性直观性，感化力极强。本土社区德育资源为具体的、物化的。而非抽象虚无的。学生可亲历其境，亲闻其声，亲嗅其味，亲视其貌，亲触其“肌体”。如果要让学生感受春天的美，能组织学生作一次春游，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大自然，其感受自然真切。如果要让学生珍惜粮食则可组织学生参观或让学生亲身参与劳作，学生了解生产的过程，体验劳动的艰苦，很自然会养成珍视劳动成果的好习惯。本土社区德育资源具有多功能、“全营养”的特性，能负担起少年儿童完整人格的培养任务。本土社区德育资蕴含着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是永久性的艰巨的任务，其投入也是长期的，其效益是潜性的无形的。

再次，就是家—校联动的生本化策略。许多研究证明，学校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没有家庭教育的影响力大。所以，利用本土社区资源应争取家长的参与，充分发挥“第一任老师”的作用。家庭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实现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奠基工程，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支持，必须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可以通过一些活动来配合学校的德育教育，比如，开展家庭教育环境建设“达标评估”活动，提出一些具体要求，要求家长们在各方面自觉做子女的表率，从而取得良好的效果。

接着，是全盘统筹的生本化策略。本土社区德育资源开发的主体应是各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应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加强调控，防止重复建设造成浪费。也要争取社区（社会）组织的支持与配合。比如，社区的团组织、妇联组织等可以把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发动组织起来参加社区教育工作，这些人是社区德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成立由政府、社会、学校、家长等多方面人员组成的机构，负责协调社区德育资源的开发利用。这样可以挖掘各方面的潜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让少年儿童共享更多的社区德育资源。还应制定有关条例、规定，以保障社区德育资源的开发利用，做到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本土社区德育资源开发机制的日常化与功能的最大化。

最后，要坚持因地制宜的生本化策略。在社区德育资源的开发上力求做到分类开发和多元化，防止教育缺失。分类开发指的是：根据《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的性质及目标，立足本社区，结合学生的实际，从自然环境（乡土资源）；社会组织机构，政府团体；公众设施；人文景观；人力资源等不同的方面合理开发，科学配置。多元化是指从思想品质及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考虑。多元化的社区德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本课程实施的条件，是课程的设计与实施的支撑，是关系到本课程性质目标的实现，制约着课程实施的质量，也是小学生健全人格培养的必由之路。就我们吴川而言，虽然地处粤西，经济与文化都比较落后，但其德育资源却具多元化特性。如著名抗日将领张炎将军纪念馆，中国第一任驻美大使陈兰彬故居，清代状元林召棠故居；地处南海之滨，有绵长的海岸线，红树林与桉树密集，海产丰富，大海无边；广阔无边的田野，绿浪翻滚的蕉林；湛江市菜蓝子工程——博铺坡生产基地；省市级文明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敬老院、盲人院等。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开发这些社区德育资源，不但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民族精神，教育学生勿忘国耻，立志报国，还可让学生亲吻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可让学生走近社会，了解社会，关注社会，关爱他人。

（作者单位：吴川市梅菉小学）

作者：陈念平

科学社区德育论文篇3：

我国社区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与理性选择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教育政策经历了以德育补充为定位的政策萌芽阶段、以局部试点为抓手的探索发展阶段、以全面推进为重点的规模扩张阶段和以制度规范为核心的渐进调试阶段，遵循着以教育均衡为目标的政策动力机制、以社会需求为重心的政策价值取向、以政策工具為托底的政策实施过程保障和以经济学、政治学为主导的政策话语规则等演进逻辑。未来，我国社区教育政策应构建以利益整合为中心的政策动力机制、践行以多元协调为基础的政策价值取向、筑立以优化政策工具组合为支撑的政策实施过程保障、深化以全民参与为根本的政策话语规则。

[关键词]社区教育;政策分析;发展历程;演进逻辑;理性选择

[作者简介]姚佳胜（1983- ），男，辽宁北镇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宋肖肖（1998- ），女，河南周口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硕士。（辽宁大连 116029）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20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师资均衡配置政策评价与优化策略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DFA200299，项目主持人：姚佳胜）

自20世纪80年代引入“社区教育”概念以来，我国社区教育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在提高国民素养、加强社区建设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愈加显著。这得益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巩固和发展社区教育的政策文件。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与引领下，我国社区教育政策大体经历了从中小学德育的补充到终身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再到社会治理的重要推动力的演变过程。当前学术界对于社区教育政策演进历程的分析较少涉及政策发展的内在逻辑，而深入探析社区教育政策演进历程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政策目标与价值取向，准确把握未来社区教育政策的发展方向，有助于为后续研究寻找新的突破口与创新点。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以改革开放后“社区教育”首次出现于我国教育政策中的1988年为起点，结合我国社区教育政策发展的阶段特征与重大政策的颁布时间，我国社区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以德育补充为定位的政策萌芽阶段（1988—1994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地区率先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在普陀区真如中学带头之下，以及学校所属社区中企业、部队、政府等单位的共同努力下，逐步成立了“真如中学社区教育委员会”，为同时期其他地区发展社区教育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1988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发布，首次提出允许各地陆续成立类似于社区（社会）教育委员会类型的社会组织，以此辅助学校开展德育工作，虽然该文件的目标指向中小学德育工作，但这是社区教育首次出现在中央的教育政策文件中，标志着社区教育政策的诞生。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提出“支持和鼓励中小学同附近的企事业单位街道或村民委员会建立社区教育组织”，为各地发展社区教育做出了方向指导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社区教育组织在中小学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辅助作用。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依靠社区教育委员会支持学校做好德育工作。

1988年，“社区教育”作为新教育概念引入我国，对于正处在政治经济转型期、教育体制改革期的中国来说，其发展定位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在对社区教育进行战略安排时，主要受到上海、天津等地区社区教育实践的影响。此时的社区教育所服务的对象仅限于青少年，主要以中小学校外德育补充的姿态存在，主要目标是加强学校、家庭、社会德育三者之间的联系。相关政策仅零散地出现在个别教育政策文本中，尚未对社区教育的主要内涵、具体内容、教育方式等方面做出详细说明，也未形成体系化的独立政策文本，对于社区教育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二）以局部试点为抓手的探索发展阶段（1995—2000年）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颁布，提出通过发展终身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社区教育是特定区域推进终身教育的有效形式与途径”①，其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与支持。1996年，《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以下简称1996年《规划》）中正式要求在农村和城市“积极进行社区教育试点”，并将社区教育的定位由中小学校外德育的补充转向城乡成人教育为主。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1998年《计划》）明确指出将社区教育实验工作作为“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的一个重要着力点，肯定了社区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明确了这一时期社区教育的发展目标。为将社区教育实验工作进一步具体化，2000年4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的通知》，作为我国首个独立社区教育政策文本，明确了社区教育的基本特征、具体内涵、任务目标及工作要求，并确定在全国8个城区开展实验工作，可以说该文件对社区教育的发展具有纲领性意义。同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对如何发展社区教育、繁荣社区文化以推动社区建设做出了新指示，并肯定了社区教育对社会发展及精神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

从校外德育的补充到独立政策文件的出台，这一时期国家对社区教育的关注力度呈现缓慢上升的发展态势，社区教育的角色定位也逐渐清晰，教育对象进一步扩大，由青少年群体转向全体国民，试点范围向农村延伸，同时伴随着国际社会对终身教育重视程度的不断上升，社区教育除了作为校外德育补充外，开始提供以“全员、全程、全面”为主要特征的学习服务，“显现出服务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本质追求”②。为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方面的优势，我国加快了对社区教育政策的探索步伐，在考虑各地经济实力、文化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上，北京、上海、江苏等八个地区率先成为试点地区，为后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区教育工作夯实了基础。

（三）以全面推进为重点的规模扩张阶段（2001—2010年）

2001年，教育部印发《全国城市教育综合改革会议纪要》，指出“在发展社区教育上有新突破，率先构建终身教育体系”。随后，《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纪要》进一步提出“利用社区教育推動成人教育”。2002年，《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发布，做出“继续推进城市教育综合改革，扩大社区教育试点”的工作安排，随后我国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包括《关于推进社区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推进全国数字化学习社区建设的意见》《社区教育示范区评估标准（试行）》等政策文件，这一时期我国社区教育进入规模扩张的发展阶段，呈现出诸多新特点。

1.政策目标具体化。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和“构建终身教育体系”。“这是‘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等理念正式写入党代会报告，意味着有关政策已上升到党和国家政策的高度。”③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提出“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明确社区教育的发展目标，指出以“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的形式实现“基本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同时“加强城乡社区教育机构和网络建设，开发社区教育资源”。社区教育政策目标的不断细化与完善不仅为社区教育今后的发展确定了方向，更体现了社区教育“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2.办学体系层次化。我国社区教育开展时间虽短，但经过多年努力，在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内基本形成了“以区（县）社区学院或社区教育中心为龙头、以街道（乡镇）社区教育学校为骨干、以居（村）委会社区教育教学点”为基础的三级教育网络。在部分经济发达城市甚至衍生出社区教育四级管理和教学网络，即“市级社区学院（社区教育中心），区级社区学院（社区教育中心），街道（乡镇）社区教育中心，居（村）委会社区教育中心（市民学校、村民学校）”④，充分体现出社区教育办学体系的层次化特点。此外，教育网络的构建为我国社区教育辐射范围的扩大、社区教育机构建设能力的提高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2001—2007年教育部共确立114个‘全国社区教育试验区’，2008年首次认定34个‘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去除未达标的试验区，于2009年重新确立68个全国社区教育试验区。”⑤

3.地方教育法制化。以法律形式促进社区教育发展是社区教育永葆生机与活力的根本保障。2005年，福建省发布中国大陆第一部地方性终身教育法规——《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明确提出抓好社区教育工作，社区根据自身条件完善社区教育设施，开展适合社区居民的社区教育活动，以满足社区居民的教育需求。该法规的颁布为社区教育法制化做出了努力，并为今后制定国家层面的社区教育法律法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2007年，社区教育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社区服务指南第3部分：文化、教育、体育服务》，在对社区教育做出界定的同时，也对相关组织、机构、人员做出了规范性要求。”⑥此后，上海、重庆、浙江等地陆续出台关于开展社区教育工作的相关文件，为推动社区教育法制化建设增添助力。

（四）以制度规范为核心的渐进调试阶段（2011年至今）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继续坚持“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从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方法、教育对象等方面出发制定或修订相关政策法规，保障社区教育、终身教育的持续发展”⑦。这一时期，我国相继发布《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 年）》（以下简称2011年《规划》）《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关于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等政策文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数字化趋势加强。2006年，教育部高教司张尧学司长提出“数字化学习港”概念，积极构建数字化学习社区;党的十七大上，我国提出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方针，通过发展远程教育与继续教育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为社区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式和手段，在推动数字化社区教育与学习型社会飞跃前进的同时，也为进一步完成中国“十二五”规划对社区教育发展的目标增添了保障。资料显示，2013—2014年，“我国以社区教育、终身学习等相关功能定位为主的、已经正式使用并有效打开的数字化学习社区网站190个，其中服务覆盖省级的21个、市级的117个、区县级的52个”⑧。此外，自2009年《意见》颁布，截至2017年12月，我国共有74个全国数字化学习先行区，为其他地区发展数字化社区教育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进一步推动了学习方式的更新、学习平台的进步与学习资源的整合。

2.法制化进程加快。全国多个地区都为社区教育的法制化做出了积极尝试，继福建之后，上海（2011年）、太原（2012年）、河北（2014年）、宁波（2014年）颁布了专门的终身教育地方性法规，对作为推动终身教育手段之一的社区教育的工作原则、发展规划等做出了明确规定。2017年，成都市发布实施《成都市社区教育促进条例》，作为我国首个以社区教育作为地方立法调整对象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明确规定了社区教育的基本内涵、部门职责、培训服务、教学管理等。随后其他地方政府也紧跟步伐，陆续出台关于社区教育的实施意见。社区教育地方性法规的出台是我国社区教育法制化的重要转折点，同时也标志着社区教育体系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3.体系化程度加深。相较于最初零散地存在于其他政策文本中，社区教育历经三十余年历程发展至今，其政策的独立性更加突出，体系化程度不断加深：立法方面，我国虽未在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但地方性法规的出台体现了各地对于社区教育的探索和重视，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出台打下了基础;政策目标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将“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作为十大战略任务之一，都是对已有社区教育发展战略的延续，从顶层设计出发为社区教育政策指明方向;政策内容上，所涉及的范围逐渐扩大，细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对于社区教育的经费来源、评价机制、课程资源、教育培训等内容有了进一步的明确安排。

二、我国社区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

大体而言，“教育政策分析模式主要有四种取向，分别为发生学取向分析模式、过程取向分析模式、目的取向分析模式和政策话语取向分析模式”⑨。社区教育政策涉及主体众多，政策目标多元，制定过程复杂，运用以上四种分析模式对社区教育政策进行分析，有助于全面细致地把握社区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

（一）以教育均衡为目标的政策动力机制

社区教育政策是推动社区建设、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有力举措与制度保障。自“社区教育”概念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发展至今，社区教育政策的动力机制始终以“教育均衡”为目标，不断扩大教育对象的范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阶段：第一，教育均衡的初始阶段（1988—1994年）。受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全方位变化的影响，社区教育政策在尚未体系化的萌芽初期以中小学阶段校外德育补充的形式，零星地出现在中央层面的教育政策文件之中，教育对象范围较窄，以青少年为主，通过成立社区教育相关组织辅助学校做好青少年的相关德育工作。第二，教育均衡的发展阶段（1995—2009年）。1996年《规划》的发布成为社区教育转型的开端，其定位逐渐由中小学校外德育转向城市与农村的成人教育，随后1998年《计划》提出以社区教育推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更是明确了新时期社区教育的发展目标。在这一时期政策的引导下，社区教育的受教育对象由青少年扩大至全体社会成员，同时社区教育试点范围逐步扩大。第三，教育均衡的深化阶段（2010年至今）。21世纪是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2010年《纲要》的发布开始了对各级各类教育的新一轮改革，并提出了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的相关措施。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提出推进社区服务信息化建设的发展目标，主张“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社区综合服务信息平台，逐步提高社区信息装备条件和社区服务的信息化水平”。在此之后，国家相继发布多个相关文件加速推进社区教育信息化进程，社区教育资源逐渐突破时空、地域等因素的制约，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普及至全国各地，努力实现社区教育普及全民、均衡发展。

（二）以社会需求为重心的政策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引领着政策发展的根本方向。自改革开放以来，社区教育政策经历了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向以关注个人学习需求为重点的价值理性转变的过程，并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逐渐实现两种价值取向的和谐统一。第一，“工具理性”主导阶段（1988—1999年）。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为使中小学德育工作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不断发展需要的德育工作新格局，帮助青少年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社区教育成为中小学校外德育的补充。之后，为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使教育发展适应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1996年《规划》和1998年《计划》均将社区教育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提出具体发展要求。第二，“价值理性”主导阶段（2000—2010年）。随着21世纪的到来，教育公平话语体系的不断建构，大众媒体对于社会公平的持续关注以及个人意识的逐渐觉醒，社区教育政策更加注重公民学习权的获得与保障。这一时期，党和政府明确了新形势下开展社区教育的意义，针对如何进一步促进教育资源均衡、扩大社会参与度、完善社区教育体制机制等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并对如何通过社区教育推动成人教育、农村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类型的发展做出指示，利用多种形式保障社区教育成果惠及全民。第三，“价值统一”阶段（2011年至今）。面临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双重目标，2011年《规划》指出通过创新社区教育体制机制建设学习型社区。在随后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中，国家明确了新时期社区教育的总体目标，如健全城乡一体的社区教育网络、扩大资源供给、建设学习型社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这一时期，社区教育既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手段，又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价值取向逐步由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的融合统一过渡，体现出社区教育的多重价值选择。

（三）以政策工具为托底的政策实施过程保障

以政策工具保障政策实施是落实社区教育政策、实现社区教育目标的主要手段。通过对我国社区教育政策的梳理发现，主要有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象征与劝诫工具、系统变革工具与能力建设工具五种政策工具。权威工具以采取强制命令的方式达成特定政策目标，在社区教育政策中，“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开展社区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明确社区教育机构职责定位”等话语均体现出了对于权威工具的运用。激励工具是指依靠正向或负向的回报来促使政策目标群体接受或实行政策，多用于社区教育试验区评定等政策中，如教育部通过确定一批社区教育示范区，对个别地区在发展社区教育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所取得的效果进行积极肯定，并以此作为示范激励各地加快发展社区教育。象征與劝诫工具是指个体受到自身信念和价值观的影响而对某种政策采取支持、使用的态度，多运用于社区教育资源开发过程中，如“充分利用、拓展和开发各类教育资源，形成社区教育培训网络”。能力建设工具是向政策目标群体提供制定决策及开展行动的相关设施、资源、信息，社区教育政策中政府倾向于使用该工具推动社区教育组织建设及资源的开发利用。系统变革产生的原因是当前组织结构无法产生预期的政策效果，因此要通过系统变革工具对组织结构进行变化调整使政府权威进行转移和重新分配。进入21世纪后，政府对于社区教育有了新的定位和发展目标，着重关注社区教育制度体系、设施场地、组织机构等方面的建设，以此进一步提高社区教育政策的影响力。

（四）以经济学、政治学为主导的政策话语规则

我国社区教育政策文本的话语规则主要经历了由经济学主导向多元话语表达过渡的发展过程。第一，以经济学、政治学为主导的发展阶段（1988—2008年）。经济学话语主要体现在社区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大门，在此背景下社区教育开始以中小学校外德育补充的形式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及社区教育政策体系的逐步建立，国家在多个政策文件中提及以社区教育推动区域和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学话语主要体现在国家将社区建设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社区教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⑩，如“把社区教育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作”“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先导性作用”。第二，多元话语表达的发展阶段（2009年至今）。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教育公平的不断深化，社区教育政策话语体系逐渐向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等方向进行多元化发展。例如，“将老年教育作为社区教育的重点任务”“积极发展社区教育，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社区教育网络，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体现出了社区教育的教育学发展角度;“街道社区通过积极发展社区教育助力区域内中小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民政部门、财政部门、人社部门等相关部门协同治理社区教育”，体现出了社区教育的管理学建设。

三、我国社区教育政策的理性选择

三十多年来，我国社区教育在政策的引导下获得了显著进步，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功能定位、组织制度、发展模式也已粗具规模，并为构建学习型社会、加强社会治理做出了独特贡献。但需要注意的是，社区教育政策在动力机制、价值取向、实施过程及话语规则等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为进一步优化与完善社区教育政策体系，推动社区教育向现代化、科学化、制度化方向迈进，需要从多个维度出发对其进行调整和改进。

（一）构建以利益整合为中心的政策动力机制

我国社区教育所涉主体众多，主要有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相关专家学者、大众媒体，公共团体和社区居民等;“涉及多个主管部门，且与社会建设与基层社区治理关系紧密，需要多部门协同推进与广泛的社会参与”11;教育类型多样，包括婴幼儿教育、家庭教育、老年教育、健康教育、职业教育等。为此，社区教育政策在制定过程中需要根据对多方主体利益博弈与均衡进行综合考量，避免利益冲突造成政策失真，影响政策实际执行效果。

1.从顶层设计出发，以法律形式确保社区教育稳定发展。多年来，我国已有部分省市发布相关政策条例，对发展社区教育给予行动支持。鉴于此，国家应在考虑地方已有制度的基础之上加快社区教育法律建设，出台社区教育法等相关法律，同时保持与地方政策的连贯性与统一性，明确社区教育的目标职责、人员配备、经费保障等方面的工作安排。

2.健全各方参与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单纯依靠政府推动、缺乏地区配合，或地区各行其是、少有政府引导，均难以实现社区教育的长远发展。因此，建立中央与地方二者协同配合的互动机制，理顺社区内外权责关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是社区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例如，可以借助自媒体构建交流平台，为公众提供诉求表达渠道;对于社区教育教师，可以提供优厚薪资、医疗补贴、教师编制等福利待遇;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吸引企事业单位加入并提供资助，实现互惠共赢;等等。

（二）踐行以多元协调为基础的政策价值取向

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在考虑自身教育特点与发展目标的同时，更应该对社会变化形势拥有更加敏锐的感知。制定社区教育政策时，其价值取向应体现时代特色，逐渐向多元化迈进。

1.以人为本与社会进步均衡发展。社区教育政策是教育事业在时代发展下的产物，无法摆脱经济政治体制与文化历史等条件的制约与限制，社区教育的发展目标是以人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在社会进步的同时反过来为人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因此，社区教育政策应在以人为本与社会进步中寻找平衡点，促进二者的均衡发展。

2.注重公平与兼顾效率综合考虑。坚持教育公平是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社区教育在发展之初以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试点，后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扩展。但受社会和个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社区教育呈现出地区、城际、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我国社区教育政策应在推动社区教育全面普及的同时，对薄弱地区、弱势群体给予适度政策倾斜，确保教育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学习需求。

3.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和谐共生。社区教育不能仅从教育工具与手段的恰当性、教育环境的适应性、教育活动的效益等工具理性方面设计教育活动，而应该在此基础之上寻求人的价值，体现社区教育对人自身价值的关怀与保护，通过追求二者的和谐共生促进社区教育创造性发展。

（三）筑立以优化政策工具组合为支撑的政策实施过程保障

纵观我国社区教育政策发展历程，能力建设工具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其他工具的使用略有不足。为保障社区教育的稳定性与科学性，政策制定者应更加合理谨慎地使用政策工具，探求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组合结构，避免过度滥用造成政策工具结构性失调。

1.明确能力建设工具的具体内涵和外延。要广泛征询各咨询机构、社会团体的发展建议，细化社区教育的教学内容、开展方式、评价体系等，利用云服务、VR等网络技术和线上教育资源加强对社区教育的信息支持，促进社区教育在不同地区、人群中的均衡发展。

2.适当增加权威工具与激励工具的运用，建立有效的经费投入机制。在我国，社区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单一，主要来自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在我国约占GDP3.59%的教育经费总投入中，一半用于义务教育，另一半中45%用于高等教育，剩余5%则用于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等，仅有极少部分拨付于社区教育的建设与发展中”12。为确保社区教育得以长远发展，我国必须建立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在增加社区教育经费投入、确保经费使用公开透明的同时，应注重多种经费来源渠道的挖掘与开发，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办学，以此联合多方力量构建社区教育网络，促进社区教育的深远发展。

3.充分发挥系统变革工具的作用。我国社区教育自出现并发展至今已有30余年的历程，在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暴露出自身制度发展不完善的问题。就已有专业组织机构而言，目前我国仅设立了专门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缺乏社区教育政策执行机构。鉴于此，各地政府可以通过政府招标、教育优惠等方式，鼓励各个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参与各地区内的社区教育机构和设施建设，扩大人才来源及教学资源投入，规范管理和监察制度，推动社区教育向专业化、制度化发展。

（四）深化以全民参与为根本的政策话语规则

社区教育具有社会性与教育性双重属性，是面向全民的教育。社区教育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引导与支持，还需要全体国民的关注与参与。

1.丰富社区教育形式，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我国社区教育大多以社区学院为主，办学形式单一，教学设施不足，且存在社区教育知名度不足、参与人群范围窄化与固化等问题。为此，要突破局限于某一种教育形式与机构组织的发展惯性，根据各地区实际发展需求决定社区教育的发展模式，思考多样化的社区教育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形式，进一步扩大社区教育参与人群，激发社区教育发展活力。

2.完善信息决策机制，构建双向交流平台。互联网时代，既要充分利用微博、公众号等互联网信息技术获取民众的反馈信息，也要关注报纸、信件、电话等传统媒体的使用，为无法接触或使用新媒介的少数人群提供信息反馈路径，提高公民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同时，及时利用各种媒体发布政府最新动态，争取民众与政府间的相互理解，发挥多元主体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推动建立长足发展的民主决策机制。此外，还要根据社区教育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邀请社区教育相关专家学者、资深社区教育工作者、选民代表等与政府人员共同进行讨论与筛选，评估政策可行性，及时向公众公布会议结果，增强公众认可度，形成长效互动机制，推动社区教育政策的民主化发展。

[注释]

①③赵艳立，徐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教育政策的演进[J].中国成人教育，2011（19）：32，33.

②王連喜，熊建辉.我国社区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展望[J].职教论坛，2020（7）：109.

④⑤朱鸿章.社区教育政策与公民学习权保障的研究[D/OL].华东师范大学，2012：44-45 [2021-10-12].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dbname=CDFD1214&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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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

⑥杨志坚，张少刚.中国社区教育发展报告（1985—2011年）[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10.

⑦⑧杨志坚，张少刚.中国社区教育发展报告（2013—2014年）[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5：5，126.

⑨祁占勇，李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与理性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18，39（4）：19.

⑩丁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教育政策发展的梳理、评析及展望[J].教育与职业，2018（24）：70.

11沈光辉，陈晓蔚.我国社区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文本分析和改进策略[J].中国远程教育，2019（5）：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