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政策论文

最初翻阅《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一书时，不会想到去为它写一篇评论。这首先是因为该书与其说是一本闪现着思想火花的专著，不如说是一本带有综述性的教材，书里夹杂着来自技术决定论、品牌研究等不同视角的各种观点，议题并不集中。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新政治经济学政策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新政治经济学政策论文 篇1：

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分析

摘  要：本文列举了美国对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无端指责，梳理了美国采取的制裁威胁。通过与WTO协定、CPTPP协定对照、与国外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比较，分析我国购置补贴及税收优惠、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采购、营造公平环境等措施的合理性。结合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可借鉴的补贴措施，提出完善补贴标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加强国际合作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能源汽车产业  先进制造业  中美贸易争端  补贴政策

一、我国目前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概述

2019年3月26日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政策的通知》，其后在5月8日、6月28日等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补贴政策的文件，加之原有保留的政策，我国现行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实施逐步退坡的购置补贴及税收优惠

补贴幅度退坡50%以促进产业优胜劣汰，逐步退坡可给予市场一定的调整期，并于2020年全面退出补贴。

税收优惠方面，2019年6月28日，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免除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第八节规定，汽车行业相关技术若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二）支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2019年5月8日，《关于支持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的通知》发布，明确地方可继续实施新能源公交车购置补贴，将原购置补贴基金集中用于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配套运营服务等环节。从2020年开始，采取“以奖代补”方式重点支持新能源公交车运营。

（三）重视补贴产品技术指标与产品质量监管

提高补贴的技术门槛，在车速、续航里程、电池质量能量密度等方面设置规定。建立产品安全监控机制，将“一致性”抽检常态化，对于存在重大质量缺陷或由此引发事故的产品将延缓或取消补贴。

（四）重视政府采购

2016年2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规定，中央及纳入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地方政府机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总量的比例不低于50%。2017年12月5日起施行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要求党政机关在使用新能源汽车上发挥引领作用，并逐步扩大新能源汽车配比。

（五）调整补贴政策营造公平环境

破除地方保护，地方在过渡期结束后不再对除公交车与燃料电池汽车外的产品给予购置补贴，进一步促进市场自由竞争以及市场开放。

二、美国对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指责及制裁威胁

2019年1月，美国向世贸组织（WTO）递交质疑中国财政补贴的文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质疑则包括进口汽车是否可享受减税与报废计划、是否有资格获得中国节能产品推广财政补助资金以及中国政府引导基金的补贴是否合规。2019年2月，美国的《2018年中国履行世贸组织承诺情况报告》指责《中国制造2025》等计划，称其意图为使中国技术代替外国技术，帮助中国产业占领国际市场。

美国依据“301调查”结果，于2018年3月23日起对石墨、稀土、众多金属矿砂及精矿等新能源汽车的重要原料征收25%的关税。2019年5月10日，美方将2000亿美元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加税清单包含钴、锂等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的原料。同时，美国还限制中国企业投资或并购美国高科技企业，并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高科技企业提供技术及产品。

三、从国际视角看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合理性

（一）从WTO、CPTPP协定看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合理性

1.补贴及税收优惠符合ASCM框架

WTO中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简称ASCM）约束“专向性补贴”与“红箱补贴”，规定可申诉“黄箱补贴”的情况如下：一是一国对另一国的国内产業造成损害;二是一国的补贴政策使其他国家根据《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1994）产生的利益无效或受损，特别是GATT1994的“国民待遇”规定;三是对其他国家的利益造成严重影响。

而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范围覆盖全行业，并未对国外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不存在“专项性补贴”与“红色补贴”。针对“黄箱补贴”的第一与第三种情形，我国与美国的新能源汽车贸易往来中存在较明显的贸易逆差，特斯拉等企业充分借助了我国市场、原材料、劳动力等盈利发展，且我国并未设限阻碍美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针对第二种情形，我国并未对他国产品征收高于相同国产品的国内税或其他费用，符合“国民待遇”原则。我国的补贴及税收优惠政策符合ASCM框架的要求。

2.支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符合ASCM框架

我国支持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是在“十三五”规划、《中国制造2025》等发展规划的指导下进行的，是使基础设施水平符合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需要而提供的，符合“绿箱补贴”的界定。

3.加强质量要求符合WTO协定

WTO协定要求各国提高技术指标，加强质量监管是适应WTO规定与当今国际贸易往来频繁形势的必然选择。

4.政府采购符合ASCM框架与CPTPP协定

政府采购在ASCM框架对财政补贴的界定范围内，符合ASCM框架。根据CPTPP协定中对政府采购的规定，一国对他国的物品、服务以及其提供者，均不能实行低于本国的待遇。而我国《外商投资法》第十六条明确表示保障外资企业通过公平竞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政府对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服务平等对待。

5.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符合WTO、CPTPP协定

WTO规则要求成员国取消贸易壁垒。CPTPP协定的竞争政策规定，采取竞争的方法以减少或废除贸易壁垒。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正在向更加符合国际贸易协定的方向发展。

（二）从国外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看我国政策的合理性

法国的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力度较大且补贴标准多元化，日本、韩国税收优惠明显，欧盟重视政府采购，英国、德国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美国重视企业补贴与政府采购。具体措施方面，国外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可大致概括为以下方面：

1.重视补贴及税收优惠

具体补贴制度上，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法国政府2017年底即公布，将对生产双模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的企业给予3万欧元补贴，而对国产的纯电动乘用车企业，补贴则高达6万欧元，消费者可获5000欧元电力补助。在德国，购置补贴由政府与企业共同承担。

税收优惠方面，韩国规定，购买新能源汽车后可享受个人消费税、教育税、登记税等减税优惠。日本规定，购置新车时减免车辆购置税与车辆重量税，减免幅度超过50%。美国采取低息贷款与税收优惠方式支持厂商的研发与生产，同时提供政府贷款担保，采取税收抵免鼓励消费者购买。

2.通过补贴支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如英国设置快速充电桩，将大量资金用于新技术研发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电池与低碳技术开发;在德国，新能源汽车可走部分公交车道。德国还成立了由政府与工业界共同组成的“电动汽车国家平台”。

3.强化补贴技术指标

在法国，排量少于20g/km的油电混合车可得6300欧元优惠，排量在21g/km-60g/km最多可得750欧元优惠。法国、英国还重视节能环保的标准，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作为一个衡量标准来确定补贴金额。

4.政府采购

如欧盟在2016-2018年夏季财政拨款12亿欧元购买电动汽车;美国设立竞争性资助项目，资助多个州及地方政府购买节能电动汽车，自2015年起，联邦政府用车仅可采购新能源汽车。

四、完善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对策建议

如上所述，显而易见，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符合国际惯例，我国采用的政府购置补贴、税收优惠、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措施也同时被各国采用，我国的补贴政策对中外产品一视同仁。美国对于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指责是罔顾事实的。

但是，我国目前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中还存在妨碍市场竞争发挥作用的因素，競争政策运用不到位，补贴的竞争性指标亟待强化。同时，目前的政府采购新能源汽车规划不够细致，采购程序等相关要求不明确。需要借鉴各国合理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如借鉴德国经验，企业可适度分担补贴以缓解财政压力;借鉴日本、韩国扩大税收优惠范围;借鉴法国、英国重视补贴的节能环保标准。同时，我国还需从国情出发，使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向更加科学规范有效、公平普惠的方向迈进。

（一）设立多元化的补贴标准，拓展补贴方式及制度

我国应进一步拓展节能环保、技术转化等标准;创新补贴方式，如政府与企业共担、设立专项基金、容纳社会资金等方式;拓展多种补贴制度，如置换补贴等。

（二）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进一步完善与新能源汽车配套的充电桩、电池等基础设施，投入专项资金，规划新能源汽车专用公路;依据《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高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关键系统的核心技术水平，加强核心技术研发，设立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专项科研项目，在企业的专利研发及转化上给予补贴、税收优惠等支持。通过竞争政策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能力。

（三）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化发展，促进经济干预向竞争政策转型

在当今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频繁罔顾事实地指责我国的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政策的情形下，我国应牢牢坚守底线，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及一系列已通过实践证明的制度、方针、政策。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需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使政策逐步由“帮扶型”向“引导型”转变，通过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技术水平。淘汰产能过剩、运营效率低下、濒临亏损破产的企业，恰当运用竞争性政策。目前，竞争政策已成为国际上干预市场竞争的通行方式。我国应进一步合理确立补贴政策的竞争指标，使新能源汽车产业逐步向市场化转化。

（四）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保护我国企业正当利益

我国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建立该清单。对于列入该行业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外国汽车公司，可大致分为以下两级：对于A级公司，可限制其进入我国市场，限制其投资并购，限制其进口我国原材料和半成品，并对其在我国的重大贸易金融活动进行依法检查，对于美国公司，可限制其雇佣中国劳动力，限制其与本国高科技企业的贸易往来。对于B级公司，可限制其进入我国市场，限制其进口中国原材料和半成品，限制其投资并购行为。对于美国公司，可对其在我国的重大贸易金融活动进行依法检查。对于C级公司，可限制其进口中国原材料和半成品，限制其投资并购行为。对于美国公司，可对其投资并购行为设置额度、时间等限制，同时定期对其在我国的重大贸易金融活动进行依法检查。

（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巩固贸易伙伴关系

加强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研发、投融资、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如2019年7月10日，我国与德国在中德政府间磋商会议上，签署了关于汽车领域的八项合作协议。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引进外资与国外高质量产品，在关税、税收、资金上给予更大程度的优惠及扶持。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在国际交流合作中共同进步发展，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京京.中国进口巴西大豆贸易潜力分析—基于引力模型[J].现代商贸工业，2019，（7）.

[2]王大为，罗悦齐.纯电动汽车发展面临的问题[J].汽车文摘，2019，（7）.

[3]Mariana Mazzucato.政治经济学报（第8卷）[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6）.

[4]李博旭.我国纯电动汽车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其路径选择[J].汽车与配件，2018，（2）.

[5]顾海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同行[J].人民论坛，2018，（12）.

[6]顾海良.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改革开放40年与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发展[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3）.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单位：康伟

作者：贡子然 李宝民

新政治经济学政策论文 篇2：

文化政策的重新思考与再思考

最初翻阅《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一书时，不会想到去为它写一篇评论。这首先是因为该书与其说是一本闪现着思想火花的专著，不如说是一本带有综述性的教材，书里夹杂着来自技术决定论、品牌研究等不同视角的各种观点，议题并不集中。另外，笔者本人并不喜欢英国的文化研究，这一思潮的许多代表作家尤其是第二代第三代学者有一种莫名的故作高深和含糊其词，而且通常站在一种调和主义的立场之上。这种模棱两可的含混极大地着削弱了这些学者思想中最闪光的发现和最锐利的洞见，吉姆·麦圭根不仅不能例外，而且尤甚。最终促成动笔的唯一理由，是对中国文化政策与文化产业研究的担忧。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文化政策的一大重要特色，尽管发展什么和如何发展仍然不甚明了，但资金支持与政策扶持是显而易见的。大家模模糊糊地认为，文化产业是GDP的新增长点。于是，不仅许多商人和江湖术士觉得发展文化产业是个获取利润的好机会，不少学界中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很少有学者对这种社会动员式的文化产业建设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更少见有批判的声音。这是一个充满着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社会中最常见的学术立场。一个最明显的证据来自《重新思考文化政策》所在的译丛本身。本套译丛名为“文化创意产业译丛”，其目的在于：“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刚刚起步，无论是对文化产业运行规律的认识还是对文化产品经营所积累的经验都还远远不够。而西方国家在文化产业理念、经营管理以及实际运作等方面都进行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探讨，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把这些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必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也可使我们知己知彼，提高我国文化产业运作的管理水平和整体竞争力。”从这种表述上就可以判断，译丛对于文化产业是一种高度工具主义的理解，而对西方著作的态度也是实用主义的态度。然而，《重新思考文化政策》一书却恰恰与译丛的想法南辕北辙。它总体而言不仅是批判，而且是解构着文化产业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把这本书选入这个译丛不仅是吊诡的，而且充满了戏剧效果和各种张力，但这样做的结果恰恰为我们的批判提供了起点。

所以尽管我觉得麦圭根对文化政策的理解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这一点下文将充分展开），但仍然对作者所表达的知识分子对文化政策应当具有独立思考的立场深表认同。我想这种言说就是在告诉中国学者怎样作为一个自觉的研究者去研究中国的文化政策，应当怎么自反性地认识到自己的研究立场。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很有必要首先展示一下麦圭根自身的分析理路。

一、麦圭根的文化分析理路

麦圭根对文化政策的界定是从雷蒙·威廉斯开始的。威廉斯是一位分析抽象概念内涵的高手，他对于文化一词的界定几乎以一己之力打开了整个文化研究的大门。他的文化政策的定义和分类也同样充满了智慧，他认为文化政策可以被分为政策本身与政策展示两个部分。文化政策本身具有三种内涵：其一是公共经费支持艺术的政策；其二是媒介的调控政策；其三是文化身份的协商建构政策；而文化政策还有两种外延，它们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政策展示：一方面是国家形象的展示；另一方面是文化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前者强调的是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后者强调的是文化的经济功能。二者经常被看作文化存在的理由和文化的价值所在。

于是，文化政策展示通常会支配文化政策本身，因此文化活动的意义不在于文化本身而在于其经济价值和政治意义，所以文化本身的意义被消灭了，剩下的只有其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它（指文化政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种排他性的经济理据取而代之。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活动之所以被认为是值得支持的，那是因为它们有经济价值。经过重新思考之后，人们认识到，文化政策并不需要特别的文化理据为其辩护。这就是今天经济理性无所不在的主宰地位的表现：质言之，这就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

麦圭根正是站在这样一种角度去批判地审视文化政策的问题的。他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文化的意义已经被文化的经济意义所取代，文化政策已经被工具主义所操纵。“本书以批判的眼光考察新自由主义和文化政策的关系，旨在摊开被工具主义思想和研究忽略了的文化和问题。工具主义为文化政策辩护的最典型的理据是经济理据，其次要理据是社会理据。”麦圭根宣称他所做的研究，是一种批判性和反身性（也经常被译为自反性）的文化政策分析，而贯穿其中的主题便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政策。当然，我理解麦圭根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便是市场导向，他反对和批判的是市场导向支配文化政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因为由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产业的工具理性。

麦圭根对新自由主义文化的批判是从两种经验层面展开的。一方面，他选择了英国100年来的代表性个案万国博览会与千禧穹顶来说明新自由主义如何以国家形象展示来证明文化活动的意义。他指出了这些大型文化产业的工具主义实质：“这些奢华展示的目的是，在和其他国家的复杂互动和贸易竞争中去推进国家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他选择了世界各地的旅游产业发展与话语修辞来说明全球化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如何以经济增长来证明文化活动的意义。这两个序列案例的选择应当说是精心设计的，它不仅覆盖了文化政策展示的两个向面，而且也兼顾了历史与结构的两重维度以及民族国家与全球化的两重向度。

千禧穹顶是英国工党政府1997年上台后规划建设的一个占地73公顷、总造价达12.5亿美元的大型综合性展览建筑，是英国政府为迎接21世纪在伦敦东部泰晤士河畔的格林威治半岛上兴建的标志性建筑。麦圭根介绍了这一文化产业运作的始末，认为它是一项典型的外在展示的文化政策，表现出了民族主义的张狂和强烈的新自由主义色彩。由于千禧穹顶最终的结局是白送给了企业，使之从中盈利，麦圭根痛心疾首地认为这一文化产业的结局代表了政府对大企业的屈从，并不惜以公共利益的损失为代价。

为了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各地公共文化投资日益用经济因素加以评判的全球化趋势正在形成，麦圭根又从旅游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切入，去考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各国文化政策产生的负面影响。他发现旅游业被一些发展中国家看作撬动经济发展的杠杆，却在实际上造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剥削和环境破坏。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产业，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畸形产物。

说到这里，麦圭根的结论便呼之欲出了。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原教旨主义：“本书把这种经济原教旨主义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原教旨主义既是理性主义的，又是还原主义的，它把一切都简约为经济。”其结果是文化成为了工具而不是目的，文化被用来服务于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文化的内涵和多样性就此被消灭，文化变成了一种空洞的修辞。

二、对麦圭根文化分析的再思考

我们需要肯定麦圭根对于文化产业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在新自由主义强大的经济原教旨主义面前，麦圭根没有简单地附庸于文化产业的高歌猛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确实值得赞赏，也值得国内许多学者作为镜鉴。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不跟随出资人调子起舞的独立研究，即使有也极为罕见。因为出资的机构往往卷入了实际的政治、商务和公共管理之中。”所以他清醒地看到了一些问题。然而，囿于他的知识结构以及并不十分坚定的立场，麦圭根的理论和立场需要被认真地反思与批判。

首先，麦圭根基于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是否足以构成对文化产业与文化政策的深入批判。换句话说，能否仅仅站在文化与经济的框架来揭示文化产业的本质，或者说文化政策问题是否仅仅是个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在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所有思潮中，英国文化研究对阶级间斗争的理解似乎是最乐观的。他们通常将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转化为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将社会阶级斗争等同于文化斗争。然而社会和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它们当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与此同时也有着根本的不同，不可化约。然而，自雷蒙·威廉斯以来，文化研究学派似乎一直试图用文化涵盖社会。威廉斯曾给文化下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1]这其实就为将社会问题纳入文化研究的框架中打下了伏笔。基于这个定义，文化研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理查德·约翰生直接宣称：“就我们给文化下的定义来看，我们不能局限于专门实践、特殊文类或通俗消遣。一切社会实践都可以从文化的视点加以主观审视。”[2]应当说，这就是文化研究的特点，但同时也是它的缺点，因为虽然文化表征着社会，但文化的问题不能涵盖或等同于社会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既不能用社会学的框架来解释文化的问题，也不能用日常生活方式的框架来解释公共行为。……约翰·费斯克想证明受众拒绝收看某些电视节目就是一种现实中的社会反抗行为，其结论总是让人觉得牵强附会。这大概就是因为费斯克不愿意承认文化向度与社会向度巨大差异的必然后果。文化上的反抗行为比如换台或者关机，在社会层面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理解为反抗行为，如果无视这一现实，这种观点就缺乏说服力。”[3]所以站在文化研究的角度所进行的批判，通常会转移公众的视线，从而削弱批判的力量。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绝不仅仅是文化的问题，它是一种现实权力斗争的场域。如果不从权力对资源的垄断入手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便会小骂大帮忙。所以，文化研究通常只具有一个批判的外表，它的本质是一种对现存状况的修补。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例，当他将社会矛盾转化为受众与媒体的解码抗争、少数族裔与主流人群的抗争，女性对男性的抗争以及群体认同时，他已经终结了批判理论的生命。而麦圭根所批判的千禧穹顶和旅游业的问题，也已经将权力的批判转化为对具体策略和手段的常识性的批评。

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也有同样的问题。表面上看，将新自由主义拖出来游街示众有点大快人心的节奏，但问题的根本并不在新自由主义本身。在本书中，麦圭根批判了福柯的文化政策观。“福柯的‘治理术’模糊了国家与市场、政治与经济的历史差异。……再者，他很少提及管治与资本主义，仅仅将其作为惩戒权力里浑然不分的要素。”福柯的微观权力观确实存在问题，他将权力泛化并无视其差异。麦圭根想借此说明，他选择新自由主义作为炮轰对象是一种有的放矢。然而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不以市场作为文化产业或文化政策的主要理据，不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文化产品生产和流通的手段，那么情况可能会更坏。文化政策有三种话语，国家的话语、市场的话语与市民社会的话语。在现实情境下，只有前两种话语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力量，第三种话语只能起到平衡和博弈的作用，因为它不具备主体性。如果不以市场话语为主导，最大的可能就是以国家话语作为主导，这样的后果未必是好事。而且，新自由主义的背后仍然是民族国家话语的主导性地位，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主体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企业，所以批判不能仅从表象入手。麦圭根要么是没有看到这一点，要么就是视而不见，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要么是选错了对象，要么是避重就轻。

其次，麦圭根的学术立场是否无懈可击？麦圭根批判的立场确实贯穿于全书，但他又忍不住觉得智库和专家的立场也完全可以理解，这就导致他会在书中表露他自相矛盾的立场：“我曾经提出这样两个问题，‘批判性知识分子如何能讲实际？’和‘讲实际的知识分子如何具有一定的批判性？’”他进而指出：“我当然认为，批判性思维有价值。然而除此之外，我明白业务实践中环境的限制，事情不得不那样做。”从这种表述来看，麦圭根的内心对于批判学说的价值是有怀疑的，虽然这是他自步入学术界以来一直被教育必须坚守的立场，而与此同时，他对于专家智库的立场是同情和理解的。由此可见，市场导向、国家话语对知识场的诱惑和压力是多么巨大。这样一种立场，即使不是倾向于专家的，也肯定会导致一种调和主义和折中主义的论调，让人感觉作者立场含混，没有原则没有标准。而且，这种立场必定既会受到左派的攻击，又会受到右派的攻击。麦圭根的立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批判为什么缺乏应有的力度，而且并没有说到点子上。所以尽管麦圭根独立思考的立场值得肯定，但我们必须检讨和批判其不彻底性。

哈贝马斯曾经说过，每一种知识兴趣都有其独特的取向，比如，工具的取向、相互理解的取向和解放的取向，等等。今天的功利主义社会除了在消灭相互理解和解放的研究取向，推动和促进功利性取向之外，其最主要的特征是使工具性知识和批判性知识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自拉扎斯菲尔德区分了批判的研究与行政的研究以来，两者之间的沟通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然而，如果工具性知识的兴趣完全取代了批判性知识的兴趣，那将是一场灾难。这意味着缺乏反省和前瞻的知识界将完全失去自己的方向和认同，因为知识界的方向建立在两种统一的基础之上：一是历史、现在与未来的统一；二是思考研究对象和反思自身的统一。在文化产业这样一个充满功利主义的场域中，我们需要呼唤批判性的知识兴趣。

注释

[1]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载罗纲、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2]理查德·约翰生：《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载罗纲、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3]胡翼青：《论文化向度的传播与社会向度的传播》，北京：《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3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

作者：胡翼青

新政治经济学政策论文 篇3：

试论贸易保护政策理论的演进

摘要：虽然WTO的宗旨是提倡贸易自由化，但是各国在逐渐减少关税与配额的壁垒的同时，非关税壁垒如“技术壁垒”、“绿色壁垒”成为新的更严厉的贸易保护手段。文章从传统贸易保护理论到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认为贸易政策的内生化，对当前世界贸易政策实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也能得出中国的贸易政策制定是“国家主义”在贸易政策的体现，是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决策者的偏好显示。

关键词：贸易政策；新政治经济学；利益集团

在当前世界贸易越来越自由化的总体趋势下，贸易保护主义在以新的形式滋生和发展。传统的贸易保护，在发达国家多表现为关税壁垒，在发展中国家则多表现为政府对进口贸易及外汇的管制。近年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则更多地求助于新型的非关税壁垒方式，运用更加难以捉摸的、更巧妙的保护手段。各国在选择贸易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极大化的动机，于是新政治经济学放弃了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传统理论假设，认为政策的形成是包括政府在内的国内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一、传统贸易政策理论

传统的贸易理论分析将贸易政策视为政府为追求国家福利最大化而做出的最优战略（如最优关税理论），即认为贸易政策是“外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政策取向作了其“合理地”偏离自由贸易的理解。虽然贸易保护理论解释了一国不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的原因，它为政府偏离自由贸易而实行保护贸易提供了说词，但是这些观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逻辑上的脆弱性。

贸易条件改善论是以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为代价的。这种“以邻为壑”的做法很可能引起贸易伙伴国采用同样手段进行报复，最终可能引起关税战，导致贸易流量剧烈萎缩，降低世界福利水平。市场失灵论针对资本市场不完善，政府可以采用关税手段对新兴产业加以保护以提高其利润，鼓励其尽快成长。这是一种以贸易政策来治理国内市场扭曲的新的扭曲治理旧的扭曲，是一种以毒攻毒的办法，它会带来较高的干预成本。战略性贸易政策论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中最根本也是最不现实的“完全竞争”假设基础，引入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强调市场结构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性实施是以对手不采取同样的行动为前提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不能不引起对方国家的强烈反应以致报复，从博弈论的视角看这种贸易战显然是一种零和博弈。

由此可见，无论是传统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没有为解释现实中贸易干预的政策存在提供一般性的坚实的“科学”依据，这促使经济学从新的角度思考贸易政策的本质，即收入分配问题。

二、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一）新政治经济学在贸易政策中的应用

新政治经济学利用已经发展成熟的经济理论和工具来理解和认识非经济市场决策中的政治行为和绩效，其摒弃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热衷于“单一和理想化动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新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一个简单的法则，即“政治理性会引致经济非理性”，具体说是由于政治市场中人的自利本质、权力竞争以及相关的寻利活动，使最终的公共政策是无效率的或者是低效率的，它只满足了社会中某些人的利益要求，从而形成了长期的经济扭曲。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认为从经济效率（帕累托最优）的目标看，贸易干预政策的福利效果与自由放任贸易政策相比总是次优的，或者说，在理论上总是存在着替代贸易干预政策的最佳政策。贸易政策导致的收入分配效应促使政治市场中的参与者——选民或公众、政府、官僚、利益集团乃至外国人——将根据各自的既定目标或既得利益产生对新的贸易政策的需求和供给，关税率、非关税壁垒、补贴率等作为贸易政策的“价格”在政治市场上出清，最终达到均衡稳定状态，从而决定了贸易政策选择的质量（形式）和数量（程度）。

（二）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对利益集团的分析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将利益集团分为进口替代部门、出口部门和消费者团体三种。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进口替代部门对进口限制政策的需求最为强烈，而其他利益集团的态度可能不明朗，只要院外活动的收益大于院外活动的成本，进口替代部门就会积极活动，从而使贸易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进口替代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制定可能会偏离国家整体福利最大化这一目标，在贸易政策的具体选择上，其他原则也是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而不一定有利于国家福利。

三、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运用

（一）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思想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模型来解释和描述贸易干预政策制定的政治意图、过程、机制和结果，其注重研究与帕累托最优相比的贸易政策的福利效果，特别是关于寻求贸易政策的各种政治活动而导致的社会资源的流失。在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模型化分析，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模型是体现直接民主制的中位投票人模型和体现代议民主制的保护待售模型。

1、中位投票人模型的介评。迈耶（Wolfgang Mayer， 1984）在鲍德温模型、布洛克和马吉模型以及芬德利和威利兹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关税形成的直接民主模型，即中位人投票模型。该模型假定个人收入是拥有多种生产要素的收益和再分配的关税收入之和，并设出口产品和进口产品都采用资本和劳动进行生产，资本和劳动总的禀赋为K和L，在H-O-S模型的假设下，每个选民依据各自要素的产权组合计算出自己的最优关税率，由于关税政策是在直接民主制下由多数票规则决定，则最终的关税方案将使中间投票人的效用最大化，因而政府的关税率是由全民投票决定的。通过推算，可以得出关税税率为：tm=（1-ρm） 。这里ρm是中间投票人的资本/劳动比率相对于整个经济的资本/劳动禀赋比率。那么政府会选择什么样的关税率，当没有投票成本时，中间选民的最优关税率就是政府的关税率，但当存在投票成本和修改选举规则时，就会出现一些选民不参加或不能投票的情况，从参加选举概率看，由公决得到的关税率将会受到一些特殊选民（利益集团）的左右。中位人投票模型被认为是一个“没有黑箱的模型”，从政治需求看，选民动机来自个人效用函数最大化，从政治供给看，政府在决策中实质上是一个中立者，决策结果取决于高透明度的投票过程。但是现实世界中，现代民主国家中很少实行直接民主制，大多数情况都是采取代议制民主。

2、保护待售模型的介评。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在1994年建立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为了影响在任政府的贸易政策选择进行政治捐助的“保护待售模型”，明确提出了政治因素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模型的实质就是政府作为“公共代理人”将不同的政策进行“菜单拍卖”以换取政治资金，同时尽可能的维护普通选民的利益。政府为实现其自身福利最大化，依赖于获得的总的捐助和选民的福利。即其目标函数兼顾“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为了获得政治捐资和全社会福利之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赋予社会福利一个权数a＞0，并假定政府选择一个贸易政策ti最大化政府的目标函数为：G（P）= Cj（P）+αW（P）。在其他利益集团捐献水平给定的条件下，均衡的价格水平使单个利益集团的福利水平和政府目标函数之和最大。通过最大值，可以计算出部门的最优关税（或补贴水平），即： ＝ （ ） -1。关税或补贴的大小取决于生产对进口的比例 ，以及进口需求弹性的倒数。对有组织的行业来说，较高的国内产量/进口量将导致较高的进口关税或者出口补贴；而对于没有组织利益集团的行业来说，较高的国内产量/进口量的值将导致较低的进口关税或出口补贴，这是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用于出售的保护模型”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

相对于其他模型而言，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模型从贸易政策的需求方（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在许多民主制国家中，竞选和政党筹资给政治家创造了贩卖其政策的强大激励，结果是贸易保护的结构注定反映了竞选献金影响下政治优惠的结果。

（二）在西方国家的体现

中位人投票模型与保护待售模型在西方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及运用，这里就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框架的变革来看内生贸易模型的运用。

早期美国贸易政策制定按照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监管对外贸易的权力，总统并不拥有制定贸易政策的权力，美国国会处于制定贸易政策的中心，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是由国会决定并由总统公布。193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斯穆特-霍利法案》（SMOOT-HAWLEY BILL），该法案将美国关税提高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932年美国平均关税生产率达到了59%，并导致了各国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而美国1934年《互惠贸易法案》（RECIPROCAL TRADE AGREMENTS ACT，RTAA）对贸易政策的制定进行了变革，将制定关税与国际谈判联系在一起的方式，将国会的权力转移给了总统。对于总统而言，其制定贸易政策时，需要考虑大多数投票人的利益表达，其将贸易政策制定权从持保护主义政策偏好的国会转移到持自由贸易偏好的总统，自然增加了美国推动自由贸易承诺的可信性。

四、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对中国贸易政策分析的适用

在中国的制度变迁进程中，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社会公众的利益正在分化，而其利益的诉求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由原先的单位组织作为利益表达机制的一种手段，逐渐转变为以利益集团形式开始影响中国的公共政策制定。在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的情况下，形成了一个相对自主性的社会，也就使利益集团产生了。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都纷纷以各种形式介入到关乎自身利益的政策中去，而自从中国加入WTO后，贸易政策的制定不仅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还会有来自国外利益集团的参与。

中国的贸易政策的制定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主义”在福利分配和行业战略上的政策决策考虑，这也是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决策者的偏好显示。在中国由于官僚制度是政府政策选择的重要制度安排，国家将不同的政策领域权力授权给不同部门，那么对政策选择和执行都会产生影响。政府的各个行政机构对政策问题的发现、信息收集和解决草案的提出一般都是通过官僚机构来完成，因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与不同行政机构的偏好有关的，而这些部门又有自己直接归口管理的企业，这些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权力集中在行政机构，这样行政机构的偏好就将成为国家偏好。如近年来几次对出口退税的政策变化可见一斑，对出口贸易开始越来越倾向于高科技的、有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产业倾斜，而缺乏竞争力的且属于低附加值的产品则开始不受鼓励甚至受到限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对外贸易战略上的变化。

在中国“国家主义”的贸易干预政策的权威性是不容挑战的，它的实施也是强制性的，但其经济绩效却处在许多争论之中。贸易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适度的贸易流量管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和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外贸经营秩序的健康发展，但总的来说，这些决策指导原则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是低效率、非竞争性、福利损失，而且在中国逐步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过程中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外部挑战，故而在对利益集团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显现，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就存在综合各方利益的考虑，即需要与各利益集团博弈。

参考文献：

1、（美）格罗斯曼,赫尔普曼著;李增刚译.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2002.

3、武中哲.由单位组织到利益集团:利益表达机制的结构转向[J].求实,2006(7).

4、唐宜红,徐世腾.政府对利益集团收入的关注与贸易摩擦的形成——基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6).

（作者单位：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魏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