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经济政策研究论文

摘要：财政与经济的关系密切，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又反作用于经济。本文主要利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研究安徽省财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安徽的GDP与财政收入互为Granger原因；安徽的GDP是税收的Granger原因，但税收却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财政政策与经济政策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财政政策与经济政策研究论文 篇1：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分析

【摘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够起到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然而，当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也会凸显出来，比如，伴随着政府财政赤字增加、国债规模扩大，可能引发政府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政府支出增加对私人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越来越大，财政政策的效应越来越小。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转型以及创新是必然的选择。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挤出效应”；通货膨胀

一、引言

2008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了华尔街金融风暴，进而发展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严重性金融危机。危机愈演愈烈，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其中，并不断向实体经济领域延伸，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由于我国外汇制度中资本账户管制和我国金融机构对外投资比例较小的原因，这场危机对我国金融体系影响不大，但是随着危机的蔓延，危机通过贸易、投资和市场预期等渠道影响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尤其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有较大贡献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打击，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突然遭遇“拐点”，宏观经济形势严峻。同时，2008年国内的宏观经济表现也不是很理想，工业生产增速缓慢，企业利润增幅回落，工业增加值大幅度降低；贸易增长进入不稳定期，贸易顺差出现波动；国内物价水平大幅度波动，经济增长放缓。在此国际国内背景下，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和缓解国内经济下滑的压力，我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一系列调控方案，以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启动了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的积极财政政策，开始了新一轮反周期调控。综合运用预算、国债、税收等政策工具，着力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回升向好。令人瞩目的是国务院批准了在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方面投资4万亿元的支出计划。4万亿的支出主要用于扩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灾后恢复重建、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农村民生工程的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社会事业建设投资、节能减排以及生态环境建设、以及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4万亿元投资安排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标志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再次启动，对提升市场信心具有积极意义。自从2008年底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复苏和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非常显著。通过政府扩张性的支出、减少税收、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等政策手段，带动了社会的投资和消费，间接刺激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很强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335353万亿元，比2008年增长8.7％。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1个百分点。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71564亿元，比上年增长9.2％。而且积极财政政策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民生领域的作为，有效地促进了“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助”的民生工程，使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抑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背离。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会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引发偿债危机。2008年底的积极财政政策既包括庞大的财政增支内容，如增加4万亿的扩大内需重点项目，十大产业振兴投资计划，又包括频繁的减税措施和税收改革。这样增支减税的结果势必产生巨额财政赤字，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大规模增发国债，包括中央代发的地方政府债券，而国债规模过大、过快增长可能会引发偿债危机，对我国财政安全运行带来较大冲击。（2）积极财政政策会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根据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经济资源一定的条件下，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大规模的投资于基础建设，必然排斥私人经济主体进入部分具有竞争性的基础建设项目，抑制了民间投资需求的有效增长。同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往往需要大规模的信贷资金对财政资金的配套，这样会使得了商业银行对企业的信贷资金的供应量大量减少，进一步抑制企业投资。总之，“挤出效应”会降低政府购买支出乘数，对经济的促进效应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此外，政府在某些领域投资的效率往往比私人投资的效率低，政府投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浪费。（3）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通货膨胀风险。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持续的财政赤字会对总需求具有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并提高价格水平。Barro(1976)在讨论李嘉图理论体系中持续赤字是否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时认为，一旦政府债务存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通过货币化的形式引起通货膨胀。Sargent 和Wallce (1981)认为如果一部分财政赤字由国债发行弥补，则将来势必要用比原本更多的铸币税去弥补。这一结论表明由于利息支付的存在，以發行国债方式弥补财政赤字最终会导致较完全以货币发行方式弥补赤字更多的货币发行，从而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图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2008年底实行财政扩张，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共同导致社会总需求增加，尤其是投资增长长期过快，引发需求拉动的物价上涨。2009年以来我国物价水平出现持续上涨，新一轮通货膨胀的迹象也越发明显，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7月份CPI继续攀升，上涨至6.5％。（4）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容易产生路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而且财政政策效用呈现递减效应，在这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我国的国债发行规模很大，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却在逐年递减，对国内消费刺激效应递减。

三、政策建议

任何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都应适可而止，超越需求的“越位管理”将会把经济带向相反的困境。2010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复苏的目标基本达到，随着财政风险的加大政策效果弱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转型以及创新是必然的选择。首先，要进行政策调整。包括调整财政投资结构，加大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财政投入力度；对现行税制中的不合理环节进行规范和调整，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完善财政投融资体系、加强公债管理，完善地方债的发行和管理机制。其次，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择机进行财政政策的转型。财政政策在该退出时不适时退出，容易对社会投资和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还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逆转，并造成不应有的财政负担和财政风险。因此政府进行认真的形势分析和利弊得失的判断，把握好政策调整时机。最后，政府财政政策需要创新，转变调控手段。一方面，今后的财政政策应采取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策略，支出、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作用的重点应转变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培育长期增长机制、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并以此为基础，稳定和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即期消费，拉动消费需求带动经济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信柱．积极财政政策研究——基于我国1998年与2008年财政政策分析[D]．东北财经大学．2010

[2]许雄奇．中国财政赤字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重庆大学．2007

[3]刘海鹏，王翠．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转型及其效应分析[J]．财经政法资讯．2009（6）

[4]李靖娜，罗廷婷，王剑．应对金融危机的中国财政政策评析[J]．企业导报．2009（7）：15

项目基金：本文系河南省南省教育厅2011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扩张性财政的通胀风险之实证分析》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011-ZX-364。

作者：方永丽

财政政策与经济政策研究论文 篇2：

安徽省财政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摘要：财政与经济的关系密切，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又反作用于经济。本文主要利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研究安徽省财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安徽的GDP与财政收入互为Granger原因；安徽的GDP是税收的Granger原因，但税收却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因此，要采取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转移支付制度、降低税收、加大国债投入、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等措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GDP；财政政策；协整；因果关系

一、引 言

继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之后，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中部崛起的战略决策，这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个重大战略，必将有力地推进中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国家实行稳健财政政策，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措施，财政部制定了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三奖一补”政策，为安徽财政奋力崛起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安徽拥有不断升值的区位优势、日益凸显的资源优势和明显增强的产业优势，为财政奋力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农村税费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使县乡财政振兴有了一定的财力和体制保证；通过增加转移支付、实施激励约束、强化财政管理等措施，形成了加快发展、奋力崛起的良好局面。

但安徽省财政的基础还比较脆弱，财政平衡过程中存在许多潜在的不平衡因素。财政既要承担原来的供给任务，又要支持改革，财政的负担重、压力大。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支出增长更快，收支矛盾仍十分尖锐。虽然安徽省开始建立预算外资金专户储存、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制度，但其管理方式仍存在很多弊端，政府很难调控和集中预算外资金，导致政府的财力分散、财政调控能力不足。财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实现安徽奋力崛起，财政既要做经济崛起的助推器，提供坚实的财力后盾；又要做全面崛起的排头兵，努力实现安徽经济的振兴。本文试图利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等方法研究安徽省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安徽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献计献策。

二、 安徽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财政与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又反作用于经济。经济发展是财政的基础，是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以及改善财政状况的根本途径；财政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选取国民生产总值GDP、财政收入GFI、财政支出GFE和税收T四个指标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区间是1978-2003年。Granger(1988)指出，若变量之间是协整的，则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Granger原因；在非协整情况下，任何原因的推断都将无效。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之前，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考察变量的平稳性。序列的平稳性是指序列的均值与时间无关，同时其方差是有限的，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系统的变化。若一个序列经过d次差分后成为平稳序列，则称该序列为d阶单整序列，记作I(d)。可以证明，只有两个时间序列为同阶单整序列时，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若两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可进一步分析两变量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对所选变量的时序数据GDP、GFI、GFE、T，采用ADF单位根方法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为了消除方差的影响，将这些变量取自然对数，得到LNGDP、LNGFI、LNGFE和LNT序列。取对数后的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税收随时间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且呈现出稳定趋势的同步关系。对它们进行一阶差分，得到DLNGDP、DLNGFI、DLNGFE和DLNT。用ADF检验考察LNGDP、LNGFI、LNGFE、LNT的单整性。检验结果表明变量LNGDP、LNGFI和LNT的水平序列非平稳，而进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都平稳，即它们是I(1)序列。而变量LNGFE水平序列是平稳的，属于I(0)序列。因此LNGDP与LNGFE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其因果分析将无效，即LNGDP与LNGFE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由于变量LNGDP、LNGFI和LNT均是I(1)序列，从而可以进一步考察它们与LNGDP之间的协整关系。

(二)协整(co-integration)分析。本文采用EG两步法对安徽经济发展水平与两个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协整检验。由表2的协整检验结果可知，LNGDP与LNGFI和LNGDP与LNT两个回归方程残差估计值的ADF检验值均小于临界值，说明该估计残差序列均为平稳序列。表明解释变量LNGFI与LNT与被解释变量LN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2．检验结果说明安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税收的Granger原因，但税收不是国民生产总值的Granger原因，二者之间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这说明安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税收的发展，但税收对安徽经济的发展作用不明显。

(四)安徽财政经济发展的回归模型。根据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安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具有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本文运用安徽省1978-2003的历史数据，建立财政经济发展的回归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回归结果说明安徽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收入高度正相关，其回归方程为。拟合优度R2=0.9585，说明安徽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中，有95.85%的变动是财政收入变动引起的；t检验值对应的概率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財政收入对安徽经济的发展有较显著的解释能力；F=555.00，所对应的概率为0.0，说明模型中所有的解释变量作为一个整体与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关系显著。

三、结论与建议

根据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看出，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安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互为Granger原因，它意味着安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但安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税收的Granger原因，而税收却不是国民生产总值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安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税收的发展，但是税收对安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从理论上说，国民经济发展带动财政收入水平的上升是毫无疑问的，但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税收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却并不明显，这可能与现阶段安徽省的宏观税收负担稍嫌偏高有关系。

经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证明，安徽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具有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但从回归方程发现安徽省的经济增长对财政收入的增长的边际影响较小，即安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层次较低，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财政的发展。安徽省农业和资源型的上游产业占比重较大，而高技术、高精尖、高附加值的产业占比重较小；许多地市的财政依赖于农业收入，而农业收入依赖于天气状况，农业收入波动必然引起财政的波动，影响了财政的稳固。反过来财政收入机制脆弱和不稳固，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财力紧张，支出结构呈现刚性，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较小，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因此，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从安徽省的角度看，安徽应该积极接受长三角的示范和辐射效应，利用长三角的资本外溢和产业转移，依托长三角带来的巨大经济一体化优势推进工业化进程，优化产业结构。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确立和提高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早日采用因素法决定转移支付的办法，合理规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和转移支付资金用途，建立以抑制横向不平衡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同时，完善财税改革，适当降低中西部地区的税收负担，扩大中西部地区的税收管辖权，增加中西部地方财政收入。在投融资方面，加大国债资金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放开省级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的限制，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注释：

①“***”表示前者是后者变化的明显原因；“**”表示前者是后者变化的原因，但不是明显原因；“*”表示前者不是后者变化的原因。每项因果关系检验排序都是从滞后1期到滞后4期。

参考文献：

[1] 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 林善伟，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 丁芸，张昕，财税政策选择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2)。

[4] 张明喜，地方财政支出与区域经济收敛 [J]. 经济经纬，2007(1)。

[5] 李国平，汪碧瀛，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回顾及其对中部崛起的启示 [J]. 学习与实践，2007(3)。

本文是安徽省社科规划课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财政金融政策效应研究—安徽个案分析》 (AHSKF03—04D20)的研究成果。

(作者通讯地址：安徽财经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安徽蚌埠 233041)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文忠桥　苏振天

财政政策与经济政策研究论文 篇3：

电力信贷暗伏风险

【提要】

■ 在1981～2003的多年间，中国的电力生产与经济增长周期呈现出正相关性

■ 2007～2008年时，全国电力供给将可能出现阶段性过剩局面，这将对商业银行电力行业信贷资产质量形成潜在威胁

■ 防范电力生产行业信贷风险的几点政策建议

当前，我们需要警惕电力生产行业潜在的信贷风险。

由于全球能源短缺的长期趋势不可逆转，因此电力生产行业长期看好。但是，电力生产行业与经济走势具有很强的相关度，历史上呈现过电力供需随经济波动而出现相应的变动。例如，1998年以后，经济进入调整期，同时电力供给也出现过剩，直接导致政府做出控制电力供给的决策；而2002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速的逐渐加快，电力供给逐渐落后于需求的增长，电力出现短缺。因此，2005～2008年的经济走势，将对电力生产行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电力供需形势的变化，也将影响电力生产行业的盈利水平，从而也将波及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

从历史上看，电力贷款不良率虽然相对较低，但是根据2002年的数据，部分商业银行电力贷款不良率依然达到5%～10%，局部地区的不良率高达20%，电力行业信贷风险已经显现。由于电力行业贷款在各家商业银行都具有相当的比重，因此，电力行业亏损面如果上升，将会给商业银行信贷质量带来巨大的威胁。

据《中国经济时报》调查，我国一家大型国有独资发电公司几年前投资了2台50万千瓦机组，总投资近100亿元，投产后亏损最高时一年达10多亿元，目前累计亏损高达20多亿元。

从“瓶颈”到“过剩”

历史实践表明，经济的大起大落必然带来电力需求的急剧变动。而电力需求的波动，往往是形成电力“相对过剩”或者“电荒”的导火索。从GDP的增长趋势看，2005～2008年经济增速将明显放缓，电力将进入相对过剩期的可能性加大。此外，从电力增长趋势上看，在1981～2003年的20多年间，电力增长上升期最长的阶段是1981～1987年的6年时间。按历史规律推算，到2007年或2008年，电力增长曲线可能会出现新的拐点。

电力供需从“瓶颈”到“过剩”的周期性变动，部分是由于电力行业本身的特点所致，但更深刻的动因是经济运行和体制上的问题。

我国电力短缺有长期的历史。在改革开放以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电情况。但当时缺电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基础过于薄弱，电力建设所需的技术水平低下。这导致电力供给无法有效提高，这种“瓶颈制约”是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力供求呈现“短缺→过剩→短缺”的周期性变化。从投资角度看，当因短缺导致电力对国民经济形成“瓶颈制约”时，电力投资便大幅增加；而当电力开始出现“过剩”时，电力投资也相应萎缩。如此循环反复。

例如，在1998～2001年的电力“过剩”期，电力投资增速低于基建投资15%的水平；而从2002年到现在的“短缺”时期，电力投资增速加快，2003年电力投资总额达3000亿元，超过2001年和2002年的总和；2004年电力投资增速预计超过35%。这一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1～1996年，电力供应总体短缺。

由于我国的电力基础相当薄弱，这段时期我国电力供给总体上处于短缺状态，电力短缺也就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之一。

1986年，电力短缺量超过了总发电量的20%,电力短缺达到高峰。这一阶段，为了解决电力短缺的问题，政府鼓励所有投资者参与电力生产，以解决短缺问题。为吸引私人及外国投资者参与电力建设，政府甚至保证一定的电力投资回报（1997年之后这一保证逐渐取消）。而在此之前，我国电力输配的建设始终由政府来主导，没有私营企业的参与。

在政府的鼓励下，电力建设逐年加快。1981年，全国电力装机容量为6913万千瓦，到1990年即达到13789万千瓦，增长了几乎100%；到1995年，电力装机容量突破了20000万千瓦；1996年装机容量升至23444万千瓦。

第二阶段：1997～2002年初，电力供应逐渐过剩。

1997年全国电力供需达到平衡，局部地区开始出现富余情况。1998年由于需求的迅速下降，以及大量新增装机容量投产，电力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过剩情况。1999年国家电力公司已有的装机容量约富余了10%以上。

第三阶段：从2002年末到现在，电力紧张态势加剧。

2002年，全国1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开始出现小规模的电力紧张状况，部分地区开始拉闸限电。2003年则是电力供需矛盾充分显现的一年，全年电力缺口达4485万千瓦。2004年上半年，电力供需矛盾继续加剧，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出现拉闸限电现象。第二季度高峰时，电力供需缺口超过2000万千瓦，相当于2002年全年电力缺口的总和。从技术层面看，电力负荷也在逐渐加大（见图2）。火电厂的发电小时从1999年的4719小时增加到2002年的5270小时，2003年达到5760小时。目前，电力紧张的态势仍在持续。

三大矛盾

电力生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周期性的变动？原因有三：一是电力行业的特殊性导致经济周期与电力建设周期相矛盾；二是电力规划缺乏前瞻性以及电力投资体制僵化使得电力“大起大落”，这是电力周期性变动最重要的原因；三是工业增长的周期性变化决定电力需求的大幅变动。其中，重工业化倾向是2003年到2004年电力需求高涨的核心因素。

■ 电力建设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的矛盾

当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期时，电力需求一般较为旺盛，电力投资开始迅速增长。但是，等到电力建设完工投产时，经济往往已处于周期的下降期。此时，已经形成的新增装机容量与逐渐下滑的电力需求量的巨大落差，造成电力“过剩”。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主体的投资意识下降，电力投资趋向减少，电力装机容量增长缓慢。等到宏观经济开始一个新周期的时候，电力供应却无法及时满足增长的电力需求，形成“短缺”的格局。

通常，对火电项目而言，30万千瓦机组准备工期大约半年到一年，平均三年后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再过10个月，第二台机组发电。水电项目时间则相对更长。平均而言，—个电力建设周期约需四年，但我国的一个经济增长周期却需要九年左右。

经济增长周期与电力建设周期的不匹配，是电力供需周期性变动的重要原因。

■ 电力规划的滞后和电力投资体制刚性

电力规划缺乏前瞻性、电力投资的刚性，都是电力供需周期性变动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1998年，我国电力开始过剩后，政策层在电力规划中做出决定：三年不上新的火电项目。事实证明，这一规划对2000年以来的电力增长格局缺乏预见性，属于决策失误。该规划出台后，1999年、2000年的开工规模大量减少。2000年起，新增装机容量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用电量的增长速度。从1999到2003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速度分别为6.9%、11.4%、8.6%、11.6%和15.4%；而同期发电装机容量增长速度分别为7.7%、7%、4.7%、6.8%和8.39%（见图3）。发电装机容量持续低于用电量增长速度，再加上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电力出现“瓶颈制约”是必然的结果。

规划不善的根源，在于电力投资决策体制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色彩过浓。这种计划主导的投资决策体制，最重要的缺陷是缺乏弹性、缺乏预见性。规划制订者往往根据历史统计数据来制订政策，但是历史统计数据并不能完全预测未来。例如，“十五”电力发展的规划预测：2001年到2005年电力消耗的年均增长率为6%，与1995年到1999年的波谷期间的增长率基本一致。但是，在该计划实施的前三年，实际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预测数据的2倍以上。

在该体制下，根据短期大幅波动而做出电力规划与项目审批将导致电力过剩时停止审批（基于低增长率制订规划），而短缺时大量审批（基于高增长率制订规划）。根据短期需求波动进行规划导致电力出现周期性的“过剩”与“短缺”。

■ 以重工业化为目标的产业发展倾向

1992～1999年，是中国重化工业的前导时期，房地产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了重工业的增长。1993年，重工业增速快于轻工业增速2.3个百分点。1998年重工业增速降至低谷，电力供应同时也出现过剩。1999年以后，中国经济逐渐走入重化工业时代，重化工业在工业中的占比逐年提高。2000年重工业增速比轻工业高出3.5个百分点，2003年扩大到3个百分点。从比重上看，2001年重化工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为60.5%，2003年即跃升至64.3%。重化工业对电力的需求决定了电力需求的迅猛增长。

重化工业是电力生产行业的主要相关行业，如上游的煤炭采选业，下游的钢铁、石化、水泥等重化工业均为电力的主要需求者。当前，工业用电占据了电力消费总量的70%以上，其中重化工业占60%左右。伴随着重化工业的产业发展倾向及其周期性变动，电力需求也随之发生“瓶颈制约”与“过剩”的周期性变动。

2005～2008年供需形势

根据电力规划和建设的发展动向，以及电力生产与经济增长周期的关系，我们对2005～2008年我国电力供给与需求形势进行了分析与预测。结论是：我国在2007～2008年存在电力过剩的可能性。

■ 电力生产业市场需求

1981～2003年，我国电力弹性系数平均为0.95。1998年达到最低点0.37后，电力弹性系数快速回升，2000年突破1，并连续四年保持在高于1的水平，2003年的电力弹性系数高达1.7。

从长期看，电力弹性系数一般保持在(0.8—1.2)这个区间之内。从电力需求角度看，根据国电动力经济中心预计，2005年电力需求增长不超过10%，2006年电力需求增长不超过8%，2007年电力需求增长不超过7%。

我们估计，2005、2006和2007年的电力需求增速分别为9%、8%和7%。同时，我们假设2008年经济增长速度稳中趋缓，GDP增长率为7%，电力弹性系数为1（根据历史经验，随着经济的平稳运行，电力需求也将趋于平稳），得出：2008年电力需求（我们在此用全社会用电量代表电力需求总量）增长率为7%。在以上假定基础上，我们预测出2004到2008年的电力需求总量（见表2）。

■ 电力生产业市场供给

当前电力建设情况

目前，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电力建设热潮，国家电力规划指出，“十五”后三年每年新开工电力建设项目不少于2500万千瓦，力争3000万千瓦。2003年进入电力建设市场的资金超过2000亿元，接近此前两年的投资总和。2003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3111万千瓦，在投产、新开工和在建规模等方面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部分项目在土地、水源、环保、燃料、并网和电价等没有得到权威机构批准或评估的情况下开工，造成了市场的无序运行和竞争，也蕴含了重复建设的风险。

2004年，由2003年结转的在建规模达到8602万千瓦左右。据国电动力经济研究中心预测，2004年全国将新投产发电装机容量3700万千瓦；2005年新投产装机容量将超过4500万千瓦，增长10%以上；2006、2007年新投产装机容量将超过4500万千瓦。

2005～2008年电力供给能力预测

如表3所示，发电量与装机容量的比例在长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从1952年到2001年，发电量/装机容量的平均值为0.45。最高值为1970年的0.49（见图3）。我们以下的估计采用0.48这个略高的数值（这主要是从电力供给能力实现的可能性考虑）。根据国电动力经济研究中心对2004～2007年新投产装机容量的预测，以及当前电力行业建设的动向，我们对2004～2008年的装机容量进行了估计。我们假定2005～2008年平均每年新投产装机容量4500万千瓦，进而得出了2005～2008年电力供给总量的预测值。

■ 2005～2008年电力供需形势判断

在对2005～2008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情况，以及装机容量增长趋势预测的基础上，我们对2005～2008年电力供需形势做出了以下判断：

2006年电力供需基本达到平衡；2007年电力供给开始出现过剩；2008年电力供给过剩较为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未来5～10年内，如果经济出现严重经济泡沫导致“硬着陆”，经济运行进入萧条期，电力需求增长将有可能大幅回落。届时，电力过剩将非常明显。一旦电力生产企业电力卖不出去，其财务状况必然恶化，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信贷质量。

【配文1】电力生产与经济周期高度正相关

总体看，电力生产与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具有同步性（见表１）。

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GDP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增长-下降的变化周期；90年代初期进入上升期，1992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平稳下降；从1999年开始，国民经济又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

与经济的三个周期相对应，电力生产行业连续经历了两次上升-下降周期，分别是1981～1990年和1990～1999年；1999年开始，进入了第三个上行周期，目前持续了四年。

第一次周期：1981～1990年

从1981年到1987年，GDP增长率起伏较大，电力生产增长率则持续上升。1987年，该值达到10.6%的峰值，当年GDP增长率也高达11.6%。

1988年，为抑制经济“过热”，政府采取了急刹车的经济政策，1989年经济快速实现了“硬着陆”；当年GDP增长率迅速下降到4.1%，1990年下降到3.8%。同期，电力生产增速也开始下滑，1989年增速同比下滑2.3个百分点，1990年电力生产增长率降到6.2%。

第二次周期：1990～1999年

从1990年起，电力生产增长率连续三年攀升，1993年达到高峰后开始回落。从1994年到1997年，电力生产增长率连续四年下滑，1997年降至5%。

与此相应，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我国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增速从1990年的3.8% 上升到1992年的14.2%，1993年仍高达13.5%，经济再次出现过热。

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GDP增长率下滑至近些年的低点7.8%。电力生产的增长率也下降至2.9%。增长率的大幅下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金融危机导致工业产品出口大量减少，同时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工业用电大幅萎缩。

第三次周期：1999～2008年

从1999～2002年，GDP增幅平稳，电力生产的增长率也逐渐回升。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实行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重化工业迅速发展，工业用电占总用电量的比重由1998年的71.5%上升至2002年的72.4%。从2000年到2003年，电力生产增长率连续四年快于GDP增长率。

2003年到2004年，随着新一轮的经济过热，电力生产增长更加迅速。2004年前9个月GDP增长率达到9.5%,前7个月电力生产增速高达15.2%，增速达到了80年代以来的历史新高。

结论1：电力生产行业与经济周期具有很高的相关度，经济的大起大落必然带来电力需求的急剧变动。从GDP增长趋势上看，2005～2008年经济增速将明显放缓，电力进入相对过剩期的可能性加大。

结论2：从电力增长趋势上看，电力增长的上升期最长的阶段是1981年到1987年。按历史规律推算，到2007或2008年，电力增长曲线可能会出现新的拐点。

【配文2】防范电力信贷风险的建议

建议1：加强宏观经济和政策研究，密切关注政策动向

当前，我们应该关注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国家电力规划的思路，把握电力行业的景气周期。同时也要注意电力相关行业，特别是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化工等高耗能行业的增长前景。未来，电力行业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就是资源瓶颈的制约。煤炭等燃料价格的走势，钢铁、水泥等原材料的供应量增长情况，都将对电力行业的经营至关重要。在我国目前的电力结构中，燃煤机组占总装机容量的70%以上。在今后2～3年新投产的机组中，绝大部分也是燃煤机组。另外，煤炭是火力发电的主要原料，购煤成本占火力发电企业成本的50%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在“厂网分开”后，电力工业的市场化运作成为下一步电力体制改革的重点。政策层正在研究制订与新的电力市场模式相配套的电价形成机制。新的电价体系将划分为上网电价，输、配电价和终端销售电价。可以预计，这项改革一旦深入推行，电力市场的交易模式将会发生重大改变，电力企业的盈利状况将会发生分化。因此，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电力体制改革的动向，及其对电力行业发展格局的影响。

建议2：借助银团贷款，实行信贷风险分散化策略

当前，电力行业融资格局呈现三大特点：一是融资总量不断攀升；二是间接融资比重逐年提高，目前主要以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和商业银行贷款为主;三是融资期限结构长期化倾向明显。数据显示，在我国电力基建基金中，银行贷款所占比例在“七五”时为13.58%，“八五”时上升到31.47%，“九五”期间则攀升到40.7%。

形成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是电力生产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行业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目前，30万千瓦～60万千瓦的国产火电机组单位千瓦造价为5400元～6300元，进口的66万千瓦机组的单位千瓦造价为7200元～8200元。一般来讲，建成一座5万千瓦的小火力发电站，成本至少需要2亿元。同时，电力生产行业建设周期相对较长，使得投资回收期也比较长。一般而言，大型水电项目在投资八年后才能获得第一笔投资收益。融资规模巨大、期限较长，使得银行承受着很高的信贷风险。

有鉴于此，我们应在电力行业信贷项目中尽量采取银团贷款的形式，实行风险分散化策略。在客户选择中，要注意选择自筹资金比例相对较高、具有外资或电力基金共同投资的背景、在海内外证券市场进行融资的电力公司。

建议3：顺应投资体制改革要求，优化电力行业信贷结构

2004年7月25日，《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实施，同时又修订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这些政策在电力生产行业的具体表现即是提高了五大发电集团的投资决策权，大型发电集团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和扩张速度将加快。

从《目录》上看，在主要河流上建设的项目和总装机容量25万千瓦及以上项目的水电站、抽水蓄能电站、火电站、燃煤项目的热电站、总装机容量5万千瓦及以上的风力发电站、33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网工程，均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而核电站仍然是由国务院核准。所有火电项目都必须到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显示对燃煤电厂特别是“小火电”的“核准”将更加严格。

因此，我们应顺应投资体制改革要求，优化电力行业信贷结构，密切关注五大电力集团的投资动向，对国家的规划项目、容量大、调峰性能好的电力建设项目，可进行理性投资；对一些盲目投资、布局结构不甚合理、污染较高的小型火电或水电项目，要尽量降低其在电力行业信贷结构中的比重。同时，也应关注国家电网输送及供电能力的建设。我国电网架构薄弱，电力生产项目的集中建设，都更加突出了电网输送能力的不足。

如果从2005年到2008年，电网输送及供电能力不足以增加相应容量，发电设备能力可能闲置，银行投资回收困难将加大。

作者：赵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