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论文

2022-04-15

摘要：新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统一或分裂的决定因素的分析表明：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越大，国家分裂的激励就越大；要素的流动性越强，国家政治统一的障碍就越小；地区自治对一个国家保持统一而不是分裂至关重要；在分离有可能的条件下，民主会导致过多国家的产生；再分配与风险分担有助于国家的统一。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新政治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新政治经济学论文篇1：

新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含义与方法论特征

[关键词] 新政治经济学；学科含义；方法论特征

[摘要]新政治经济学是在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资源配置等问题时不将制度、法律、意识形态等排除在外，并采用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内生地分析制度、法律、意识形态等，是一门横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学家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强调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理论和方法对政治、制度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新政治经济学的广义定义至少包括三个方面：(1)经济对政治的影响；(2)政治对经济的影响；(3)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问题。其方法论特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方法论个人主义；二是经济人和理性选择假定；三是将政治看作交易关系或交换关系。

新政治经济学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源、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横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不同学者对新政治经济学定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强调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理论和方法对政治、制度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从广义上定义新政治经济学’，至少包括三个方面：(1)经济对政治的影响；(2)政治对经济的影响；(3)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理论和方法研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综合都是新的，相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新的。其方法论特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方法论个人主义，对于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的分析必须从个人人手；二是经济人和理性选择假定，认为所有的政治主体、经济主体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主体，选民、政治家、官员(僚)和消费者、厂商等都是相同的，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三是将政治看作交易关系或交换关系，选民与政府、政治家与官僚、政治家与选民之间都是一种交易关系或交换关系。

一、新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含义

随着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政治经济学的迅速发展，许多学者对其含义进行了解释。我们在综述现有文献定义的基础上，给出新政治经济学多视角的广义定义。

(一)现有文献中的定义

阿伦·德雷泽(Allan Drazen)在《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学对经济学的重要性来定义。运用现代经济分析，不仅仅体现在运用数学方法这种形式化的意义上，而且表现为它还是概念性的，它运用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他进一步认为，政治学的本质是“权力和授权”，而权力和授权的基础是利益不一致，因此，“不一致性和利益冲突是政治经济学的实质”。

佩尔森(Torsten Persson)和塔贝里尼(Gui—do Tabellini)在《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解释》中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借助经济学的基本工具为政策选择建立模型，并将其视为理性人之间的策略性互动作用的均衡结果。”需要作出解释的经济政策选择包括：“是什么因素决定着再分配的规模和形式、公共品供给的范围和类型、各种税收的负担、政府的赤字规模、官员的腐败程度、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结构、货币政策在商业周期和选举周期中的态度等等。”

圣保罗(Gilles Saint-Paul)在对德雷泽的《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和佩尔森和塔贝里尼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进行评论的文章中指出，新政治经济学有两个特征：第一，主要目标是解释实际经济政策，而不是将其看作外生；第二，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将“政策看作最大化社会福利函数决定”的假定，它认为，政策是由政治机制决定的，反映了社会中最具实力集团的利益。新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题非常宽泛，包括：再分配税收、通货膨胀、预算赤字、学校融资、劳动力市场政策、资本税收、贸易自由化、转型经济中的私有化和重建等等。

塞耶(Stuart Sayer)在一篇关于新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综述中给出了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即“将经济学方法运用于诸如法律、犯罪和惩罚，甚至结婚和离婚等”，研究的主要领域包括：货币和财政制度；再分配、转移支付和人口流动；政治变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多重视角的经济和政治转型；以及公共财政、公共产品供给、外部性等问题。贝斯利(Timothy Besley)在一篇名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中指出，“新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理解政策领域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它不是“经济学家对政治领域的殖民”，而是将分析问题的能力扩展到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

另外，在1996年3月创刊的《新政治经济学》杂志中，编委会将新政治经济学看作是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宽度与20世纪社会科学分析方法进步的融合，打破主体(agent)与结构(structure)、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二分法。

总结以上各种不同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不同学者关于“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存在差异，但主要关注的是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相关问题的经济学解释，特别突出强调采用现代经济学——主要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研究政策制定及相关问题。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广义定义：多视角的综合

笼统地讲，“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具体说，这种相互关系至少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对政治的影响；二是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三是将经济学作为一种工具或方法研究政治问题。

1、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这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一切政治活动都具有经济根源；二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格局或经济实力影响政治结果。例如战争是典型的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但国家之间并非为战争而战争，而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

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而这又会影响最终的政治结果。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英国提出了“凯恩斯计划”，美国提出了“怀特计划”，但最终采取了吸收“凯恩斯计划”有益成分的“怀特计划”，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英国。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一个集团或阶级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其政治影响力，比如17、18世纪的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工商业者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土地贵族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工商业者追求政治权力等的动机越来越强烈。1830年，“伯明翰政治同盟”成立宣言中的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大贵族在下院有充分的代表权……工业和商业却几乎全无代表!它们是国家最重要的利益所在，是国家财富与力量的源泉，相比之下它们代表不足，而和国家的累赘(指贵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每一项利益，却被代表得足而又足!因此，改革这种状况对国家的昌盛极为重要。一般来说，下院中‘市镇公

民’的代表应该是真正的‘市镇公民’，即经营实业，积极关心它，将其毕生的财产与幸福委托于它的人。”这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不同阶级或集团经济实力的变化会影响政治权力的分配，并且最终会影响政治结果——包括政策选择和制度选择等。

其实，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分析，早就向我们指明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其生产关系，其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这典型地体现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

2、政治对经济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制度、意识形态、法律、政治过程等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这也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意识形态、法律、政治过程等影响收入分配；二是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制度、意识形态、法律等都是界定权利的，它规定了人们能够干什么、不能够干什么、必须干什么等，这是权利的配置，也就是资源的配置。首先这会影响不同主体的收入，比如科斯第一定理虽然强调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权利的初始界定不影响资源的最终配置，但权利的初始界定却会影响不同主体的利益，因为谁要补偿谁或者谁要购买谁的权利本身就是利益的分配。其次，权利的配置或资源的配置影响资源利用的效率，如果资源配置给利用效率高的一方，其创造的社会财富就多。比如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条件下，权利的初始配置会影响资源利用的效率，进而对社会福利产生影响。

3、采用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分析政治。这主要是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比如边际分析法、均衡分析等——刻画政治市场上各个主体(如政治家、选民、利益集团、政党、官员等)的行为特征和政治市场的运行。这种分析打破了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也与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同。政治学对各个主体——包括国家、政治家、官僚、选民等——的行为假定是非常模糊的，不同的学派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这就使得政治学流派纷呈，没有统一的框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因此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或者说，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个观点成立的条件在于政府是全知全能的、大公无私的、仁慈的。当存在市场本身没有办法或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时，政府去解决。然而，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政府本身也有自己的利益。新政治经济学就在于突破政治学和传统福利经济学对于政治家、选民、政党、政府的假定，将其全部看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政治家追求当选或再次当选，或者权力，或者经济利益；选民追求福利最大化；官僚追求预算最大化；政党为了获得支持最大化。将所有政治主体的行为特征都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研究投票、选举、政策制定、腐败、寻租、管制等问题，从而为政治过程和政策制定的分析找到了一条新的思路。从实证的角度看，这条思路解释了政策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选举结果为什么如此、腐败为什么存在、寻租为什么存在等问题。

上面三个角度概括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这三个方面又可以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或者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广义定义：

新政治经济学是在研究经济问题(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资源配置等)时至少不把政治、制度、法律、意识形态等排除在外，并采用经济学的假设、原理和工具内生分析政治、制度、法律、意识形态等方面，横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门交叉学科。

它包括几层含义：第一，新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只不过在分析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时，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如制度、法律、意识形态、政治过程等，这体现了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第二，既然政治对经济存在影响，那么相关的各种政治因素又如何决定——如制度是如何生成的、法律是如何达成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等?这就需要从经济的角度进行考虑，即经济决定政治。既然是经济决定政治，那么对其形成过程的分析，就要从相关主体的行为假定人手，而经济学对主体行为假定的分析最为彻底和深刻，从而就需要采用经济学的方法。这样，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的三个方面的深入分析最终统一于新政治经济学。

二、新政治经济学为什么是新的?

既然是新政治经济学，那么与“新”相对的“旧”是指什么?在西方经济学范式内，与“新政治经济学”相对应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整个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中——特别是在中国，与“新政治经济学”相对应的政治经济学还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

(一)“新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西方经济学内部来看

在西方经济学内部，与“新政治经济学”对应的政治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最初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开始发展的。从蒙克利钦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都采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家们试图建立摆脱政治影响的“纯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为了追求工具的精确和分析的严密，抽象掉了政治、制度等因素，其基本硬核强调理性选择、偏好稳定和均衡结构，强调消费者在既定的收入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厂商)在既定的成本约束下追求产量最大化或者在产量既定的条件下追求成本最小化。“新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都采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有诸多联系，但是也存在差别。

第一，“新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都强调政治因素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面对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大量问题，新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问题时，考虑政治因素的作用。贝斯利在分析新政治经济学的先驱时，专门列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塞耶在解释什么是“新政治经济学”时，就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的；德雷泽则认为“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结果?也许早在人们开始对经济学本身感兴趣的时候，这一问题就提了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经济学任何一个分支的发展可能都离不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第二，“新政治经济学”不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简单复归，而是有了更加明确的分析方法和研究主题。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或理论渊源，古典政治经济学包含了经济学各方面的问题，分析工具也多种多样。“新政治经济学”是在经济学与政治学相分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工具和方法得到很大发展之后产生出来的，其主要思路、方法或工具是新古典的，以理性选择作为所有主体的行为假定，并且偏好是稳定的，分析的最终结果是

求出均衡解——局部均衡或一般均衡解。同时，新政治经济学主要强调对经济政策的分析，不是讨论政策应该为什么，而是分析政策为什么如此。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虽然新政治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的问题是一致的，都要分析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但新政治经济学绝对不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简单复归。

(二)“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种不同的分析范式

同样冠以“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在中国还有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学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所采用的名称仍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不同的分析范式。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看，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分化为两大分支：一是边际革命——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现代经济学；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列宁、斯大林等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东欧经济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的分支，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两条完全不同的分析思路。

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新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政策、制度、法律等的分析，突出强调的是为什么这样。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

新政治经济学以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工具和方法为出发点，所研究的问题是经济学的传统问题，但是在分析这些传统问题时，需要研究政治、制度、法律以及意识形态等各种问题，从而新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特征上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方法论个人主义；(2)理性选择；(3)将政治视作交换。

(一)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在新政治经济学中，方法论个人主义贯穿始终。布坎南对国家的分析、塔洛克对官员行为的分析、奥尔森对利益集团的分析等都是从方法论个人主义出发的。

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该追溯其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角度来分析；个人的目的和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人被认为是决定私人行动与群体行动的唯一的终极决策者”。比如，国家、政府、利益集团等虽然可以看作一个主体，但他们都是由具体的个人组成的，其行为都具有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特征，其行为的最终目的还是为其成员追求个人利益。国家、政府、利益集团等不过是个体、个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布坎南和塔洛克曾经指出，“集体行动被视为个体在选择集体而非个体地实现目标时的行动，而政府则被视为不过是允许这样的集体行动发生的诸过程之集合或机器而已”。

奥尔森对利益集团形成的分析也完全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基础上。在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中，比如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集体行动如何达成的问题很少有人研究。在奥尔森看来，单个个体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如果不参加集体行动也能够从中受益的话，这些个体就没有动力参加集体行动，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他特别指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虽然很有价值，但没有解释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如何达成一致的集体行动。

(二)经济人

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假定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政治学假定君主、政府等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说追求公共利益。“在政治学领域，个体参与者对私人收益的追求，几乎总是被各式各样的道德哲学家谴责为‘恶’。似乎还没有人仔细地探究下述含蓄假设，即个人在生活的私人方面与社会方面之间活动时，必定会以某种方式转动他的心理和道德齿轮”。这就造成同一个人在政治活动或经济活动中的人格特征可能不同。

在新政治经济学中，所有的主体都被假定为是追求特定收益最大化的主体。人就是人，无论在经济活动还是政治活动中，都会追求满足自己的最大化利益要求。他的行为并不因为担任“部长”或者企业“经理”而有任何差别。政治家或官员的行动与经济学研究的其他人的行动并无不同。假如有可能，他还会就在行政部门工作或者在企业工作做出选择，选择能够实现自身满足(包括物质上或纯粹心理上的满足，如威信、职业成就等)最大化的工作。

选民在投票活动中也是如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个人填写选票时的行为与在超级市场中购买日用品的行为存在本质的区别。在超级市场上，个人会在不同的产品之间进行选择，以实现既定投入下的效用最大化。个人对产品价值的判断是通过货币表现出来的。个人是否参与投票，会考虑投票成本和投票可能带来的预期收益；在投票时选择哪个候选人，会考虑谁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让自己付出更低的代价(如税收)。

塔洛克甚至认为，个人在政治活动中可能比在经济活动中更符合“经济人”假定。他说：“资本主义企业和行政部门的区别不在于个人在其中的表现不一样，而在于规定他们追求个人目标时的自治程度的行为法则和制度束缚，在私人企业中要比在政府部门严格得多，由此产生了一种反常的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人企业中的个人活动最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而在行政机构中，人们却最有可能恣意追求最大化个人利益，而不管这些个人利益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三)将政治学看作交换

人们在经济市场上的活动是一种交换关系。我们用货币购买日用品、购买消费品；用蔬菜交换别人的谷物，都是交换关系。亚当·斯密将交换看作人的本性，并在这个前提下构筑经济学理论。正如布坎南指出的，“文明秩序的基础是交换，文明社会要求和意指它的成员之间对待的互惠性”。

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成为研究资源配置和最大化的科学。20世纪30年代，莱昂内尔·罗宾斯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既定约束下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最大化的科学。这个定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定义和经典定义。这样，在经济学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体现不出来了，每个主体只是在个人预算约束内最大化效用或利润。布坎南认为，罗宾斯的定义不仅不会促进、反而会阻碍科学进步。经济学的本质并不是最大化的科学，而是交换的科学。“我竭力主张，我们不要使最大化范例在我们工具箱里占有支配地位；不要再以缺乏限制来给我们的学科、我们的‘科学’下定义；我们要改变这个定义，改变我们‘科学’的名称；我们不必再为资源支配及其效率过分担忧，不要继续以这种忧虑来代替一整套思想；我们要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交换的起源、性质和制度。亚当·斯密的癖好是以一样东西交换另一样东西——这成为我们研究和调查的合适目标”。

布坎南认为，经济学作为交换的科学，研究和观察的范围可以扩大到政治和政治过程。他指出，“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之间，‘市场’和‘政府’之间，‘私营部门’和‘公营部门’之间，难以划出一条界线。经济学家不必把他们的调查限于人们在市场中的行为(买卖活动本身)。使用或多或少自然地扩大交换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家便能够按照交换范例来观察政治和政治过程。只要集体行动以个人决策者作为基本单位的模式进行，只要这样的集体行动基本上被想像为反映了一个适当的人们社团全体成员之间的复杂交换或协议，这样的行动或行为或选择可以很容易的列入交换经济学的范畴”。

政治学中的交换相对于人们在市场上的交换更复杂。“人们在政治上的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点像复杂的交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投入是个人的估价或喜爱，而过程本身被想像为手段。通过这个手段，这些可能分歧的喜爱多少会结合或聚集成一个模式的结果，人们的注意力或多或少必然引向相互作用过程本身，不是引向对结果本身含糊的估价”。在政治交换中，选民与政治家之间，选民通过选票与政治家许诺的政策之间达成交换关系；官员与政治家之间，官员为政治家提供信息、为政治家具体办理各种行政事务，而政治家付给官员报酬；这些都是交换。

方法论个人主义、经济人假定和将政治看作交换科学，构成了新政治经济学的硬核和方法论特征。正是这三个方面的结合，“政治的经济学理论”才得以建立起来。

四、结语

本文主要研究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义，并在此基础上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三个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广义定义，分析了新政治经济学的“新”是相对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以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的，其方法论特征主要表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理性经济人和将政治看作交换等。

[责任编辑　陈翔云]

作者：李增刚

新政治经济学论文篇2：

国家统一或分裂的决定因素：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摘要：新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统一或分裂的决定因素的分析表明：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越大，国家分裂的激励就越大；要素的流动性越强，国家政治统一的障碍就越小；地区自治对一个国家保持统一而不是分裂至关重要；在分离有可能的条件下，民主会导致过多国家的产生；再分配与风险分担有助于国家的统一。新政治经济学对国家统一或分裂的决定因素的系统剖析，为国家统一或分裂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画面，对于我们维护和追求国家统一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新政治经济学；国家统一或分裂；决定因素

文献标识码：A

政治经济学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最古老的学科之一。近代西方社会科学学科的分化特别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离导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衰落。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促使政治经济学复兴，出现了政治学与经济学整合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1]新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与个人、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政策选择、发展、环境、经济转轨、国际组织、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关系等问题。^[2]新政治经济学重视对国家统一或分裂的决定因素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这些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当今世界上国家的数目。一方面，前苏联分裂成许多国家，一些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分裂成了较小的单位，还有一些国家中存在着地区自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德国的统一，欧洲也出现了经济一体化甚至到最后政治一体化的趋势。”^[3]因此，基于对国家数目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新政治经济学对收入分配、要素流动、地区自治、分权化民主、再分配与风险分担等国家统一或分裂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剖析，从而为国家统一或分裂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画面。

一、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越大，国家分裂的激励就越大

新政治经济学指出，一个国家的统一需要所有地区的支持，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又无法得到解决，在任何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投票者）支持分裂时，分裂就可能发生。例如，考虑一个国家中的两个地区，比如说地区A和地区B，生产要素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完全不能流动，有两种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这两个地区有相同的生产技术，那么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差别完全可以用要素收入的差别（反映了缺乏要素的流动性）和收入分配的差别来概括。当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很大时，分裂的激励就会变得非常强烈，因为在跨地区转移支付这个意义上，收入差异导致了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分裂的激励，尽管可能存在分裂的效率损失，这一结论也与无数个地区分裂主义压力的案例是一致的。

不仅如此，新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指出，当两个地区的收入水平存在差别时，即使两个地区之间没有净转移支付，在民主体制下也总是经常地发生分裂（除了在两个地区的中间收入恰好相同这种零概率的情况）。因为一个地区的中间收入者代表着一个地区的中位投票者（或称中间选民），即处在所有投票者最优偏好结果中间状态的投票者，如果任何一个地区的中位投票者对分裂的偏好胜过对统一的偏好，则分裂就将成为政治均衡。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在多数投票的情况下，中间选民的投票偏好常常是一个备选方案以多数胜出的决定因素。而在两个地区之间存在收入分配差异且不存在转移支付时，中位投票者（进而大多数选民）都偏好于分裂，“这是一个很强的结果，……两个地区中每个地区的大多数选民都偏好于分裂。由于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存在着分裂的成本，所以两个地区所偏好的政策没有任何不同，都会导致分裂。”^[3]分裂成独立的国家，将产生接近于多数投票者偏好的政府政策，正如博尔顿和罗兰（Bolton and Roland）在《国家分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指出的那样，这一效应代表了在地区形成独立国家的决策中，期望“政府更接近于人民”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4]

那么面对一个可能的分裂，国家能够采取相应的政策调节收入分配预防分裂的发生吗？在新政治经济学看来，国家可以通过改变税收政策从而预先防止分裂的发生。如果分裂具有很高的成本，就可以预期对分裂地区的这种调节，能够导致一个国家保持联合的状态；否则的话，国家就会四分五裂。新政治经济学探讨了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如何改变税收政策以对分裂的威胁做出反应。其核心思想是，在一个由于收入分配差异面临分裂可能的统一国家中，国家改变税收政策应对分裂威胁的关键是调整税率，使其所选择的税率是统一国家中中位投票者福利最大化的税率。因为不分裂的一个条件是，每个地区的多数投票者在相应的税率下，对统一的偏好大于对分裂的偏好。只要争取到每一个地区的中位投票者，不分裂的条件就得到了满足。

二、要素的流动性越强，国家政治统一的障碍就越小

如果说在要素缺乏流动性的条件下，地区之间收入分配的差异是导致国家分裂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那么在要素可以流动的情况下，要素的流动对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具有怎样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认为，如果要素存在着完全的流动性，即使行为主体的偏好不同，两个地区也必须提供相同的税收和公共物品组合，因为如果两个地区的类型存在着某些重叠，个人一定对他们的地理位置是无差异的。由于偏好的特质，流动性并不导致分类；相反，要素的流动性阻止了地区之间财政不一致性的出现。因此，如果各个地区都有完全相同的财政政策，国家就不会存在政治统一的障碍了。换句话说就是，当个人在可征税收入和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强度存在差异时，要素的完全流动性会导致地区之间（实际上也包括国家之间）税率及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平均化以及对政治整合障碍的消除。

但是在现实中，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要素的完全流动性是很难实现的，而缺乏流动性（或流动性受到限制）正是各个地区之间存在多种多样公共政策的一个条件。在缺乏流动性的情况下，地区之间的财政政策就会有所不同，因而统一的政治障碍会较大。因为从经济的角度，完全可以用某种程度的财政政策共性来定义一个国家，即国家是一个财政联盟。^[3]当流动性匮乏导致地区间财政政策不一致时，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区是否选择联合从而组成单一国家，非经济因素，即政治上的考虑就可能是更为基本的因素。更进一步说，在财政政策不同的地区，税率和公共物品的供给是由多数投票决定的，如果各个地区中的多数投票者喜欢分裂成为独立的国家，则各个地区之间就很难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三、地区自治对一个国家保持统一而不是分裂至关重要

新政治经济学指出，在要素的流动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内所有的地区都具有同样的税收和支出结构，即具有相同的财政政策是不可能的，某些税收政策、再分配政策和支出政策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必然是不相同的。而且，在任何一个既有中央政府又有地方政府的体制中，由于地方政府具有某种程度的财政自治，它们在不对中央政府的经济统治权提出疑问的情况下，税收、再分配和支出政策的差异也必然出现，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财政政策是不完全一致的。那么，在各地区财政政策出现差异的情况下，维持一个国家统一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

新政治经济学明确指出，面对各地区财政政策的差异性，地区自治对一个国家保持统一状态而不是分裂成小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地区自治是指两个地区在作为同一国家的组成部分的同时，可以选择不同的财政政策的可能性。就是说，除了两个地区组成一个具有单一财政政策的统一国家，或者分裂成为两个不同国家这两种可能性之外，还有第三种政治安排，即两个地区加入到一个联邦制国家中，而在这个国家中，每一个地区在设置其自身的财政政策方面都存在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自治权。(注：在政治学中，联邦制国家是指由若干个政治实体（即联邦单位，如共和国、州、邦）共同组成的统一国家。在联邦制国家中，国家有最高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各联邦单位也有自己独立于中央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国家具有统一的宪法和基本法律，各联邦单位也有各自的宪法和法律；中央机关和联邦单位的机关各自只有联邦宪法规定的权力范围，没有隶属关系，但联邦政府是对外关系的主权国家。关于联邦制国家的详细分析，参见施密德，谢利，巴迪斯．美国政府与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9-68．)

新政治经济学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地区自治应该组成的是联邦制的统一国家，而不是单一制的统一国家的原因。(注：在政治学中，单一制国家是指由若干行政单位或区域组成的统一主权国家。在单一制国家中，国家具有统一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和统一的宪法，各行政单位没有自己的宪法；国家的最高权力由中央政府掌握，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中央政府对外行使统一的外交权，地方政府对外不具有独立性。关于单一制国家的详细分析，参见陈振明．政治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15-116．)新政治经济学认为，从经济的角度看，单一制国家中的地区自治权，似乎总是对分裂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拥有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就会是最优的。博尔顿和罗兰在对单一制国家与分裂的国家进行比较时，分析了地方自治基础上组成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优越性。他们认为，相对于在单一制国家内部的流动性，在分裂的国家之间的流动性是受到限制的。如果一个联邦制国家内地区之间要素的流动性与两个分裂国家之间的要素流动性相同，则地区自治总是占优于分裂，因为与分裂相联系的效率损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避免；但如果要素在一个联邦制国家内部的地区之间的流动性，比在作为两个分裂国家的同样两个地区之间的流动性更高（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则无论是相对于分裂还是相对于实行共同财政政策的统一，自治都更可能是一种趋势，因为自治能触发地区之间要素的流动，引起地区之间有成本的财政竞争。资本将会转移到税收最低的地方，而劳动会转移到净收益最高的地方。就像地方公共财政理论中讨论的那样，在许多联邦体制中，税收是一个主要问题。这样民主体制下选民的选择，将取决于自治条件下财政竞争的成本与成为单一国家的一部分之后效率所得之间的对比。如果统一的效率所得很高，或者是要素流动的可能性很低（例如，如果在地区之间劳动力不能流动，而资本的流动性很低），则自治将会成为更受偏好的选择；如果尽管统一的效率所得很高，但潜在的大规模资本外逃将导致联邦制国家内各个地区之间进行大规模的财政竞争，则不实行自治的统一会更受欢迎。^[3]

四、在分离有可能的条件下，民主会导致过多国家的产生

新政治经济学指出，随着一个国家人数的增加，人均的政府成本（或者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人均成本）会下降。然而，随着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大，人们与其政府之间的距离（既有喻意上的也有字面意义上）也就增大了，这表明实际的与意愿的公共物品供给之间不那么匹配。因此，如果按照公共物品的提供来定义一个国家，则可以认为一个国家的规模反映了这样一种基本的权衡取舍：一方面，一个大的行政管辖区在供给公共物品方面能够得到较大的规模经济，也能够把税收竞争所反映的外部性内部化；另一方面，行政管辖区越大，公共物品的选择与辖区内居民的偏好相配的程度就越低。而“在地方公共财政理论中，对公共物品供给的‘特殊性’要求，是形成一个社区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两方面之间的最优权衡取舍，将决定国家的最优数目。”^[3]新政治经济学探讨了具体的政治机制——民主对这种权衡取舍的集体选择对国家统一或分裂的影响。

在新政治经济学看来，民主是一种处理冲突的制度，在分离可能的条件下，民主会导致过多的国家产生。这是因为：第一，既要获取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规模经济，又要满足在地理上不同的人群对公共物品的偏好，避免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偏好误识”，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必须以转移支付补偿远离政府所在地的个人，但是这种转移支付在民主制度下并不会被多数裁定规则所支持。在没有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在分离可能的情况下，远离政府所在地的个人会选择形成自己的国家，虽然这会导致大量的国家产生这种次优结果，但是这个结果代表了这样一个一般观点：对公共物品的不同偏好，是期盼分裂的一个重要经济决定因素。第二，民主是一种分散的决策行为体制，它为所有的政治力量提供了追求各自利益的机会。在每一个已经存在的、受到分权的民主化压力重新划定边界以满足辖区内居民公共物品偏好影响的国家中，“如果按照多数裁定规则批准变革的话，就可以创造一个新国家，或者消除一个已经存在的旧国家，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是一群人能够从已经存在的国家中脱离出，并且当他们全体一致地投票打算组成新国家时，就能够组成一个新的国家。”^[3]因为民主似乎是这样一种制度，在此制度下，每个人都做他认为是最佳的事情，然后投出骰子看最终结果。^[5]因此，民主内生着不确定性，最终的结局是由参与竞争的各种政治力量的行为决定的，虽然要推导出分权化的民主对国家统一或分裂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必须看到政治民主对国家统一或分裂的潜在影响。

五、再分配与风险分担有助于国家的统一

新政治经济学认为，虽然再分配在每一个国家中都是政治争论的主要领域，在民主的多数裁定规则下，再分配得不到支持，跨地区转移支付还是导致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分裂的激励，但是，国家水平上的再分配与风险分担，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再分配（尤其是转移支付）会要求在一个财政机构下将不同的地区联合起来组成单一的财政管辖区，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分担各种外在冲击风险，从而抑制在风险冲击下地区分裂的倾向。那么，在民主的体制下，国家内部的再分配与风险分担可行吗？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实现这种再分配与风险分担？

在新政治经济学看来，如果说国家之间的再分配与风险分担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那么实践证明，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再分配与风险分担，在有效的制度安排下是可以进行的，这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就是财政联邦制。新政治经济学分析了财政联邦制在再分配与风险分担方面的好处。在经济学中，财政联邦制是指国家的职能不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独自履行，而是由它们在合理分工、鼎力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完成。为此，各级政府在财权和财力上拥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但上级政府应当对下级政府提供补助。财政联邦制的具体形式是分税制，各级政府在明确划分支出责任的基础上，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结合税种的特点，划分税收收入和管理权限，再辅之以转移支付手段的比较规范的分级财政制度。财政联邦制的核心原则之一是集中再分配，财政政策的再分配职能（即累进税和转移支付）集中在中央（联邦）政府手中，否则再分配就会变得无效。^[6]萨克斯和萨拉-伊-马丁（Sachs and Sala-i-Martin）从经验研究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美国的财政联邦制通过再分配与遭受冲击地区之间的风险分担关系。^[7]具体来说，他们探讨了在给定的转移支付制度下，1美元对地区收入的不利冲击，可以使该地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多少。他们将美国分为9个在经济上不同的地区，估计了1970—1988年间的两个弹性：一是税收弹性，衡量的是地区收入增长1%时，交纳给美国财政部的税收增加的百分比；另一个是转移支付弹性，衡量的是地区收入减少1%时，从美国财政部得到的转移支付增加的百分比。他们的分析表明，这些弹性是不同的，而且对估计方法也很敏感。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这些弹性通常是比较大的。总之，他们发现：一个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下降1美元，就会引起联邦税收下降34美分，转移支付大约增加6美分。也就是说，对收入的1美元的不利冲击，仅使地区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大约60美分，大约1/3—1/2的冲击被联邦的税收转移支付系统所吸收。他们进一步指出，这一数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累进税收转移支付系统中非相机抉择的那一部分，但不包括为减缓严重的一次性冲击而给予的一次性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这些数字表明，在一个设计完善的联邦制财政体制中，国家一级的转移支付对于风险分担来说是相当有效的。^[3]

六、结论与现实意义

显然，影响国家统一或分裂的决定因素远不止新政治经济学所论及的收入分配差异、要素流动性、地区自治、分权化民主、再分配与风险分担，民族、文化、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等都可能在国家统一或分裂中起到显著的作用，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统一或分裂的决定因素的分析是不全面的。而且，新政治经济学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它关于国家统一或分裂的决定因素的分析，隐含着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一些具体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例如，新政治经济学认为，在各地区财政政策不一致的情况下，维护国家统一的结构形式最好是地区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这一观点是我们必须予以注意并加以甄别的。实际上，一个国家的结构形式（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取决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民族和管理技术等因素，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新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统一或分裂的上述一系列分析，其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对于我们维护和追求国家统一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1）必须重视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异对国家维护政治统一的影响。（2）实现国家统一必须促进要素的充分流动。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表明，要素的充分流动有助于消除国家统一的政治障碍，因此，为实现祖国的早日统一，必须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流动的障碍，促进海峡两岸经济要素的充分往来。（3）地区自治是构建统一国家的一种政治安排。虽然我国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建立地区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制国家，但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香港、澳门回归的事实表明，单一制国家中某些区域自治是可行的。因此，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如何建构一种既赋予台湾地区高度自治权，又不损害国家主权集中统一的政治制度安排，是促进国家统一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4）必须认真对待政治民主在国家统一或分裂中的作用。“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民主化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逐渐退出许多市场领域，社会决策权力日趋分散，决策主体日益增多，利益出现多元化格局，为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政治民主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但是“民主内生着不确定性”，因此，不论从国内环境（受千年封建传统影响，诸侯割据）看，还是从国际环境（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民主外交”与和平演变）看，为维护国家统一，我国的政治民主化都不可一蹴而就。我国需要发展政治民主，但是我国的政治民主化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法令必须主导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和路径，从而抑制政治民主在国家统一中的消极影响。（5）财政联邦制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财政联邦制中的“联邦”一词，仅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拥有一定程度上的决策权，即便是在单一制国家中，地方政府仍然拥有财政决策权，只是权限较小而已。换句话说，并非只有联邦制国家才能实行财政联邦制，从效率原则出发，单一制国家的财政体制也应当尽量体现财政联邦主义的精神。^[8]因此，在进一步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中，在合理划分税种选择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使财政政策的再分配职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从而通过国家一级的再分配和转移支付，分担各地区遭受各种不同冲击后的风险，维护国家统一。

参考文献：

［1］陈振明，黄新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主题与意义［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2］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J］．教学与研究，1999，(3)．

［3］阿伦·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647，684，678，692-693，680，695，700．

［4］ BOLTON，P．，G．ROLAND ．The Breakup of Nations：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112，(4)．

［5］普沃斯基．民主与市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

［6］ C．V．布郎，P．M．杰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33．

［7］ SACHS，J．，X．SAlA-i-MARTIN．Fiscal Federalism and Optimum Currency Areas： Evidence for Europe from the United State，in M．Canzoneri，V．Grilli，and P．Masson，eds．，Establish a Central Bank，Issues in Europe and Lessons from the U．S．［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8］朱柏铭．公共经济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343．

（责任编辑：刘艳）

作者：黄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