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

摘要：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商品范畴为研究起点，而以劳动范畴为研究基点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于劳动范畴有不同的认识和阐述。在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之后，马克思给出了一个人类劳动一般的定义式认识，即“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由此确定劳动具有整体性，即劳动不是单纯的人的活动，而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1：

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问题

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是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关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日益成为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新问题。本文以马克思历史整体观和利益分析方法论为基础，对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形成的历史必然性、表现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内涵和方法论基础

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内涵是特指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权利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日益弱化，而国际经济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日益重要的趋势。在这两种国际政治形式的影响下，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些具体经济行为被赋予政治的功能，从而使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成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关系。

我国政治学专家刘德厚教授在深入研究社会政治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政治”的概念。“广义政治”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关于人的利益全局关系的协调与控制”，或“社会政治主体的利益全局关系所支配的一种社会公共权力活动”，“广义政治”主要包括“经济形式的政治”(即“经济政治”)和“国家形式的政治”(即“国家政治”)。“经济政治”的概念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整体观为基础，通过利益分析的方法而提出来的。一定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全局关系，既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政治活动的始源。国际社会也存在着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它既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也决定了国际政治存在的必然性，国际政治可以看作是各国之间对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控制和协调。国际社会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包括国家之间的政治利益关系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各国对国家之间的政治利益关系的控制和协调形成“国际权力政治”。“国际权力政治”以一国的军事实力为基础，谋求对他国意志和行为实行控制的政治权力，进而获得本国政治利益的实现；各国对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控制和协调形成“国际经济政治”。“国际经济政治”以一国的经济实力为基础，谋求本国在国际经济格局、国际经济制度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有利地位，进而获得本国经济利益的实现。自从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由原来的二极化向多极化转变，国际经济关系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相应地国际权利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日益弱化，而国际经济政治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显得日益重要。

二、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历史必然性

1.经济生活国际化。二战以后，随着第三次科技技术革命的兴起，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向深度和广度的方向发展，大型跨国公司的兴起加速了资本、生产要素、人力资源等在国际间的流动。经济生活国际化意味着由疆界和主权分割开来的个别国家经济，已经不可能再保持原来意义上的独立了，它们的经济状况、经济政策、经济目标和经济活动必然要受其他国家的牵制，同时又对其他国家发生影响，世界经济已形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作为“自我利益”的执行者，通过制定对外经贸政策、管理涉外经贸活动、开展经济外交，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经济利益。

2.政府干预经济的运行和管理贸易政策的兴起。1929——1933年的“大萧条”导致西方经济学领域“凯恩斯主义”的诞生，“凯恩斯主义”的最重要政策主张就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以前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派地位便被干预主义所代替，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由此而成为西方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内生变量。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政府在加强对国内经济干预的同时纷纷加大了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干预的力度，以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

3.在国家权利政治逐渐让位于国家经济政治的过程中，国家政治利益日益和国家经济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在世界经济生活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逐步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转化，在这种状态下各国除了考虑本国利益外，还必须考虑各国的共同利益。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开始具有合作的性质，经济利益的实现越来越成为政治利益以至整个利益实现的基础。

4.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地区一体化一般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或者政治同盟。在完全经济一体化阶段，区域各国完全废除商品、资金、劳动力等最优流通的人为障碍，采取共同的经济、金融、贸易、财政政策。最典型的欧盟，目前已经实现人员、资金、商品的无国境流动，采取共同的农业政策，建立欧洲中央银行，统一欧洲各国的货币，发行欧元，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5.日益突出的全球化问题。全球问题是经济生活国际化引起的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涉及各国利益全局关系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包括多边贸易体制、国际金融体制和国际分工体系等重大经济问题，也包括环境、资源、能源和人口等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还包括全球恐怖主义、贩毒、军火、贫困等诸多政治问题。

三、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体现

1.国际政治关系影响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因为经济政策的制定通常受到压倒一切的政治利益的支配，不仅经济制裁和贸易禁运常常是政治斗争的经济武器，而且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或保护贸易政策)也首先考虑到一国的政治需要，就连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同样往往是实现一国战略和外交目标的经济手段。

2.管理贸易政策。它实质上是一种贸易干预主义，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经济贸易手段对另一个国家的事务进行强制或专断的干预，目的在于对另一国家强加某种行为或结果，它实际上剥夺了被干预国家对有关事项的控制权。

3.经济外交。冷战结束后，单以政治强制和军事高压为手段的强权外交已难以实现其对外战略，世界各国均实行以经济贸易为推行其对外战略的手段的经济外交。经济外交从一国对外经济对本国外交活动的决定性影响，或从一国外交活动必然为本国对外经济服务方面来看，是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表现，但从一国外交活动对本国对外经济的影响或从一国对外经济必然服务于本国外交活动方面来看，又是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表现。

4.国际经济协调。国际经济协调是指两个以上国家的政府，为了解决涉及当事国各方利益的国际经济领域的问题与矛盾，通过某种形式的协调，对国际经济活动采取共同干预行动的政策行为。冷战结束后，各国采用多种方式进行国际经济协调。

四、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发展趋势

1.国家干预主义将呈现弱化趋势。在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国的对外经贸政策和具体的对外经贸行为，既要考虑该政策的实际效果有多大，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他国对此经贸政策和具体的对外经贸行为的反应。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不顾他国的反对，完全出于本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战略的需要来制定对外经贸政策，否则很容易造成国家利益摩擦和冲突。

2.国际经贸关系仍然将是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主要领域。对外经贸政策制定、涉外经贸活动管理、贸易干预主义、经济外交、国际经济协调等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具体表现，不仅过去主要指向国际贸易领域，今后仍将主要指向国际贸易领域，使国际贸易政治化成为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主要内容。

3.国际经济协调将充分体现在全球协调和区域协调两个层次。全球性经济衰退、国际债务危机、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失衡等全球性问题，客观上要求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核心的全球经济协调的作用和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区域经济协调可以弥补了全球经济协调因各国经济目标和经济理论不一致、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不相同的局限；另一方面又迫使全球经济协调在区域经济协调形成区域利益矛盾后不得不寻求新的机制以解决新的问题。而全球经济协调不仅可以为区域经济协调创造良好的国际社会环境，而且可以在新的全球经济协调格局下不断促进区域经济协调。

4.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将是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的一个新趋势。张幼文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整体处于不受各种因素尤其是外部因素冲击，或即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经济利益不受重大损害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的能力以及这种状态和能力所获取的政治、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分三个层次：第一，国家经济安全首先是国家经济体系本身的安全和维护这种安全的能力，这是经济安全的核心层次；第二，是经济因素对军事政治安全的影响，主要是经济力量和经济能力对国家权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撑；第三，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是非军事政治因素的威胁。

作者：刘旭华　盛小红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2：

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

摘 要：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商品范畴为研究起点，而以劳动范畴为研究基点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于劳动范畴有不同的认识和阐述。在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之后，马克思给出了一个人类劳动一般的定义式认识，即“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由此确定劳动具有整体性，即劳动不是单纯的人的活动，而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而在没有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的对劳动的认识中，尤其是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的考察中，马克思论述的劳动同人人都习惯使用的劳动范畴是一致的，所表达的是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由客观的逻辑决定，只能是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马克思科学地阐述了“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的劳动整体性理论。经济理论界不仅需要创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更需要对劳动的整体性范畴展开创新性研究。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劳动范畴；研究基点；劳动整体性

不论是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存在着由客观逻辑决定的共同的研究基点。若对这一基点问题认识违背客观逻辑，必然会导致政治经济学的整个学科体系的建造出现偏差。因此，有必要对政治经济学的由客观逻辑决定的研究基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学术探讨。

一、《资本论》的研究起点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代表性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建和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尽管《政治经济学批判》发表在前，但是，《资本论》的出版仍可代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认识，《资本论》的研究起点就可视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中，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①据此，可以确定无疑地认定《资本论》的研究起点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商品范畴。

马克思认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②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价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③在此，马克思明确阐述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即商品的二重性。

进一步讲，在以商品范畴为起点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的更深刻见解是“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④。这就是说，马克思史无先例地阐明：“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⑤

从21世纪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基点问题看来，最重要的是理解劳动的二重性，即马克思说的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对此，无论是在改革之前，还是在改革之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们都是确认的。在所有的以《资本论》为蓝本的教材中，都认为：“商品的二因素是由创造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⑥劳动的二重性表明，商品是由劳动创造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是由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属性决定的，尽管商品是“财富的元素形式”，但劳动是比商品更为基础的研究范畴。

劳动价值论是所有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公认的基础理论。那么，通过劳动价值论，鉴于公认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劳动，任何研究者都可确定商品范畴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作为学科研究基点的范畴必定是劳动。

二、马克思关于劳动范畴的阐述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马克思对劳动范畴作了一个高度：“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⑦这一认识表明，劳动是一种过程，劳动的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不能没有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也不能没有作为劳动客体的自然（包括人化自然和人的自然化），劳动必定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统一，任何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都是具有整体性的，即都是劳动主体和劳动客体统一发挥劳动整体作用，任何劳动成果都是在劳动整体作用下取得的；劳动的过程是以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实施的有目的的过程，这种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一种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所以，这一过程既离不开劳动主体的主导，也离不开劳动客体的作用，这种物质变换的过程就是创造劳动成果的过程。马克思对于劳动过程即劳动的具体解释是：“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有很多的论述更加强调的是人类劳动的无差异性。他说：“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⑨这是马克思对于商品价值的一般性分析，也是马克思对于具有无差别性的人类抽象劳动的具体解释。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各种商品可以交换，恰恰表明体现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在这个意义上是无差别的，即是可以进行通约的。对此，可以说，马克思强调了人类劳动抽象的无差异性，也就是以此突出地强调人类抽象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共性。

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为资本家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过程。他认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隶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隶属。”⑩

概括地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研究就是要阐明：资本主义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所以，当年马克思用了大量的实例材料来论证这一点，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一切经济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阐释了劳动力商品、物化劳动与活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劳动工资与劳动市场、劳动生产率与剩余价值率、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丰富的关于劳动和资本主义劳动的研究内容。熟悉《资本论》的研究者们完全能够确认，《资本论》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对人类劳动一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雇佣劳动的特殊性进行的研究。

三、作为学科研究基点的劳动范畴

问题在于，通过具体地引述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主要论点和研究之后，可以确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劳动范畴是有不同的认识和阐述的。在明确地讲“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B11之后，马克思给出了人类劳动一般性表述，即“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由此确定劳动具有整体性，即劳动不是单纯的人的活动，而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对此，也可以将劳动的整体性概括为劳动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统一，劳动主体是人，是劳动整体中的施动的方面；劳动客体是自然，是劳动整体中的受动的方面。而在没有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的对劳动的认识中，尤其是在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的考察中，马克思论述的劳动同人人都习惯使用的劳动范畴是一致的，可以确定都是只表示劳动者主体活动或称为活劳动的涵义。这样的理解所表达的是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马克思对于劳动二重性的阐述，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资本论》的研究基点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上。这一点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们一致确认的。从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出发，马克思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厦。由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核心的范畴都是这个完全主体化的劳动，即活劳动。或者说，这个范畴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或“劳动力的使用”。

面对这种的情况，即对劳动整体性的确定和对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的使用都来自马克思，在21世纪的今天，经济理论界应该怎样对待和认识呢？

当然，首先必须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是神学的研究。神学是不会错的，神学只是坚定地维护神的意旨，宣扬神的存在和它的教义。而科学就不同了，科学需要从事实出发，不断地探索未知的真理。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中，难免不发生某种认识错误。关键在于，具有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的人是怎样对待科学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应该说，既不能回避错误，也不能掩饰错误，最重要的是找到出错误的根源，避免错误的延续或重演。在政治经济学创立初期，出现某种认识偏差或双重认识是不足为奇的。对待前辈哲人，关键是不能将他们看作神人，他们也会出现认识上的错误，但这丝毫不贬低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B12

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学经济基础理论研究中，由客观的逻辑决定，是不允许将完全主体化的劳动作为学科的研究范畴使用的。因为完全主体化的劳动在客观的社会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客观的事实是，劳动者可以作为劳动主体在劳动整体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不可以将单纯的劳动主体活动认定为劳动或活劳动。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能将这种完全主体化的劳动作为研究基点，不能将这种劳动抽象为人类劳动，作为人类抽象劳动。学术的研究必须符合客观的事实和逻辑。在事实中不存在的事物，在逻辑上也不能够抽象出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事情是学术研究必须避免的。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的确定上，不可有任何的差之毫厘的事情。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点的劳动范畴，不能脱离科学对于研究范畴的界定，不能是好像已经人人都习惯了的完全主体化的劳动。那种完全主体化的劳动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一个农民不可能不在土地上种粮食。一个工人不可能赤手空拳制造工业产品。分析这样的基本问题，关键是看将不将劳动客体纳入劳动整体范畴之中，纳入就是劳动整体性的表现，不纳入就是将劳动解释为完全主体性的活动，只是将劳动客体只是作为劳动主体活动必需的自然条件。虽然，任何人也不可能忽视自然条件作为劳动客体的作用，但是，将劳动客体纳入不纳入劳动整体之中，将劳动是不是界定为具有整体性的劳动，在劳动的研究方面的差别就大了，不纳入就必然会谬以千里。需要明确的是，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只能是尊重事实，尊重客观逻辑，不能有任何的偏离事实的主观意志的发挥，因为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学科，其研究必须像自然科学一样服从客观性的决定，遵从最基本的客观事实。

因而，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由客观的逻辑决定，只能是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这是因为只有具有整体性的劳动才是真实的劳动，即单纯的人活动——劳动主体活动不是客观的存在，单纯的自然作用——劳动客体作用一定要为劳动主体服务，受劳动主体控制或支配，否则，不属于劳动性质的作用，或者起不到对于创造劳动成果的任何作用。实际上，凡是劳动，都一定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统一的过程。在劳动过程中，不可缺少劳动主体，也不可缺少劳动客体。科学地认识劳动，就需要科学地认识劳动整体性。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来认识，对于劳动整体性的确定，就是来自于马克思对于“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的阐述的。正是通过马克思的这一阐述，才给予21世纪的经济理论研究者一个最重要的启示：不能将科学的劳动范畴理解和界定为完全是主体化的劳动。

劳动具有整体性的思想是由马克思最早奠定的。今天看来，马克思不仅是在《资本论》中使用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各种经济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批判，更重要的是科学地阐述了“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的劳动整体性理论，马克思更为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这是马克思留给后继的研究者们特别是21世纪的经济学者最重要的学术财富之一。

在21世纪的今天，受马克思的劳动整体性理论思想的启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自基点起步创新，建造新的理论大厦，跟上时代发展需要的步伐。准确地讲，这种创新不仅仅是需要勇气，更需要的是所有的学界同仁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最为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四、创新对于学科研究基点的认识

马克思留给了世界迄今为止无人能够超越的广博的经济思想。但马克思没有将他由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劳动得到的劳动整体性思想，运用到全部的《资本论》研究之中。尽管马克思认为自己的理论研究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B13，但是他却在自己所有的著作中没有对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展开系统的研究。这不能不说影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导向。就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除了认识劳动的整体性之外，对于作为政治经济学学科研究基点的科学的劳动范畴，至少还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拓展基本的学术认识。

一是认识劳动的常态性。新的研究表明：自人类劳动起源以来，迄今为止，历史与现实的劳动都是带有一定的动物性的常态劳动。常态劳动是正态劳动与变态劳动的统一。正态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生产交流的活动，是真正的人的本质的体现，是为人类获取物质生存资料和文明的社会生存条件而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对抗。而变态劳动则是动物的求生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延续，变态劳动分为军事变态劳动与剥削变态劳动。军事变态是最野蛮的变态劳动，也是最先产生的变态劳动；剥削变态是寄生性的变态劳动，是后产生的相对较文明的变态劳动。对人类劳动发展历程的辩证认识强调，不能颠倒军事变态与剥削变态的关系，更不能只是用剥削关系来分析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历史与现实。不是剥削需要军事战争支持其疯狂，而是军事战争本身更直接地体现了人类劳动存在的变态性，即动物的生存方式还现实地体现在人的身上，体现在由古至今的人类最基本的求生活动中，人类的战争史远远超过了剥削史，人类不能利用军事暴力去消灭剥削。认识劳动的常态性，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正态劳动与变态劳动的统一，能够拓展科学视野，建立新的社会历史观，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历史过程，清楚地认识人类自身的历史与未来，更加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更加明确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出路。

二是认识劳动的有益性。经济学研究的劳动范畴是指社会化劳动，不包括非社会化劳动。认识劳动的有益性，是指研究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这一对劳动概念的论域并不是社会化劳动。社会化劳动包括有用劳动和无用劳动，无用劳动是没有劳动成果的劳动，划分劳动成果的作用性质当然要将无劳动成果的劳动排除在外，因而，只有对社会化劳动中的有用劳动才可以作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也就是说，社会化劳动中的有用劳动是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论域。对此，相应还需要确定，非生产劳动并非指生产劳动以外的一切劳动，而是只指社会化劳动的有用劳动中除生产劳动以外的劳动。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有用劳动表现为实现社会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市场经济劳动中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论域是社会必要劳动。市场经济的非生产劳动就是社会必要劳动中除生产劳动以外的劳动。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是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生产劳动理论的发展，又是马克思生产劳动理论研究的来源。当年，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并且原计划以生产劳动为核心范畴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其认识成果主要见于《资本论》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史》等著作。在马克思之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更为复杂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经济理论界自1962年开始讨论生产劳动问题，至今历时50多年，仍未能形成一致意见。“文化大革命”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生产劳动划分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划分标准两个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这一讨论中断了十多年。直到1980年，才得以继续。重新开始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社会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上。大体形成了宽、窄、中三大派观点。而新的研究表明：生产劳动范畴所讲的生产，实质上指的是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起的有益作用性。生产劳动即是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有益作用性的劳动。从价值范畴讲，劳动相对应的是价值，生产劳动相对应的是有益价值。有益的益，并非泛指任何有益性，而是特指对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有益性。因而，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起不到有益作用性的劳动，即使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具有有益性，也是非生产劳动。毫无疑问，明确界定这种劳动有益性的涵义，是21世纪研究生产劳动理论的根本性创新与现实性的突破。

三是认识劳动的复杂性。新的关于劳动的研究表明：劳动发展的复杂化程度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需要明确的是，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并不等同于非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是按劳动技能质量水平的高低划分的，相对而言劳动技能质量水平高的是复杂劳动，劳动技能质量水平低的是简单劳动。而非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是按劳动主体掌握劳动技能的熟练程度的高低划分的，一般说来，劳动主体掌握劳动技能的熟练程度高的是熟练劳动，劳动主体对劳动技能掌握得不太熟练的是非熟练劳动。在复杂劳动中，有熟练劳动也有非熟练劳动；在简单劳动中，亦有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因而，不可将简单劳动与非熟练劳动、复杂劳动与熟练劳动混同。在漫长的人类劳动发展史中，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关系大体上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关系相对应。不过，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划分标准并不同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它们是按劳动者运用身体器官的侧重点不同划分的。体力劳动是劳动者主要运用体力的劳动，脑力劳动是劳动者主要运用脑力的劳动。事实上，任何劳动都需要劳动者既付出体力又付出脑力，从来没有纯粹运用体力或纯粹运用脑力的劳动。体力劳动也并非是一点也不用脑力的劳动，脑力劳动也并非是一点也不用费体力的劳动。尽管如此，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虽然划分角度不同，但体力劳动大多表现为简单劳动，脑力劳动大多表现为复杂劳动。通常人们对这两对范畴不加严格区分，而且侧重讲的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关系。从今天来看，更应该注意到这两对范畴之间的关系只是大体上对应，终归其间的划分标准是不同的。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管是哪一部门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能够得到社会承认，获得社会必要性，终归是因为社会生活的需要。市场上交换的完成实质上是客观的需要所决定的。但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还是复杂劳动。所以，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必须高度重视培养复杂劳动，依靠复杂劳动。在现今的网络时代，人类社会的进步表现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和复杂上。复杂劳动的发展，一方面扩展了人类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水平，表现出人类社会进步的趋势；一方面又刺激了更多更高的对自身发展的向往和追求。具有整体性的劳动内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趋势更加鲜明地体现在复杂劳动的发展上，人与人化自然关系的发展趋势体现为复杂物质劳动的发展趋势，人与人的自然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为复杂精神劳动的发展趋势。这两个方面的复杂劳动的发展分别满足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精神生活的需要，反映人类社会生存的客观发展要求，是人类劳动内部矛盾发展推动人类劳动发展的外在的集中体现。

四是认识劳动的发展性。新的研究表明：认识劳动的发展性，必须深入认识历史与现实的人类劳动的内在矛盾发展，即认识人类劳动内在的主客体作用关系之间的矛盾变化。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人类劳动内部矛盾的发展决定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不能用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来解释社会经济的变迁，不能用外在的人与人的关系来认识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在认识的创新中，理论研究的深刻性必须表现在以人类劳动的内部矛盾发展变化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来阐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人类劳动迄今为止还是常态劳动，其内部的矛盾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矛盾，承认这一矛盾存在的前提之一是承认劳动的整体性，此外，还要确认单纯的人的活动不构成真实的劳动，凡是劳动必须体现为人与自然的交流，人是劳动主体，自然是劳动客体，劳动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统一。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必须尊重客观，决不能将单纯的劳动主体活动界定为劳动，在这一最基础的经济学范畴上不能存在认识的片面性。可以说，有了对劳动范畴的科学认识，有了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常态劳动的界定，才能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基点，这反映的是对于经济生活实质内容的认识，这不是用经济形式的分析所能取代的，传统的理论认识在这方面是有着深刻的教训的。

只有当人类劳动的整体能力提升，达到能为自身的生存开创出广阔的空间而不再局限于有限的地球封闭的生存条件时，人类常态劳动才能由此转为完善的人类劳动，即转为完全的正态劳动，人类社会才能达到真正的人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消灭变态劳动，即消灭剥削劳动和军事劳动，是保持人类生存延续的人类劳动发展的客观要求，实现这一要求，要依靠劳动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而只有实现这一要求，人类劳动才能实现由内在的完善决定的外在的完善，成为真正的人的劳动。

总之，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统一蕴涵着劳动无比丰富绚丽的生动性，由此在20世纪中期引发了震撼全球的新技术革命，之后由于信息技术渐次走向高度发达及其应用走向全球网络化，21世纪的人类的生存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社会科学的最基础学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跟上这个新的时代，必须对本学科的研究基点进行科学地研究与创新，明确这一研究基点是由客观逻辑决定的，不能依然延用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必须采用科学的具有整体性的劳动范畴，即马克思所讲的“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⑧⑨⑩B1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47、47—48、51、54—55、60、201—202、201—202、51、557、201—202页。

⑥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页。

B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5页。

B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页。

参考文献

[1]钱津.追寻彼岸：政治经济学论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钱津.劳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钱津.劳动价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钱津.劳动效用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钱津.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6]编写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晓 立

作者：钱津

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 篇3：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度再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摘要：《资本论》界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性，包括的规定是：(1)生产方式作为历史对象和基础范畴；(2)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对象和中心范畴；(3)交换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必然的社会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这是研究对象上的“基础论”与“中心论”的统一分析，即确立以一定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同时，这一总体性建构旨在建立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基于唯物史观开放结构实现政治经济学的时代性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政治经济学总体经济结构的理论实践。展望未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真正能够从对经济事实和问题的分析与理论解决中，不断升华出总体政治经济学范式。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总体性；《资本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总体性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所围绕的理论讨论一般均源自于《资本论》。在一些学者看来，《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具有内在的联系，甚至应作为相同的理论问题来探讨。就《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给出的规定是：“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在这里明确规定了研究对象的总体结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鉴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接下来讲到：“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资本论》法文版的更正说法是‘生产’——笔者注)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可见，马克思关于研究对象的说法是极其明确的。人们囿于对总体性理论的误读和漠视，产生歧义，甚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加以“种种解构”，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政治经济学指导实践的科学性质。

根据威廉姆·肖的看法，《资本论》序言客观存在一种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修订”。他说：“《资本论》第一卷没有充分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主题……《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被马克思编排成为一幅更完善、也更为复杂的描绘资本主义发展实质的图景。”埃尔斯特从反面进行了类似的论述：“马克思则不够明晰、不够一致，而且更关注复杂的历史发展。”库诺则坚持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命题的论述进行系统辩护。首先，“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来就是一种技术史观”，这是对“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混淆”。人们往往把劳动力、自然和技术看成是三个完全独立的因素，这是错误的”。马克思“在具有更大概括力的意义上来使用‘生产’和‘生产方式’这两个词”，在他看来，“生产方式不仅是技术的作用，而是有三个建设性因素：劳动力、自然和技术”。其次，“对马克思历史理论进行错误解释和批判的原因，大都在于有关作者不理解社会生活过程的内在经济关系”。诸如将生产力看作生产关系的直接原因，而又将生产关系看作社会结构(或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的直接原因，这是将“原因”和“条件”的概念加以混淆的结果。最后，在马克思作出的著名结论中，必须“对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加以区分”，“其中绝大多数的句子是不难理解的，值得推敲的只有这样一句话：‘随着经济方式的变更，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当马克思说到社会关系和社会革命，“他的意思并非像人们所强加的那样，是一种政治权力斗争，而是接着一种新的变化了的生产方式而取得了突破的对社会生活关系(所谓的社会状况)，连同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变革”。

总体性说到底是一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这就是卢卡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件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如果援引卢卡奇的指认，马克思在《资本论》跋中的方法论声明，是主张科学分析的总体性，即实现研究和叙述的有机统一。马克思的分析还表明，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对社会经济运动过程进行总体分析，从而“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将社会和历史过程看作“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根据这一认识可以发现：首先，马克思没有把唯物史观简化为“技术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而是赋予一种有机整体的作用运动关系和历史过程关系，毋宁说成是“有机决定论”。其次，唯物史观本质上不是以历史的解释原则构成的“世界观”，而是以历史为对象的“历史观”。最后，诚如列宁指出，政治经济学构建的任务给唯物史观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是要把“假设”变为“科学”，“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根据马克思的科学界定，唯物史观本质上是建立对历史真实过程和社会真实变动要素进行详尽说明的理解域，政治经济学则是总体表述唯物史观和运用这一原则的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理论体系。这样，《资本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解读的理论贡献就是双重的，既包括狭义内容方面，也包括广义方法方面。从狭义内容看，《资本论》建立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分析，包括资本生产结构的生理学和病理学的规律、特征。从广义方法看，《资本论》确立了以劳动关系和资本关系为依托的社会经济运动的总体分析，这就是关于生产力对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决定的分析，关于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分析，以及关于生产关系的社会运行的分析，等等。在《资本论》中，这两种分析以一种内在的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过去我们囿于批判的研究任务，往往将理解的目光投向前一分析。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研究任务，则要求将理解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后一分析。在现实中借鉴《资本论》的总体分析范式，继续地寻求两种分析——作为内容和方法——的内在结合和新的理论实现形式。

二、政治经济学如何研究“生产方式”

仅仅从语言的、逻辑的分析技术来看，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实际上是从纵的方面规定《资本论》的研究范围；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实际上是从横的方面规定《资本论》的研究范围。这样的理解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规避对将生产方式在不同涵义上理解为“生产力”、“广义生产关系”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所带来逻辑混乱的理论指责。比如，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解读模式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组成部分是生产方式，即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生产关系，即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其实，这两个部分问的真正关系是：历史对象和社会对象、基础范畴和中心范畴的关系。没有脱离特定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形式的研究，反过来，也没有脱离特定生产关系形式的生产方式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总是要指向于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并与之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

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同样可以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但却不可以笼统地说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上述各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说到底，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总体耦合关系，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一切生产方式，而是研究可以作为社会生产关系基础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导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方式研究本质上为社会生产关系研究提供必要的历史导引和理论铺垫。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总的限定：“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

进一步，确立生产方式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基础范畴，也就是确立从发展的角度研究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原则，即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按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生产结构的科学”。从这一角度，将生产方式置于生产关系之前进行研究，不外就是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用运动对于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推动性，凸显其历史的暂时规定和性质。这种基础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决定基础，即作为“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基础本身。从社会生产结构方面看：生产力可以视为一定生产的物质技术结构，是关于物质生产方式之内的特定劳动过程和劳动方式的统一；生产关系可以视为一定生产的社会关系结构，是关于社会生产方式之内的特定劳动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统一。因此，社会生产结构总体上看，就是以一定生产的物质技术结构为基础的生产的社会关系结构，这决定生产力基础，同时就是特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基础。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研究，也就是对以一定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行研究。

“生产力基础”这一概念同时表明，生产方式以有机嵌入的方式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使之作为分析整体。布雷弗曼指出，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的历史的范围的分析中，技术产生着社会关系，但同时也是由资本代表的社会关系所产生，据此，可以说，《资本论》是一部很伟大的著作，它论述了商品形式如何基于适当的社会和技术条件，发展成为资本的形式；以及资本的社会形式，为了自己的存在不得不进行不断积累，又如何根本改变着技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分析的不是全部人类历史，而是包括资本主义阶段在内的广泛的商品生产体系的发展”，“他从事这一工作所采取的特殊方式，大部分决定于这个事实，就是，他主要是想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商品生产的基本特征同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进行对比”。即遵循经济范畴“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安排次序。《资本论》首先展示的是商品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结构，由此延伸到资本的剩余生产方式。其次，马克思证明，“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直到家庭工业、制造业的分工以及机器和现代工业的开始发展起来，“劳动生产条件……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从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进一步，“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根据总体性研究和解读，马克思建立了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有机互动性，从而成功揭示出生产力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和内化的总体机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确立与其社会生产关系在技术上取得明显的现实性是根本一致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总体表征是资本主义现代工厂制度的确立，其具体形式则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固有的劳动的社会形式逐渐充分展现出来。

马克思从发展的角度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是一种建设的逻辑和思路。这就是马克思关于历史分期的总体观。马克思同样把资本主义看作历史生产总体和社会经济总体，“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同样，“作为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

对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同样存在一个关于自然历史过程的发展和建设问题。这就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不断变革生产方式本身，提高和发展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从这一角度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确立就是一个总体发展和现代转型过程，就是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地累积发展和历史跃迁的过程。从发展和转型的目标来看，社会主义现代生产方式的建设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劳动方式，也就是确立以信息化为主体的生产技术条件，以及社会化的农场、公司与企业集团成为现代生产组织形式；二是建立社会主义现代生产形式，也就是使商品生产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以及相应建立健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三是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社会形式，也就是不断巩固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以劳动者所有制形式为主体的现代公有制形式，以及以局部联合和社会协同劳动为主体的多种劳动形式。

三、政治经济学如何研究“生产关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批判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和阐述。这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抽象的资本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将之理论概括和系统化为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仅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其次，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这决定资本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规定是：(1)生产资料表现为资本，劳动表现为“雇佣劳动”；(2)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权威；(3)资本家在整个生产过程结束时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作为商品生产关系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生产关系。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真正有意义的不是它的劳动过程，而是它的价值增殖过程，不是劳动过程的一般自然形式，而是劳动过程的特殊社会形式；并且，资本有机体为了维持其永续的社会存在，必然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的本身，也就是作为对立统一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论》为无产阶级提供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根据这一思路，可以说马克思《资本论》所关注的是从揭示商品的内在矛盾开始所展开的一步步的矛盾分析，包括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直接分析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的掘墓

人，对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理论的分析所揭示的剥夺者最终被剥夺的历史趋势，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分析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矛盾，对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理论所揭示的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及由此产生的周期性危机，对剩余价值分割理论所揭示的不同职能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总过程理论描述的信用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分析，由股份经济分析所揭示的私有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途径，等等。

马克思采用科学抽象法研究资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确定的经济事实中抽象出的商品、劳动基本范畴出发，将之推进和上升为资本的范畴和社会关系。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完全的异质性，但就方法论的科学运用而言，社会主义经济分析同样可以采用这一整体研究线路。这是从总体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将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由“商品”一般延展到“劳动过程”的抽象层次。这样，具体的经济业务或流程替代商品本身成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元，它使得马克思本质上用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简单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具体地拓展为本质上用以对社会主义进行建设的“协同劳动价值论”。从而，对应于狭义逻辑的分析框架“商品－资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则可以改造为：劳动过程－价值(本身包括商品价值和企业价值)－资本(本身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分析构架就是：劳动过程－价值－资本－市场经济。它体现了总体政治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内涵。

以上分析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样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定是基于科学积累的劳动和生产关系，是使社会主义劳动社会过程既成为符合社会主义目的的价值增殖过程，又成为在生产专业化及生产和谐两方面均占有效率优势的经济和谐过程。

四、政治经济学如何研究“交换关系”

除了关注历史截面对生产规定的限定，马克思还尤其关注社会截面本身对生产规定所作的限定。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必须以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总体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关于社会总生产的内部关系，马克思给出的规定是：(1)“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本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2)“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3)“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4)从而，“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

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在每一社会中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内容构成上看，就不单单指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而是指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在内的全部社会再生产环节的整体生产关系，即直接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合的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在这当中，马克思强调：“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但交换关系不能仅仅视为生产关系的简单的内部构成要素，它也是生产关系的必然的外部实现和社会表现形式，即生产关系的社会运行。以资本主义体系为例，马克思强调：“这种性质，即1、产品作为商品和；2、商品作为资本产品的性质，已经包含着一切流通关系，即产品必须通过并在其中取得一定社会性质的一定的社会过程；同样，这种性质也包含着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着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实现和产品到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再转化……就会得出全部价值决定和价值对全部生产的调节作用。”

根据以上论证，将“交换关系”直接作为一种经济关系并入生产关系中，对应地将从社会截面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简化为“生产关系”的做法，是错误的。《资本论》界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性，也就规定了研究对象的总体结构性，从而将之确定为三个有机联系的方面：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据此希望完成的是对生产总体和经济总体的总体性分析，建立本质和现象、发展和运行之间的真实理论联系。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经济运行的分析，与西方经济学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分析的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具体的关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分析，交换关系范畴所凸显的就是社会生产运行的和资源配置分析的规定。《资本论》中的“交换关系”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定的系统分析。

《资本论》第二卷从流通角度考察资本的总体运行：包括个别资本运行——企业资本循环和周转，以及社会总资本运行——也就是社会再生产。首先，通过将交换关系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理形式，马克思揭示出商品价值构成组成要素(c、v、m)的具体社会实现方式，以及相互作用运动的一般关系；其次，通过将资本总公式视为各种具体资本形态的社会统一运动的联系结点，马克思揭示总体资本家从而可能形成共同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网络和经济机制；最后，马克思在这里还充分展示了个别资本运动与社会总资本运动相互制约的结构矛盾及运行分析，以及价值实现的社会经济约束条件的分析，等等。《资本论》第三卷进一步考察资本运行的各种现实形态，包括价值运行的现实形态(如市场价格和生产价格)。基于运行的角度，《资本论》堪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其研究市场经济规律和运行机制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般性，因而可以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构成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和来源。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的具体经济安排和经济活动方式的不断协调与创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交换关系不断价值化，从而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空并存、交叉渗透。这决定两者之间在运行方面具有更大的一致性。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理论加以一般化。理论借鉴之路，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将马克思用以剖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分析，经过改造后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构建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理论体系；二是在科学借鉴马克思主义传统市场分析的定性方法的基础上，增强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转化，通过更多运用定量方法和手段，形成可操作的实证分析工具，应用于经济短期分析和适时调控。

五、结论和启示

马克思并不试图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孤立研究和叙述，《资本论》的分析表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规定——包括基础范畴、中心范畴和运行范畴——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基本分析的内容包括：(1)生产方式作为历史对象和基础范畴；(2)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对象和中心范畴；(3)交换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必然的社会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总体性可以提炼为“基础论”与“中心论”的对接和统一。从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总体结构应规定为：以一定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诚如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因此，政治经济学所确立的总体分析包括生产结构(生产方式是生产结构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结构的社会形式)分析和交换结构(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运行条件和实现形式)分析的有机结合，从而建立经济本质和经济运行之间的真实理论联系。进一步可以说，马克思通过这一总体性构建及叙述，旨在确立经济分析与历史分析之间的牢固的内在联系，从而最终将唯物史观原则贯穿和运用于实际的政治经济学形态和过程，为改造世界服务，为社会经济实践和建设服务。

就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理论和实践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政治经济学总体经济结构的理论实践。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即归功于科学实践唯物主义的开放历史观，以及在现代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集中反映为改革开放理论实践对于政治经济学总体结构的双重性解读和创造。第一重总体结构可以界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时结构，包括经济本质、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理论表现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到科学发展观的探索；第二重总体结构可以界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共时结构，包括经济本质、经济运行和经济现象，理论表现则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凭借对政治经济学总体性的深刻理解和娴熟运用，社会主义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实践勇气和理论勇气解开了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历史性难题——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问题的探索，从而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境界。展望未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真正能够从对经济事实和问题的分析与理论解决中，不断升华出总体政治经济学范式。

责任编辑：孙立冰

作者：许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