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宪法研究论文

摘要：建设以宪法为内核的宪政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坚持党的领导，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我们继续推动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社会主义宪法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社会主义宪法研究论文 篇1：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回顾与进路

[内容提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成果凸显了理论认识日趋深化、研究视域日渐拓展、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结合度不断增强以及研究趋向大众化渗透等诸多特征。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不断深化，需聚焦“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途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载体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创新以及国外价值观培育经验借鉴等。

[关键词]党的十八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状况;未来进路

[作者简介]孙健，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玲，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届六中全会、十八大分别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据2019年11月25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中国知网检索数据，

2013—2019年各年学者们发表的论文为2846篇、8536篇、10320篇、9241篇、8493篇、7346篇、7021篇（见图1）。

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总览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学者们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关系的研究及动态

一些学者认为，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需要理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宁晓菊等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逻辑理路上一脉相承：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基础和理论生发点，后者是国民主流群体对前者认同与践行的集中体现，二者以“核心”价值为主线而一脉相承。[1]刘书林提出，相比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核心价值体系包含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体现和进一步的展开。[2]吴潜涛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范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理念的统一体，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深层的精神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大厦的奠基石，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落脚点和归宿。[3]耿步健针对个别学者[4]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观点指出，二者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表述为灵魂与肉体、目的与手段的关系。[5]肖贵清、周昭成认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存在基础、理论载体和具体展开，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内核。[6]刘芳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内在统一的。[7]持“内核说”的学者还有林建华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及根本性和基本特征。[8]

可以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系的研究，一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通过2019年11月25日在中国知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系”为主题检索到数据结果（见表1）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数量整体呈减少趋势，这说明经过长时间的探讨，学者们就二者的关系问题已基本达成共识。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研究及动态

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学者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解读不尽相同。薛永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概括和本质抽象。[9]袁银传、韩玲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文本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依据、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和当代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思想的思想依据、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和表达习惯的现实依据这四个依据之上的。[10]王久高认为，学术界和理论界必须拓展和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辨析，进一步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性与个性、“核心”与“非核心”、政治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系。[11]杨业华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根本特征，体现着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根本倾向，统率并约束其他处于非核心地位的价值观。[12]刘兴华从大学生行为认同的角度阐释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为认同的内涵。[13]王学俭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是价值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是普遍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是通俗性与凝练性的有机统一。[14]孙伟平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景。[15]陈顺伟等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人类对未来发展的预期、对价值观的集中诉求。[16]

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概括，实际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17]，到党的十九大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的引领作用之后，学者们开始从研究“三个倡导”、三个层面涵盖的内容以及多视角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转向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问题。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征研究及动态

刘春泽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互补、一般性与特殊性融会贯通三个理论特征。[18]李中元认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保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又关联着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情操和伦理规范。[19]刘云山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核心要素突出、表达凝练、实践导向强的鲜明特点。[20]江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人民性、平等性、社群性或集体性、道德性的突出特点。[21]龚超从公民的日用常行角度总结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鲜活性、大众性、日常性和崇高性四个特征。[22]周慧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人类活动基础的日常生活，其合法性地位需在日常生活中加以巩固，其有效性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检验。[23]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意义研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形成了诸多理论观点。张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必须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从细节抓起、从微观培植。[24]蔡晓良等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亟须践行的一项系统工程、重点工程，回答和解决“中国公民生成问题”“建设美丽富强中国的问题”“公有经济发展问题”“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是当代践行的重要路径。[25]陈秉公提出，核心价值观培育要坚持“高势位”建构理论，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真正起统领作用的社会核心价值观。[26]戴木才认为，在现代社会，更为关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要求体现到国家宪法和各项法律之中，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化，使其转化为国家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和具体行为规范，通过刚性强化和引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落到实处。[27]钭利珍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既需要内化于心，也需要外化于行;既需要通过制度来保障，也需要通过宣传教育来推进;既需要宣传先进典型，也需要塑造重点人群。[28]

从培育和践行的路径来看，陈勇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通过深化宣传教育、抓好重点人群、注重实践养成、形成良好环境等路径实现。[29]从受培育主体的分布来看，以学生为主体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邱伟光认为，应从教育认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着手，引导学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0]章剑锋认为，大学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校实践者、参与者、创新者，因此应在政治仪式视野下加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31]谢俊认为，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充分利用自媒体优势，转变观念，搭建平台，培育青年“意见领袖”;同时还要构建自媒体舆情分析监管机制，依法治网，净化网络环境，增强传播实效。[32]曾永平提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应从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环境优化这四个方面构建有效机制。[33]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识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不断拓展，与现实问题的结合度不断增强，大众化研究趋向日益凸显。具体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新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认识不斷深化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识，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一些学者基于比较研究视角，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关系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基于学术研究方面形成的基本共识，学者们从研究社会主义与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内在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根源与依据以及时代价值，逐渐开始转向探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演变与发展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融入制度规范设计的方法与途径等问题。学者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识与研究不断深化。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视域日渐拓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从内涵解读、三个层面的实质内容、几个辩证关系以及培育和践行的制度设计和路向选择，日渐扩展到中国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国传统社会文化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双重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念到实践的大众化等方面。同时，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主体、培育和践行的对象、主题、实现路径的研究也都有所拓展。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主体主要包括高校、社区、党支部、企业、公民、家庭;培育和践行的对象主要包括教师、大学生、研究生、青少年、农民工、革命军人、人民群众、党员;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党建、中国梦的实现、家风优化、企业发展、地方治理、社区治理、思想政治教育、红色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等;实现路径有科学灌输理论、宣传教育、构建有效传播机制、建立健全制度、搭建新媒体平台、加强价值主体建设、优化培育环境，等等。与党的十八大前的研究相比，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研究主体不断扩展、培育对象范围不断扩大、研究主题和实现路径不断拓展。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结合度不断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愈来愈注重与现实问题的结合，主要体现为对如何引领社会思潮、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路径选择、如何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与中国梦之关系等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首先，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34]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任务正在深入推进中。令小雄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人文精神内核和价值保证。[35]双传学认为，以社会主义为根基和以人民群众为旨归的本质特征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倚重的一种软实力。[36]胡宝荣认为，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升为全社会的共同的价值理想和道德基础，社会治理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37]段立国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时代融合的历史必然性，应从理论研究、理念转化、核心价值内涵与治理体系的关系、治理能力力行核心价值四个方面推进两者的有机统一。[38]关于如何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宋乃庆认为，青年要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强。[39]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之关系的理论研究。刘川生认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紧联系起来，从

团结、动员干部群众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高度来谋划、推动。[40]谷建国、张春和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清晰地定位中国梦的价值坐标，最大限度地汇集中国梦的精神资源。[41]傅李琦和周书俊 [42]、刘先春和孙金菊[43] 、项久雨[44] 分别研究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的内在联系。戴钢书进一步探究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中国精神的基本关系。[45]李忆源认为，在直面挑战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信仰，一方面要努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优越性对象化为现实，另一方面还需树立辩证思维。[46]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趋向明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47]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宪法的决议，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导价值观的推广有了法律法规的保障。随后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法律法规的价值引领功能，全国各地也随即兴起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熱潮。例如，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开展“百首童谣传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四川省合江县用“新四礼”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贵州通过举办“贵人善行”主题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未来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学术界以更高度的学科自信、强烈的学术担当，从传播路径、培育载体与机制以及经验借鉴等方面，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新进路。

1. “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途径研究

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数据技术助推人类社会进入科技发展的全新时代，“互联网+”已成为一种先进生产力，以大数据为基础，构建“互联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新途径，充分发挥“互联网+”的融合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这意味着需要通过建构生活化的传播体系、社会化的传播机制、网络化的传播载体达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的目的，进一步传播中国价值，坚定文化自信。有学者提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多为非日常生活模式，即由特定的机构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区域经过特定的载体等进行自上而下的传播，在这样的情境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自然有限。因此，要改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非日常生活模式，发挥大数据的优势，避免非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的侵占和挤压，不断将现实生活元素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用鲜活的事迹诠释理论的内涵，以时代先进人物引领人，以典型案例感染人，在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情境化和生活化。[48]利用大数据，通过搜集分析广大民众的关注点和爱好兴趣点，推送与之相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容易被大众认同与接受，达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传播之目标。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49]一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研究需要重视基于中国国情的治理传统，深入挖掘国家治理经验，积极探索现实中的新事物。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相结合，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的全新探索视角，能够丰富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新时代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成为国家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因此需要积极探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何以及如何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引领作用，保证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发展方向;反过来，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又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平台与载体。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载体的拓展研究

李敬煊、范伟认为，全球化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争夺发展制高点、道义制高点和发展话语权的关键。[50]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载体，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引领文化发展，已成为当前形势下的迫切任务。有学者提出，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和斗争中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物质载体，可以丰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还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增强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效。[51]例如，弘扬井冈山精神、红船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等，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优秀传统文化。”[34]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滋养民族精神的无形力量，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载体有利于坚定文化自信道路和促进文化强国建设。在当前提倡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下，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载体，有利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队伍，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52]

4. 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34]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将其融入社会治理，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生活方方面面，要符合大众的要求，适应民众的思想情感和语言习惯。一要多维度构建理论内涵认同机制，结合实际推进机制建设，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制度规范层面得以体现，引导民众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价值理念，调适和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增进价值认同;二要构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努力实现公平正义，大力纠正各种不公平现象，让失信者受到惩戒，让守信者得到褒奖[53]，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54]，知行统一，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

5. 借鉴国外主流价值观培育经验研究

有研究者基于对美国、新加坡、日本、苏联等国培育和传播核心价值观经验的分析，提出了“精炼表达”“民族特色”“领袖精英榜样效应”“传播形式大众化”“从青少年抓起”“领导干部言行一致”等建议。[5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要注意与西方“普世价值”相区分。“普世价值”力图渲染的价值是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现代国家的构架只有一种，核心价值观当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已经定型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核心价值。[56]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在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之后就要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57]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正是正义所要求的。[58]面对当前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在借鉴国外核心价值观培育经验的同时还应警惕“西化”风险，坚定文化自信，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新进路，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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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增岽）

本文系2019年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加强和创新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调研研究”（项目批准号：19WT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孙健 杨玲

社会主义宪法研究论文 篇2：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宪政文明的发展

摘 要：建设以宪法为内核的宪政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坚持党的领导，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我们继续推动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宪政文明；历史进程；根本保障

文献标识码：A

宪政是人类在政治活动中为实现政治民主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依照宪法规范公共权力和公民基本权利的政治实践活动和政治制度形态，它“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1]，是宪法规范与实施宪法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宪政文明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生活进程中，人类在创制宪政、建设宪政和推进宪政的宪政实践活动中所呈现的进步发展状态和取得的积极有益成果的总和。它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建立在特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是人类在政治生活领域的宪政建设中的进步政治状态，既表现为人类宪政发展所取得的全部进步成果，又表现为人类追求宪政进步的具体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宪政文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在宪政实践活动中呈现出的进步发展状态和取得的全部积极成果。它主要包括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是党在探索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过程中取得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社会主义宪政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和内在要求。

一、中国共产党推动宪政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作为人类政治发展进步成果的宪政文明，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的目标。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初步建构了发展社会主义宪政文明的整体框架，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宪政文明理论，开创了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发展的新局面；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内容，推动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发展进入了新境界；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性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建设和谐世界等重大治党治国理念和战略任务，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使中国宪政文明建设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前景。

(一)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宪政文明的确立和对社会主义宪政文明的初步探索

毛泽东的宪政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政权理论，特别是关于民主与法制建设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包括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思想，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的宪政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总结近代以来宪政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宪政学说，指明了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的实质及其向社会主义前途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定了依宪治国的宪政发展模式。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背离了他的宪政思想，宪法和民主法制建设受到了严重破坏。

1．新民主主义宪政文明的探索和确立。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开始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和实践的初步探索。1937年他主持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这个宪法性文件第一次以宪法大纲的形式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政权性质和任务、公民的民主权利和经济权利等进行了确认，是我国宪法史上第一个由人民代议机关通过和实践的宪法性文件，它为以后探索新民主主义宪政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陕甘宁边区宪政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思想，他指出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中国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2]”。1940年1月，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作了详细的说明，对宪政的实质提出了更加科学的认识，全面贯彻了人民民主原则和新民主主义原则。

建国前夕，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通过，表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已经成熟并付诸实践。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而这也代表了当时他在宪政理论探索中取得的最大成果。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对新中国的国家性质、政体、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对人民的各项权利进行了确认。《共同纲领》和按照它所体现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对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总结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宪政学说中国化的科学结晶。

2．社会主义宪政文明的初步探索。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民主政治的具体实践经验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法制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在主持制定1954年宪法时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3]这就强调了我国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1954年宪法确定了社会主义宪政的目标导向，推动中国社会走上毛泽东所期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先河。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1954年宪法的部分条款已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必须作出相应的修改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需要。但自1957年反右开始，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正常进程被中断，宪法和法律不再受到重视，许多有价值的宪政思想也被搁置，并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虽然在“文革”期间颁布了1975年宪法和之后颁布了l978年宪法两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但在落实宪法原理和立宪主义精神方面，却没有在1954宪法的基础上继承现代宪法原理，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是一种倒退。这一时期实际上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有法律而无法治的宪政虚置期。

(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宪政文明的发展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继承毛泽东宪政思想的基础上，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和世界各国宪政文明建设的经验教训，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

在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中，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并使用“社会主义宪政”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概念，但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概念，已经构成了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1．民主政治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核心。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4]332。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就是要“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5]145，“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要在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上创造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6]。

2．宪法至上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宪法至上要求一切政党组织、政府机构和社会团体的行为和活动都必须以宪法为最终依据。邓小平提出：“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4]371，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就包括这一条”^[5]112。他同时要求，要用党的纪律来维护宪法和法律，“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7]。

3．规制权力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邓小平在思考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时，针对权力集中的现象，作了一系列规制权力的论述。宪政建设最大的威胁来自国家机关以及个人权力的无限扩大，而家长制作风是破坏宪政的重要障碍。邓小平认为，“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4]331权力控制与权力保障相结合是现代宪政的基本取向，邓小平主张通过实行党政分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反对搞特权、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等手段切实实现对权力的规制，以便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保障权力运行的高效化和民主化。

同时，邓小平还对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就是：要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以渐进式发展为建设模式，以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实现途径，以保持政治稳定为基本前提，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基本保障。邓小平丰富的宪政文明思想，是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过程中形成的，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宪政文明的发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进程。

1．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任务，为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宪政思想，提出要运用法律手段解决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并把“依法治国”上升为党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可以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并载入宪法，既深化了社会主义宪政文明的理论内涵，又明确了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

2．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任务，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内容。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8]553其目标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8]543。可见，这也是一个以民主、法治、人权保障等为基本内容的宪政文明建设范畴。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根本指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作出了新的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它必将对我国的宪法与宪政建设产生重大影响。以先进生产力为评判依据，以先进文化为价值导向，以人民利益为终极目标，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宪政文明建设提出的根本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在正确道路上推进的重要保障。

(四)十六大以来党对社会主义宪政文明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早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性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建设和谐世界等重大治党治国理念和战略任务，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使中国宪政文明建设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前景。

1．把保障人的权利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2004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内容。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首次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此举被视为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人权写进宪法表明了政治正在回归到人们起初的期盼，标志着宪政文明建设进入了新的高度。

2．把宪法作为党执政的根本依据。没有无宪政的法治国家，也没有无法治的宪政国家。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9]把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作为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首要前提，这就更凸现了宪政建设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性，彰显了宪政文明对于政治文明的重要意义。同时，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也为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广阔前景。

3．提出科学发展观，为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也是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目的和方向。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0]而保障和实现人的权利正是宪政的本质所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11]对此，列宁也指出：“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12]宪政文明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确认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科学发展观为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二、党的领导是推进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推进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宪政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和内在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宪政文明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新的宏伟事业，不仅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和参与，更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推进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根本保障，是我们总结党推动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得出的科学结论和基本经验。

1．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基本性质的内在要求。尽管宪政文明都是人类政治实践的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它却有着不同的形态和性质。我们要建设的宪政文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政文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离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宪政文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无法保障。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的基本性质决定的。

2．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的重要特征和优势。现代政治基本上都是政党政治，离开了政党的活动，现代政治是不可能运作起来的。现代宪政正是通过政党的活动，才将不同宪政主体组织起来，进而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促进政治生活宪政化的。中国的政党制度既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是根据我国的历史和现状所选择的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它的显著特点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与共产党精诚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这既避免了由于多党竞争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一党专制、监督缺少的弊端。因此，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为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的重要特征和优势。

3．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宪政文明的重要内容。我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之所以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肩负着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政治责任，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同时，党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成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开展工作，成为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可以看出，党的领导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宪政文明的固有命题。而且，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也是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根本途径。

4．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的领导，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但影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发挥，还决定着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实现的程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真正实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目标。宪政文明建设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党必须要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发展，而不能违背科学规律，这即科学执政。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宪政文明，人民是政治权力的主人，党必须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这即民主执政。宪政文明就是宪法政治文明，党必须要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坚持依法治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即依法执政。因此，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是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领导的内在要求，也是落实党对社会主义宪政文明建设领导的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1]周叶中．宪政中国研究(上)[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35.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8.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5.

[7]邓小平.邓小平论民主法制建设[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35.

[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4-09-16．

[10]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4-04-05．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71.

[12]列宁.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0.

责任编辑：钱国华

作者：张晓明

社会主义宪法研究论文 篇3：

法政治学视域下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

摘  要：党内法规是规范党风、建设党的战斗队伍的指导性实践理论规定，而国家法律作为保证整个国家不断前行的重要依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法体制之下，党政制度与法律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法政治学视域之下，还有实现两者的有机衔接与充分协调，才能进一步的实现对党和国家的治理行之有效。本文从法政治学视域下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作为探讨，分析两者关系，寻找出其中一定的方法与规律。

关键词：法政治学;党内法规;国家法律;衔接与协调

引言

随着国家经济与政治的不断发展，为了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建立并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中国，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需要进行有机的结合，作为在各自领域起着指导性作用的体系，两者之间分工明确，意义深重。但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两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与协调的实现，对于国家新时代的发展又有了全新的重要意义。

1 法政治学视域下的党内法规

党内法规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依照法规治党的规范化术语是在201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正式出台之后，这个条例的出台，正式预示着我国共产党第一次拥有党内的“立法法律”，通过围绕该条例展开相关的党内法规制定，可以真正的建立起以党章为“根本法”的一系列制度体系[1]。

（1）法政治学的核心范畴设定党内法规的问题域

“制度化的权利和权力”，是法政治学区别于其它交叉學科的独特标杆，在法政治学视域之下，认为“权利与权力的关联性大都是通过规则或制度形态表现出来，无论是法律长雨中的‘权利统治’还是政治场域当中的‘权力统治’，制度都会成为制约两者发展与制定的重要规则”。在法政治学视野体系之下，制度被严格区分为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但是两者之间毫无疑问是具有很多连接性的，制度作为一种规则，将其应用于党内法规问题的问题看待当中，则可以认为党内法规是政党内部的规则，每一条规定的制定都有其独特的规律与意义。通过规则性的对政党内部的党员和党组织活动进行相关的规定制定，这些规定以权力、义务、责任、权利为相关的“规则依据”，通过高度制度化的建立，最终实现了党的意识形态与最核心的价值观[2]。总的来说，党内法规不会是仅仅限定于一个简单的政治制度之内的，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奠基者，国家共产党在进行党内法规制定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到制度的法律属性，从总体上来看是否是与国家的法律属性一致的，如果与国家法律性质具有很大的区别，那最终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也必然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对于这一点来说，要有别于法律多元主义主张的扩大法概念前提下党内法规多重属性论的观点。因此在法政治学视域之下，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重合的领域是十分重视的，通过一定的理论研究，可以对这个区域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更加有力的分析，从而促进党内法规问题域的理论性研究。

（2）全面依法治国环境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能力”才能赋予党内法规正当性。

“历史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3]。对于现代化的民主国家来说，民主政治必然是法治政治，随着新中国不断的探索和发展，简称特色的民主政治从很大程度之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建设路径，我们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任务是艰巨的，在这之前，没有真正可以完全借鉴的理论。

对于当前来说“法治中国”对我国当前的国家法治状态进行了完整的概括，“法治中国”的核心在于“使人民复杂、真实的利益偏好能够通过正当程序成为党的意志和政策，这种政策又能准确的通过立法程序转化为国家法律，而这种真正体现公意的良法又能被高效实施、严密监督，最终是一个超大型民主国家在不断提升公共福祉的过程中实现善治。”[3]。在这个核心观念之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执政能力合法性最终是能够得到宪法的确认的，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我们都认为，中国的法治发展和历史问题的解决都完全不能与我国党的制度相互分开，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领导必须严格的按照党章规定进行工作开展，通过纵览全局、协调各方，实现行之有效的“治理国政”。对于国家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唯一执政党，从建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引导国家国民健康积极发展，全面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实现，艰巨的领头工作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作用”与“领导地位”，这两点赋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政治责任，这也成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最大特色。

2 法政治学视域下的国家法律

现今的国家法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处于不断的辩证发展过程当中，其发展与演变是符合国情的“历史的演变”，在总体上来看，国家法律作为严格规范国民生产生活活动的基本法，其存在是必然性的，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产物，国家法律既是思想，也是行动。

（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是严格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的，其建立从根本上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制度与起其他各项民主政治制度，体系的建立致力于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基础构建，保证了国家和人民全方面发展，为实现公平、公开、公正的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2）坚持改革开放，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现代化进程

国家法律的发展与国情是密不可分的，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一体化，地区特色化的前提之下，要实现国家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进行相关生产活动过得进行，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通过系列法律法规的建立对市场经济运行、经济秩序进行规范和引导，对于解决一系列历史矛盾，清楚残余落后经济发展思想起着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3 法政治学视域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侧重点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长期的发展当中，侧重点是有明显不同的。党内法规作为明确规范党组织、的党员及其所作所为的规范制度总称，在时代不断发展前行下维持着国家党的领导过程中实现着动态稳定的基本特征;而国家法律是作调整国家公民极其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法规总成，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总的来说，虽然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相关制定的制度规范，但是其侧重点是存在差异的。

4 法政治学视域下党规与国法的关系

两者关系在2014党的十八大会议上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那问题的决定》颁布，真正将“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和法律规范、法治实施、法治监督、发质保证等体系并列，将其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3]。

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出了重要指示，通过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搭建起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重要桥梁。

在这些视觉之下，党内法规的概念及相关条例提出毫无疑问是经过充分的结合当前国家宪法体制激进行制定的，党内法规相关概念的提出完整的表明了制定主体、适用对象、行为准则、制度形态等，对于制度属性来说，党内法规采用了概念的狭义解释方法，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内部制度进行设定，设计道德、法律、办法、政策等方面，但归根结底是一项结合当前国家特色主义发展的制度。

在政治学视域之下，党规与国法有明显区别，党规是政治制度，而国法是法律制度，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一部分的党规也是国法[4]。在一些党政联合发文当中，党规与国法共同生效，具体表现为发文的对象、使用领域、总体针对范围等同时属于党规与国法。但是这并不是勾人党规独立性的理由，因为党规虽然具有一定社会规范属性，从根本意义上来讲，是对党的作用，党规的制定具有明显的自我制度属性，因此不能严格按照国家法律对党规进行定义。

关于黨规与国法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点就是当归与国法的应然层面必须具有一致性，根据“法治理论”来讲，党规和国法的建立是严格按照法治国家的有机统一制定，两者都是对国家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时间，在当前及今后的发展当中，两者都必须严格的按照国家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发展进行制定，即两者发展需有一致性。一致性的内容主要包括：规范目标一致性、核心准则一致性、制度根源一致性。

5 法政治学视域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调

5.1 宪法与党章相协调

《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明确指出，要以“宪法为上党章为本”，只有严格的遵循宪法的相关条例，实现对党内法规相关法律精神的体现，才能够保证党规的制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发展当中实现“辩证统一”的状态，通过党规的制定能够确保需要遵循党规的群体与个人以党章为基本，实事求是，严格规范的在宪法制定的范围之内进行工作，从而符合性的履行党内的职责工作与义务[5]。

无论任何级别的个人，只要身在党规之内就必须严格的遵循“宪法为上、党章为本”的基本规定，将党内工作与思想建设纳入到“依宪治理”的范围当中，只有完全的将党组织和党员的各项活动完全推入国家宪法发展的巨轮之中，才能够不断的促使国家的车轮不断行前滚动;而“党章为本”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向与立场进行明确的表定，通过这个知道思想，我国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能够得到充分的保证。

总的来说，宪法与党章实际上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党章的性质确定了我国宪法的政治定位与政治方向，保证了无论是党还是法律，其存在的意义都是为了不断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系;宪法从党政意义上来讲，则是将党章的意识形态具象化，通过条例的制定与运用，在国家发展的各方面明确的体现出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过程当中，无论是以党章为基础的政党制度建设，还是以宪法为最基本法的国家法律，随着全球整体进程的发展，为了实现国家的有机发展，两者都需要不断的进行相关的演变与完善，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与时俱进，才能够保证政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5.2 法规与法律结合转化，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良好统一

前文提到，在法政治学视域之下，党规与国法具有一定的重合度，笔者认为，对于这些重合的领域，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相互转化，首先党规的调整必然是政务活动的体现，而政务活动中，党政联合发文的形式十分常见，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的执政体制为党政合署。在党政合署办公的前提之下，众多的文件不仅仅是党内法规，同样也是国家法律[6]。党内法规涉及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国家日常政务则设计国家外交、国家内部行政管理、国家党政人员组织、国家清廉工作保证、民生基础建设、绿色可持续发展、科教文卫等方面，相关法规的建立和应用具有严格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对于党组织外部的成员一概不能使用。而由于当的日常政务是与国家发展的各方面工作息息相关的，为了保证政务的正常开展，就需要对党规进行适时的修改与制定，而相关行为的发生，会涉及到国家法律的合法性，但对于国家法律来说，不一定会包含党规需要涉及的内容，在充分结合相关的条件之后，党规的制定就成了“先行者”，通过“先行者”的实验与改进，在国家法律条件成熟之后，可以实现党规与法律的转化，从而实现国家法律的转变与进化。

5.3  依法治党，促进党内法规审查

除了党规与国法的相互转化之外，需要注意到宪法是一切立法的基础，从国发优先的角度来看，党内法规如果与国家法律在某个方面存在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党内法规的制定违背了构架宪法的立法原则，由于党内法规在某些时候是作为“先行者”进行规定的建立，在时机成熟后转化为国家法律，在制定时候，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违背”情况。为了解决此种情况，就需充分利用国家法律实现党内法规合法性。

该思路在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时候，具体表现为国法优先，立法机构与法治部门紧密联系，通过度党规的制定规划进行结合国家宪法的全面合理审查，首选保证该党规的合法性;其次在党规立定过程当中，立法及监督各方需要对该法规进行充分而详尽的分析和研讨，分析当前形势之下该法规的合理性于适用性，明确可能会与国家宪法发生冲突的部分，进行法规修改或者否定。通过依法而立的手段，实现党规与国法的协调与衔接。

6 结语

在法政治学视域之下，党规和国法存在着一部分的重合，党规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先导性指导思想，与国家法律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联系，两者看似独立，却相互影响，本文就法政治学下党规与国法的衔接与协调展开相关的探讨，分别分析了党规与国法在法政治学下的特点，通过两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了协调与衔接的一定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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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姬亚平;支菡箴;.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和衔接[J].河北法学，2018，v.36;No.291（01）：33-43.

[3]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实践：党的教育版，2014：16.

[4]  徐信贵，刘耀.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问题研究[J].观察与思考，2018，492（12）：53-59.

[5]  中共中央发布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J].实践（党的教育版），2013（12）：30.

[6]  程展.中央发布首个党内法规制定五年纲要[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4（1）：84-84.98ewq

作者简介：范沐宸，女，1989年8月27日，汉，江苏南京，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政治学。

作者：范沐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