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教师思想论文

【摘要】19世纪70年代，幼稚园教育伴随着福禄培尔教育思想传入日本，并在日本迅速发展起来。幼稚园教育传播到中国则是以日本为媒介的，因此清末幼稚园教育的发展深深地打上了日本幼稚园教育的烙印。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清末幼稚园教育在日本影响下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吴汝纶教师思想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吴汝纶教师思想论文 篇1：

吴汝纶与张之洞课程观之刍议

[摘要]自从洋务教育开设了“西文”、“西艺”课程之后，就打破了以“四书”“五经”一统天下的传统课程格局，但是西学课程尚没有制度化、系统化。经过吴汝纶、张之洞等有识之士的努力，1904年颁行了《癸卯学制》，对西方课程的引进开始制度化。文章通过对学制的奠基人昊汝纶、张之洞二人的课程观进行比较，进而反观中国近代课程的嬗变。

[关键词]吴汝纶；张之洞；课程观；中西合璧；中体西用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做着一个“富强”梦，吴汝纶与张之洞就是近代中国做着富强梦的两个先觉先行者。他们企图通过引进西学，打破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旧课程体系，进而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本文旨在通过对二人课程观的比较，进而反观中国近代课程的嬗变。

一　吴汝纶、张之洞二人的“中学”源流及“西学”课程设置思想的渊源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枞阳高甸(旧属桐城)人，是桐城派后期的传人，为古文学家和教育家。他出身于书香之家，自幼耳濡目染的是诗书礼仪，接受的是儒家正统的“程朱理学”的教育。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曾入曾国藩、李鸿章幕。自1866年应邀入曾府后，开始“睁眼看世界”。曾官内阁中书，深、冀两州知州。弃官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1902年经管学大臣张百熙荐举，传谕赏加五品卿衔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做出了开创性业绩。他破旧立新，始终如一地遵循自己逐步创立的全新教育思想，从宏观的教育制度、学制、课程，到微观的推广普通话、“省笔字”，都率先倡导。他以长于古文而闻名，但以引进“西学”而著称，《清史》传记称：“汝纶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词，无古今，无中外，唯是求之。”1902年张百熙在推荐吴汝纶为总教习的上奏文中称总教习人选必须是“人德、人望具备，学问、品行皆优”，“学问纯粹，明察时事，深通古今，详知中外”。而吴汝纶正是具备了这些品质。

1902年，吴汝纶受张百熙委托亲自到日本考察教育，详尽了解日本教育改革的实态，从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相关信息传达给国人。在6月20日至lO月18日长达4个月的教育考察中，吴汝纶殚精竭虑，先后17次到文部省听取日本方面教育状况的全面介绍，访问了长崎、神户、大阪、西京、东京等地，共参观考察了各类学校52所，从学制到学校组织、从课程设置到课堂教学、课外活动等，只要与学校教育教学有关，无不详细询问，亲作笔记，并精心整理，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归国前夕，一部长达10余万字的凝聚着吴汝纶心血的考察汇报《东游丛录》基本脱稿。《东游丛录》详尽介绍了日本学制，被视为“中国最高教育当局派员访询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教育制度的第一份调查报告”，出版后引起国内外轰动，吴汝纶访日期间曾写给张百熙6封信，在信中所阐释的教育改革意见，如主张中西兼学、学制要缩短等为张百熙制定《壬寅学制》奠定基础，从中也确立了他自己的课程观。

回国后，吴汝纶回安徽筹办桐城学堂，并亲自撰写《学堂招考帖》：“窃谓今后世界与前古绝不相同，吾国旧学实不敷用。今外国所以强，实由学术微奥，成效昭著……入学之后，稍窥新学藩篱，即保全人种之心，必日加日甚，非学至与外国竟胜不止。”

吴汝纶创办的桐城学堂，也反映了他对西学价值观的认识和肯定。1903年正月吴汝纶病逝。吴汝綸的挚友严复高度评价他是博识中学但又不轻视西学唯一之人，《清儒学案·挚甫学案》称：“自望溪倡古文义法、刘姚继之，桐城一派遂为海内正宗，绵延二百年，而挚甫为之殿；海通以来，中国屡受外侮，识时之士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强，挚甫尤喜言西学，异乎拘墟守旧者也。”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中年后别号壶公、香岩居士、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老人，谥号文襄，直隶南皮人，出生于长于经学的科举世家。张之洞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经史参加科举，1863年中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开始仕途生涯。曾任学政、乡试副考官、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1903年初，张之洞入京，5月张百熙等奏请添派重臣会商学务，清政府遂起用张之洞修改学制。1907年补任协办大学士，9月补授军机大臣，奉旨管理学部事务，1909年10月病逝。教育事业伴随他一生，整顿科举、兴办书院、创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成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中的领袖。1904年1月他主持的《癸卯学制》的颁行，在中国教育近代化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教育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新教育转型的全面启动。《癸卯学制》充分体现了张之洞的近代课程观，并在近代课程由旧而新的嬗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癸卯学制》出台之前，张之洞曾在湖北设计了一个省区学制系统。张之洞自1889年出任湖北总督以来，不但新创了新式学堂，而且逐渐将旧式书院改章，在书院课程中增加了西学内容。在创办新教育上，湖北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所谓“鄂省学堂学务冠于各省”。为了使这些学堂在学制上具有系统性，1898年正月，张之洞即派姚锡光等人到日本考察学校，“将政治学、法律学、武学、航海学、农学、工学、山林学、医学、矿学、电学、铁道学、理化学、测量学、商学各种学校，选材授课之法，以及武备学分枪、炮、图绘……各种课程，或随时笔记，或购取章程赍归，务详勿略，藉资考镜。”姚锡光在日本对陆军省和文部省的学校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向张之洞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1898年4月张之洞在《劝学篇·学制》中介绍了西方课程建设，“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专门之学，极深研几，发古人所未发，能今人所不能，毕生莫殚，子孙莫究，此无限制者也。公共之学，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章，学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入学者不中程不止……小学堂之书较浅，事较少，如天文、地质、绘图、算学、格致、方言、体操之类，具体而微。中学堂书较深，事较多。……方言则兼各国，算学则讲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及。余事仿此。大学堂又有加焉。”

并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了各级学堂课程设置的设想：

“小学堂习《四书》、通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算术绘图格致之粗浅者。中学堂各事，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经》，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大学堂又加深加博焉。”“其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日：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一日：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习艺之西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讲求。)才识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

者，宜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大抵救时之计，救国之方，政尤急于艺。一日：宜教少年。学算……学图……学格致、化学、制造……学方言……学体操……一日：不课时文。一日：师不苛求。”

1901年12月至1902年1月，张之洞又派罗振玉、刘洪烈一行专门考察日本学校的使团，罗振玉负责“考求中小学普通学校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刘洪烈负责“考究教法、管学两事暨访购书籍”。罗振玉还将考察日记汇编成《扶桑二月记》一书，详细收集了有关日本的教育制度的各种章程110份之多，回国后在《教育世界》杂志上连续译载近100件，并多次与张之洞会晤，对张之洞制定湖北学制及其课程思想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902年底，张之洞与湖北巡抚端方会衔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出台了湖北学制体系，这个学制的基本体系是仿照日本学制。张之洞将这个关于湖北学制体系的奏折上陈后，清廷交给管学大臣张百熙议奏。张百熙对张之洞的奏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称：“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湖北所办学堂，颇有成效，此中利弊，阅历最深。”张之洞也就《壬寅学制》提出了4条补充意见：其中关于课程设置方面主要是读经，要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读经、温经的课程，“尊拟以‘十三经’分配各学堂，期于人人能读全经，用意甚厚；但学堂功课既繁，日力有限，学生资性不奇，必限读全经，转恐记诵不能纯熟，讲说不能全解”。张百熙充分肯定了他的建议。这成为张之洞进京参与厘订《癸卯学制》的直接契机。从中也可以看出张之洞对经学课程的重视。

吴汝纶、张之洞二人是卓越的教育家，更是近代学制的奠基人，二人有着不同的家学渊源，都重视对西学课程的引进，也同样有着关于中西文化融合的困惑。二者对西学课程认识的渊源都来自于日本。

二　张之洞、吴汝纶会通中西的课程观

作为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吴汝纶有着很深的“中学”情结。为了通过教育救国，吴汝纶全力从事于教育事业，积极把西学引进到自己的教学活动之中。他的课程视野要比洋务大员开阔。

面对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时局，吴汝纶悟到引进“西学”是挽救时弊的唯一出路。他说：“今世富强之具，不可不取之欧美耳。得欧美富强之具，而以吾圣哲之精神驱使之，此为最上之治法。”他呐喊：“救亡之法，必以士大夫讲求西学为第一要义。”

吴汝纶在办教育的过程中，坚持“东西合璧”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既要学习西学，又要使中学立于不败之地，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先以中国文字浸灌生徒，乃后使涉西学藩篱”。

吴汝纶作为一代古文大师，一方面对中国古文一往情深，但是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中学的缺陷，“中国之学，有益于世界者绝少，就其精要者，仍以究心文词为最切”，“在今日，强邻棋置，国国以新学致治，吾国士人，但自守其旧学，独善其身则可矣，于国尚恐无分毫补益也”。吴汝纶在创办桐城学堂的招生简章中就认识到了世界中西优劣存于“学战”：“各国侵投面内，各用其学战胜，吾学弱不能支。”要想求生存就必须以引进西学为武器。

但是当西学的大潮滚滚而来时，他又站在“中学”的角度上忧心忡忡：“见今患不讲西学，西学既行，又患吾国文学废绝……西学畅行，谁复留心经史旧业，立见吾周孔遗教，与希腊、巴比伦文学等量而同归澌灭，尤可痛也。”

尽管如此，吴汝纶的课程思想远远跨越了“中体西用”的藩篱，他在处理“中學”与“西学”的课程关系上比较激进。

从吴汝纶在辛丑年(1901年)九月十七日《与陆伯奎学使》的信中可以管窥吴汝纶关于各级各类学校课程的设想，列表如：

从表1看，吴汝纶在课程设置上有很多新思想，如把《天演论》、《原富》列人大学中的西学课程。但是此时，他的课程设置还缺乏系统的学科归属性。

迨至1902年，通过与西方、日本学者广泛的接触，他对西学的学科体系已有更为清晰的理解。这时他已知道西学的学科体系有不同的划分，各体系下有各自的课群。而最流行的则是“分科学为三种：一自然科学，二社会科学，三心理科学。自然科学分为二类：一形式科学，二材料科学。材料科学又分二类：一天然，二性态。自然科学，其总为生物学，其别为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矿学；此诸学总称为博物学。博物学之外，有物理学：如力学、声学、光学、热学、电学，皆物理学也。博物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地文学，皆属天然科学。其生理学、组织学(凡人物身体之构造，骨骼之结合，研其效用，谓之组织学)、病理学、卫生学，此诸学皆属性态科学。所谓形式者，数理学也，分为数种，日代数学、几何学、微分学、积分学，此数者皆谓之形式科学。社会科学，其别有法理学、经济学、财政学、计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科学其别有伦理学、论理学、教育学、宗教学、言语学、审美学”。

在吴汝纶的课程思想里，并没有彰显中学、西学的“体用”、“主辅”的关系，或许可以用“中西合璧”来概括吴汝纶的课程观更为客观。正如他的诗文表述“只今学术当全变，安得东西并一堂”，“何当泛扫浮云尽，天汉东西一色明”。吴汝纶“中西合璧”的课程观实为难能可贵。

张之洞在《癸卯学制》中全面阐释了他的课程思想，其课程设置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以“中体西用”为纲。张之洞强调：“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反映在整个课程体系上，特别突出伦理道德教育的地位。亦即体现以培养德性为中心的最高教育目的。奏定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章程均把修身课列在课程之首，特设读经讲经课，且分量很重。特别在作为学制总纲的《学务纲要》集中鲜明地体现出经学的特殊地位：“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方足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并详细规定了读经讲经的具体要求。以初等小学堂的一年课程设置为例，共8门课，每周30个课时，其中修身加读经两科就有14个课时，几乎占一半。中学共12门课，周学时为36节，读经课为16节，读经课占了总学时的1/4。除外，每门课中还渗透着伦理道德教育。例如，学制中规定初等小学堂历史课的要义为：“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善美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地理课的要义：“使知今日中国疆域之大略，五洲之简图，以养成其爱国之心，兼破其乡曲僻陋之见。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

养成其爱乡土之心。”课程设置十分强调教学的教育性，重视利用乡土资料因地制宜地进行教育，并以知识技能的传授作为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张之洞在经学课程的制度安排上煞费苦心。他认为：“改革大旨，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

张之洞在《癸卯学制》中对经学课程的地位和中西课程的关系详细加以论述。1)不必早习洋文。“中文未通，专习洋文，则不能读中国之书，明尧、舜、周、孔圣教之理，不能知中国古今事，不能办公牍，不能与平人通书札，即使谨厚无他，亦终不堪大用，况浮薄忘本势所必至乎?”高等小学后再学外语。2)不讲泰西哲学，“中国之衰，正由儒者多空言而不究实用，西国哲学流派颇多，大略与战国之名家相近，而又出入于佛家经论之间，大率皆推论天人消息之源，人情、物理、爱恶攻取之故。……究其实，世俗所推为精辟之理，中国经传已多有之。近来士气浮嚣，与其精意不加研究，专取其便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假使仅尚空谈，不过无用；若偏宕不返，则大患不可胜言矣。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骛数万里之空谈哉?”3)认识到经学课程对维护清政府统治和中国传统的重要性。以幼学不废经书为防流弊第一要事。“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经书，纲常名教、礼义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动摇故也。”“若小学不读经，中学不温经，则万万不可。”其结果，“始则无人肯读，三十年以后则宿儒已尽，后学茫然，必致无人能解，从此经书废绝，古史亦随之，中国之理既亡，中国岂能自存?”

作为近代课程改革的先驱者吴汝纶、张之洞二人，均重视对西学的引进，并通过新学制的制定，使得引入的西学课程体系制度化，打破了以“四书”“五经”一统天下的课程格局。但是细究二者的课程观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

其一，吴汝纶、张之洞都主张将“西文”课程列入学堂之内。张之洞在湖北改革书院时，决定把自强学堂改办成一所主要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学堂，自强学堂开设8门课程，每周总学时共计41.25学时，其中外国语周学时为16学时，所占比重很大。

吴汝纶早在主持莲池书院时改革教学内容的主要措施就是增设外文课程。1899年他首次开设英语、日语专业，延聘英人居格豪任英语教师，日人野口多内任日语教师。他认为时文寿命不长，率先把自己的儿子送进日语学堂。书院兼习中西，并以西文为重，在当时非常少见，吴汝纶也自称“恐止莲池一处”。

二者都非常重视外国语，张之洞主张不能“早习洋文”，要求学生奠定中学根基后才“勤习洋文”，并且外国语为普通中学“必需用最重之功课”，“英语、东语为尤要”。

其二，吴汝纶、张之洞都重视对“西艺”的引进。“西艺”主要是指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亦即“西学”的器物层面。因为近代企业的机器生产和军事都离不开掌握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至近代学制建立时，西艺的重要性已经为国人普遍认可，另外西方科学技术是一个宽阔的知识领域，对中国人来讲又是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所以“西艺”的学习任务繁重。中学阶段均重视数学、物理、化学课的设置。吴汝纶和张之洞对于“西艺”的侧重点由于个人喜好不同而不同，吴汝纶痴迷西医，犹为强调医学。但是为救时急，结合中国国情，他们二人都对矿学、炮工等各种西藝课程非常重视，并无太大分歧。1902年吴汝纶已把西学学科分为三大类：一自然科学、二社会科学、三心理科学，三大学科有着各自领域的课程群。

其三，吴汝纶、张之洞都主张学堂要“政艺兼学”，但他们所主张的“西政”课程的精神内涵却不尽相同。张之洞认为“西政”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诸科。张之洞为《癸卯学制》中大学政法科所列学习课程为：大清会典要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全国人民财用学、国家财政学、各国理财史、各国理财学术史、全国土地民物统计学、各国行政机关学、警察监狱学、教育学、交涉法、各国近世外交史、各国海路军政学补助课、各国政治史、法律原理学、各国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各国刑法总论等。仔细分析可得出结论：张之洞“西政”主要包括了资本主义的工商、财政、行政、军事、文教等管理规章，只限于对封建统治不产生危害的学科领域，正如他所说，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他惧怕支撑西方政治制度的精神支柱——西方哲学。他尤其担忧民权思想的流布。而吴汝纶与其相比要激进得多，吴汝纶将《天演论》、《原富》等西方社会学著作列入大学堂中。1897年吴汝纶在为《天演论》作序中预言赫胥黎的理论在中国会产生“初凿鸿蒙”的作用。《天演论》用自然科学的许多事实，论证了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的客观规律，以达尔文的科学性和说服力，给当时国人振聋发聩的启蒙影响。吴汝纶还删繁就简印行了《吴京卿节本天演论》，他把《天演论》作为西政课程，大大开启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成为振兴中国的思想武器。正如当时有识之士所言：“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其四，吴汝纶、张之洞二人的课程指导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张之洞的课程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中华文化，文物制度，相沿相继数千年，已形成观念形态的民族文化传统，并由此产生着极大的凝聚力，成为民族性特质的标志。但面对时势的变化和西方文化的挑战，非吸收他人之先进文化则不足以拯救民族的危亡，用张之洞的话说“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因循守旧必致衰败，但全盘西化亦不切实际。张之洞所坚持的“体”是指儒家的纲常名教及封建专制制度，所谓“用”，则是西方的技艺，这就使得在引进西方的课程体系上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吴汝纶的课程指导思想可以用“东西合璧”概括，“东西合璧”或许可解释为是中学、西学“合二而一”的认识论、方法论，“东西合璧”的观点是一种“合二而一”的思维方式，它含有“兼容并包”的意识。吴汝纶为其亲手创办的桐城中学堂撰写的对联中的下联“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之语正是他课程观中“东西合璧”思想的最好体现。相比之下，“中体西用”的课程指导思想则显得守旧、折中、保守。

从课程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上看，张之洞在吴汝纶之上。此外，吴汝纶、张之洞二人的课程观又各自受家学的影响，吴汝纶重诗文而张之洞重经学。

毋庸置疑，吴汝纶、张之洞的课程思想记录着中华民族为摆脱屈辱而进行“教育救国”的心路历程，二者课程理论对于过渡时期的中国从四书、五经一统天下转而进入近代新课程改革的实行，以及新课程的确立起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

作者：刘　虹

吴汝纶教师思想论文 篇2：

清末幼稚园教育发展日本化透视

【摘要】19世纪70年代，幼稚园教育伴随着福禄培尔教育思想传入日本，并在日本迅速发展起来。幼稚园教育传播到中国则是以日本为媒介的，因此清末幼稚园教育的发展深深地打上了日本幼稚园教育的烙印。然而不能忽略的是，清末幼稚园教育在日本影响下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关键词】幼稚园教育；清末；日本

虽说自人类产生以来就有了幼儿教育，然而幼儿教育机构的正式定型却是后来的事。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起初无不以家庭为幼儿教育的基本“机构”。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第一所幼稚园在德国产生。由于其自身具有的优越性，再加上福禄培尔及其追随者的大力宣传，幼稚园教育在西方开始盛行。19世纪70年代，幼稚园教育伴随着福禄培尔教育思想传入日本，并在日本迅速发展起来。幼稚园教育传播到中国则是以日本为媒介的，晚于日本约二十余年。因此，清末幼稚园教育的发展深深地打上了日本幼稚园教育的烙印。本文试图分析日本幼稚园教育是如何影响中国幼稚园教育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时中国幼稚园教育的特色与不足之处。

一、日本幼稚园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

19世纪70年代，近代中国开始了与日本明治政府的外交往来。1877年1月，何如璋、张斯桂、黄遵宪等正式出使游历日本，他们在游历过程中对日本的学校教育（包括幼稚园教育）均有所关注，并留下了可贵的片言只语。如张斯桂在《使东诗录》中写道：“携同保姆学观场，乳臭孩提六七行（约近百人）；何必胜衣方就傅，纵然总角也登堂（自四岁至六岁）；教循矩步心求赤，试听弦歌口褪黄；画荻馀闲呈杂戏，秋千影里话斜阳。”〔1〕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馀纪》中专门列有幼稚园表一项简单介绍了日本的幼稚园情况。〔2〕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这样描述当时日本的幼稚园：“联袂游鱼逐队嬉，捧书挟策雁行随，打头栗凿惊呼暮，怅忆儿童逃学时。（附女子学校有幼稚园，皆教四五岁小儿。鸟兽草木，日用器具，或图画，或塑形，以教之以名。教之剪纸画罫，抟土偶，叠方胜，以开其知识。教之唱歌、说话、习字，陈一切蹴鞠、秋千之类，于放学时听之游戏，以诱掖其心，节宣其气。课程皆有一定不易之刻，坐立起止，皆弱以兵法部勒之，泰西之教法也。校中有保姆，有训导。）” 〔3〕

遗憾的是，一方面由于甲午战争之前国内风气未开，另一方面由于以上诸君在教育界的影响力有限，所以这一时期对日本幼稚园教育的介绍没有在国内引起重视。甲午战争之后，大量学生赴日学习教育，成批的官绅赴日考察学务，再加上部分维新人士在日本避乱时致力于学术和教育方面的研究，使得日本的幼稚园教育得以正式完整地传入中国。其代表性的人物有吴汝纶、罗振玉、严修、梁启超、吴朱哲、曹广权、吴荫培等。

吴汝纶于1902年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赴日考察，为时将近四个月。在日本期间，吴汝纶不仅参观了日本的各类学校，还聆听了文部省关于教育的讲座，并与日本教育界人士进行教育方面的交谈。吴汝纶于同年10月归国前在日本出版了自己的考察日记《东游从录》，提出改革中国教育的设想。吴汝纶考察的重点放在学校制度上。在吴汝纶赴日前，中国学校教育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各类学校较为分散独立，基础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902年8月，由张百熙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当时吴汝纶正在日本考察，并未直接参与学制的制定工作，但是吴汝纶是在张百熙跪请下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取得张百熙的同意后出游日本的。在此期间，两人经常保持联系，吴汝纶曾给张百熙写过六封信，表达自己改革学校建设的设想和意见。因此，不能否认吴汝纶赴日考察对清末第一个学制的影响。

罗振玉于1901年冬受张之洞与刘坤一的委托，携两湖书院监院刘洪烈，自强学堂教习陈毅、胡均等一行六人赴日考察学务，出发之际即受命考察日本现行学制章程，以期为国内参考之用。罗振玉一行于次年春归国。罗振玉著有《扶桑两月记》介绍日本教育制度，并在其创办的《教育世界》上发表多篇关于建立学制的文章。他还与随行的陈毅直接参与了《癸卯学制》的起草工作。《癸卯学制》将“蒙养教育”的年限从六七岁儿童降至“为保育三岁以上至七岁幼儿”，并确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幼稚教育法规——《奏定蒙养院章程和家庭教育法章程》，更加明显地体现了属于幼稚园性质的蒙养院地位。《癸卯学制》的制定与罗振玉一行的考察密不可分，参与起草者陈毅更是功不可没。

严修于1902年、1904年两度东渡日本考察教育。除了考察师范、实业以及各类私立学校外，还着重考察了日本幼稚园。从严修的《东游日记》中可以看到，严修在日本期间参观了多所幼稚园，从与各幼稚园园长或保姆的交谈中汲取了实施幼稚园教育的理论与经验。1905年，严修在天津创办了严氏女塾保姆讲习所，并附设蒙养院作为学员实习的场所。鉴于国内幼稚园的师资和设备的贫乏，严修聘请在日本结识的大野铃子出任教师，翻译并使用日本幼稚园教育教材，还从日本购得钢琴、风琴、儿童桌椅、教具等教学设备。

梁启超在逃亡日本避乱之际，对日本的教育制度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考察与研究，《教育政策私议》即是他在1902年所撰的一篇教育论文。在该文中，梁启超不仅提出了构建一套从幼稚园、小学校、中学校、分科大学到大学院的系统学制，首次将幼稚园教育纳入学制系统，并且设计了一份教育期区分表，即儿童身心发达表，明确将教育期分为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期、成人期四个阶段，且概括出每一阶段在身体、知、情、意、自观力等方面的特征。梁启超归纳的幼儿期身心特征为：在身体上，一岁前后，乳齿生，习步行，学言语，始与他动物全别，具人类之特性；有营养之求，有欲望之起，感觉之力渐臻敏捷。在知上，感觉知识之动机极为锐敏。在情上，其感情皆起于感觉，恐怖之情甚强。在意上，只有感应的意志。在自观力上，未自知有我，纯然沌浑未凿境界。〔4〕由此可见，将幼儿身心特征与教育分期紧密结合，并以此构建囊括幼稚教育的学制体系，正是梁启超考察日本及西方教育制度的理论成果。

以上诸君在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的过程中，主要是考察学校教育制度，形成了对包括蒙养院或蒙养园在内的学校制度的宏观上和理论上的认识，为中国近代学制的确立以及幼稚园教育制度的确立奠定了一定的制度基础。后期的赴日考察者则主要是从微观和实践的层面将日本幼稚园教育传播到中国并加以实践。

1906年，礼部侍郎曹广权赴日本考察学制，结识了日本著名教育家中村五六，在与中村的交流中，接触到福禄培尔的幼稚园教育思想。归国时，曹广权将从日本获得的福禄培尔游戏恩物带回国内，并介绍给国人。1908年，曹广权在北京创办曹氏家塾幼稚园，以自己在日本期间所获的幼稚教育知识指导幼稚园工作。1910年，曹广权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幼稚园保育实习谈》一文，宣传福禄培尔关于游戏、唱歌、谈话、手技等方面的幼稚教育思想，“弗勒别尔（福禄培尔）创立保育事项，区之曰游戏、唱歌、谈话、手技四者，各有情义。语其大要，即以使幼儿身体知识平均长育为主，必按合儿童年龄心性及家庭社会情形，由保育者酌定一贯通主旨，联络而善用之，始能合其本意。若四者各不相谋，或畸轻畸重，或任便为之漫无用意，或强行成法不解便通，则非徒无益，反足为害”。〔5〕当然，曹广权所介绍的福禄培尔教育思想是经过日本人加工而成的二手材料，但其思想主旨是基本一致的。自此，该杂志刊登了多篇有关福禄培尔及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文章，逐步形成了幼稚教育思潮。

1906年7月，新授广东潮州府遗缺知府吴荫培受两江总督端方的委派，自费赴日本考察。吴萌培在考察期间著有《岳云盫扶桑游记》，详细记录了考察之所见所闻与所思所想，并请端方代为上奏。吴荫培的具陈主要有五条，其中第一条即“兴女子师范学校及幼稚园”，具体为：“学业始于普通，终于专门，中学校以下大抵皆普通学。中学校以蒙小学校为基础，蒙小学校以幼稚园为基础。日本幼稚园学生小者只有四五岁，保姆教导分谈话、手技、游戏等三科①，事甚浅易，而德智体三育隐寓其中。日课惟午前三小时，无寄宿，过午即归。”目睹日本幼稚教育的发达，有感于本国教育的滞后，吴萌培感叹“今日兴学当以此为第一事”。然而，由于当时新式教育风气初开，除了京师、上海等地外，幼稚园的开设较为艰难，再加上女学风气未开，势必影响到幼稚教育的师资。因此，吴荫培认为“似宜明降谕旨，责成各行省遍设女子师范学校及幼稚园，以开众学之先”。〔6〕1907年以后，中国女子教育及幼稚园教育取得了相应的地位与进步，不能说没有吴荫培等人士的提倡之功。

吴朱哲女士在1903年协同吴馨女士创办上海务本女塾后，也于1904年单身赴日，就读于日本保姆养成所。1907年学成归国，她在上海公共幼稚舍创办保姆传习所，从学者36人，〔7〕更是推进了清末幼稚园教育的实际发展。另外，大量清末留学生和提学使的对日教育考察都在向国人介绍日本幼稚园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日本幼稚园教育对清末中国幼稚教育的影响及评价

在清末学习日本的风气和氛围中，幼稚教育同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日本幼稚园教育的烙印，在办园宗旨、师资延聘、课程、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带有浓重的日本色彩。

从办园宗旨上看，清末幼稚教育较为浓重的德育和智育色彩深受日本幼稚教育宗旨的影响。《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第一条即指出：“幼稚园因家庭教育之不完全而设，专辅小儿自然智能、开导事理、涵养德性，以备小学堂之基础为宗旨。”〔8〕该章程是在日本人户野美知惠的指导下拟订而成的，自然是以日本幼稚教育宗旨为参照。《奏定蒙养院章程和家庭教育法章程》也规定保育教导要旨为“使之远于浇薄之恶风，习于善良之轨范”，“留意儿童之性情及行止仪容，使趋端正”等。〔9〕

从师资上看，清末幼稚园的保姆或教习大多聘自日本。中国近代第一所公立幼稚园是1903年秋创立于武昌的湖北省立幼稚园，聘请三名日本人为保姆。是年北京京师第一蒙养院成立，院长由日本保姆师范毕业生担任，并聘两名日本人为教习。随后，上海务本女塾、无锡竞志女堂、湖南蒙养院、天津严氏家塾保姆传习所和附属蒙养院、福州幼稚园保姆养成所等幼稚机构都聘有日本保姆或教习。清末先后有户野美知惠（湖北幼稚园）、河原操子（上海务本女塾）、加藤贞子（京师第一蒙养院）、春山雪子、佐滕操子（湖南蒙养院）、小野八千代（南京弁敏女学堂幼稚园）、酒井余野（安庆布政司衙门幼稚园）、河濑梅子（福州幼稚园）、山口政子、前田新子（奉天第一、二蒙养院）、大野铃子（严氏女塾保姆讲习所）等日本人来华从事幼稚教育工作。〔10〕

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清末幼稚园的课程及实施方法基本上照搬日本。《奏定蒙养院章程和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保育教导条目为：游戏、歌谣、谈话、手技，与曹广权考察日本时所记录的游戏、唱歌、谈话、手技的课程如出一辙。晚清最后十年中所开设的幼稚园（教会幼稚园除外），基本上都是依据日本的幼稚园课程进行教学的，甚至连日语也成了学习科目。在教学过程中仍然是以注入式为主，正如张雪门在《我国三十年来幼稚教育的回顾》一文中所述：“要形容这一时期的幼稚教育，和现在注入式的小学十分类似。他们将谈话、排板、唱歌、识字、积木等科目，一个时间一个时间规定在功课表上，不会混乱而且也不许混乱的，教师高高的坐在上面，蒙养生很端正的坐在下面。教师教一样，学生学一样，全部活动不脱教师的示范，儿童不能自己别出心裁，也不许其别出心裁。至于各种工具和材料，如果教师不给，儿童自然不能自由取用，且放置的地方很高，儿童虽欲取而不得，管理上的严肃主义，也和现在注入式的小学一样。”〔11〕

综上可知，清末中国幼稚教育的发展的确是在日本幼稚教育的影响下进行的，存在着 “东洋化”的倾向。民国后期著名的幼儿教育家都曾指出此时期幼稚教育的主要弊端之一即为此。陶行知称此为“外国病”，提出建设“中国化”的幼稚园，陈鹤琴就此指出“幼稚园要适合国情”，张宗麟在对江浙等地幼稚园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幼稚教育的“民族性”。诸如此类的批判和建议层出不穷。然而不能忽略的是，以上教育家并没有绝对地否定此时期幼稚教育在日本影响下取得的一定进步，“幼稚教育之来华，尤为近十数年间事，故一切设备教法抄袭西洋（引者注：包括日本在内）成法，亦势所难免”，便是最好的注脚。〔12〕“幼稚园要适合国情”从一个方面理解是要体现自己的民族特性，从另一方面看，则是要适应当时的国情。众所周知，当幼稚园教育在西方和日本普遍盛行的时候，中国的幼稚教育还是封建式的家庭式教育，基本上没有正规的社会性幼教机构，因此在幼稚教育内容、方法等方面带有严重的封建落后性，当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日本的媒介将幼稚园教育介绍到中国并加以实践时，幼稚园教育在中国正式落地生根，中国的幼稚园教育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因此不可抹煞日本幼稚园教育所发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斯桂.使东诗录〔M〕.长沙：岳麓书社,1985:147－148.

〔2〕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馀纪〔M〕.长沙：岳麓书社,1985:276.

〔3〕黄遵宪.日本杂事诗〔M〕.长沙：岳麓书社,1985:655.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教育政策私议〔M〕.上海：中华书局,1941.

〔5〕曹广权.幼稚园保育实习谈〔J〕.教育杂志,1910,(6).

〔6〕吴荫培.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教育考察

记：岳云盫扶桑游记〔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765.

〔7〕陈鸿壁.幼稚教育之历史〔J〕.教育杂志,1927，（2）.

〔8〕〔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386,384.

〔10〕汪向荣.日本教习〔J〕.社会科学战线,1983,(3).

〔11〕张雪门.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我国三十年来幼稚教育的回顾〔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179－180.

〔12〕张宗麟.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调查江浙幼稚教育后的感想〔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425.

作者：方玉芬

吴汝纶教师思想论文 篇3：

吴汝纶的外语教学观对当代英语教学的启示

摘 要: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教育上也逐渐接受西学,为了应付外交,外语便被摆在重要地位。吴汝纶是清末教育改革家,对外语教学他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并在莲池书院付诸于实践。当代职业教育中英语教学也问题重重,笔者就吴汝纶的外语教育学观展开论述,希望能对当代职业教育英语教学的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吴汝纶 职业教育 英语教学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与外国交涉日益增多,为了在中外交涉中不受欺蒙,清政府于1862年开办了京师同文馆,此乃近代外语学堂之始。其后,全国陆续开办了各种语言学堂30余所。但这些近代洋务学堂均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办学宗旨。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儒家的纲常名礼及封建专制制度为根基,只吸纳西方的技艺,不涉及西方的思想文化,强调中学圣哲精神的纯洁性,不能被西方精神所浸染。

一、吴汝纶的外语教学实践

当时的学堂均由政府主办,仅把外语作为一种语言工具,而排斥其文化内涵,拒绝一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违背的东西。而由民间形式主办,教学以西文、西政为主,方法上注重理解、融会贯通和实践的学堂在清末殊为罕见,“书院中兼习西文亦恐此莲池一处也。”保定莲池书院在当时独树一帜。时任山长的吴汝纶功不可没。吴汝纶(1840-1903),近代著名教育家,桐城派代表人物。他学识渊博,满腹经纶,却“旧学淹贯而不鄙新知”。他批评其他学堂的开办“不拟请洋师,以中学为主,中学又以理学为主,亦恐难以实效。吾国士大夫见闻既少,人人自以为是”,认为“教育精在知复现理想之重要,理想在脑,能驱人而赴向上之域,而有活泼之气,若自国家言之宜取东西文明精神,打为一块,以立思想。”

在吴汝纶的主持下,莲池书院先后设立西文、东文学堂,且分别聘请外籍教师担任教习。吴汝纶认为学习外语,“莫妙于即用欧美教士为师”,并主张学习原汁原味的欧美语言文学,主动消除排外心理,“不应抱有文化偏见,拘泥于中国文化的窠臼”。莲池书院的教学内容除英、日文外,还包括欧美历史、欧美地理、欧美政治等,冲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禁锢。

二、吴汝纶外语教学观对当代英语教学的启发

吴汝纶的外语教育思想是具有时代的先进性的,但由于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流传甚广,根深蒂固,以至人人奉为教学宗旨,甚至在当今社会的英语教学中仍依稀可见其残留的影子。许多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只看到了其作为语言的工具性,一味的教授单纯的词汇、句型和语法知识,以为学生只要背过了单词,掌握了句型,学会了语法,就算是学会了英语,而忽视了语言存在于其中的文化、社会背景。针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

1、在日常教学中渗透文化

1964年,美国语言学家Lado曾指出,如果没有很好的掌握一种文化的背景,就不能很好的学习这门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又影响并推动着语言的发展。脱离文化学习语言,即使能记住很多单词和语法,但这些都是死的知识,在实际的交流中仍然会遇到很多障碍。这就有如学游泳的人,即使把动作的要领背的再熟,不下水也不能学会游泳。语言只有在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的环境内,才算是活的语言,语言的学习也才算有意义。因此,作为英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仅要考虑到语言知识本身,还应该注意到其文化背景。

英语中的很多词汇都有着其演化的历史和文化来源。教师在教授词汇时可以结合该词的词源进行讲解。这样的授课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帮助学生记忆,使背单词不再是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同时在词汇中渗透文化还可以使学生了解该词应用的语境。这样,词汇就不再是没有生气的文字符号了,而变成了承载着文化底蕴的精灵。

2、运用交际法教学

所谓交际教学法,就是以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英语语言的交际活动为手段,以培养学生英语语言的交际能力为目的的教学方法。交际法旨在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其特点是将语言的结构与功能结合起来进行交际教学。它认为学习外语不能脱离使用外语的社会情景。外语教学主要不是讲解语言规则和机械地操练句型,而是在真实的情景中恰当地使用真实的语言。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正是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大学英语教学多沿用汉语言的教学模式,在教学实施上一直沿用“复习旧课—导入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的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如果仔细研究此传统模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是从教师的角度去考虑和体现教学过程,忽略了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发挥,严重违背了语言教学的内在规律,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根本谈不上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及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仍以传授知识为主,课堂教学中的交际活动很少;同时,外语是个“洋为中用”的语言工具,在教学中,有语言教学共性的东西,也有外来品的不同之处,要针对外语教学的特点,抓住语言教学的规律,探索改革现行的外语教学模式,提高英语教学效率,促进学生英语综合水平的提高。

作者：张罕琦 王珞霞 韦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