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儿童文学论文

蜘蛛不招人喜爱，它结的网被当作荒凉、颓败、幽灵出没的象征。小时候也曾好奇，蛛网能承受多大的飞虫及其挣扎？《西游记》里读到盘丝岭下盘丝洞，七个蜘蛛精“作出法来：脐孔中骨都冒出丝绳，瞒天搭了个大丝篷，把八戒罩在当中”，这也太大太强了。似乎在日本人的印象中，蛛丝是结实的，印象来自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蛛丝》。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近代儿童文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近代儿童文学论文 篇1：

日本近代儿童文学的创作形式及其流变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青年项目“批评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日近现代儿童文学创作意图之比较研究”（L201783675）。

摘  要：本文试从日本近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着眼，以代表作家的作品创作形式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综述法梳理并分析近代社会背景下不同历史阶段的作品创作的形式特点及其流变规律。着重对作品内容进行解读，凸显作品的创作意图，剖析其创作形式发生流变的内外动因，揭示日本儿童文学的创作目的及其社会功能。

关键词：日本儿童文学;御伽噺;红鸟运动;生活童话;现实主义儿童小说

作者简介：张婷婷，女，辽宁大连人，博士学历，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文学与文化;刘蒙歌，女，河南洛阳人，大学学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

引言：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运动是日本步入近代化的标志。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儿童文学的诞生。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虽然比西方晚了上百年，但是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推动以及日本人热爱学习的精神，促使他们步入翻译西方儿童文学著作的道路，期间诞生了数部外国著名儿童文学的优秀译本。其中，若松贱子翻译的《小公子》在当时被称为明治时期少年文学译本中的代表性作品。这些译本可以说是日本儿童文学诞生的有力铺垫。

“一般，多数学者主张1955年（昭和三十年）是现代儿童文学的起点”[1]（笔者译），也就是说日本儿童文学中的所谓“近代”是截止到昭和三十年的。以此为据，本文试从近代早期（明治时期）、近代中期（大正时期）和近代后期（大正末期至昭和三十年代）三个历史时期入手分析各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归纳其流变规律。

1、近代早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

1.1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

明治维新提倡“文明开化”，在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所以，明治初期是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阶段。日本儿童文学真正的诞生是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当时最大的出版社博文馆创刊的“少年文学丛书”便是其标志。岩谷小波（1870-1933）创作的《こがぬ丸（黄金丸）》是刊登在上面的第一部作品，叙述了一只叫黄金丸的小狗在猎犬的帮助下为父报仇的故事。黄金丸的父亲中了狐狸的奸计，被老虎杀死。在经历重重困难后，黄金丸最终在猎犬的帮助下为父亲报了仇。这部作品一经出版，便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响，国家和地方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评论文章。当时的指导性杂志《国民之友》在《黄金丸》刚发售的时候就在书评栏中反复刊载评论。多数人称赞这部作品开了新风，但是也有评论说它只是关于复仇的老套故事。菅忠道在他的书中写到：

岩谷小波后来回忆说，这部作品在现在看来比较落后，但是在当时却是弥足珍贵的，是儿童文学的一块基石。[2]（笔者译）

1.2岩谷小波与御伽噺

继《黄金丸》之后，岩谷小波又陆续发表了许多作品，他的这些作品被称为“御伽噺”（讲给孩子们的童话）。作为明治时期最大的儿童杂志《少年世界》的总编，岩谷小波身边聚集了很多弟子。“御伽噺”成为了他们当时的创作形式，并且贯穿了整个明治时代的儿童文学。

岩谷小波的“御伽噺”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成为儿童文学的代表，是因为它们对明治时代的儿童的成长，以及大正时代之后国民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其作品不太偏西欧化，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理解能力，写作风格有自己的特色。

岩谷小波曾说，谎言有两种。一是像事实一样的谎言，二是像谎言一样的谎言。前者是罪过，而后者却是天真和单纯。童话就是这样一个天真又充满爱的谎言。他认为童话不仅对儿童教育有辅助作用，更是一种精神教育。同时，童话并不是逗孩子们开心的工具，而是切合日本当时的时局以及社会需求的。

日本的儿童文学之所以在明治时期诞生，是因为具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一是新的儿童观的产生，二是日本跨入了近代的社会阶段。新的儿童观就是承认儿童的人格，认为除学校教育以外，还应给儿童能够从中获得快乐的文学作品。日本跨入近代化后，普及义务教育，于是关于儿童教育的杂志丛书相继诞生。岩谷小波的御伽噺充分适应了国家对儿童教育的路线，广受欢迎，并为此后的大正儿童文学做了铺垫。

1.3冒险小说的流行

明治初年，翻译文学中冒险类小说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广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森田思轩翻译的《十五少年》与若松贱子翻译的《小公子》在当时被称为明治时期少年文学译本中的代表性作品。明治二十三年（1890），矢野龙溪创作了名为《浮城物语》的冒险小说。它并不属于少年文学，而是一本政治小说。主要反映出了日本帝国时期的“南进论”，不仅受到了青少年读者的喜爱，更是对后来的少年冒险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治二十九年（1896），森田思轩翻译并出版了《十五少年》，它迎合了甲午战争后日本想要向海外扩张谋求发展的思想潮流，广受追捧。

对冒险小说的流行趋势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岩谷小波的弟子押川春浪（1876-1914）。押川春浪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日俄战争即将打响之际，创作了《海底軍艦（海底军舰）》等一系列作品。因其采用了武侠小说的形式而著名，成为了日俄战争中代表性少年刊物。

《海底军舰》是押川春浪根據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以第一人称的讲述方式，描写了旅行家柳川龙太郎在结束了世界之旅后，于返回日本的途中，受朋友所托，携少年日出雄同返日本。然而在途径印度洋的时候遇到了海盗船的袭击，柳川和日出雄两人漂流到了一个孤岛上。这个孤岛是一个名叫樱木的海军大佐从一年半以前就开始建造的“秘密造船厂”。柳川加入了秘密造船厂的建造，和众人一起，克服重重难关，最终建成海底军舰，彻底消灭了海盗。

学者冈崎由美曾指出：

因其深受法国作家维恩（凡尔纳·儒勒Jules Verne）的影响，故在类型上更近似于科幻惊险小说，大都以现代的冒险家漫游各国，探索秘境为主要内容。[3]

其实，这部小说不仅在内容方面受到了凡尔纳作品的影响，极具冒险与挑战，尤为突出的是其思想层面上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

总之，冒险小说在这一时期十分流行。这种以满足刺激、惊悚等感官需求为主的冒险小说美化了帝国主义侵略思想以及种族歧视观念。可以说，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儿童文学的一般创作形式。

1.4近代早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特点

在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浪潮中被翻译出来的《通俗伊苏普物语》、《鲁敏逊全传》等面向成人的故事，像民间故事一样以口头讲述的形式走进了儿童的世界。明治24年，岩谷小波创作的《黄金丸》，成为刊登在《少年文学丛书》的第一个作品，并且敲响了日本儿童文学黎明的钟声。从此，少年文学开始成为真正的儿童读物。《少年文学》发刊的同年，《幼年文学丛书》也被计划发行，岩谷小波为“幼年文学”创造了“御伽噺”这个用语。“御伽噺”由此开始普及起来。

“御伽噺”这一创作形式的特点是重视“教育意义”和“娱乐性”，而忽略原著的“文学性”，省略了原著中的人物性格、心理描写以及环境描写，只保留了故事的旨趣，赋予故事简单朴素的风格。

虽然岩谷小波创作的是以健康的常识为主旋律的进步的文学形态，但保留了封建的影子，思想境界不够深远。而他的弟子押川春浪所引导的文学形态，一方面是将岩谷小波未完成的国民教化的任务不断推进，另一方面则是舍弃了岩谷小波的保守的儿童文学创作，尝试极具近代批判精神的创作形式，反映黑暗的现实社会。其创作特点是将青少年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结合起来，给青少年灌输海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思想。

2、近代中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

2.1《红鸟》杂志与童心文学

大正时期，市民情调和近代艺术的兴起对日本儿童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铃木三重吉（1882-1936）作为大文豪夏目漱石的得意门生，在众多名作家的帮助下，于大正七年（1918）创办并主编了《赤い鳥（红鸟）》杂志，并且由此发起了“红鸟运动”，激励了童心文学的创作。

《红鸟》创刊的主要目的是，在否定以往的、低级无味的作品的基础之上，提倡纯艺术的、有价值的、纯洁美妙的创作。[4]

应邀参加红鸟运动，为《红鸟》撰文写稿的名家不在少数。《红鸟》还掀起了童话、童谣的热潮，类似的童话杂志也相继创刊。总之，正如坪田让治所评价的那样，“那个时期，没有写过一篇童话的作家屈指可数”[5]

大正时期的“童话”推崇“童心主义”。童心主义不只是强调儿童心理的特殊性，而且是和思想以及文学的角度结合起来的。最早将童心作为文艺理念并付诸于文学创作实践的是小川未明。

小川未明主张童话不一定是仅仅面向儿童的，而是面向一切拥有童心的人的。秋田雨雀也曾说过童话是为“永远的孩子”创作的。大人为儿童展现的童话世界是大人对自身的生活的反省。但是，秋田雨雀同时也指出，即使童话是大人的理想世界，大人也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儿童。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的人，要让他们自由地成长，大人只是在一旁帮助他而已。这是秋田雨雀的儿童观及教育观。

2.2 小川未明的童话创作

伴随童话流行的这股热潮，积极投入童话创作的名家大有人在，但是也有围绕着童话的创作而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作家，小川未明（1882-1961）便是其中一员。一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露出了它的弊端，各种因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问题使得劳动大众苦不堪言。小川未明作为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发起人，出版了一系列对劳苦人民饱含同情的作品。

小川未明于大正十年（1921）创作的童话《赤いろうそくと人魚（红蜡烛与美人鱼）》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个充满幻想的作品其实反映了现实的儿童问题。故事讲述了一个生活在深海里的人鱼母亲听说人间是个温暖的地方，便把刚出生的女儿送给了一对卖蜡烛的老夫妇。两人把女儿抚养成了一个美丽的人鱼姑娘，但是因为人鱼姑娘能够画出畅销的画作，老夫妇便利欲熏心，对女儿的过度劳动不管不问，后来甚至把她当作物品卖掉了。这篇童话作品反映的社会问题有“弃子”“童工”以及“人身买卖”，表达了作者对弱者的同情和以及对不公的愤怒，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遗留的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弊端给儿童带来的伤害。

小川未明的童话是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先驱。将社会主义思想用浪漫主义手法表达出来是小川未明童话的一大亮点。

2.3近代中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特点

为了把明治期的说书性质的御伽噺转变为文学性强的童话，提高儿童文学的质量，铃木三重吉在众多文坛名人的协助下创办了《红鸟》杂志并发起了“红鸟运动”。红鸟运动不仅止于“童话童谣运动”，还发展到涵盖音乐、儿童画、自由诗、自由画等方面的“综合性儿童文化运动”，这是“红鸟运动”最大的特色。

近代中期童话的特点是重视“童心主义”。“童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美、诗心、惊异、灵魂和永生构成的。描写对绝对事物的探究，通过幻想性童话是最合适的。”[6]（笔者译）

岩谷小波所代表的御伽噺含有封建道德观念，宣传的是仁义忠孝，劝善惩恶的陈旧儒教思想，迎合了明治時期富国强兵的时代风潮。而大正期以《红鸟》为代表的童话则是基于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新思想，响应的是探索个人生存方式的时代风潮。与岩谷小波的“御伽噺”相比，小川未明的童话更具有近代文学思想性。明治到大正的儿童文学从“御伽噺”发展到了“童话”（这里的童话在当时泛指创作儿童文学），这是作家创作形式的流变，也是日本儿童文学的质变。

3、近代后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

3.1桢本楠郎与无产阶级儿童文学

如果把大正时期的儿童文学比喻成百花齐放的春天的话，那么大正末期至昭和前期这段时期便是儿童文学的寒冷冬天了。

昭和二年（1926），日本爆发金融危机，民生处于崩溃边缘。在这样的经济大萧条中，大正时期儿童文学的支柱性杂志基本都停刊了。虽然在1929年停刊的《红鸟》杂志于1931年重新复刊，但是再也回不到那个繁盛时期了。取代大正时期童心文学的是无产阶级儿童文学。

桢本楠郎作为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理论指导者，于1930年出版的《プロレタリア児童文学の諸問題（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诸问题）》和《プロレタリア童謡講話（无产阶级童谣讲话）》这两部评论集，成为了那个时期儿童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这两部评论集的主要内容是对大正时期童心主义儿童文学的超阶级性的批判。桢本楠郎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是最早而且是比较系统的理论，这一点是必须予以肯定的，但是他的理论的政治性太强，并且偏急进主义倾向。

3.2坪田让治与生活童话

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后来遭受了日本政府的疯狂镇压，当时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家只好把“生活童话”[7]当做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伪装。“生活童话”主要描写劳动阶级的儿童的现实生活，其中成就卓著的要属坪田让治（1890～1982）。

昭和二年（1926），坪田让治的第一部小说集《正太の馬（正太的马）》出版，同年，他第一次在《红鸟》杂志上发表了作品《河童》，接着又发表了第二个作品《善太と汽車（善太与火车）》。且通过《お化けの世界（妖怪的世界）》（昭和十年发表）这部作品确定了他的文坛地位。并且，在此期间他投稿于《红鸟》杂志的“生活童话”推进了日本現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发展。

坪田让治于昭和十年（1935）在《红鸟》杂志上发表的小说《魔法》，是他的儿童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叫善太的男孩半开玩笑似的对弟弟三平说自己会施展魔法，正说着要把和尚变成蝴蝶时，刚好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幼小的三平便信了魔法的存在。第二天，善太对三平说“我会用魔法从学校回家”，三平便信以为真，在家满怀期待地等哥哥回来。当狗冲他跑来时，他大叫：“你就是哥哥变的吧，我认出你来了！”可是回到家的哥哥终于无法继续编造谎话了，而且看着弟弟被自己捉弄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弟弟三平终于明白哥哥说的不是真的，便和哥哥打闹起来。

这篇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极具真实感，坪田让治对文中儿童的心理、动作及表情的描写十分细腻。

正如朱自强在他的书中所评论的那样：坪田让治并不像小川未明、滨田广介等人那样，用象征的、诗的、童话式的方法描写儿童，而是用小说式的、现实性的手法来描写儿童，他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感的活生生的儿童形象。[8]

如上所述，昭和前期的儿童文学界付出了诸多努力，期间也诞生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及作品，但总体而言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原因主要是战争的影响以及政府的束缚。

3.3现实主义儿童小说

昭和二十年（194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处于寒冬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逐渐出现了转机，日本儿童文学的创作形式也从“童话”向“小说”转变。究其原因，日本战败后受美国控制，甚至可以说是变成了美国的附属地，日本儿童也不再像战前那样受到保护。被美国驻扎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夺走生存区域的孩子们，深深体会到了社会现实的残酷，再也无法用童话唤起他们美妙的幻想了。因此，描写现实的儿童小说开始成为了时代的潮流。

战后现实主义的里程碑是山中恒的《红毛小狗》[9]昭和二十八年至昭和三十一年（1953-1956），山中恒的小说《赤毛のポチ（红毛小狗）》连载于《小伙伴》杂志上。名叫和子的主人公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有一天她意外得到了一只可爱的红毛小狗，却又被有钱人家的孩子馆田武抢走，并被他辱骂为“乡巴佬”。然而，和子在经历了种种残酷的社会现实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慢慢成长了起来。

这部作品通过对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及底层人民的穷苦生活的描写，表达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孩子们的同情和鼓励。

作家唐戈云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山中恒的作品：在多角度展示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方式和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同时，作者也温热地关注着孩子们在压抑中、在成长过程中潜在的求知愿望和抗争意识、自由意识。[10]

3.4近代后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特点

《红鸟》杂志由于昭和二年的金融危机而衰败，童心文学也被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所取代。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批判童心文学脱离了社会性，认为在创作儿童文学时应该考虑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虽然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特点是政治性太强，在现在看来没有很多值得鉴赏的，但是它不仅影响了儿童文学界，还影响了教育界。而生活童话作为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伪装，它的特点是偏现实主义，它也确实推动了现实主义童话的进步。

日本的儿童文学向小说转变的原因主要是战后儿童的问题已经无法用童话来应对。大多学者认为小说是从1954年山中恒创作的《红毛小狗》开始的。山中恒的作品成为战后小说的鼻祖不是因为他的写作方法，而是因为他活用连载的优点，把握变化中的社会形势并反应在作品中的创作态度。他的作品特点是通过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融入作品反过来再去影响现实，这也对后来的很多作品产生了影响。

结语：

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以来，为构建和改良日本儿童文学，为儿童书写美妙篇章的近代作家，不仅仅是以上列举的几位，只是由于篇章关系举出了典型的代表。日本儿童文学以翻译外国著作为铺垫，以岩谷小波开创的“御伽噺”为开端，“御伽噺”又逐渐发展成为“童话”，“童话”后来又向“小说”转变。儿童文学作家们为适应社会的需求和时代的潮流，成就了儿童文学创作形式的流变。分析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后，可以从侧面看出日本社会文化以及教育方面的特点，比如深受童心主义儿童观影响的教育观，即“主张让儿童躬行实践， 通过体验感知社会， 感受世界， 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10]

日本的儿童文学的创作基本都是反应社会需求的，比如岩谷小波的作品都是以仁义忠孝的教育为根本，目的是回应明治时期国家富国强兵、立身出世的时代要求。虽然传播的是劝善惩恶的古老儒教思想，但是实际上也适应了明治时期的社会需求。另外也有对社会的批判，比如小川未明的作品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给儿童带来的伤害。但是儿童文學始终不变的目的是通过创作更好的作品，帮助儿童更好的成长和进步。

正如前文说道，岩谷小波认为童话并不是逗孩子们开心的工具，而是切合日本当时的时局以及社会需求的。的确，儿童文学并不只有娱乐功能，它更多的是社会功能。通过切合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儿童文学的创作形式产生流变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教育”这一社会功能。

注释：

[1]日本児童文学学会編.日本児童文学概論[M].東京書籍，1976：87，88.

[2]菅忠道.日本の児童文学[M].東京：大月書店，1979：24.

[3]冈崎由美.“剑侠”与“侠客”——中日两国武侠小说比较[A].纵横武林——中国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湾：学生书局，1998：2.

[4]王敏.日本儿童文学中的童心主义[J].外国文学研究，1986（03）：101.

[5]菅忠道.日本の児童文学[M].東京：大月書店，1979：100，101.

[6]日本児童文学学会編.日本児童文学概論[M].東京書籍，1976：109.

[7]陈玲玲.中日现代儿童文学发展进程比较[J].北京社会科学，2001（02）：51.

[8]朱自强.日本儿童文学导论[M].湖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148.

[9]朱自强.日本儿童文学导论[M].湖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190.

[10]唐戈云.神奇山中恒的鬼魅力量[J].中华读书报，2006（12）：1.

[11]张婷婷.“从儿童文学中的动物形象看中日两国的儿童教育观”[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8（4）：96.

参考文献：

[1]小川未明，『赤いろうそくと人魚』，岩崎書店，1982.

[2]押川春浪，『海底軍艦：海島冒険奇譚』，平凡社， 2015.

[3]坪田譲治，『魔法の庭：坪田譲治児童文学選』，株式会社香柏書房，1946.

[4]新美南吉，『新美南吉童話集』，偕成社， 1982.

[5]宮沢賢治，『銀河鉄道の夜』，講談社， 1982.

[6]山中恒，『赤毛のポチ』，理論社，1969.

[7]刘晓东，“日本大正时代童心主义史论”，《南京师大学报》，2018.3.

[8]莽永彬，“铃木三重吉与日本現代儿童文学”，《东北师大学报》，1981.1.

[9]周晓靓，“初探日本近代儿童文学中的国家主义基因——以萌芽期为中心”，《对外传播》，2017.11.

作者：张婷婷　刘蒙歌

近代儿童文学论文 篇2：

蛛丝能承受之重

蜘蛛不招人喜爱，它结的网被当作荒凉、颓败、幽灵出没的象征。小时候也曾好奇，蛛网能承受多大的飞虫及其挣扎？《西游记》里读到盘丝岭下盘丝洞，七个蜘蛛精“作出法来：脐孔中骨都冒出丝绳，瞒天搭了个大丝篷，把八戒罩在当中”，这也太大太强了。似乎在日本人的印象中，蛛丝是结实的，印象来自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蛛丝》。

小说的“叙事视角”是释迦，当然就“全知全能”：他老人家活得悠闲，一大早在极乐的莲池边信步。从莲池底下窥见地狱，便看见犍陀多跟其他罪人一起在干活。犍陀多干尽坏事，却也曾在深林里可怜一只小蜘蛛，虽小也是生命，没踩死它。为证明善有善报，释迦决定拯救犍陀多，把一根银色的蛛丝笔直地垂到他头上。犍陀多不失时机，赶紧用双手抓住蛛丝往上爬。地狱与极乐相隔几万里，途中往下一看，无数的罪人也乘机爬上来。他大喊：这蛛丝是我的，你们究竟问过谁就上来了？下去，下去。当然没有人主动退出，越上越多，蛛丝嘭一声断了，犍陀多像陀螺一样从众坠回了地狱。伟大的释迦看罢全过程，满脸悲哀，又信起步来。

《蛛丝》是写给孩子们的，好像有教化慈悲心的意思。铃木三重吉是夏目漱石的门徒，要算作芥川龙之介的师兄，有感于明治以来给孩子们读的东西俗恶，锐意革新，创办《赤鸟》杂志，发动一流作家为孩子们创作，把传统的讲故事提升为近代儿童文学。芥川也写了多篇，第一篇就是《蛛丝》。本是极端的怀疑主义者，但这些童话展现了灵魂最纯净的部分，笔下也不用拿手的机智与嘲讽，不那么暗淡，表现得天真无邪，在读者心中朦胧点燃一盏灯，使作家的形象也带有温馨，不然，恐怕世人只觉得芥川是一个理智的冷血怪物。人这东西本来是悲哀的存在，《蛛丝》底里弥漫他特有的悲观主义。不过，这个释迦似乎也有点拿人开心，明明看见血池针山的地狱里有那么多罪人，却只要救一个犍陀多，垂下来一根经不住成百上千体重的蛛丝，可怜的倒像是犍陀多。莫非他应该脑筋急转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让领导先走！

蜘蛛在中国古代是吉利的，葛洪《西京杂记》中记有“蜘蛛集则百事喜”，此类迷信传到了日本，他们更用来说爱情。8世纪初，出使唐朝的山上忆良有一首《贫穷问答歌》流传千古，说灶不升烟甑结网，穷得烧饭都不会了，但这样用蛛网写甑尘釜鱼的穷相是个别的。从905年到1025年敕撰的八部和歌集（统称八代集）中，咏蜘蛛的有29首，其中23首写恋情，多表现像蛛丝一般虚幻的期待。

日本第一部史书《古事记》里记述了一个爱情传说：允恭天皇的皇女轻大娘姿容绝妙，美都透出了衣裳，所以叫衣通姬。她跟哥哥木梨轻皇子相爱成奸。天皇死后，木梨轻虽为长子，但群臣拥立他弟弟穴穗皇子继位。木梨轻谋反被捕，流放到四国。衣通姬随后追来，二人情死。三岛由纪夫年轻时写过短篇小说《轻王子与衣通姬》，不过，二人的关系采用了《日本书纪》的说法，不是兄妹，而是外甥和舅妈。《日本书纪》中有一首歌，说是衣通姬作，意思是今晚那个人儿一定来，蜘蛛在小竹根上结网了。

12世纪编辑的说话集《今昔物语集》，当初几无影响，只因为芥川龙之介从中取材，创作了《罗生门》等短篇小说，其文学价值才为人注目。有一则蜘蛛的故事，说很久很久以前，法成寺阿弥陀堂檐下结了一张蛛网，遥遥拉到东池的荷叶上。飞来一只巨蜂，挂在网上。这时蜘蛛不知从哪里爬出来，把蜂卷裹。僧人看见了，生怜悯心，用木棍挑到地上，再拨开缠身的蛛丝，蜂振翅而去。过了一两天，飞来二三百只巨蜂，在蛛网周围嗡嗡嗡搜寻，却找不到蜘蛛。顺着蛛丝飞到东池，荷叶上也不见蛛影，悻悻然飞走。僧人顿悟蜂是来复仇的，而蜘蛛预感灾难将临，早已躲起来。僧人也到处找，发现荷叶底下垂一根丝，蜘蛛悬身于水面的草丛中。

古典文学未触及蛛丝的强度问题。据说，同样粗细，蛛丝的强度是钢铁的五倍，伸缩率是尼龙的二倍。有一个叫大崎茂芳的，专业是分子生物学，对蛛丝感兴趣，实验了三十来年。蜘蛛能吐出几种丝，他用三个月的时间从一百来只蜘蛛采集了十九万根“牵引丝”（一根丝能牵引蜘蛛体重二倍之重），拧成四毫米粗、十厘米长的绳子，能吊起他六十五公斤的体重。蜘蛛确实很有趣，原来它织的网，螺旋状的丝是粘粘的，而放射状的丝则不粘，任它来去自如。蛛网旧了坏了，就吃掉回收，重新吐丝织网，真是够环保的。

我毁坏过蛛网，就在不久前，还“啪”地把书本一合，把一只不识字的蜘蛛变成了标本。来日入地狱，是不能指望释迦垂下一根蛛丝了，但也不打算抢他人的蛛丝往上爬。

作者系旅日知名作家

作者：李长声

近代儿童文学论文 篇3：

论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互文

【摘 要】语文教育不能回避文学教育，更需要充分理解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紧密互文体现在四个方面：儿童文学是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语文教育为儿童文学培养作者和读者;儿童文学阅读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育中包括儿童的文学教育和儿童文学的教育。

【关键词】语文教育 儿童文学 文学教育

小学语文教材儿童文学化一直是语文教育的一个传统，从民国时期语文教材的编写，到今天最新的部编教材的出版，儿童文学都很自然地成为教材的主体部分。但语文教育界仍然有不少排斥的声音，甚至有人认为基础语文“文学教育很重要，但应处于从属地位”，而且认为“小学阶段不要教文体知识，更不能将语文课上成文学课”。但事实上，儿童文学不但是家庭阅读的主要材料，也是儿童语文学习和课外阅读的主要选择，语文教育不能回避文学教育，更需要充分理解儿童文学。

当然，儿童文学和语文教育无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无论是从内涵上，还是从价值和目标上，两者的联系都非常密切。某种程度上，理解了儿童文学，就差不多理解了语文教育，且更能找到语文教育的定位与方向。而理解了语文教育，对儿童文学也会有很好的认识。本文拟就二者的互文关系做一个阐述，希望能有助于清除对语文和语文教育传统的模糊认识。

一、如何理解语文和语文教育

要理解语文教育，先要理解语文。笔者以为，语文包括三个方面：学校里的语文、家庭里的语文、社会里的语文。学校里的语文主要包括语文课和学校里开展的课外阅读活动，因此课堂和图书馆是最主要的场所。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提升和学校对书香校园的建设，对学校里的语文是非常重要的。学校里的语文要有效果，一要靠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二要靠学校图书馆提供优质图书，并进行有效的阅读指导。家庭里的语文主要是家庭阅读，尤其是父母和孩子一起做的亲子阅读，当然，家庭的阅读环境和氛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书香家庭是童年最好的滋养，是最初的语言文字启蒙。社会里的语文主要是公众能够听到和看到的语言文字，因此，净化语言文字环境、营造文明的文化风气非常重要。下面，从四个方面来理解语文教育。

1.语文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叶圣陶在一篇序言里回忆编写“开明小学国语课本”时说道：“给孩子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他还说：“当时我编写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在这里提出来，希望能引起有关同志的注意。”[1]4叶圣陶这段话不但清晰地提出了语文教材编写的三个基本原则，也清晰地指出了语文教育的基本目标。笔者以为，语文教育的目标主要是两个：

一是培养阅读能力，即文字的理解力;二是培养写作能力，即文字的创造力。

2.语文教育的属性是什么

语文教育有四个属性：一是教学生一些基本的语言知识、技能，培养语言的创造力，这是语文教育的创造性。二是教学生审美，让学生建立美的标准，同时，也学会感受美、领悟美、创造美，这是语文教育的审美性。三是教学生阅读和欣赏，这个过程也是文字游戏，也是享受快乐，这是语文教育的游戏性。四是教学生通过学习语文理解更深的思想，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这是语文教育的文化性[2]。正因有如此四个属性，语文教育才具有丰富的内涵、包容的态度，才能从多个角度给予学生立体的和提升性的教育空间。

3.摆脱“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二元思维

语文界一直以来都在反复强调“人文性”和“工具性”，也一直在为此争论不休。但“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对反义词，不能用一对反义词来描述一个事物的属性，这显然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形成偏见，也会引发不停的争吵。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但也没有互相说服，反而降低了人们对语文教育的认识，也削弱了语文教育的力量。应该摆脱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让语文教育回到它本有的丰富性、立体性、包容性和提升性的位置上来。

4.语文教育属于成长文化、童年文化

要站在成长的维度来思维语文教育，要站在儿童的立场来看待语文教育，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它的目标和价值。语文教育主要面向中小学生，而中小学生属于未成年人，是没有完成成长任务的人，因此语文课、语文教育和其他学校文化一样都属于成长文化。当然，从精神奠基、文化奠基的角度看，相比中学语文，小学语文对儿童尤其重要。所以语文教育是成人世界给儿童的，是童年文化设计的一部分，也是文明的制度设计和文化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从语文的角度理解儿童文学

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1920年10月26日在北京孔德學校所讲）一文开头就说：“今天所讲儿童的文学，换一句话便是‘小学校里的文学’……小学校里的文学的教材与教授，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其次才是效果，如读书的趣味、智情与想象的修养等。”周作人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从语文和语文教育的角度来理解儿童文学，“小学校里的文学”就是一个很好的定位。

1.对儿童文学的基本认识

儿童文学并非自古就有，古代有语言文学教育，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国内有人认为古代有儿童文学，主要是从两个角度立论：一是古代有儿童，因此就有儿童文学;二是古代的歌谣和故事，是儿童文学。第一种立论其实是混淆了自然的儿童（童年）和文化的儿童（童年）两个概念。自然的儿童本来就存在，但文化的儿童却是建构出来的，是自从有了现代儿童观以后才确立的。现代儿童观之下的儿童，是有生命主体性的，是价值独立意义上的儿童，是与成人平等的儿童。因此，从发生学来看儿童与儿童文学显然不免简单，要从建构主义角度来看儿童和儿童文学。现代语文是与现代儿童文学相伴相生的，有了现代语文，儿童文学有了读者，也有了作者，还有了持续发展的空间。

2.儿童文学是成人为儿童准备的文化，学校里的语文也是专门为儿童准备的文化

谢毓洁在《近代儿童文艺研究中》说道：“儿童文艺是儿童文化的组成部分，和儿童文化的其他系统——教育——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系。”[3]29周作人提出的“小学校里的文学”是值得语文教育界思考的，这也是理解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价值目标一致性的符号。因此，儿童文学要成为语文的一部分，儿童文学教育、儿童的文学教育和语文教育之间有着交叉性，就是因为它们都是面向儿童的，都要用于满足小学校里的文学教育，都要用于儿童的精神成长的需要。因此，正确的儿童观是语文教育和儿童文学的一个出发点。不理解儿童观，语文教育和儿童文学就可能偏离正确的轨道。

3.儿童文学是成人语言向儿童语言的翻译与转换

翻译就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以英译汉为例，当我们把英语翻译成汉语时，英语就是源语言，而汉语就是目标语言。要成功地把英语翻译成汉语，就要精通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不然，是做不好翻译的。儿童文学创作就好像是翻译。当一个作家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就好像在把成人语言翻译成儿童语言，即成人语言是源语言，儿童语言是目标语言，儿童文学创作是这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之所以有人写出来的儿童文学显得“成人化”或者给人感觉是“伪儿童的语言”，就是因为作家不能很好地把成人语言转换成儿童语言，即他虽然精通成人语言，却不精通儿童语言。因此，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就是一位能够把成人语言以“信、达、雅”的原则“翻译”成儿童语言的“翻译家”。

4.语文和儿童文学都是自带人文关怀的

这里以日本学者对儿童文学的定义为例。国分一太郎认为：“所谓儿童文学，是指成年人强烈地意识到为儿童阅读所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鸟越信认为：“儿童文学，就是能与儿童读者交流兴趣的文学。”上笙一郎认为：“所谓儿童文学，是以通过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将儿童培育引导成为健全的社会一员为最终目的，是成年人适应儿童读者的发育阶段而创造的文学。”[4]这些定义里都有“为儿童”的理念，这和语文教育是一样的人文立场，都包含着成人对儿童的关怀和爱护。没有成人对儿童的爱、关怀，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语文和儿童文学。

三、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紧密互文

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紧密互文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儿童文学是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

无论是民国时期的语文教材，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语文教材，都选编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甚至，民国中后期的语文不但是儿童文学作家编写的，而且是按照儿童读物的标准来编写和出版的。以叶圣陶主编的“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为例，叶圣陶为了编好这套课本，1932年他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创作、编写了初小八册、高小四册共十二册课本，收录了四百多篇课文，其中有一半是创作，另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保证了这套课本的儿童文学特点，也为语文教育利用儿童文学资源提供了一个样板。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语文教材选编还没有充分利用好儿童文学资源，但由于不少儿童文学作品进入了小学生的阅读视野，于是，鲁迅、冰心、叶圣陶、巴金、朱自清、叶君健等“五四作家”和金波、任溶溶、高洪波、吴然等当代儿童文学作家随着教材更广泛地走进了儿童读者的阅读生活。最新的部编版语文教材的编写，其课文的儿童文学化也是一个重要考量尺度。

2.语文教育为儿童文学培养作者和读者

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就可以看出，清末民初教科书由文言文变成半文言文，再变成白话，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白话文文学的被接受奠定了创作和接受基础。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小学一、二年级采用白话语言教材。1921年，全国中等和高等师范学校，减少文言文课程，增加白话文课程。白话文的倡导与成功，当然是“五四”前期黄遵宪、梁启超、裘廷梁等人倡导白话的必然结果，被官方正式承认，并在教科书中得以采用，为儿童文艺走向自觉提供了必备前提[3]107。语文教育直接提高了儿童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培育了一种良好的文学氛围，树立起全民对文字的信任。因此，语文教育培养了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和读者的素养，是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之间非常重要的联系。不仅如此，语文教育质量的高低决定了民族文明程度的高低。

3.儿童文学阅读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文教育一直重视儿童阅读这一部分，不单是因为学生阅读能力培养是语文教育的目标之一，也是因为阅读本身就是语文的一部分。全民阅读是一个社会、国家和民族语文素养的标志，爱阅读和会阅读更是一个公民的基本素质。儿童文学阅读材料包含儿歌、儿童诗、儿童散文、童话、小说、寓言，还包括绘本和儿童戏剧等，这些也是语文课本的重要材料，当然，也是阅读课的材料。儿童的写作也要以对这些文体的训练为重要内容。因此，儿童文学阅读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学生选择好最合适的儿童读物，尤其是把符合儿童心理且能有助于语言能力、审美能力、思维训练和想象力提升的儿童文学作品摆到教室和学校的图书馆非常重要。家庭的语文教育甚至可用儿童文学阅读替代，效果不会太差。一个在家里爱阅读的孩子，其在学校里的语文的基本能力也不会太差，尤其是写作能力。

4.语文教育中包括儿童的文学教育和儿童文学的教育

儿童的文学教育，就是给予儿童以文学的营养，让儿童接触和阅读文学经典，包括中国的文学经典和外国的文学经典。当然，除了经典阅读，还可以适当做一些流行阅读，读一些最新的畅销书。儿童文学的教育就是让儿童文学走进家庭、走进学校，让儿童多接触儿童文学，阅读儿童文学新作和经典，并爱上儿童文学，甚至学会创作儿童文学。

当然，无论是儿童的文学教育，还是儿童文学的教育，都需要语文教师有文学素养，有对儿童文学的理解，甚至有文学创作的才能。叶圣陶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我一向以为适宜给孩子们写东西的莫过于教师。教师年年、天天跟孩子们在一起，干的又是专门教育孩子的工作。他们最了解孩子，知道应该给他们一些什么，并且最懂得应该怎样给才能使他們易于接受、乐于接受。”[1]489语文教育不能简单地只读课本，还要在文学教育和儿童文学的阅读上来加以丰富。

有儿童文学的语文和语文教育，是符合童年文化设计的，也是现代文化的取向与内涵。儿童文学是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主要是供儿童课外阅读的，而语文课文是供教学的。因此，要在理解儿童文学和语文教育的基础上，来谨慎地、科学地利用好儿童文学，不能简单地排斥文学教育，更不要简单地以儿童文学替代语文。但无论如何，不但要认识到儿童文学和语文教育的不同，还要认识到儿童文学和语文教育必须找到共性，尤其是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紧密互文，才能真正改良语文教育，并找准语文课的定位，提升儿童的阅读质量，优化童年的生态。

参考文献

[1] 韦商.叶圣陶和儿童文学[M].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

[2] 谭旭东.语文教育小论[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7：28-29.

[3] 谢毓洁.近代儿童文艺研究[M].西安：未来出版社，2017.

[4] 上笙一郎.儿童文学引论[M].郎樱，徐效民，译.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2-3.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儿童文学、创意写作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孙昕

heartedu_sx@163.com

作者：谭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