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网络文化研究论文

摘要：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人们不再关心经济增长，而是更加强调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更加强调个性自由和自尊。互联网是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青年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英美网络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英美网络文化研究论文 篇1：

网络美剧字幕翻译与美国电视剧译制的比较

【摘要】受到信息技术与文化传播方式的影响，美剧的字幕翻译呈现出新的特点，网络美剧的发展促成了美剧字幕翻译工作模式的变化，与传统译制片比较而言，网络美剧的字幕翻译在资源的开放与共享程度、字幕的制作周期与审核程序、字幕语言与剧情的结合、字幕的表达与呈现的效果等方面与美剧译制片有着不同的特点。本论文试图通过比较互联网美剧与美剧译制在字幕翻译工作上的差异，来强调两者之间的优缺点，倡导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两者取长补短，互相结合，互相为媒体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网络美剧 译制片 字幕翻译 比较

一、引言

美国电视剧代表美国文化与大众生活价值，是近年来我国青年人热衷的节目类型。多年前，美剧在我国并未呈大众化传播，甚至无人关注和知晓。随着信息载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传播媒介的多样化，文化的多元化，这一节目在互联网的传播平台上演变成了现实，且当前网络美剧的流行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剧的电视转播。

多元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基于审美方式的变化、外语的普及与流行，美剧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特别是高学历人群、白领阶层所追捧的对象，美剧作为东西文化碰撞交流的形式，字幕翻译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美剧在我国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字幕翻译水平的制约，国内多数人对美剧的欣赏还得依靠字幕，字幕翻译影响着美剧的质量与欣赏，也成为了众多美剧欣赏爱好者和外语学习者所重视的问题。随着美剧在互联网的不断普及，网络美剧的字幕翻译也对这些人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美剧与美剧译制片在字幕翻译工作模式上有什么异同，对该问题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总结与归纳两者的优点，促进两者互相结合，共同提升美剧的质量与欣赏度。

二、网络美剧字幕翻译与美剧译制现状比较分析

1.网络美剧字幕翻译特点现状。美剧在我国的迅猛发展诞生了一个新的群体——网络字幕翻译人员，他们的工作帮助观众更好地欣赏美剧，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剧在国内的传播与发展。当前网络美剧字幕翻译速度之快，几乎可以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内地观众可以在互联网平台实时同步欣赏；互联网平台对美剧的翻译范围涵盖之广，基本包括了美国当地主流电视台的剧集与类型 。

由于中英文之间特点差异，在标点符号的运用上没有一定的规则，很容易造成标点符号似有非有，影响了美剧剧情的表达。真实剧情的传达会因为标点符号问题误导观众对剧情的误解，因此一定要注意中英标点符号在美剧字幕翻译中的适用性与一致性原则。尽可能多使用标准标点，同时不要使用空格代替其他标点。

美剧中出现的诸多熟知的地名与人名的字幕翻译常常不一致，没有一定标准，有时候字幕翻译人员认为一些常用的英文可以直接使用或者采取简称或者简约的表达，但对于不同水平的人群来说，也是会有差异。

网络美剧的字幕翻译常常独立于美剧本身，是附加到其中的独立文件，因此存在一定的大小控制变化。观众常因为句式短看不清或句式长影响剧情的理解。因此应控制合适的字幕翻译句式，尽可能按照英语的习惯。

网络美剧的很多表达都涉及到地方俚语和本土语言，有时字幕翻译者如果直译很可能对剧情造成误解，因此网络美剧字幕翻译对口语和地方文化的掌握很严格。此外网络美剧翻译者常为了省事会把英语对照汉语翻译，对英语与剧情的结合存在片面认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翻译与观赏质量。

2.美剧译制特点现状。相对于网络美剧的字幕翻译，美剧译制则相对更加规范化、流程化与标准化。不同于互联网过度开放的资源与平台，水平参差不齐的翻译人员，美剧的译制片一般都是正规翻译人员，相对有更加严谨的翻译知识与综合素质，且上架的监管力度与审核标准要比互联网高很多。考虑到各种报批、审核的繁琐程序、字幕校对的影响，需要配备专业的翻译团队，因此美剧的译制时间较长，字幕的制作速度比不上互联网美剧，更新的时间与频率都略占下风。网络美剧存在多资源、多途径的字幕翻译，而美剧译制在字幕组的引进上已有相当长的历史，程序比较老套。国内对美剧的引进速度着实比较慢，往往在对一些有质量的美剧进行选择后，译制工作才慢慢开始。对于美剧译制片，翻译作为一个初始起点，译文需要导演、口型师片方、演员的层层审核，可见制作之繁琐。

在字幕翻译的表达上，美剧的译制并不像互联网美剧的字幕表达一样娱乐化、网络化，对一些新奇词汇和流行语录的运用程度不及。更多的是忠实于剧情本身，直译的成分要多一点。

三、结语

我们从网络美剧的字幕翻译对比美剧的译制过程看两者各有的特点，且针对人群和审核的过程、质量、呈现的翻译结果都略有不同。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的发展对美剧的传播是必然的结果，也使得很多质量高低水准不一的美剧字幕翻译作品更多地呈现在网络上，供不同的审美爱好者欣。但对比美国电视剧的字幕翻译与制作过程，也应看到所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多元传播文化的现象是值得肯定的，如果在两者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取长补短，互相结合，则对美剧翻译作品质量进一步提升、美剧在国内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都会产生有利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耿芳.美剧《生活大爆炸》字幕翻译评析[D].中南大学，2014.

[2]江盈盈.浅谈美剧字幕翻译技巧—功能对等理论下的美剧字幕翻译[N].海外英语，2010（11）.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网络文化研究中心资助科研项目（Web Culture Project Sponsored by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ase of the Sichuan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WLWH15-40。

作者：冯德平 杨颖

英美网络文化研究论文 篇2：

网络虚拟社会中的青年道德问题与治理

摘要：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人们不再关心经济增长，而是更加强调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更加强调个性自由和自尊。互联网是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青年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这一价值观的影响下，网络虚拟社会中的青年道德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道德意识方面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道德行为方面的自律能力不足;道德准则难以约束网络言论方面的自由民主权利。在网络虚拟社会中，青年道德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网络本身的多元性、开放性对青年认识产生误导;网络立法和网络监督等方面比较滞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青年网络道德的影响。针对网络虚拟社会中青年道德问题，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治理：健全针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导向机制;完善网络立法和网络监督体制;重建公开、参与、积极的政治文化。

关键词：政治文化;后现代化;后物质主义;网络社会;青年道德

一、英格尔哈特政治文化中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

政治文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家们长期积淀下来的知识传统影响下，学界关于精神、习俗等对政治的影响研究已久，再加上行为主义革命强调经验研究的冲击，以及西方民主制度出现曲折与挑战的现实，以往仅凭文献或者个人洞察力描述政治现象已经不够，于是，以政治文化研究为内容的学术革命势在必行，其主流研究即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范式。

然而公民文化研究在后行为主义的发展、现代化理论的质疑等环境中逐渐受到批评，于是，在战后经济持续发展以及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刺激下，“衰落”的政治文化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出现了许多新思路，如上世纪70年代从政治文化一般性研究向政治社会化研究的转变，从动态的角度考察政治文化以及政治合法性问题，以伊斯顿政治系统合法性模型为代表，将基于合法性的政治文化模型引入政治认同的变量来理解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的关系。又如上世纪80年代，阿尔蒙德、英格尔哈特等人对以往政治文化的研究进行了反思，使政治文化的研究不再只关注文化类型与民主制度运行这一相对狭窄领域，而是更多地探讨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之间的互动。正如英格尔哈特所说的，“信念体系不仅仅是经济社会转变的后果，它们影响社会经济状况，同时受到后者的影响，相互间的影响是一种互动的方式。”[1]3本文则主要以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理论框架来分析网络虚拟社会中的青年道德问题。

英格尔哈特认为公民文化研究有两个潜在的假定，一是假定各国在政治文化方面存在着持久的差异，二是假定这种差异具有重要的政治后果。

基于以上研究，英格尔哈特认为政治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关键中介，且文化有自主性，文化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形塑。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由现代化阶段进入了后现代化阶段，人们的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从现代主义价值观转变为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后者主要表现为人们不再“强调经济效率、官僚权威以及科学理性这些标志现代化的特征”“转而重视更人性化的社会”，更加重視保护环境和生活质量，更加强调“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而不是“工具理性”，从而为“个体自由、多样化和自我表现提供更广阔的空间。”[1]7-19

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人们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强调自我实现、个人政治权利的保障，因而他们寻求以更平等、更多样的方式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与传统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是，英格尔哈特不是简单理解经济发展引起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而是把文化理论引入，认为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变迁会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然后再影响到政治制度的变迁及维持。这一理论关注投射到现实层面上，就是当社会进入后现代社会以后，自我表现价值观将对政治制度产生何种影响。个人价值观的变化使公众不能心甘情愿为精英主导，公众越来越关心政治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尤其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方面;权威不再是人们尊重的对象，人民不满层级体系固化的国家结构，政党模式也变得复杂和多维。英格尔哈特指出，在后现代社会，“将权威从宗教和国家转移到个人，将强调的重心也日益放在个人关注的问题上，如朋友和休闲时间。后现代化弱化了所有类型的权威，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而且它允许在追求主观幸福过程中有更宽泛的个人自主空间。”[1]82有了个人自主空间，才能使自我表现价值观得到充分体现，从而使社会转入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社会。

价值观范式受到赞誉的同时，也伴随着猛烈的批评。如价值观的变迁是否真正发生，如何解释这一价值观的变迁过程，以及这一变迁过程带来了何种影响等。再者，如此规模庞大的调查，也会导致较多技术上的难题。但是正是在这样规模庞大的调查研究中，英格尔哈特在对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调查数据中发现，民主政体的维持与运转并不能仅仅通过制度变革或政治精英们的作用来实现，而必须依赖于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于是，新的政治文化研究范式出现了。社会资本范式论述了在后工业社会中公民与社会资本之间的互动关系，新政治文化范式主要是为了解决新的社会现实问题，在研究方法上逐步精细化、科学化。

二、网络虚拟社会中的青年道德现状

虚拟社会，也称“网络生态空间”或“网络虚拟社会”，就是建基于互联网网络平台，经由网民之间的网络交往和互动关系而形成的具有虚拟特性的社会空间或社会场域。虚拟社会是网络技术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社会产物。[2]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基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网络社会的迅速发展给民众带来了后现代化的思想观点，西方发达国家基本进入这个阶段，中国正处于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交错的阶段，善于接受新文化的青年也开始形成“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就中国而言，网民以青年人为主，主要通过网络进行信息获取与交流、投资与交易、游戏娱乐等，其中大学生是主要群体。

截止2015年6月，中国网民占比例最大的是20-29岁年龄段群体，且与2014年相比，呈现低龄化渗透[3]。

就世界情况看，2007年的调查显示，欧洲青年上网人数已经超过看电视人数[4]。调查对象为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和北欧3国的7008人。结果显示，16岁至24岁的青年中天天上网的人的比例为82%，而经常看电视的人只有77%。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网络虚拟社会对于青年人的重要性，而青年人在网络中所表现出的种种面貌，恰恰反映了价值观变迁的深刻影响，本文主要从道德层面观察现象。网络虚拟社会在给人类带来方便、灵活、快捷等无限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道德层面的困扰。网络虚拟社会中的青年道德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道德意识方面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在道德意识方面，青年人涉世不深却又时时刻刻接受着网络社会中的万千知识，以为足不出户已知天下事，价值观在后物质主义横流的世界中显得摇摆不定。很多青年怀疑甚至忽视优秀的道德传统或他人高尚的道德品格，将自己作为道德行为的唯一判定标准，世界上多数国家包括中国都无法避免地进入了这个文化怪圈。当然，个人意识的提高本身没有谁是谁非，对错不过是一念之间。值得肯定的是，个人的舞台同样给了个人道德魅力发挥的平台。然而，在网络虚拟社会中，每个人都只是沧海一粟，可是每个人都看不到实实在在的庞大群体，容易以为自己是中心，自己可以操控一切。于是，在中国传统集体主义受到物质经济全球化冲击的今天，个人主义异军突起，泛滥甚至成灾。

同时，当无畏的青年人自我意识膨胀时，便开始怀疑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更关注个体的自由平等，崇尚西方所谓的自由主义。然而如何面对后物质主义文化的挑战呢？值得警醒的是，稍有不慎则易导致道德沦丧、社会失序甚至国家动荡。站在宏观角度上，青年人可能轻视历史主体，对我国传统美德造成空前冲击。

其次，道德行为方面的自律能力不足。在道德行为方面，网络作为虚拟化的社会，沉溺其中的青年人在体验所谓的自由之后，容易放纵自己，逃避现实生活的压力以及环境的飞速变化，享受着网络的“快意人生”“游戏人生”。

暂且忽略笔者生活经验不足，有些管窥蠡测之嫌，就微博的火热而言，新闻的传播率和评论率之高表明网络已经渗透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广大青年人年轻气盛、嫉恶如仇，面对热点问题总爱戴上昵称的帽子，在网络上横冲直撞。在我国法治不完善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每个人的道德品质约束自我的网络行为。形形色色的观点一触即发，所谓的“道德绑架”“粉丝互撕”等情况已经屡见不鲜。的确很多观点无可厚非，但是更多心血来潮的行为在指尖一点的状况下便已流传千里。不自觉的行为比比皆是，虚假信息传播、侵犯他人隐私现象尤其严重;不经考证在网上随意发布谣言的现象屡屡发生，给“中枪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也误导了众多不能明辨是非的青年。

道德约束一旦缺失，青年人利用自身优势掌握先进技术，很可能导致网络违法犯罪。网络聚焦并放大了现实社会矛盾，网络舆论导向严重影响着现实社会，使不良文化的渗透和泛滥加剧，凡此种种，无一不显示着青年道德行为的强大诱惑，考验着一个人的道德底线。

最后，道德准则难以约束网络言论方面的自由民主权利。在虚拟社会中的发言该受到何种程度的限制呢？用什么样的道德天平来衡量所谓的自由民主呢？密尔在其著作《论自由》中也提到，自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并指出个人是自身权利的拥有者，只有涉及他人的部分才对社会负责，其他情况下是个人绝对独立的。所以笔者认为，在言论方面，更多情况下无关乎法律，只在乎道德，毕竟虚拟社会中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只是价值观的反映，是后物质主义社会带给民众的声音痕迹，涉及法律层面的多体现在行为而不是言论中，当然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言论暂且不在笔者讨论范围之内。从上述分析道德行为看，言论方面的自由民主是建立在遵守道德准则、对个人对社会负责的基础上的。

中国传统政治具有典型的臣民政治特征。自从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蓬勃发展以来，网络文化随之获得了迅速发展。就目前情况看，中国网络文化的兴起推动着中国政治向参与型政治和现代公民文化转变，推动着中国政治更倾向于理性、温和与客观，更倾向于民主、公平与透明（如图1）。详细来说，当今社会，任何人只要持有具备联网功能的通讯信息设备，无论是计算机、手机，还是其他移动通讯设备，都可轻松通过网络参与活动，这极大地调动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也就是说，民众的言论自由民主已成必然趋势，网络虚拟社会更是给其广阔的生存空间，让民众参与社会、参与政治。

目前，网络政治参与表现出显著的“跨层级多层次参与”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等级和空间的限制。在网络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平等的参与主体，都可以平等享用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资源，都可以与别人平等地进行信息沟通。

正因为如此，对网络参与者的道德要求应该更高。权利越大，自由越大，限制也相应增大，好比一辆时速超快的跑车需要高标准配备的刹车一样，网络参与的自由更需要民众更加理性、温和与客观。道德底线似乎在威胁如此开放的社会环境，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网络环境中，互联网所提供的先进技术等使参与者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分析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能力和自由度大大提升，公民拥有足够的信息资源对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并不断修正和丰富自己原有的思想，有助于培育他们理性、温和的政治态度。

三、网络虚拟社会中青年道德问题的原因及影响探讨

网络对青年道德的考验利弊兼具，那么针对种种问题，笔者将探讨其具体原因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首先，网络本身的多元性、开放性给了青年诸多选择，难以选准方向。在现代互联网条件下，网络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種青年文化。网络的自由很大程度上与青年的思想和性格特征相符合，但是网络世界中虚拟身份的隐蔽性、随意性，容易对青年的认知产生误导。太多眼花缭乱的选择激发了数不尽的虚拟理想，而这又是现实生活中的青年人生追求的映射。为了“理想”，青年很可能迷失心智，有时现实理想中的积极或消极的因素会在虚拟世界中得到深化和加强，有时也会在虚拟世界中被抵制或消融，很多不确定因素最终导致了青年在道德准则上判断失误，群体性的冲动占据了理智，“没人知道”的心理引导人生经历不丰富的青年走上容易陷入道德深渊的悬崖。

其次，我国在网络立法、网络技术、网络监督等方面都比较滞后，政府部门多头管理，各职能部门发展不平衡，管理效能低下;同时网络企业、网络用户的责任意识和防范意识不足，这些都是道德问题泛滥的社会因素，无法给青年人创造一个带有安全框架的环境，从而在道德原则上放纵了心态，也铸造了失败。

最后，经济现代化带来文化变革，而价值观作为其精神主导则指向“后物质主义”取向，带来青年在网络社会中价值判断的迷茫，以致道德问题泛滥。在“后物质主义”取向引导下，青年人通过网络寻找自我实现，自我满足，通过娱乐活动得到快乐，在网上相亲，购物，并且通过社交网络优化自己的人脉网。这一价值观的转变，使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政治”向“新政治”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说，面对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与科技的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不再有生存困境和人身安全的忧虑，他们渴望生活质量的提高而非简单地追求金钱，他们希望自我价值的发挥而非淹没在人群中。青年人开始希望得到自主选择和参与的权利，而现实生活中却仍然存在着教育水平不足以及社会制约普遍低下的现象，两者无法相辅相成，思维超越了物质，也就导致了道德问题的出现。回归到网络社会的正题，自主参与带来的道德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网络文化、网络政治。网络中的直接沟通与互动极大地激发了参与者的热情和兴趣，并使参与者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认知发生变化，从而强烈冲击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威主义特质。对于网络参与者，可以提高鉴别能力、增强参与意识和改变行为模式，也可能面临价值观导向的艰难选择从而导致问题丛生。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问题的出现恰恰推动了某些方面的变革。青年道德问题引发了社会矛盾，也推动着制度的转变。正如英格尔哈特所指出的，只有当经济发展带来相应的文化变迁时，民主制度出现的几率才会大大增加，价值观变迁又是文化变迁的关键内容。所以，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意味着生存对人们来说已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自我表现才是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表1为工业化和后现代化这两拨现代化带来的价值观变迁）

当青年人徘徊在道德边缘时，意味着他们更加关注自我表现，也就意味着民众正在为发言权和对言论自由而努力，正在经历由排他到宽容对待不同生活方式的阵痛期，正在为个人自主而奋斗。民主则从制度上保障了人们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于是，民主社会的钟声即将敲响，社会终将步入民主的轨道。

由此，网络参与不仅提供了一种新的监督方式、参与渠道，而且使组织公众和动员公众的成本大大降低了。通过网络，积极的青年人获得了一种新的结社方式，网络虚拟社团的兴起正是这一特点的显现。网络虚拟社团为公众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和发表意见提供了开放、自由和平等的巨大平台，即使现在还不正规，毕竟也是政治参与进步的一大表现。

同时，电子政务也应运而生。电子政务就是政府部门通过通信网络以实现对社会公众的服务，即在网上建立虚拟政府，使政府透过通信网络为社会安定及公众提供优质高效满意的服务。这种服务是将管理与服务通过网络技术进行集成，在Internet上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突破时间、空间和部门分隔的界限，全方位地向社会提供优质、规范、透明、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和服务。[5]

从经济到文化价值观，再到政治民主，这既是“后物质主义”的承前启后，也是政治社会化的进程。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6]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是政治文化传承与延续的过程，特定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形成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并承载着特定的政治文化要素。可见，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为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媒介，并塑造着全新的政治心理以及政治文化环境。

四、网络虚拟社会中青年道德问题的治理对策

针对网络虚拟社会中青年道德问题，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治理。

首先，健全针对青年人的价值观导向机制。一方面，重视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教育。网络信息资源和网络技术平台对青年知识获取、技能培养具有深远影响，所以，充分利用网络优势，丰富青年获取知识的内容，开阔青年的知识视野，提高青年的思维创新能力，才能激发青年人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坚定信念的潜力，从而引导青年人将关注点从低俗娱乐化转移到高尚价值追求方面。这既有助于青年在“后物质主义”洪流中明确价值所在，又坚定其在道德方面的立场。

另一方面，重视对青年虚拟情感、兴趣意志的正确引导，正确处理现实道德与网络道德的关系。虚拟环境和青年虚拟身份有利于促進积极情感的自由表达，也可能造成情感表达的困惑，且网络人际关系的淡化可能会弱化青年的真实情感。网络社会在为青年人提供情感表达平台的同时，理应注意其消极情感的宣泄，将青年人引入现实的客观世界，看清网络内外人们不同的道德表现。青年是即将步入社会或者初入社会的广大群体，家长、学校的作用正在弱化，社会作为越来越影响着青年人的行为与意志。网络社会应该以真实且积极的形象面对青年，对网络环境下青年的意志品质给予高度的关注，通过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网络道德的教育、宣传，提高青年人的自律意识。

其次，完善网络立法和网络监督体制。要规范青年网络行为，如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网络学习和创作行为、网络聊天与交友行为、网络休闲与游戏行为等，必须改善网络环境，使青年认识到正确道德取向的重要性和严肃性。

首要措施是完善网络立法，从制度上健全网络治理机制，加强网络治理机构管理。通过出台相关法律规范，以法律手段守住网络虚拟社会道德底线。可以部分借鉴治安综合治理，建立起一个符合网络“虚拟社会”特点的综合治理体系，从立法监管、网络道德自律、政府部门监管、非政府组织参与和国际合作五个方面构建网络“虚拟社会”综合治理体系。

重视建立网络监管机构，加强网络监管立法，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监督，加强行业自律、网民自律、政府引导、网络立法、市场调节和技术监督等。就非政府组织而言，充分调动非政府组织的积极性，通过它们更好地落实国家方针政策，密切政府、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可以弥补政府网络监管的不足和监管的缺失。

同时，运用先进技术，保障网络活动实名登记制度;完善防火墙和网络过滤技术、数据加密技术，规范网络建设与运行。要加强信息产业发展与网络文化发展同步协调，要在依法保障公民网上言论自由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前提下，加强网上舆论监管，巩固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

最后，重建公开、参与、积极的政治文化。前文已经论述过，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青年人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现实物质生活的矛盾导致相关诉求得不到反馈，于是产生网络道德取向的偏离。所以想要将道德治理引入正轨，重建公开、自由的政治文化以满足青年人参与性的政治心理不容忽视。

正如阿尔蒙德区分三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其中，村民文化和臣民文化是一种秘密文化，公民文化是一种公开文化，而这种作为公开文化的公民文化才能成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石，成为参与政治的必备条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政治文化环境存在诸多问题，在政府层面的表现为存在崇尚权力、作风官僚等现象，在公民层面的反映则是消极服从、态度冷漠等处境。因此，要促使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地有效开展，满足青年人对生活质量、自我存在感的心理诉求，需要改变原有的秘密政治文化环境，重建一种公开的政治文化。体现在网络社会方面，则是建设更加开放、自由的网络环境，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并且当好法律防线的守卫者。如此，那可以一眼看到底的谣言怎么会继续传播？青年人的价值诉求得以实现，在严格法律的框架下获得民主参与带给自我实现的满足感，有助于提高参政素质，规范道德选择，重建良好的政治文化。

在网络虚拟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青年人作为网络主体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后物质主义”视角下的现代化社会也给了青年人更大的价值实现空间，提高了青年人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对自我意识的认知以及对政治参与的热情，当现实社会不能满足其要求时，不可避免地产生包括道德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本文探讨了网络虚拟社会中的青年道德问题和治理，通过英格尔哈特政治文化研究理论的背景及内容分析网络社会中青年道德层面个人主义色彩浓厚、自律能力不足、自由民主权利诉求等问题，提出相应的治理办法，如价值观的引导、相关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善以及政治参与文化的构建等。希望本文可以引起青年对现实与网络虚拟社会的思考，积极参与网络社会乃至国家政治的建设，在法治基础上实现道德优化。

参考文献：

[1][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2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严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2]谢俊贵.中国特色虚拟社会管理综治模式初探[C].陈 潭.广州公共管理评论（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1.

[3]佚名.第36次中國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2015-07-22）[2019-08-12]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507/t20150722_52624.htm.

[4]佚名.调查显示：欧洲青年人上网人数胜过看电视[DB/OL].（2007-11-15）[2019-08-10]http：//news.sohu.com/20071115/n253264992.shtml.

[5]苏宏升，甘汪雨，李新颖.数字通信与网络技术[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2009：336.

[6][美]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83.

责任编辑：谭桔华

作者：周育平 赵可

英美网络文化研究论文 篇3：

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伦理文化

摘要：文学与科技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入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

关键词：英美文学　网络伦理文化

一、文学研究与计算机科技的萌芽期

计算机科技进入英美文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六零年代。1966年结合人文与计算机信息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创刊，开启了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尤其是mainframe)来处理文学文本的学术研究。((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页136)。早期的文学与计算机研究偏重文学计算，也就是使用计算软件或是索引工具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性与作者文风，两本人文与计算机方面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及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可代表整个研究的方向与成就。(Potter 401－29)。一方面，英美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为工具，从事文学计算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文学工作者透过其文本或研究来探讨这两者间的对立或共生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科幻小说与科幻小说研究。笔者在一篇(文学与科技的交锋：从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的文章中，提及科幻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可以看出科技优越性与人性的关怀一直是人文与科技对立所关心的主题。笔者罗列了八项科幻小说的主题：1、人文世界的理性与合理化的解释(魔鬼总动员)；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险记、星际巡航记、外星人的传说)；3、乌托邦的记忆与建立(反乌托邦的省思——美丽新世界)；4、文明与科技的怀疑(科学怪人、机器人的神话、网络上身)；5、人文的关怀(生态与科技——侏罗纪公园)；6、视学与想象力的开拓(时间机器、星际大战、回到未来)；7、超人神话——机器战警、生化人、超人；8、后现代社会的省思——网络的虚拟世界。(页5)。从此窗体可以看出，人文对科技的关系正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怀疑，转化成想象力的开拓与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权威式的扩展，逼迫文学工作者不再仅仅认同网络科技威胁论(如网络上身)，更进一部探讨人工智能的运作与网络上的文学断裂现象(fragmen－tation)。这一波的文学与科技的交锋，将从文学工作者的私人空间移到科技学者的网络空间。作家或研究者，开始在计算机上寻找创作的可能性，想象网络出版、多媒体创作、人文数据库的建立以及思索网络的群体与个体疏离等问题，这将开启另一个纪元的英美文学研究。到底这一波的因特网对英美文学研究有何影响，其对文学研究是否产生质的变化或是理论架构的重整，将是关心文学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议题。

二、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发展

J.Hillis Miller在一篇讨论文学研究在网络时代的文章中(“LiteraryStudy among the Ruins”)引用Derrida的话说：“…an entire epoch of so－called literature，if not all of it，cannot survive a certain technological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in this respect the political regime is sec－ondary)，Neither can philosophy。or psychoanalysis，Or love letters…(58)。Derrida对文学的悲观来自于对数位文化的不信任。他认为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似乎摧毁了传统文字印刷力量、文本与人的互动(或感动)关系、以及手写文字的文化意涵。比较了一般手写书信及电子邮件，就可以看出Derrida的焦虑。

Derrida的这种焦虑其实呈现了网络发展带给人文研究的一种质与量的改变，也反映了自十八世纪以来人文与科技的对立与紧张关系。诚然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以下仅对这些议题提出其现在与未来的发展及检讨。

(一)因特网与图书馆

在一篇讨论图书馆与internet的关系文章中，David S.Miall引用Jean－Pierre Dupuy的论点，指出信息的普遍性往往造成一种heterono－mous behaviours(无自决行为)，也就是依赖外在权威，缺乏个人自主的改变或成长。这句话隐含，太多的网络信息的一种iatrogenic disease(1406)。这可从现今很多学生以剪贴网络数据当成学期报告，毫无个人见解，看出弊端。Miall又指出，纵使现今的虚拟图书馆数据丰富，但是其检索方法以keywords为主(包含全文检索)，而非以观念来检索，对人文研究来说，非常不合适。姑且不论网络上的数据正确性有待商榷，纵使网络数据也非所有文学研究者参考的数据主体，据其统计，文学研究的数据仅有36％被数字化置于网络上，大部分的数据仍是纸(1408)。但是现今学者及学生太依赖网络及数字图书馆，仅以网络上找得到的数据当成其研究的主体。此外网络资源的组织及结构仍不如传统图书馆，因此其数据甚为不稳定与不确定。Miall也指出，于小屏幕上阅读文字，也让阅读吸收及流畅度变得极度困难，此部份我们将在阅读超文本部份讨论。

网络上的数据，除了一般图书馆的专业制作外，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risk of spurious interdisciplinarity(1412)，Miall说：The availability ofacademic discourse at aU levels on the Internet brings the risk of flatteningth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making them largely invisible to the Web－surfing students or incautious scholar，Induction into a discipline is a mat－

ter not only of acquiring information but of assimilating a set of theoreticalframeworks，assumptions，and practices that can take several years tomaster。(1412)将网络当成文学研究的图书馆，其风险甚高，往往丧失了研究的自主性与言究资料的完整性，最严重的是其所造成的提供了廉价与虚假的知识结构。

(二)颠覆文本

虚拟图书馆所呈现的数字信息往往是一种超文本，George Landow等学者所提倡的超文本阅读，可说颠覆了传统的文本结构。以超文本来创作或是阅读成为网络时代的一种后文学现象。

然而超文本阅读或是创作，真的是打破线性阅读或是开启阅读与研究的新天地吗?Miall指出，超文本研究(或是其它非文字的文本研究)，往往重视媒体本身的研究，降低了研究的议题多元面貌。而超文本的阅读，虽号称创作不同、提供多元，其实却是制作同构型及连续性。(1412)。因为其超级链接乃是经过设计，其多元化是作者的单一化，指导读者按照其所定的“线性”来阅读，反而不如传统的纸本阅读，由读者来主导，更加具主导性。此外计算机屏幕阅读，限制了阅读长度及流畅度，伤害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

此外，文本的无限延伸，反而减低了文本本身的主体性，到底文学研究的文本在哪里?文本是否应具普遍的文学价值或美学观，都造受了严格的挑战。

(三)文化研究

网络对文学研究另一个最大的冲击是解构了文学研究，将文学研究带入了文化研究。当Miller呼应Derrida的看法认为在网络时代，文学(或文学研究)势必没落，但是他不像Derrida那么悲观，他认为文化研究代之而起，将会文学研究开启另一个论述的战场。透过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反省，Miller认为文化研究将文学研究边缘化，或是替代了文学研究。例如，对美国大众文学的文化研究，让我们置身全球化及网络化的场景中，不至于缺席或是格格不入(64)。他又指出单纯的英美文学研究会越来越边缘化，在整个英文文学研究范围中，其它地区的全球化视野会更加宽广，纽西兰、澳洲、非洲、印度东亚等以英文创作的文本会受到重视，放在文化研究的范围里，这些English studies更具全球化意义，他说；“Thefuture of literary study in the global university lies in a reconfigured Corn－parative Literature，This means a broadening to include the literature ofnon－European countries，features of cultural studies，forms of rhetoricalstudy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art forms。”(64)。

1997年的一月号PMLA以文学教学为主题全面探讨文学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取向。Biddy Martin在该专号的介绍文章“Teaching Litera－ture，Changing Cultures”中，首先忧心过去二十五年来文化研究入侵美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机制，是否威胁文学教学的纯粹性与主体性。Martin在以下的历史回顾中，指出文化研究与文化运作，帮助我们“expand ourpractices in new directions”(页7)。当为教育学者，we must providestudents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 necessary forreflecting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riting becomes literature andfor using literary texts to explore how aesthetic objects relate

to other discursive objects or to broader social formations，(1z)，

Shanker在论及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时，说：“Cultural studies is are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s restricted specialization”(260)，他又进一步指出：“Nevertheless，cultural studies has provided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purse interests in film，ethnography，popular music，and adver－tisements。as well as literature。tha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261)，身为一文学老师，我们应该had a strongsen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iterature but debatedopenly with one another over the relations among historical context，po－litical investment，and aesthetic values，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其实是文学研究在网络科技下的一项转变与生机，也为文学研究找到了社会发声的管道，证实了文学研究的社会面向与“实用性”。

三、结语：前景与盲点

网络开启了信息的无限性，但也创造了信息的不稳定性，将网络当成虚拟图书馆，正反映了这图书馆的本质一一虚拟性与不真实性；而文本与超文本的模糊界限，也正瓦解了文学研究的本质，传统的文本研究(tex—tual studies)丧失了其正当性，文本与本文的不可分割，也正考验批评者的美学观，到底有无所谓的文学价值(values)或是文学品味(taste)呢?而文化研究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但也同时挑战文学研究的主体性，文学研究非存在于文本的美学研究，而是一种外缘研究，文学本身是否在这种外缘研究中，受到重视呢?还是被边缘化了?虚空间的跨时间与空间研究，让我们思考全球化、主体认同等主体，但也窄化了研究者的思考空间，网络文化研究并不等于文学研究、主题研究并非文学研究的主战场；跨学科的理论建构，对于建立论述权威(discourse authority)大有助益，但是沉迷于各种社会科学的分析、类化及术语中，也同时忽略了文学中的异质性、主观性(或感性与非理性)、及神秘性或不可知性(agnostic)的迷人之处。总之，拥抱科技或置身网络，如果是文学研究在二十一世纪的一种宿命，如何短暂的脱离与批判，也正是文学研究者不可抗拒的任务。让我们与科技共生，也让我们与网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诚如<骇客任务)中的Neon一样，进入虚拟、掌控虚拟，回到现实、体验原始。”

作者：于茵 高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