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产业创新思考论文

【摘要】产融结合已经成为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共识，但是在国企产融结合的工作实践中，其制定政策制度、现有产业基础、人才储备等诸多方面的惯性思维，使其产融结合之路不通畅、产融结合效用不明显。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金融产业创新思考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金融产业创新思考论文 篇1：

金融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研究

摘 要：产业集聚是新兴工业化道路中最重要的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发展动力。在产业转移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产业集聚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金融产业集聚产生的原因，并以深圳的金融业为具体例子，用计量手段具体分析各集聚动力的影响程度。

关键词：产业集聚；金融业；动力机制；深圳金融业

金融产业具有高产业带动力、高附加值、高开放度、高人力资本投入、低环境污染、低资源消耗等特征，其集聚不仅能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创造更多的就业并吸纳高级人才、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还对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产业集聚形成的机制理论

金融产业集聚是金融产业的一种空间组织形式，是金融资源受到经济效益和价格机制的引导，根据比较优势而地域运动的结果。这里的比较优势是指广义的比较优势，包括了制度、技术、成本、区位、外部性、信息、创新、产品多样性等综合在内。本文认为金融产业的集聚是分内因和外因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外因共同决定的。

（一）金融产业集聚的内因

第一，为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并利用信息的外在性，减少信息传递的损耗和信息的不对称性，金融企业都选择进驻信息的中心地，利用空间集聚的优势，从从业人员之间的频繁互动产生大量的信息流动，从而提高企业竞争力，赚取高额利润。

第二，金融企业追求集聚效应促进金融产业的集聚。金融市场的规模越大，伴随着金融工具的流动性越高，融资成本和投资风险就越低，从而能对一定范围区域的贷款人和借款人产生吸引力并形成强大的辐射效应。

第三，金融产业集聚大大地简化了金融机构合作的繁琐程序，增大了机构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增强了机构之间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这都有利于金融产品的创新和衍生。

（二）金融产业集聚的外因

1.区位。金融产业会选择集聚在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区域。其中影响金融产业集聚的区位主要是交通区位。

2.基础设施。这里基础设施包括三类，一是交通基础设施；二是经营成本，包括办公室租金、不动产价格、建筑成本等；三是信息技术，包括现代通讯和电子技术。

3.制度。由于金融产业风险集中的特性，所以需要专门的监管机构来保证其稳定成长；这里制度指的是监管制度和税收制度。税率高低很明显会对国内、国际资金流动和全国、全球的金融企业业务布局产生重要影响。

4.人力资本。金融产业的集聚需要大批的金融、项目管理、会计和信息技术等专门人才，人力资本是其核心要素和资源，所以金融企业都会选择聚集在一个能够供给多种类型的高质量人才的地区。

金融产业集聚的形成，一般情况下都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通过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实现动态演进，共同决定了金融产业集聚乃至金融中心的形成。

二、影响深圳金融产业集聚因素的实证分析

深圳金融产业以不足1%人口创造了14%的GDP，居全国第一。金融产业已成为深圳名副其实的第二支柱产业，截至2014年，深圳金融业产值占地方生产总值比重的14%，年均复合增长达到21.6%，增加值达到2 238亿元，排名全国大中城市第一。截至 2015年9月末，深圳18家证券公司在机构数量和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等指标方面继续保持全国第一，24家基金公司管理749只公募基金的资产净值1.48万亿元，同比增长40.49%，净值居全国各省市第3位。各项数据都显示了深圳强大的金融产业集聚能力。

为了更加量化地探明各因素对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我们通过深圳金融产业1992—2014年数据并设计计量模型来进行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

1.因变量：本文主要用区位熵（LQ，Location Quotient）来表示金融产业集聚水平，区位熵能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

计算公式：LQij=（Eij/Ej）/（Ei/E）

其中，LQij=代表区位熵，Eij为j区i部门的产值，Ej为j区的产值，Ei是大区域（或全国）i部门的产值，E为大区域的总产值。本文用深圳金融产业产值来测量深圳金融产业在中国的集聚度。

2.自变量：根据前面对结合深圳金融产业集聚内外在因素具体情况的考虑，我们选取以下指标作为解释变量。（1）规模经济（SCA）：本文采用深圳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占全国各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比重来表示。采用存款余额计算是因为我国主要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而银行存款又是各项投资活动的源泉。（2）信息（INF）：本文采用深圳邮电业务总量占全国邮电业务总量的比重来表示。因为邮电业务总量是指邮电通信企业为社会提供的以价值量形式表现的各类邮电通信服务的总数量。（3）区位（LOC）：本文采用深圳货物运输量占全国货物运输量的比重来表示。（4）基础设施（BAS）：本文采用深圳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建设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建设的比重来表示。（5）制度（INS）：本文采用深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数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数来表示。因为越是灵活的政策制度，当地的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目就越多。（6）人力资本（HC）：本文采用深圳金融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国金融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表示。

（二）模型的设定

建立以金融产业集聚度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为：

LQ=C+β1SCA+β2INF+β3LOC+β4BAS+β5INS+β6HC+δ

式中δ为随机误差项

（三）数据来源

《深圳市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中国金融年鉴》。

（四）结果和分析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1）模型的拟合优度在88%，说明解释变量较好地解释了被解释变量。且F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几个解释变量是联合显著的。（2）sca、inf、loc、bas和hc这5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正数且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其对金融产业的集聚均为正向影响，从系数大小来看各因素对深圳金融产业集聚的影响力度排名为基础设施>区位>规模经济>信息>人力资本。（3）ins变量系数为正，但是10%水平上不显著。本文是选取深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站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那么这个比重越大就说明深圳对企业的政策越宽松，按照逻辑，深圳的企业也就应该越集聚且影响程度应该较大，这其中也应适用于金融企业，但是回归结果并未显示出如此的关系。这里对回归结果会显示出正向影响不显著做出如下解释：制度Ins采用的是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的占比，可能更准确地说只能体现深圳政府对工业企业的相关政策松紧度，政府有意推动工业发展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第三产业的发展。变量测度选取不当，故导致了不显著的结果。

三、结论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验证了规模经济、信息、区位、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业集聚形成的动力因素，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区位对金融集聚的影响很大。制度因素并未获得预想的显著结果，但也不排除是由于变量测度方法不正确而对其计量分析的效果产生影响。总而言之，以上定量分析的结果基本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

参考文献：

[1] 盖文启，王缉慈.论区域创新网络对我国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J].中国软科学，1999，（9）：102-106.

[2] Brenner T.，Weigelt N.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clusters：Simulating spatial dynamics.Advances in Complex Sys-tems，2001，（1）：127-147.

[3] 潘英丽.论金融中心形成的微观基础——金融机构的空间聚集[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3，（1）：50-57.

[4] 陈继祥.产业集群与复杂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 刘爱雄.对产业集群竞争力来源的理论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1）：73-78.

[6] 梁颖.金融产业集聚述评[J].经济学动态，2006，（8）.

[7] 梁颖.金融产业集聚的宏观动因[J].南京社会科学，2006，（11）：58-62.

[8] 王敏.关于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思考[J].理论研究，2010，（11）：36-41.

[9] 李杰.金融产业集聚：研究综述[J].金融经济，2010，（8）：94-97.

[责任编辑 陈丽敏]

作者：向海凌

金融产业创新思考论文 篇2：

国有企业产融结合惯性问题及解决途径研究

【摘 要】 产融结合已经成为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的共识，但是在国企产融结合的工作实践中，其制定政策制度、现有产业基础、人才储备等诸多方面的惯性思维，使其产融结合之路不通畅、产融结合效用不明显。反观所在企业乃至山西省国有企业产融结合历程以及制约国企产融结合的种种现实紧迫问题，文章从重视资本运作、强化市值管理、完善金融牌照、优化金融布局、全口径开放金融产业、畅通资源渠道、制定市场化的金融政策、构建匹配的政策环境八个方面提出解决途径，为国企产融结合实践提供指导。

【关键词】 国有企业； 产融结合； 金融

产融结合在我国已有近三十年的发展历史，近年来产融结合在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内又掀起新一轮热潮，多数大型多元化集团均已进入金融领域[1]。从欧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金融产业已经成为其大型企业的核心产业驱动与主要利润来源。例如，美国通用公司（GE）的金融产业利润贡献占整个集团的40%左右，金融资产规模超过7 000亿美元。[2]

从国内情况来看，在经济发展全球化以及资源配置国际化的今天，产业与金融结合，实体与资本对接已经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产业与金融的结合，可以迅速集聚资源、补齐短板、跨越门槛，使企业可以通过范围经济的方式迅速扩大规模与提升实力。一些巨型央企已经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与显赫的知名度，迅速集聚了各类金融产业资源尤其是高端金融人才，构建起了自身强大的金融產业。例如国家电网的英大系与宝钢的华宝系等皆是如此。

但反观地方国企，长期以来专注于实体产业运营，没有形成金融资源方面的积累与积淀；同时，受企业自身实力与知名度所限，其吸纳外部金融资源的能力也无法与央企同日而语。地方国企虽然意识到了产融结合的重要性，也致力于形成产融结合的良性互动体系，但成效不佳。以笔者所在的集团为例，旗下拥有三家上市公司，但这些上市公司自完成上市以来，并未能有效发挥对于实体产业发展的资本支撑功能，还未真正成为实体产业发展所需的有效资本平台。

一、地方国有企业产融结合主要惯性问题

（一）上市公司资本运作少、市值水平低

当前，不少地方国企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以资本为核心统领发展，这是全球性趋势与世界性共识。基于上述认识，不少地方国企不遗余力地推动实现其优质资产的上市。但是，上市完成以后，很多企业未能很好地研究解决上市公司功能发挥这个问题。如前所述，某集团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自完成上市以后均未成功实施过一例资产重组或再融资类的资本运作事项，上市公司对于集团的资本支撑与财富倍增职能基本未能发挥。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不是某个集团的个性问题。

资本运作少的同时，由于对上市公司市值的功用认识不足，没有建立起市值管理的意识与体系，不少地方国企上市公司的市值水平也长期处在较低的水平，未能有意识地进行市值管理。以某集团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为例，2016年底的市值合计仅有270亿元，而这三家公司2016年营业收入合计就达370亿元，市盈率、市净率水平也较低。

（二）金融牌照不全

基于金融产业风险较大的特质，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对于金融产业的监管都较为严格，只有持有国家主管部门颁发的牌照，才能开展相关业务。受企业实力等因素限制，地方国企普遍在金融牌照获取方面处于劣势。以某集团为例，当前仅财务公司拥有银监部门颁发的牌照。其他，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基金、期货等牌照全部欠缺，从而导致集团被挡在这些金融子行业的门外。

（三）金融人才缺失

人才是立业之基、兴业之本，金融行业作为典型的轻资产、智力密集型行业更是如此。特别在风险防控方面，由于金融行业的高风险性特征，如果没有高度专业化的人才队伍依托，则无法建立有效的风控体系。而国企一直从事产品经营，进入金融领域，由于不熟悉该行业，可能产生新的经营风险[3]。

但作为传统实体企业的地方国企，其金融人才的储备存在天然的短板。同时，对于外部高端金融人才的吸纳及引进上，地方国企也存在政策、资金、配套等方方面面的障碍，这就造成高端金融人才缺位的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解决[4]。而反观一些成功的民营企业，其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金融产业的破局与发展，首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引进高端金融领军人才，进而凭借领军人才的经验、视野进行战略布局，凭借领军人才的人脉影响进行资源吸纳。例如，恒大及万达等民营企业都是直接聘请各大银行总行行长级的领导出任其金融产业的领军人才，这些引入的高端人才能够在短时间内为这些企业的金融产业发展进行准确的定位布局与资源募集，进而推动这些企业的金融产业快速走上轨道。而地方国企正是由于欠缺关键性领军人才的引领，其金融产业的发展缺少顶层设计与资源支撑，往往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窘境。

（四）金融政策缺位

金融资源的缺失归根到底最关键的原因是金融政策的缺位。地方国企原先都是从事实体产业为主，其内部的各项管理政策、薪酬制度等都是与实体产业配套的产物，由于行业属性的不同，很难与金融产业的发展有效兼容与匹配。而短时间内，尚难以快速构建一套符合金融行业特性、契合市场规则的金融产业运行机制、容错机制与奖惩机制，这就导致一方面难以吸纳外部人才加盟其金融产业；另一方面也难以调动现有员工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利的政策环境自然导致其金融产业的发展举步维艰。

（五）金融资源渠道不畅

地方国企构建金融产业，基本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拥有畅通的金融资源渠道以获取外部金融资源与金融人才。但恰恰在这一点上，由于原先所处行业不同，短时间内很难有效融入金融行业信息传递网络，又未有意识地构建信息融入节点，导致地方国企难以及时有效地收集金融资源信息。从而，金融资源短缺日益成为地方国企的短板。尤其地方国企很多都处在三、四线城市，而优质的金融资源与金融人才都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渠道不通畅与信息不对称就导致地方国企难以从一线城市吸纳合格的金融人才、并购急需的金融资源。例如，假设地方国企有意参股一家证券公司，一线城市的证券公司也有意寻找投资者，但由于双方的信息不能及时对接，导致地方国企无法及时介入，而错失良机。

二、解决产融结合惯性问题的路径

（一）重视资本运作、强化市值管理

地方国企在已有上市公司的基础上，仍然有大量资产、资源因为各种原因游离于上市公司体外，其整体的资产证券化、流动性水平不足。因此，必须着力在提升资产的资本化、证券化水平上下功夫。在对企业资产进行整体梳理做到心中有数的情况下，进行有针对性的资产注入。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提高地方国企的资产证券化、流动性水平；同时，资产注入作为资本市场备受关注的主题，将在增厚上市公司业绩水平的同时，实现上市公司的股价水平、市值水平的提升。

同时，对于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与资本运作要有明确的方案与严格的考核，要将以往无意识的散养转变为有意识的培育，企业的发展规划与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必须进行资源对接与整体部署。要按照市值目标对上市公司进行考核，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要与上市公司的市值水平挂钩考核、同向变动。

（二）完善金融牌照，优化金融布局

从企业布局来说，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四大支柱。从地方国企的情况来看，多数只在一些地方性商业银行有少量的参股，而在保险、证券、信托领域尚是完全空白。

从企业资质来说，我国主流金融牌照共16张，其中主要金融牌照7张，即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租赁、基金、期货，集齐这7张牌照就可以说是全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团。对于地方国企来说，单凭自己的力量来获取新的金融牌照确实难度很大。因此，要改变单兵作战，投资兴建的模式，着力在市场上寻找好的投资标的，进行投资并购，直接参控股现有的金融企业，获取现有的金融牌照。

（三）全口径开放金融产业

单丝不成线、孤掌必难鸣。尤其地方国企处在资源弱势的境地中，关起门来搞产融结合肯定难以获得好的成效。要在当前股权架构及管理机制下，以产业开放、合作共赢的心态，秉承“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但求所用”的原则，引入外部专业投资者，甚至让渡其金融企业控股权以植入专业的管理、专业的运营、专业的人才。在股权多元化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专业的对口与产业的对接，争取在引入资本的同时，借助投资者的专业力量，能够拓宽其金融产业的业务范围与业务品种。

在吸引外部投资者入股自身金融企业的同时，地方国企也要积极寻求好的金融资产标的进行参控股，同时改变以往国有企业单纯追求控股权的通病，对于一些好的金融資产标的，即使无法获取控股权，也要积极进行参股。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获取可观的投资收益；二是可以拓展自己的金融产业朋友圈、信息流，积淀自身在金融行业的影响力。

（四）畅通资源渠道，获取优质资源

实体企业孤立地白手起家搞金融是缘木求鱼、死路一条，金融资源的逐步积累与培育远远无法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必须以资本为纽带快速并购现有的优质金融资源，才能迅速构架其自身的金融产业。而很多地方国企处于地域与信息方面的弱势，缺乏优质金融资源的获取渠道与对接平台。鉴于这种情况，地方国企可以与北上广深的一些资深金融机构或专业猎头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的合作，除了传统的业务合作之外，可以将这些金融机构作为发展自身金融产业的桥头堡与信息中心。通过这些信息中心收集并对接金融资源信息，从而改变地方国企金融信息弱势的现状。

（五）制定市场化的金融政策，构建匹配的政策环境

各地方国企要改变传统的实体行业思维与意识，依据金融产业的行业特性，制定出台高针对性、高匹配度的金融产业政策与考核办法。一方面，可以为吸纳外部金融人才营造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可以调动金融产业现有员工学习业务、提升素质、创造业绩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制定金融政策的关键环节在于打破实体产业传统的薪酬分配办法与模式，一方面采取超额收益分成的办法，按照一定比例对承办单位及部门进行分成奖励，将企业效益与个人利益紧密挂钩；另一方面改变传统实体企业薪酬分配的单一模式，采取股权期权等多种分配方式对金融人才进行激励。

（六）吸纳社会人才，提升队伍素质

搞金融产业，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闭路循环。只有源头活水源源不断地注入，才能保证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在出台市场化金融政策的基础上，要制定充分体现行业特色的市场化金融人才招聘政策。最重要的就是要招聘具备深厚行业履历、广泛行业人脉、优秀行业业绩以及具备较高行业地位的金融领军人才，来领衔本企业金融产业的布局规划及发展。对于这种稀缺高端人才，企业主要负责人要礼贤下士、三顾茅庐，亲自出面礼聘。

以上这些专业人才，在科学招聘、严格考核的基础上要赋予其充分的职权，由其负责各自所在企业的发展运营、人员招聘及薪酬激励、人事任免等具体事项。拆除选人用人的藩篱，真正构筑内部金融企业与社会专业人才的顺畅通道，真正改变金融产业专业人才缺乏、引进渠道缺失的现状。

（七）革新金融产业运营体系

实体企业管理运营金融产业，必须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与重构。从机制创新来说，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可以成立与各金融类企业具有直接产权关系的金融控股公司，对各金融类企业实施统一的产权管理与资源配置。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协会1999年发布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中的定义，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股权下，所属的受监管实体至少明显地在从事两种以上的银行、证券和保险等业务，同时每类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同。其基本特点是：集团控股、联合经营；法人分业、规避风险；财务并表、各负盈亏[5]。

从企业运行上，必须打破以往制约金融企业发展的条条框框，给予其完全的市场主体地位、经营自主权、业务选择权与选人用人权。在管控程度上，建议不再对其进行紧密的业务管控，替之以科学的资本管控与产权管控。推动各类金融企业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架构，公司本部只在法人治理架构与公司法的框架中行使权力，发挥职能，不再干涉其具体业务开展、企业运营与选人用人。

（八）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严格管理和控制金融风险

对于所属金融企业中市场化经营的公司，按照其所在行业的特点，建立市场化运行机制的同时，要有机统一“责权利”；突出市场化经营公司管理层的职业经理人身份，促进其自身目标与企业发展长期目标尽可能地吻合，防止管理层采取短期行为、“内部人控制”和进行逆向选择。

金融产业风险控制建立整体风险监控体系，动态监控风险指标。运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重点数据实时监控体系以及经营效果审计等手段，强化对企业经营活动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督与控制。建立实时信息监控系统和重大风险的纠偏机制[6]。

地方国企的产融结合、金融发展是必由之路、必经之途，成功的彼岸既不是朝发夕至，更不是遥不可及，只要我们致力于构建良好的内部环境、适宜的政策配套、畅通的资源渠道，必能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地方国企的产融结合定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

【参考文献】

[1] 陈兆波.产融结合及实施路径研究[J].金融经济，2015（20）：95.

[2] 李孝正.国有企业如何突破产融结合路子[J].现代经济信息，2014（6）：111.

[3] 王小强，蔡志鹏.国有企业产融结合效用分析[J].世界华商经济年鉴，2009（2）：5.

[4] 刘威.产融结合：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J].湖北农村金融研究，2002（4）：49.

[5] 凌文.大型企业集团的产融结合战略[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4（2）：40.

[6] 黄永达.关于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实施产融结合战略的思考[J].中国经贸导刊，2005（9）：27.

作者：高彦清

金融产业创新思考论文 篇3：

激发金融业活力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金融产业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资源是否能以货币形式进行优化配置，甚至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本文首先梳理了镇江金融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其次，在2006—2017年镇江金融产业的面板数据基础上，分析得出：近年来镇江金融产业得到迅猛发展，然而各辖市区之间发展略有差异，金融产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功能有待增强;最后，本文为镇江的金融发展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镇江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区域的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金融业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量中的占比不断上升，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然而随着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入，金融危机暗中潜伏，金融与经济稳定发展成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议题。对于如何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缓解经济波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等问题，应该在理论层面上进行充分地研究，并在政策层面上做到未雨绸缪，从而通过科学的金融改革来促进经济更有效率、更平稳和更健康地增长。

目前而言，各地区金融发展并不均衡。众多学者从城市、城市群等不同区域范畴分析金融产业发展情况，同时，探讨影响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的因素以及分析金融业城市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等。众多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地促进效应，但是具体国家应该区别对待，比如在拉丁美洲国家金融发展并未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反而制约了其经济发展。有学者论证，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下，中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有学者进一步研究显示，金融结构市场导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但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由于实际金融结构的市场导向远低于世界平均的“最优水平”，因此，金融结构的市场导向提升总体有助于经济增长。

镇江作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重要阵地，金融业始终发挥着在市场经济中的融通作用，推动镇江经济攀向崭新高度。但目前镇江金融发展还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金融资源配置不高、互联网金融风险等问题，在保持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基础上，构建与镇江经济转型升级相适应的区域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实现镇江经济新发展格局，是镇江未来一段时期内迫切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1 镇江金融发展历史轨迹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因处于长江—京杭大运河“黄金水道”交叉口的优越地理位置，更兼扼控漕运咽喉和拱卫南京的双重战略职能，镇江于1861年5月10日正式开埠。开埠以后，镇江的金融活动迅猛发展，盛极一时，有着“银码头”之称。到19世纪70年代，镇江“出口土货和进口商品净值分别比19世纪60年代增长1.5倍和2倍，镇江钱庄业逐渐成为当地金融流通的枢纽”。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淤塞导致漕运被铁路和海运取代、米市被李鸿章以一己之私迁往芜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使得镇江口岸地位不断下降，再加上多次重大战争的沉重打击，使镇江的金融业逐渐走向衰落。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中国人民银行镇江支行于1949年6月1日正式对外办理存贷业务，协助地方统一货币制度，稳定物价，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由于历史原因，镇江金融业一度发展缓慢，但是各项金融业务仍得到了长足发展，到1978年底的存款总余额和贷款总余额，分别比1965年增长3.66倍和4.67倍。

改革开放之初，镇江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初步形成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改革活力凸显，镇江金融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信贷工作范围不断开拓，业务形式灵活多样。到1991年全市各种金融机构有407个，全系统干部职工总人数达到6310人，金融业已成为经济建设筹集和分配资金的重要渠道。经过四十多年的深化改革，镇江金融业在规模上逐步扩大，内部结构日趋完善，市场运营机制进一步优化，市场体系更加健全，功能作用持续增强，在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镇江金融产业发展的现状

2.1 镇江金融业发展稳步增长，有待激发产业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镇江金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金融业增加值规模不断扩大。2017年镇江金融业增加值为240亿元，同比增长9.09%，其中2004—2017年均增长率达到14.83%。如图1所示，2008—2011年，金融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以及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出现下降，但在2011年之后两者比重均逐年上升，至2017年镇江金融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为5.85%，低于全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7.95%。同时，2017年镇江市金融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12.7%，略低于江苏省全省金融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5.63%，发展空间较大，金融产业发展活力有待激发。

2.2 机构数量以及交易规模发展态势良好，有待挖掘发展潜力

根据镇江市年鉴数据，2017年镇江市拥有超百家金融机构，其中证券账户数达到150多万户。2017年末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4966.37亿元，比年初增加141.49亿元;贷款余额3890.98亿元，增幅12.06%，其中制造业贷款余额3890.98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为24.75%。如图2所示，1980年以来全市保费收入稳步增长，2017年实现保费收入超117亿元，同比增长16.15%。

近年来镇江金融发展取得了优异成绩，在空间布局上打造了长江金融产业园，但是金融集聚效应、辐射效应还不明显。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南京都市圈等重大战略机遇的疊加，镇江金融产业发展仍具有较大潜力。

2.3 金融机构借贷比稳定，有待发挥闲置资金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镇江金融机构存款、贷款数额都在稳步提高。从金融机构存贷款情况来看，2016年底，镇江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达到3444.3576亿元，比2008年增长了约3.7倍;二十多年来，存款余额始终高于贷款，且两项增速均保持在15%左右，发展态势良好。金融机构存贷款的变化带来借贷比的变化。但是近年来，镇江金融机构借贷比稳定在1.37左右，金融资源仍有利用空间。也就是说，金融机构保留大量存款未投入社会发展，有较多的资金可以用于放贷。只有通过盘活闲置资金，资金市场再流通，才能提高实体经济盈利水平，创造社会价值，促进更多新兴企业的发展。

3 镇江各市区金融发展概况

本部分对镇江四个区域，即市区、丹阳市、扬中市、句容市的金融发展总量进行对比分析，选取存款、人均存款、贷款和人均贷款四个指标用来衡量镇江市各区域的金融产业总量发展情况。

3.1 各市区存款和人均存款

由表1可知，2017年镇江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4877.50亿元，是2006年的5.25倍，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规模速度增长较快。从纵向来看，2017年市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2370.29亿元，丹阳市为1107.23亿元，扬中市为615.99亿元，句容市为783.99亿元。其中，句容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规模增长速度最快，在2015年句容市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超过丹阳市，实现后来居上。

如图4所示，镇江各辖市区金融机构人均存款余额变化逐年递增，并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其中，市区金融机构人均存款余额高于其他区域，2017年相比于2016年略有下降，达到192206.57元;扬中市金融机构人均存款余额列第二，两区域均高于全市水平，丹阳市金融机构人均存款余额始终低于全市水平，稳步增长，句容市金融机构人均存款余额在2017年首次超过丹阳市，达到125137.54元。

3.2 各市区贷款与人均贷款

首先，进行纵向分析对比，如表2可见，2017年全市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3864.02亿元，相对于2006年增长了4.78倍。各辖市区都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市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绝对量最高。其次，横向对比可得2006年市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是丹阳市的2.25倍，到了2017年两者之间倍差缩小为1.65倍，扬中市2006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是句容市的1.40倍，到了2017年两者绝对量仅相差21.24亿元，各辖市区之间差距逐步缩小。

如图5所示，镇江市各辖市区金融機构人均贷款余额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局面。2006年，市区金融机构人均贷款余额最高，而句容市最低。2013年，扬中市超过市区金融机构人均贷款余额最高，丹阳市金融机构人均贷款余额增长速度放缓，开始低于全市水平。同时，从2015年开始，句容市奋起直追，规模快速扩张，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各辖市区，2017年超过丹阳市人均贷款余额水平。

4 对策与建议

通过上文对比分析可知，一方面，近年来镇江金融产业得到迅猛发展，但是在发展规模、发展活力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镇江市各辖市区之间发展略有差异，呈现出“你追我赶”的竞争局面，金融产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功能增强。

4.1 合理布局金融企业，激发金融产业发展潜力

目前镇江市金融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在规模、占比等方面仍低于全国、全省水平。虽然积极配置长江金融产业园，引进与集聚可服务地区的实体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但是目前金融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镇江市应着力加强统筹规划与顶层设计，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适时扩大信贷总量的同时，在有条件的地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提高保险深度和密度;继续大力集聚各类型金融要素资源，引入优质金融机构进驻镇江，如外资法人机构和功能性金融机构，包括国际级的投资银行中国区总部、外资证券、保险机构、资产管理公司;逐步完善现代金融体系，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金融企业，促进银行、保险、证券、典当等金融行业协同发展，使得金融业成为推动镇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4.2 顺应产业政策导向，增强金融产业服务实体功能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推动金融产业发展壮大的前提。实体经济是金融产业发展的基础，防范“脱实向虚”，促进金融向实体经济的理性回归至关重要。金融企业应扮演好与各产业之间“互融互通”搭桥人的角色，以产业政策为导向，扩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覆盖面和融资渠道，进一步提高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聚焦园区，加强对科技自主创新型企业、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提供的金融服务力度;重视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特别是句容地区特色农业、特色小镇等特色产业的金融服务，大力支持乡村振兴战略;鼓励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激发绿色生态产业的活力。

4.3 提高金融治理能力，营造良好金融发展生态环境

镇江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总体状况较好，但是部分企业过度负债，盲目投资，尤其是丹阳地区某些企业涉足民间借贷、超额担保等问题，导致资金链脆弱。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城市金融产业发展的动力，是实现城市金融产业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必须正确把握金融治理和金融发展的辩证关系，在金融发展（求创新/效率）和金融治理（求安全/稳定）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增强金融治理能力，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金融发展的目标下加强金融监管，在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坚持金融发展，把金融产业发展做好、做活、做扎实，才能推动镇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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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