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合作下的工业发展论文

摘要：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工业经济整体上处于下行趋势，而且增速下滑的幅度超出了预期。造成工业经济下滑的原因，既有供给层面，也有需求层面。其中，供给层面主要体现为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下降。需求层面主要体现为产出缺口为负，而且偏离程度很高。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产学研合作下的工业发展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产学研合作下的工业发展论文 篇1：

新常态下的中国纺织工业

近日，以“新常态下的中国纺织工业”为主题的中纺圆桌论坛第十届年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在会议开始就表示，伴随着内外市场环境和要素成本条件的改变，纺织行业经济总量增长已开始从高速向中速逐步转变。行业纤维加工量、工业增加值、出口总额、利润总额等指标，“十二五”以来增速均明显低于“十一五”时期，且到2014年均已减缓至一位数增长。“十三五”期间，行业总量增速仍存在放缓空间，但并不意味着衰退，随着内需潜力释放、行业调整深化和行业竞争力提升，仍将在中速水平上保持平稳发展。

然而，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快速增长，当脚步慢下来，企业就开始担忧发展前景。对此，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主任潘建成表示，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我国GDP的发展速度仍高于他国。而事实上现在的发展速度并无异常，而在高基数的情况下再期待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为此，企业应该保持“平常心”。

不担心并不代表要放松警惕。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夏令敏通过对2014～2015纺织经济形势与走势的分析，指出纺织行业当前在纤维原料、终端产品、生产能力、环保压力等方面仍存在着一定挑战。

每年最令人期待的一个环节就是嘉宾对话，就议题各抒己见，今年也不例外。对于新常态下的行业发展特征及对策，无论是化纤、产业用纺织品等行业协会会长，还是作为企业代表的欧瑞康集团和北京雪莲集团负责人，他们都表示，在新常态下，创新是驱动行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行业只有在科技进步、产品开发、品牌建设、企业管理等领域不断创新，舍得为创新投入，才能突破自我、继续前行。

随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纺织行业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也将不断增强。国家对水体、大气等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标准更趋严格，行业现有软硬件实力与强制标准之间存在差距，使得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成为行业面临的最紧迫任务。“绿色”警铃越拉越响。

王天凯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新常态，消费与投资需求、生产组织方式、要素比较优势、市场竞争格局、资源环境约束等方面均呈现出新的阶段性变化。纺织行业当前正处在深化转型升级、加快强国建设的重要时期，新形势使得发展任务更显紧迫而艰巨。全行业必须准确把握宏观经济新常态下自身所面临的外部形势特征和内在趋势性特点，进一步明确行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任务，更好地适应新常态要求，谋求实现更高水平上的新发展。

一是内需消费结构升级加快

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在纺织品服装作为生活必需品已基本得到满足的条件下，个性化、多元化取代数量扩张日益成为新的消费趋势特征，更好满足消费者对衣着产品时尚性、功能性、生态安全性等方面高品质要求，成为纺织行业在新时期的重要使命。产业用纺织品的内需潜力随着国民经济发展不断转化为现实市场机遇，积极加强跨产业链、跨部门合作，促进市场机遇物化为现实生产力，也是纺织行业的重要发展任务。

二是国际竞争格局调整重构

国际市场长期处于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周期，发达经济体进入理性消费常态，市场需求端增长平缓，而在供给端，发达国家重启工业化进程，加强控制纺织产业链高端；新兴经济体深度参与国际产业布局调整，纺织制造能力快速提升，逐步加强纺织产业体系建设，促使国际竞争更趋激烈。我国纺织行业成本比较优势显著下降，参与国际竞争的压力凸显，需要通过资本输出拉动跨国研发设计、品牌渠道和原料及加工基地建设，以及技术、人才高水平引进等方式，深度参与国际产业体系分工合作，创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稳定国际市场份额。

三是生产要素比较优势改变

我国劳动人口增长进入拐点，大众就业偏好改变，使得纺织行业人力资源结构性短缺成为常态，用工成本连年快速提升，比较优势基本不复存在。天然纤维短缺矛盾随着消费需求增长日益凸显，国内棉花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纤维原料供给的数量、品质、价格等仍是纺织行业面临的重要挑战。行业发展必须更多依靠人力资源质量提升和技术、知识、管理等非物质要素投入，才能有效破解要素制约和成本压力。

四是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

随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矛盾的进一步加剧，纺织行业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将不断增强。国家对水体、大气等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标准更趋严格，行业现有软硬件实力与强制标准之间存在差距，使得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成为行业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各种资源的稀缺性及成本日益提升，加强资源综合利用与循环再生则日益成为企业的常态选择和自觉行动。

当前，纺织行业发展的新常态特征日益凸显，对广大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调整转型要求，企业发展压力和挑战将持续增加，但同时蕴含着外部发展机遇和行业自我提升的动力。

近两年，纺织行业出现了企业发展水平分化加剧的情况，一批中小微企业面临生存困境，但行业经济运行态势总体平稳，运行质量稳中有升，表明不少企业已开始接受新常态的客观要求，保持了“平常心”和“发展定力”。行业在未来发展中要更加紧密结合市场发展的动态趋势，不要期待再回到高增长和数量扩张的时代，要突出把科技进步、品牌建设、生态文明和人才培养等发展战略重点落到实处，有针对性地化解内在结构性矛盾，把握好行业新常态的外部形势和内在本质要求，努力从自身转型升级中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实现新的发展。

李毅中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一、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工业经济的新变化，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处在换挡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和GDP一样。增速适当放缓，一个有利于减轻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同时能够腾出精力搞结构调整、搞深化改革。二是我国工业处在调整转型的过渡期。投资的结构得到了优化调整，产能严重过剩，这种行业投资增幅明显下降。三是工业经济要大力提质增效。四是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差异化发展。

二、适应新变化、新常态，企业应该寻求创新，增强内生动力和内在的活力。

首先要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国际双重压力及挑战，企业家应该尽快转变观念，增强创新动力。要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要加大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二是创新投资理念，控制投资合理增长，大力调整投资结构，规范企业的投资行为。三是重塑和再造“降本增效”的观念，发展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四是产学研用相结合，要在“用”字上下功夫，推进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

近来长期困扰纺织工业的难题开始化解，比如说棉花进口问题，国际国内价格差的问题，还有增值税高增低扣的问题。现在高兴地看到这些难题开始化解，为我们纺织工业的健康发展改善了环境。

纺织工业也面临着严峻着挑战，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要坚持改造优化，提质增效，创建品牌，提高质量，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升级。

曹学军

工信部消费品司纺织处处长

从现在来看，中国整个经济转到了新常态，纺织调整的变化，这几年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这几年，助力推动的，一个是品牌建设，一个是产业的调整和技术的创新。从品牌来讲，我觉得我们这几年，应该说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我们这几年的品牌建设，服装和家纺是跟老百姓最密切的行业，我们这两年从后端向前端延伸，到产业链的建设。现在开始把纤维的创新，纤维的品牌建设能够延伸到我们整个产品链中，让我们前端的技术创新体现到中端，消费价值的体现。

第二，自主品牌建设，从我们关键的环节，我们过去重视的，从快速反应，从品质，从服务，我们现在纺织行业的品牌建设，到了一个全系统的，去年12月份的品牌工作会上，发布了纺织行业品牌建设实施指南。我们从关注一个环节，到关注我们一个系统的，一个体制制度的建设上。另外我们品牌从重点企业的品牌，我们这几年一直关注跟踪，我们110家，去年我们调整到120家重点企业品牌发展的脉络和轨迹。去年我们扩展到众多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我觉得我们这几年品牌建设的拓展，是在持续推动。我们也坚信“十三五”期间，品牌建设会成为我们产业结构调整更重要的一点。

王东堂

国家外贸司副司长

我国外贸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已经进入新常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外贸高速增长明显放缓。金融危机前3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18.1%，近五年下降到10.2%。从竞争优势看，过去我国的外贸主要拼规模、价格、体力、汗水，现在低成本的优势难以为继，必须拼质量、服务、技术、品牌。

过去发达经济体是我们主要的出口市场，现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外贸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过去我们传统的靠贴牌的纺织服装、机电产品是我们主要的产品，现在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的产品成为我们重要的支撑点。

东部地区在我国外贸发展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中西部的作用日益凸显。

过去企业普遍希望减税、让利、给优惠，现在在新常态下，企业的诉求开始出现了分化，一大批有实力的企业，更希望政府侧重制度规范、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创新环境。

从经贸环境来看，过去我们国家是国际规则的旁观者、跟随者，现在必须要做参与者、引领者。

潘建成

中国经济景气检测部主任

现在说新常态，对应过去的旧常态。旧常态是过去经常发生的，但是未必是正常的状态，它快的不正常。你把过去那么快当成正常，那么今天实际上正常的增长，你就把它当成慢的了。这也是我们感觉很痛苦的原因。

应该如何理解新常态？大家一直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慢不慢？中国GDP数据让我们觉得很难受，可放眼全世界，看看其他的国家。美国在发达国家稍微好一点，不到3%，日本已经衰退，欧洲在零左右。金砖国家在新兴市场里面是比较好的，但是现在也不行了。巴西、俄罗斯面临着衰退。难道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是不求上进的，只有中国积极进取的吗？我觉得如果这样想，恐怕是不理性的。

我们一定要反思，这么快的增长有没有问题。我个人觉得值得反思。为什么我们这么快，还不高兴呢？有这么三个原因。第一我们是什么样的增长。因为GDP是流量，它是一段时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新增加的产出的总和。我们的GDP很高，但是我们的存量未必那么多。不要再那么重视GDP了，要重视存量的财富。GDP是狗熊掰棒子。狗熊掰下来多少棒子拿回去才是好财富，你扔在地里那是损耗掉的GDP。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政府支出太大了，对GDP形成了绑架。最近两年，八项规定、反腐败，主要是为了整顿作风，抑制了政府支出。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它减少了政府支出对GDP的绑架，这是非常好的事情。

第三个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增长慢了就会有就业问题，我一直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商榷，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就业状况，2.6亿农民工，有几个农民工保证每天工作8小时之内，每周有两天休息。如果这些人正常休息的话，有很多工作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就业，就业形势完全就不一样了。

2015年是需要定力的一年。我们不要那么浮躁，不要那么多速度，我们需要淡定，需要开心，需要优化。

孟泽

北京雪莲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我们想，我们在新常态下，从企业层面如何应对，从企业的运营角度来看并没有新鲜的观点。但是在新常态下，从企业运营的层面，我们感觉到需要关注的一些点跟大家一起探讨和分享。

第一，在新常态下品牌建设是企业尤为关注的，在新常态下，品牌建设，在战略上，品牌进行聚焦。企业建立品牌和取得竞争能力，最有效的方式在收缩品牌的焦点。这里包括我们的产品线、客户群体和渠道。这样更有利于品牌进入消费者的心智。在家电行业内，格力和海尔的对比。格力空调一直专注于智能空调的制作，海尔生产多种品类的家电，但是格力的企业经营业绩，却远好于海尔。

作为手机行业里面，小米手机与三星手机的对比。小米手机只生产少数的几款手机，但是它的销量已经接近三星手机，或者超过三星手机。在新常态下，企业的品牌建设要专注，只有专注才能极致，只有专注才能产生新的核心竞争能力。

另外一个在品牌建设方面，我们感受到还有一点，在品类的选择上，可能要放在品牌建设优先的地位，或者说先品类后品牌，这一点尤其是现在的线上的销售品牌。它们所推出的线上的极致单品的火爆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力争。

第二，需要我们企业层面关注的就是产品的创新，产品在新常态下，这个问题应该更加凸显。好的销售必须有好的产品，好的品牌更需要好的产品。虽然是新常态，但是我们感觉到销售的本质并没有变化。销售一定是满足客户的需求，只有好的产品，才能够吸引客户，产生消费。

同时当今新媒体的产生和应用，使我们企业和商家，对自己产品的描述可以做到淋漓尽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样也给了客户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方式来比较选择和判断我们的产品。包括最近在微信圈里疯传的一个故事，我们中国的游客到日本购买马桶盖，购买电饭煲带回国内来。这就说明无论是什么时代，产品必定是企业和品牌的核心。

第三，我们认为在新常态下，由于竞争的激烈，企业可能需要更加关注上下游产业链条的整合来降低我们企业的运行成本，增加企业的运营效率。中国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有一个显著特点，我们行业内的每个环节的透明度是非常高的，或者空前的。企业再按照原有的方式进行横行一向产能的扩张取得成本，或者终端渠道的增设取得比较优势越来越困难了。更多的企业会从绿色制造、柔性生产、快速反应和信息共享上去追求。

所以我们感觉到下一步作为雪莲来讲，进一步加强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协同，增强上下游产业链之间的协作。我们雪莲集团应该说，在“十二五”之内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产业链条，当然这个产业链条如何做好协同，快速发展，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产学研合作下的工业发展论文 篇2：

当前工业经济下行趋势分析与展望

摘要：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工业经济整体上处于下行趋势，而且增速下滑的幅度超出了预期。造成工业经济下滑的原因，既有供给层面，也有需求层面。其中，供给层面主要体现为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下降。需求层面主要体现为产出缺口为负，而且偏离程度很高。下一阶段，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将呈现四个特征：一是工业经济增速将中速企稳；二是产业转型升级将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三是装备制造业、材料工业等重化工业仍将是工业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四是县域经济在工业经济中的地位将变得更加重要。对此，国家应放低工业增速预期，避免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加大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推动体制机制改革。

关键词：工业经济；下行；趋势分析；展望

当前中国工业正逐步进入一个全新发展阶段，增长动力机制将发生转变，增长速度也将由高速增长逐步转变为中低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对自身发展战略进行根本性调整，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向上抢占产业制高点”，实现“新型驱动增长”和“高、精、细”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工业的必然选择。

一、当前工业经济下行趋势

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增速保持了平穩较快增长，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波动性明显降低。然而，进入2012年以后，情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先是在2012年1～2月份达到了21.3%的高位，然后迅速下降，到8月份更是达到了8.9%的低位，而9月份略微回升到9.2%（见图1）。事实上，如果单从增速本身来看，这一速度并不是不可接受的。目前对工业主管部门造成压力的更多是这种增速下滑的趋势，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201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工业经济增速就进入了下滑轨道，而进入2012年以后增速下滑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工业经济增速下滑是符合很多研究者预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运行课题组，2010；刘世锦，2010），但增速下滑幅度却出乎意料。同时，企业盈利水平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虽然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7.8%，出现较大幅度反弹，但总体上1～9月份仍同比下滑1.8%。

二、当前工业经济下行的宏观因素分析

当前经济增速的下滑既有供给层面的原因，也有需求层面的原因。其中，供给层面原因主要体现为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下降①。需求层面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产出缺口的变化，2011年和2012年我国的产出缺口为负，而且偏离程度很高，处于历史较高水平。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此轮下降持续时间长、下降幅度深，但波动幅度有所降低。据测算，2007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明显的下滑趋势，反映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和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带来的技术红利正在逐步减弱。

（一）潜在产出增长率下降是我国工业经济增速下滑的根本原因

对于潜在产出增长率的测算有着很多不同的方法，这些方法分别被不同的研究者所采用，而且各自具有不同的优势和不足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消除趋势法。借助计量工具，对实际GDP进行去势处理，直接分解出潜在产出增长率和产出缺口。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数据要求比较低，仅仅是需要使用GDP增长率数据即可，而且处理过程相对简单。二是生产函数法。对生产函数形式进行设定，然后通过索洛余值的测算获得全要素生产率，再经过进一步处理获得潜在产出增长率。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较为全面地考虑了生产要素利用率和技术进步的影响，系统性和逻辑性较强，但运算过程较为复杂。本文将同时采取这两种方法对潜在产出增长率进行测算③，然后对二者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两种方法均能够获得一个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近年来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下降，而且从大趋势上看，中国潜在产出增长率的下降是从2007年开始的（见图2）。换一句话讲，从2007年开始，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面临较强的下行压力，只不过是经济上的波动掩盖了这种趋势而已。造成中国潜在产出增长率下滑的原因可能有多个方面。

1.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目前，断言中国正面临或即将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显然是武断的，但全国很多地区面临“民工荒”问题，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民工荒”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直接的后果就是对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道路造成了挑战，中国过去那种依靠低成本迅速扩张的外延式发展道路已经难以持续。

2.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随着我国人口增加，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总量不断扩大，资源消耗呈刚性增长。然而，传统的资源终究会消耗殆尽，而新的替代能源在短时期之内难以真正取代传统能源，因此在资源保障方面，中国工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同时，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水、大气、土壤等污染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持续增加。这些问题都会对我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和约束。

3.体制改革释放出来的动力减弱。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在很大一部分是来源于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动力。目前，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按照中央的表述是“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如果改革不再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那么过去改革所释放的动力将逐步消失。甚至，随着改革所带来的问题进一步显现和固化，过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今天可能变成阻碍经济增长的障碍。

（二）产出缺口为负且处于低位加剧了工业企业的经营困难

产出缺口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偏离程度，反映了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程度。如果产出缺口为正，则说明经济在超过潜在供给能力的水平上运行；相反，如果产出缺口为负，则说明经济在低于潜在供给能力的水平上运行。两种方法均显示，目前产出缺口为负，且均处于1995年以后来的最低点（见图3）。从消除趋势法来看，2012年第2季度的产出缺口为-1.90%，为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从生产函数法来看，2011年的产出缺口为-2.53%，为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反映了当前产出水平较大程度的偏离于潜在产出。造成产出缺口为负，而且偏离幅度较大的原因主要在于需求层面，具体有三个方面。

1.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导致国内需求不足。中国在改革初期，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明显改善。但此后出现恶化趋势，居民收入尤其是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差距增大的直接结果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事实上，2003-2006年期间，中国国内消费出现了加大幅度增长，当时很多学者認为中国进入了消费升级的阶段。然而到了今天，中国消费增长反而大大放缓，其根本原因是收入分配机制不合理导致了收入差距过大。

2.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外需大幅下滑。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低于预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均面临着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国际市场需求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中国与东盟、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双边贸易增长较快，但中国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较慢，而且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3. 4万亿投资计划和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等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也导致了实际产出的减少。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对于避免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过快下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样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需要在政策退出后逐步消化。1.6升及以下汽车购置税减免，家电、汽车、农机“三下乡”等消费刺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会对未来居民消费能力造成影响。4万亿投资同样加剧了某些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例如，4万亿投资直接拉动了建材、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的投资大幅增长，而这些产业早已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大幅投资的新增产能将逐步释放，使国民经济面临较大调整压力。

（三） 从实际GDP走势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下降通道

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历了7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其中最后一个周期是从2007年第3季度作为起始波峰，2009年第1季度为波谷，2009年第4季度为终止波峰。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波谷的下降通道。与过去相比，此轮下降呈现出以下特点：

1.持续时间长。2009年4季度至今下降通道已经达到10个季度，超过样本中7个下降期的平均长度（5个季度），同时也超过样本中7个下降期的最长水平（9个季度）和前一个下降周期（2007年第3季度至2009年第1季度）的持续长度（6个季度）。

2.下降幅度深。2009年4季度至今下降幅度达到2.35%，超过样本中7个下降期的平均下降幅度（1.46%），虽然仍未超过前一个下降周期（2007年第3季度至2009年第1季度）的下降幅度（3.38%）④，但从历史上看已经是1993年以来第二大的下降幅度，而且目前下降期尚未结束。

3. 波动程度有所降低。与前一个下降周期（2007年第3季度至2009年第1季度）相比，本次下滑波动程度有所降低。2009年4季度至今离散程度为0.75%，高于样本中7个下降期平均离散程度（0.61%），但低于前一个下降周期（2007年第3季度至2009年第1季度）的离散程度（1.41%）。

（四）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正逐步下降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TFP）进入了上升的轨道，这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和技术红利，然而进入了21世纪以来，这种增长的幅度逐渐变缓，甚至从2007年（如果从全要素生产率HP趋势来看是从2004年）开始，逐步进入了下滑轨道，而且下降速度很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由研发投入或技术引进带来的微观生产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改善资源配置（即生产要素由生产率低的企业、部门或地区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部门或地区） 带来的效率提高。因此，如果政策性或制度性的因素导致资源无法由生产率低的企业配置到生产率高的企业，就会带来资源配置上的损失，从而降低全社会的生产率（樊纲、王小鲁、马光荣，2011）。

三、工业经济运行趋势展望

受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工业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工业经济运行的传统模式将发生改变。工业运行的特征以及作用机制，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需要引起工业管理部门的重视。

（一）工业经济增速将中速企稳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工业经历了一轮一轮的快速增长，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层次多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工业体系。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工业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据美国研究机构HIS测算，2010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而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宝座”，美国从1895年一直保留至2009年。事实上，如果利用联合国数据库公布的各国制造业增加值，通过当前汇率进行换算，那么中国在2009年制造业增加值就已经达到17453.78亿美元，高于美国的17316.71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在经济总量比较小，产业门类尚不齐全，劳动力资源快速增长，资源环境约束不强的时候，通过粗放式发展，实现高增长是有可能的，但随着发展环境的改变，中国工业要想长期维持过去的高增长已经变得不可能。下一阶段，随着中国工业经济新的增长动力机制的逐步建立，

（二）产业转型升级将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

过去中国工业在生产要素成本较低，尚未形成完备的工业体系的情况下，更多采取了迅速“开阔地快速铺开式”的发展战略，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规模的迅速扩张；然而到了今天，过去的这种道路已经难以持续，中国工业增长动力机制已经发生了转换，必须要对自身的发展战略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在已铺开的产业基础上“向上抢占产业制高点”，实现“新型驱动增长”和“高、精、细”发展。“开阔地快速铺开式”的发展战略从增长动力机制上看，主要体现为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在“开阔地快速铺开式”的发展战略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降，这是正常现象。也正因如此，在2007年以后，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明显下滑的趋势。“向上抢占产业制高点”的发展战略体现为科技进步和创新带来的效率提高，要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形成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虽然较低，且处于下滑趋势，但下一阶段，随着国家通过加强体制改革促进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通过加快自主研发和技术改造促进了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随着企业通过转型升级实现产品附加价值的提高，通过并购重组实现竞争力水平的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将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从而带动了工业经济的增长。

（三）装备制造业、材料工业等重化工业仍将是工业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当今全球范围内工业领域正在经历一场第三次革命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而中国工业也同样有可能要经历一场“工业母机革命”。“工业母机”是指生产机器的机器，主要涉及材料产业和装备制造业。中国目前很多行业中，产品已经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但设备却不得不依赖进口。这样的结果是，高价格的国外设备增加了产品生产的成本，同时使中国企业在技术上依赖于国外，降低了产业发展的自主性。中国的“工业母机革命”主要是指中国工业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水平的提高，从而对进口设备实现进口替代，并进一步出口到其他国家。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工业企业一旦实现对某种设备的成功攻关，往往能够迅速建立起巨大竞争优势，甚至在进口价格1/2的水平上进行销售仍然能够获得盈利，从而也将对全球产业的发展模式和竞争格局产生根本性的冲击。目前，中国在“工业母机”领域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能够成功的对现有的进口“工业母机”进行替代，并进一步扩展到国外市场，则能够对整个工业的增长产生巨大的带动力，同时也将大大带动工业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四）县域经济在工业经济中的地位将变得更加重要

县域经濟对工业的作用主要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县域经济的增长将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2008年金融危机前，县域经济增长速度要低于全国总体增长，但近年来，县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总体水平。2010年，县域范围的经济占全国的GDP首次超过一半。这个变化表明了，在未来一个时期，县域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将不断增加。二是县域经济将成为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场”。县域经济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仍很普遍，县域工业技术装备水平低，很多是拼资源、拼消耗的项目。对这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进行淘汰，实现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任务。三是县域经济将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腹地”。东部地区企业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不会选择将产业转移到中西部的大城市，而是将产业转移到周边的县域。这有利于这些企业保留原有的市场和渠道，从而更好地为核心城市的企业进行配套。县域经济将成为核心城市经济发展的周边支持系统，促进了中国工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四、政策建议

当前中国企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经营效益下滑的情况下，如果成功实现转型升级，那么有可能实现竞争优势转型，在价值链更高端环节塑造出新的竞争优势；相反，如果在转型升级中失败，那么传统优势将逐步消失，而未来的中国工业也将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为促进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国家应在放低工业经济增速预期的基础上，出台更大力度的转型升级促进政策。

（一）放低工业经济增速预期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约束强度的上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进入下降趋势，中国工业经济也将逐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而且，由于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完成，因此工业经济面临着较大的调整压力。因此，未来几年里，中国工业经济将不可能再继续保持2003年以来的高速增长，而是逐步减速。预计整个“十二五”期间或者到“十二五”后期，工业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接近于9%。国家应始终将促进工业转型升级作为政策的重心，避免部分地方政府因为过度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放松了对“调结构”的要求。要把全面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作为重要任务，抓紧落实和组织实施好规划中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各项政策措施，努力完成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

（二）避免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

本轮经济增速下滑是多种因素引起的综合性问题。既因为周期性波动、政策退出等短期性因素的影响，也是因为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需要释放。速度的降低是中国工业实现转型升级以前的过渡，是中国企业实现竞争优势转型的必经阶段。受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市场规模萎缩、节能环保要求提高等因素影响，企业主动实施转型升级的苗头目前已经十分明显。企业纷纷通过提高自动化水平、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加强研发、推动商业模式创新等手段，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争取在价值链的更高端环节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如果在这个时期，国家再出台大规模的经济政策，重新实施依靠粗放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可能会对企业转型升级的趋势造成破坏，不利于转型升级。另外，现阶段的工业经济下滑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失业，甚至很多地区“民工荒”问题依然严重。这也是国家不需要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的重要理由。

（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现阶段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这一时期的政策走向将直接决定中国企业能否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如果能够解决企业在转型升级中面临的关键性障碍，从政策上支持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那么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将大大加快；反之，如果过分注重保增长，出台一些不利于转型升级的政策，那么可能会阻碍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国家应对转型升级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从分析企业在危机下的反应模式入手，推动企业转型升级。（1）加大财政扶植力度，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改造升级，实现产学研体一体化，鼓励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开发新市场。（2）实行结构性减税，对一些符合国家政策鼓励方向、技术水平先进、尚处于成长中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3）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金融支持。鼓励银行对于那些寻求金融支持进行转型升级的企业给予重点支持，拓宽投、融资渠道，搭建高融资平台；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鼓励各类金融机构与担保机构及其他投融资机构紧密合作，开发直接融资产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我们常常习惯于说，“经济下滑期间是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良好时机”，事实上这句话不完全正确。危机能够使企业具有很强的转型升级愿望，但同样也可能会造成企业缺乏转型升级所需的资金，而且国家反危机政策也可能会对企业转型升级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国家要对企业行为进一步深入分析，切实地把政策做对、做实。

（四）加快推动体制机制改革

国家提出要引导社会资源流向实体经济，认为实体经济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然而，目前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因素是体制机制问题。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导致了某些暴利行业的存在，吸引了很多实体经济企业将大量的资源向这些暴利行业集中，加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也抽干了实体经济发展的“血液”。下一阶段，国家应加快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1）推动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深化财税体制、土地管理体制、金融体制、环境保护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以及完善干部考核与晋升制度，避免地方政府追求地方利益而造成生产要素价格机制的扭曲。（2）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避免政府自由裁量权过大扰乱市場机制，规范市场秩序着手，增加信息透明度，加强监管，促进公平竞争。（3） 加快推动垄断行业改革。对垄断行业进行区分，对有条件能够引入竞争机制的行业，应坚决推动垄断行业改革，利用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那些尚没有条件打破垄断的行业，应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防止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注释：

①利用消除趋势法计算，2011年潜在产出增长率比2006年下降了1.81个百分点；利用生产函数法计算，2011年潜在产出增长率比2006年下降了0.86个百分点。

②郭庆旺、贾俊雪（2004）采用消除趋势法、增长率推算法、生产函数法估算了我国1978-2002 年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认为消除趋势法和生产函数法与实际更为相符。张成思（2009） 运用多变量动态模型系统下的Beveridge-Nelson分解方法估算了我国1985年1季度至2008年2季度的产出缺口，通过在统计属性和对货币政策调节预测效果方面与传统单变量估算方法比较，认为基于多变量系统测算的产出缺口对货币政策的预测效果更优。

③具体实施为：（1）趋势消除法。在我国可比价GDP的基础上，使用X-12-ARIMA季节调整方法，选择乘法模型，获得季节调整后的GDP序列。采用HP滤波的方法，对季节调整后的GDP序列取对数后并进行分解。利用其趋势成分序列获得潜在产出。利用波动序列，去除不规则成分以后，获得产出缺口。（2）生产函数法。采用两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C-D生产函数 ，采用永续盘存法来估计每期的资本存量，全国固定资产基期资本存量采用了郭庆旺、贾俊雪（2004）推算的1978年全国固定资产净值为3837亿元（1978年价格）。

④上一轮周期之所以下滑幅度很大，主要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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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原磊.地区产业低碳竞争力比较[J].中国市场，2012，（7）.

（编辑：张小玲）

作者：尹冰清 原磊

产学研合作下的工业发展论文 篇3：

系统视角下的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途径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知识异质性与地方特色产业演化机理研究”（41361028）；2017年度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校（院）级课题青年项目“异质性视角下的中国区域装备制造业发展升级研究”（2017QN01）

【摘 要】本文基于系统视角，从要素投入、产业结构、产业功能和产业环境四个维度来解释产业系统升级的内在机理与实践途径，构建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模型，并对产业发展升级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提出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的途径，为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业健康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和实用工具。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产业系统；升级途径

一、引言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化演进升级的核心和基础，决定我国在国际先进装备制造业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制造2025》和《“十三五”规划》均强调培育和壮大先进装备制造业，推动工业化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与国外先进制造业相比，我国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水平、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传统要素优势逐步丧失，环境污染严重，东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因此，推进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升级、提质增效，是我国实体经济质量提升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现阶段有关产业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要素配置、产业结构和外部环境。（1）要素配置效率与产业升级。产业长期利润和持久竞争力的动力来源是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差异和核心能力（Barney，1991）。学者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证实了非要素型配置效率低给制造业技术复杂度深化带来的“损害”大于要素型配置效率；资本积累和技术复杂度演进的“沉没成本”会提升制造业的技术复杂度（陈晓华，2014）。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比劳动配置效率的改善更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产业演化升级（龚关，2013。（2）产业结构异质性与产业升级。大多学者用要素密集度的差异表示产业结构的异质性，认为我国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规模不经济制约了节能技术效率，但R&D投资有效推动了产业TFP增长（孙晓华等，2014）。制造业的知识密集型行业生产效率提升显著，其出口对增加值的拉动规模最大（幸炜、李长英，2016）。（3）外部环境与产业升级。市场扭曲是区域产业系统升级的阻力。东部和中部的机械制造业市场扭曲严重，造成规模不经济，是产业演化升级的阻碍力量（杨慧敏等，2015）。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与其技术密集度成正相关，空间集聚是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演化动力（覃成林，2016）。产业系统升级还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Grossman和Krueger（1991）认为在经济起飞阶段，技术基础薄弱，严厉的资源环境约束制约了要素资源投入，会降低规模效率。靳亚阁等（2016）利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了2003-2013年我国2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资源环境约束强度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匡远凤等（2012）运用广义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与随机前沿函数模型分析中国省域经济的环境TFP变化与CO2排放趋势，得出“波特假说”在我国初步发生作用的结论。

既有文献研大多仅关注一种或两种动力（要素配置/结构/环境）对产业系统的作用，研究角度相对单一，没有从系统、互动、进化的角度分析產业升级。忽视了从多维度（微观、中观、宏观）考虑主要动力与次要动力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作用机理，不能系统地阐释产业发展升级的全过程。Scott Stern等（2000）认为，产业系统演化是多个异质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产业创新能力不仅与创新要素投入有关，还受到与创新环境相关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张林（2015）认为，产业系统是一个复杂多层次，包含因果循环和反馈机制的系统。这个系统由生产要素构成，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结构，要素构成的整体与外部环境存在相互作用。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从系统视角研究产业升级的途径。在区域产业系统中，产业功能是产业系统升级的核心，是产业内部自主创新能力的外在表现。产业系统的要素及其结构是产业功能与外部环境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作用载体，而外部环境会推动或制约产业系统功能的实现。由此，产业功能是产业系统升级的核心。要素、结构、环境是影响产业功能的因子。知识、资本、劳动力等异质要素投入与流向形成了产业结构，异质要素和结构影响着系统功能，同时，产业系统的发展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或者制约。所以，基于系统理论，本文首先构建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模型。其次，基于对统计数据分析，提出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的途径。

二、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模型构建

贝塔朗菲（1987）认为，系统是要素的综合体，要素是系统最基本的组成因子。产业系统中的要素主要包括知识、资源、资本、劳动力等，是产业系统升级的基础。要素在系统中自由流动，按照一定的规则、比例和作用联系组合成一定的结构，产业结构反映产业系统内部的比例关系。系统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系统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影响系统内部各要素交换和系统结构的表现形式。

张道民（1994）认为，系统功能表现为系统向环境释放能量以及系统发挥的有利作用。李红刚（1994）认为，系统功能是指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时表现出的性质、特征。系统功能不仅表现为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效用，还表现在系统内部各要素联系、结构与外部环境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所显示出的能力和功效。就产业系统而言，功能是产业发展升级的核心，是产业竞争力的外在表现。首先，产业系统的功能表现为效率功能，效率功能强劲，意味着产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发展动能大，能够吸引更高级化要素投入与环境优化，反之亦然。因此产业效率功能强劲是产业系统升级的内在基础。其次，产业系统的功能表现为创新功能，熊彼特（1912）认为，“发展”的推动力来源于经济系统各种不同要素的新组合，可通过5种途径实现创新，概括就是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功能能够创造新的生产力，是产业系统升级的必要条件。第三，产业系统的功能还表现在某一主导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辐射作用，比如熊彼特II型，通过主导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技术“链接”，实现“一大带多小”空间集聚布局。这种带动作用既可以体现在技术带动，也可以表现在社会关联，对产业系统的发展升级产生重要影响。第四，产业系统的功能表现为环境保护功能，即产业系统的发展升级离不开对资源禀赋的利用，因此产业升级需要与自然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以实现产业升级的可持续。

产业升级正在朝系统演化的方向发展，是多维空间（微观、中观、宏观）多重动力相互作用的过程。应从要素投入、产业结构、产业功能和产业环境四个维度来解释产业系统升级的内在机理与实践途径。具体表现为：一是产业系统是一个具有多维嵌套的结构特征，每一个尺度上都涉及到要素、结构、环境与系统功能。二是系统的功能不仅表现在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而且还应该表现在产业与创新、产业与环境之间功能状况的联系。三是任何一个尺度上，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结构特征，这种特征會影响协同演化的效果与最终的群体演化效果。四是产业主体的演化轨迹与环境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不确定而且不唯一的过程（如图1）。

三、功能是产业系统升级的核心

1.效率功能是产业系统升级的主动力

产业系统升级的动力来源于效率功能，效率决定产业演化的方向与速度。产业系统由多个企业构成，从微观个体看，产业群体的效率功能具体表现为企业个体的效率功能。古典经济学者Hopenhayn（1992）将生产效率看作是外生冲击，认为企业只能被动地接收有关自身效率的信息，而演化经济学者Ericson（1995）将生产率变化看作内生变量，即企业能够通过投资来提高自身的效率。企业效率功能的异质性决定了企业进入、在位或退出市场。平均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效率功能显著，更具有竞争优势，会选择留在市场继续生产，平均生产效率最低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效率功能削弱，会选择退出市场，而介于两者平均生产效率之间的企业则选择进入市场（许昌平，2014）。演化经济学中效率功能涉及三个内容：一是判断在不同现实情况下，企业的生产方式和数量；二是企业投资决策；三是新技术的搜寻与学习（蒋德鹏，盛昭瀚，2000）。这就意味着要素配置、经济决策和技术进步都是影响效率功能因素。

我们采用Malmquist指数描绘1980-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演化轨迹（如图2）。TFP演化轨迹大致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TFP大幅提升，突破了2，并有向上走的趋势，说明我国近年来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等对装备制造业实施的扶持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促进了产业的科技创新，迎来生产率的上升阶段，向装备制造业发展升级的目标又迈进一步。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效率是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提升效率功能是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的途径之一。具体可通过要素资源配置优化、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将效率功能转化为产业系统升级的内生动能。

2.创新功能是产业系统升级的必要条件

创新功能可以为产业系统升级持续提供新的创造力，是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来源。可通过异质资源要素重新组合实现创新（熊彼特，1912），其中，最主要的是异质知识的优化配置。企业知识的异质性意味着特殊能力（吸收能力、技术能力等）的存在，也意味着即使企业做相同的事情，他们也知道如何按照不同的方法来完成。企业内部是由众多异质知识组成的，企业惯例与制度塑造不仅影响着企业内知识生产，也影响着知识整合，企业管理创新是决定企业创新功能的关键因素。创新功能不仅体现在企业的管理创新，还表现技术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和技术的多样化是竞争中生存和推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一种技术产生的利润可以投资于另一种技术，这就产生了技术之间的竞争，高于平均利润率的技术再投资的资本份额会上升，并会掠取较劣技术的利润，有竞争力的技术在总资本的份额中不断上升，说明这种技术在扩散。当制造业集群企业的生产效率趋同时，在知识容易溢出的情况下，政府可通过补贴保持企业间竞争研发状态，在知识难以溢出的情况下，企业可建立研发联合体进行技术创新。在不确定性、多种技术并存的情况下，企业会挑选或决策最好的技术/产品/市场来发展自己，因此企业技术的创新与扩散路径不同（AijaLeiponen等，2007 ）。

笔者用专利申请数和R&D项目数指标来表现2005-2015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创新现状（如图3、图4）。总体来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创新水平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在2010年以后，两项创新指标都有了显著提升。说明在我国大力扶持制造业的政策红利的推动下，装备制造业正朝着创新驱动方向发展。

创新是各种异质资源的重新组合，知识是高级化要素。高质量知识资源有利于提升创新功能，低质量的要素资源则会削弱创新功能。可通过以下途径增强创新功能：（1）优化产品结构，生产新产品或增加原有产品新功能。（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提升价值链。（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寻找新商机。（4）从供给侧推进创新，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比如形成垄断地位或打破垄断地位。通过增强创新功能，不断创造新的生产力，实现产业的发展升级。

3.带动功能是产业系统升级的外在表现

某一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带动功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技术或知识“链接”带动其他产业共同发展，调整产业的空间布局结构。“链接”的方式主要有：共同生产，边干边学；项目委托，联合创新；标准模块，内外兼容；直接购买，二次创新等。这种熊彼特II型的“一大带多小”组织方式更容易形成产业集聚的空间结构。我国装备制造业在不同区域的空间收益分布、效率演化存在差异。目前，我国的行业生产率与集聚活动呈现空间错配的特征，随着产业集聚度由弱变强，行业生产率呈现先提高后降低的演化轨迹（沈能等，2014）。生产效率低的企业易受到政府干预和政策刺激的影响而集聚发展。东部地区的集聚效率随规模增长而下滑，中部地区集聚效率与集聚规模呈正U型曲线并位于拐点右侧且崛起势头良好，西部地区集聚规模不足，集聚效率有待提升（朱江丽，2015）。在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域，资本产出远高于劳动产出，布局资本密集型产业更适合，在制造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高级人力产出高，布局知识密集型产业更有利于本地经济发展（刘明，2016）。二是从微观层面看，产业的带动功能会影响产品结构的重构。产品结构是企业竞争力的外在表现，与企业竞争力直接相关。带动功能会通过产业关联或社会关联对产品结构的重构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产业生产效率。Kugler和Verhoogen（2012）认为，产品结构与企业生产效率同等重要。产品质量越好的企业拥有更多的贸易关系伙伴，其出口贸易水平也越高。出口异质结构产品的企业拥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而以同质化产品为主的出口企业市场竞争力较弱（Javorcik，2010）。企业塑造有竞争力的产品结构有三条路径：一是通过产品创新及工艺创新，扩大产品差异化并缩减产品生产成本，优化产品结构，获得竞争优势（毕克新等，2012）；二是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延伸产品线（Baldwin；Harrigan，2011）的途径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销售利润；三是缺乏自主创新的企业利用产品“链接”，跟随主导企业技术创新，改进生产技术，获得异质结构产品的竞争力，提升产业种群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益。因此，我国装备制造业可通过调整产品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结构，提升产业的带动能力，实现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4.环境保护功能是产业系统升级可持续的充分条件

产业系统的升级是否可持续，关键要看自然环境的资源约束与环保规制的强度。中国制造业的能耗排放存在“双高代价”“不对称性”，我国工业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阶段异质性和长短期效应异质性特征（李阳等，2014），急需提高产业系统升级的环境保护功能。我们将资源环境约束（能源消耗、CO2排放）引入全要素生产率（TFP）模型，采用Malmquist指数动态研究1980-2014年环境资源约束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如图5所示，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TFP）分解。结果表明，在考虑了环境制约（能源、CO2排放）之后，1980-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业TFP的增长动力是技术进步，制约因素为规模效率恶化。最明显的是2014年，虽然技术进步明显，但规模效率下降迅速，导致绿色TFP增长幅度有限。

我们进一步的将我国装备制造业分行业来进行分析。1980-2014年我国装备制造各子行业绿色TFP的演化轨迹基本在0.5-2区间上下波动，对环境重度污染的金属制品行业，受资源环境和环境规制政策的双重制约，其绿色TFP是全行业中最低的，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的任务依然艰巨。对环境污染较轻的交通设备制造业，在2001年以后，其绿色TFP出现大幅度提升，技术优势进一步凸显（如图6）。

因此，在資源约束与环保规制的双重制约下，环境保护功能的提高需要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上下功夫。在技术创新上减少污染严重（例如金属制品业）行业的废弃物排放量，以最少的能源消耗生产最大产量的工业品，提高生产效率。在制度创新上，加大环境保护规制政策的出台与有效落实，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推动“波特假说”在中国的实践，提升环境保护功能，实现其与产业升级协同演进。

四、产业系统功能提升的影响因素

1.系统内部异质要素投入与配置效率

产业投入的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等，而要素差异影响产业功能。

在劳动力质量的异质性方面，异质劳动力对企业TFP提升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不管哪种要素禀赋的产业，高端熟练劳动力的供给数量总是会为有效提升产业功能奠定基础。“就业难”“用工荒”和“技工荒”等劳动力市场就业问题的根源是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异质性与市场不匹配。在资本层面，异质研发资本投入对生产效率呈倒U型关系，当需求规模超过一定门槛值时，研发资本投入增加才会促进生产率增长（任曙明、孙飞，2014）。资本的配置效率是投入资本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另外资本的不同来源渠道，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也不一样。杨振、李陈华（2013）认为以合资形式进入的外资对国有企业生产率影响最大，而合作形式的外资对私营企业生产率影响最大。

无论是劳动力、资本、资源，投入要素的配置是否合理是影响产业系统功能提升的关键。企业资产、从业人数、主营业务收入等企业内部资源的异质性程度与产业创新功能的提升成正比（孙晓华、周玲玲，2010）。刘克寅、汤临佳（2016）研究发现异质性资源匹配、异质性能力兼容、异质性行为契合能够减少创新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约束投机性行为，提高创新合作中的协同效应和合作绩效，提高产业效率功能。

我们用Eviews7.0软件，将2000-2015年R&D全时当量、R&D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TFP）依次做线性回归，得出R&D人员全时当量与效率、R&D资本投入与效率的相关系数（如表1）。

如表1所示，高质量劳动力与研发资本对生产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研发资本的投入比高质量劳动力更能促进产业的生产效率提升。因此，在提升产业功能时，可加大对产业创新的研发资本和智力投资。

2.系统外部环境优化

产业功能不仅与系统内部异质要素的投入有关，还受产业的外部环境影响。装备制造业不同的区域环境类型会影响产业的功能。系统外部环境主要有制度环境、市场需求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等。区域内外市场环境通过直接提供消费机会以及间接通过促进要素投入、结构调整进而影响产业功能（张林，高安钢，2013）。外部需求环境与新技术的演化深刻影响着企业行为，企业会基于不同需求的消费者与企业内部资源禀赋选择自身合适的创新路径（Ron Adner， Daniel Levinthal，2001）。开放的市场中，企业关系研究尤为重要。在正外部性条件下，竞争性创新厂商的技术转化产出会随着技术转化率升高而上升；在负外部性条件下，厂商产出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卢凌霄等，2015）。自然环境通过自然资源禀赋与天然地理区位优势来影响产业功能，资源禀赋丰裕、质量高的环境水平，有助于提高产业功能。

制度环境的优化是核心。制度与技术、偏好的共同演化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黄凯南，2011）。熊彼特的五种创新模式包含了围绕着知识生产本身展开的制度创新。制度环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产业系统的制度环境主要是指政府对产业系统升级的扶持力度，如对产业的科技经费投入、财税优惠等。制度环境主要通过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规制进而影响市场交易成本、异质主体相互作用情况来影响产业功能，良好的产业经济制度有利于激发经济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与活力，增强产业竞争力。不同制度环境中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生产效率。相比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因其管理机制更灵活和较强的盈利性质，可能对技术创新环境、市场交易效率、自身规模经济环境的敏感度更强（李颖，2014）。生产管理及制度设计不合理会削弱产业的环境保护功能，节能减排效果差（孙晓华等，2014）。

我们整理近年来国家对装备制造业系统升级的扶持政策，用TFP表示效率功能，加入环境约束的绿色TFP代表环境保护功能，创新功能用专利申请数、R&D经费支出、R&D全时当量、R&D项目数来表示。分析制度环境对产业系统功能的影响（如表2）。鉴于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指标只计算至2015年。由表2看出，制度政策的出台要经过4-5年，其利好效应才会显现。扶持政策的实施细则更容易推进产业功能提升。

五、主要结论与展望

1.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产业功能是推动中国装备制造业升级的源动力。产业系统在持续的异质要素投入（资源、技术、知识、劳动力、资本）和结构转化过程中形成内部的自组织功能，并受市场环境、制度环境、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系统内部各要素与系统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影响产业功能，系统内部各要素投入、产业结构与外部环境两两因素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推动地区产业演化升级。

（2）通过数据对比，发现近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创新水平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虽上升较快，但与环境协同能力较弱。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规模无效率拉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重度污染的金属制品行业，其绿色TFP是全行业中最低的，说明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依然艰巨。对环境污染较轻的交通设备制造业，其绿色TFP出现大幅度提升，技术优势进一步凸显。高质量劳动力和研发资本投入与效率提升成正比，扶持政策的实施细则更容易推进产业功能提升。

（3）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升级，关键是产业系统功能的升级，产业功能主要表现为效率功能、创新功能、带动功能和环境保护功能。四种功能对应产业升级的四种途径。提升效率功能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创新功能主要通过生产新产品、创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创新要素供给源和生成新产业组织来提升；调整产品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结构，是提升产业带动能力的主要途径；环境保护功能的提高需要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上下功夫，实现环境保护功能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演进。

2.研究展望

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模型构建方面，深入探讨产业四个功能之间的相关性，从功能协同的角度研究产业系统升级问题。在实证分析方面，可进一步将我国细分东中西部地区，比较各区域装备制造业要素投入差异、产业结构差异、产业功能差异、环境差异对产业发展升级的作用途径，由此探寻东中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共同点与差距、协同发展路径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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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祥宁（1987—），女，安徽滁州人，广西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讲师，广西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孟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