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国文化艺术界的最大热点，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座谈会，同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一样，必将开启我国文艺工作新纪元。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新成果，必将指引我国文艺迈向崭新境界，获得更大的繁荣与发展。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文艺理论沟通管理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文艺理论沟通管理论文 篇1：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简介：叶磊蕾(1983－)，女，上海嘉定人，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5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生。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12月15日上午8：30在华东师范大学科学会堂隆重开幕。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原名“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1979年5月成立于西安，是全国性学术专业团体，由从事文艺理论教学、研究、评论和编辑出版工作的专业人员自愿组成，是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1985年3月，第4届年会上改名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为全国一级学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学会宗旨是：团结全国文艺理论方面的专业人员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展学科的研究，为提高教学、深化研究、活跃评论、繁荣创作，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研究事业做出贡献。学会接受教育部业务指导和国家民政部、社团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管理，会址设在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学会会刊《文艺理论研究》(双月刊)，于1980年6月创刊。学会本着坚持学术性、艰苦朴素的原则，至2006年第6期已连续出刊149期，发稿3千万字。
此次年会为期三天，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文学评论》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暨南大学中文系协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香港岭南学院等全国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部分学术期刊、出版社的两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丽娃河畔，讨论“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状况和文学命运”问题。
开幕式上，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校长俞立中亲切会见与会学者。俞立中校长致开幕词，祝贺大会胜利召开。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九十二岁高龄的徐中玉先生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意气风发的讲话，对年轻学者给予了勉励之辞，强调了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性，期望学者们共同努力，互相勉励，互相帮助。
15日下午和16日上午，两百多位与会学者分为四组展开小组讨论，围绕着大众媒介技术和消费主义挑战下的文学和文学生产，中国现代性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下的知识分子心态，“大众传媒时代”文学何为及文学理论何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12月16日下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进行换届选举。著名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南帆当选会长，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等当选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当选秘书长。
在历届文艺理论学会年会中，本届年会规模最大，与会专家人数最多。大家对文艺理论的建设、文化研究的发展、文学的命运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的去向，以及人在现代性中的生存状态和可能性的深切关怀，并且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
一、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与传媒
与会者普遍认为，我们的大众文化研究和讨论必须首先厘清大众文化本身的几个问题，包括大众指的什么，大众文化是什么，传媒与大众的关系，意识形态与大众的关系等，以及学者们普遍关心的正确引导大众和大众文化的问题。
大众是什么?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认为，“大众”一词的含义在各个时代是不同的。以前时代的大众有时被领袖操纵，现代的大众则完全被超级市场所操纵。胡适也讲大众文化与白话文学，但那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大众”这个词可以为各种力量所控制。华东师范大学胡范铸教授则提出质疑，大众是大众传媒制造的大众，还是仍然包含了其他大众?大众文化的商品性是可疑的。
大众文化是什么?学者们争论颇多，但学者们一致认为中国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与西方的大众文化之间有很大差异，它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息息相关。上海《社会科学报》的许明认为，我们要理解当前兴起的中国的大众文化是扎根在中国的现代性基础之上的，它的性质注定是不定向的，迷茫的；实践上，是出乎意料的速成速朽；趋向上，注定不是一个运动，一个有方向的价值趋向，而是未来某一个运动的先驱。这充分显示了中国现代性的当代特点。学者们同样身处于现代性之中，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跳出来思考。武汉大学张荣翼教授却认为，我们也是大众，无法站在外界讨论大众文化。南帆教授则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视角，认为如今的大众是消费者生产者市场之间的大众，也是与知识分子对立的大众。
因此，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与西方的大众文化是有差异的。比如华东师范大学殷国明教授认为，在西方，大众文化既是政治性的同时又是娱乐性的，但在中国这两者却是分裂的。而浙江大学徐岱教授认为，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研究，在西方是与西方的语境有关，比如当年法兰克福学派赞同大众文化，为的是它能够对当前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某些冲击和挑战。
任何大众文化都不是纯粹的。大众文化不是一个整体，它是由各种各样的亚文化的形态组成的。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我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具有一种多面性，需要进行意义分层，考虑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和左翼的关系，和自由主义的关系，和现代性的关系，和精英文化的关系。湖州师范学院颜翔林教授认为我们现代的大众文化具有很强的表演性，带有虚假成分，我们如何从中厘清真实和虚假?我们现代的大众文化缺少个人意志，幻想性和想像性缺失了，更多的是一种再现和模拟。大众文学还体现了现代的神话意识，神话和神话思维依然存在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之中，大众文化不断地在制造神话英雄。这都是我们在理解大众文化时所要思考的问题。另外，四川大学吴兴明教授认为，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还与市场体制背后的民主诉求有关。
其中，传媒在大众文化中成为了各种关系和诉求的表征中心，因此，学者们对于他们的关系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有学者认为，大众是需要引导的，甚至从负面地说，大众常常是被操纵的，而媒体充当了这个操纵的手，其背后又暗藏了各种权力关系和利益层次。但无论是意识形态话题下操纵，媒体与大众的关系如何，作为研究者，我们首先必须在中国自己的历史语境和当下语境中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将我们的研究落到实处从真正的个案解剖中来，把经验分析透了，把个案解剖透了，才是有意义的。当然其中肯定会有理论预设，没有一个可以套用的西方模式，来应对自身丰富复杂的经验。这就为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建立自我话语的要求。有学者认为，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的体制建构，买卖之间存在平等自愿的交往关系，这样一种关系进而成为生产者的牟利诉求，我们必须要在这种作为体制现实的大众文化下进行讨论；而且这种情况下的大众文化，其意义走向呈现多元化动态的特征，并非专为精英文化而设，学者们应该对这种文化持一种反思立场。这种反思的立场是，我们不应该赞成它，也不应该不去批判他，但这种批判应该是平等的、谦逊的、对话的、交流的。
同时，学者们都非常关注大众文化的接受主体，
特别是青少年。青少年的审美趣味与其人生经历有关。作为受众，他们有求知向善的一面，有互动参与的一面，还有避难趋易的一面。有学者认为，要注意媒体的积极作用，要利用媒体的自身优点进行反操纵，对接受主体进行正确的引导。但是我们的研究者也意识到，研究者与受众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比如白烨与韩寒的韩白之争所表征的问题。如何看待大众文化的受众，成为了知识分子在确立自身立场上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而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引导大众，成为了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
二、大众传媒时代的知识分子立场和文学研究的出路
与会者们在会上颇多讨论到大众传媒时代中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的问题。其中多带有自身和学科反思的意味。
对于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研究立场，华中师范大学胡亚敏教授认为，知识分子的精英情结在大众传媒的平台上面临着身份的尴尬，文艺工作者失去了指导性的身份，甚至是“斯文扫地”。文学成为公共领域，同时，文学家也成为市场化当中的一份中坚力量，如教授编选书籍、作家与出版社之间所建立的共谋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一种雇佣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实现两种转换：一方面，作家身份地位需要确认，体验传媒的同时更要坚守自己的领域。(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南帆先生认为我们不该为了迎合媒体而放弃自己本学科的学术深度。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底线。)另一方面，理论批评话语的转型，这需要充分的知识储备以及文论话语的建设，强调文学作为精神生产的特殊性，不能忽视其自由性与多元化。
但正如上海大学王鸿生教授指出的，我们还没有学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们学科本身的文章还存在“抽象不上去，具体不下来”的状态，一些学者生活在一种虚假的概念里面，他们对文学艺术观察的经验，不能进入他的写作，处于一种非常窘迫的状态里。这种窘迫的状态正是体现在了南京大学赵宪章教授总结的文学研究者面对大众传媒时代文学生产的四种立场上：一是坚守，坚守经典，坚守精英，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但有力不从心之感；二是借力，利用电视、网站特别是博客扩大自己的声誉，如余秋雨、易中天等，但这只是少数人的权力；三是转向，转向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有所启示，但这种研究令人眼花缭乱，是非学术的；四是面对，面对中国当下的现实直面研究。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更要注意个案分析，甚至细节分析。
如何解决我们研究者这种窘迫状态?不少学者们认为，研究学理化和脚踏实地的做研究是必要的，对文化研究来说，特别要注重个案的研究。香港岭南学院许子东教授就强调。重要的不是立场，而是学理，关键在于文人能否沉下心来做。学理可以让我们在有限的空间挖掘更多，立场太过于简单，缺少支持。山东大学陈炎教授也认为学术要做的是研究某个趣味是怎么来的。学者不应该忙于做价值判断，而应做切实的事实分析，但也不是不说价值问题，而是提倡价值中立，方法多元，认为这才是自身也处于大众文化中的学者们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学术态度。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教授也呼吁学者们在切实分析中，不仅仅是要加强文本阅读，也要关注当下的文化现象，解释中国大众文化下的文学创作本身，因此强调我们自身的理论原创力，我们的学术研究也要做相应的调整。这个观点得到了较普遍的认同。比如就文学写作而言，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认为青春写作往往是十三、四岁的孩子进行的写作，同龄人写给同龄人，而且同龄人只阅读同龄人的东西。这对文学研究是一种挑战，我们的研究者很多就从来不看这一类写作。而另一部分写作，比如女性写作，它们往往包含了复杂而独特的人生经验，对爱情、友情的重新理解，对超越当下生活的纯真向往。但评论界对这类作品尚缺少应有的耐心。它们决不是垃圾，而总是提供着新的活生生的人生经验，改变着我们对文学的理解，理论也会从这样一些不同的写作中获得更新。我们要在他们的写作中寻找东西，在沙中捡金。有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很多实际上的困难，比如我们的学术建制上的分工造成的各学科的沟通不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经验和审美上的差异，以及不可沟通性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白烨先生认为80后现象得靠80后自己来研究。
因此，学者们对于这个文学经验上的断裂，提出了我们本科教学中所教的文学理论与学生自身的文学经验有间隔。年轻学生的文学经验往往与影视合谋，与媒体合谋，与历史合谋与游戏卡通相合谋，而教师却依然站在古典美的立场上研究新的文学生产，教授我们的文学，这就造成大众化的文学与精英文学的间隔。学者们普遍认为，我们不能也不需要抛弃传统的审美经验，而是要努力弥补传统审美经验与当下审美旨趣上的断裂，不少学者因此呼吁各大高校开设“大学语文”，同时要注重讲课的精彩，以及对教材中篇目的选择和课程设置给予高度的重视。其中南京大学汪正龙教授提出，台湾设《论语》研究、唐诗研究、宋词研究。而我们的知识生产环节有问题，我们的课程总是设置通史、通论课，宏观掌握有好处，但也可能造成范式，导致微观上、深入研究上有问题。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学理的建立与学者自身的生存视野和人文关怀是息息相关的，同样应该被学者们和文学教授者们所重视。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呼吁，人文不是理念，是一种生命态度，生命的样式。终极就是对一个人的生命全程支配性影响的普及价值，是根基性的原理，是中国传统儒生的情怀。西南民族大学戴登云教授就认为这就必须要重构个体的现实生存视野。上海师范大学王纪人教授认为知识分子在审美的场域、娱乐的场域都要有自己的坚持，这才是我们做学术的底线。华东师范大学殷国明教授也认为我们自身还没有真正找到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而当代大学生也同样没有找到，他们面临三个问题，同时意味着要有三种打开，即思维的打开，胸襟的打开和生命的打开。其中生命的打开是最重要的，打开我们的生命才可能有所坚持，才可能有所建立。这意味着，我们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在这样的时代做好自身的建设工作，也要在教学中、在研究中做好对大众的“打开”工作。
三、大众传媒发展对文学生产的影响
学者普遍承认了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生产与传统文学创作差别甚大，但大众文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学者们的评价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认为大众文化对传统文学生产带来的是负面的印象大于了有利的方面，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带着沉痛惋惜地分析了当下的文学处境和文化现象。
比如，河北师范大学郭宝亮教授关注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现象，即“猎奇化”现象，包括身体写作、大话和戏说，这些现象虽然包含着某种意义上的反叛，但在消解的同时连根拔去而并没有经过沉淀。他认为“猎奇化”是一种时代病，是一种普遍现象，从中人们能得到的是虚拟的享乐，遗失的是“深度”。而我
们的文学创作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猎奇”的基础上的。温州大学马大康教授则从大众传媒对文学写作方式的改变上讨论了这种猎奇与传媒的关系。他认为，大众传媒是空间化的存在，将历史性的纵向传媒转变成了空间化的传播，将历史、传统的传播转变成了重当下、讲猎奇的传播。在这样的传播手段下，经典产生的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大众传媒是以利益为驱动的，在与大众的互动中，不断迎合大众趣味，同时也恶性循环地引导了大众猎奇的趣味和利益倾向，于是就自然会引向欲望创作、文学的消费化、理性中心的消解，和文化的零散化。暨南大学蒋述卓教授从另一个角度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当下的文学生产多是先有媒体炒作，后有理性批评，带来文学创作虚假的繁荣。掩盖了文学创作的失误，或者说是粗糙。有时不得不借助炒作来推荐文学。比如，小说刚出来，开新闻招待会。这样的媒体在一定程度上阻挠和误导了文学的阅读。另外，网络对文学生产的影响也很大。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文学的影响，这种放大很可能形成批判暴力、语言暴力、网络暴力，借打名人来出名，对一些批评家形成不必要的压力。
另一种倾向则是立足于当下文学的处境，为文学寻找当下乐观的可能性，认为这是文学的一种发展，根本不存在所谓文学消亡论，我们也不该对大众文化持一味地否定态度，应该要摆脱传统的精英写作和研究的立场来看待大众文化。
比如，哈尔滨师范大学冯毓云教授就认为，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确实已经消失了，但经典文学的消亡不等于文学终结，媒介对文学的冲击是事实，但文学自身有多层建构。同样地，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说，文学是不会死亡的，死亡的只会是文学的某种形式，如唐诗。今天所谓的文学的死亡，其实只是文学遇到了某种挑战。文学自古以来就只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对文学应有一个发展的眼光。而批判大众文化首先要知道大众文化是什么，要了解它，文化不存在死亡的问题，只存在如何改变的问题。我们对大众文化的无奈往往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真正地进行对话。
另外就大众文化本身，有学者认为要寻求当下文学的可能性，不能仅仅从其自身出发，更要考虑它的整个历史语境的可能性。比如同济大学朱大可教授就对大众文化持支持态度，认为“他者化”是“大众文化”的一个良好特质。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分析了大众文化自我消解的特性，认为固然被意识形态所操控，但它也会消解意识形态。而湖州师范学院颜翔林教授则认为大众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在重新制造神话，是对古代神话的一种当代复活，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没有消亡。
也有学者分析了文学消亡论本身，认为所谓文学死亡是在文学中心主义的语境中言说的。文学死亡事实上是一个伪命题。文学是一种建制，而正因为建制没有改变，才有文学死亡这一提法。上海师范大学杨文虎教授认为，我们之所以对大众文化一味持反对态度是因为很多人对大众文化和纯文化的概念是分裂的。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因此认为，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要突破以前的纯文学视角，突破以前主流的、单一的视角去研究它，将之当作文化现象，从文化视角去研究它。而且大众文化形式多样，要言说它，首先只有你自己先熟悉它，才能研究，熟悉它才能对话。有些大众文化也是可以当作艺术来批评的，如《大明宫词》和《走向共和》。对大众文化要宽容，对之进行合理地评价，当然有些东西也是很糟糕的，当然要批判。但是文学有她自己的生命，不是你判她死亡她就会死亡的。
作者：叶磊蕾
文艺理论沟通管理论文 篇2：
2014年三大文艺热点扫描
2014年，我国文化艺术界的最大热点，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座谈会，同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一样，必将开启我国文艺工作新纪元。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新成果，必将指引我国文艺迈向崭新境界，获得更大的繁荣与发展。艺术理论界自觉学习讲话精神蔚成风气，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纷纷发表文章，对讲话精神和重要意义开展了富有强烈现实感和理论深度的解读。与此相关，文艺界还有两大热点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一是有关文艺构筑“中国梦”、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成为本年度重要主题;二是艺术批评强调重塑批评精神，在加强批评意识和介入当下方面均有切实推进。现就上述三大热点略作扫描评述。
一、文艺工作座谈会引领文化艺术新气象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1]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与他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光辉愿景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一脉相承，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文艺工作的殷切希望和具体要求，必将引领未来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新气象。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在艺术学理论界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反响。
仲呈祥等撰写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学习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阐发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创作导向这一重要思想。 [2]文章分析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一思想丰富的时代内涵及其对文艺创作重要的指导意义，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创作导向的重要思想，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 ‘人民性’ ”，讲话“是在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的理论成果，为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南”。文章还指出，“讲话”极大地提升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意识，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文艺业绩观，具有深厚的历史人文基础和宏阔的世界视域，“讲话”体现出的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化建设理论“蕴含着新的丰富的时代内涵，形成了科学的文化建设思想体系。 ”该文最后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纠正了文艺界当前存在的脱离人民的倾向、做市场的奴隶的倾向、娱乐化的倾向等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于平的《文艺工作者要做灵魂工程师》阐释了“讲话”强调的“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的深刻内涵。 [3]文章从几个方面论述了这一内涵：“灵魂工程”提出的现实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功能是要发挥“鼓舞人民迈向未来”的作用;实现途径是优秀作品的创作;要避免的问题是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灵魂工程的实现者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他们是灵魂工程师，需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以为人民服务为天职、通过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来“铸魂”;“灵魂工程”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涵养。该文指明了作为灵魂工程师的文艺工作者，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应担当的责任。
张炯的《牢记文学艺术的真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从文艺与真善美、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三方面，对“讲话”揭示的文学艺术真谛做了深入解读。 [4]文章指出，“讲话”提出的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等观点，“对文艺与真善美的必然联系，对文艺传递真善美的重要作用，做出全面的阐述，深刻地揭示了文艺的特性、文艺的核心本质与功能”。对于文艺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讲话”指出了文艺本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要深刻理解这对关系，“重点就是要求文艺家要认清我们今天的时代，不仅要把握特定时代真实的历史细节，还要从宏观上把握时代的特征，把握时代的脉动，把握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人际关系的变化，把握时代前进的历史方向，从而也把握时代赋予文艺作品真善美的历史特色 ”。对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文章指出“文艺的主体应当是人民”，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文学艺术家之所以伟大，与他们作品中深刻的人民性是分不开的。文章最后指出，在当今时代，文艺必然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艺必须反映这个时代的真、体现这个时代的善、创造这个时代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美”。
丁国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重视和加强文艺评论工作的论述中所提出的评判和鉴赏作品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是对文艺批评标准的新的定位，是对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的继承和发展，是推动文艺批评科学有序开展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时代化、中国化，为今后我国文艺批评工作指明了方向。这四个标准的提出，使批评者有了批评的依据，创作者有了创作的理想，而最终所成全的必然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5]
以上文章从不同角度对“讲话”内容做出了解读与阐释，对于文学艺术界深入学习“讲话”精神，落实“讲话”要求提出了建设性的观点。
二、以艺术创作抒写“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总书记在 2012年11月1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并深刻阐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构想。此后，习总书记在国内国际众多场合，从各种层面和维度，立体、系统阐发“中国梦”的具体内涵、奋斗目标、总体布局、实现路径等。“中国梦”成为激荡神州大地、承载亿万海内外中华儿女百年理想和重托的宏伟蓝图。习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宏伟构想，在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思想文化界、文学艺术界引起强烈共鸣、热烈探讨。 2014年，艺术理论批评界将上一年密切结合文化艺术实际探索实现“中国梦”伟大愿景有效途径所做的理论思考进一步引向深入，围绕艺术创作如何抒写“中国梦”这一中心主题展开广泛讨论，产生了一批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思想成果。
2014年1月17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汇聚正能量抒写中国梦——文艺创作塑造中国梦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围绕“中国梦的历史视野与现实关怀”、“中国梦的理想维度与未来指向”、“文艺创作的中国价值与文艺评价的中国标准”、“文艺创作怎样抒写中国梦”等议题热烈讨论。一些著名艺术家、理论家、批评家的发言掷地有声，精彩纷呈。
王文章的发言以《抒写中国梦想的努力方向》和《努力以文艺创作抒写中国梦》为题，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艺术评论》，产生巨大反响。作者指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如何通过文艺创作抒写中国梦，是我们应当深入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中国梦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我们国家和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共同理想的全新阐释与形象表达。它把每一个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个人梦想和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联系在一起，既充满崇高的时代情怀，又具有浓郁的人情味儿和现实生活气息。中国梦的提出，具有特定的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敏锐地捕捉和反映其所处时代的精神内涵和价值理想，以文艺的方式抒写中国梦，表现人民群众努力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应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艺术创作追求的重要目标，是文学家、艺术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同时，它也是广大艺术理论工作者应予认真研究探讨和实践的重要课题。关于艺术创作如何抒写中国梦，作者从五个方面作了全面论述：首先，应“从现实关怀出发，深刻剖析时代生活”。“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发生着历史性剧变，在这片充满挑战和机遇、充满矛盾和希望的沃土上，孕育着历史的诗意情怀、现实的生活故事和未来的崇高理想”，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大时代，“优秀的文学家与艺术家必应有所洞察和反映，必应勇于做历史的记录者，从现实关怀出发，深刻剖析现实生活，艺术地呈现当代中国人民追求梦想的现实实践，艺术地呈现当代中国历史所迸发出的时代精神”。其次，应“打开历史视野，系统梳理传统资源”。“中国梦包含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夙愿。文艺创作体现中国梦，既要着眼当代，也要回望历史”。“近代以来一切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进行的斗争和努力，一切塑造了我们民族近现代史的大故事，一切为此付出牺牲的杰出人物，都应当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内容和题材。 ”同时，“文艺创作也应以自己的方式，回顾中华文明史上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实践，给予其艺术的提炼与升华，挖掘出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以生动感人的鲜活艺术形象，使今天从事共筑中国梦伟大实践的人们得到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的鼓舞和艺术感染”。第三，要“积极面向未来，参与世界文化精神重塑”。“中国梦是对现实的不断改变，也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中国梦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因此，文艺创作塑造中国梦，首先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艺术表征，是以艺术的方式传达积极的精神信念，给人以希望、动力、温暖和勇气。当代中国需要具有未来感的艺术，需要以积极的审美理想塑造人、感动人、激励人，传达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梦想追求，以及对人类未来社会与文化模式的积极思考，表达中华民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意愿。 ”第四，要“明确价值支撑，自觉表达价值判断”。“中国梦是有其特定的价值内核与价值支撑的，这就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因此，文艺创作抒写中国梦，就不能脱离开这个价值取向。 ”第五，要“遵循艺术规律，提升艺术性感染力”。“从艺术的自身规律出发，充分遵循艺术的审美特性，这是文艺创作抒写中国梦的根本要求。文艺中的现实和历史、未来指向和价值内涵，都只有通过审美的形式，通过创作者的审美想象和情感转化，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 ”[6]
莫言的《怎样塑造中国梦？》指出：“文学艺术不是在中国梦之外，文学艺术本身就是中国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而且完整地编织和实现中国梦，缺了文学和艺术之梦，这个梦也是不完整的。 ”“我们不应该把文学艺术这种创造，仅仅作为表现中国梦、歌颂中国梦的一个工具，而它本身有自己的需求，本身也是在编织自己的中国梦。 ”他说：“我觉得中国梦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我认为写出或者创作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深刻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心灵，丰富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当代生活，这样的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中国梦的一个重要内容。 ”如何实现文学艺术的中国梦？“毫无疑问，必须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生活——历史生活和现代生活，植根于中国人民编织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去表现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发展、人的丰富，人性越来越高尚和多样化的过程。 ”[7]
刘大为认为：“实现中国梦美术界有很多事情去做，起码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就是要去创造美术精品，充分表达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第二，要真正为实现自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努力。要下大力气去弘扬、去展示，让世界各国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了解我们的中华民族醇厚的历史。 ”杨飞云强调了中国梦的抒写必须高扬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他说：“中国梦让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理想。这个梦是国家的、民族的，又是每一个人的梦。重要的是这个梦不是虚无的，不是大而空的梦想，而恰恰是具有非常具体的价值导向。这个理想的核心价值在目前中国的文化中也好，现实中也好，非常欠缺。核心价值的导向，是我们的根本价值，其在现实当中变得特别的重要。文化里若没有梦想和核心价值，那么那种文化就会让人堕落。 ”翟俊杰认为，抒写中国梦，必须“讲好中国故事，讲中国好故事”。“讲中国好故事，是抒写什么;讲好中国故事，那就是怎样来抒写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他特别强调艺术创作应“力戒浮躁”。“从中国古代一直到现代，有许许多多可以讴歌的东西，很感人的东西，包括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好多好的事情，但是关键是怎么来讲，即中国梦的形象表达和文艺表现的多样化。 ”李树峰从近代以来中国影像中观察分析中国人精神面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认为：“第一，塑造中国梦就是要以中国人为主体。历史影像里相当一批是西方人拍的，包括现在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的偏见，这些影像起了很坏的作用。现在我们中国人要以自己高扬的主体性去拍我们中国发展的历史。第二，中国人是一个活性动态的过程，不是僵硬的概念。要创造条件到现实生活的第一线上去，要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直面各种各样的场景、面貌、人物精神性格，要让影像产生直击人心的力量。第三，必须要使我们的艺术跟科学的观念和最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创造中国标准。对于我们摄影来说也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把中国标准给打造出来，这种技术的标准跟我们的文化精神、文化理念、文化传统紧密地融为一体，就会更好地传播，更好地让世界各国理解我们、接受我们。 ”
吕品田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梦和理想的追求一直是推动人类前进、进步的一种心理力量和精神力量，在今天依然如此。关于理想问题的认识，会决定发展的整体格局。 ”他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创作中理想观的变迁轨迹，指出现在的艺术追求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只谈现实，甚至把现实主义这样一个问题降解为一种简单地写真实，包括心理真实和视觉真实。我们不加掩饰把社会的各种东西，包括犄角旮旯各种琐碎无聊的细节，都作为一种真实来追求，这是问题”。“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出在典型性。典型是什么？典型就是要通过真实的细节去表达一种社会的主流趋势，一种面向未来的主流价值取向，一种理想，它的本质实际是理想。所以像这些问
题，由于我们在一些认识问题上的矫枉过正，以至于我们在艺术的基础理论问题上犯了错误。 ”为此，他主张在艺术追求上，应重提艺术的典型性、理想性。
李心峰主张应“以大写的艺术，抒写我们伟大非凡的时代”。他认为我们正在一个非常伟大辉煌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塑造中国梦，离中国梦变为现实最近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最适合于文学艺术表现的时代，充满了太多的戏剧，充满了太多的变数，充满了太多的机遇。我们常说艺术应该高于生活，但是艺术并不必然高于生活。文学艺术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辉煌的时代面前，常常黯然失色。这个时代正是文学艺术大展身手的大好时期。 ”艺术如何表现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倡导一种大写的艺术、开放的艺术观念。“我们这个时代要确立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艺术观念，我把它描述为大写的艺术，或者叫开放的艺术。过去有些陈旧、保守、封闭的艺术观念，不足以反映这个时代，不足以描述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今天的艺术家，一定要走出个人封闭的自我，走出纯形式，一定要有广阔的胸怀拥抱人类整个价值，用伟大的、悲悯的情怀来描述人生、描述时代，才能够与我们的时代相适应。这种大写的艺术、开放的艺术，过去在鲁迅、郭沫若、茅盾身上看得到，在今天像莫言、吴为山、翟俊杰这样一些有杰出成就的艺术家身上我们也能够看到。 ”祝东力在发言中，将中国梦与美国梦作了对比，强调“中国梦确实有自身的特点，具体内容表述了三个方面，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特点是由国家、民族、个人三个方面共同分享的社会理想。对照美国梦它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中国的国情，人均资源确实非常有限，再有它兼顾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可以说侧重集体和兼顾个人这样的理想”。关于文艺创作怎样表达中国梦，他认为，不应该把中国梦简单表达为单纯的对未来的憧憬，“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大国，尤其是近代以来，它经历了非常艰辛曲折的过程，所以习总书记也强调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梦想，所以它不是单纯、简单、单一的东西，它应该包含一些艰辛、沉重、厚重的内容”。[8]
2014年1月2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的 “‘中国梦 ’与当代文艺前沿问题”青年文艺论坛，也是集中讨论“中国梦”的重要会议，有近四十名青年学者参加。这次会议从不同层面讨论了“中国梦”的内涵与外延、“中国梦”与当代中国现实的联系、“中国梦”与近代以来历史的联系、“中国梦”与“美国梦”的联系与区别、“中国梦”对当代世界体系的超越等内容，着重探讨了“中国梦”的提出对当代文艺的影响及其理论价值。 [9]会议认为，中国梦的提出为文学艺术界进行思想整合提供了契机，对当前文学艺术作品缺乏梦想、纠缠于琐碎的现实等问题具有警醒作用，文艺需要有梦，需要有理想和未来，需要有想象国家未来的能力。
三、艺术批评重塑批评精神
艺术批评作为“运动的美学”，运用艺术基本原理对当下艺术创作、艺术思潮、艺术现象进行即时的描述、阐释与评价，是一种融感性与理性于一身的话语体系和沟通艺术学、艺术理论与艺术创作的桥梁，是艺术活动的重要一翼。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习总书记关于文艺批评的这一重要指示，强调了文艺批评在文艺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了文艺批评必须遵循的原则、标准，在艺术批评领域产生巨大反响，整个艺术批评领域发生一种显著的变化，重塑批评精神成为批评家们的强烈共识。
张江在《光明日报》发表《重塑批评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镜子，是疗治不良创作症候的良药，是引导文艺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繁荣文艺创作，离不开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纵观近年来的文艺批评，成就当然不容否定，但问题同样不容轻视。重塑科学、健康、锋利的批评精神，是文艺批评建设的当务之急。 ”文章针对近年来文艺批评中出现的“以西方文艺理论为标准，度量中国文艺作品，阐释中国文艺实践，裁剪中国文艺审美”这种不甚健康的风尚，提出艺术批评应“尊重和遵循民族审美标准”，认为“中国的文艺作品，是在中华民族的审美体系中建构起来的，对它的评价和阐释必须以民族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规律为标准。削足适履，套用西方理论，作家、艺术家不买账，人民大众也不接受，这样的批评一定是无效批评。 ”针对“一些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选择，不是从艺术的立场出发，而是从商业的立场出发”，“用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的现象，指出“文艺作品的商品性是以艺术性为前提的，艺术性是第一位的，商品性是第二位的”。“与普通商品不同，文艺作品的使用价值恰恰是它的艺术性。正是这种艺术性，给人以温暖和力量，让人得到美的熏陶、心灵的洗礼、精神的慰藉。丧失了艺术性，一部文艺作品就毫无价值，当然也就无所谓商品性。就此而言，没有艺术性就没有商品性”。“面对市场，批评家的责任是培育和引领，而不是迎合和屈就。以批评家的良知和担当，坚持思想和艺术标准，在大量潮水般涌来的文艺作品中披沙拣金、去粗取精，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集中的精品佳作淘选出来，推介给人民大众，造就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积极健康的时代风尚，才是批评的价值所在。 ”针对“当下一些批评家批评精神缺失、批评锋芒消退，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沦为表扬和自我表扬，甚至是庸俗化、工具化的吹捧和造势”的现象，指出“一个合格的批评家，必须对得起批评家的身份和责任，经得起品格和底线的考验，在褒贬甄别中体现对文艺，对社会和受众的担当”。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批评应具有批评的精神和品格，强烈呼吁要“重塑批评精神”，指出“批评的精神是为文艺负责、为大众负责的精神，是批评家淬炼自我、与人民共进的精神。重塑批评精神，正确的文艺思想和方针才能真正成为主导，文艺批评才能重新找回失却的地位，文艺的成长才能蓬勃向上 ”。[10]
2014年，我国艺术批评领域有两个重要团体宣告成立： 5月30日，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成立，仲呈祥当选首任主席; 11月22日，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文学评论家张江担任会长。这被看作是批评界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对于重塑批评精神、深化文艺评论工作必将产生重要影响。有评论指出：“这两件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事件被看做评论界重塑批评精神的重大举措，将对加强文艺评论队伍建设、促进文艺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创作与批评本是文艺活动同等重要的两个方向，向来有 ‘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之喻。繁荣文艺创作，离不开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但纵观近年来的文艺批评，虽有成就，问题亦多多。戏谑为上，民族审美标准缺失;人情泛滥，批评成为脸颊表扬;批评锋芒消退，判断标准混乱，文艺批评面临边缘化、公信力缺失的问题，文艺批评队伍也有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之忧。在此背景下，这两个评论学术团体的成立，可谓应时而生，人们期待文艺批评重归应有的轨道，重塑科学、健康、锋利的批评精神。 ”[11]
2014年，第二届 “全国青年文艺论坛”的举办引人注目。 2013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 “全国青年文艺论坛”以会代表、资深学者、青年批评家各抒己见，取得良好反响。第二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以“探索文艺评论的新方向与可能性”为主题，于2014年6月26日至 27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论坛主要围绕“新时期以来文艺评论的回顾与反思”、“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与当代文艺评论”、“当前文艺评论的现状与前沿问题”等议题展开讨论。王文章在致辞中高度肯定了文艺评论的重要性，指出“文艺评论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辨别优劣，通过选择、分析、评判，使文艺创作优胜劣汰，形成良性循环，保持良好生态，这是评论所应尽到的责任”。为此，文艺评论“要关注新的文艺现象，也要有大的历史视野，要深刻把握新时代的特征”。他强调文艺批评工作者“应该引导作家、艺术家认识到当前的时代特征，并与他们一起发出中国的声音，讲述新的中国故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融入自己的力量”。[12]李准、吕品田等资深文艺评论家和一些中青年批评家在论坛上各自发表了富有建设性的见解。
针对当前文艺理论界难有集中、深入并产生重大影响的讨论和争鸣这一现象，李准认为，有必要组织力量为集中讨论和争鸣创造条件，因为这直接关系着创作、理论研究和文化事业管理发展的方向和前景。为此，他提出了当前评论的五个热点和难点课题，即“文艺的本质属性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经济全球化、‘普世价值’与坚守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文艺创作
“转型年代、青年与中国故事”为主题，与中的时代精神与 ‘人性深度’的关系”“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主要支撑、思想资源和新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当代建设”。[13]吕品田重点讨论了批评立场问题，认为“批评立场，是一个关系体的基础，也即构成这个关系体的利益追求的共同点和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明确指出：“担当批评家的角色就是要为社会主导价值观和为主流思想立言，就得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价值判断的绝对依据，并以相应的批评话语来实践对社会的制约、引导或规范。 ”[14]此次 “全国青年文艺论坛”对当前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趋势做出了回应和深入讨论，对于重建具有中国精神和中国美学特色的新型文艺评论、加强批评意识的自觉、重塑批评精神起到推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 ’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为我国艺术批评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讲话指引下，艺术批评界努力重塑批评精神，大力加强批评队伍建设，强化批评的自觉意识和批评家的责任意识，批评领域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呈现出风清气正的崭新气象。
注释：
[1]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N]，人民日报.2014.10.16.01.
[2]仲呈祥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学习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4.10.17.01.
[3]于平.文艺工作者要做灵魂工程师[N]，光明日报.2014.10.25.12.
[4]张炯.牢记文学艺术的真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J]，文艺研究.2014（11） .
[5]钟哲.我们站在文艺发展的历史新起点上——中国社科院举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会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0.22.01.
[6]王文章.努力以文艺创作抒写中国梦[J]，艺术评论.2014（3）.
[7]莫言.怎样塑造中国梦？[J]，艺术评论.2014（3） .
[8]以上观点均引自韦科.“汇聚正能量抒写中国梦——文艺创作塑造中国梦”座谈会综述[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2）.
[9]孙佳山.“中国梦”与当代文艺前沿问题[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3）.
[10]张江.重塑批评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4.10.20.01.
[11]付小悦整理 . 2 0 14年十大文化新闻之一：文艺评论加强队伍建设，呼唤重塑批评精神[N]，光明日报.2015.1.6.12.
[12]王文章.在第二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上的致辞[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5）.
[13]李准.抓住热点集中讨论推动发展[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5）.
[14]吕品田.要高度重视文艺批评的立场[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5）.
李心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秦佩：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读博士、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明刚
作者：李心峰 秦佩
文艺理论沟通管理论文 篇3：
网络繁荣需要正能量文艺作品
自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以来，全国网信战线认真贯彻总书记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做好网上文艺传播、网上文艺精品建设、网上文艺环境净化等工作，网络文艺取得长足发展。
网络文艺是繁荣互联网的主要抓手。为推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网络文艺作品，今年起，中央网信办推出了网络文艺创作传播工程，全方位、多领域推动网络文化的繁荣发展。
正能量作品在网络全面开花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说，“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
那么，网络上如何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中央网信办为生产、创作、发现正能量的网络文艺作品都有哪些举措？
组织网络歌曲、微电影、自制剧主题活动。中央网信办主要围绕重大节庆、纪念日，形成不同征集主题，挖掘遴选一批优秀作品，并在全网集中传播展示，逐步形成品牌。活动目前已经初见成效。
今年春节期间，中央网信办指导策划了“新春·变化·乡愁”微视频主题征集活动。截至3月16日，百度该主题网页搜索结果达2.13万个，相关新闻报道、评论文章达253篇，共收到征集作品1500余部，其中网民通过央视网报名作品达1200余部，涌现出一批制作精良、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作品。
为加强主旋律歌曲推送，中央网信办要求中央和地方新闻网站以及主要音乐网站分别在PC端和移动端开设专题。截至3月21日，人民网、新华网、国际在线、光明网、中国日报、央视网等已开设专题，推送《揣着梦想走四方》等30余首中宣部文艺局推荐的“中国梦”主题创业歌曲，制作H5页面嵌套歌曲MV在移动端推送，赢得网民好评。
建立正能量网络文艺作品发现推送机制。中央网信办牵头设立网络文艺正能量作品库，组织相关媒体网站主动发现、推荐优秀网络文艺原创作品和相关报道评论文章，择优在全网推送。
强力推进网络文艺评论工作。中央网信办协同中国艺术报打造了一支由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评论员队伍，开设评论微信公众号，同时，组织召开座谈会，邀请中国文联、《光明日报》等部门负责同志，白烨、庄庸等知名学者以及人民网、新华网等中央新闻网站负责人就当前评论现状，提出对策建议，精准“问诊”。
此外，中央网信办还以网络文艺优秀作品“五进”（学校、社区、企业、部队、乡村）活动、推进线上高端论坛及直播主创交流会、建设移动端网络文艺精品数据库、实施传统文艺与网络文艺融合发展等，加强正能量网络文艺作品传播。
传统文艺作品需与网络结合
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谈到：“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
然而，目前我国网络文艺发展呈现出传统文艺界准备不足、网络文艺人才匮乏、网络文艺评价体系单一、主流文艺工作者网上发声不足等问题。
具体表现为，传统主流文艺工作者、文艺创作交流组织对互联网介入较少，拘泥于传统表达、局限于传统传播，没有完全融入互联网，引领艺术创作；当前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才存在严重的代际断裂和不衔接，目前从30后到90后共计七代人从事文艺创作，但从事网络文艺工作的基本以70后、80后、90后三代人为主，缺乏艺术传承；网络文艺作品以“点击率”“浏览量”论英雄，缺乏价值导向；当前文艺评论家主力年龄结构偏大，与年轻网民在思想认知、对网络技术掌握的熟练程度上存在巨大差异，传统文艺评论家无法接受网民网上情感宣泄式的表达，在情感上容易受到伤害，加据了对互联网的抵触心理。
多方引导严守网络宣传阵地
“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
那么，如何引导这些创作者成为文艺群体有生力量？中央网信办从三方面做工作，抓网络文艺创作生产。
积极扶持网络文艺创作传播阵地做大做强。在2017年底前，通过资金补贴、宣传推广等多种措施，形成数家网络文艺重点网站和重点文艺频道、栏目，建立正能量网络文艺的有效传播矩阵；做大做强传统部门网络文艺理论网站，重点发现并扶持民间网络文艺理论网站；建设交流互动平台，鼓励文艺名家投稿，定期举办沙龙与论坛，促进文艺工作者交流经验与联络感情；组建网络文艺传播分会等。
坚决维护网络文艺创作传播秩序。修订完善网络文艺内容审核发布流程，加强对重要作品的审核把关；开通“艺网情深”专家微信群、媒体沟通群，及时推送推荐的评论稿件，还委托中国文联、中国传媒大学等解剖案例、提出对策建议，每周形成并提交一次阅评报告；从2016年起对热点舆情及时开展研判，尤其加大对涉意识形态网络文艺问题的研判力度；起草自律公约文本，2017年前适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相关企业签署公约；提高风险意识，防范意识形态渗透；开展“三俗”（庸俗、低俗、媚俗）作品清理行动等。
着力营造网络文艺创作传播的良好环境。除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中国网等中央新闻网站外，主要商业网站、地方新闻网站也要开设专题专栏，加大对优秀工作者和作品宣介报道力度，举办优秀作品赏析活动；打造文艺评论、文艺批评知名品牌，预计2016年下半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发掘、遴选一批有代表性和典型特点的工作者，扶持其开展创作；通过打造权威奖项，树立网络文艺领域风向标，扶持更多精品和名家涌现；从4月起，通过举办培训班，传达中央精神解读、网络创作经验分享、技巧交流等，分类分层分批提高相关人员认识和素质；与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机制，推动网络文艺理论和学术研究，为引导和管理网络文艺发展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