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建设论文

2022-04-15

［摘要］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积极开展廉政建设，他重视从思想教育上、制度建设上来加强和确保廉政建设，同时在中央苏区领导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斗争中进一步巩固了廉政建设的成果，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经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得以初步形成。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廉政建设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廉政建设论文篇1：

国外廉政建设的经验对我国党风廉政建设的启示

[摘要]当前国外一些国家的廉政建设在多元主体的基础上，形成全方位、系统化、网格状的监督格局。权力的分散设计、制衡与监督是廉政建设的根本；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廉政建设的可靠保障；成熟的公民社会环境是廉政建设的社会基础；丰富的廉政文化是廉政建设的强有力支撑。我国的廉政建设应在吸收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有中国特色、多位一体、行之有效的廉政制度，即完善的监督机制、法治路径、社会路径和文化路径等。

[关键词]国外廉政建设；监督机制；法治路径；社会路径；文化路径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14-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家文化底蕴下中韩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12KBS079）；河南工业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 2012FRJH14）。

[作者简介]杨卫军（1967-），河南郑州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博士，河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借鉴国内外有益做法，关键是抓好制度建设这个重点，以完善公务接待、财务预算和审计、考核问责、监督保障为制度为抓手，努力健全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1]（P56）总结国外政府廉政建设的经验，有助于破解我国廉政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法律法规问题、监督体系不健全以及社会价值观培育等问题。当前中国社会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腐败现象也呈现出“高官化、家族化、情妇化、巨额化、国际化”等新特点，西方国家诸多经验有利于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有效的权力监督：廉政建设的根本

西方大多数国家廉政制度坚持的是将权力分散设计，保持机构的分散和相对独立性，权力分散基础上的统一领导与协调，监督机构的高度权威性是国外廉政建设的基本方向。英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反腐败领导或协调机构，各种反腐败机构的设立多具有实用主义色彩，且比较分散。英国议会下属的专门委员会、政府各部委的反欺诈部门、各种监督机构以及各类监察专员署乃至司法机关等，组成了英国反腐败机制中多层面、多渠道的职能机构。在英国，由于政府部委系统不同、管辖不同、地区不同，各反腐败职能部门的权限也各不相同。具体来说主要有议会监督、议会监察委员会、审计机构、政府内部的监督机构、诺兰公职道德规范委员会、处理严重犯罪办公室、警队反贪污调查组、严重诈骗调查局、资产追缴局等。法国的主要监督和反腐败机构有：议会的监督作用、法国行政法院、法国审计院、监察部门、预防贪污腐败中心、公共生活透明委员会、国家稽查特派员等。

德国的主要监督体系具有多元性，除在议会、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设有专门的反贪机构外，还设立联邦审计院作为独立的反贪机构，不隶属于任何机关。德国的反贪机构主要有：议会、政府各部门和各州的反腐败机构、审计机构的监督、警察机关的监督、腐败案件清理中心、透明国际、舆论监督等。根据法律规定，检察院发现有腐败方面的报道，有义务进行调查。德国拥有100多家电台、25家电视台、27家通讯社、380多种报纸和9000多种期刊。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丑闻一旦曝光，就要引咎辞职。

韩国主要的反腐败机构主要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检察机关的监督、检查院、反腐败委员会等。韩国目前防止腐败的一个关键性措施就是对各级政府进行清廉度调查。清廉度调查的依据是各机关的廉政记录、资金账户往来、不法收入证据、民间举报等。最后得出各机关的清廉度指数，然后分类进行清廉度排名。韩国政府的这个做法受到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高度关注和认可，其成功的经验被推荐给经济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效仿。

为了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在很多国家的权力监控系统中，除了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监督和制衡外，还在行政机关的内部、外部设立专门的廉政监督机构。这些机构在各国的廉政建设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尽管各国的反腐败机构名称、职能各不相同，但是各国的共识普遍认为，建立独立的反腐败机构是廉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和保障。

二、健全的法律体系：廉政建设的保障

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廉政建设的重要保障。通过立法使廉政建设法制化、规范化，是各国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和特色。一方面，严密立法。国外政府为遏制腐败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有分散式廉政立法和专门性廉政立法，职能和目的大致相同。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反腐法律的国家。迄今为止，它已经先后通过了一系列与反腐败有关、或者包含反腐败内容的立法。

德国廉政建设呈现出“注重人格力量，突出权力重点，坚持法制原则，强化舆论监督”的特色。德国反腐败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德国刑法典》，其中有关贿赂罪的条款是确定腐败行为法律后果的主要依据。1998年德国联邦政府颁布了《联邦政府关于联邦行政管理部门反腐败准则》，对联邦公务部门制定反腐败措施进行了指导性的规定。

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一系列丑闻相继曝光，反腐败开始成为社会公众的热门话题。美国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反贪污贿赂法律，如1977年的《对外贿赂行为法》、1978年的《文官制度改革法》、《监狱长法》和《政府道德法》等。美国政府并没有一部包容一切的反腐败法，而是把有关规定包含在各类法律中。这些法律已经成为美国今天反贪污法律的基本内容。

除了反腐立法外，国外很多国家建立了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是反腐的利器，强力推进了廉政建设。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是瑞典的首创，早在1766年瑞典就公布了有史以来第一份财产公示，使人们有权查看首相的纳税清单。新加坡《财产申报法》规定，每一个官员被聘用之前，必须申报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产、贵重首饰、银行存款等。《公务员纪律条例》则规定，公务员购买股票必须经过所在单位常任秘书批准。公务员不准做生意或在商业机构任职；公务员不准收受礼品，不能接受宴请等。法国的财产申报制度有严格的时间期限，官员所申报的财产状况必须真实具体，并以名誉保证。对于当选的总统候选人，在公布他当选的同时必须公布他的财产状况，以便公众监督。墨西哥政府制定的《信息公开法》规定，政府部门科长以上公务员直到总统，在任职60天以内，都需要向监察部门申报包括本人、妻子和未独立生活的子女在内的家庭全部财产。任职期间，每年按期申报一次财产变化情况。国家审计局为此在因特网上开通了专门网站，供国家公务员公开自己的收入情况。

当然，廉政建设法制化有两个重要环节，即严密立法和严格执法。国外发达国家和一些清廉指数较高的国家，他们的廉政建设立法严密，立法形式多样化、规范对象扩大化、立法功能系统化。有了严密的立法，还要有严格的执法。在最清廉的国家，法律就是至上权威，维护法律尊严就是全民的最高责任。在那里，法律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公职人员，无论其身份地位、党派关系。法律就是“高压线”，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官员，没有人能够逾越。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清廉指数较低的国家，虽然廉政建设的立法完备，但是，往往执法不严，法律的权威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法律的效能大大降低。

三、良好的公民社会环境：廉政建设的基础

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国外的廉政建设组织体系不仅仅包括官方性的组织机构与制度设计，还包括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

在西方国家，公民社会组织可以对政府权力的行使形成有力的监督，从而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腐败。美国民众的自组织水平高，对地方官员形成了制约之势。美国的社区一般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经商者可以加入商会；教师有教师工会；公务员有公务员工会；警察有警察工会；这些组织有自己的利益倾向，经常可以用同一个声音与政府和政治家对话，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能无视这种力量的存在。美国在顶层制度设计时，政府的权力就是立法权、行政管理权和选民选举权相互制约，民选的官员在对选民负责的同时，还要受来自民间和各种相互制约的机构的制约。这种负责、制约和监督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并被设计成了一系列法律的程序。

国外公民社会的多元监督方式主要有：首先，公众积极参与反腐。一方面，国外公众积极参与反腐败的预防教育。道德教育是英国反腐败教育的主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守法。德国各州的学校法中关于德育的规定，都将遵守行为规范、做到公正、诚实、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履行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列为重点。另一方面，瑞典、美国、新西兰、英国、等各国政府积极创造条件，为公众参与反腐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其次，以网络新媒体为主的舆论监督。以网络新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舆论监督，为公众参与反腐推波助澜，这说明网络新媒体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不可小觑。总之，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是一种体制外的监督，尽管社会监督力量具有分散性、自组织性弱等特点，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仍是反腐治贪的重要手段。

四、丰富的廉政文化：廉政建设的支撑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在预防和遏制腐败问题时，除了通过监督机制、立法、社会环境等方面加大惩处和预防力度外，还普遍建立了丰富多样的、被社会广泛认可和普遍遵循的廉政文化。芬兰、瑞典、韩国、新加坡等都坚持不懈地塑造深入人心的廉政文化。芬兰一向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芬兰人在北欧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性格——坚忍不拔、不贪婪，人们崇尚自律，鄙视贪污受贿、侵吞公共财富之举。至今，芬兰仍然保持着纯真古朴的道德准则和良好的社会风气。而良好的教育环境使得芬兰公民普遍具有较浓厚的法律意识。多年的熏陶和不懈的教育使清正廉洁成为每个芬兰人的自觉习惯，这已经成为当代芬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瑞典，由于受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腐败行为被认为是极其羞辱的事情，很少有人幻想能够通过受贿、贪污来发财。在瑞典，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公民，都很害怕有污点记录。

韩国政府在中小学课程中设置反腐败内容，加深未来一代对腐败的危害和影响的认识。2001年，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就委托全国道德教师会开发反腐败教材。同时，为了教育普通公民，提高他们的反腐败意识，反腐败的教育也在妇女学校、老年大学和其他文化教育及培训机构进行。积极利用电视、广播等通讯舆论工具进行反腐宣传、制作、播放以反腐为主题的节目，为教育和公开反腐败提供各种反腐败材料，分析和评估政府反腐败的成效，注重建立一个对腐败不能容忍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五、国外廉政建设的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套较成熟的监督机制和国家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吸取国外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以及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监督机制。国外廉政建设的经验表明，权力的制衡与监督能有效地预防腐败。首先，中国的反腐机制需要形成阳光行政、透明决策、高效问责、新闻独立监督、司法独立审判、独立审计等一系列制度的支持。一定要让权力在阳光下作业，让权力受到制度的约束，“不能腐败、很难腐败”成为我国顶层设计的基本架构，“不愿腐败”成为政府公务员的自觉理念。尤其是让权力从集中走向分散和碎片化，更应该成为我国反腐监督机制的必然选择。其次，要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让公众有知情权。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透明是最好的“反腐药”。让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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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在阳光下运行，这是对政府工作最有效的监督方式。从国外一些国家的经验看，没有政务公开，即使有再完善的法律制度都难以防止腐败。我国20世纪80年代就有一些地方推行“两公开、一监督”，即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接受群众监督，中央也加以倡导；2007年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提出，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所有政府信息都要向社会公开。从公开的原则、内容和方式看，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比较，我国已经走在前列，但在具体实施上还需要不断完善和深入推进，尤其要增强政府办事的透明度，使政府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在阳光下运作，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2.法治路径。我国应加强反腐败立法。国外廉政建设的经验表明，是否有反腐的立法是建立廉洁政府的关键所在。我国虽然有《反腐败法》和《公务员法》，但过于粗糙，应结合国外廉政建设立法经验，目前我国亟需解决的是针对受贿罪、公务员财产申报和公示、渎职罪、安全事故问责追究等当前频发的问题，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如财政预算制度（尤其“三公”支出）、公共采购制度与公共财政管理制度等，制定明确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在廉政建设方面给全体人民交上一副满意的答卷。当然，立法和执法要一体化运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任何人都不能逾越“高压线”，弱化了执法，法律的效能就会大打折扣。

3.社会路径。加快公民社会建设，提升公众的政治参与度。廉政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在全社会营造人人参与的社会氛围。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具体操作层面也要细致入微，创造一个有利于社会组织健全发展的氛围。应改变传统的经济社会绩效考核机制，把社会建设纳入考核目标；应提高运用网络问政和反腐平台的能力，建立全国统一的反腐信息数据平台，通过微信、微博互动等多种方式，对大案要案以及社会热点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跟踪报道，及时还原事件的真相，增加反腐工作的透明度，解疑释惑，增强政府政治的透明度和效度。

4.文化路径。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社会评价等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的总和必然要形成特定的社会文化意识。人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世界里，其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必定要受到文化的影响。腐败既是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文化行为。治理好一个国家，仅仅靠严刑峻法是不够的，法律不是万能的。在社会生活中，要做到有法必依，就必须得到现实的人的真正认可。廉政建设也是如此，既要有一套相对完备的法律法规做保障，更要将廉洁自律内化为社会公众的自觉要求。当前反腐败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不仅有来自机制、体制、制度方面的阻碍和制约，更有来自人们的心理态度、观念模式和思维方式等文化结构方面的制约。为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帮助全体社会公民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廉政观尤为重要。通过廉政文化的建设来推进廉政建设主要是基于文化的辐射和带动功能。我国廉政文化的建设主要呈现为政府主导型，具有灌输式的特点，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强，因而效果不佳。新加坡在廉政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提倡“廉”是立国之本、执政之根，是为官的基本道德规范。新加坡官员必须树立为国民服务的思想和奉献精神。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应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增强廉政文化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形式也比较单一，主要是放有关反腐败的案例的录像，缺乏多样性，尤其缺乏寓教于乐、生动活泼和群众喜闻乐见的素材。加拿大廉政教育的特点是注重通过咨询、指导、服务、宣传等方式，告诉公务员哪些是可做与不可做的，以及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与后果。此外，还可利用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等信息传媒来推广廉政文化的建设。总之，坚持不懈地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在全社会树立“以廉洁为荣，以腐败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价值观，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就会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查昆岩

作者：杨卫军

廉政建设论文篇2：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及其廉政建设思想的初步形成

［关键词］毛泽东中央苏区廉政建设廉政建设思想初步形成

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尽管新型的工农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专政，是中国历史上最大限度的代表人民利益、让工农兵普通群众第一次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革命政权。但是新政权建立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处在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侵蚀骚扰之中，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消极怠工等腐败现象，伴随着新生政权的产生就时有出现。这些现象不仅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而且增加了政府的开支，加剧了根据地经济的困难，给苏维埃政府和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为了维护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威信，毛泽东积极地领导开展了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在如何遏制和惩处贪污腐败、建立廉洁政府问题上开始了积极地思考和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初步形成了他的廉政建设思想。

一、重视通过思想教育加强廉政建设

在毛泽东看来，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根源主要是主观主义造成的，是剥削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所以要搞好廉政建设，最根本的是人的思想问题。只有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才能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才能做到自觉自律，才能保证党的廉洁。

其实在中央苏区时期，苏区干部那种不计报酬，一心奉献的精神，一方面来源于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来自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广大干部进行的廉政思想教育工作。

早在1929年，为了使新党员具有廉洁奉公的思想素质，毛泽东就特别把“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1］作为新生分子入党的条件写进了《古田会议决议案》。“没有发洋财的观念”这一条实质上就是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党员同志具有廉洁奉公的思想素质。

所以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意识到对苏区党员干部进行廉政思想教育的重要作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举办各种训练班和学校，大力培养党员和干部。此后苏区相继创办了党校、红军学校、苏维埃学校和其他干部学校。1933年3月，苏区中央局和政府、共青团工会联合主办了由任弼时任校长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这些学校的创办为教育广大领导干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十分注重舆论所起的思想教育作用。当时中央苏区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是通过党的喉舌《红色中华》、《斗争》、《红星》、《青年实话》等报刊开展的。这些报刊特别是《红色中华》经常刊登毛泽东关于苏区廉政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报告以及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惩治腐败的各种文件、命令，对于反贪污腐化过程中查出的各种案件给予及时的报道。同时对那些克已奉公、清正廉洁的典型予以表扬。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拿活的样板给他们看。”［2］毛泽东最痛恨官僚主义，面对苏区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他说:“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3］

另外毛泽东还十分注重教育广大领导干部要以群众利益为重，为群众谋利益，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自觉克服各种贪污腐化现象。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他一再强调，“我们对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4］。并要求大家向长冈乡和才溪乡学习（毛泽东曾把自己写的两个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发给部分领导干部），同时指出：“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5］毛泽东运用比喻的手法，把人民群众比喻为铜墙铁壁，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群众观点、要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的观点。

毛泽东还教育大家要厉行节约，他多次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6］毛泽东把贪污和浪费提到了犯罪的高度来认识，同时指出反对贪污和浪费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求大家在今后不能放松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932年2月17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布了第3号通令。《通令》要求，所有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不要浪费，以免多耗经费。同时指出，我们要坚决地同那些浪费金钱，滥耗政府财政的人作斗争，我们要号召工农群众驱逐那些人出苏维埃机关。苏区军民响应毛泽东和政府的号召，厉行节约，把财政开支减少到最低限度，如1933年11月中央苏区经费预算总计为3303145元，12月就降至2415057元，节省了888088元［7］；1933年11月，中央政府各部预算总额为12032元，1934年3月增设了粮食部，预算总额反而减少到2831元，节省了9201元［8］。可见在毛泽东要求厉行节约的教育下，当时苏区取得的成果是很大的。

二、注重从制度建设上来确保廉政建设

毛泽东历来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新生的政权应该是人民的政权。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揭露了官吏的腐败，赞扬了农民新政权的廉洁，他说：“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9］非常鲜明地指出廉洁不廉洁的关键在于权力归谁，归土豪劣绅就不廉洁，归人民就是廉洁的。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提出了新政权是人民的政权，人民的政权应该为人民的思想。他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10］如何保障人民的政权为人民呢？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廉政制度建设。

首先是法律制度的建设。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中，毛泽东十分注重以法反腐，通过立法来惩治贪污腐化分子。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尚属初创，毛泽东就向工农革命军颁布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的三大纪律和“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六项注意，同时还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针对中央苏区的腐败现象，1932年7月，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发出14号训令，规定：对苏维埃贪污腐化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同副主席项英一道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训令明确规定：“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消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11］这一系列的法律制度的建立，使中央苏区的反腐工作有了法律依据，对廉政建设起了很大的保障作用。

其次是监督制度的建设。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要保证苏维埃政权的干部清正廉洁，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民主监督系统。早在根据地创建初期，毛泽东就在红军内部建立了士兵委员会，以便对红军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随着苏维埃建设的全面铺开，毛泽东更加重视监督制度的建设，他敢于碰硬，善于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反腐。他强调：“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批评。每个革命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当着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容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12］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规定，设立了国家监督机关——工农监察委员会。在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同时，也通过了《工农检查处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工农检查处是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一部分，代表工农和城市贫民的利益，有权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之后不久，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系统在中央苏区建立。随即发动群众和不廉洁的行为开展斗争。主要措施有：一是建立控告局，专门负责接受工农群众对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国家企业单位违反政策、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现象的控告。为了广泛收集群众意见，控告局还在群众较集中的地方设置控告箱，以便群众投递控告书。据1934年2月20日《红色中华》刊出的《检举中央各机关的贪污案件的结论》一文记载，中央互济总会财务部长谢开松贪污案就是控告局通过接受群众举报而揭露出来的。二是组织临时检察委员会，1932年12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第2号训令，要求各级检察部门组织各级检举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检举、监督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各级军事机关、地方武装部队的指挥员，将他们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官僚腐化分子清除出去。三是建立突击队，突击队是工农群众在工农检察部指导之下，监督、检察国家政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种方式。四是组织轻骑队，其职责是对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腐化干部进行检举和控告。1934年2月20日苏维埃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在1934年初中央苏区开展的反腐败运动中，仅突击队这一种反腐败群众组织就配合、协助苏维埃司法机关检举、查获各类腐败分子169人次。五是设置巡视员、通讯员。这些措施形成了对干部的监察信息网络系统。

再次是经济制度的建设，毛泽东认为经济制度建设是廉政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然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苏区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和财政制度，财政收支混乱。这种状况使贪污腐化分子有机可乘，加上当时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的财政十分困难。因此无论是从苏区的经济建设还是从苏区的廉政建设来看，加强经济制度建设迫在眉捷。

“一苏大”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将建立、健全各级财政管理机构、统一财政制度作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很快就健全了苏区统一的财政制度、会计制度、国库制度、税收制度、审计制度、预算决算制度、财政收支运作规则等。通过这些制度和措施，加强了统一领导，纠正了财政混乱状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十分重视财政纪律，在中央苏区专门设立了财政人民委员部，这是中央苏区财政系统的最高领导机关。财政人民委员部规定了财政部门的组织系统和职责，这就从根本上为杜绝贪污腐化现象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三、通过大力开展反贪污浪费的实际斗争来巩固廉政建设

毛泽东不仅从制度和法规上来加强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而且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贪污腐败现象，领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贪污浪费斗争。他十分关心运动的发展，并亲自过问许多大案要案的查处，还多次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当时一些重大案件，如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的贪污腐化案，中央总务厅苏大工程处主任左祥云的贪污案，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案，雩都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挪用公款经商案，都是中央直接进行查处的。其中左祥云案是个典型。左祥云原系中央总务厅下属的苏维埃大会工程处主任，因贪污公款246.7元的劣迹败露，妄图投敌，毛泽东亲自责令总务厅长赵宝成扣押左祥云候审，最后由苏维埃法庭终审判处左祥云枪决，其它涉案人员也一一受到惩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另外，据1934年1月4日《红色中华》报道：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唐仁达侵吞各军政机关交回的节余款、群众退回的公债款、谷票款、变卖公家的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贪污大洋2000余元。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唐仁达交最高法庭处以极刑，并没收其本人财产。同时将知情不报的瑞金县财政部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又给予事先对此案毫无觉察、事后又不抓紧检查的瑞金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从1932年2月至1934年下半年持续3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虽然至今没有全面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成果是显著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仅打退了战争年代中央苏区存在的腐败现象，纯洁了组织，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使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思想作风得到了加强。而且苏区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干群关系、党群关系都得到了和谐的发展，当时苏区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苏维埃政府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同与赞扬，中央苏区与国统区形成天壤之别，群众的生产和革命积极性得到提高，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经过在中央苏区开展的廉政建设的实践，毛泽东的廉政建设思想也得以初步形成，不仅成为毛泽东一生中反腐倡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3.第90、277页。

［3］［4］［5］［6］［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1.第124、136、136、134、29页。

［7］《红色中华》141期，1934年1月7日。

［8］《红色中华》163期，1934年3月17日。

［10］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23页。

［11］《红色中华》140期，1934年1月4日

［12］余伯流凌步机著《毛泽东与瑞金》［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第323页。

责任编辑梅宏

作者：凌　群　刘丽丽

廉政建设论文篇3：

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的实现

摘要：政府既是分配正义的责任主体也是廉政建设的责任主体。分配正义的实现离不开廉政建设，而廉政建设的取向是实现包含分配正义的公平正义，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相互促进。而“应为”与“应得”既是分配正义的理论限度又是廉政建设的本质要求，承担“应为”之责，保障“应得”权益，构成了廉政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从分配正义视角考察廉政建设，厘清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次分配过程中的定位，才能更好地实现分配正义。

关键词：廉政建设;分配正义;政府;市场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在“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实现“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1]的目标。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离不开廉政建设的发展，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包含对分配正义的保障。厘清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的关系，对于实现这一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一、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的外在交集

政府是廉政建设的责任主体，廉政建设需要依靠个人、政府、社会大众等多方面协同发力，同时政府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分配正义的主体。在这一意义上，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二者在现实世界中相交于政府这一主体。

首先，政府是实现分配正义的主体且我国保障分配正义的制度优势明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规模继续扩大的再生产或蓄积，也会再生产规模继续扩大的资本关系”[2]，即在市场经济中，扩大再生产会造就更多的巨额财富所有者和与之对应的低回报劳动者，资本的增殖会使得资本所有者的财富数量优势扩大为经济制度中的结构优势。从宏观层面长期的现实情况来看，以一流资本为代表的资本收益率明显地超过全球的经济增长率。这二者之间的差异导致从整体到群体再到个人，拥有优势地位的资本持有方只需要将其所获得的一小部分财富用于维持或适当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而将大部分资金投入扩大再生产进程，初始持有资本多寡不同的各方之间的差距就容易一直延续下去，并且这一差距很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进而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这一现象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具体表现为私有财富在国民财富中的占比过大，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这一现象十分常见，以至于皮凯蒂认为：“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私有财富在国民财富中所占有的份额过大，公共财富所占份额太小，人们平等地分享公共财富的实际意义较小。”目前在所有的主要发达国家，私有资本占国民资本的比例都超过九成。部分国家甚至超过百分之百，例如意大利的公共资本为负，因为在当地公共债务比公共资本还要多，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公共资本会逐步地以偿还公共债务的形式流入私人持有方手中。换句话说，本就占比较低的公共资本规模还在不断萎缩，依靠公共财富保障分配正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不具有实现条件。相较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民财富的结构调节以及分配统筹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公共资本占国民资本的比例约为三成，远高于资本主义经济体。根据国务院公布的《2017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全国国有资产总额为454.5万亿元，资产的体量巨大且大多数以公共基础设施的实体形式服务于全国人民，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明显结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可以利用好占比国民资本比例较高的公共资本，将有利于更加公平地分配由资本创造的财富，保护好社会整体利益。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取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以“赚钱为天职”的特殊的工作伦理，在这种导向下的经济活动中，每一个成员实质上是以货币数量的多寡为尺度衡量成本和确定收益的。这种特殊伦理的“合理形式”表现为：将事物甚至他人作为每个成员自身实现“赚钱天职”伦理目标的可能或可行的条件、手段。这种看重可选动作能否作为实现经济目的的有效手段的工具理性是对低成本、高效率、唯利润的制度形式的不断追求，其表现为以自由劳动力市场、组织化流水线作业、自由贸易市场等较为高效率的经济。但是，另一方面，个体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理性追求却表现为个体对货币的道德无原则追求。例如，美国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对于私有企业的补贴仍部分地被用于私企管理层年度奖金的发放。从上述例证可以看出，工具理性更多地表現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合理形式，却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的合理实质，因为货币是衡量经济活动价值的一种尺度而非唯一尺度，市场经济实质合理的实现离不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丛聚，而价值理性在经济活动中可以理解为对分配正义的追求。

政府是廉政建设的主要责任人且实现分配正义离不开廉洁政府的支持。廉政建设主要包括廉政文化、廉政法规、廉政机构建设和廉政系统运作四个方面。政府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对象，是廉政法规的制定实体与责任主体，廉政机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廉政建设，廉政系统的运作是政府运作系统的一部分。而在分配领域，由于政府不仅是代表其自身的形象符号，而且是公共利益、价值、民生、分配正义等一些美好东西的塑造者。[3]所以，分配正义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的参与甚至主导。换句话说，理解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在实然世界中的交集，即是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角色的思考与认识。特别是在现实中，国内的公共资本无论是在教育、医疗、金融还是基建等领域，大多以国有资产的形式存在——从根本上讲，我国政府是公共资本的管理主体，在经济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硬币的两面，政府在经济过程中的独特地位，一方面给予我们实现历史创造性分配正义实践的可能，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张首先教授认为，人为设计的分配模式对自发秩序的干预必然产生一种强制，少数人获得权力必然为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设计方案、采取行动，在权力—利益的模式下，如果权力缺乏制度的科学设计，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制约，权力异化必然应运而生。[4]而政府主体的决策过程以及执行行为都需要具体到部门和个人层面，这意味着防止公共资本被挪用和非法占有必须要加强廉政建设，从而保障公共资本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而非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要以分配正义为行事准则和根本目的。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制度优势能够转化为经济治理效能并进一步彰显社会公正的重要前提是：保障在当前经济制度下占主导地位的政府权力被合法合理使用。总的来说，政府为主要对象的廉政建设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于权力法治关切的、带有制度性的现实回应，这一制度性回应从一开始就带有对分配正义的聚焦——因为权力法治是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限制的目的并不在于限制行为本身，而是权力法治的指归，本质上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这一保障在经济过程中表现为对分配正义的核心关切。而理解这一外在制度性表达，离不开对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二者间内在联系的进一步探究和思考。

二、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认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5]19基于此，有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批判分配正义甚至正义，那么从理论维度探讨分配正义似乎在当下并不具有太多意义。然而，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及的正义与分配正义并不影响我们当下对于分配正义的探讨。因为在视域上，马克思批判的是将分配与生产脱钩，经济学家们抛开生产谈分配的现象;在前提背景上，马克思认为正义问题的出现是由于社会现实下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不足，在他设想的共产主义前提下，关于正义的讨论自然不会存在也不应该存在;在目的上，马克思是为了批判以分配的名义将个人的权利作为正义的核心关切而忽视了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的普遍性思考。换句话说，我们讨论的正义是客观的、有条件的、在社会关系中的、当前历史背景下的正义，对这种现实的、具体的、实践的分配正义的理论思考是可行且有必要的。

（一）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相互促进

1.廉政建设是分配正义实现的重要保障。每一个政治社会都是由许多不同种类的小社会构成的。这些不同种类的小社会各有各的利益和行为准则。[6]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相关行政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自然也避免不了在现实中出现部分利益分化的现象。面对不同利益共同体的不同利益诉求，西方选择了通过多党制形式、依不同利益诉求组成分别代表一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来相互制衡的模式，这一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其现实结果看，它很容易变成内耗争执或影响长远发展的制度桎梏。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制度，想要将这一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经济治理中的治理效能，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7]

首先，廉政建设有利于防止个人在公权行使领域权力寻租。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可靠的制度设计不应在现实中对人性进行考验或给予人性以完全的信任。现实中的大部分公共权力在行使和财富分配的过程中，难以实现全过程全员监督，这就容易出现内部化处理本应进行外部性公开分配的灰色运行机制。通过廉政建设扩大民主参与，压缩灰色运行机制空间，在政治人层面实现同一的政治权利分配，在经济人层面实现合法前提下、基于现实的差异性财富分配将使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受到高效监督和约束。

其次，廉政建设有利于促进社会在财富调节领域保持良序。因为不管是政治人还是经济人其实都从属于社会人，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属性不可以完全割裂，对应到现实中，社会生产的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与社会文明是密切相关的。在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长期发达的农耕文明给政治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相对显著。一是由于旧时的廉政文化理路基本上是由上到下的，把老百姓当作“子女”“子民”，廉政主体者是“父母官”[8]。这种将为官者视为如同父母之类长辈的观念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依旧时有出现。当代很多优秀公职人员将“父母官”理解为以百姓为衣食父母、将自己看做百姓儿女的观念较前者已经有了进一步发展。然而，无论是官本思维还是民本思维，这二者的理路依旧是以亲缘或血缘关系为预设。廉政建设有利于贯彻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充分实现分配正义，因为它在根本方式上并不依靠上推下效，而是以民主为动力。二是旧时地域和集团文化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依旧保持着部分惯性。在小范围内部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保持忠诚、乐于奉献，却可能导致在更大范围内对整体公共利益分配造成损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意识需要通过廉政建设来进行规范。总的来说，廉政建设可以助力人们的尊严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在社会的财富分配方面保持有序发展。

再次，廉政建设有利于防止政府在资源配置领域地位错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价值规律，这本身并不拒绝政府发挥其应有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9]而具体对于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指出，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5]67这其实表明了政府应该在宏观层面上为社会生产提供指导规划和战略协调。进一步说，计划不是指行政命令形式的政府安排，而是对市场滞后性和短视性的补充。廉政建设在政府对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在以上观点的贯彻落实层面。因为腐败在这种情况下表现为：少部分人利用漏洞使得政府在现实执行过程中，由低强度干预向高强度干预发生的僭越。比如，近些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一些成果显示，廉政建设的完善对于政府在执行层面上贯彻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合理低强度调节市场资源配置以及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这三个方面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最后，廉政建设有利于促进国家在社会生产领域整体进步。一方面，多数腐败通过影响各种不同的收入分配相关政策对收入分配产生较大影响。以非法侵占公共资金、商业过程权钱交易、行政手续缺失、征地收益侵占，甚至是市场排他性准入等现象为代表的腐败问题既造成了分配不公又迟滞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根据厦门大学张光的实证分析，公众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担忧以及认知的腐败程度显著降低了他们对这类政府经济支出的支持度。[10]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可以发现，腐敗会影响到符合当下实际的差异性经济分配被动关联于政府公共支出的合理合法性。换句话说，廉政建设不仅有利于直接促进社会生产领域的产业发展和分配正义，还可以治理腐败所带来的削弱政府公信力的“并发症”。

总的来说，廉政建设在制度、文化、行政与政策以及社会生产等多方面都为分配正义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

2.分配正义是廉政建设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一，分配正义的实现会增强廉政建设的多维度张力。值得指出的是，这里分配正义的实现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基本实现，而非在绝对意义上的实现。从微观看，分配正义的实现会增强廉政在个人维度的张力。卢梭认为，人类的不平等一般分为两种：其一是自然上的，其二是政治上的。而自然上的不平等是自每个人出生就已经发生的，对其进行有限地调节与介入，最终离不开政治经济权利的保障，比如政策扶助、资金扶助和人力扶助等，换句话说，对自然不平等的调解尝试离不开政治层面的介入，无法执着于天然生理上平等的人，若是其在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中可以获得公平正义方面的保障，那么人们对于包括廉政在内的民主生活的参与度将进一步得到提升。从中观看，分配正义的实现会增强廉政建设在组织维度的张力。对于组织和集体来说，廉政建设的重中之重就是廉政文化的建设，良好的氛围会促进组织进入政治生态良序。若是分配缺乏正义，一方面会使组织内部形成分化，坚持廉洁的群体与已经腐化的群体在短期获得感上可能会产生一定对比，甚至导致心理落差。同时在进行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已经腐化的小部分人群对于自身既得利益的不合理诉求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组织内部意见分歧。另一方面，在市场与行政的互动过程中，来自市场的外部性诱惑会使得组织的压力增大，出于对小集体短期利益的诉求可能以不同形式阻碍廉政建设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进而导致组织的团结被损害。反之，组织的团结与廉政建设的实践都将得到维护。从宏观看，分配正义的实现会增强廉政建设在社会维度的张力。政府与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体的，廉政建设并非局限于政府范围内，政府与社会需要在廉政建设进程中保持合作与互动。分配正义的实现有助于管控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歧，维持廉洁政府与廉洁社会的有机结合，进而保障这二者的持续良性循环。第二，分配正义的价值理念会促进廉政的个人意向性整合为集体意向性。更为具体地说，分配正义对廉政建设的促进不仅表现在个人、组织和社会维度的官能上，还体现在其中蕴含的价值导向上。而“个人意向性”与“集体意向性”是由约翰·塞尔（John R Searle）提出的一对范畴，它们分别指作为个体或集体存在的人所拥有的信念、欲望和意愿。在利益诉求面前，对于抽象分配正义的价值理念追求会使得不同个体的分配正义诉求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一种基本正义的分配的集体意向性，这种集体意向性指引下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实质上就包含了廉政制度。在此制度安排下分配正义的事实给个体所带来的公平感、获得感与幸福感会推动个人更加积极地将已经被证明合理有效的个人意向性通过整合实现更高层次的集体意向性建构。

总的来说，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廉政建设为分配正义的实现保驾护航，分配正义的现实与理念会助推廉政建设的发展。而在更深的本质层面上，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之间的联系体现在同一性上。

（二）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的同一性

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的政治哲学都是对于“应然世界”的追寻。沈晓阳认为，廉政的本质就是履行“应尽”职责，获取“应得”权益。[11]他所指的获取“应得”权益的主体是政府或社会，但是由于政府的权益在本质上又与其义务相一致，“应得”的主体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政府。所以我们认为，更确切地说，廉政的本质是政府履行“应为”的职责并保障包括政府自身权益在内的、各方的“应得”权益。而分配正义是“分配的正义”的简称，可以理解为由政府或社会给予每个人“应得”的权益，而“给予”这一动作就已经包含了“应为”的取向。从这个角度来看，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的本质是同一的。

1.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的“应得”同一性。“应得”即应该得到，这里涉及到两个概念，被分配的事物和得到它们的人。对此，主流观点认为条件基本相同的人应该被给予相等之物。换句话说，这里包含着一种基于被分配的物的平等权益取向。比如，在比赛中分配一架琵琶该授予哪位参赛选手时，这种取向会侧重于将琵琶分配给演奏能力最好的选手，因为将琵琶分配给演奏能力最佳的选手而非依靠名声、穿着服装或拥有财产等条件进行分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物尽其用。这一分配取向反映出“应得”概念的目的论思维，琵琶被创造或者存在的目的在于演奏美妙的音乐，而能尽最大可能性发挥琵琶作用的人则应当得到这架琵琶。这种目的论有其合理性，然而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比如，有一把质量上乘的古代二胡正在出售，二胡演奏家和不会演奏的收藏爱好者同时竞价，结果收藏爱好者以更高的價格将二胡买回家做装饰，难道这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一种损失？这一“损失”的感觉即反映出目的论的思维方式，即二胡是用于演奏而非用于装饰的。类似的，当我们在思考分配正义的时候，我们不仅需要关心收入、财富和机会等现实的相对平等，还应该注意到其背后的政治实质和目的，这一目的并不仅仅停留在功能层面，它还蕴含着对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关怀和使人们过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生活的愿景。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廉政的根基。[12]于是，分配正义和廉政建设最终同一于“应得”。

2.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的“应为”同一性。“应为”即应该作为，而“应得”需要通过实践转化为实然，在这一过程中目的论是根本的方向或目标指引，而在具体的转化过程中，需要用“应为”规范“应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应得”是一种在特殊规则体系下的概念范畴，在这一特殊规则体系下，竞争性关系被弱化，因为在外部条件局限的现实世界，合作关系或者非竞争关系的占比并未达到一定的比例，以致可以忽略竞争关系的存在。于是，作为竞争后的结果，此时的正义分配是在竞争趋于结束阶段的分配正义，它并不关注每个人竞争前的区别。譬如，一个人投入全部的时间精力完成的一项任务并获取了报酬，而另一更具天赋者只投入了前者十分之一的精力便完成了同样的任务，获得了同样的报酬。在这一情形下，“应得”的分配正义性就容易遭到质疑，换句话说，在面临以同工同酬为代表的竞争性关系时，“应得”的目的论思维会显得单薄。于是通过“应为”对“应得”进行规范限制，而经过再次规范后的“应得”反而得到了发展，即当人在以实现“应得”而产生的“应为”实践时，他的所得才属于他的“应得”，这样“应得”与“应为”便共同构成了分配正义的理论限度。而“应为”实践的主体由抽象的人扩展到具象的政府人员或社会群体层面，分配正义和廉政建设最终同一于“应为”规范下的“应得”。

总的来说，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不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论维度，其内在的本质上都具有同一性。

三、分配正义实践中政府廉政建设的角色定位

目前关于分配过程的划分，主流观点认为，政治经济的分配过程应该按照发生顺序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在这三次分配的过程中政府都扮演着不同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初次分配阶段，市场作为主体，政府适当参与调控，在此时政府履行其消极职能;在再次分配阶段，政府作为主体，既通过制定和维护规则进行指引，也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发挥作用，在此时政府履行其积极职能;在第三次分配阶段，社会组织与个人作为主体，自发、自主、自为地小规模参与多种要素的分配调整，在此时政府保持中立态度。

首先，在初次分配的正义实践过程中，廉政建设表达为政府对“不应为”职权的避免。理想化条件下的市场是拥有强大自身动态调节能力的市场，每当有不合理差序的产生或存在情形，市场机制会自动引导市场要素流动至所谓的“均衡状态”。这一状态实质上也就是要素的合理配置，亦即分配正义的实现，所有人的交换都是平等的。毫无疑问，这种理想状态在较长时期内并不现实，于是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角色是必要的干预者。更确切地说，政府扮演的是不主动强势作为的调控角色，在这一背景下，廉政建设意味着政府只在较少数必要的情形下对分配调节进行方向性指导，而在大多数非必要甚至不应作为的情形下避免越俎代庖。比如，不因个人或小集团私利而滥用行政权力介入资源分配，不因政治绩效而滥用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竞争，不因短期效益而滥用行政权力亲近企业与资本等等。总的来说，廉政建设在初次分配中表达为政府权利和义务边界的明晰。

其次，在再次分配的正义实践过程中，廉政建设表达为政府对“应为”职权的履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两个最重要的着力点分别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和抑制贫富两极分化。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廉政建设对应表现为对部分带有历史合理性的“民生欠账”的重视与补齐。而自1993年中央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已经改变为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时强调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且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正式提出：“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政府一系列普惠性减税降费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一系列打击违法犯罪收入等行动的展开，反映出在抑制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廉政建设的根本目的与直接表达的作用愈发凸显。总的来说，廉政建设在再次分配中表达为政府责任的担当与作为。

最后，在第三次分配的正义实践过程中，廉政建设表达为政府对中立态度的坚守。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及“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13]。第三次分配一般遵循自愿原则，表现为志愿行动，它既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又不具有行政模式特征，是对以市场为主体的初次分配和以政府为主体的再分配的有力补充。在第三次分配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主要是规范的保障者和秩序的守护者。适度的监管可以维护第三次分配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防范以公益慈善为名的违法犯罪活动，但是这也不可避免地赋予政府监管权力的特征。而过度的监管一方面可能会提高社会与个人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成本，不利于公益事业的大众队伍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作为主体的慈善组织和个人具有明显的民间属性，行政越权容易导致其成为行政附庸。总的来说，廉政建设在第三次分配中表达为政府角色的中立与平衡。

从三次分配的全过程看，政府在初次、再次和第三次分配中扮演的角色十分类似于不同风格的家长。在初次分配中作为市场的指导者和必要时的调整者，在再次分配中作为主导者和引领者，在第三次分配中作为监管者和帮助者。尽管角色和任务具有差异性，但是“家长地位”是一以贯之的，反映到现实中便是对于政府领导地位的强调和重视，这种地位的突出本身并无问题，问题是高光与聚焦有时会使得个体、组织、社会等他方对政府的监督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从这个意义上看，廉政建设类似于政府自身监管建设或者说是政府在建设社会过程中对自身的示范建设。形象地说，廉政建设的分配正义取向是将政府建设成为一位有的放矢的“模范家长”。

总的来说，廉政建设助推了政府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分配正义价值取向实现，它关系到个体、组织或集团、社会整体等多方的获得感、尊严感和幸福感。在本质上，廉政建设与分配正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有同一性，分配正义的理论和实践结果促成廉政建设的推进，廉政建设的完善为分配正义的新发展提供依托。政府在三次分配中的角色差异性，实质是政府在不同分配阶段坚持正义一致性的必然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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